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一下我对于虚构的看法。我以为虚构是偏离，甚至独立于生活常态之外而存在，它比现实生活更有可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体，构筑为独立王国。生活难免是残缺的，或者说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残缺的，它需要在较大较长的周期内起承转合，完成结局。所以，当我们处在局部，面临的生活往往是平淡、乏味、没头没尾，而虚构却是自由和自主的，它能够重建生活的状态。例如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用他三寸不烂之舌，絮絮叨叨，将身处的窘境复述成一幅“幸福生活”的图景，于是勇气信心备增，补了东墙补西墙，拉拔着千疮百孔的日子。这当然是一个辛酸的故事，写渺小人生的生存挣扎，张大民的方式就是虚构。刘恒可以说是虚构了一个虚构，这样说似乎过于着迷玩弄技巧，换一种说法，刘恒创造了一个深谙生活艺术的人物，他懂得如何使不圆满的生活圆满起来，那就是虚构。现在，就要谈虚构的方法，也是这堂课的主要任务，我将以苏童的短篇小说来描述虚构这一桩想象力的活动。苏童写作的量很大，我不得不在其中略作限定；同时我也觉得，苏童的短篇小说更为优良地体现虚构的特质。
所以认为苏童是拥有虚构能力的写作者，或者说，我以为可用苏童的小说来佐证虚构的特质，是因为苏童的小说不是一篇、两篇、十篇、二十篇，而是两百，甚至更多篇。这样的量，差不多可以证明虚构对于这位写作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性的活动，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自由自在的状态，经意或不经意，自觉或不自觉，我们可称之为天分，也可视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就是通常说的世界观。因此我们才能产生信赖感，信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事出有因，是可靠的。我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讲述，第一部分，我试图用苏童自己的小说来描述一下他的虚构活动。
我使用的第一份材料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这篇小说有一种隐喻性，我要说，苏童的小说都有隐喻性，他将隐喻注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使事物不仅是事物本身，扩张了它的内涵，我给这隐喻一个命名，叫做“谜面”，关于“谜面”与“谜底”的关系，其实是苏童无意中一直在处理的事情，也是我以此窥见他的虚构的一个眼。话再说回到《沿铁路行走一公里》，故事写一个名叫剑的男孩子，家住铁路沿线，与一公里远处扳道房老严的交往。我注意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其中古怪的意境，那就是沿铁路居住，时常可捡拾到过往列车弃下的废物：香烟壳子、糖果纸头、啤酒瓶，甚至一个完整的钱包。这些弃物来自陌生人的生活，是那不可知的生活的鳞爪。剑热衷在铁路沿线捡拾，然后收藏，我觉得剑是不是在等待有一日，这些弃物忽然会生出奇迹？列车事故酿成的死亡所弃下的遗物，是最令剑兴奋的，那些东西，不过是些破布条，一支钢笔，一块手绢，半包挤扁的香烟，小小的药瓶，但却带着一股暴烈的气息，引起着惊悸的快感，与铁路的剽悍气质特别相符。这些残留的遗物，被不知从哪里驶来、也不知往哪里驶去的火车带到这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与剑邂逅——在此，我将这篇小说作为对虚构的一个描绘，那就是这些碎片从连贯的生活与人生上断裂下来，遗世独立，等待进入另一种经历。这小说真有着神奇的想象，想象重新组织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碎片，我们也许还会在苏童的其他小说里再次遭遇，那时候，它们已经改头换面，就像三生石上又续前缘。
在《稻草人》里，我们大致可窥见这些碎片重新组合的绰约轮廓。故事说三个男孩在七月棉花地里的纠葛，那个名叫荣的孩子率先发现稻草人，一根杂树棍子，顶着破草帽，奇异的是它的手，由两片金属轮代替。荣看中那两片金属轮，于是拆了稻草人，卸下齿轮。就在这时候，轩和土兄弟两个过来了，开始争夺齿轮。混战中，荣的脑袋挨了一下子，凶器是那穿了齿轮做稻草人胳膊的树棍。下一年的七月，看田的农人来到棉花地里，拾起一截树棍，棍上沾着一些类似血迹的暗红色。农人摘几片棉花叶子擦拭干净，绑上干草扎成的手臂，压上一顶新草帽，又做成一个稻草人。接下去，这新一代的稻草人又会经历什么样的遭际呢？那齿轮的来历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来得及交代，那就是荣来到棉花地之前，就传说那里发生过一件杀人案，留下一张旧报纸，上面也染了可疑的暗红色，是擦拭血迹的吗？就像用棉花叶擦拭树棍？树棍从旧稻草人的身上卸下，做了新稻草人的身躯，就像基因遗传似的，恰是有涉暴力的那一部分。倘若说是沿铁路线的遗留物，就是与死亡事故有关的物件，蓝布条、红塑料鞋一类的。这篇小说，我注意的依然不是它的故事，这故事过于简单了，相对来说机关却很深，就是说谜面很复杂，谜底却没什么了不得，不过是一件偶发的杀人案，起因和结束都很突兀。我关心的是那个大卸八块再重新组合的意味，其实呈现了虚构的形式。苏童就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得意他的巧手，忍不住要炫耀炫耀。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对虚构而不是对别的什么着迷，其中有什么原委吗？
我们大约可以在苏童的小说里得到一些含糊的回答，他的又一个短篇《我的棉花，我的家园》——虽然我也知道不能太相信小说家自己的话，虚构者其实都是说谎大王，他们完全不必为自己的谎言负责任，就是说没有证实的义务，但歪打正着，或许也会透露一点儿真相——我觉得苏童似乎对棉花有一种特别的心意，是棉花的外形吸引他？结花时候，叶全落尽，露出褐色的杆，金属般的坚硬，就像中国画中的枯笔，收成的季节看上去并不是丰饶，反有一股荒凉，又是在炎热的七月，午后的寂寞可能和少年人的心境很相似。这一篇的题目就大剌剌地写着：“我的棉花，我的家园”，这么肯定反而要叫人生疑，很可能项庄舞剑，意不在此，抑或只是临时起念，给不可说的一个说法吧！小说写逃荒的少年书来，离开淹涝的家乡，他家乡显然是以种棉花为生计，大水将棉田灌成一片水域。先是随了乡党们的马车，不巧落了趟，只能孤身前行。至于去什么地方，先也还是知道的，去找马桥镇的叔叔，可后来却又茫然了，因为看见一个濒死的人像是他的叔叔，于是就只知道要去“一个远离灾荒和穷困的地方”。然而，灾荒就像尾巴一样跟着书来，走出水灾，又入旱灾；走出旱灾，又入兵祸；走出兵乱，又进瘟疫，简直如影随形。最终有人指点他向南，南边有铁路
，沿铁路走，可以去到最好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见了铁路，但是这一回和铁路的遭遇却不是隔岸观火，书来不像剑那样目睹死亡，而是亲身经历——他被火车撞飞了。在那撞飞的一刹那，眼睛里的景象就是水上漂浮的棉花。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将棉花当作棉花，倘要是跟着苏童，确切称它作“我的家园”又有些过了，究竟是什么呢？似乎很难给出定义，就像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那红萝卜对于小黑孩子的意味，仿佛是任意地捡起来一件东西，因为从故事本身看，这东西并没有发生情节上的逻辑意义，它们都是孤立地存在。这种孤立性流露出一种虚无，也许它们单纯就是作象征用，象征虚空茫然，那里有一个偌大而又未知却引人神往的宇宙黑洞，由火车——于苏童而言，就是速度了，这速度也是孤立的，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不知从何来，又向何处去，但就这速度，是可将人带离现存的世界。这速度，其实就是小说家虚构的武器。
《乘滑轮车远去》里，这速度为一桩比较平凡的东西承载了，那就是滑轮车。小说中的“我”，经历了非常失意的一天，先是心爱的滑轮车被弟弟搞坏了；为了修滑轮车又目睹了猫头很不堪的隐私；然后上学迟到遭受屈辱的惩罚；再是邻座女生来例假，莫名其妙怪罪到他头上；接着又不幸目睹另一场难堪——两个大人的交媾；再接着被胁迫参加械斗；终于逃脱，且结下冤仇。这还只是上半日，下半日的遭际更窘了，隔壁疯女人跳河，奋不顾身下河去救，差点儿送了小命，还受到肉欲的诱惑，被救者的丈夫并不领情，给了一个闭门羹。入夜时分，真正的祸事发生了，不是他，而是滑轮车高手猫头，他乘着滑轮车驶向汽车轮子底下。这一天终于结束了，“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街道上的静声，“我的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梦境将这抽象的情景变成画面，那就是“我的滑轮车正在一条空寂无人的大路上充满激情地呼啸远去……”这时候，速度这一件事情变得具体，也清晰了，我们约略知道速度所带离和送去的是什么，大概是要超越成长，成长所必须经历的尴尬、难堪、欲望和暴力、不公平，以及犯错误，种种的挫伤和危险，都在速度中飞快地掠过去，多好啊！当然，最好不要像猫头那样牺牲，而是活着，继续活着。就像方才说过的，速度不再以强悍不可抗力的铁路实现，而是滑轮车，一件少年人的玩具，是身体能够驾驭的。在苏童醉心的虚构活动中，我们可看见，那些从原有生活上分裂出去的碎片渐渐显出端倪，显出它们的轮廓，它们徐徐降落，所重组的形状即是可辨认的形状，又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倘若从谜面与谜底的概念说，苏童的谜面开始具有人世的形态，谜底呢，亦开始获有了些定义，有趣的是，当他放弃用具体的实物来代名，比如棉花，没有实物的代名，定义反而露出水面，那就是一个世间所不存在的存在，用滑轮车少年的话说，就是“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的那个“思想”。
这样，我们初步认识了苏童的虚构方式，事情就进入到第二部分，苏童虚构的内容部分，我将其分为上下两步，分别称作“变形”和“原形”，先来说“变形”。
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里，那些从速度中破碎撒落的碎片，此时，又整合起它们的形状，换一种更确切的说法——找到了它们的变体，成为一件件器物，且往往是和小孩子的生活有关，比如滑轮车，还有《犯罪现场》里的针筒，回力牌球鞋，古巴刀，《小偷》里的玩具火车——火车又出现了，但却是玩具。这些从某种方面可证实我的猜测，苏童的隐喻变得日常化，也就是前边说的，谜面具有人世间的形态，同时，也隐约地透露出，对于虚构，或者说速度，苏童渐趋镇定，不再为那个虚空境界，“八千米高空”而感到茫茫然，因而惊惧不安，事情变得稍可以掌握。他从“八千米高空”被强大的地心引力收回地面，又好像是受菩萨派遣的罗汉，来到人间，本来是当化身凡胎，普度芸芸众生——“普度”两个字也可替用于虚构，但因修炼不够，法道欠缺，所以还未完整变身，终是与世人相异。
在这个阶段——说明一下，我用了“阶段”这个词，并不表明因循苏童写作的时间顺序。我不重视他写作的事实过程，而只看他的作品本身，他的小说放在眼前，泱泱一大堆，已经获有自主权，它们有资格自己形成序列，完全可能与实际写作的先后排列不相符。比较起作品，写作过程其实更不确定可靠，因是在具体的身体心境的状态里，出现反复、回旋、颠倒是很自然的，而作品一旦存在，便是稳定的。我现在只按我所认识的排序来划分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多少都有些古怪，不合时宜，我为他们命名为“浪漫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基本是由坏孩子组成，他们行踪诡秘，心怀叵测，潜藏着犯罪倾向，这让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惯常受到驱逐和排斥。所以说，他们大多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所幸是小孩子，再出格也成不了气候。他们生活在大人的辖制底下，大人的世界是一个合法世界，掌握不可抗拒的法则，他们究竟是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于是，他们的行为就有了一种哀戚，也就是说，没什么好果子吃的。他们身体里骚动着莫名的渴望，精力无限充沛，比起《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的剑，还有逃荒的书来，他们身处更为现实的社会里，他们所受的制约更为具体，失败也就更确定无疑。但又因为是些小孩子，无论行动还是失败就都带有游戏的性质，这游戏表面似乎是拷贝了大人世界的活动，但我以为苏童无意影射现实，更可能别有用心，就是将现实变形，变形到一个新的存在产生。小说《独立纵队》，我将它看作是一个小孩子从合法生活中走出，进入坏孩子社会，也就是“浪漫主义集团”的故事。
小说写一个名叫小堂的男孩，由于他家所在位置，很尴尬地落在化工厂门口，所以既不能算作化工厂孩子们的群体，也不被厂外边弄堂葵花巷的孩子接纳，落单了不说，还要时不时经受两伙人的忠诚考验。有一幅场景很有意思，小堂从姑妈家走亲戚回来，被葵花帮在弄口堵住，要他出示通行证，通行证是由他们发行，一元钱一张，小堂只能用手里的西瓜去交换。提着西瓜的小
堂看上去颇有些接近多年后的今天流行开来的四格漫画中的人物，有一点卡通的意味，西瓜也是那些撞飞了的碎片中的一片吧，后来他真的写了一篇《西瓜船》，那就是一满船的西瓜了。再说小堂，用西瓜换来葵花巷里的通行证后，便被化工厂的一伙胁持到了“叛徒沈小堂公审大会”上，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且要求表态站队。这当然与“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斗争相似，可孩子游戏的稚气却釜底抽薪般地抽取了严肃性，变成谐谑剧，所以我宁可相信，这只是材料上的借用，因为事情的结局是从拷贝的原型上另开一路，小堂情急之中，喊道：独立纵队成立啦！可不是吗？他既不是葵花巷，也不是化工厂，他就是独立纵队，就他一个队员，有什么不可以吗？就这样，小堂走入了一个人的黑帮，开始了法外生活。
苏童笔下的坏孩子，都是一个人的黑帮，单枪匹马，孤独地施行犯罪。
《犯罪现场》的题目就是开宗明义，直指犯罪，这又是一桩什么样的罪愆呢？那个名叫启东的男孩，从莫医生诊所偷了一支注射器，然后就开始他的“杀戮”行动。先是理发师老张家的猫蹊跷地丧命，然后左邻右舍的鸡群伤亡，街坊马凤山的儿子手腕上鼓起一个黑色的包块，里面注射了某种液体，是启东自制的药水，盐、糖、味精、蓝墨水调和而成。马凤山儿子的事件虽还未殃及生命，但已经很严重，它预示着凶手开始向人类下手了。莫医生早就有不祥的预感，出于职业的训练和伦理，他闻得见瘟疫将至的气息，而祸端正是从他的诊所里意外流出，科学的人道性受到挑战。他不安地在街巷里穿行，搜寻蛛丝马迹，试图与疾病的蔓延赛跑。当他终于抓住凶手，怒不可遏之下，给了狠狠的一针，这一针可是动真格的了，针筒里注入的是链霉素。多少年过去，街上的铁匠铺里多了一个聋铁匠，而莫医生已经故去，因什么而死，被十分敬重地缄默在每个人的口中。在莫医生和启东的对峙中，曾有过这么一句对白，如今想起来大有深意。莫医生隔了门对里面叫喊：“启东啊启东，这样下去你会走上犯罪道路的！”门里送出来的回答是：“你才会犯罪呢！”这就像启蒙时代，现代医学方兴未艾之时的对话，这东西的发生究竟是福是祸？作这样的诠释似乎言过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孩子的淘气，可它被那么庄严地叙述着，态度的郑重大大超过应该有的程度，事情就在夸张中变形，邻里纠纷升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结果是同归于尽。
浪漫主义集团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启东这样声名狼藉的犯罪分子，人人心中警惕，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令人猝不及防的是一些乖孩子，表面上安分守己，内里却起着杀心，不知这里还是那里，触犯到他们，便事发了，比如《游泳池》里的达生。这一年夏天，达生迷上在游泳池游泳，向来他是在河里游泳，可自从见识过游泳池，就生出一个固执的成见，那就是“在河里是洗澡而不是游泳”。这就涉及仪式了，仪式，也可以视作苏童虚构的方式，无论《独立纵队》，还是《犯罪现场》，坏孩子的游戏和恶作剧，都被赋予了一种仪式感，于是，事情就从原形脱颖而成象征，内涵有效地扩张出来，无聊的琐细变得庄重了。从日常状态到仪式之间，这一段空间，在苏童是用速度来变形完成，就是虚构的意思了。好，话说回到游泳池，“达生穿着红色的汗背心和蓝色的田径裤，手里拎着一只尼龙网兜，网兜里有一条新买的彩色条纹游泳裤和那张游泳卡”。一切合乎小康之家的规矩，唯一的瑕疵是那张游泳卡，表哥的游泳卡，却贴着达生的照片，是这正当的夏季健身运动中的一个不正当。如同人们常说的“一步错，步步错”，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事情将偏离轨道。他离开泳池去更衣室换衣服时，发现少了一只鞋。这小小的受挫相比游泳池的诱惑微不足道，尤其是发现了一位会游蝶泳的女孩子之后，这种正规的泳式，又是在一个女生身上，游泳池的魅力更是无限了。可是那一个预兆很快兑现了，他受到检查，游泳池的看门人歪脖老朱无情地收走了游泳卡。达生不得不回到护城河里，这一段短暂的游泳池经历将他与河里的“洗澡族”隔绝了，他远离人群，独自游来游去，练习着蝶泳。夏日将尽，游泳池也到了关闭之际，达生又来到游泳池，并且成功地翻墙而人，进了泳池。正当他沉醉在蝶泳的快感之中，歪脖老朱却来撵人了。最终的结果是，老朱被扯入深水区，而他看守着游泳池却毫不识水性，于是就做了游泳池这夏天圣坛的祭品。
我还要特别提到一篇《回力牌球鞋》，这是又一件与速度有关的物件，而形貌却更接近日常状态，滑轮车、游泳池里的蝶泳，多少还有些奢物的意思，是衣食以外的剩余享受，就具有相对独立的含义，适用于隐喻。古人所作“咏物”诗，咏的多半是些雅物，与俗世生活有距离的，自有一番意境。而球鞋这件东西，直接就是温饱之用途，还能延伸出来什么指涉呢？这也预示着苏童的谜面更向生活原形接近，罗汉越来越成凡人相。回力牌球鞋在那个年代轻易不可得，小说中陶的那双是叔叔从外地带来的，这外地应该是民用工业发达，又略具消费气息的上海，穿着它，“人像鸟一样有飞行或者飘浮的感觉”。很快，陶的球鞋就受到朋友许和秦的注意，出于妒忌生出罅隙，然后就有谣言传开，那就是邻街的猫头丢了一双回力牌球鞋，而陶的脚上却多了一双同样的球鞋。猫头专门前来确认，但是陶的球鞋是白色的，他的却是蓝色，事情应该算有了结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陶的回力鞋蹊跷地失踪了，与此同时，街上风传猫头又有了一双新鞋，但是黑色的。陶很冒昧地找到猫头，当众用刀片划了猫头的鞋，检验那黑色是不是涂上的颜料——浪漫主义集团的孩子，不止是坏孩子，更是有病的孩子，这病的一种叫做恋物癖，《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里火车撒落的碎片，养育了一帮恋物癖。猫头是个剽悍的人物，哪里忍得这样的奇耻大辱？他立马用一枚秤砣砸破了陶的脑袋。事到如今，陶已经不指望找回他的球鞋，但却想找到真相，他带着头上的伤疤，如同一个寻求真理的烈士，向他的朋友许和秦发问：“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到底是谁拿了我的回力牌球鞋？”得到的回答是，拾荒老头捡去了，“他把你的鞋当破烂扔到垃圾筐里去了”。这真相带有猥亵的气息，陶跟着许和秦一同哈哈大笑起来，神圣的信念就这么同流合污了。只是
，从此陶的姿态发生了变化，他的目光总是下斜，对着路人脚上的鞋子，这可以说是一种残疾，遭遇过某种暴力而形成的残疾。
现在，一路散开的碎片重又嵌进生活里，化成最为常见的实物，不再是游戏的道具。罗汉的法器消匿了，罗汉已完成变体，就是你我他。变形的事物复又回到原状，就是你见我见他见。我用《西窗》这篇小说来象征这个新天地，也就是这一部分里的第二步，原形。
《西窗》开头第一句是：“西窗里映现的是城市边缘特有的风景”，它对着护城河，河对岸是古城墙的遗址，有柳树、水塔、水泥厂，河岸泊了船、木排、木筏，就好比一部从古到今，从渔农业到早期工业的城市历史。西窗下是市井人家，以西窗为视点辐射出去的一片人家里，有十四岁的女孩红朵和她的祖母，泥瓦匠老邱与他病怏怏的妻子，故事就在“我”与红朵之间展开。少年“我”不期然中收获了红朵的隐秘，那就是老邱看她洗澡，并且还付给红朵祖母钱。是不谙人事，还是承担不了这丑闻的压力，似乎是要卸下重负，“我”将这秘闻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街坊邻居，于是一片哗然。被亲人与朋友背叛的红朵，终于出走，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传说：“有人把红朵抛给一条过路的货船，有人把红朵出卖给一群过路的陌生人。”这些坊间流言其实再恰当不过地描写了红朵的命运，这就是“西窗”里望出去的风景，消失了光色，裸露出灰暗的、积垢的、人世的戚容。浪漫主义集团在这里解体，人和事都回复凡俗的面目，惟有一点不甘心，像是上一个世代的遗韵，那就是“我”潜到红朵最后流连的木排下面，徒劳地打捞着，打捞上来红朵的织物和棉线。《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的那些抛弃物似乎又来到这里，已经在水底腐烂，毫没有主人的气息。那里确曾发生过一些事故，懂的人不一定知道，懵懂的“我”却知道。“我”不是个坏孩子，而是刚一睁开眼睛，被人世间吓傻了，做下了蠢事，罗汉也会有一时间愣怔的。
从“西窗”看出去，谐谑剧都成了正剧，是为现实肖像。谜面和谜底似乎合二为一，谜语解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又好像并没有找到破解的机关，怎么也打不开。《两个厨子》在苏童的短篇小说中，是最写实的一则。灾荒年里，富豪人家办宴，请来两个厨子，一个白一个黑，白厨子的来历很清楚，是顺福楼的师傅，那黑厨子就有些暧昧了。他干枯的形容就不像厨子这一行，厨上的活计很不熟练，更可疑的是，他对食物的饥渴状，厨子往往是没有食欲的，而他身上就像附着饿鬼，而且不止一个，还是两个，他照应自己的一个，那一个还在喊饿，于是就连这一个也顾不上了。故事结束时，已是办宴半个月之后，白厨子在灾民救济会的赈粥棚前，看见了黑厨子与他的儿子，这才明白，父子俩原来是饥民。这一个短篇，写得很平实，没有苏童惯常使用的隐喻，全是直白，直白的也不过为常态常情，这常态常情很单纯，仅只一个“饿”字，饿和饿又血亲贯通，骨肉相连，所以就是一片饥馑。
当苏童放弃隐喻，难免也会令人困惑，似乎消失了进入的途径。隐喻是可起到钥匙的作用，启动机关，谜底揭开——可刚才不是说了，谜面和谜底已接近合二为一，或者说互为消解——解密固然有着智力竞技的快感，可又不尽是阅读小说的满足，小说不止要给人不期然，也要有期然，俗话说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情理就是期然。再说隐喻，被苏童放弃了，一方面没了钥匙，另一方面呢，似乎也不需要钥匙了，比如《两个厨子》，其中全是期然，没有不期然，一切大白于天下。但事情却又不像是这么简单，总有些叫人放不下，这人情之常，又不尽是人情之常，你看我看他看后面，还有着一双眼睛，看出你知我知他知里的未知，那就是“西窗”里的眼睛，叙述者的眼睛，将坊间流言看成伤逝，两个厨子的邂逅看成遍地哀鸿。
《小偷》这一篇小说，又一次出现了火车，但不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的火车，也不是《我的棉花，我的家园》里的，而是一个玩具。说实在，它很像是旧物的魅影，或者说是蝉蜕，是从隐喻上脱出。所以我说它不再是隐喻，是因为它在这里并不用于指射什么，而是直接构成了情节，故事的情节呢，也不是关于速度啊飞行啊，或者刻意赋予的某一种含义，它承担的任务是非常实际的，那就是作为偷窃的赃物。故事是关于偷窃，这一件稀奇的玩具引动了无论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欲望，也是恋物癖的遗传吧，结果一分为二，好孩子得了火车，坏孩子却掌握了火车的动力部分——火车发条的钥匙。两人对彼此的占有心知肚明，却苦于缺乏证据，挑不开事实。那坏孩子谭锋早已经毁誉，就没有后顾之忧，反倒磊落了，可正面挑战。好孩子郁勇却不得不束缚于道德身份、只能以守为攻，以抑待扬。这一场较量写得简直是惊心动魄，第一回合是谭锋鸣锣击鼓，大肆进逼——谩骂，回答他的是沉默；第二回合是出其不意，引君入彀，猝然问道：“你拿没拿？”这个是非题可是个陷阱，回答“是”与“否”都是承认，可郁勇给出第三种回答：“拿什么呀？”真是兵不厌诈！然后就是心理战，谭锋自语道：“郁勇，郁勇，我认识你！”郁勇也坚持住了。故事进入到僵局，怎么结束呢？当郁勇随父母离开小镇的时候，谭锋前来告别，赠送郁勇一件礼物，什么礼物？那把钥匙。这是一个和解，还是一个教育，教的是盗亦有道。
《小偷》的故事或还有些小小的奇情，那么《白雪猪头》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百姓生计。母亲们像母兽为小兽觅食，当然不能用原始的丛林规则，而是用文明世界的章法。为打通款曲，替猪肉柜台的女人制作全家过年的新衣服，不巧的是，正等着回报，那肉摊上的女人调去酱菜柜台了，又当绝望之际，女人却提着猪头来了。倘若故事到此为止也可成立，就视作劳动互换的诚信遵守，可事情还在继续，送猪头的女人看着雪地上玩耍的男孩的赤脚，从怀里掏出尼龙袜给他套上。你要视作女人的恻隐之心就大错特错了，女人手上套着尼龙袜，嘴里说的是：你妈再能干，织得出这样的尼龙袜？顿时，一场比试身手过日子的竞争，起了硝烟。力量对比相当的战局，常常是以和谈结束，有一天，两个女人面对面相遇了，严格地说，相遇的是她们的手，共
同伸向一把上好的芦花扫帚，一抬眼认出对方，共同放手，谁也没有要，就此熄火。
在这里，苏童的法器隐匿起来，倘若我们没有法眼，就看不出他是在虚构，只以为他不过讲述一些事实，其实呢？功力更深了，所谓真人不露相！
最后，也是第三部分，我们是否可以来描绘一下虚构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那个热衷捡拾碎片的小孩；其次是《乘滑轮车远去》那个背时的小孩，他人单力薄，不得不驯从于现实的约束，但并不妨碍“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表姐来到马桥镇》里，那个忠心耿耿守护表姐以及表姐的仿水貂皮大衣的小表弟，他参加不进女孩们的故事，只能旁观；《独立纵队》提了一只西瓜回家的小堂，怯懦地加入自己一个人的黑帮；《午后故事》里，目睹英雄豁子被杀的“我”也是他，他渴望成为豁子那样的人，可连外表上相似都做不成，本是要剃一个剽悍的板刷头发式，结果被剃成光头，所以他根本没指望做英雄，充其量只能目睹英雄被谋杀，做一个见证；《桑园留念》里，毛头和丹玉殉情而死，他们的名字被悄悄刻到石桥的石栏杆上，那个刻名字的隐身人就是虚构者，他为他所看见的人和事，立起虚构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