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辛辣讽刺的语言大都令人恐怖。说到冷嘲，笔锋所及，论敌都必须有经受刺骨之寒的心理准备。今年春天，日本杂志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要骗人》(原稿为日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后由作者译成中文发表，收入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译者注)，日本人根据他悲痛的姿态而理解了这篇文章，其实那不是理应引人注目的他自然持有的冷酷表情吗？他在冷嘲热讽之中令文章上达，冷中带热的格调在当代无人能与之比肩。“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郁达夫的评论，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正是他文章的真面目。
二十年文坛生活在争吵中度过，大骂新月派、创造社，攻击小品文派，最近又以文艺家协会相争。固然很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招来忌恨。一再被人骂为伪善者、变节者、中国的“堂吉诃德”。因被骂而骂人，而招致争吵。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之二》)
这是刺向段祺瑞的“匕首”，不能认为是“文人相轻”场合下战斗意识的削弱。
讽刺和反语是战斗的武器，对进入罗网的猎物，总是耐心地引导它疲于奔命，而后决不宽恕，给以致命一击。“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郁达夫，同前)，这就是他的论战之法。不论是与“新月派”论战，还是在女师大问题上的斗争都是如此。揭露嘲讽、毫不留情，敲骨吸髓、紧咬不松。与创造社的论争尤为壮绝，对手只骂他是“破落户”，这一招尤见效果，使他难以回击。那其中的几篇，现在读来，即使是毫无关系的读者也能觉察出他的不快。鲁迅说，创造社(勿论第二次)意识中的革命文学就像是乳臭未干的小儿的哭闹。对方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语丝》四卷一期，钱杏邨《死去的阿Q时代》)这是鲁迅的恶作剧，大都是小儿的戏言。这样看来，双方都在尽力地嘲骂。当时创造社(以及太阳社)对语丝派的论战，日本也有类似的事情，其中一方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卤莽进攻，一方却是“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他们只是巧妙地创造了骂辞。当时的时代只是用脑袋发动革命，其间只有鲁迅一人冷静地面对文学上的李立三路线，为此鲁迅受陷被诬，从以下的材料可以得到印证。
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这是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虽为领袖，却显出罕见的怯弱，这是他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情感的真实流露。无论是谁，都始终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更不要说鲁迅，他是最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那样辛辣反语的产生，大概只能理解为是他思想观念激烈的自我矛盾的结果。面向他人的刀刃最好要柔韧。揶揄革命文学的同时，也逼迫自己学习革命理论。创造社也是如此，并非只是有了余裕就挥起“奥服赫变”、“珰鲁迅”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劲儿地表现迫于压迫的冲动情绪。“今天是革命的八月八日，在这革命日的革命朝的革命九时，看了革命申报上的革命广告”(《革命广告》)，郁达夫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满身血腥的并非只有鲁迅、创造社，当然也并非只是被段祺瑞杀害的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令人恐怖的俗论，使鲁迅赢得先知先觉的赞誉，如果鲁迅因此而算得上英雄的话，那么正因为那些反对的理由，同时还因为自我解剖，自命凡庸，鲁迅才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还是看一下他的作品吧。
《狂人日记》发表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的第四期第五卷上。
《狂人日记》最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时，本来对文学无知的我读完之后也异常兴奋，只要到友人那里去，就对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中国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你要是读了《狂人日记》，在大街上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就会产生发表自己意见的欲望……(引自《鲁迅在广东》，增田涉《鲁迅传》)
《狂人日记》所带来的狂热尽如以上所言。此外，还有两点要说明白。第一，它是新文学最初的作品，是作为文学家的自觉的最初态度，并且不囿于此。第二，对于社会的思想界来说，也并非在当时先进的知识阶层开了风气之先。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年前就已经写成，不止如此，半年后还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出现的事实(接下来还有吴虞阅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后，调查了有关吃人的历史文献，写出《吃人与礼教》。以上都出自《新青年》)。
《狂人日记》虽然喊出了对封建桎梏的诅咒，但那种反抗心理，只限于本能地冲动地憎恶，并没有明确表达对个人主义性质的自由环境的渴求，因此，民众精神导师的先驱意义就甚为淡薄。他的作品大都带有日本情调，大概是由于融入生活的民间风习的缘故，不仅限于儒教熏陶，还在独特的伦理色彩气质等方面未曾脱尽近代意识的反对者们的百姓根性(这是很自然的，也决不是说只限于题材问题)。除去《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二三篇，鲁迅的作品大都没有问题，从人的兴趣入手，坚实的古典手法常常更被欣赏。因为鲁迅，也因为中国现代文学，那些作品赢得了极高的赞誉。《狂人日记》发表三年之后郁达夫写出了《沉沦》。打个比方，把《狂人日记》比作《浮云》，把《沉沦》比作《棉被》也许很恰当。这个譬喻把二叶亭和鲁迅相比较，不管外在的类似有多大，鲁迅存在着不是理想家的致命缺陷。换一种说法就是鲁迅没有预设的目的意识，也不制订行为规范。气质上和鲁迅没有很大差别的周作人，吸收了北欧特色的自由意识，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个人虚无哲学。与此相比较，鲁迅一直生活在文学世界里，缺少观念思索的训练而带有十八世纪的遗风。他也许领先了一步，但不领先十步还是不能超越时代。即使理解了果戈理乃至安特莱夫，也理解不了尼采(参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自我的批判)，这是鲁迅宿命观的矛盾之处。鲁迅所表现出的矛盾，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矛盾。晚年，他停止了创作(《故事新编》中的诸篇不成为问题)，搁笔
的也不是只有他，既然不是“比起用手写作，用脚逃跑更匆忙”(增田涉《鲁迅传》)(这种说法是鲁迅的假话)，那么就是他的手跟不上他思维的结果，因为用否定一切的热情无法处理好自己思想观念上的其他矛盾。
这种矛盾落实到《阿Q正传》里就更清楚地暴露了形迹。
这部农民小说(可以这么说)最初无疑有刻画农民——流浪农民形象的意图，以至于形成了浓厚的主观色彩。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而又极具现实意义的阿Q的性格，是不加修饰地被抽象化的一种类型，他本身就带有果戈理式的讽刺意味。说到讽刺，“原来与鲁迅关系不好的人们，从小说发表之日起，纷纷恶口詈骂，就像蛙鸣一般。”(增田涉《鲁迅传》，参照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果戈理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在文学史家们看来，这两个民族和时代确实远不只是有共同的地方。关于果戈理，因为不甚了解，所以这里不能发表意见。说到鲁迅，至少在阿Q形象塑造的真实性方面、在阿Q是农民这件事情上，远不只是偶然。“阿Q的性格在中国的那个时代，无论是谁都带有其全部或者部分的特征”(增田涉，同前)，就是说，首先阿Q是鲁迅自身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有人认为这种假设也许是没有根据的妄言，但正如前文所说，如果他的反语笔法、机智的形式都是自身矛盾表现的看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鲁迅在阿Q中看到了自己滑稽画像的看法也就顺乎自然，没有什么不妥的。在此，阿Q当然就成了鲁迅批判的对象，阿Q也作为自然主义作家鲁迅(例如《祝福》)的批判者粉墨登场。我们必须注意到：阿Q的主题是立足于革命成功，但革命没有成功。在《狂人日记》中，作为否定性的热情燃烧了作家生命的这种矛盾，在此是借助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背离的历史事实来实现自我批判的。因此，这一人的成长，伴随着历史而暴露的自我矛盾的反面，也许就隐藏着作为一个作家而燃尽生命的悲剧。事实上，这个悲剧从鲁迅的《彷徨》就开始了。这如果可以看作是悲剧，那么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悲剧。
政治和艺术相克，是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的特性。转型时期的文学，本身就具有进步性，所以必须敢于冒险，突破自身的窠臼。历史上魏晋时代与明末时期莫不如此。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零年，是所谓的大革命时代，鲁迅自身被迫重演了他所塑造的阿Q的角色，经历了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遭遇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艺术家的命运，但是他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转变。一九三零年，鲁迅通过自由大同盟坐到了左联的椅子上。他为此所作的准备，是在与创造社交恶的间隙中，翻译了很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因而可以说，这个转变在演绎他聪明绝顶的故事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的脆弱性。所谓思想的泛滥，是由于不合时宜，虽未膨胀却也受人追捧；思想性的欠缺，又成为滋生小品文派的温床。无法建构自己个人哲学的鲁迅，无法从肉体上得到解决，只好在新的客观世界中安于苟且的统一，这种批判，对于鲁迅也许是残酷的。和作家理想的破灭相比较，他更愿意作为所谓的“文化指导者”而再生，且甘于这种境地。这件事妥当与否我们不加讨论，于此可以看到转换期的一个典型现象，对鲁迅来说也是未必容易的艰难的道路。鲁迅的精神——作为生存方式能被认同，但过于年轻的新人们缺少那已被抛弃的传统文化素养(也有一些例外)，浮躁、庸碌的不能写小说的同伴们把鲁迅吹捧为“中国的高尔基”，唯鲁迅马首是瞻，攻击小品文派，但对于履行文化改革的责任却看不出有什么热情。
我对于鲁迅的近况知之甚少。近来很少看杂志，在写《鲁迅论》之前想把作品通读一遍，可是连一半也没有读完，特别是对论及的转变后的作品，几乎没有看。即使把鲁迅的作品读完，恐怕也难以完全理解鲁迅，因为鲁迅的问题涉及中国现代文学所有的问题。
写到这里，在浏览最近新出版的杂志的过程中，我的想法改变了。结果，我深深地感到我所写的不过是消闲的文字。近来的文章，都飘浮着令人窒息的粗暴气息，未能传达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用平和的眼光很难看透现实的真相，我想更加绵密地深入探索。
鲁迅不相信文学的优越地位。并不是不相信文学世界的存在，而是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呼吁青年不要读本国的古典作品，与吴稚辉等人大相异趣，被称为广义的文化主义的启蒙，这些都滋生于他作为主流的功利立场。与其阅读中国古典，不如接触西欧的近代思想，对单纯的青年更有益处，鲁迅以自身的体验教导青年。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奖励版画、指导汉字拉丁化运动等一系列活动都成了他的工作。这不是他转变后才产生的思想，而是正像前面所写的，体现了他思想本原的矛盾。这种矛盾没有被清算，只不过为了适应新形势而作了自我改造，因此相反倒可以说他的文学几乎都体现了极其纯粹的功利观念吧！用他前期写成的《中国小说史略》来印证也许不妥当，在此他只是用异常敏锐的嗅觉做辨识作品的工作，丝毫看不出他对历史问题的探求欲望。增田氏也在译序中指出了这一点，这也许是对晚年鲁迅的不满吧。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一不满，我还没有听到鲁迅亲口说出。
他所显示的近似于洁癖的纯粹性，不仅体现在对古典的偏爱。为了在政治主义的偏向中保卫文学，他是不遗余力的。一种看法认为鲁迅容易使人误解，即他支撑着行将崩溃的文学大道。但也很少有人听到他说一贯积极坚持的方向，因此，他在自身的全力挣扎之中，即使追求与现实世界隔绝的文学的绝对价值，联想到鲁迅难以忘怀的从前作为作家的梦想，也就不足为怪。因为一九三零年不过是陷入留恋自己死亡肉体的精神悲痛之中。当今的文学世界，说到底，我们“文学指导者”的欲求必须满足。即使有“不及法捷耶夫”的感叹(萧军《八月的乡村》序言)，新进作家的不成熟的作品，因为通常具有启蒙作用，也一定给予与其洁癖相反的最大的宽容。
如果说古代经典是具体的文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对《狂人日记》作者的担心也不过便是庸人自扰。或者毋宁说，是我们对年轻作家的生活储备过于浅薄才深感不满。
附识：
《鲁迅论》具体写作日期不详，应作于1936年9月下旬，完成于鲁迅逝世之后的20日至30日之间。该文最初发表在竹内好主编的《中国文学月报》第二卷第20号“鲁迅特辑号”。查该刊登载的《鲁迅论》文末未标写作日期，另据筑摩书房《竹内好全集》第十七卷“年谱”：“9月下旬开始着手写《鲁迅论》”；“10月19日，因鲁迅突然病逝，特辑号(20号，11月1日发行)，虽已准备就绪，但还是匆忙译载《死》一篇，已表达哀悼之意”。查该期刊物出版时间确为“1936年11月1日”。《鲁迅论》后来作为系列论文之一以《日本与中国之间》为题在1973年7月的《文艺春秋》上连载，收入劲草书房1976年11月版《新编鲁迅杂记》，现收入筑摩书房1981年12月《竹内好全集》第十四卷，本文即译自于此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