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为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革命战争时期，朱德是新旧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人物，对于瓦解旧军队、建立新的工农革命武装起了积极作用，体现了他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性格特色。朱德理性面对党内分歧，和平战胜张国焘分裂红军路线，高度重视技术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适度妥协、灵活多变的处事风格。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实事求是的精神堪称全党典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他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好高骛远;极力采取各种方式反对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较早地发现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突破;较早主张开发建设海南，提出沿海发展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远见卓识。总之，朱德忠厚善良、和谐为本、以柔克刚，不执着于一时得失，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品格。我们应加强对朱德的宣传，用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
朱德给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留下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跟随转变了的形势和各项条件而转变，不应该固步自封，更不应该顽固不化;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现有条件决定工作方针，建设社会主义;不执着于一时得失，要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母亲的教育下，他自幼发奋读书，既为了改变家庭面貌，更为了改变中国面貌。1909年朱德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12月人云南讲武堂。1911年毕业后，很快就在蔡锷响应武昌起义的战斗中发挥指挥作用，受蔡锷赏识，军职不断提升。1913年12月开始讨伐袁世凯，直到1916年蔡锷病故，朱德已是滇军少将旅长。但他放弃高位，追求革命，1922年赴德国留学之前，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受到了孙中山会见。朱德认为革命再不能用军阀打军阀的旧办法，于是和好友孙炳文一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让他整顿滇军以消灭陈炯明的邀请，准备去德国学习革命(即学习马克思主义)。孙中山依依不舍地握着朱德的手说：“革命的前程远大，各人的志向也有大小之分，好自为之吧。”
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党的负责人陈独秀却把朱德看成旧军队的将领，婉言拒绝了他的入党要求。1922年在柏林学习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学习哲学、军事学，后来又去苏联学习。朱德成了中共党内“喝洋墨水多的”少数领导人之一。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时，朱德在柏林深情悼念。他虽然不赞成孙中山利用军阀搞革命的办法，但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十分敬重。朱德精读《史记》、《三国志》，写下一百多处批语，如“从民心向背看战争胜负”、“从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看军事实力的强弱”、“从选用人才看事业的成败”，这些主张与孙先生比较一致。
朱德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一阶段的先锋人物，自觉主动地要求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即武装工农、依靠工农，并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的新阶段，说明他对革命理论的理解和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都达到了科学而准确的高度，成为在革命的两个阶段带头转换的突出人物。这一点对于瓦解旧军队，建立新的工农革命武装起了积极作用，是任何别的领导人都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参加革命前一阶段的武装力量和领袖人物，都尽最大可能去争取。一时争取不过来，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只有顽固对抗者才加以消灭。
他能够尊重和理解这些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带头人物”，虚心向他们学习。这对于以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红军的几次死里逃生，都跟朱德善于利用自己在旧军队中的旧关系有关。所以，曾经担任所谓“旧军队的将领”，不是朱德的不足或耻辱;恰恰相反，这是他的优势和光荣。
朱德被称为“红军之父”，誉为“人民的光荣”决非过誉。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共产党意识到自己独立掌握武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周恩来等人利用朱德在南昌担任公安局长的有利条件，发动了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在把部队带到哪里去的问题上，朱德跟当时的起义领导核心有分歧。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朱德是主张“上山打游击”。因为他在滇军的时候就擅长用游击战术对付敌人，以后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但朱德在当时的起义军领导核心中地位比较低，在党内也不是主要领导，行政上只是“副军级”，左右不了决策层。朱德把自己能够掌握的那部分起义部队带到安远县的山沟里，打了一次漂亮的埋伏战、游击战，歼灭和击溃了追击红军的白军，起到很好的掩护断后作用。这时从广东传来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消息，主要的起义领导人逃脱并隐藏了起来。为了挽救南昌起义仅存的革命硕果，朱德给部队作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终于让部队重新振作起来，向着革命大目标奋勇前进。
他把部队带到湘南，在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国民党军中“潜伏”下来，联络地方党组织，依靠工农大众，发动了响应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湘南暴动，并在何长工等同志的协助下将部队带上井冈山，实现了震惊中外的砻市“朱毛会师”。红军在井冈山、瑞金时期所实行的政策，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前后阶段的衔接具体体现在朱德身上，这既是历史的选择，又表现了朱德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性格特色。这种主动而彻底的转变，在民主革命前一阶段的革命将领中并不多见，而且其影响力也无人能跟朱德相比。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跟随转变了的形势和各项条件而转变，不应该固步自封，更不应该顽固不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多时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朱德总是谦让着。我们常常说，事在两难之中，两害取其轻是决策原则。我们今天能客观地对待历史，设身处地理解朱德的让步精神，对于党和国家今后的前途会有好处。朱德对于自己不赞成的观点，出于服从纪律和团结战友的需要，有时会违心地被动表态，淡化处理，这在研究党史、军史当中，需要仔细分辨。
当然，朱德对于有些事情还是不肯让步，坚持到底，比如坚持“技术挂帅”，经常强调技术的作用。1950年3月，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朱德强调“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1951年10月，朱德在装甲兵干部集训会议上说：“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把技术搞好。”在中共党内高层，还没有谁像朱德这样重视和强调军事技术。
朱德对于张国焘的斗争，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朱德相信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军中大多数军官和士兵是拥护中央北上抗日政策的，受张国焘支配的只是少数，所以在表面上没有跟张国焘决裂，而是利用自己在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身份和红军总司令的行政资历，团结依靠军队内坚持跟随中央的其他干部和士兵，跟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亲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地去做基层干部的工作，说服他们放弃南下分裂路线，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将张国焘部队的全体红军带回到北上抗日的正确道路上来。我们可设想一下：张国焘所带领的红军人数多，力量大，真的到大西南搞武装割据，不仅是对中央红军的威胁，更是对国民政府的严重威胁。如果这样，即使有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也未必能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计!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朱德用和平方法“战胜”张国焘分裂红军路线的功绩，我们应当摆在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计上来作出衡量和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的实事求是精神堪称全党典范。他支持陈云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廖鲁言、陈正人等同志，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谨慎政策，只是想组织合作社尽量稳妥一点，出了问题解决以后，取得经验再发展，决不是反对合作化。中央当时计划15年完成的任务，3年半就完成了。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强行改变生产关系的做法造成严重的生产力破坏，这样就过早地结束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争、共同发展。这种实事求是的社会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也是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1949～1955这六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确实创造了奇迹，对比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全国性混乱，甚至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都会造成长时间内乱，对比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混乱和反复，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高度稳定，甚至在抗美援朝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仍能快速进步，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也得益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完全国有化固然荒唐，完全私有化也是失败政策。承认混合经济，包括不同所有制混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混合，是质的进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实事求是，反对好高骛远，是朱德的一贯立场。《一代伟人朱德》一书中“求真务实的经济思想”一章写道：朱德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他批评商业上混淆三种所有制。
1961年1月，朱德支持农村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视察浙江时对“四包一奖”表示赞赏，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推荐。笔者1962年曾亲自到安徽调查，也听到农民对朱德支持“责任田到户”的赞扬声。朱德从1959年2月开始，采取各种方式对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进行批评和阻拦，先后多次写信给党中央，直到1961年5月。他认为公共食堂的四大罪过是：否认个人所有制;否定商品经济;吃大锅饭;农民不满意。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吃公共食堂容易饿死人。出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他不可能把“饿死人”作为直接理由，但当时中国农村老百姓都知道，“吃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多种所有制并存，符合中国生产力水平极其复杂多样的现状，直接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这也是朱德、陈云、邓子恢、廖鲁言、陈正人等党内同志的根本看法，也是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发生冲突的原因。以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现有条件决定工作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不要根据美好的愿望好高骛远，不要死套已经过时的理论结论。陈云总结得非常好：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远见卓识。“朱德是中央领导中第一个飞到海南并最早倡议开发海南的。”1956年4月，朱德说“沿海工业做母鸡，造船、渔业、盐业非在沿海发展不可。”当时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朱德却主张建设沿海，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不可能，美国也不敢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应很好地开发海南岛。1957年、1963年朱德两次视察海南，提出了四点建议：1，海南岛地下地上资源丰富;2，农业搞多种经营，不要搞以粮食为主;3，发展水路交通，建设军港和商港;4，各部、各省区要支援海南建设。可以想像，如果中央及时采纳朱德的建议，中国经济和两岸关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历史毕竟不能想像。
1955年前后，党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在众多党的高级领导人中间，朱德是比较早发现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在苏共二十大揭发斯大林问题之前，朱德对中国‘一五’计划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已经有所觉察”。1965年12月30日，朱德主持全国人大常委扩大会第24次会议时说：“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括起来有两方面：一是强调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苏联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内社会关系相当紧张”，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越大，阶级斗争越尖锐。“朱德认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要搞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二是主张与美国做生意。他说：“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要搞“内外交流，一个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另一个是扩大同西方贸易往来”。“保留一点私有制，多种所有制结构。”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敢为“私有制”讲话，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源于孙中山，本质上就是“阶级合作的社会主义”。朱德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非常合理，这与改革开放的主要方针和具体内容相吻合。
综上所述，“红军之父”朱德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应包括以下四条：(1)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跟随转变了的形势和各项条件而转变，不应该固步自封，更不应该顽固不化;(2)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现有条件决定工作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法;(3)阶级团结、阶级合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4)不执着于一时得失，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我们应该加强对于朱德的宣传，用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
作者：陈建国 来源：邓小平研究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