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年前，因沈从文与苏汶等人的那场争论而引发的“海派”“京派”的划分，乃至鲁迅也参与了论战，最终却演变成对文学流派的定性和定位，实乃二十世纪的一场阴差阳错、因祸得福的文化现象。说它“阴差阳错”，是因为本是一场相互指摘的文化层面的争论，却被后人越来越演变成一种较狭隘的纯美学意义上的文学风格之区别，其文学的学术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文化意义了；说它“因祸得福”则是这种变化却对丰富文学史的描述很有帮助，同时，也对后来的流派创作有所裨益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其意义演变背后潜藏着的和被遮蔽了的巨大的文化批判内涵。
其实，鲁迅对于这场争论的总结是最有独到见解的，他从宏观的角度来评判这种地缘文化流派的划界，其所指是十分明确的——文人作家的文化与文学价值立场是和与其依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也许就是他写那两篇著名杂文《“京派”与“海派”》①和《“京派”和“海派”》②的初衷。两篇文章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相同的文化寓意——对两种文化流派的弊端作出深刻的批判。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③为什么鲁迅的这段话会在两篇文章中反复出现呢？显然，它是鲁迅判断这一文化现象的核心观念所在，其答案是明确的——“帮闲”是“京派”文人谋事的特权；“帮忙”则是“海派”文人谋食的责任。这种“帝都”文化心态和“租界”文化心态贯穿于二十世纪，其中“租界”文化现象虽然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年代末有所消遁，但是那种文化心态却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保存在“海派”文人的体内，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才又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
无疑，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虽然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华民国已经十几个年头了，但是，其国体和政体还留有十分明显的农耕文化的印记，君主思维和皇权意识还很强大，所以才会在无形的封建体制中豢养着一大批御用的“帮闲”文人。殊不知，只要这样的生态环境还没有消除，那么，这样的文人也就会永远存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可能是最能够反映出该国的主流文化形态的，身处“帝都”才能有资格成为这个流派的成员，这是先决条件，所以，鲁迅强调“在京者”是很重要的，它突出表现的是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
同样，鲁迅强调“海派”时，冠以“沿海者”这一前提，就是进一步凸显文化环境决定其文化态度的理念。在中国社会被迫进入现代以后，其商业文化经济在沿海地区日益发达，使上海成为了亚洲，乃至于全世界的重要港口和金融中心，十里洋场造就了现代大都会资本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显著特征，因此，必然会滋生出一大批为其张目和服务的“帮忙”文人来。与传统的“帮闲”文人不同的是，除了服务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毫不在乎封建士大夫那样遮遮掩掩式的假道学文人做派，而是或明或隐地表达了自己商业化的价值立场和态度，其谋利的目的是很明显的，这个源头最早可能要追溯到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文人靠写作发财的行状了。于是“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乎所以”就成为他们不屑、抵抗和冲击传统文人习气的文化姿态。当然，他们在二十世纪初的社会中还不可能占据主流话语的位置，因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仍然是中国封建士大夫“帝都”文化语境中的核心观念，它才是占据统治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鸳鸯蝴蝶派”之流被打入文学的另册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研究二十世纪文学流派的大家，严家炎在其著作中很有深意地引述了沈从文在《论中国的创作小说》里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从中窥见到当时许多人对“海派”文人的代表性评判吧：“……从民十六年，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④对商业文化的盲目抵制，是传统文人本能的文化排拒，然而，这种反抗是反现代、反文化、反文明的，这种对现代性的恐惧感只能给文学的发展带来封闭性的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封闭性是被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并接受的，虽然沈从文本人同样也遭到了政治上不公平的待遇，但是这种传统文人滞后于时代前进步伐的落后意识却是不可取的价值观念。显然，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新文学的大家们对“海派”文人的否定性判断也是有局限性的，应该看到这把双刃剑的两面性。
也许，鲁迅对“京派”和“海派”的定性与定位有些过于尖刻，但是，其中之文化深意却是另有意图的，可是近八十年来不为世人所认真探究，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几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上，“京派”文人和“海派”文人们的种种文化表演可谓精彩纷呈，足可以写就一部两派文人的表演史。
毋庸置疑，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帝都”“京派”文人的一统天下，因为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的文人，进京以后的心态都是十分虔诚的，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新文化真正的“时间开始了”(胡风诗作名)，他们深切地体会到近在天子脚下文人的荣耀，那种身在“帝都”的文化人的“傲然”，无疑成为他们后来不断颐指气使、指点江山的文化资本和心态。其实，“所谓‘京派’与‘海派
’，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⑤正如钱锺书在其短篇小说《猫》中描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京派文人”所言：“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们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侨居北平的得意，恰像犹太人爱他们所入籍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亦如鲁迅对乡土小说定位时，把这一批作家定为“侨寓作家”那样，那些南方文人，或是他籍文人，一旦侨寓北京，就踌躇满志地“入籍归化”于“帝都人”，其自诩“京派”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京派”当中极少有北京籍的本土作家，而绝大多数都是南方籍作家，他们那种“对于侨居北平的得意”，仿佛有一种“被招安”了的“得意”，是一种有了归属感的天然自豪——从“侨寓文人”走向文化的中心位置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被御用的文化追寻，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京的“侨寓作家”中尤为明显——从“解放区”来的“土包子”文人有了“坐龙庭”的感觉，因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从“国统区”来的都市文人，尤其是无党派文人，当然更有被宠幸的感受。
无疑，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的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清洗运动是耐人寻味的，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正统的“京派文人”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检验，无论是从“解放区”进京的，还是从“国统区”进京的“侨寓作家”，都将在天子脚下效命看作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开始，因此，能否进入核心层似乎成为大家的共同追求。所以郭沫若等“先进知识分子”才会对沈从文、萧乾那样的“反动堕落”旧文人的思想进行无情的清算和批判，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自我清洗，还不如说是“帝都”“京派”文人之间的争宠行为，说到底就是那种传统文人为争夺正宗地位而不惜清除“异己”，从而相互倾轧的惯用下流行径而已，说其卑劣，是因为他们原来均为同类，而非“异己”。可见“京派”文人之间的倾轧是在“思想改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不间断的历次运动中得到最后的身份确认的。因此，那些“改造不好”和“不配改造”的“京派”文人的生计就难以为继了。像沈从文、萧乾这样的“旧京派”文人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或关张避祸，或埋在古典服饰的沙漠里不敢抬头。这就是沈从文直到八十年代才自称“出土文物”被重新拥戴，被文学史家们供奉在“京派”文学风格的美学殿堂里的带有黑色幽默的历史过程。
为什么他们会忘记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为什么启蒙主义者会变成扼杀启蒙的刽子手？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乎知识分子现代性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其实鲁迅早就给出了答案：“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⑥这分明不就是预判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京派”文人的种种行径和必然命运吗？！这种“京派”文人的陋习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和文化运动中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在“批二胡”(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京派”的地域优势已经明显成为从“解放区”进京文人的傲人的思想徽章，那些从“国统区”进京的文人们则以十万分虔诚的“自我思想改造”心情和百万分惶恐的朝圣心境，试图谋取这样一张带有荣耀和政治赦免权的“红派司”，他们惟恐成为“京派”的另类而被逐出“帝都”，他们惟恐不被“招安”。无疑，一切进京的文人作家都想作为有充分话语权的“京派”文人，于是，政治层面的构陷和倾轧就必然开始了。谁是正宗的“京派”文人，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潜在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能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中看到形形色色“京派文人”的文化表演。像丁玲这样在共和国的礼炮声中就开始批判同类，尔后又被另一拨同类所批判的黑色幽默的闹剧，在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年代里可谓层出不穷，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剧性表演往往在“京派文人”中间发生，不能不说是有其政治缘由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把历史的责任仅仅简单地推给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更为重要的是，也要看到知识分子自身的劣根性——争当“京派”“奴隶总管”，甚至“争做奴隶而不得”的文化心态成为大家争名夺利的目的和目标。其实，许多知识分子明白此等卑鄙勾当是见不得人的，但是为取得政治上的认同，他们不耻为小人。当领袖人物“大鸣大放”的“双百方针”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和手段“引蛇出洞”时，一些“京派文人”那种被压抑的“做奴才而不得”的心理顿时化为万分的牢骚和怨气而喷发，当然他们没有料到其后果会是以五十五万“右派”知识分子的肉体苦难和精神苦难作为昂贵的代价。一些自以为已经取得了“京派”发言权的文人们，也以正牌文人的形象出来“谏言”，以“自己人”，而非“同路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的批评和谏言，孰料也被“反右”的闷棍打得皮开肉绽、魂飞魄散。可以看出，虽然只有“帝都”的文人才有资格做“京派”的发言人，才能在“在京者近官”的语境中获得文人的最
大权力——话语权，才能进入“官的帮闲”序列之中；但是，这一时期的文人丢失的最重要的东西却是一个无论是传统文人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应持有的操守和气节。其“身隐者”是出于无奈，因为他们被阶级斗争的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了；其“身升者”正如鲁迅所描绘的那种行状和心理：“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⑦但是鲁迅没有料到的却是，他们竟然会卑鄙下流到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构陷自己的同类，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登峰造极了。
比起“帝都”文化来，“海派”文化在共和国的礼炮声中就必然开始走向边缘，“海派文人”也就自然成为销声匿迹的“身隐者”了。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商品经济俨然被计划经济所替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体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被摒弃，因此，那种资本主义的殖民文化心态遭到了无情的清洗和批判，代表它的文化和文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垂死的、挣扎的”腐朽文化和文学的代表，“海派”文化也变成了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名词。“十里洋场”不在，“海派文人”遁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然而，这种情形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却又演变成另外一番文化景象了，那就是“京派”文人集团和“海派”文人集团南北遥相呼应，成为这段历史上的一对“政治文化双星”，也成就了那个特定时期“京派”“海派”文人发飙的一道特殊的文化风景线。除了“王、关、戚”这样的“京派”发言人之外，更为长期出名的却是北大和清华的写作班子“梁效”了，他们成为真正掌握当时中国文化和文学发言权的“京派”御用大腕。而上海的“石一歌”则成为“京派”的附庸与应声虫，彻底消除了作为文化和文学流派意义的对抗性存在，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政治企图。“京派”和“海派”的合流，除了中国失去了“海派”文化所依存的商业文化语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海派”文人实在耐不住寂寞，想分得“京派”帮闲文人的一杯羹，也弄一个“奴才总管”或者“奴才”的位子坐一坐，从姚文元的发迹史就可以看出这种从文化和文学领域向政治领域中心转移的终南捷径的可行性。“京海合流”表面上看来是在没有商业文化背景下政治层面上的苟合，其实骨子里却能够看出“海派”文人挥之不去的那种依附于政治权势的商业文化心态。因为没有合法存在的商业文化语境，若想谋利，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达到，能够被御用，甚至被政治所强奸，都是感到荣耀的宠幸之事，这就是那个时代文人的唯一出路——献媚是没有其他途径可选择的。“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也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⑧像鲁迅这样有骨气的文人毕竟是罕见的，大文化语境的恶劣，使得文人失去了思想的能力。
但一旦文化语境改变，另有他途可走，“海派”文人则会立刻变脸，凸显出另一副嘴脸。
当历史的时针转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间节点上时，由于“思想大解放”的思潮冲击了政治主流话语，被搁置了几十年，一直处在边缘化、附庸化了的“海派”文化又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一种足可以与“京派”政治文化抗衡的消费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积聚到九十年代，在“二次改革”的浪潮中，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在商业资本的高热孵化下，迅速地成为“海派”文化和文学膨胀蔓延的有效契机，“海派”文学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才能造就出像《上海宝贝》那样消费文化的身体写作样本，时尚的消费文化心理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流行色，只有在这样的消费文化的语境里，“海派”文化与文学才真正恢复了它在资本文化中的合法权利和位置，渐渐恢复了活气，“海派”文人才有了抗衡“京派”文化与文学的底气，成为二十世纪末消费文化宴席上的贵宾。
然而，当二十一世纪来临之时，“京派”与“海派”却又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习焉不察，难以被人捕捉。因为“帝都”的“京派文人”也闻到了商业文化的铜臭给自身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而“海派文人”也同样嗅到了政治文化为其消费文化带来的成倍的利益回报。
从表面上来看，“京派”与“海派”的文化特征是很明显的——“京派”基本上“是官的帮闲”；“海派”基本上“是商的帮忙”。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资本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官商合一”的形象，也就使得其奴仆开始分化，于是，“一仆二主”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在“京派”和“海派”文人之间了。换言之，“京派文人”已然脱去了旧日专门事主于政治的长衫，也不停地在消费文化的泥淖中打滚，甚而就直接以一个所谓的“大众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进入现代媒体，既言官，又言商，成为“京派文人”重新披挂上阵的创新形象。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京派文人”还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建树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其专业水平急剧下降，而混迹游走于“官”与“商”之间的情商却是出奇地优秀。他们完全与鲁迅的期望相反：“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是文艺上的大著作。”⑨其实鲁迅在那时已经看出了“京派文人”的苗头来了，他只不过是用反讽的手法预言了他们的必然归途，这个归途被七八十年以后的现实所证明——这是一个没有“大著作”的时代，却是一个只有“伪大师”层出不穷的世纪。因为“商”的诱惑太迷人了，以致他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坐冷板
凳，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和建树。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⑩如此神机妙算的画像，不知会让如今的“京派文人”有所警醒否？！
同样，那些复活了“商气”的“海派文人”们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中，当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可是，他们知道仅仅依靠这些，只能得到小利，如今社会若想成就大业，不依附于“官”的护佑，是难以成大器的。所以，“海派文人”也开始“近官”，甚至不惜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从“帮忙”到“帮闲”，他们也极尽“京派文人”之能事，甚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献媚之手腕，“京派文人”是远不及“海派文人”的，他们太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了。
如果鲁迅当年形容“海派文人”的目的是对其操守的鄙夷：“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文人。”(11)那么，如今我们来评价某些“海派文人”的话，就不仅仅是从道德层面了，就要看到消费文化一旦与政治文化相勾结，其产生的对文化的破坏性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鲁迅说：“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12)这俨然是对两派文人的之所以合流的本质特征——政治与商业媾和——作出的文化批判。“合流”其实就是消弭了文化在地域和空间的距离，使得文化的负效应朝着一个“大一统”的方向下滑。倘若对其不保持警惕，我们的文化就会连界限都没有了。
“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届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新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13)这样的嘲讽也许尖刻了一些，但的的确确就是当下“京派”和“海派”文人的现状，我们也就不得不佩服七八十年前的鲁迅看问题的犀利了——他们亦官亦商，时而油滑，时而正经；时而献媚，时而底层；时而自赏，时而结帮；时而攻击，时而潜伏……竭尽“二皮脸”之能事，这就是京海之间的一道亮丽文化风景线。
注释：
①此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此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5月5日《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4期，后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第3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这段话第一次作为中心观点出现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而在后来的《“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又重复强调引用，其评判的角度和深意可见一斑。
④转引自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06、2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⑤《“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433页。
⑥《“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433页。
⑦《“京派”和“海派”》，《鲁迅全集》第6卷，第305页。
⑧《“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