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一维性或不可逆性，造成了一切历时性事物———如当代爱情小说———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我们要显示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
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文革”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有一批思想尖兵，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不过，这批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情文学，在几千年的禁欲主义之后，尤其是在“文革”的极端禁欲之后，不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真正的爱情文学，而只能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前爱情文学”、“准爱情文学”，即，并非正面地、细致地、透彻地描摩爱情，只是在为爱情争“权利”、争“位置”。当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附带功能：为真正的爱情文学的出现酝酿情绪、训练技能，即，做好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爱情小说。它把一个情感富足者甚至剩余者（钟雨）的爱情，写得缱绻细腻、荡气回肠。这堪称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对“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wWW.133229.cOM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前述爱情小说，都只写情爱，不敢涉及性爱，更不能谈性欲，只围着它打外围战。性欲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是“爱情之泵”，当然也就是小说尤其不该回避的。但中国古人，历来提倡“禁欲”、“无欲”，直至８０年代，人性也还只有限地得到复原———“清心寡欲”而已。这道关口是难过的。经过一再地耽延，到８０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当代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爱情文学虽采用了永恒性的论题，却都有“当下品格”。能应和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于是成为持久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范例。作者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的“井底风波”，而是社会生活激流的涌动。每一时代的婚恋，都打着该时代鲜明的烙印，反映出当时典型的社会心理。比如，５０年代发表的《结婚》、《在泉边》、《上海姑娘》、《我和我的妻子》等作品，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黑暗已逝”的社会光明感、“感谢共产党”的民心归顺之感、青年一代的无忧无虑之感。《小巷深处》，反映出旧社会的屈辱者的新生感：《在悬崖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意识的“不洁”之感及自审心态。中国的作家们，从不写疏离于社会之外的、缺少时代表征性的爱情。爱情文学这种“与社会进程的同步性，还表现在：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的前沿性”。即，作者们尽量吸取当时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说“站在当时最高的理论高度”，去提升人们的思想水平。社会科学的思想触角，在为文学创作“探路”。新时期早期，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共同美”的研究；中期，对“人性的结构性”（如人性的“善恶兼备”等），的层次性”（“本我”、“自我”、“超我”）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前前后后对爱情的专题研究（爱情伦理学、爱情心理学、爱情社会学等）都对爱情小说的创作，有所渗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就显然是吸取了“人性的结构性”，或“性格的二重组合”等理论观点，使作品的思想有很高的更新度。
５０年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发韧以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不断在转移。“思想焦点”的转换可归纳为：在择偶时，重视政治立场的一致→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青春之歌》中，男女间因政治立场的相同或歧异，实现感情上的结合（林道静与余永泽）、分离与重组（林道静与江华）。到了韦君宜的《洗礼》，作家们注重的已经是思想观念的一致。当王辉凡盲从上司、官气日重、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刘丽文愤然离去。王辉凡经过“文革”那政治风浪的洗礼后，反思了自己只对上级负责、只想保住官位的生活态度，恢复了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精神联系，刘丽文又回到他身边，他们复婚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的这对恋人，女方一心求闻达，男方却只想做个平凡而散淡的人，有一个充实、有益的人生。二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只好分道扬镳。再往后，作家们把思想焦点转向了男女双方的心理相容性。《何处是港湾》中，追求者李来来太重视恋人（华晓妮）是否已失贞，这使华对他总有抵触心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达第看到丈夫田根才在其他女性面前的“馋样儿”，内心极为轻蔑，不肯与他同床。可见在爱情小说家心中，“心理相容性”的价值日重。
下面扫描一下当代性爱观的频频变更。就“性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
７０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作品中，张洁让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性爱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他的妻子几乎是只雌老虎），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同事华晓妮对乔说：“‘乔总，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多么突然和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应该有第三者！’她噙着眼泪责备他，‘你没有精神上的挚友，没有灵魂的支柱，终日无人倾诉，没有使心灵宽慰的地方，这日子太苦了！’……‘你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至此，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华晓妮的激切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乔斯贝所身历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对他的慢性谋杀。再往后则不同了。《无梦谷》（叶文玲）和《情爱画廊》（张抗抗）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楚涧与鲁越之间、秦水虹与老吴之间），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家们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性爱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如：人们不再张扬“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古典性爱观，《小仙女》、《不系之舟》、《浪漫注解》等作品中，都不追求“天长地久”，亦不渴望“长相厮守”，他们只看重“曾经拥有”，只欣赏“潇洒走一回”和“过一把瘾”的洒脱态度。对爱情期待值不大，评价也不高。将其凡俗化、家常化、临时化。
当代爱情小说由集中表现作家们的共性，发展到突出显示每一人的个性。文学，原是差异性远胜一致性的：爱情，又是最个性化的一种情感。但新时期前半的爱情文学，仍是共性远远大于个性。那时，人们热情拥护当时的“话语霸权”，顺应“话语中心”的意向，甘受共同语境的局限，以从众性的群体思维模式，参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集体发言”，体现出文学军团的集体意向。在《月食》、《墓场与鲜花》，《我应该怎么办？》、《三生石》、《土壤》、《天云山传奇》、《土牢情话》等一大批作品中，表现出对“四人帮”共同性的愤慨，对左倾专制一致性的批判。而在《未亡人》、《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银杏树》、《心祭》、《枫林晚》、《井》等同样也是一大批的作品中，同一性地表现出反封建的思想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或“精神权威的学舌者”，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他们也确实夺得了自我独享的话语权。他们于是标新立异，甚至搞异端邪说。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因而很有迷惑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有旁门左道之嫌！显然，这时的作家们，表现的已不是“群我”的思想认识，而是“单我”对性爱人生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他们思想的独特性。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极力求异。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有意避免当“时代的传声筒”或“人民的代言人”。不愿人云亦云，不愿按早已成为公理的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演绎故事情节。为了避免重复和雷同，为了免当应声虫，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大热天》这个短篇小说，以某一大热天气温的升降变化，解释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升温和冷却。《太阳很好》中的女主人公宁洁丽，她那受伤的心灵，按作者何顿的安排，竟是“被十月的阳光医治好了”。宁洁丽自称是“刚刚受过阳光教育的我”。在作者看来，人类所存身的大自然，尤其是太阳，使他们有自我修复能力、情感再生能力。再不幸的人，受到欣欣向荣的整个自然界的感召，也会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总之，新生代以“边缘化的立场”、“私人式的写作”，显示“私语化的倾向”，得出的，当然也就是享有专利权的结论，可以说是“个性化”到家了。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
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呈现出从简单化向复杂性的演变趋势。《结婚》、《我能爱他吗？》、《清油河上的婚事》、《高洁的青松》等早期作品，人物的性格粗线条、思维简单化、思维直线式，回避真正深刻复杂的矛盾冲突。《高洁的青松》中，为妻的陈静是个向“四人帮”投降变节的软骨头。她因“挽救”不回“走资派”丈夫，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决绝地离家出走。于此时，不管夫、妻，还是子女，都没有片刻的犹豫、丝毫的伤感，及些微的困惑。家庭的解体，竟激不起家庭成员一点儿情感的涟漪。这种处理方式，是有点儿太简单化了。这种倾向，对爱情小说而言，实属致命的弱点。爱情小说原应有一点儿“揭秘性质”，揭示当事人内心的堂奥。早期的作者，失去了这个有利的机会。后来的爱情小说，则日见复杂起来。《无人倾诉》中的杜启明，始终动摇在妻子与情人之间。他在与情人相处时，会牵挂着妻子，因而心不在焉；而和妻子在一起时，又对情人抱有深重的负疚感。在《城市爱情》中，情侣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十分地复杂化；冷军爱岳影儿，岳影儿爱冷平，冷平爱林默兰，林默兰爱李小山，李小山在海外与别的女人有瓜葛。这真成了情感上的连环套，有时会把读者绕在里头出不来。
我们还要探讨从“抽象概括性”，向“具体细节性”的转变。早期的爱情小说较为幼稚，粗陈梗概。大多用于说明文式的叙事语言，交待出情节的进展，勾勒出故事的框架，“抽象概括性”较强。比如，《归宿》中陈慧芳的丈夫杨剑平１９５７年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远方去劳改。她坚定不移地等着他，等了２２年。这２２年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对此，文中只有一句概括性的说明：“为了她，他受尽煎熬无怨；为了他，她历尽辛酸坚守。”２２年来，她在人们的白眼中盲目地苦守着，不曾有徒劳感？不曾有沮丧感灰颓感绝望感？即使她真的未曾有过任何动摇，作者也该设计一、两个提示性的细节，使读者可借以得知她的心理状态。同样，在《爱的权利》中，李欣与舒贝这一对少男少女，既然互相爱慕，就不曾在眉目神态间有所流露、在言谈话语中有所试探？———仍然是缺少具体的、足以打动人心的细节。这样的生活细节，对于富有社会经验的读者而言，是某一类感情、某一种性格的信号。它在读者的动力定型系统中，会引发条件反射。《绿化树》中有一个细节，很适于说明这一点。马樱花看到刚来的劳改释放犯章永嶙，因饥饿而濒临死亡，她万分同情。她把张招呼到自己家里，递给他（即作品中的“我”）一个白馍。这个馍对“我”来说真是太贵重了，“我”仔细端详着它，在它上面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指纹印，看着这无意间留下的个人情感的印记，“我”止不住悲从中来。读到这里，读者明白：章永嶙深深地被打动了。读者会下意识地按生活逻辑进行推理。他们想到：以章那劳改犯的身份，必是十几年不曾得到一点儿人情上的暖意了。这指纹对他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必将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可他多年来唯唯诺诺，已不能自如地表达感情。而且，表达什么？怎么表达都会显得轻飘。词不达意，反而成为对她的玷污。他牢牢地记得自己是被打入“另册”的，无权平等地与他人进行情感交流。这指纹，在他心中引发的情感体验，不仅仅是女性的温馨感、善良者的怜爱癖，还有难以道明的辛酸、苦涩！一个细节，竟会产生如此一言难尽的综合性情感效应。情感的回声，在读者的胸腔轰鸣！我们看到，在后期的爱情小说中，作者往往让特征性、标志性的生活细节，载荷超量的感性信息，并让那感性信息，附着有理性的意义。于是，生活细节，就成了精神的一个征兆，心灵的一个迹象。作家那零碎性的、片断性的观察成果，融入了他独特的理解后，构成了有本质内涵的具体细节。
下面我们考察当代的爱情小说，由“模式化”向“非模式化”的变异。“模式化”的意指之一：“新人新事新风尚”。马烽的《结婚》、康濯的《春种秋收》、方之的《在泉边》、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浩然的《蜜月》等等，均为这种模式的产物。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有高涨的政治热情和趋前的思想觉悟。“模式”之二：“左倾权势棒打鸳鸯→忠贞坚守矢志不渝→平反昭雪破镜重圆”。新时期早期涌现的一大批爱情小说（《月食》、《土壤》、《归宿》、《爱的权利》、《张铁匠的罗曼史》等）大抵属此类。主人公们都历尽磨难而忠贞不渝。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找不到原型，但属于少数，比例偏小。“散伙率”其实高于“固守率”。就某篇作品的个案价值来说，它也许与生活中的个别事例相吻合，就爱情小说整个的作品系列而言，却违背了大多数婚恋的实情。用百分之八、九十的故事模式，去反映百分之一、二十的事实，概率显然是颠倒了，是全局性的不真实。我们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该将目光限定于某个作品的“单篇值”，而忽略了该类作品的“总体值”。从“简单枚举法”是得不到社会真相的，概率论反映的才是普遍性的现实。“模式”之三，是观音菩萨式的女性博爱者，打救男性落魄者。田二嫂对返乡劳改的邱玉华（《孕育在大地之中》）、哑女对沦落该地的画家（《心香》）、李秀芝对右派许灵均（《灵与肉》）、乔安萍对“牛鬼蛇神”石在（《土牢情话》）、秋爽对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小祁（《秋爽》）、马樱花对劳改释放犯章永嶙（《绿化树》）、惠婶对遭难的“我爸爸”（《后窗》）……这一组组人际关系，都可归于我们所说的“模式”之三。这些农村劳动妇女，都有“同情弱者，救人急难”的传统美德。她们对于罹难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救助，都毫无个人动机。她们富绰有余的，是那观音菩萨般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她们因而被看作人民母亲的化身。“模式”之四：是改革大潮初起时，那滥觞一时的“改革恋爱”模式。这种雷同的模式，固然令人厌倦，但“陷入困境的改革家得到痴情女子的热心辅佐”，方获取“改革”与“恋爱”双喜临门的美满结局。这结局中，仍寄寓着“在时代风云里寻找个人幸福”的“社会期待”（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与童贞、《花园街五号》里的刘钊和吕莎、《故土》中的白天明与袁静雅、《跋涉者》中的杨昭远与丁雪君等等）；而在“改革”与“恋爱”相拮抗时，又显示出：历史的前进，要求作为前进动力（而不是冀申、顾荣类的阻力）的个别人，以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为代价，作出殉道式的自我牺牲。以及牺牲者悲壮的承受性（如《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男人的风格》中的陈抱帖、《火红的云霞》中的梁霄等）。“模式”之五，“个人罗曼史与社会变迁史的耦合”，或曰：“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国家的盛衰荣辱相耦合”。“耦合”指的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因密切的相关性，在运动发展中互相干予、互相牵制的现象。我国解放５０年来政治风波之多，是世所罕见的；中国人的婚恋受政局影响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于是，个人婚恋与社会风浪，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爱情小说中，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政局变动往往是人物命运的内在动因。这种“耦合”现象，在《张铁匠的罗曼史》、《在水煎包子铺里》、《抱玉岩》等小说得到了再现。作品的模式化，是由作家的思维定势造成的。中国人，原本习惯了按限定的框架去思想、在祖传的桎梏中用情、按统一的口径表态。写出的作品，当然是模式化、甚至公式化的。改革开放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松动、越来越活泛、越来越趋新求异，这种自发的趋向性，使文体模式，不知不觉地消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