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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文学概念分析

2015-10-07 10:44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先解释一下我对于虚构的看法。我以为虚构是偏离,甚至独立于生活常态之外而存在,它比现实生活更有可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体,构筑为独立王国。生活难免是残缺的,或者说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残缺的,它需要在较大较长的周期内起承转合,完成结局。所以,当我们处在局部,面临的生活往往是平淡、乏味、没头没尾,而虚构却是自由和自主的,它能够重建生活的状态。例如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用他三寸不烂之舌,絮絮叨叨,将身处的窘境复述成一幅“幸福生活”的图景,于是勇气信心备增,补了东墙补西墙,拉拔着千疮百孔的日子。这当然是一个辛酸的故事,写渺小人生的生存挣扎,张大民的方式就是虚构。刘恒可以说是虚构了一个虚构,这样说似乎过于着迷玩弄技巧,换一种说法,刘恒创造了一个深谙生活艺术的人物,他懂得如何使不圆满的生活圆满起来,那就是虚构。现在,就要谈虚构的方法,也是这堂课的主要任务,我将以苏童的短篇小说来描述虚构这一桩想象力的活动。苏童写作的量很大,我不得不在其中略作限定;同时我也觉得,苏童的短篇小说更为优良地体现虚构的特质。
    所以认为苏童是拥有虚构能力的写作者,或者说,我以为可用苏童的小说来佐证虚构的特质,是因为苏童的小说不是一篇、两篇、十篇、二十篇,而是两百,甚至更多篇。这样的量,差不多可以证明虚构对于这位写作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性的活动,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自由自在的状态,经意或不经意,自觉或不自觉,我们可称之为天分,也可视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就是通常说的世界观。因此我们才能产生信赖感,信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事出有因,是可靠的。我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讲述,第一部分,我试图用苏童自己的小说来描述一下他的虚构活动。
    我使用的第一份材料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这篇小说有一种隐喻性,我要说,苏童的小说都有隐喻性,他将隐喻注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使事物不仅是事物本身,扩张了它的内涵,我给这隐喻一个命名,叫做“谜面”,关于“谜面”与“谜底”的关系,其实是苏童无意中一直在处理的事情,也是我以此窥见他的虚构的一个眼。话再说回到《沿铁路行走一公里》,故事写一个名叫剑的男孩子,家住铁路沿线,与一公里远处扳道房老严的交往。我注意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其中古怪的意境,那就是沿铁路居住,时常可捡拾到过往列车弃下的废物:香烟壳子、糖果纸头、啤酒瓶,甚至一个完整的钱包。这些弃物来自陌生人的生活,是那不可知的生活的鳞爪。剑热衷在铁路沿线捡拾,然后收藏,我觉得剑是不是在等待有一日,这些弃物忽然会生出奇迹?列车事故酿成的死亡所弃下的遗物,是最令剑兴奋的,那些东西,不过是些破布条,一支钢笔,一块手绢,半包挤扁的香烟,小小的药瓶,但却带着一股暴烈的气息,引起着惊悸的快感,与铁路的剽悍气质特别相符。这些残留的遗物,被不知从哪里驶来、也不知往哪里驶去的火车带到这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与剑邂逅——在此,我将这篇小说作为对虚构的一个描绘,那就是这些碎片从连贯的生活与人生上断裂下来,遗世独立,等待进入另一种经历。这小说真有着神奇的想象,想象重新组织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碎片,我们也许还会在苏童的其他小说里再次遭遇,那时候,它们已经改头换面,就像三生石上又续前缘。
    在《稻草人》里,我们大致可窥见这些碎片重新组合的绰约轮廓。故事说三个男孩在七月棉花地里的纠葛,那个名叫荣的孩子率先发现稻草人,一根杂树棍子,顶着破草帽,奇异的是它的手,由两片金属轮代替。荣看中那两片金属轮,于是拆了稻草人,卸下齿轮。就在这时候,轩和土兄弟两个过来了,开始争夺齿轮。混战中,荣的脑袋挨了一下子,凶器是那穿了齿轮做稻草人胳膊的树棍。下一年的七月,看田的农人来到棉花地里,拾起一截树棍,棍上沾着一些类似血迹的暗红色。农人摘几片棉花叶子擦拭干净,绑上干草扎成的手臂,压上一顶新草帽,又做成一个稻草人。接下去,这新一代的稻草人又会经历什么样的遭际呢?那齿轮的来历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来得及交代,那就是荣来到棉花地之前,就传说那里发生过一件杀人案,留下一张旧报纸,上面也染了可疑的暗红色,是擦拭血迹的吗?就像用棉花叶擦拭树棍?树棍从旧稻草人的身上卸下,做了新稻草人的身躯,就像基因遗传似的,恰是有涉暴力的那一部分。倘若说是沿铁路线的遗留物,就是与死亡事故有关的物件,蓝布条、红塑料鞋一类的。这篇小说,我注意的依然不是它的故事,这故事过于简单了,相对来说机关却很深,就是说谜面很复杂,谜底却没什么了不得,不过是一件偶发的杀人案,起因和结束都很突兀。我关心的是那个大卸八块再重新组合的意味,其实呈现了虚构的形式。苏童就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得意他的巧手,忍不住要炫耀炫耀。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对虚构而不是对别的什么着迷,其中有什么原委吗?
    我们大约可以在苏童的小说里得到一些含糊的回答,他的又一个短篇《我的棉花,我的家园》——虽然我也知道不能太相信小说家自己的话,虚构者其实都是说谎大王,他们完全不必为自己的谎言负责任,就是说没有证实的义务,但歪打正着,或许也会透露一点儿真相——我觉得苏童似乎对棉花有一种特别的心意,是棉花的外形吸引他?结花时候,叶全落尽,露出褐色的杆,金属般的坚硬,就像中国画中的枯笔,收成的季节看上去并不是丰饶,反有一股荒凉,又是在炎热的七月,午后的寂寞可能和少年人的心境很相似。这一篇的题目就大剌剌地写着:“我的棉花,我的家园”,这么肯定反而要叫人生疑,很可能项庄舞剑,意不在此,抑或只是临时起念,给不可说的一个说法吧!小说写逃荒的少年书来,离开淹涝的家乡,他家乡显然是以种棉花为生计,大水将棉田灌成一片水域。先是随了乡党们的马车,不巧落了趟,只能孤身前行。至于去什么地方,先也还是知道的,去找马桥镇的叔叔,可后来却又茫然了,因为看见一个濒死的人像是他的叔叔,于是就只知道要去“一个远离灾荒和穷困的地方”。然而,灾荒就像尾巴一样跟着书来,走出水灾,又入旱灾;走出旱灾,又入兵祸;走出兵乱,又进瘟疫,简直如影随形。最终有人指点他向南,南边有铁路 ,沿铁路走,可以去到最好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见了铁路,但是这一回和铁路的遭遇却不是隔岸观火,书来不像剑那样目睹死亡,而是亲身经历——他被火车撞飞了。在那撞飞的一刹那,眼睛里的景象就是水上漂浮的棉花。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将棉花当作棉花,倘要是跟着苏童,确切称它作“我的家园”又有些过了,究竟是什么呢?似乎很难给出定义,就像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那红萝卜对于小黑孩子的意味,仿佛是任意地捡起来一件东西,因为从故事本身看,这东西并没有发生情节上的逻辑意义,它们都是孤立地存在。这种孤立性流露出一种虚无,也许它们单纯就是作象征用,象征虚空茫然,那里有一个偌大而又未知却引人神往的宇宙黑洞,由火车——于苏童而言,就是速度了,这速度也是孤立的,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不知从何来,又向何处去,但就这速度,是可将人带离现存的世界。这速度,其实就是小说家虚构的武器。
    《乘滑轮车远去》里,这速度为一桩比较平凡的东西承载了,那就是滑轮车。小说中的“我”,经历了非常失意的一天,先是心爱的滑轮车被弟弟搞坏了;为了修滑轮车又目睹了猫头很不堪的隐私;然后上学迟到遭受屈辱的惩罚;再是邻座女生来例假,莫名其妙怪罪到他头上;接着又不幸目睹另一场难堪——两个大人的交媾;再接着被胁迫参加械斗;终于逃脱,且结下冤仇。这还只是上半日,下半日的遭际更窘了,隔壁疯女人跳河,奋不顾身下河去救,差点儿送了小命,还受到肉欲的诱惑,被救者的丈夫并不领情,给了一个闭门羹。入夜时分,真正的祸事发生了,不是他,而是滑轮车高手猫头,他乘着滑轮车驶向汽车轮子底下。这一天终于结束了,“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街道上的静声,“我的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梦境将这抽象的情景变成画面,那就是“我的滑轮车正在一条空寂无人的大路上充满激情地呼啸远去……”这时候,速度这一件事情变得具体,也清晰了,我们约略知道速度所带离和送去的是什么,大概是要超越成长,成长所必须经历的尴尬、难堪、欲望和暴力、不公平,以及犯错误,种种的挫伤和危险,都在速度中飞快地掠过去,多好啊!当然,最好不要像猫头那样牺牲,而是活着,继续活着。就像方才说过的,速度不再以强悍不可抗力的铁路实现,而是滑轮车,一件少年人的玩具,是身体能够驾驭的。在苏童醉心的虚构活动中,我们可看见,那些从原有生活上分裂出去的碎片渐渐显出端倪,显出它们的轮廓,它们徐徐降落,所重组的形状即是可辨认的形状,又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倘若从谜面与谜底的概念说,苏童的谜面开始具有人世的形态,谜底呢,亦开始获有了些定义,有趣的是,当他放弃用具体的实物来代名,比如棉花,没有实物的代名,定义反而露出水面,那就是一个世间所不存在的存在,用滑轮车少年的话说,就是“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的那个“思想”。
    这样,我们初步认识了苏童的虚构方式,事情就进入到第二部分,苏童虚构的内容部分,我将其分为上下两步,分别称作“变形”和“原形”,先来说“变形”。
    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里,那些从速度中破碎撒落的碎片,此时,又整合起它们的形状,换一种更确切的说法——找到了它们的变体,成为一件件器物,且往往是和小孩子的生活有关,比如滑轮车,还有《犯罪现场》里的针筒,回力牌球鞋,古巴刀,《小偷》里的玩具火车——火车又出现了,但却是玩具。这些从某种方面可证实我的猜测,苏童的隐喻变得日常化,也就是前边说的,谜面具有人世间的形态,同时,也隐约地透露出,对于虚构,或者说速度,苏童渐趋镇定,不再为那个虚空境界,“八千米高空”而感到茫茫然,因而惊惧不安,事情变得稍可以掌握。他从“八千米高空”被强大的地心引力收回地面,又好像是受菩萨派遣的罗汉,来到人间,本来是当化身凡胎,普度芸芸众生——“普度”两个字也可替用于虚构,但因修炼不够,法道欠缺,所以还未完整变身,终是与世人相异。
    在这个阶段——说明一下,我用了“阶段”这个词,并不表明因循苏童写作的时间顺序。我不重视他写作的事实过程,而只看他的作品本身,他的小说放在眼前,泱泱一大堆,已经获有自主权,它们有资格自己形成序列,完全可能与实际写作的先后排列不相符。比较起作品,写作过程其实更不确定可靠,因是在具体的身体心境的状态里,出现反复、回旋、颠倒是很自然的,而作品一旦存在,便是稳定的。我现在只按我所认识的排序来划分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多少都有些古怪,不合时宜,我为他们命名为“浪漫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基本是由坏孩子组成,他们行踪诡秘,心怀叵测,潜藏着犯罪倾向,这让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惯常受到驱逐和排斥。所以说,他们大多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所幸是小孩子,再出格也成不了气候。他们生活在大人的辖制底下,大人的世界是一个合法世界,掌握不可抗拒的法则,他们究竟是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于是,他们的行为就有了一种哀戚,也就是说,没什么好果子吃的。他们身体里骚动着莫名的渴望,精力无限充沛,比起《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的剑,还有逃荒的书来,他们身处更为现实的社会里,他们所受的制约更为具体,失败也就更确定无疑。但又因为是些小孩子,无论行动还是失败就都带有游戏的性质,这游戏表面似乎是拷贝了大人世界的活动,但我以为苏童无意影射现实,更可能别有用心,就是将现实变形,变形到一个新的存在产生。小说《独立纵队》,我将它看作是一个小孩子从合法生活中走出,进入坏孩子社会,也就是“浪漫主义集团”的故事。
    小说写一个名叫小堂的男孩,由于他家所在位置,很尴尬地落在化工厂门口,所以既不能算作化工厂孩子们的群体,也不被厂外边弄堂葵花巷的孩子接纳,落单了不说,还要时不时经受两伙人的忠诚考验。有一幅场景很有意思,小堂从姑妈家走亲戚回来,被葵花帮在弄口堵住,要他出示通行证,通行证是由他们发行,一元钱一张,小堂只能用手里的西瓜去交换。提着西瓜的小 堂看上去颇有些接近多年后的今天流行开来的四格漫画中的人物,有一点卡通的意味,西瓜也是那些撞飞了的碎片中的一片吧,后来他真的写了一篇《西瓜船》,那就是一满船的西瓜了。再说小堂,用西瓜换来葵花巷里的通行证后,便被化工厂的一伙胁持到了“叛徒沈小堂公审大会”上,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且要求表态站队。这当然与“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斗争相似,可孩子游戏的稚气却釜底抽薪般地抽取了严肃性,变成谐谑剧,所以我宁可相信,这只是材料上的借用,因为事情的结局是从拷贝的原型上另开一路,小堂情急之中,喊道:独立纵队成立啦!可不是吗?他既不是葵花巷,也不是化工厂,他就是独立纵队,就他一个队员,有什么不可以吗?就这样,小堂走入了一个人的黑帮,开始了法外生活。
    苏童笔下的坏孩子,都是一个人的黑帮,单枪匹马,孤独地施行犯罪。
    《犯罪现场》的题目就是开宗明义,直指犯罪,这又是一桩什么样的罪愆呢?那个名叫启东的男孩,从莫医生诊所偷了一支注射器,然后就开始他的“杀戮”行动。先是理发师老张家的猫蹊跷地丧命,然后左邻右舍的鸡群伤亡,街坊马凤山的儿子手腕上鼓起一个黑色的包块,里面注射了某种液体,是启东自制的药水,盐、糖、味精、蓝墨水调和而成。马凤山儿子的事件虽还未殃及生命,但已经很严重,它预示着凶手开始向人类下手了。莫医生早就有不祥的预感,出于职业的训练和伦理,他闻得见瘟疫将至的气息,而祸端正是从他的诊所里意外流出,科学的人道性受到挑战。他不安地在街巷里穿行,搜寻蛛丝马迹,试图与疾病的蔓延赛跑。当他终于抓住凶手,怒不可遏之下,给了狠狠的一针,这一针可是动真格的了,针筒里注入的是链霉素。多少年过去,街上的铁匠铺里多了一个聋铁匠,而莫医生已经故去,因什么而死,被十分敬重地缄默在每个人的口中。在莫医生和启东的对峙中,曾有过这么一句对白,如今想起来大有深意。莫医生隔了门对里面叫喊:“启东啊启东,这样下去你会走上犯罪道路的!”门里送出来的回答是:“你才会犯罪呢!”这就像启蒙时代,现代医学方兴未艾之时的对话,这东西的发生究竟是福是祸?作这样的诠释似乎言过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孩子的淘气,可它被那么庄严地叙述着,态度的郑重大大超过应该有的程度,事情就在夸张中变形,邻里纠纷升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结果是同归于尽。
    浪漫主义集团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启东这样声名狼藉的犯罪分子,人人心中警惕,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令人猝不及防的是一些乖孩子,表面上安分守己,内里却起着杀心,不知这里还是那里,触犯到他们,便事发了,比如《游泳池》里的达生。这一年夏天,达生迷上在游泳池游泳,向来他是在河里游泳,可自从见识过游泳池,就生出一个固执的成见,那就是“在河里是洗澡而不是游泳”。这就涉及仪式了,仪式,也可以视作苏童虚构的方式,无论《独立纵队》,还是《犯罪现场》,坏孩子的游戏和恶作剧,都被赋予了一种仪式感,于是,事情就从原形脱颖而成象征,内涵有效地扩张出来,无聊的琐细变得庄重了。从日常状态到仪式之间,这一段空间,在苏童是用速度来变形完成,就是虚构的意思了。好,话说回到游泳池,“达生穿着红色的汗背心和蓝色的田径裤,手里拎着一只尼龙网兜,网兜里有一条新买的彩色条纹游泳裤和那张游泳卡”。一切合乎小康之家的规矩,唯一的瑕疵是那张游泳卡,表哥的游泳卡,却贴着达生的照片,是这正当的夏季健身运动中的一个不正当。如同人们常说的“一步错,步步错”,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事情将偏离轨道。他离开泳池去更衣室换衣服时,发现少了一只鞋。这小小的受挫相比游泳池的诱惑微不足道,尤其是发现了一位会游蝶泳的女孩子之后,这种正规的泳式,又是在一个女生身上,游泳池的魅力更是无限了。可是那一个预兆很快兑现了,他受到检查,游泳池的看门人歪脖老朱无情地收走了游泳卡。达生不得不回到护城河里,这一段短暂的游泳池经历将他与河里的“洗澡族”隔绝了,他远离人群,独自游来游去,练习着蝶泳。夏日将尽,游泳池也到了关闭之际,达生又来到游泳池,并且成功地翻墙而人,进了泳池。正当他沉醉在蝶泳的快感之中,歪脖老朱却来撵人了。最终的结果是,老朱被扯入深水区,而他看守着游泳池却毫不识水性,于是就做了游泳池这夏天圣坛的祭品。
    我还要特别提到一篇《回力牌球鞋》,这是又一件与速度有关的物件,而形貌却更接近日常状态,滑轮车、游泳池里的蝶泳,多少还有些奢物的意思,是衣食以外的剩余享受,就具有相对独立的含义,适用于隐喻。古人所作“咏物”诗,咏的多半是些雅物,与俗世生活有距离的,自有一番意境。而球鞋这件东西,直接就是温饱之用途,还能延伸出来什么指涉呢?这也预示着苏童的谜面更向生活原形接近,罗汉越来越成凡人相。回力牌球鞋在那个年代轻易不可得,小说中陶的那双是叔叔从外地带来的,这外地应该是民用工业发达,又略具消费气息的上海,穿着它,“人像鸟一样有飞行或者飘浮的感觉”。很快,陶的球鞋就受到朋友许和秦的注意,出于妒忌生出罅隙,然后就有谣言传开,那就是邻街的猫头丢了一双回力牌球鞋,而陶的脚上却多了一双同样的球鞋。猫头专门前来确认,但是陶的球鞋是白色的,他的却是蓝色,事情应该算有了结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陶的回力鞋蹊跷地失踪了,与此同时,街上风传猫头又有了一双新鞋,但是黑色的。陶很冒昧地找到猫头,当众用刀片划了猫头的鞋,检验那黑色是不是涂上的颜料——浪漫主义集团的孩子,不止是坏孩子,更是有病的孩子,这病的一种叫做恋物癖,《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里火车撒落的碎片,养育了一帮恋物癖。猫头是个剽悍的人物,哪里忍得这样的奇耻大辱?他立马用一枚秤砣砸破了陶的脑袋。事到如今,陶已经不指望找回他的球鞋,但却想找到真相,他带着头上的伤疤,如同一个寻求真理的烈士,向他的朋友许和秦发问:“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到底是谁拿了我的回力牌球鞋?”得到的回答是,拾荒老头捡去了,“他把你的鞋当破烂扔到垃圾筐里去了”。这真相带有猥亵的气息,陶跟着许和秦一同哈哈大笑起来,神圣的信念就这么同流合污了。只是 ,从此陶的姿态发生了变化,他的目光总是下斜,对着路人脚上的鞋子,这可以说是一种残疾,遭遇过某种暴力而形成的残疾。
    现在,一路散开的碎片重又嵌进生活里,化成最为常见的实物,不再是游戏的道具。罗汉的法器消匿了,罗汉已完成变体,就是你我他。变形的事物复又回到原状,就是你见我见他见。我用《西窗》这篇小说来象征这个新天地,也就是这一部分里的第二步,原形。
    《西窗》开头第一句是:“西窗里映现的是城市边缘特有的风景”,它对着护城河,河对岸是古城墙的遗址,有柳树、水塔、水泥厂,河岸泊了船、木排、木筏,就好比一部从古到今,从渔农业到早期工业的城市历史。西窗下是市井人家,以西窗为视点辐射出去的一片人家里,有十四岁的女孩红朵和她的祖母,泥瓦匠老邱与他病怏怏的妻子,故事就在“我”与红朵之间展开。少年“我”不期然中收获了红朵的隐秘,那就是老邱看她洗澡,并且还付给红朵祖母钱。是不谙人事,还是承担不了这丑闻的压力,似乎是要卸下重负,“我”将这秘闻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街坊邻居,于是一片哗然。被亲人与朋友背叛的红朵,终于出走,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传说:“有人把红朵抛给一条过路的货船,有人把红朵出卖给一群过路的陌生人。”这些坊间流言其实再恰当不过地描写了红朵的命运,这就是“西窗”里望出去的风景,消失了光色,裸露出灰暗的、积垢的、人世的戚容。浪漫主义集团在这里解体,人和事都回复凡俗的面目,惟有一点不甘心,像是上一个世代的遗韵,那就是“我”潜到红朵最后流连的木排下面,徒劳地打捞着,打捞上来红朵的织物和棉线。《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的那些抛弃物似乎又来到这里,已经在水底腐烂,毫没有主人的气息。那里确曾发生过一些事故,懂的人不一定知道,懵懂的“我”却知道。“我”不是个坏孩子,而是刚一睁开眼睛,被人世间吓傻了,做下了蠢事,罗汉也会有一时间愣怔的。
    从“西窗”看出去,谐谑剧都成了正剧,是为现实肖像。谜面和谜底似乎合二为一,谜语解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又好像并没有找到破解的机关,怎么也打不开。《两个厨子》在苏童的短篇小说中,是最写实的一则。灾荒年里,富豪人家办宴,请来两个厨子,一个白一个黑,白厨子的来历很清楚,是顺福楼的师傅,那黑厨子就有些暧昧了。他干枯的形容就不像厨子这一行,厨上的活计很不熟练,更可疑的是,他对食物的饥渴状,厨子往往是没有食欲的,而他身上就像附着饿鬼,而且不止一个,还是两个,他照应自己的一个,那一个还在喊饿,于是就连这一个也顾不上了。故事结束时,已是办宴半个月之后,白厨子在灾民救济会的赈粥棚前,看见了黑厨子与他的儿子,这才明白,父子俩原来是饥民。这一个短篇,写得很平实,没有苏童惯常使用的隐喻,全是直白,直白的也不过为常态常情,这常态常情很单纯,仅只一个“饿”字,饿和饿又血亲贯通,骨肉相连,所以就是一片饥馑。
    当苏童放弃隐喻,难免也会令人困惑,似乎消失了进入的途径。隐喻是可起到钥匙的作用,启动机关,谜底揭开——可刚才不是说了,谜面和谜底已接近合二为一,或者说互为消解——解密固然有着智力竞技的快感,可又不尽是阅读小说的满足,小说不止要给人不期然,也要有期然,俗话说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情理就是期然。再说隐喻,被苏童放弃了,一方面没了钥匙,另一方面呢,似乎也不需要钥匙了,比如《两个厨子》,其中全是期然,没有不期然,一切大白于天下。但事情却又不像是这么简单,总有些叫人放不下,这人情之常,又不尽是人情之常,你看我看他看后面,还有着一双眼睛,看出你知我知他知里的未知,那就是“西窗”里的眼睛,叙述者的眼睛,将坊间流言看成伤逝,两个厨子的邂逅看成遍地哀鸿。
    《小偷》这一篇小说,又一次出现了火车,但不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的火车,也不是《我的棉花,我的家园》里的,而是一个玩具。说实在,它很像是旧物的魅影,或者说是蝉蜕,是从隐喻上脱出。所以我说它不再是隐喻,是因为它在这里并不用于指射什么,而是直接构成了情节,故事的情节呢,也不是关于速度啊飞行啊,或者刻意赋予的某一种含义,它承担的任务是非常实际的,那就是作为偷窃的赃物。故事是关于偷窃,这一件稀奇的玩具引动了无论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欲望,也是恋物癖的遗传吧,结果一分为二,好孩子得了火车,坏孩子却掌握了火车的动力部分——火车发条的钥匙。两人对彼此的占有心知肚明,却苦于缺乏证据,挑不开事实。那坏孩子谭锋早已经毁誉,就没有后顾之忧,反倒磊落了,可正面挑战。好孩子郁勇却不得不束缚于道德身份、只能以守为攻,以抑待扬。这一场较量写得简直是惊心动魄,第一回合是谭锋鸣锣击鼓,大肆进逼——谩骂,回答他的是沉默;第二回合是出其不意,引君入彀,猝然问道:“你拿没拿?”这个是非题可是个陷阱,回答“是”与“否”都是承认,可郁勇给出第三种回答:“拿什么呀?”真是兵不厌诈!然后就是心理战,谭锋自语道:“郁勇,郁勇,我认识你!”郁勇也坚持住了。故事进入到僵局,怎么结束呢?当郁勇随父母离开小镇的时候,谭锋前来告别,赠送郁勇一件礼物,什么礼物?那把钥匙。这是一个和解,还是一个教育,教的是盗亦有道。
    《小偷》的故事或还有些小小的奇情,那么《白雪猪头》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百姓生计。母亲们像母兽为小兽觅食,当然不能用原始的丛林规则,而是用文明世界的章法。为打通款曲,替猪肉柜台的女人制作全家过年的新衣服,不巧的是,正等着回报,那肉摊上的女人调去酱菜柜台了,又当绝望之际,女人却提着猪头来了。倘若故事到此为止也可成立,就视作劳动互换的诚信遵守,可事情还在继续,送猪头的女人看着雪地上玩耍的男孩的赤脚,从怀里掏出尼龙袜给他套上。你要视作女人的恻隐之心就大错特错了,女人手上套着尼龙袜,嘴里说的是:你妈再能干,织得出这样的尼龙袜?顿时,一场比试身手过日子的竞争,起了硝烟。力量对比相当的战局,常常是以和谈结束,有一天,两个女人面对面相遇了,严格地说,相遇的是她们的手,共 同伸向一把上好的芦花扫帚,一抬眼认出对方,共同放手,谁也没有要,就此熄火。
    在这里,苏童的法器隐匿起来,倘若我们没有法眼,就看不出他是在虚构,只以为他不过讲述一些事实,其实呢?功力更深了,所谓真人不露相!
    最后,也是第三部分,我们是否可以来描绘一下虚构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那个热衷捡拾碎片的小孩;其次是《乘滑轮车远去》那个背时的小孩,他人单力薄,不得不驯从于现实的约束,但并不妨碍“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表姐来到马桥镇》里,那个忠心耿耿守护表姐以及表姐的仿水貂皮大衣的小表弟,他参加不进女孩们的故事,只能旁观;《独立纵队》提了一只西瓜回家的小堂,怯懦地加入自己一个人的黑帮;《午后故事》里,目睹英雄豁子被杀的“我”也是他,他渴望成为豁子那样的人,可连外表上相似都做不成,本是要剃一个剽悍的板刷头发式,结果被剃成光头,所以他根本没指望做英雄,充其量只能目睹英雄被谋杀,做一个见证;《桑园留念》里,毛头和丹玉殉情而死,他们的名字被悄悄刻到石桥的石栏杆上,那个刻名字的隐身人就是虚构者,他为他所看见的人和事,立起虚构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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