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国武侠电视电影背景音乐中的竹笛进行了历时的考察和对比，认为其在武侠电影配乐中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从“罐头中乐”的整体采借，到背景音乐创作阶段中对竹笛艺术风格的成功运用，再到竹笛在武侠电影中文化符号的塑造，最终走向国际化的电影音乐创作历程，体现了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面貌，同时也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中国电影文化要特别关注中华民族的文化元素，要积极尝试符合中国文化的电影叙事手法。
在中国电影作品中，武侠题材的影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1928年明星影业公司推出的我国第一部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作为开端[1]30-32，今天中国武侠电影已经成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原因在于，武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加之电影以其特殊的叙事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能够将人们意象中的人物、事件以可听、可见的艺术形式展示出来，所以，武侠文化与武侠电影的结合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特色。
电影背景音乐作为电影叙事手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伴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服务于电影画面，适应电影的一般叙事特征，起到烘托电影画面的情绪，突出影片的抒情性、戏剧性和营造特定氛围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中国武侠电影在题材上取材于中国传统的武侠故事文本，形式上以中国武术功夫及其独有的打斗内容为特色，主题上以体现中国独有的侠义精神为主旨，是武侠文化与电影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因此，中国武侠电影的特质，决定了它势必具有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与电影叙事手法相结合的特点。
本文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手法中的背景音乐为探讨对象，通过对武侠电影背景音乐中竹笛的使用为出发点，来审视中国武侠影片叙事的一般特征，探讨中国传统乐器在中国文化题材电影的运用特点。
一、中国竹笛与武侠影片的联姻
竹笛作为我国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民众基础。它广泛存在于我国各地众多的戏曲和民族器乐艺术中，是我国民族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乐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竹笛逐渐形成了丰富的演奏技巧与艺术表现力，无论是在乐器形制、演奏风格演奏技巧还是在艺术表现力上，竹笛都有着独特的中国文化气质。
竹笛由天然的竹子制成，而竹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往往与“虚心”“气节”“宁折不屈”“高风亮节”相联系，成为一种民族品格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竹子被称为“四君子”之一和“岁寒三友”之一。也正是因为竹子特殊的文化和审美价值的存在，竹笛这一乐器也往往被视为古代君子、文人墨客、有志之士的精神代表。
竹笛有竹制的天然笛身，加之震动发音的笛膜同样是自然材质的芦苇内膜，因此，竹笛一方面具有“远人声”而近“器声”的音色，具备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吹孔膜鸣的发音原理，又使得竹笛的音色醇厚质朴、清亮激越。天然的材质和独特的音色，成就了竹笛超群绝伦的艺术特征，与古代隐逸之士远人情事故、孤傲清高的处事风范相呼应。(1)
竹笛的高音区清澈纯净、穿透力强，使得演奏有洞穿时空之势，低音区低沉醇厚、质朴无华，演奏上具有阅尽繁华、沧桑尽现之美。这一竹笛音色特有的气质，很好地对应了近代中国武侠文化中侠义之士虎啸山林、笑傲江湖的精神品格。
演奏形式上，竹笛不仅可以完成合奏，而且还可以独奏，既能够运用于电影叙事中人物内心独白等个体活动的场面，也可以与众多乐器合奏，来表现宏大、热烈的场景。
竹笛与武侠电影的结缘，既是因为竹笛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赋予其中国声音的符号特征，也因竹笛自身从材质、形制、形式到内涵都与中国武侠精神相互契合的属性所决定。因此，竹笛在电影音乐中的应用，在表达电影音乐的思想和主题，揭示电影画面的思想和主旨上，有其它乐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二、作为“罐头音乐”的竹笛音乐
“罐头音乐”，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电影中使用的配乐。当时的香港电影背景音乐创作的手法往往是直接选用现有的经典乐曲作为背景音乐使用，其便捷性和标签式的特点是其获得“罐头音乐”名称的重要原因。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大致是：制片方因资金有限，用于背景音乐创作的资金少，直接套用现有乐曲既便捷又经济，加之当时人们的版权意识不足，从而促成了这一时期香港电影背景音乐创作的基本特征。[2]7
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配乐中，制作方已经能够准确把握其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特质，其配乐乐器以鼓、琵琶、竹笛、箫、二胡、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为主，以乐器独奏与民乐合奏为重要体裁，乐曲题材多来源于当时创作的器乐曲，以及中国传统民歌、民族器乐曲等，其中以竹笛为代表的武侠电影配乐发展迅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代表性的影片有：成龙主演的《蛇形刁手》、成龙和洪金宝主演的《杂家小子》等一批香港武侠电影。在这些武侠电影的背景音乐中，竹笛曲的运用成为配合影片画面特定的剧情、场景与场面的有益尝试，并开启了中国民族乐器在武侠电影配乐中的序幕。
纵观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背景音乐中的竹笛运用，一般是直接采用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传统的竹笛乐曲直接作为配乐，要么作为段落的截取，要么是整个乐曲的搬用，其中以《鹧鸪飞》《庆丰收》《奔驰在草原上》《欢乐的嫩江草原》《姑苏行》等脍炙人口的乐曲较为常见。[2]7并一度成为了当时武侠电影配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其配乐直接借用中国传统的经典乐曲，且被广泛运用于不同情节、内容的武侠影片中，也被称为“罐装中乐”。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配乐做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认为：“这些罐装中乐以其声音特性、另类的表达方式弥补了电影情节、画面中的不足，发挥着电影情节暗示、气氛烘托等诸多重要作用，在客观上推动了香港电影配乐的发展，并为中国电影音乐民族化的发展提供了参照与思路。”[3]77可以说，武侠电影中从对竹笛乐曲的整体借用，开启了民族乐曲在武侠电影背景音乐中运用的重要里程，为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竹笛艺术风格的运用
武侠电影背景音乐中竹笛乐曲的创作尝试，开端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作曲家利用竹笛的艺术风格，给予画面以支撑和诠释。我们知道，传统的南北派竹笛各具特色。南派竹笛称为曲笛，笛身较长，管径较大，形成了发音丰厚圆润，音色清亮、飘逸，演奏连贯舒展，曲调优美、流畅的艺术特征，在表现抒情委婉、内在含蓄、优雅端庄的情绪上得心应手，具有浓厚的江南韵味。北派的梆笛，笛身细且短小，管径较小，因此发音高亢明亮，演奏技法上吐音、滑音、花舌音、垛音等灵活快速，乐曲具有热烈、欢快、活泼、粗犷、奔放的艺术特色，适于表现热闹的生活场景和人物轻盈活泼的姿态。
以武侠电影《少林寺》为例，其最具代表性的竹笛运用是在片头部分：影片在伴随着画外音的讲解中开始，银幕上出现当代武术队员，快节奏对打的场面，继而这一画面分割出不同场景、不同人物、不同兵器之间的对打，在画外音“自古以来带着神秘色彩的武林圣地少林寺究竟在哪里?”的引言之后，伴随着荧幕上一组群山的画面，梆笛在高音区奏出了该影片的第一组背景音乐，高音区明亮瑰丽的演奏富于浓厚的地方色彩，曲调来源于影片主题曲《牧羊曲》的旋律动机，随后拉开了影片的叙事。此时梆笛风格的背景音乐更像是一个导游，背景乐器以北方文化代表的身份，把画面切换到河南嵩山的少林寺，竹笛的运用巧妙地实现了影片故事的时空定位。同时，高音区的乐句，与嵩山秀丽的景色相互辉映，为影片营造了一个奇妙而又令人神往的意境。
而由李仁港执导、黎允文担任音乐设计的《三国志之见龙卸甲》中，片头音乐《见龙卸甲》中的竹笛，以秀丽、华美的音色，赋予主题旋律以特有的浪漫气息，曲笛风格的演奏手法和醇厚音色，又给画面蒙上一层豪迈、悲壮的色彩。竹笛演奏的乐曲主题在主人公英雄的一生中不断使用，时而在高音区盘旋，为英雄的出征渲染出了英雄豪迈的气概，时而在中音区的慨叹，烘托主人公英雄老去的苍凉，独具悲壮之美。
相同例子还可以举武侠电影《卧虎藏龙》中曲笛风格背景音乐的运用。作曲家巧妙地利用曲笛音色飘扬、风格秀丽含蓄、曲调委婉动人的艺术特征，为观众营造了一幅动人的江南美景，乐曲赋予电影画面以清新脱俗、宁静挚美的艺术效果。在这些电影背景音乐中，竹笛的艺术风格，在影片的人物、故事背景、影片主题的塑造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竹笛艺术风格的利用，不仅符合了中国武侠电影文化特质的基本要求，而且也为武侠电影音乐的创作带来了有益的经验和启发。与此同时，竹笛乐曲在武侠电影配乐中的广泛使用，以及呈现出来的良好的艺术效果，竹笛在某一层面上已经成为了中国武侠电影中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
四、竹笛艺术气质的运用
1992年公映，由徐克监制，陈斐然担任音乐设计的电影《新龙门客栈》，是对竹笛这件乐器的艺术气质在电影背景音乐中成功运用的范例。影片中女二号仇莫言身不离笛，竹笛成为了主人公侠义风格的代言，且梆笛风格从高音区滑行至低音区，以下滑音结束的乐曲片段，更是兼具了主导动机的作用，成为主人公艺术形象的代言，人物角色与竹笛的气质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在店老板金镶玉出场的一幕中，这一主导动机，又一次出现，画面的展开利用了先闻其声发的手法，随着竹笛一声清冽的高音区到低音区的滑奏，金镶玉正面转身，画面中金镶玉正与一个行为龌龊的男人纠缠。乍一看，似乎觉得这里的背景音乐用错了地方，但是联系故事剧情的展开，到最后仇莫言身死，金镶玉一把大火烧掉了龙门客栈，走上了追寻周怀安的道路，我们就会为电影配乐独特的伏笔手法而叹服。在这里，竹笛的背景音乐为故事的展开巧妙的埋下了“伏笔”。
电影中主人公周怀安出场的那一幕中的竹笛演奏，让人心生悲凉。在广阔的大漠中，一直笛子在高音区的独奏，把大漠的空旷、死寂，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因为梆笛风格的粗犷，高音区的卓尔不群，把孤独侠客的那种宿命般的悲剧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类似艺术效果的竹笛背景音乐还可以举出，由徐克监制、黄霑担任音乐设计的作品《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配乐，电影中竹笛自由、不羁的演奏，多次以《沧海一声笑》的主题片段出现，把令狐冲、林正英、曲洋等一批江湖人物狂放不羁、风流洒脱、敢爱敢恨的形象完美诠释。
五、竹笛乐器性能的开发
谭盾在《卧虎藏龙》的背景音乐配乐中，将竹笛、二胡、民族打击乐等乐器与整个交响乐队的相互协作，是将中国的民族音乐元素巧妙地和西方音乐结合起来构成电影配乐的经典之作。电影中“玉娇龙”大闹酒楼的背景配乐中，谭盾运用竹笛悠扬的演奏，赋予天高云淡的清新景象以生机，旋律优雅、婉转，尽显江南清新、秀丽的风光，旋律配合活泼又富有边疆情调的鼓乐，表现“玉娇龙”一个人把整个酒楼搅个天翻地覆的场景。音乐素材选用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旋律进行改编，简单优美。当画面进入激烈的打斗场景时，各种民族乐器陆续上场。竹笛奏出的欢快旋律将本来充满血腥的场面表现得轻松欢快，使背景音乐与画面的故事情节形成了一种对立。联系故事情节，我们便可以看出，看似激烈殊死的拼斗，其实一直暗含着李慕白爱惜玉娇龙人才难得，苦心引导的隐情，所以竹笛轻快的旋律其实代表了李慕白没有真正把这场打斗看成一场殊死较量的比拼，而乐队合奏的背景音乐则以紧张、激烈的特点，代表了玉娇龙使性任气，锋芒毕露的真实写照，竹笛与乐队的协奏手法，将一个画面中的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物气质得以全面展示。
2008年，汉斯·季默和约翰·鲍威尔为中国武侠动漫电影《功夫熊猫》配乐，标志着中国乐器作为中国武侠电影背景音乐的文化符号，已经被世界电影文化广泛认同。其中在背景音乐《hero》中，编曲者把中国竹笛独特的音乐艺术风格与电影画面完美结合，竹笛的艺术功能得以完美彰显。在这部动漫电影背景音乐当中，一共有三处巧妙地运用到了笛声。首先，电影开始时，伴随着画外音的解说，伴随悠扬的笛声，竹笛的文化符号得以彰显，把虽然是英语对白的故事定格为中国传统武侠的属性。竹笛高音区的演奏，与山水仙境、矫健如飞的老翁的画面相互辉映，其武侠气氛得以渲染。第二次竹笛的运用是在阿宝背着沉重的行李跟着师傅来到圣泪池的场景。背景音乐以竹笛和二胡交错呼应开始，表现的出欢快跳跃的情绪，把“阿宝”的练功过程、对食物的无限渴望的憨容可掬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第三次点睛式的出现，是师徒“抢包子”场景。旋律借鉴中国传统打击乐《龙虎斗》，在这一段配乐中短促的笛声、旋律密集紧凑的锣鼓声，使得竹笛在交响化的配乐中，彰显其灵活、敏捷的特点，把师徒二人争斗包子的情景，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富于中国武侠电影配乐打斗场面配乐的风格。
电影作为一种国际性的艺术形式，从产生之初就决定了其包容开放的艺术特点。中国武侠电影正是在这一艺术特质下产生并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的一个代表流派，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武侠文化中的艺术形式，其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元素的融汇和吸收，成为一种内在的要求和发展方向。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乐器进入武侠电影，不仅是电影叙事手法的需要，同时也与武侠电影的文化题材紧密相关。通过对武侠电影中竹笛音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武侠电影中，中国音乐的元素，从无到有，从简单到成熟，从中国乐曲走向中西融合的发展道路。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中国武侠电影从起步到成熟，再到逐渐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发展历程。从竹笛在中国武侠电影配乐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不断挖掘运用中国元素的电影叙事手法的发展思路下，中国的电影艺术才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电影文化才会以自己的个性屹立于世界电影文化之中。
作者：谭嫄 来源：艺苑 201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