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男，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从西方文学传统来看，历险小说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至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海上历险、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后世西方文学影响深远。而中世纪流行的骑士传奇则继承了古典文学传统，又糅进了基督教的种种观念。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英国历险小说则始于18世纪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这部小说一般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标志着英国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同时这也是英国历险小说的开山之作，为后来英国所有历险小说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它包含了后来英国历险小说中的所有主要元素：异域风情、财富、不开化的土人、白人用现代技术(火枪)加上语言和宗教对土人的控制，等等。此后，历险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一直绵延不绝，经过与19世纪初司各特开创的历史小说的汇流，终于在维多利亚时代(1830—1901)蔚为大观。尽管当时狄更斯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主导地位，但历险小说同样很受欢迎。它们以喜欢冒险的英国青少年为主要读者群体，数量巨大。除了出版单行本外，还有很多历险小说发表在当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青少年报纸上，在英国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典型的两大文类是三卷本小说和历险小说[1](p.13)。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险小说有其自身特色。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险小说家写下的作品背景不同，情节各异，但它们都明确宣扬探险精神、对土人的开化和对财富的攫取，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里的这种帝国意识与当时英国的殖民开拓遥相呼应，紧密相连。同时，这些历险小说与其他文化文本相互指涉、相互复制，确立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牢固的帝国意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的“自我”与殖民地“他者”对立身份的确立和统治剥削弱小民族的合法性的证明。所有这些都印证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名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关于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有着一种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共谋关系的论断。
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形成及普通民众帝国意识的勃兴
一般来说，“帝国主义”指“通过殖民开拓、使用武力或其他方法来增加一个国家的权力和影响的政策”[2](p.1052)。萨义德指出“帝国主义”总是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还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话说：“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的政治主权。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强力、政治合作、经济、社会或文化依赖来取得。帝国主义不过是建立或保持帝国的政策或过程。”[3](pp.9～10)。据此而论，则英国的帝国主义历史实际上源远流长。即使不算历史上英格兰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征服，英国的殖民争霸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期的“光荣革命”时期。但是，大英帝国的真正形成是在19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随着19世纪初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了许多新的殖民地和战略据点。19世纪中叶英帝国的领土扩张有所缓和。在这个时期不少英国人信奉“自由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英国不需保留一个正式的帝国，而应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来控制全世界的贸易。但其凭借海军的力量控制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全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门户的“炮舰政策”①，仍旧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做法。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失去它在世界工业方面的垄断地位和德国、美国、俄国等列强的崛起，“自由帝国主义”理论受到挑战。英帝国重新开始大规模军事扩张。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等原有殖民地的控制外②，大英帝国又以非洲为重点，与其他欧洲列强展开了激烈的殖民争夺。到了1897年，即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时，英国实际统治的区域已比她刚登基时扩大了四倍，占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此时的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大英帝国的迅速扩张极大地激发了英国公众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当时的英国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帝国主义情绪。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这种情绪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种族主义思想，认为这些殖民地本是野蛮原始之地，那些土著则懒惰、无知、野蛮，没有任何文明可言，英国的殖民扩张是给贫穷无助的殖民地土著带去文明和繁荣。而英国国教福音派思想和“自由帝国主义”的风行又使得许多英国人关注殖民地的财富、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文明教化。譬如，号称“维多利亚时代的圣哲”的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曾经这样描写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欧洲白人三个世纪前第一次发现这些岛屿。在此之前的无数时代里这些岛屿出产更多的是丛林、毒蛇、痢疾和野蛮习俗，那些美妙的肉桂、糖、咖啡、胡椒等都在那里沉睡着，等着那些有魔法的白人对它们说，醒来吧！”[4](pp.89～91)。此外，卡莱尔还在其《黑鬼问题》(1849)中将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描写成贪婪而懒惰的种族，并主张将其作为奴隶。卡莱尔的这种思想影响了当时英国大众心目中的黑人和其他殖民地民族形象。卡莱尔思想的追随者、思想家罗斯金也宣称：“英格兰的命运就在于统治。她将把爱和光荣的火焰带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因此英国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从最遥远的地方为自己获取殖民地”。[1](p.46)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人对于殖民地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也直言不讳。他们承认大英帝国在给地球上各个黑暗的角落带去文明的同时也带回了巨大的财富。在他们看来，这是殖民者的努力应得的报偿。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自由帝国主义逐渐让位于军事帝国主义，福音派的宗教热情也逐渐退潮，英国的民众更加世俗而功利。种族主义依旧盛行，但英国的海外扩张已脱去了教化殖民地土著、给世界其他地方带去文明的虚伪外衣，变成赤裸裸的土地占有和财富掠夺。而英雄崇拜、“超人”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的风行又使得普通民众认可英国对弱小民族的殖民掠夺。一句话，帝国主义已经成为英国朝野上下的一种共识。评论家麦肯齐就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帝国主义已演变成一种爱国主义，打破了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将英国凝聚成一个整体。[5](p
.4)
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少年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对大英帝国充满兴趣。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中学教育中，很多青少年就已经清楚，离开学校后他们要和帝国的殖民地直接打交道——他们要去“富裕的殖民地”里去做生意发财、要到驻扎在各殖民地的英国军队里服役，或者到那儿的殖民政府里做公务人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那种帝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对于青少年尤其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他们成立各种青少年团体(如“青少年旅”、“少年侦察兵”等)，热衷于各种战斗的游戏、阅读殖民征服和帝国英雄的冒险故事、陶醉于帝国的辉煌战功。曾做过工党政府首相的阿特利1960年在牛津的一次演讲中回顾了自己少时对于英帝国的狂热和迷恋，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也在其著作《狮子与独角兽》中回忆了自己少时那种狂热的帝国主义式爱国主义情绪：他七岁就加入海军联盟，整日穿一套水手服，帽子上还印着“无敌”的字样。[5](p.6)
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的繁荣
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各地主日学校纷纷兴起，少年儿童的阅读能力大大加强，迅速成为书刊消费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世纪初，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英国普通大众渴望了解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情形，而青少年读者尤其对英国的海外殖民和开拓历险热情高涨。书刊市场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推出大量海外历险小说。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逐渐发展成熟。这其中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上校(1792—1848)功不可没。马里亚特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官，退役后专事写作，成功地创作了《海军军官》(1829)、《海军候补生伊赛先生》(1836)、《加拿大移民》(1844)等20余部历险小说作品，被认为是首位专为少年儿童写历险小说的作家。[6](p.40)。其名作《加拿大移民》讲述了坎贝尔一家因为遭遇变故，举家移民前往加拿大，战胜莽莽森林里的种种艰险，家道逐渐兴旺，又返回英国的故事，具有当时历险小说的各种主要元素。马里亚特的成功使不少作家群起仿效。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政府取消了报纸印花税(1855)、纸张税(1861)，降低了书刊的出版发行成本，大量廉价的书刊纷纷涌现，使得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阶层等下等阶层也有能力成为书刊的消费者。这一切都促成了大众读者群的扩大和书刊市场的繁荣。这个时期杰出的历险小说作家有托马斯·里德(1818—1883)、罗伯特·巴兰坦(1832—1902)、威廉·金斯顿(1814—1880)等。里德出生神职人员之家，一生共创作历险小说60余部，著名的有《猎头皮的人》(1851)、《白人领袖》(1855)、《混血儿》(1856)、《无头骑士》(1866)等。里德的历险小说情节惊险曲折、人物刻画生动、富于异域风光，深受读者喜爱。其《猎头皮的人》据说总共卖出了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不过一般认为其最杰出的作品还是《无头骑士》[7](p.209)。巴兰坦是19世纪英国造诣最高的历险小说作家之一。他创作了100多部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珊瑚岛》(1857)，叙述三个少年因遭船难流落到南太平洋一个小岛上，寻找食物并与海盗、食人生番等搏斗的冒险经历。故事于惊险中不乏幽默，三个少年又各具个性，使得小说一出版就风行一时。20世纪中期著名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品、寓言小说《蝇王》(1954)就是以《珊瑚岛》为蓝本，反其意而写的。当时同样写少年历险而深受欢迎的小说家还有金斯顿。这也是位高产作家，一生创作了170多部作品。他的《捕鲸手彼得》(1851)描写15岁的少年彼得·莱福罗伊的海上历险，情节曲折、扣人心弦。他的叙述三个海军学校见习生在世界各地的历险经历的《三个海军士官生》(1873)系列作品也同样广受欢迎。
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历险小说的创作迎来新的高峰。1870年，英国颁布初等教育法案，实行初等教育普及化。1871年英国本土文学被纳入小学教学计划。这是1859年始于伦敦大学的英国文学学科化过程中的一个事件，标志着英国社会对文学——特别是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的重视。在客观上这些措施使得历险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深受读者大众欢迎的文学样式。大量面对青少年的报刊纷纷涌现，如1879年由宗教书册协会发行的《少年自己的报纸》等。这些青少年报刊刊登大量历险故事，对历险小说的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历险小说名家有G. A. 亨蒂(1832－1902)、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拉伊德·哈格德(1856－1925)等。G. A. 亨蒂是19世纪后期英国最多产的历险小说作家，总共写了80多部历险小说。其《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1884)、《杰克·阿切尔：克里米亚故事》(1883)、《与布勒尔在纳塔尔：生为领袖》(1901)等都极受青少年读者欢迎。据记载，1890年代初期亨蒂的作品每年在英国本土要卖出15万册，在加拿大和美国要卖出两万五千册到五万册。[8](p. 21)有一段时间亨蒂甚至雇了一个秘书班子帮助他进行商品流水线式的创作。亨蒂的作品往往以十五六岁的少年为主人公，宣扬英雄主义和男子汉气概，但有浓厚的种族主义意味，对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社会的殖民主义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拉伊德·哈格德的作品的主人公大都为成人。他的《所罗门王的宝藏》(1885)、《艾伦·奎特曼》(1887)、《她》(1887)等都是极受欢迎的名篇。哈格德的小说经常以非洲腹地传说中的土著王国为背景描写英国人的奇异探险，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和异国风情。譬如，《所罗门王的宝藏》就以19世纪后期在西方广为流传的“所罗门王的矿场”的传说为背景，叙述了几个英国人深入南非腹地一个土著王国，卷入其中的王位争夺，最终扶正却邪、帮助当地恢复了秩序和安宁，也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藏，为自己赢得财富的故事。
在英国19世纪后期的历险小说作家中，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独具一格。他在创作中继承了司格特的风格，写下了《宝岛》(1883)、《诱拐》(1886)、《黑箭》(1888)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宝岛》以少年吉姆·霍金斯自述的口气，叙述了一个海岛寻宝的故事。小说构思巧妙、情节曲折、想象丰富、气氛神秘而又浪漫，曾被誉为继《鲁滨逊漂流记》之后最伟大的冒险故事[9](p. 140)。而且作
品在人物塑造上摆脱了从前历险小说中的条条框框和说教色彩，人物形象不再善恶分明，而是各具特点，血肉丰满，使《宝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此外，《宝岛》中也有对人性善恶二重性的思考。这些都标志着历险小说在19世纪末向成人读者以及严肃小说的转变。类似的作品还有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的中篇名作《想当国王的人》(1888)。小说叙述了两个英国冒险家深入阿富汗腹地、企图成就自己的“帝国”事业的故事。而小说中叙述人“我”一直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两个冒险家的“帝国”事业，这一点有别于当时一般历险小说作家对帝国主义的狂热。因此不少评论家都将这篇故事视为吉卜林针对大英帝国的寓言[10](p. 68)。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基姆》(1901)也可作如是观。而同时期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1902)和《吉姆老爷》(1900)虽然也可视为历险小说，但小说中对人性和道德的严肃探索，已远超出一般历险小说中的道德说教，使其跻身于文学名篇之列。进入20世纪后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英国历险小说也开始分化融合，有的与严肃小说合流，逐渐呈现出与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完全不同的特征。
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的帝国意识
前文说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险小说可以溯源于18世纪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19世纪初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笛福和司各特分别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冒险精神和古老的贵族尚武风气。这两种价值观念加上英国国教福音派的信条，就形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最流行的价值理念“强健的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这种价值观念不仅强调基督教绅士的种种美德，还推崇富有侵略性的“男子汉气概”。当时的名作家托马斯·休斯的话便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最差劲的强健基督徒也能拥有那古老的骑士和基督徒的信条，那就是，一个人的身体是给他来训练控制，然后用来保护弱小，推进所有正义事业，征服上帝赐予人子的土地”。[8](p. 6)③这段宗教气息浓厚的话语中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意识。而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强健的基督徒”。连《珊瑚岛》、《捕鲸手彼得》、《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宝岛》等小说中的普通少年也是如此。譬如，《珊瑚岛》中的叙述人拉尔夫小小年纪就决心闯荡世界，显示出男子汉的本色，同时他又答应母亲每天做祷告，读《圣经》，表现出基督徒的虔诚。[11](pp. 7～8)而亨蒂的《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中对主人公查理·马里亚特的描写更是强调其擅长多种体育运动，体格强健，同时诚实守信、重荣誉、有男子汉气质。[12](p. 9)特别是这些历险小说中经常有“强健的基督徒”救助土著女性的情节，显示出古老的基督教骑士遗风。譬如，《加拿大移民》中亨利、阿尔弗雷德救助因受伤被族人抛弃在雪地里的印第安妇女[13](pp. 143～145)，《所罗门王的宝藏》中几个英国人救出被残暴的土著国王特瓦拉献作人牲的土著姑娘[14](pp. 145～147)，《珊瑚岛》中的传教士和几个英国少年甚至准备为救土著姑娘阿瓦蒂而献出自己的生命[11](pp. 248～249)。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些白人是优秀的“基督教绅士”，文明和教化的代表，其中蕴含着明显的殖民主义潜台词。
如果说历险小说中的白人都是“基督教绅士”，那么与之对立的土著则是典型的“他者”形象：邪恶、残忍、无知、崇拜偶像，杀人如草芥，尤其不重视妇女的生命。《珊瑚岛》中的南太平洋诸岛土著不仅嗜杀吃人，还搞偶像崇拜，杀婴儿祭邪神、用活人殉葬等。《所罗门王的宝藏》、《艾伦·奎特曼》、《加拿大移民》、《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等也用相同的笔调描述了非洲、美洲和印度土著民族。历险小说中这种对英国人的美化和对土著民族的类型化负面描写实际上为英国殖民者提供了殖民冒险和掠夺的心理和理论依据，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作用。
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的帝国主义思想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福音派教会影响很大，重视道德教诲和基督教的传播。而当时许多英国人信奉自由帝国主义思想，重视自由贸易，对于殖民扩张并不非常热心。因此这个时期的历险小说较少描写对海岛土著、印第安人等的殖民征服，而大多记叙海上历险和贸易，以及对土人的教化，宣扬坚强勇敢、虔诚守信等品格，说教气息很浓。比如马里亚特的名作《加拿大移民》(1844)就具有上述特点。尤其是书中无处不在的基督教说教(包括设法感化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具有浓厚的福音教特征。R. M. 巴兰坦的名作《珊瑚岛》更是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帝国意识。书中遭遇沉船事故的三位英国少年凭借其勇敢、智慧和现代文明，逐渐将物产丰富的南太平洋诸岛变为乐园，同时努力传播福音，开化南太平洋诸岛土著。故事结尾，南太平洋诸岛都成了基督教的领地，而几个少年也带着土著们的丰厚馈赠返回故乡。这个结尾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重视贸易和福音传播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欧洲列强进行新一轮的殖民争霸。原先在英国风行的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开始转变为军事帝国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潮则将殖民掠夺合法化。与此同时，早期福音派的宗教虔诚也逐渐消褪，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倾向日趋明显。在历险小说的创作中殖民征服、军事干涉也代替了以前的宗教说教。这一时期的小说以G. A. 亨蒂、哈格德的小说为代表。亨蒂的《杰克·阿切尔：克里米亚故事》(1883)、《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1884)、《与布勒尔在纳塔尔：生为领袖》(1901)等都描写了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争霸，在颂扬殖民英雄的同时也以自豪的口吻描述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土地占有和财产掠夺。譬如，《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中就并没有什么宗教和道德说教，而是通篇都在津津有味地描述英国如何与法国在印度进行残酷的殖民争夺，最终将法国人赶出印度。同时小说也反复谈到英军各级军官们如何从殖民战争和与土著国王的交易中发了大财。小说主人公查理·马里亚特指出打仗
比做生意赚钱更快，而其漂亮富有的妹妹则公开宣称只嫁男子汉。[12](pp. 395～396)在这里我们看不见早期历险小说中文明的英国人教化野蛮愚昧的土著，并为之做出自我牺牲的情节，只看到男子汉气概与财富、美貌间的联系，其中透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征服与殖民掠夺的贪欲。但这类作品却极受当时青少年读者欢迎，反映了年轻读者们思想的变化。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几个英国人也在南非依靠现代知识和武器颠覆了土著王国，并为自己掠取了大量的钻石。而在此书的姊妹篇《艾伦·奎特曼》中这几个英国人又到了另外一个非洲土著王国。这一次他们中的柯蒂斯则老实不客气地登上了该国的王位，暴露出殖民者的本色。
需要指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并不十分关注历史事实。譬如，著名的历险小说作家罗伯特·莱顿(1822—1869)创作历险小说数十部，十分受欢迎。但他本人却从未离开过位于伦敦郊区的家。其小说中的背景知识和地方色彩都来自，其社区图书馆的各种报刊。而G. A. 亨蒂以近代英国历史作为创作背景，被称为“少年自己的历史学家”。但有学者指出，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史实的谬误和偏见，他参考的历史书籍即使按照当时标准来看也充满了偏见。[8](p. 21)至于哈格德等人的创作更是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想象。而他们的作品都极受当时的读者欢迎，并对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都说明了帝国意识与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间的相互影响。
四、结语
据说，1492年安东尼奥·德·奈布列嘉将其所著的近代西欧第一部语法书《文法》上呈当时强大的西班牙王国女王伊莎贝拉御览。女王问及此书之功用，主教阿维亚答曰：“陛下，语言是帝国完美的工具。”[15](p. 51)当代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也指出，文化常常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3](p. 4)如果用这话来观照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些历险小说文本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联。它们相互复制，共同参与了当时帝国主义思想的构造。前述罗伯特·莱顿和亨蒂的创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研究通俗文学的著名学者杰弗里·理查兹指出，通俗小说是一个社会向其成员输灌主流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的一种方式，因此通俗小说也可以行使一种社会控制，使大众的愿望转向那些控制通俗小说生产的人所希望的观念和信条。[8](p. 1)考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历险小说的发展，我们发现，确实如此。
收稿日期：2011-07-06
注释：
①“炮舰政策”的典型表现是中英鸦片战争。英国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其他地区如日本等地实行“炮舰政策”。相关论述可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297页。
②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标志着英国对印度的全面统治。
③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 1822—1896)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另一种通俗小说公学小说的创立者。其《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1857)是英国第一部标志性公学小说，也宣扬“强健的基督教”。在许多公学小说里都有学生阅读历险小说的细节。公学小说和历险小说相辅相成，共同参与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青少年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