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届台湾电影节最佳影片《神探亨特张》改编自北京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一名便衣民警张慧领的故事。张慧领在七年的时间里抓获1600多名违法犯罪嫌疑人，被誉为“神探亨特张”。高群书把这真人真事搬上大银幕。在生动再现一位基层民警的真实生活的同时，也勾勒21世纪中国底层小人物的人生百态，细致复杂地呈现当下社会各阶层产生的各种焦虑情绪。因此，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蒲剑认为电影有人类学的价值，《神探亨特张》就是这样一部可以放入中国博物馆，成为记录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电影。笔者认为《神探亨特张》确实是一部纪录中国现实社会的电影，它对新现实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是一次对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探索和突破。
一、客观与主观的重构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偷自行车的人》以寻找自行车为线索，通过主人公的活动，展现罗马脏乱的街道、简陋的住房、下岗的人民，展现二战后意大利人民的生活现状。片中始终以客观的方式对主人公的生活及其所处的环境进行纪录。然而这种客观纪录却始终不能排除创作者的主观想象与安排。在《神探亨特张》中，创作者选取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在神探张慧科主观视角和创作者追求的客观呈现中重构，从而更好的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电影追求真实的特点。
影片所选取的是中关村、双榆树一带的实景，把打架、发传单、盗窃、碰瓷儿、忽悠骗人钱财、用假币或者假手机诈骗、抢夺甚至抢街头抢劫的场景通过张慧科暗地调查跟踪时的主观视点展现出来，避免了创作者主观介入的非真实性。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创作者主观安排的情节，而是由剧中人呈现出的社会现状：脏乱的城市，行色匆匆的人们，躁动不安的小偷，忙于生活的商贩。通过张慧科，使观众看到的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现状更具有冲击力。
在展现张慧科的生活时，影片采用了客观叙述的方式。作为被叙述的主体，影片以客观的方式呈现了张慧科生活、工作的概况。在家，张慧科是一个被伺候的爷们。在工作单位，张慧科是一个平易近人、能跟下级打成一块的好领导。在抓贼现场，张慧科是一个善于分析的指挥者。在塑造张慧科这个人物时，创作者并没有有意的引导我们去看张慧科的故事，也没有特意地拔高张慧科的形象，而是通过张慧科日常生活的展现，让观众获得一个真实的由自己评判的便衣民警的形象。
二、反串下的心态体验
《偷自行车的人》开了电影史上首次全部使用非专业演员的先河。《神探亨特张》不但全由非职业演员表演，并且还使用了角色反串的手法，使影片的现实意义更突出。片中的非专业演员以前是出版人、民谣歌手、微博红人、编剧、主持人、设计师等身份。其中，扮演张慧科的张立宪，是《读库》杂志的主编。帮张立宪办案的民警是著名编剧宁财神。可以说，每个演员扮演的都是跟他们实际身份毫无关联的角色。可以说，《神探亨特张》是由一群文化精英演绎的社会底层人物史。文化精英是社会话语权的掌握者，也是对社会观察更仔细、体察更深刻的人，他们对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纠葛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作为上流人士集群、文化名流集群去演社会底层小人物的集群，每一位非职业演员都饰演一个和自己距离很遥远但又经常关注的角色，这样就避免了镜头下的紧张拘束和本能的缺点掩饰及抬高形象。这种换位思考后的心理体验更真实，更纯粹，更有张力。
张慧科这个人物形象，在片名“神探亨特张”中，创作者已经给了他“神探”的定义，使观众不自觉地将他与80年代红极一时的美国警匪题材电视剧《神探亨特》中的“亨特”联系起来。但是影片通过文化人张立宪给我们展现张慧科并不是神探，而是一位笨拙的民警。他没有超人的武功，也没有过人的特长。当其他便衣警察在前面奔跑抓贼时，张慧科下车却被冰块滑倒。这样身手愚笨的警察能抓获众多的贼，仅仅是因为一颗执政为民的心和一种“负能量”的付出。生活当中的像张慧领正是这样一个平凡的，然又伟大的人。影片通过张立宪的搬演，突出了人物形象。
片中的张发财，是由民谣歌手周云蓬扮演的贼王。他善良中透露出玩世不恭，罪恶中透露出尊严。他给神探张慧领发了一条“就在你的辖区，三天为限，我偷够十万元，捐给今天的小女孩，偷不够我告老还乡”的短信。这种借着义捐名义的偷盗，不但是对张慧领的挑战，更是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挑战。张发财在试图做善事的同时，更是在做“玩世不恭的呼吸”，在寻求一种被关注和挑战的快感。而当张慧科就站在他对面时，张发财没有慌张，也没有逃跑，这显示出他的老练。与张慧领一起坐公交车时，张发财主动给张慧领买票。在对峙的同时，更不忘保持自己的尊严。生活当中的大贼往往是像张发财这样具有一定素质又一直在寻找刺激、寻找另类的自我满足感的人。这也是当下大贼的真实写照。
蒲剑认为观众对角色的认同存在两个参照标准。一个标准是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概念里会有见过的警察、碰瓷儿的是什么样。这种生活经验既可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可能来源于报刊杂志、电视的介绍。另一个标准是观众的期待。我可能不熟悉，或根本没见过这种人，但我能想象他应该是什么样的。[1]《神探亨特张》由文化人反串的民警、小偷正符合这两个标准，给人更真实的感觉。
三、日常对话下的焦虑
反常于一般影片精彩的对白，《神探亨特张》中的对白更趋向于日常化、随意化，但就是在这种日常的对话中流露出当下人们的焦虑。如在审讯碰瓷团伙的司机时，警察问他干这个缺不缺德时，司机说：“中华民族不差我一个人缺德，我这点事算什么啊。”当问碰瓷团伙的女头儿时，她说：“上有老，下有小，要吃饭。而碰瓷团伙当中的白四儿则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劫贫济富的社会，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这些话看似创作者的精心设计，其实不然，我更愿意说它是一种日常对话下的情感流露。这个碰瓷的团体是一个以亲友关系组成并为生活而拼命，为生存而焦虑的群体。面对警察的逼问，把自己内心积存已久的情绪发泄出来，这恰恰是一种最本真的状态。
影片中张慧领叫一个被骗的年轻女孩去派出所作证，女孩说她不去她还有事。当张慧领说你有时间跟骗子聊天，没时间去派出所作证，女孩说我不知道你们谁是骗子。简单的对话中正体现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也体现了人们对自己的权利的漠视。这也正是当下的社会的焦虑所导致的。
四、实景拍摄下的捕捉
新现实主义要求将摄影机搬到大街小巷中去，在实际空间中进行拍摄。《神探亨特张》 取景大部分为街道，并且都是在没有规定演员走位的情况下拍摄的。高群书说：“我是希望演员在一块就是激情的发挥，即兴的能多一点。”[2]影片真的做到了，所以才会表现的特别真实，并捕捉到一些剧本当中没有设置的细节。
影片中骗子忽悠人的那一场中，由著名编剧史航扮演的口吐莲花的骗钱的大师只是站在路口，而其他的人围着他听他津津有味的讲道。据导演高群书透露，当时拍摄这场戏时，根本没有安排群众演员，那些围观的群众都是自己主动参与进来的。所以这场戏更像是一场导演用镜头随意捕捉的街景，真实生动。
此外，影片还捕捉了街边跳广场舞的场景。这些场景对影片的故事情节没有推动和补充的作用，但是确实增强了影片的生活气息，也把北京人的生活现状很好的展现了出来。
五、成功突破后的反思
台湾金马奖将最佳影片奖颁给《神探亨特张》，无疑是对影片价值的肯定。影片确实通过影像给银幕带来别样的现实主义的清新的感觉，也实现了对新现实主义的突破，但我们不得不正视影片在尝试突破时也反映一些问题。
(一)人物形象的平面化
一部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于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然而，《神探亨特张》中却没有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作为故事主体的张慧领也是一个很平面化的人物形象。片中展现的更多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如吃饭、走路、跟踪调查，并没有通过细节展现他破案的方式，及他面对众多小偷时的“闹心”。而张发财，作为一个有些狂妄的老贼，片中并没有表现出他的狡猾机灵之处，而仅仅是让他以一个乞讨的盲人的形象出现。这种平面化的人物形象大大削弱了影片的真实性。
(二)故事情节的简单化
故事情节是构成影片的基本要素。现实主义电影业并不是意味着把故事情节的简单化，它要求在在真实的情境中，表现人物动作。影片中为了刻意追求一种由张慧领的主观视点带来的影片内容的客观性，而选取较远的距离观看、拍摄小偷、碰瓷团伙、换假币者等人物的活动，这本身就是对人物内心的一种疏远。如碰瓷团伙中的女头儿拄着拐杖走向一辆迎面过来的小轿车，并摔倒索要一万块钱赔偿费的场景，影片中运用的是远景和全景，而没有近景或特写来展现碰瓷过程的具体动作及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样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不真实的表演秀。在众人打小偷，张慧领告诉大伙张发财要在小区偷十万块钱救被撞的女孩时，众人沉默着离开，此时，楼上一个中年妇女从窗子上说：“ 我出这10万块帮那个小丫丫，请大家帮老张抓贼。”且不说捐十万块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可能性的大小，这种将张慧领面临的“偷窃救人该不该”的法律评判交给一个中年妇女，把主人公内心的纠葛省去，直接用一句苍白无力的话语表现出来，看似减少戏剧性，追求真实的高明手法，实则大大降低了情节的可信度，消减了影片的真实性。
(三)情节线索的牵强化
影片展现的是21 世纪中国社会深层横断面的一个切片，描述的是一幅底层人物生活的百态图。它主要展现了碰瓷团伙、忽悠骗人钱财的假大师、换假币的伪大学生、张发财的盗窃团伙四类人的活动。这四种人的生活片段并没有一定直接的关联。影片为了营造一种戏剧性，运用张发财这一个人生硬地将这些生活片段组织在一块，并以张发财向张慧领挑战来增强影片的戏剧张力。这实乃对影片现实性的解构。
(四)和解不成的妥协化
高导的电影一直都在灌输 “和解”这个概念，《神探亨特张》也不例外。高导也明确指出：实际上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指明了解决目前现实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和解。[3]但是影片给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妥协，并非和解。影片最后，张发财的盗窃团伙被一网打尽，张慧领将三千块钱奖金给了一直跟着他的被他追赶致残的小偷的弟弟。张发财即将面临的命运是坐牢，张慧领是通过舍弃奖金甩掉小偷的弟弟。这样的解决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和解”，还不如说是和解不成后的一种妥协。
《神探亨特张》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了一幅北京下层人们的生活画卷。同时，导演以独特的艺术感受能力探索现实主义电影，实现了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新突破。但是，由于过分追求写实所带来的人物形象的平面化、故事情节的简单化、情节线索的牵强化、和解不成的妥协化，无疑启示我们对如何更艺术化地做好现实主义电影进行深思。
参考文献：
[1][2][3]高群书，张卫.神探亨特张[J].当代电影，2012(09)：45，4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