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朋，内蒙古大学教授；邱运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一、转机和新变：俄罗斯高尔基学
(一)意识形态剧变和高尔基学的转向。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期，是苏联文学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奏。七十年代，文学界的中心和热点话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一九七二-一九七五年，著名的文学期刊《文学问题》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问题”专题讨论；一九七九-一九八○年，《文学报》编辑部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经验与理论”专题讨论。基本思想是：讨论的各方面都认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正统的、基本的创作方法，但不一定是唯一的创作方法。有理论家已经区分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学”和“苏联文学”这三个概念。但这一立场受到一些人的批判。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唯一的创作方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创作方法。苏奇科夫于七十年代发表题为《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的系列论文，提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统一下对其他方法的包容问题。德·马尔科夫发表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艺术概括形式》(一九七二)、《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历史开放体系》(一九七七)，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观点。理论界围绕开放体系问题进行着断断续续的讨论。应该说，三十年代提出的苏联文学正统的创作方法，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或者它自寻出路，找到贴切的解释；或者它被别的提法所替代。到八十年代末期，一九八九年三月，《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草案)里已经回避这个术语了。一九八九年八月，苏联宣布解体。
九十年代，在历经了多次大争论后，文学思想界发生的重大转向就是把文学思考从依附于政治拉回到理性思考中，在纯粹的文学创作经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来讨论文学创作方法问题。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基本上无疾而终，这也说明，它之所以维持自己的生命依赖所在。各种在苏联时代被压制的文学思潮、文化思潮纷纷回潮，其中又以“宗教文化批评”的崛起最为耀眼，它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因素混同在一起，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之一。
受到这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剧烈变化的影响，高尔基研究显示出三个重要的走向：一是高尔基多年前被禁止出版的著作重新受到重视，获得了出版；二是高尔基晚年与斯大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所谓晚节问题)、高尔基之死、高尔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和矛盾等，受到注意；三是高尔基表现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性格的作品受到重新研究，给予较高的评价。高尔基学的这种转向有其自身研究态势的调整，更多的是在面向意识形态全局、反思后的调整。应该说，这个调整对于高尔基学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二)《不合时宜的思想》出版事件
一九八八年，苏联高尔基学界，也是苏联文学界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高尔基被禁止出版五十年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革命与文化)出版了。这部著作甫一面世，曾经引发了巨大的震动，而到了苏联时代的一九八八年，用俄文在苏联国内出版，按照常规，这是难以想象的。
《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写作的一系列争论文章的合集，其中，有的发表在《新生活报》上。《新生活报》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俄历四月十八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它的主办者是自称“国际主义者”的一批孟什维克，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编辑部成员有高尔基、谢列布罗夫、杰斯尼茨基、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等。该报的宗旨是反对与国际共产主义利益背道而驰的帝国主义战争，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和民主力量，捍卫二月革命成果，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下，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在进一步实现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
《新生活报》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在革命和战争的问题上，往往在国际主义和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之间摇摆。十月革命前后，它既反对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措施，又和苏维埃党进行论战，一九一八年二月曾被勒令停刊八天。高尔基也渐渐认识到《新生活报》的立场，并为之困惑，他在给彼什科娃的信中谈到，“我准备在独立自主原则情况下和布尔什维克共事。我对《新生活报》无力的、没有实践意义的立场感到厌烦。卷入革命的‘漩涡’，就像陷入水深火热中似的，真令人苦恼不堪”。一九一八年夏天，国内战争已加剧，由于《新生活报》的反苏维埃态度，该报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俄历七月三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查封，共生存了十四个半月。
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工作了一年多，发表了部分《俄罗斯童话》，一些短篇小说、随笔、速写和八十篇左右的文章。其中，五十八篇是在《不合时宜的思想》总标题下发表的。这些文章后来由高尔基本人两次结集发表，首次出版时间是一九一八年秋，由拉迪日尼科夫出版社在柏林用俄文出版，名为《革命与文化——一九一七年政论集》，共收入三十三篇文章，按发表文章的时间顺序编排。第二本是于一九一八年秋在彼得格勒由“文化与自由”协会出版，名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共收入四十八篇文章，按文章内容编排。此后，西方出版界多次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名，将两个集子合并出版。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或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作者对原书进行了增补和调整，从这两本书中选出六十四篇文章，打算重印，书名仍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此后六七十年时间里，《不合时宜的思想》没有在苏联重版。在西方却出现了几个版本。一九二二年，巴黎出版了安德烈·皮埃尔编的《马克西姆·高尔基论革命的文献》一书，收入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文章。一九六八年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叶尔莫拉耶夫翻译的名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英译本，收入的七十七篇文章中，五十七篇是“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专栏文章，译本的副标题改为《关于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札记》。这个本子后来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在伦
敦重版。这一年还在巴黎出版了由叶尔莫拉耶夫编辑的俄译本，它与译本相比，增加了《致工人同志们》和特写《在莫斯科》。直到一九八八年，在重新评价古典文学和作家作品的形势下，苏联《文学评论》杂志分期连载了《不合时宜的思想》单行本，保持了该书原有的四十八篇文学的主要内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界重新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一些杂志开始刊登文章，重新评价《不合时宜的思想》。
重新评价高尔基，首先是对高尔基经典地位的质疑。苏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庸俗社会学使高尔基被神圣化、简单化。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国内出现了极力诬陷苏维埃国家全部历史的狂潮。这一时期，对高尔基的谩骂和指责几乎一夜之间勾销了高尔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一直被当作禁书的政论《不合时宜的思想》却成为苏联文学界重新认识高尔基的新发现。
列昂尼德·列兹尼科夫是较早全面论析《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苏联理论家。他在《涅瓦》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上发表文章，首先阐述了重新出版《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理由。作者指出，由于《不合时宜的思想》这本书只是一九一八年在彼得堡出版过一次，且发行量很小，所以，只有革命初期少数研究高尔基政论的学者了解这部作品的全貌。之后，人们只能从阿·奥甫恰连科的专著《马·高尔基的政论》中了解部分内容。而西方出版社就利用我们不了解这部书的内容，进行了各种政治投机。他们的译文公开和隐秘地歪曲了作者的原意，把高尔基视为深藏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和列宁身边的敌人。而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高尔基是列宁和革命群众的真正朋友。重版这本书有助于了解这部作品的全貌。
在论证高尔基思想的矛盾时，过多地强调了作家的个性因素。作者认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写于高尔基世界观矛盾发展的重要阶段，从中可以找到高尔基错误思想的根源，况且这些思想远不都是错误的。文章分析了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产生的根源，主观原因是高尔基对人民的态度是“不温存的”，“出于浪漫地企图一下子清除几千年生活积习的愿望”；他不相信群众的理智，尤其不相信农民的理智，对千百万群众参加政治活动感到讨厌，认为这会产生无政府主义、无理性，会损坏社会公益。高尔基明显夸大了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作用。这种情绪产生的客观原因是包围着作家的旧知识分子的嘤嘤啜泣，是高尔基对阶级斗争规律和辩证法缺乏了解，不理解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不止一次地站在超历史的、抽象人道主义的和天真幼稚的乌托邦立场上。作者认为，高尔基的错误与他的真理观有关，高尔基要的是一种无条件地适应一切人的真理。
在高尔基与列宁的关系上，作者指出了艺术家高尔基和政治家列宁的关系问题。作者指出，列宁和高尔基共同的理想都是反对一切对人的暴力，不同的是，作为政治家的列宁精神紧张集中，镇定从容，有求实精神。作为艺术家的高尔基的情绪表现为痛苦的叫喊，坐立不安，长期惊恐造成的沉重的压抑感，不满，甚至绝望。列宁与高尔基个性的亲近，不仅决定于他们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还在于他们不同的性格是这一理想的互相补充。从个性、气质和情绪特征上对两者的分析比较，深化了对《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理解。作者肯定了高尔基最主要的品质：真诚、求实精神、谦逊，爱劳动和公民责任感，他用“不温柔的目光”看待俄罗斯和她的历史。这在过了这么多年无批评的、自我夸赞、歌功颂德的日子之后的苏联，“《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的观点对我们今天有重大价值”。②列兹尼科夫指出，高尔基在这组政论文章中包含着不少错误的因素，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对高尔基的崇敬心理和惋惜之情。
一九八八年七月逝世前，苏联科学院版《高尔基全集》主编亚·奥甫恰连科应《文学报》之约写了一篇论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文章。他指出：“改革时期的标志是重新评价我们的文化发展中的许多珍品，重新看待一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重新研究高尔基，对他的遗产给予真正科学的解释，同时‘谨慎地’，也不回避伟大作家生活与创作中不久前被称为是错误的，不愉快的失言、笔误和失常现象，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对刊登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六月《新生活》报上的高尔基的政论作品《不合时宜的思想》，早就应加以评述。长期以来，不仅仅议论这组文章中的某些篇章，甚至连提起它们都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组文章——是革命独特的编年史，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本日记。”
奥夫恰连科的评价可以归纳如下：
一是高尔基自身的悲剧性。“在这本书里，他是以悲剧人物出现的，尽管这是由于他爱俄罗斯，经常关心她，为她而担忧。”“正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反映出高尔基既看出了革命是非常复杂的、残酷的，具有自相残杀的疯狂性，同时又对产生善良、正义的国家抱有一线希望。”“是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并不总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文章虽未被那时的时代所理解，可站在我们面前的高尔基却是一位备受折磨、昂首挺胸的伟人，在斗争中无畏的人，由于迷途而带悲剧性的人物。”作者把这一点看作是高尔基的悲剧性，认为其原因是高尔基在阐述革命具体事件时，没有估计到事件的全局，表明作家在这段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革命中的最积极作用的力量。然而，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中，已为正确反映俄国革命的发展的各类不同方法打下了基础，这既指悲剧性的《静静的顿河》，也指多罗霍、扎祖勃林、巴别尔、塔拉索夫-罗季翁诺夫、阿尔乔姆·韦肖雷、维亚切斯拉夫·希什科夫等人坦率写出的、有关革命现实的复杂性的作品。此外，还有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二是革命和文化的关系。对于高尔基来说，革命如果要合理而正确地进行，就必须于革命的同时进行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基础就是要尊重在革命前的俄国被蹂躏了的个人。关于文化建设，高尔基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重视公开性。他特别注意革命的阴暗面，不能容忍无政府主义、暴力、大规模破坏和掠夺、无辜逮捕人、群氓政权这种“成群的烂货&rdq
uo;以及相互残杀等行为。高尔基强调要教育人尊重劳动，这是文化建设的另一方面。同时，高尔基认为革命式地发展文化事业是与国内兴办有科学基础的、技术发达的工业彼此相连的。
三是高尔基对列宁及其战友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作者认为高尔基在反映革命的一些片断时对总体的勾画不总是成功的。
第四，高尔基对人民的态度和对农民的评价。他指责俄国人民未养成对劳动的热爱，对事业不能善始善终，民族心理不稳定。他痛苦地谈论着俄国人民的缺点，这种痛苦基于热爱。高尔基对农民表示不信任，似乎是农民具有“从本质上与城市无产阶级敌对的心理、思想和目的”。
第五，高尔基对列宁及其战友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文章认为，高尔基对革命领导人的活动，还有布尔什维克的作用等方面的评价，许多地方是不公正的。他承认列宁“本人当然是位具有非凡力量的人”，但是谴责“从斯摩尔尼宫来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员和空想家”在俄罗斯进行“残酷的、早已注定要失败的试验”。“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反映革命的一些片断时，对总体的勾画并不总是成功的”。
第六，高尔基也没有避开民族问题，其中包括所谓“犹太人问题”。他谴责民族主义的任何表现形式。
文章认为，高尔基与自己的国家一起经历了一场悲剧，但是这场悲剧给他的不仅是痛苦，而且是他和自己的人民一起在革命烈火中受到洗礼，并接受了最崇高的感情。③
理论家瓦因别格著文《为了革命与文化》，全面肯定了高尔基政论文中关于文化启蒙重于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④
(三)所谓“高尔基晚节问题”
一九九六年，莫斯科阿格拉乌出版社出版了瓦季姆·伊里奇·巴拉诺夫写的《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认为，发生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间的高尔基与列宁的第二次冲突，主要分歧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认识方面，表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以及采取何种手段夺取政权等问题上。八十年代以后苏联文坛开始重新评价高尔基。一方面，一些人在高尔基晚节上做文章，在报刊上对高尔基大泼污水，有人认为他是“双头海燕”，“这位曾经郑重宣告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高傲的海燕，在晚年已经变成了灾难的信使——一只黑乌鸦！”有人指责他在一九二八年回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对斯大林的暴政实际上起了美化和支持的作用”，是斯大林政府的“帮凶”。作家索尔仁尼琴发表文章并在闻名世界的小说《古拉格群岛》里，谴责高尔基为索洛维茨基政治犯劳改营乔装美饰，认为他应该为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承担责任：“(高尔基)以鹰和海燕的名义，在我们的和西方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大型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说，用索洛维茨基劳改营进行恫吓是徒劳的。那里的犯人生活得非常好，改造得也非常好。”⑤作家瓦西里耶夫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连载三天的长文《风雨如晦日，热爱俄罗斯》，指责高尔基“过着谨小慎微的生活”，“他对如何保卫人民，保卫文化，捍卫法律和正义却一声不吭”。
巴拉诺夫以“剥去各种外衣，塑造历史上真实可信的精神面貌，毫无粉饰的面貌，这就是我的使命”。在这部著作里，着重讨论的就是高尔基的晚节，尽管他没有直接使用这个术语。全书包含内容大致如下：一、高尔基回国后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二、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三、高尔基儿子之死与他自己的死。作者的立场是明确的。高尔基归国后，面对严酷的政府高压采取了容忍的办法，在白波运河工地、索洛维茨基劳改营等地参观，发表的意见带有明显的矛盾心理。作者指出了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敌视派来的秘书、抗议对政治家的迫害和肉体消灭活动等。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人、良知、文化和民主传统，与暴政、专制、个人意志残暴力、野蛮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关于高尔基之死，作者把这个问题与他晚年与斯大林专政的矛盾之加深联系在一起来研究的。这个矛盾包括了儿子之死因的猜测(雅戈达、飞机坠毁、儿媳)。作者明确提出，高尔基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在全书结束时写道：“把此书作为纪念六十年前其生命被强制终止了的我们伟大的同胞和我的同乡……”⑥
重要的是，巴拉诺夫以本书回应了国际传播界对高尔基晚年的种种疑问，用坚实的材料，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特殊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理状态下的高尔基——这个时候的高尔基，距离鹰和海燕已经不近，但是，他还是有一颗与鹰、与海燕为邻的心。
俄罗斯高尔基学家正在致力于全面研究高尔基的工作。前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库兹涅佐夫说：“研究所准备有计划地公布档案材料，让广大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高尔基。”高尔基档案馆馆长巴拉霍夫表示，有义务把高尔基的遗产完整地交给读者，不作任何删节，不出任何疏漏。负责苏联科学院版《高尔基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扎伊卡认为《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组文章涉及文化、教育、培养个性等问题，值得人们重视。
(四)《高尔基：新的观点》(二○○四)
二○○四年，Л.斯比里多诺娃出版了《高尔基：新的观点》(莫斯科，二○○四)一书，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该书是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比较新的研究著作。与一九○○年代最初几年相比较，那个时期，例如一九○二年，在报纸、杂志上，每天都有评论文章发表。据统计，从一九○二年九月到一九○四年十二月，俄文和外文出版的描述高尔基的书籍达到一百多种；一九七六-一九八○年五年间，国外出版苏联作家作品数字，高尔基的作品出版达到三百一十三次，排名第二三位的是肖洛霍夫、艾特马托夫，分别是七十四、七十二次。因此，作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高尔基学学术著作，Л.斯比里多诺娃的《高尔基：新的观点》表达了进入新世纪后高尔基研究的新动态。
全书分为十二章、导言、后记，包括作家与时代、早期创作研究、创作中的事实与虚构、高尔基的内心矛盾、作为新宗教福音书的《母亲》、精神上政治上的矛盾立场、回国前后、高尔基在国内的生活：是凯旋还是悲剧、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逐渐失
去自由直到神秘地死去、高尔基艺术世界的神话基础、高尔基作品中的创新问题、世纪之交的高尔基学。全书的重点在高尔基研究和后期问题的反思，特别是对完美无缺的高尔基形象的质疑、化解和颠覆，提出理解高尔基创作和思想方面的矛盾，例如《母亲》创作和阐释过程中的矛盾、政治思想和立场的矛盾、高尔基创作中的神话因素问题等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际高尔基学的大趋势。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比较方法，引用国际高尔基学的观点、材料，进行平行比较，阐述各自的合理性。在最后部分，引述了各国高尔基的研究著述，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对世纪之交的高尔基学的变化格局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写道：“二十世纪末期全部人文科学面临的方法论危机同样波及到高尔基学。高尔基作为思想家、艺术家和人的观点不仅得到改变，而且，研究格局本身也得到改变。拒绝苏联文艺学固有的教条化和图解式，导致高尔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形象的倒塌。国外的文艺学也初步形成了客观、不带任何偏见地研究作家遗产的趋势；作家的名字的某种提法是苏维埃现实的否定者。重新阅读和思考他的作品的愿望，按照新的思路阐释复杂而矛盾的高尔基形象，这是世纪之交的高尔基学的特征。”⑦这个宏观把握的思想，基本概括了世纪之交国际高尔基学的研究态势。
同样的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围绕高尔基之死：证据、材料、解释》(莫斯科，二○○一)⑧一书，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辑“高尔基：资料和研究丛书”的一种出版。书中分析了高尔基的病史、去世前的书信来往、高尔基的临终之际、托洛茨基案件的审判、警察局对高尔基去世的解释、结语等，汇集了很多材料，对纷纷扬扬的高尔基之死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应该说，这个问题具有新闻价值，能够吸引大众关注高尔基学，但是，毕竟高尔基之死——自然死亡或者非自然死亡——在“他晚年生活环境严酷”这个观点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后，死亡的原因就只是一个新的证词了。
应该注意，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辑“高尔基：资料和研究丛书”，是两个世纪之交高尔基学的一项重要的工程。丛书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前两种书题为“高尔基和他的时代”，于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三种名为《不为人知的高尔基》，于一九九四年出版，初次发表了致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有作家的信件，比如有致列宁、雅戈达、罗曼·罗兰、楚科夫斯基等人。第四种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高尔基和他的时代：对高尔基的新看法》，收集了以“时代发展中的高尔基遗产”为主题的研究论文。第五种《高尔基未出版过的通信》(一九九八年，第二版二○○○年)包括与列宁、斯大林、鲍格丹诺夫、季诺维约夫、加米涅夫、科罗连科等，初次公开了未曾出版的书《今天俄罗斯》的情况。第六种即上述《围绕高尔基之死：证据、材料、解释》在二○○一年出版。二○○二年完成了第七种《高尔基和他的编辑》。最近几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着力编辑整理《高尔基档案》(十五卷)，一九九六年出版了《高尔基与罗曼·罗兰通信集(一九一六-一九三六)》。二○○二年出版《高尔基档案》(十六卷)，内容是一九二○-一九三六年间高尔基与布德别尔格的书信来往。还有两卷集《高尔基和他的同时代人》、高尔基出版次数很少的论文，如《知识分子与革命》、《论俄国农民》以及书信集。
二、建设中国高尔基学的新路
(一)中国高尔基学的提出以及问题设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高尔基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十九日，为纪念高尔基逝世四十五周年，由全国苏联文学研究会、高尔基著作编辑委员会、辽宁师范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高尔基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高尔基文艺思想的大型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高尔基的人道主义包括“人学”的问题。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会议获得了成功，被誉为“我国高尔基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把对高尔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高尔基学的特点是逐步走向系统性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高尔基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新变化——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高尔基的创作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将他的创作看作相互之间有联系的、系统的、完整的有机体——这个思想方法，对中国高尔基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至二十世纪末期，中国高尔基学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学术界在关注当代俄罗斯文艺现状的前提下，把握八十年代苏联重新评价高尔基的动向，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高尔基学研究呈现出更为厚重的纵深感，它就像一个晴雨表，反映了俄罗斯文艺界从五十-八十年代的争鸣与探讨，在独立的学术意义上，真正使高尔基学淡化了政治性特征和功利性需求，走向了纯学术研究。
这个时期是欧美、日本等国家文学大规模引进的时期，相对于铺天盖地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评介，高尔基似乎“被国人冷落了”。然而，纵观中国高尔基学的发展历程，八十年代的高尔基研究正在经历着由激情崇拜到理性评价的转换、由功利需求向审美批评的转换，完整、真实——成为这一时期高尔基研究的原则。中国高尔基学正在走向成熟期。
这一时期，中国高尔基学研究系统性增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系统地研究高尔基文艺思想中的理论命题和现实意义，注重在当代语境中阐释它的价值。其中，文学是“人学”问题、艺术典型论问题、浪漫主义的两个倾向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等得到深入研究。二是在高尔基美学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陈寿朋的专著《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被认为是中国数十年来论述高尔基美学思想的最系统详尽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中国高尔基学历史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三是对于高尔基的作品研究更加全面，逐渐关注高尔基作品的全部而不仅仅局限在几部代表性的作品上，对作品的艺术品质的研究得到了加强。高尔基的早期创作、戏曲等得到重视。关于高尔基的重要作品《母亲》、《海燕》、《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
姆·萨姆金的一生》等作品研究成果众多。四是突破了一些研究禁区。在二十世纪末期，高尔基的许多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包括《不合时宜的思想》重新出版，得到研究界的呼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五是把作家放在他生活的时代文化氛围、文学发展进程、文学交往等关系中进行研究。对于高尔基与列宁的关系、高尔基的晚节、高尔基与同时代作家的关系等方面也作出客观、完整的评价。
(二)高尔基文艺思想中理论命题
高尔基的文学思想中理论命题丰富，而且散见于他的著作、文学评论、书信、谈话和一些创作中，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中国文学界对高尔基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接受，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一九七八年开始，高尔基学开始致力于全面认识和准确理解高尔基，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向着系统化方向发展。大连会议就高尔基的文艺思想所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以及文学是人学的讨论、关于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的讨论，把高尔基研究深入到文学理论自身的内涵与特征研究，试图摆脱“十七年”以来极“左”思潮对高尔基研究的影响。但是，成果不是很突出。九十年代以后，高尔基研究得到了深入。究其原因，一是国内文学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知已超越了肤浅的社会学需求，不再惟功利为标准，文学研究越来越深入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自身；其二是思想解放的政治氛围中学术研究思想的解放和方法的兼收并蓄；其三是苏联政体的变化导致的苏联文艺研究中对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大量珍贵的研究资料、档案材料首次向社会公开，为重新认知高尔基等经典作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把一个真实的、全面的高尔基还原给历史”，成为高尔基研究的学术方向。
首先，建立了研究对象的历史概念。汪介之《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一文阐释了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四十年代高尔基的文学理论和著述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译介到中国来了，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高尔基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创作方法、文学修养方面的论述；五十-七十年代末译介工作走向系统化，但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受胡风现象的影响，其主旨不外是认定并强调他是以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楷模。他的全部理论见解、全部文学活动，都被偶像化、典范化了。八十、九十年代的译介填补了一些重要空白。但一些重要的工作仍未完成，《高尔基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期刊：未发表的通信》(即《文学遗产》第九十五卷)还基本处于我国文学界的阅读视野之外。这一段总结无疑是符合中国高尔基学发展的实际的。⑨
八十年代以后高尔基文学思想研究的深入，首先表现为译介工作的系统化。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孟昌等译的高尔基《论文学》，次年出版了冰夷等译的《论文学(续集)》。这两本译文集收集文学论文六十六篇，远远超过一九五八年版的《文学论文选》的二十八篇的数量。一九七八年，重版巴金、曹葆华合译的《回忆录选》的部分译文，书名改为《文学写照》。一九七九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缪灵珠译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八十年代以后翻译的高尔基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有臧乐安等译的《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一九八○)，林焕平编的《高尔基论文学》(一九八○)，王庚虎译的《高尔基论新闻和科学》(一九八一)，孟昌选译的《高尔基政论杂文集》(一九八二)等。余一中编选的《高尔基集》(一九九八)和朱希渝译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九九八)中一些文章、书信和言论也有不少是涉及文艺批评和理论的。很多文献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填补了此前高尔基文学理论译介领域的空白。期刊上也刊登了一些译文，如张羽译的《还是那些话》(一九九三)、谭得伶选译的《高尔基给安·普拉东诺夫的四封信》(一九八八)、郭直京译介的《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两封信》(一九九三)、汪介之译的《论俄国农民》(一九八七)、《高尔基致罗曼·罗兰的五封信》(一九九九)等也具有同样的价值。
其次，学术界强调高尔基提出的理论命题的现实意义，注重在当代语境中阐释它的价值。主要问题有：高尔基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是“人学”的问题；高尔基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的观点；高尔基对社会主义新文学中的创作方法的理解；高尔基的文学史观；艺术典型论问题、浪漫主义的两个倾向问题，以及反对小市民习气等等。
1.高尔基的人道主义问题
关于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性质问题。李辉凡对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集中体现了评论界八十年代对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的主导观点。他认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大题目。它既包括高尔基的创作思想，也涉及其理论主张；就理论方面而言，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文学与“人学”问题，对人的观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等，是个复杂的问题。李辉凡认为，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既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激烈的批判者，又是文学中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首倡者。研究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创作倾向，而且对于阐明一般人道主义以及人道主义与文学、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⑩
学术界倾向于认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变化、成熟的过程。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他经历了一条复杂、曲折的道路。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其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在创作初期，他虽然接触到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但总的来说，其世界观还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范畴。他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主要是通过描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的不幸遭遇，并寄予深切的同情而表现出来的。这种人道主义虽然与旧现实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思想已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总的方面还没有突破民主革命的思想界限。一九○五年俄国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了高尔基世界观的转变，即从民主主义思想走向了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作品如《母亲》、《仇敌》等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母亲》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有了鲜明的阶级界限。高尔基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忍耐”和“勿抗恶&rd
quo;的消极人道主义说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说明，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然而，在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反复。李辉凡认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一组文章，以及后来给列宁、给罗曼·罗兰的信里，高尔基虽然拥护社会主义，却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宣扬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首先必须是“从道德上革新”着手，说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陷入了一般民主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泥潭。列宁的帮助教育使高尔基终于从迷误中解脱出来。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起，高尔基不仅在文学批评上而且在政论上越来越多地谈到人道主义问题。《给人道主义者》、《“文化大师们”，你们跟谁站在一起？》、《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论文化》等等文章里，高尔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暴力、爱与恨、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重新阐释，深刻批判了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确立了新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
李辉凡认为，从广义上说，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人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反对一切社会压迫，让人在各方面都能得到自由地全面地发展，也就是中外古今文化中早就表述过的人道思想，高尔基的早期和中期创作中都有所表现。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变化的，在某些问题上曾经犯过错误，即使是后期的思想，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偏颇之处。不同的是，高尔基不愧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开拓者，并且在最后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是废除私有制，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不人道的现象。高尔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世界并在理论上第一个为苏联文学确立了新的人道主义原则，提出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
高尔基为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了以下几条原则：第一，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一种抽象的说教，而是积极的行动，“战斗的实践”。这样，它就排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软弱性。第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把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资本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基础”。因此，它需要有对资产阶级、对资本家及其仆从等等“不可磨灭的憎恨”。第三，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真正博爱的学说”，但它是在没有阶级压迫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的博爱，从而它就克服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欺骗性和空想性。第四，这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已经在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确立起来了，因此它“不是一种幻想，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勇敢的和英雄主义的实践”。
陈寿朋则站在无产阶级美学的角度评价了高尔基的人道主义，重点指出它的革命性。在谈到用革命态度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遗产问题时，陈寿朋指出，高尔基在他的论文《谈谈小市民习气》中尖锐地指出了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是“想在迫害和受难者之间调解”。高尔基还进一步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各方面都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他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勇往直前的。它不说些关于爱邻人的响亮的和甜蜜的语言，它的目的是把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资本家的可耻的、血腥的、疯狂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教导人们不要把自己当作被买卖的商品，当作制造资本家的黄金和奢侈品的原料”。陈寿朋还针对当时苏联文坛有人公然抹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是对高尔基革命传统的背叛。(1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新的诠释。“把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入到他的全部创作和他一生的社会活动中去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在阶级阵线相对分明时，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战斗力，而在斗争尖锐复杂时，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在是以一般的抽象的人为基点，还是以社会的具体的人为基点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左右摇摆而显得无力。正因为如此，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未能实现最后的飞跃，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处在动态地发展演变之中，超越了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他生命的后期，他对人道主义的语言阐释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表述，但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把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界定为积极乐观的人道主义比较合适。今天，当我们已经超越了高尔基所生活的时代，却发现高尔基的人道主义具有终极价值上的意义。”(12)
可以说，理论界对高尔基人道主义的研究，也是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苏联文艺界探索人道主义的思潮做出的呼应。
2.文学是“人学”的问题
对高尔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思考，是在中国文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对于人的重新发现的背景下开展的。关于高尔基提出来的文学是“人学”这一问题，钱谷融曾经出版过《文学是人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建设中引起了巨大震动。“理论界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仅是对一九五七年钱谷融文章的一种悠远的呼应，而且是确认了最先作出这一精辟概括的高尔基的文学思想。尽管某些研究者有意回避了高尔基的名字，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价值却无法否认。”(13)
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说法，集中体现在高尔基是否说过文学是“人学”、如何表达的、“人学”的含义是什么等几个问题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一系列论文，如吴元迈《高尔基和艺术领域里的人学》、何茂正《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思想》、吴泰昌《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辩》、刘保瑞《高尔基如是说》等等，对这个命题的来源、它的内涵和理论意义，作了扎实的研究。李辉凡《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我国高尔基文艺思想研
究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辨析了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美学特质，及其与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的联系，是这一时期高尔基研究的突出成果。刘宝瑞在《新文艺论丛》上发表题为《高尔基如是说》(一九八○年第一期)的文章。文章从语法角度考察了高尔基原话中的“人学”概念，认为高尔基的原意是“民学”(“人种志学”)即“人学”，因此，“高尔基把文学叫人学的命题是不存在的”。
李辉凡就这种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要说明高尔基把文学称作“人学”这一命题的成立，不能只局限在一两段文字上，而要从高尔基全部的言论和整体创作思想中去考察。在高尔基看来，文学不仅要描写、要表现各种各样的人及其生活，更重要的是：文学是影响人、教育人、使人得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一种手段，是改造人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因此，高尔基称文学是“人学”，不仅概括了他的基本美学思想，而且也是他对文学的人道主义性质用最明确、最简洁的语言的一种表达。李辉凡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仅成立，而且有着极其深邃的含义。
在宋寅展《把高尔基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的述评文章中，这样综述：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讨论，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下三点看法比较一致：一、尽管高尔基没有直接说过“文学即人学”这句话，但从高尔基的全部言论及整个创作思想中去考察，高尔基称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不仅成立，而且有着及其深刻的含义。当然，为了把高尔基的意思表达得更准确一点，最好不使用“文学即人学”这一用语，可以改为文学是“人学”，或高尔基把文学称为“人学”。二、在世界文学史上，高尔基是第一个把文学表述为人学的作家。高尔基在谈论“人学”的www.dylw.net时候，指的是艺术领域的人学。既然文学是艺术领域的人学，那么文学就应当全面、完整、真实地表现人，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此，一方面要反对撇开历史和社会进程的抽象人性，另一方面，也不能以偏概全，以阶级特性的描写囊括人的描写，因为“单靠‘阶级特征’还不能烘托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物，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性格”。三、高尔基称文学为“人学”，不仅概括了他的基本的美学思想，而且也是他对文学的人道主义性质用最明确、最简洁的语言的一种表述。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高尔基赋予艺术领域的人学，特别是社会主义艺术领域的人学的重大使命是：为“人性”——为改造不符合“人性的环境”和发扬善良美好的“人性”而斗争。高尔基始终强调，文学应当成为传播生活真理、鼓舞人民斗志、激励人们为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而奋斗的精神武器。(14)
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关于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得到深入探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学术界肯定了高尔基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杰出贡献及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其基本特征是：一、依据时代的要求，呼唤新的创作方法。二、认为高尔基所倡导的新方法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东西。这一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三、认为高尔基的创作已形成了新的创作方法，《敌人》、《母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
不同的观点出现在九十年代以后。在苏联解体、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得以公开发表、俄罗斯国内对高尔基的评价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高尔基研究的历史经验，探讨全面、公正地评价高尔基的路径。一批中青年学者把目光投向高尔基，使高尔基研究队伍增加了活力。汪介之、陈建华、韦建国等出版专著，重新探讨了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
关于高尔基的创作方法问题，汪介之指出，不少研究者都认为他走过了一条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由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索道路。考察作家的创作方法，离不开作家的创作实际。对于高尔基创作方法的确定，必须与他对文学的任务和目的的独特理解结合起来。“总起来看，他始终抱有一个鲜明的文化目的：提高人的自信心和道德文化水准，催动俄罗斯民族摆脱历史的和精神的重负，走向现代。可以将高尔基的全部文学活动看成他为着实现这一文化目的的具体努力。”“他始终怀抱着通过文学艺术唤起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提高人的文化心理素质的崇高目标；这一文化目的使得他在直面惨淡的人生、直书全部的真实的同时，总想通过美化、‘虚构’来显示人生的亮色，使人们不至于因可怕的现实而沉沦和绝望。因此他才强调：作家艺术家既要从现实出发，敢于揭露生活中的黑暗现象，又要‘善于站在现实之上’，把肯定性的现象加以‘浪漫主义化’。”从高尔基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和对“消极的浪漫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划分，可以看出，高尔基远不是十九世纪初欧洲文学中那种作为“热情奔放的个人主义者、叛逆者”的浪漫主义作家。
汪介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形成过程、发布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最先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定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斯大林本人；高尔基本人没有参与过这个口号的讨论。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的说法并不符合高尔基的创作实际。(15)
汪介之在《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和艺术探索》一书中，分析了高尔基创作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与自然主义的区别、高尔基对批判现实主义的评价，最后回顾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和定义的产生过程，认为，首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源于斯大林，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经由日丹诺夫阐述，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文学为政治服务。高尔基并未附和日丹诺夫，相反，却赞同布哈林提出的观点。布哈林号召作家吸收古典文化遗产，掌握艺术技巧，不要忽视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成就。高尔基也强调重视文学的美学特征。其次，高尔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持怀疑和抵触态度。一九三
五年二月，也即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刚开过半年，高尔基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写过不少东西，但是还没有一致的和明确的意见，这说明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批评没有显示自身的存在。”“我怀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以完全必要的明确性显示自己之前，我们已经有权利来谈论它的‘胜利’，并且是‘辉煌的’胜利。”第三，《母亲》之后作家写的大量作品，没有一部符合一九三四年“日丹诺夫模式”。
汪介之指出，高尔基在创作方法方面的“归属”好像是相当含混的。他始终没有否定浪漫主义，却又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能“不朽”。他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出了高度评价，却又强调“虚构”、夸张甚至“美化”的意义。他首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怀疑，却也使用过这个词组，但是对它的解释又和三十年代流行的观点迥然不同。汪介之得出结论，“如果说，全部俄罗斯文学在创作方法上‘综合’性特征有其多方面的原因，那么，就高尔基说来，起主要作用的则是他献身文学事业的文化目的。他属于那种并不十分关注自己的流派归属和‘方法’的纯洁性的作家。为了他所抱定的文化目的，他宁愿自己创作方法的‘纯洁性’受到影响。他一直认为，‘文学是极其复杂的现代科学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他多次强调，他所从事的文学工作是一种社会工作。他进行创作活动的社会-文化目的是极为明确的，因而他从未在所谓‘纯文学’领域中遨游，也是始终同‘为艺术而艺术’绝缘的。他始终怀抱着通过文学进行思想文化启蒙，改造www.dylw.net社会人生，促进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转化，推动俄罗斯走向现代文明的目标。为着实现这一矢志不渝的目标，他在漫长一生的思想艺术探索中，认真考察过多种创作方法。他从未在理论上对某种创作方法以及信奉某种‘主义’的作家作过简单的否定。在创作实践中，他则积极地作过多方面的尝试，运用过多种创作方法，这就使得他的全部创作显示出风格的多样性。于是，在高尔基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善于‘综合’诸种创作方法而呈现的特有面貌，便得到了继续保持。”(16)
韦建国的论著《高尔基再认识论》辟出专章讨论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标题措词异常尖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摆设”：“在文化艺术领域，斯大林只需要一个完全体现他的思想的理论体系，一个完全贯彻他的意志的文学组织，一个德高望重又言听计从的代言人。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文学组织便是初期的苏联作家协会，而这个代言人的最佳人选是高尔基。”韦建国认为，斯大林选中高尔基的原因有三：一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贡献以及他和列宁的深厚而诚挚的友谊，使他在苏联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具有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地位。第二，在创作新时代的新文学这一点上，斯大林发现了高尔基的某些观点与自己有相似之处。在斯大林看来，高尔基的“第三种现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的“现实”两者有共通之处，都是“未来的现实”。第三，在斯大林看来，高尔基只是一个政治上比较幼稚、书生气较浓的文人，比较容易利用和驾驭。韦建国对作为艺术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持激烈的否定态度。(17)
总的来看，青年学者对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系的质疑，倾向于否定传统，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长期以来高尔基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极力排斥。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研究无疑是中国高尔基学研究的进步。(未完待续)
注释：
①本文摘自课题《高尔基学术史》的相关成果，该课题由陈寿朋负责，邱运华、王芳、马晓华、马晓辉、史亚娟参加。
②陈政译述：《苏联重新评价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苏联文学》1989年第2期。
③根据[苏]亚·奥甫恰连科《论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娄力译，《俄苏文学》(武汉)1989年第3期整理。
④黎皓智：《高尔基与十月革命》，《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⑤瓦·巴拉诺夫：《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高尔基传》，第15页，张金长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⑥瓦·巴拉诺夫：《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高尔基传》，张金长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⑦Л.斯比里多诺娃《高尔基：新的观点》，第218页，莫斯科,2004。
⑧《围绕高尔基之死：证据、材料、解释》，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资料和研究丛书”编辑部，2001。
⑨汪介之：《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7期。
⑩李辉凡：《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苏联文学》1981年第2期。
(11)陈寿朋：《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第195-19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12)韦建国：《高尔基再认识论》，第134、12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3)见汪介之、陈建华《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第348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14)宋寅展：《把高尔基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3期。
(15)汪介之：《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译林》2002年第6期。
(16)汪介之：《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和艺术探索》，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