摘 要：《十九号房》是当代英国的女作家多丽斯•莱辛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苏珊在家庭主妇生活中因迷失自我而开始找寻自我，并最终在男权的压抑下走向了死亡的悲惨故事。文章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分析文本，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探析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反叛。
关键词：女性主义；男权社会；女性自我意识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创作题材十分广泛，作品形式丰富多彩。一般而言，她的作品中受到关注最多的是长篇小说如《金色笔记》、《野草在歌唱》。其实，莱辛也非常重视短篇小说创作，她的短篇小说也以其独特的风格而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许。《到十九号房》 （To Room Nineteen）发表于1963 年，是莱辛短篇小说中的精品。这篇小说以女性问题为主题，着重于女性心理世界的挖掘，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和陷入的困境。作品以细腻的笔调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苏珊在家庭生活中因迷失自我而开始找寻自我，并最终在男权的压抑下走向了死亡的悲惨故事。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来探析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揭示其在男权社会禁闭中自我的迷失和自我意识的苏醒及最终的崩溃。
一般说来，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男性是主体，而女性是他者；女性是作为男性的对立面而被动的存在，男性正是通过不断排除、压抑这个他者，来巩固自已的中心地位。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 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中，非常盛行的“贤妻”标准有两条：一是妻子负责管理好家庭事务，安排好仆人们的工作；二是在家庭生活中做出道德及修养方面的表率。这种标准是男权社会对婚姻中的女性提出的要求。在这一标准下，婚姻中的女性得遵从男权社会的理想和标准，做“贤妻良母”和“家中天使”。女性在男权所强加的“贤妻良母”和“家中天使”的社会角色中没有自我，只有对家庭毫无条件的牺牲。《十九号房》既深刻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思想和自由的禁锢，也反映了现代家庭主妇生活压抑个性和人性扭曲的一面。小说女主人公苏珊就是男权社会中被压抑的典型。在故事的概述部分, 叙述者描绘了一幅罗林斯夫妇美满的婚姻生活场景。这种美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们结婚时年龄不大不小正合适,认识了一段时间才坠人情网,之前各自有过一些甜蜜多于苦涩的恋爱经历, 但都把“ 真正的东西”即贞操留给了对方他们工作称心, 收人颇高, 两人婚前都住着不错的公寓, 可为了不让对方有寄人篱下之感, 他们搬进南肯辛顿伦敦富人区的一套新公寓, 这样谁也不会觉得要依赖对方。婚姻生活稳定之后, 他们在里士满区（伦敦最富裕的地区, 人称最都市化的居住地）的泰晤士河畔买了大房子, 苏珊辞掉了工作, 开始怀孕生子。马修努力工作, 挣钱养家口，苏珊贤惠能干相夫教子。“就这样, 他们和四个孩子一起幸福地生活在里士满一个花园的大房子里。想要的一切应有尽有, 事事按部就班。”[2]不难看出, 这里的“幸福” 是以男权社会的标准衡量的幸福。
在外人看来，苏珊拥有一个传统意义上近乎完美的家庭。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夫妻双方收入高，社交活动广泛，除了这些，房子，花园，佣人应有尽有。甚至苏珊怀孕后，“先生了一个儿子，再生一个女儿，跟着再生一对双胞胎，可以说完全符合罗林夫妇的风格。”【3】一切都似乎十分完美。可是苏珊在这种美满的背后，却感到了身心的窒息和自身主体性的丧失。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的主体性是妇女走向真正解放的关键。在父权文化下，女性只是男性作为主体的对照物。男权社会一直把女性界定为他者来树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确立女性的客体地位。《到十九号房》苏珊代表了原本拥有自己事业，由于家庭需要又重返家庭的妇女形象。婚前，苏珊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婚后因为孩子的缘故，不得不辞职在家，因此丧失了与丈夫马修平等的经济地位。而经济地位是妇女保持自己主体性的重要前提之一。苏珊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照顾孩子和房子上，在十多年如一日的繁忙中逐渐作为独立女性的主体。当最小双胞胎都上学后，苏珊原本打算恢复自主的女性生活，可是事与愿违。苏珊在家庭内部必须履行社会强加给妇女的种种职责：相夫教子，管理家务；必须表现出家庭妇女应有的各种品质：耐心细致，和蔼体贴。作为一个在婚前经济和人格都高度独立的女性，家庭的责任已让苏珊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当苏珊试图与马修解释她的状态时，马修似乎并不能了解苏珊的真实感受，马修无视苏珊的感情和需要，他对苏珊的关心只是尽一个父权教育下男性对妻子的基本义务。苏珊在斥责双胞胎后觉得不安而想与马修倾诉，而马修对其稍加安慰后，接着“用自己的身体安慰了她”，缺乏最基本的情感交流。苏珊在经历了内心矛盾不安后，开始用一种主动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情绪。“她下定决心回家之后到面对敌人，不管他在哪儿”，进而认识到“对了，问题就在这里，她需要独处，谁都不准靠近她”。苏珊开始自我探究之旅。
经过一系列的寻找与探索之后，苏珊终于在一家名为福德旅社的十九号房中通过独处静思，找到了真实的自我。这种自我卸下了社会和道德的面具，直视自己的灵魂，将自己的需要与情感放在第一位，是一种对女性独立的认可与推崇。苏珊最终因为秘密泄露而选择了死亡。在许多读者看来，苏珊的自杀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即使生活空虚并不意味着必须选择死亡来解脱。从现代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苏珊处于中产阶级的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中，在种种对女性的束缚与限制之下，苏珊的死有其必然性。当马修发现了苏珊寻找自我的最后领地——十九号房后，她可以独处的空间被关闭了，她珍视的静思变得荒唐可笑。苏珊选择用死亡来捍卫自己的最后领地而不向男权低头。自杀似乎是她能保持真实自我的唯一途径。[4]苏珊宁可死亡也不愿迎合男权社会规定妇女必须去承受的义务。另外，苏珊的死与经济不独立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她每星期向马修索要五镑用于支付旅馆的费用而泄露了十九号房的秘密。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
指出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作，除了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之外，还“必须每年有500 英镑的收入”。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http://ebooks.adelaide.edu. au/w/woolf/virginia/w91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