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电视剧对作家的影响
(一)“新媒介”对作家的刺激
21世纪是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狂欢的时代，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合力推动下，视觉文化成为一种主流，“形象”或是“影像”主导着人们审美心理结构。视觉文化的兴起，是当今文化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电视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视觉文化的重要载体，电视剧成为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文学样式相比，电视剧更具有观赏的直接性。它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摄影、光学、声学等集于一身，通过拍摄、剪接、特技、电脑合成等技巧，把文学中的语言描述转变为可视可感的屏幕形象，直观地诉诸人的感观。它跨越了语言和想象力的障碍，获得了独特而又巨大的表现力。
在传统文学日渐式微的情势之中，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一些作家慧眼识珠，以先觉者的姿态投身到新媒介时代新文学的建构中。较早和主动介入影视的著名作家有王朔和刘恒。刘恒认为，“作为一种现代的表达方式，电影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到了21世纪，作家的声音会越来越小，现代的传媒工具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仅仅依靠文字本身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了。所以，作家没有理由孤芳自赏”[1]。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作家纷纷改弦易辙，放弃了对传统意义上文学的孤独坚守，如王海鸰、朱苏进;或投身影视，或徜徉在小说和影视之间，如刘震云、莫言、池莉、二月河等。甚至出现以“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为代表的作家群体涉足影视现象，形成了一股“触电”的风潮[2]77。
(二)新传播手段对作家的吸引
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的传播手段和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文学在经历口头传播、纸质传播、电波传播等方式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电视传播是与网络传播并驾齐驱的新型传播方式，其受众之广、传播速度之快都是以往传统传播媒介难以比拟的。东西曾说：“鲁迅那个时代，写一辈子的小说，也许会有三千万个读者，但现在，如果电视台播放影视剧，一个晚上就可以覆盖一个亿的观众。影视的传播，可以在一个晚上俘获过去作家们需要一辈子俘获的读者。对于渴望被别人阅读的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拒绝，就像一个写作者不可能拒绝更多的人来认识他的文字那样。”[3]刘恒也感叹：“作家辛辛苦苦写的小说可能只有10个人看，而导演清唱一声听众可能就达到万人。”
[4]以往的文学实践清楚地表明，传统小说一旦插上电视的翅膀，往往会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形成强大的冲击波。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已然成为影像化经典，历时不衰，再拍、翻拍、改写也是层出不穷。一些原来“养在深闺人不识”的文学名著如《围城》借此成为“冲出云围的月亮”。叶辛的小说《孽债》开始发行不过2万册，而电视剧《孽债》热播之后，小说发行量骤增到20多万册[5]。难怪刘震云言之凿凿地断言：“当下文坛排名前10名的作家，哪一个是没有与影视发生关系的?哪一个不是靠着影视声名远播?”[6]
(三)丰厚的利润令作家心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环境和作家的观念都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文学中心地位的旁落导致了小说的边缘化，市场经济的巨大腐蚀性加速了作家世俗化的进程。相当一部分作家放弃了“拯救人灵魂”的职责，淡化了“转移性情、改变社会”的责任，放逐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和对人心灵的呵护，市场化生存成为大部分作家的主要追求，圣洁的文学殿堂发生倾斜。从以往文学作品的改编史看，小说一经改编成影视剧后，原著的发行量大增。
小说《菊豆》、《妻妾成群》、《万家诉讼》改编成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后，作家刘恒、苏童、陈源斌的知名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拥有了两个读者群，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实现双赢。因此，在市场化生存的时代，在滚滚红尘的冲击下，相当多的作家对影视带来的巨大回报和丰厚利润怦然心动。凡一平曾明确表示：“这几年来，很多作家都在搞影视，因为影视比小说有巨大利益的诱惑，让人无法拒绝。”[7]即使能坚守文学传统的作家，也并不反感作品的被改编。对作家而言，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不只是一个收入的延伸。“影视对小说确实能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原先不知道你的读者，看了电影、电视可能就来买你的书，就关注你的作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