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摘 要：澳门汉语新文学深受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魅力。陶里无疑是澳门文学的杰出代表，本文将从陶里的诗歌入手探讨他对澳门以及汉语新文学的贡献。
关键词：关键词：陶里；汉语新文学；现代诗风；传统题材
比如对民族文学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承传与发展；不断增进现当代意识，求新求变，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创作主体具有独特的、自由的审美创造精神等等。其中，著名现代诗创作者、评论者的陶里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本文关注陶里先生的现代诗歌创作与评论，结合澳门汉语新文学发展态势，试图概括、归纳出陶里现代诗歌理论与实践的特质, 并探讨其对汉语新文学的贡献。
一、陶里与汉语新文学
按照朱寿桐教授的观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所继承和发扬的乃是同一脉新文学传统，它们在学术上乃至学科上被人为分割开来的现实局面，应该通过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加以整合，以达成文学整体的统一”。目前，所有用汉语写作完成的文学作品，不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港澳台等地区，乃至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组成的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确实，用语言来作为文学作品性质的划分依据，既能说明汉语新文学的本质力量，又能克服由于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对汉语新文学加以人为分割的现实难题。
在汉语新文学的背景下，澳门文学最受瞩目的当属诗歌创作。在20世纪，当旧体诗创作在其他地方逐渐稀少的情况下，澳门的诗歌仍然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澳门作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阵地之一，旧诗发达，新诗不俗。澳门的诗歌不管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讨，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陶里是杰出的代表。
陶里(1937- )原名危亦健，广东花都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士。陶里曾任越南西贡某中学校长室秘书；1957年到柬埔寨、老挝任华文中学教师及经商，1976年回香港任职贸易公司，1978年到澳门任职中学行政。他曾辗转多地，曲折的创作历程，使他一方面有着十分宽广的世界视野，同时亦为他的身份添上多元的和混杂的记号。陶里著作有散文集《静寂的延续》、《莲峰撷翠》；小说集《春风误》、《百慕她的诱惑》；文艺评论集《逆声击节集》、《从作品谈澳门作家》；诗集《紫风书》、《蹒跚》、《冬夜的预言》并选编《澳门短篇小说选》。他的代表诗作主要有：《昙花开放的时候》、《澳大利亚印象》、《我从新西兰归来》、《铜马像十四行》、《过澳门历史档案馆》、《稻草人》、《白夜》、《蚌》、《时空交织》、《乱章》、《在大英博物馆看埃及木乃伊》、《无题》、《雨夜寄北》、《履历》等。
“在诗歌创作队伍中，将陶里称之为翘楚毫不为过”。他是澳门文坛有影响的多面手，诗歌创作成就最高，散文、小说、评论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他是澳门五月诗社的创始人，还是团结作家、发展创作的文学组织----“澳门笔会”的理事长，并一直担任着《澳门笔会》的主编，对澳门文学乃至汉语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陶里现代诗风与传统题材的结合
阅读陶里的不少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份厚重的历史。陶里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在澳门工作安定下来后，“诗歌创作不再仅仅满足于人生境况的喟叹和现实生活的评析，他的艺术触角自觉地向纵横延伸，从东方和西方的诗歌艺术中汲取营养”。一方面，他是一位地道的中国诗人，他的身上流淌着中华历史文化的血液；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地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各种艺术手法，被视为澳门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可以说，“陶里把现代诗成熟的精神气质和技艺创造性地融人中国传统风格，从而造出了一种新型的中国现代诗”。传统题材和现代诗风完美融合，正是陶里诗歌创作最为可贵之处。
在诗歌创作中，把现代诗风与传统题材有机结合，东西兼容，包罗万象。现当代汉语新文学中有不少诗人进行过努力尝试，也有不少诗人取得成就。但相比较而言，陶里先生在此方面的运用可谓是深得精髓，在各领风骚中可称作是运用自如的佼佼者。他的作品俯首可拾的用典触及古今中外、神佛儒道、天文地理，无不显得贴切自然，并且于一斟一酌中注入了新的意韵。如在诗歌《观音堂外》，他写道：
在没有树的
菩提树下
我拥抱三十六年的空
大势至菩萨
弥勒菩萨 守护着
我拥抱三十六年的色
诗歌以释家的经典记载，增添新的内容，成为引为己用的抒怀篇章，所达到的艺术效果更为明显，更加充实了作品的内在质量，以少量的笔墨使主题得到了较大的拓展。
此外，陶里在《烟雨》《美学》《砂丘之男》等许多诗作中，以频繁使用中西名典的映衬对比，从而使诗境达到高潮。《乱章》一诗中“雨果从来都比屈子幸运百倍/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 没有/流落异国的凄楚经验”，在情感抒发上，已将先前种种对比的“忠的图强和奸的对立遂成为历史”烘托到了相当的高度，所起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诗人还以较多的中西历史典故，赋予新的审美情趣和新的哲理思想，使之产生了以古喻今、缅古惜今的现代抒情诗篇。《米斯吉打上校大道》《大雁塔》《灞桥》《凭吊白居易》等，这些作品虽取材历史，但都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读者一经着意参悟，并不难从各种不同的格调中寻求到共鸣的焦点。
陶里1982年创作的诗歌《过澳门历史档案馆》，是一首极具现代派气息的新诗。“诗中的意象有着大跨度的跳跃，语言有明显的无序性和无理性，但‘现代’只是艺术范式而非思想范式，诗中的思想并非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以具体可感的历史作为依凭”。在诗中，诗人写到：
我背手走过
澳门的历史档案馆门外
中国的古代滚滚而来
穿黑衣的老祖母坐上
爱新觉罗的轿子远去
回归原始 而燧人氏
正在苦苦寻找一点火
这首诗歌记录下了诗人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回顾与反思, 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明之间冲突和融合的思考。在走过澳门历史档案馆时，诗人以一个敏感的中国人的内心, 感觉到“古代滚滚而来”、“穿黑衣的老祖母坐上”、“爱新觉罗的轿子远去”是诗人心目中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沉重的想象。它引导我们读者穿越了历史的空间,进行跨越时空的旅行。随着历史的“远去”，诗人的思绪被带到了遥渺的原始社会。在那里，我们的先人正在苦苦寻找一点火，为生存而与自然在斗争。火是人类文明的象征,隧人氏的火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它流过漫长的岁月而发展为丰富多彩的华夏文明。诗人的思绪关注到人类起源之初的那“一点火”，实
际上是在关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在这种关注和思索中，反映着诗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无比自豪和无限眷恋。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在近代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在《过澳门历史档案馆》诗歌中，诗人写到：
来自大西洋的海风
吹醒这一城文明
在它的历史档案里
有我族人的名字 光没有
我的卷宗 因为
我惯于长夜煮鹤焚琴
从未留下
我的名字于萍踪所过的城镇
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相互碰撞、融合, 组成了澳门这个杂糅中西都市文化的景观。植根于中华文化的陶里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一下子无法完全融入其中，所以难以避免的产生了一种漂泊感。但只要投入了祖国母亲的怀抱，重新踏入华人社会，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便“有固体支持的脊椎作起傲慢的线条”。总体来说，在《过澳门历史档案馆》这首诗歌中，诗人追溯远古，审视当今，在传统历史与现实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抒发心中的怅惘，在“大西洋的海风”风聆听“自远古自现代”的呻吟。
四、陶里诗歌对汉语新文学的贡献
“‘澳门是诗的基地’香港老诗人何达说的这句话, 主要是指诗歌创作, 但也不妨理解为澳门同时是诗论的基地”。但是，在上个世界80年代中期以前，澳门诗评界一直被传统诗评所垄断。直到1989年5月，陶里、高戈（黄晓峰）等人组建文学团体“五月诗社”，极力倡导现代诗。正如陶里所说：“五月诗社以弘扬现代主义的姿态出现于保守的澳门诗坛，引起文化震荡”。陶里是澳门现代诗歌的主要发言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留下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现代诗歌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他首先将澳门“新诗”与“现代诗”区别开来，论说了澳门现代诗的特征，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现代诗理论。同时，陶里他还对澳门现代诗歌进行偏于普及的知识启蒙性解读和偏于提高的学术研究性解读，推动澳门现代诗的写作与阅读，对汉语新文学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贡献。
在汉语新文学中讨论现代诗，首先遭遇到的是如何区分“新诗”与“现代诗”的问题。过去汉语新文学往往把这两者等同起来，陶里认为不恰当。在1999年出版的《学诗四十年》一文中，陶里指出“现代诗属于现代艺术，现代诗是简称；它的正确名称应该是现代主义的诗，那就累赘了，所以又有个现代派的简称。”在《认识现代诗》一文中，陶里对“新诗”与“现代诗”的区分还比较笼统，多年以后，陶里对两者的区分观点越来越坚定明确。他认为，现代诗 就是“现代主义的诗”，这种诗在西方兴起于19世纪末叶而延续到二战前后，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反叛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现代城市生活在诗歌写作上的表现。同时，陶里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中国的现代诗虽兴起于20年代的大陆，却成熟于50年代以后的台湾”。
区分“新诗”与“现代诗”在诗歌理论方面具有意义重大，因为放眼20世纪以来的汉语新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诗尽管有破旧革新之举，但没有把它和现代诗之间理清关系。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陶里更加明确的认为，中国的现代诗不过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形式”, 因此，我们必须要从西方现代主义的视角而不是其它的方面去认识中国现代诗，才能更好的理解现代诗。尽管陶里的这一观点还比较粗糙，但相比于大陆的汉语新文学研究学者，视野显然更广阔。陶里不仅在中西方文学相互关系中去考察中国现代诗的产生于发展问题，还在世界性的汉语新文学范围内思考这一重要现实问题，从而显得更为智慧，对汉语新文学的诗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对汉语新文学发展的推动
在讨论澳门文学时，陶里曾说:“文学的继承性十分重要，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澳门文学继承些什么？植根于何处？可以说，澳门文学和其他海外华文文学一样，其血缘来自中国，其精神、其手法植根于神州大地。”不可否认，澳门文学作为中国汉语新文学重要的一部分，深受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浸润和民族文学传统的影响。
其实，不仅澳门文学如此，陶里对澳门文学特别是现代诗歌创作和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丰富和发展汉语新文学的内涵。此外，由于特殊的人生阅历，陶里的其他文学作品对汉语新文学发展也有重要的贡献。由于陶里曾旅居东南亚国家有30多年, 足迹遍及老挝、越南、柬埔寨和泰国，独特的人生经历使陶里能够对他所熟悉的东南亚地区汉语新文学有所了解。在《越南南方华文文学的旧貌新颜》这篇文章里，陶里对当时越南南方的华文文学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篇文章里, 陶里从华文作为民众使用的一种语言在越南的历史命运说起，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在文学、教育、出版等方面对越南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影响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他对越南南方华文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大致的勾勒，分析了越南南方华文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介绍了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等越南南方华文文学中的重要园。指出越南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之间“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并探讨了越南华文文学的未来。这篇重要的文章，不仅对我们研究越南华文文学是重要的参考，无疑也是汉语新文学世界中的一篇重要研究文献。
参考文献：
张剑桦：《当代澳门文学作品特点与走向》，《学术探索》2009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