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摘 要：中华民族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各种论诗之作也是层出不穷，而严羽的《沧浪诗话》在这其中绝对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对于江西诗学的批判在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但也是其精华之处。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严羽对江西诗学的批判。
关键词：关键词：严羽；江西诗学；批判
古老的中华民族一直被视为诗歌的国度，从《诗经》开始就显示了诗歌的强大的生命力。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在唐朝的时候更是达到了鼎盛，而唐诗也被历代炎黄子孙广为传诵，流风余韵迄今未绝。究竟诗歌的魅力何在，很多学者都苦苦探寻，文学史上因此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说诗、评诗之作。然而真正对唐诗进行理论总结的却是宋人。随着诗歌热潮的冷却，宋人一方面尝试以新的方法写诗，一方面又艰苦卓绝的进行理论创作。前者以江西诗派为代表，后者以严羽为代表。他们形成了一种互动对话关系，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好戏。
《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关于诗的理论批评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化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
江西诗学即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江西诗派因北南宋之交的吕本中的《江西诗派宗派图》而得名。为北宋后期诗人黄庭坚开创的一个诗歌流派，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并形成了诗风大体相近的作家群的诗歌流派。其理论主张为“脱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历”等，因而专门在形式、手法上出奇出新，形成了新奇瘦硬的诗风。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并尊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影响极大。南宋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诗人都是出自江西诗派。
江西诗学的一些缺陷对宋代诗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使宋诗创作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基于对这种困境的察觉，严羽提出他的诗学理论体系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宋诗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将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探讨严羽对江西诗派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解决方案。
一、 “兴”体的变异——“以议论为诗”
江西诗派强调创作主体对生命存在要有深刻真诚的体验，并且将这种体验以诗歌的形式表露出来，接受者便会被诗中深刻的人生感悟所触动，从而对他们的人生有所帮助。例如黄庭坚的《寄黄几复》中“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书写的是对故人的思念之情，蕴含着诗人关于艰难困苦，穷困潦倒的生命情感体验。他们在抒发自己的情感体验时总是不忘了发几句哲理性的感慨，这源自宋人强烈的忧患意识。
但是严羽认为这种生命情感体验被江西诗学严重束缚僵化，它已不再是刘勰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兴”体是审美是学范畴，而非道德教化概念。唐人以“兴寄”“兴象”“境生于象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等概念、命题进一步发展了汉魏晋“兴”体诗学范畴，使之更趋完备。这主要因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大多体现出由“感悟”而“兴情”的审美艺术特点，其核心是没有功利使用的目的诗性意味蕉农的“触物起情”论。
但是由于“理”障阻隔，江西诗学割断了优秀诗歌的“兴”体传艺术传统，诗歌创作不再“触物起情”，而是蜕变为抽象、刻板的说理、议论，诗歌因此失去了余味不绝的诗意美感。前人所说的“感悟而兴”，那时的诗人未受一时理智的干扰、污染,所以诗人内在的无意识“情”思朦胧模糊、含糊不定，作为对生命存在的情感反映，这种情感本身也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它也具有自然活泼的生命灵性，富于流动性、扩展性和渗透性。宋代诗歌充满哲学的思辨，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但是普遍缺乏能够打动读者的“真情”，可谓是有“理”而无“情”。诗歌创作抒情由以情动人，走向了以理服人。这样就背离了诗歌的初衷——抒发人类最真挚的情感。
严羽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沧浪诗话•诗辨》.诗与文章不同的之处，就在于诗是吟咏情性的。儒家诗教提出的“诗言志”是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不是诗歌创作上的特征。在情感抒发这方面，唐代诗人做的就很好，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戎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
严羽看到了江西诗学的缺陷，于是他提出了“以盛唐为法”的诗学主张，试图重新恢复被江西诗学割断的“兴”体艺术传统。《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到，“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 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这段话的意思即：学作诗的人应立志高远，首先要选对老师，向上乘的诗歌学习，你可能会达到中等水平，但是如果你向中等诗歌学习，最终就只能是下等水平了。所以后人应向汉魏晋盛唐的诗人学习作诗之法，他们才是最好的榜样。
但是，世易时移，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心理都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兴”体审美特性依赖以存在的文化语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理学文化思潮兴盛的时代，如何重新恢复诗学领域中已断裂的“兴”体艺术传统，是严羽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很明显，简单的重回诗学“兴”体时代，不仅在现实操作上困难重重，而且也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严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那么究竟要如何重新恢复诗歌的诗意美感呢？
这成为严羽思考的一个问题。
通过对江西、江湖、四灵诗派创作中一系列问题的深入考察，在诗学同道的启发下，严羽提出以“悟”为理论核心的一些列理论，诗歌更多的是要给读者留有“悟”的余地，而不是一味的说教，同时诗人也要多参悟以更恰当的表达出自己的心声。
二、过分追求艺术形式——“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
在介绍江西诗学时严羽说道：“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
江西诗学在内容上无法超越唐人，于是便试图超越唐人几乎完备的诗歌艺术形式，因为费劲心机想在艺术上推陈出新，以摆脱唐诗影响的焦虑，因此提出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诗学主张并广为实践。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追求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这也就意味着，宋诗开始摒弃了
唐诗圆美的风格、和谐的节奏、流畅的旋律以及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黄庭坚的诗充满着文人气和书卷气，极力追求着艺术上的“生新”，他说“文章最忌随人后。”求新求变的直接后果便是有时他的探索走得过远，以至于出现了一首短诗竟有八个典故的掉书袋之举。不仅如此，他所创立的“山谷体”所具有的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等缺点也成为诗论者炮轰的目标，而黄庭坚在宋代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后生争相仿效的影响力，则更是引起了当朝诗评家严羽的担忧。对此，他毫不留情地将批判锋芒指向了江西诗派： “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对于江西诗学这个问题，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到：“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严羽认为，宋诗缺乏一唱三叹之音，过于追求格律，典故泛滥，这种“宁律不谐，不可使句弱”的现象到后期更甚，因而也就失去了诗歌的审美品格。对此严羽认为，“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沧浪诗话•诗法》）作诗不能太琐屑过时，过于追求贴切，语言不能太浅显直白、拖泥带水，对于格律和典故不能过于执着。太多的条条框框有碍于诗人真性情的发挥，难以写出带有真情实感、打动人心的诗作。
执着于炼字，求深务奇是江西诗派的一个传统。如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后四句：“石吾甚爱之，忽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具有江西诗派瘦硬奇崛的独特调子，但在艺术手法上却是点化李白《独漉篇》中“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之意。这似乎与他“文章最忌随人后”有所不符。
其实严羽所处时代，诗歌“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 不少江西诗派的诗作实践了他们 “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理论。如黄庭坚“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就源自刘禹锡的“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梅尧臣写“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东溪》）不禁让人想起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这种在他们看来是点化前人诗句的做法，一旦泛滥就被后人认为是剽窃。由于受宋代理性思潮的影响，江西诗学在能力技巧问题上过于相信理性的作用，他们以为能力、技巧大都可以后天习得，而且只要努力用功，学习者都基本可以达到相同的境界。这虽是理性主义的主张，却明显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诚然，江西诗派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借鉴前人并不为过．但他们在努力经营形式时却往往忽视了主体生命体验的本体性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将原本属于内容的东西也转化为形式。形式优先地位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逻辑上讲，只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诗歌艺术形式，然后再加工一些材料，予以拼凑，就可以成诗。一部分江西诗人甚至干脆认为，只要解决形式问题，一首诗就写成了。这无疑有现代俄国形式主义的倾向。
不可否认，严羽对当朝诗歌的批评，是尖锐的，“呈现的完全是以矫正诗风自任的态度和勇气”。正如他自己所说，“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对自己作为批评家的身份、素质和职责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对诗歌艺术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也是深刻的。
身为无名之辈的严羽，大胆针砭时弊，直面诗坛，其开阔的眼界便已高出时人一筹，更为重要的是，严羽敏锐地发现并切实抓住了宋诗的病症，提出诊疗的方案是“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对于江西诗派来说，惟有熟参经典作品的艺术形式而“悟入”艺术本质，并真正无形的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为我所用。即将有意识的学诗上升为更高层面有深刻人生感悟及创作冲动的无意识作诗。同时应要“以兴趣为诗本体”，他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占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筝者，上也。”“盛唐诗人惟在必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综上所述，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江西诗学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中表现出他对盛唐诗歌的推崇，对本朝诗歌的贬抑，并非一时之兴，而表现出立论的周严。正因如此，他才会断然曰：“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也。” (《沧浪诗话•诗法》)其对艺术直觉的诗学追求，意义大大超出了对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的校正，不仅体现了强烈的批评个性，更是对同时代诗坛形势的一种敏锐察觉，对后世诗话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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