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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灭商，封纣王的 “庶兄” “微子启”于河南的"商丘“，国号 ”宋“，爵位是 ”上公“，就是一等公爵。其子孙以国号为姓，这就是 ”宋“ 姓的来源。 常言道：孔姓是一家、孟姓是一家、天下无二宋。宋姓只有这么一个来源。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有人据元方回称陈、杜、沈、宋等为“唐律诗之祖”之言称“古人称沈宋为律诗之祖”，似乎古人都是这么认识的。果真如此么？呵呵，咱们凭事实来说话。 《新唐书·文艺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这是一段广为论近体者引用的文字。它明确地把近体的起源定在“江左”即六朝时期，创立格律的代表作家为沈约、庾信（并非仅此二人，这是举其为代表的意思），具体内容为音韵、属对。到了唐沈佺期宋之问时，格律已经完备，沈宋只是“又加靡丽”、“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 有些今人不理解“约句准篇”的意思，把它解释成规定形制。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自废文言兴白话以来，读懂文言越来越成为难事。于是有以“望洋兴叹”之“望洋”为动宾结构而改造成“望X 兴叹”的，有把“差强人意”理解成“不如人意”的，有把“空穴来风”当成没根据的谣言的，也有把“一家之言”用作自谦之词的。有当今文化大师称号的学者把“致仕”用作“当官”，以为“致”都是达到之意。以是观之，时人把“约句准篇”理解为约定句数批准篇制，不亦宜乎？呵呵，一笑。 弄不懂“约句准篇”不打紧，我们就从宋人说起吧。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就拿提出“近体之祖”的《瀛奎律髓》的编者元人方回来说吧。这本律诗选本收唐宋人律诗约三千首左右，其中唐诗1227首，作者122人。入选最多的是杜甫221首，白居易第二，127首，贾岛第三，67首。从方回对唐律诗零星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构拟的唐代律诗学的发展轮廓。初唐律诗沈宋富丽轻艳（即《新唐书》所谓“又加靡丽”者），板滞未化，时而未脱齐梁体的特点；杜审言、陈子昂的古雅雄浑、警拔教练的诗风诗笔，构成初唐律诗的风貌。方回在这四家诗后屡有评说，而且把这四家诗尊为杜甫律诗之祖。方回认为陈、杜对律诗的贡献高于沈、宋。对沈宋之前的王杨卢骆“初唐四杰”诗，方回亦认为是初唐律体的特征。在王勃诗后评道：“四十字无一字不工，岂减沈佺期宋之问哉？”在骆宾王诗后评道：“字字入律，工不可言”，可以看出，方回视王、骆高于沈、宋。 很明显，方回所谓“诗祖”的提法，并非指其“创立格律”，而是指其风格。格律是诗体最基本的元素，它的形成必然远远早于诗体的成熟。这只要细品一下方回在宋人诗后的评说即可明了：“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 方回之后，元人杨士弘编选的《唐音》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杨士弘倡知人论诗，审音律正变，以格调全面评判唐诗。《唐音》把唐诗按始音、正音、遗响体例分类，把初唐四杰作为始音类的代表，正音部分初盛唐诗为一类，中唐诗为一类，晚唐诗为一类。 杨士弘不蹈袭方回认为陈杜沈宋是唐律诗之祖的说法，他认为“四杰”是转变六朝诗风、开创唐音的始祖。这一见解，是继承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肯定“四杰”之说，比起严羽认为“犹袭陈隋之体”的“唐初体”的办公室概念更富有发展眼光。值得注意的是，始音不分近体古体，杨士弘认为它们“音声一致”。 《唐音》选五律以陈子昂为首，七律以苏廷硕为首。只有五绝以宋之问为首。可见，沈、宋的律诗在杨士弘眼里没有什么地位，在他看来，沈宋诗还是古律不分。 《唐音》之后的重要唐诗选本是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其《五言律诗叙目》云：律体之兴虽自唐始，盖由梁陈以来俪句之渐也。梁元帝五言八句已近律体，庾肩吾《除夕》律体工密，徐陵庾信对偶精切，律调尤近。唐初工之者众，王杨卢骆四君子以俪句相尚，美丽相矜，终未能脱陈隋之气习。神龙以后，陈杜沈宋苏颋李峤二张说九龄之流相与继述，而此体始盛，亦时君之好尚矣。 由此可见，高棅也不认为沈、宋是律诗之祖。而“继述”者中间的沈、宋自然不可能是格律的创立。/B] 明代著名诗人兼诗学家王世贞在他的理论著作《艺苑卮言》中对唐代诗歌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对于整体初唐诗，他更侧重于音律的研究。针对方回把沈、宋等作为唐律诗之祖的说法，王世贞特为纠正：“六朝之末，衰飒甚矣；然其偶俪颇切，音响稍谐，一变而雄，遂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权舆于三谢，槖钥于陈隋也。”（卷四） “权舆”、“槖钥”，正是律诗格律形成的全过程。 清沈德潜在其编选的《唐诗别裁集》之《凡例》中叙述了律诗源流：“五言律阴铿何逊庾信徐陵已开其体，唐初人研揣声音，稳顺体势，其制大备。神龙之世，陈杜沈宋如浑金璞玉不须追琢自饶名贵。开宝以来李太白之秾丽，王摩诘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扬镳并推极胜，杜少陵独开重于泰山寓从横颠倒于副官中，故应超然拔萃。”明确把创体之功归于六朝诗人。 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著《艺概》一书，其《诗概》卷品评历代诗人，上起《诗经》，下迄两宋，历代重要诗人包举无遗。谢灵运、沈约、颜延之、左冲、鲍照、谢脁、江淹、庾信、杨素、唐初四杰、张九龄等一一评价，独无一字提及沈佺期宋之问。关于唐诗之祖，刘氏云：“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综上所述，所谓“古人称沈宋为律诗之祖”的说法，完全主观臆想。至于律诗的格律是沈宋创立云云，更是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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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慢词，古人从字数着眼，也称为“长调”。词的分段叫“分片”，除单调外，一首词多由上、下两片组成，慢词有多至三四片者。词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但所作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慢词的大量出现，则是北宋中期的创造。从此宋词曲调大盛，兼备众体，蔚为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高峰。两宋词坛的勃兴是在北宋建国七八十年之后的宋仁宗赵祯时期，代表作家有晏殊（991－1055）、欧阳修、张先（990－1078）、柳永等人。五代时，由于君主的提倡，南唐词坛特盛，晏殊、欧阳修等出自江南旧地的江西词人，沿袭南唐余绪，以风流自命，致力于创作短章小令、轻丽之词。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长调，为此后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传世的柳永《乐章集》二百余首，慢词就占一百多。著名的长调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以赋体的手法铺写都市生活和送别的场面，洋洋百余言，充分体现了慢词篇幅宏大、适于铺陈的特点，使宋词在唐代近体诗长于比兴的特点之外别树一帜。柳词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宋词的题材，把词的描写范围由士大夫的小庭深院引向市中都会；同时普及了词的歌唱，使之成为雅俗共赏、“天下咏之”的文艺形式。柳永词多为歌妓所作，故始终未脱“词为艳科”的传统束缚，这一缺点他与晏殊、欧阳修相同，另一位与柳永同时而齐名的张先，也不能免。其后以异军突起而主盟词坛的苏轼，在柳永开创的慢词长调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因而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新方向。关于苏轼词风与柳永的不同，宋人有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说法。“大江东去”即《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此相类的还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后世以“豪放派”概括苏轼的词风，大抵正着眼于这一部分作品。其实苏轼作词，刚柔相济，所著《东坡乐府》，其中婉约词亦不少。不过就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言，最能代表苏词的，还是清雄之作。苏轼作词，以意为主，常常突破词律的束缚。这一点曾引起恪守传统词法的后起作家如李清照等人的不满。在当时，他的门人、著名词家秦观（1049－1100）也没有走他所开辟的道路。从秦观到李清照，一般被认为是婉约派词风的正宗。秦观有《淮海词》传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雾失楼台）、《鹊桥仙》（纤云弄巧），声情并茂，语工而美，继承了柳永赠妓之作的遗风，而词品比他要高。李清照曾撰《词论》，力主词“别是一家”之说。传世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写深闺中的寂寞和年轻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意义；晚年避乱江南所作的《声声慢》（寻寻觅觅），通过个人流离生活的描写，反映当时的民族灾难，以传统词风抒写深沉的爱国情怀，均是婉约词中思想价值较高的佳作。北宋后期的重要词人还有周邦彦（1056－1121）。周邦彦精通词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时曾主持过中央音乐机关大晟府，是两宋注重音律一派词人承先启后的主要代表。著有《清真集》，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南宋前期主盟词坛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作为时代的歌手，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的词，有《稼轩长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陈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表现了当时重大的抗战、爱国主题，抒写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壮士报国无门的忧愤心情。从艺术上讲，稼轩词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将“以诗为词”进一步发展到“以文为词”，使宋词的思想和艺术都取得了空前的杰出成就。后世以“苏、辛”并称，但辛弃疾又自成特色，一时仿效或倾慕者如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及稍后的刘过、刘克庄等，世称辛派词人。南宋后期于辛词外别立一宗的是姜夔（1155？－1221?）。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扬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谱，是现存宋人词集中仅见的完整的词曲谱。其时及稍后词坛较有影响者如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均远绍周邦彦，近师姜夔，以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为权舆，重形式而轻内容，与辛派词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倒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刘辰翁（1232－1297）的一些词作，成为辛弃疾、陆游等爱国词的嗣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13世纪的繁荣，是包括与宋先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词的歌唱，已普及到中国西北、东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另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宣懿皇后萧观音曾创作了《回心院》等词作十多首。至于金代，以苏、辛词风为宗，出现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不少优秀词人。相传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当时中国虽暂时分裂为几个对立的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则是互相融合，相与并进的。词在11世纪中国的勃兴，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比如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文化的兴起，以及歌妓制度的发展和士大夫公余生活的优容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士庶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文艺形式的自身发展。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的记载，叙述了音乐史上三个不同时代的配诗乐。“雅乐”即《诗经》中的《雅》、《颂》，“清乐”指汉魏六朝的乐府，与唐宋词配合的主要就是“宴（燕）乐”。任何一种文艺形式的产生，总与社会上文化娱乐生活的价值取向有关，配乐演唱，乃是社会对诗歌创作的传统要求。盛唐诗歌，特别是近体绝句，本也有入乐者，宋诗承中晚唐之余，向散文化、议论化发展，愈益趋于书面文学化。于是适应秦楼楚馆助觞遣兴的词的创作也就逐渐兴盛起来了。到元代，士民对文艺的兴趣转向另一种兼有表演性质的新形式，宋词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被新起的元曲所替代。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二月东风吹客袂。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蝴蝶识人游冶地，旧曾来处花开未？几夜湖山生梦寐。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鉴赏】:李商隐作有一诗，“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想思一寸灰”（《无题》）。这是写他早春时的一段恋情：时令适至惊蛰，帘外东风细雨，耳畔阵阵轻雷，诗人心头的“春情”（艳情）随着大好春光的即将重返而油然萌生；但是他又马上告诫自己：“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今日之相思越是如花一样争发，那么他日的痛苦与忏悔就越象香灰那样积得深厚。这后两句诗实是一种“反说”，从中不难见其热恋之情的炽烈，以及与它所同时交织着的万般痛楚。同李商隐这位唐代著名诗人《无题》诗一样，史达祖的这首《蝶恋花》词，也是写他悄然而来的艳遇。当然，跟李诗相比，这首词缺了一些悲剧性的色彩，而增加了一些浓浓的令人心驰神往的韵味。这首词是首先从作者重返杭州城时的心情落笔，而逐步展开的。“二月东风吹客袂”，是写时值二月而身从客地归来。其中“吹客袂”三字，就生动地描绘了他回转杭城时“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形象，也暗点了他“近乡情更怯”的兴奋和迷惘的心情。“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迎接他的，正是“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温庭筠《杨柳枝》）的初春景象。而在“苏小”两字后面，便又悄悄地潜藏着作者内心的一段“艳事”。果然，“柳如腰细”句就象白居易《杨柳枝》“叶含浓露如啼眼，枝袅轻风似舞腰”所写的那样，“呼之欲出”地隐嵌着一个“倩影”——当然她并没有真正出现而只是存在于作者意念之中，因而这里用了一个“如”字。但词人此来，却又实是“奔”她而来，所以他就循着旧日的路径继续向前走去，企图早早寻觅到她的影踪。你看，虽然时隔好久，但那多情的蝴蝶却还认得昔日我与她一起游玩的地方，它们正翩翩飞入柳陌深处去呢。不过，写到此处，作者的词笔陡然来了个大转变，“旧曾来处花开未”？此句表面是说自己此行来得太早，或许当年共游处的丛花至今未开，因而她尚未践约在此相候；其实也是写他害怕“不见伊人”的担忧心理，不过用一问句更显得婉约缠绵。而事实上，联系下文看，则他此行确实是“扑”了一个“空”，所以又马上折入下阕：“几夜湖山生梦寐”。这从行文用笔上言，是一种“逆提反接”。它首先把时针“反拨”到以前的岁月中去：在没有回来之前，自己的梦境中就曾多少次出现过与她一起作湖山冶游的“镜头”！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其中的“生”字。这个“生”字不光是单纯的“产生”、“生成”之意，而且还包含有“创造”、“想象”之意在内。也就是说，多少个夜晚，我都在努力把这次重逢于西子湖畔的聚会，想象得更缠绵、更热烈一些，因而所生的梦境也就越发美好、越发温馨。但以上这些又仅仅是“梦寐”而已，因此下文就反接以“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眼前所遇，既然只是花未开、人不见的春寒景象，那又何能来“评泊寻芳”（意即谓：在万花丛中评论哪朵花最美，在游女如云的人群中评论哪位倩女最美），又何能来重践“花前月下”的旧约？这里用了一个“只怕”，虽属心理估测之辞，然却又是“实写”，——同上文“花开未”的问句一样，它就使感情的表达更显得委婉有致。词情至此，就暂告一个段落，即由开头归来时的亢奋迫切而结之于扑空后的惆怅，由开头蝶嬉杨柳的欣慰高兴而结之于情人不见的寂寞。前几夜的好梦，归来时风吹衣袂的欢快，蝴蝶领路时的盼望，所有这些就全部都被眼前的“春寒”景象所“冲掉”！但是且慢，就在作者只能“死心”的当口，词笔却又陡转，推出了“绝处逢生”的新境界来：在这无可奈何的现实环境中，词人却还有自己的“法宝”，——于是他那无法压抑的热情，立刻就展开着“想象”的翅膀，更加高涨地飞腾起来：“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佳句！我们知道，清明节本是一个踏青游春的佳日，其时杭城市民“寻芳讨胜，极意纵游，……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武林旧事》卷三）；而上巳日又“倾都禊饮踏青”（《梦粱录》卷二）。今年，则清明恰逢上巳，其游冶禊饮之盛况更将空前。所以作者遥想，今日暂未得见的伊人，到时必将出现在“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行列中间（到时就必能重践旧日的盟约）。所以，尽管现在还是新春二月，但自己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她那令他神魂颠倒的石榴裙边去了！拿一句成语来讲，这一种想象真有点儿“匪夷所思”。它的奇特表现在下列两方面：第一，它不直接去写“三月三日天气新”的西湖春景，也不直接描绘“绣罗衣裳照暮春”的丽人倩影（以上两句为杜甫《丽人行》诗句），而是用了一个“溅裙水”的意象把这两者概括在一起写，这就显得既“经济”，又“香艳”（请想象一下：一群丽人佳娘正在湖滨掬水嬉戏，溅得绣裙上水痕点点，这是一幅多么优美艳丽的“仕女嬉水图”），确是作者的一个“发明”。第二，它说自己此刻的相思情意“先到”了溅裙的水边（也即溅上了水痕的石榴裙下），这就既写出了自己感情之真挚深长，又显得十分的缠绵和优雅。读着这一句，人们一下子从眼前的料峭春寒中跳到了那个春光骀荡的季节里去，同作者一样获得了心理上温暖而美好的快感。这种写法，利用了“时间差”，利用了“想象力”，使读者坠入了一种无限温馨而又迷离的境界中去；从词的结构来看，也大有“峰回路转”、“余味无穷”的妙处。所以从其“情”来讲，全词确是一往情深；从其“文”来讲，又显得相当的“瑰奇”、“警迈”（张镃《梅溪词序》）。史达祖的这首《蝶恋花》与李商隐的《无题诗》相比，《蝶恋花》构思精巧，有神来之笔，最明显的证据是李商隐仅仅感觉到“春心莫共花争发”，而史达祖却进一步在文中说到了“春心先于花争发”。您正浏览的文章《史达祖——《蝶恋花》》由第一范文网（）整理,访问地址为：
我读唐诗宋词不知怎么了一向不喜欢文学的我，被同学们刮起的文学风感染了。从此，我逐渐的迷上了唐诗宋词。唐诗宋词有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它代表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唐诗宋词是中国“皇帝世袭制''的光辉侧面体现，唐诗宋词是我们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的“特产”是世界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比起唐诗，我更喜欢的是宋词。宋代的诗词分为两派，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豪放派的作品大多是气势豪放，雄伟壮观，意境雄浑，充满诗人的豪情壮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婉约的词汇更是情感交替，词语清晰含蓄，让人眼帘湿润不可忘怀。婉转的情绪在词调中深深表达了当时时期的无力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如范成大写的宋词《西江月》十月谁云春小十月谁云春小，一年两见风娇。云英此夕度蓝桥，人意花枝都好。百媚朝天淡粉，六锐步月生销。人间双叶满庭皋，别有东风不老！多么美妙的词句，我好喜欢！我好爱读！唐代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世称诗圣，世界文化诗人，杜甫生活在由胜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被誉为“史诗”在政治黑暗人们饱受疾苦的当时，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意精湛的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独自去投靠肃宗中途被安史叛军俘获，他面对凌乱的长安面对国难当头的残酷事变不顾全家个人利益的得失,在安史之乱仍未平息，唐王朝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家事国事事事忧心苦闷彷徨，在这种窖迫的形势下，奋笔疾书写下了:《蜀相》一首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映街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落满襟！此诗写下了杜甫当时的心情，写下了在长安所见到的荒凉悲景，悲愤爱国之情贯穿全诗。向古代诗人学习！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为一名中国的中学生应该有的就是爱国精神，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我们要力争上游，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学好科学，为国家！
写论文时可以先稍微提一下李清照词的风格婉约中又有几种，然后找到你想论述的观点进行展开，然后找一首李清照经典的词（如《声声慢》）进行赏析，并对个别词句进行鉴赏，同时也可以找一些婉约词派的词与之进行对比，比如柳永，晏殊，秦观，李煜等。通过对比论证的方式，让李清照的词更别有一番风味。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很多时候我们在提起宋代的文学成就时，不自觉的便会现想起宋词，唐诗宋词元曲，可谓如雷贯耳。但是呢我们却也忽略了在这个文学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其他文学形式的辉煌，虽然诗歌首推唐诗，磅礴大气，情感饱满，但是宋诗同样也不是其风范，宋诗中理趣，诗风平淡朴素，趣意盎然，在平淡之中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地。同时唐宋八大家，两宋便占了六位，也足见宋代文赋的发展的成就之高，同样冠绝数代。而且在宋代的文学中，理趣在其中的贯穿是整个宋代文学的总体特征，这不仅仅得益于宋代理学的高度发展和其理论的日益成熟，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两宋时期文人的治学理念，敢于疑古、不盲目崇古、勇于创新。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宋代的诗文其实也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重新演变的。早在唐代中期在韩愈、柳宗元的倡导之下就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散文的文体改革运动，他们倡导文章要古朴自然、质朴自由，这种新的散文特征与之前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文运动之前推崇骈丽文风，内容绮丽繁杂，在古文运动的倡导之下，唐代中后期的散文文理并重，如韩愈的《马说》。韩愈但是这种文风在宋代初期却没有延续下来，其实这其中有很大的影响是来自北宋初期词的发展，北宋初期的词承袭了五代花间词的写作风格，文风绮丽，多为花前月下。因此使得北宋初期的散文创作也浮靡卑弱，韩愈、柳宗元所提出的古文传统荡然无存，而且文章创作形式固定，流于形式主义。因此在当时的文坛上对于诗文的体制的变革的呼声高涨，要求改变这种糜烂的写作风气。柳宗元而欧阳修则是宋代诗文革新的领头人，他张文道并重，学习韩愈、柳宗元，倡导文章的质朴以及责任担当；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诗歌的绮丽繁华，认为应该遵循杜甫诗歌的真实。欧阳修的散文形式多样、内容饱满，政论文、史论、文赋皆名篇众多，在他的散文中议论、叙事、抒情相互融合，并且尽然有序，毫不杂乱。欧阳修的诗歌平易自然，简洁流畅，纡徐委婉，在当时被争相模仿。欧阳修欧阳修的诗歌则是一方面为了反映自我情怀以及个人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映社会现实，抨击社会弊端。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常常采用写作散文的方式写作诗歌，采用叙事手段写诗。诗歌总体流畅简洁，诗中富含议论，具有理趣，引人入胜。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诗歌成就也非常高，而且王安石的文学创作显现出与非常明显的政治色彩，与其政治家的身份相符合。
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宋代散文的特点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建构就是结构。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1.有关宋词的一些文学常识,如作家风格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定风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蝶恋花 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 乙卯年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轼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水调歌头 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诉衷情 陆游 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 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钗头凤 陆游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踏莎行 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鹊桥仙 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浪淘沙】 李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相见欢】 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相留醉（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相见欢】 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 理还乱， 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雨霖铃 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是，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 2.关于“宋词"的知识 50字左右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婉约与豪放——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 明张綖：“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清王士祯加以补充道：“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见《花草蒙拾》）这些从宏观角度概括宋词中两种主要艺术风格，而以秦观、李清照和苏轼、辛弃疾分别为其代表作者。这几乎已成为宋词研究中的通论。 3.诗词曲的文学常识 诗是文学基本体裁之一 它源于宗教.还有一种形式，起源于劳动.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抒情美.词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词又称曲子词、长短词、诗余，是配合燕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曲，元曲的简称，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体裁之一.元曲是元杂剧和散曲的合称 提到曲，人们一般都认为就是指元曲，实际上的曲是广义的戏曲.戏曲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成就并不逊于诗、词和赋.古人根据不同的内容表达需要，创造了诗、词、曲这三类诗歌体式，并在各自体式中拥有不同的样式种类，可谓源同流分，各臻其妙. 诗歌是任何一个民族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我国也是如此.从《诗经》算起，诗歌发展历史已有几千年，诗歌的形式也难以言计.大而言之，诗可分为不大讲格律的古体诗和讲究格律的近体诗.古体诗中又有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古乐府、新乐府）、民歌体、七言古诗、五言古诗等.这种区分，除了时间上的不同外，在表达形式方面也各有不同.它们总的特色是古朴、凝重，反映现实比较直接，表达形式自由.近体诗包括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它们总的特色是精练、优美、含蓄，反映现实间接，格律严整，诗句间跳跃性大，绝句更强调蕴藉空灵的韵味. 唐宋后，词这一新的诗歌样式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与诗并驾齐驱.词由于要和乐歌唱，而且一般是由女子在宴会上歌唱，因而比诗更讲究含蓄蕴藉、形式精巧、音调和谐.词又分为小令、中调、长调.小令精巧轻盈，空灵蕴藉，韵味悠长；中调与七言近体诗规模相近，分为上下两阙，但讲究变化，晓畅中见蕴藉，分隔中见整体；长调因其歌唱时一般节拍舒缓、篇幅较长，故又称慢词.由于长调篇幅长，容量大（最长的《莺啼序》，256字），因此词人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叙事、抒情、写景、议理从容展开，结构上讲究转折变化，浑成统一. 元代兴起的曲（元曲分为剧曲、散曲，前者指杂剧中的唱词，这里指后者），虽有配乐歌唱，承词而发展，但又别有风味. 诗词曲的不同体式，就如人们不同的服饰，以适应不同季节和审美的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再来阅读，不能不让后人佩服古人创造不同诗体的聪明才智.对于三者的不同，古人早已认识到，作过不少论述.但有的太抽象，如王国维认为“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有的过于直观，如王士祯以晏殊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与汤显祖《牡丹亭》唱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为例说明词、曲的不同；有的过于简单，如李渔认为词“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其实，三者之间不同的特色体现在题材、意境、风格、手法、形式等诸方面.。 4.诗词的文学常识有那些 1. 第一位女诗人是：蔡琰（文姬） 2. 第一位女词人是：李清照 3. 第一部词典是：尔雅 4. 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是：永乐大典 5. 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6. 第一部文选：昭明文选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 10. 第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11. 第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2.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13. 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1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5.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 司马相如 16. 乐府双璧：木兰词 孔雀东南飞，加上《秦妇吟》为乐府三绝 17. 史学双璧：史记 资治通鉴 18.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凌蒙初） 19. 大李杜：李白 杜甫 小李杜：李商隐 杜牧 20. 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 郭沫若 21. 三不朽：立德 立功 立言 22. 三代：夏 商 周 23. 《春秋》三传：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24. 三王：夏禹 商汤 周公 25. 三山：蓬莱 方丈 瀛洲 26. 三教：儒 释 道 27. 三公：周时，司马 司徒 司空 西汉，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清明，太师 太傅 太保 28. 三曹：曹操 曹丕 曹植 29. 公安三袁：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 30. 江南三大古楼：湖南岳阳楼 武昌黄鹤楼 南昌滕王阁 31. 岁寒三友：松 竹 梅 32. 三辅：左冯翊 右扶风 京兆尹 33. 科考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和自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 34. 殿试三鼎甲：状元 榜眼 探花 35. 中国三大国粹：京剧 中医 中国画 36. 三言：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冯梦龙） 37. 儒家经典三礼：周礼 仪礼 礼记 38. 三吏：新安吏 石壕吏 潼关吏 39. 三别：新婚别 垂老别 无家别 40. 郭沫若 “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 湘果 棠棣之花 41. 茅盾“蚀”三部曲：幻灭 动摇 追求 农村三部曲：春蚕 秋收 残冬 42. 巴金“爱情”三部曲：雾 雨 电 “激流”三部曲：家 春 秋 43. 第一部国别史：国语 44. 第一部记录谋臣策士门客言行的专集：国策 战国策 45. 第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46. 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47. 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357句，1785字） 48. 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曹丕） 49. 第一位田园诗人：东晋，陶渊明 50. 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 51. 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钟嵘的《诗品》。 5.诗词的文学常识有那些 1. 第一位女诗人是：蔡琰（文姬） 2. 第一位女词人是：李清照 3. 第一部词典是：尔雅 4. 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是：永乐大典 5. 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6. 第一部文选：昭明文选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 10. 第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11. 第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2.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13. 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1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5.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 16. 乐府双璧：木兰词 孔雀东南飞，加上《秦妇吟》为乐府三绝 17. 史学双璧：史记 资治通鉴 18.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凌蒙初） 19. 大李杜：李白 杜甫 小李杜：李商隐 杜牧 20. 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 郭沫若 21. 三不朽：立德 立功 立言 22. 三代：夏 商 周 23. 《春秋》三传：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24. 三王：夏禹 商汤 周公 25. 三山：蓬莱 方丈 瀛洲 26. 三教：儒 释 道 27. 三公：周时，司马 司徒 司空 西汉，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清明，太师 太傅 太保 28. 三曹：曹操 曹丕 曹植 29. 公安三袁：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 30. 江南三大古楼：湖南岳阳楼 武昌黄鹤楼 南昌滕王阁 31. 岁寒三友：松 竹 梅 32. 三辅：左冯翊 右扶风 京兆尹 33. 科考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和自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 34. 殿试三鼎甲：状元 榜眼 探花 35. 中国三大国粹：京剧 中医 中国画 36. 三言：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冯梦龙） 37. 儒家经典三礼：周礼 仪礼 礼记 38. 三吏：新安吏 石壕吏 潼关吏 39. 三别：新婚别 垂老别 无家别 40. 郭沫若 “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 湘果 棠棣之花 41. 茅盾“蚀”三部曲：幻灭 动摇 追求 农村三部曲：春蚕 秋收 残冬 42. 巴金“爱情”三部曲：雾 雨 电 “激流”三部曲：家 春 秋 43. 第一部国别史：国语 44. 第一部记录谋臣策士门客言行的专集：国策 战国策 45. 第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46. 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47. 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357句，1785字） 48. 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曹丕） 49. 第一位田园诗人：东晋，陶渊明 50. 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 51. 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钟嵘的《诗品》 6.关于词的文学常识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 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 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 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词起源于民间，但在1900年敦煌石室打开之前，研究中很难见到民间作品。 直到敦煌卷子中的词曲面世，才补救了这方面的缺陷。敦煌词曲数量很大。 其中有温庭筠、李野（唐昭宗）、欧阳炯词共五首，其余为无名氏之作。作者范围广泛，多属下层，写作时间大抵起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 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谣集杂曲子》，收词30首，抄写时间不迟于后梁乾化元年（911），比《花间集》的编定（后蜀广政三年，940），早出近三十年。所用词调，除《内家娇》外，其馀12调，《教坊记·曲名表》均有著录。 其中有慢词，亦有联章体。 敦煌词创作的早期与作者成分来源的民间性，使作品从内容、体制到语言风格，都表现出这些初起的词，初步脱离一般诗歌的大文化系统，开始独立成体的过渡性特征。 朱祖谋跋《云谣集杂曲子》云：“其为词拙朴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可以用于对整个敦煌词的评价。 [编辑本段]词的种类 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别称有长短句，曲子，曲词，乐府，乐章，琴趣，诗余，是配音乐的。从配音乐这一点上说，它和乐府是同一类的文学体裁，也同样是来自民间文学。 后来词也跟乐府一样，逐渐跟音乐分离了，成为诗的别体，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文人的词深受律诗的影响，所以词中的律句特别多。 词是长短句，但是全篇的字数是有一定的。每句的平仄也是有一定的。 词大致可分为三类：⑴小令；⑵中调；⑶长调。有人认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 这种分法虽然未免太绝对了，但是，大概的情况还是这样的。 敦煌曲子词中，已经有一些中调和长调。 宋初柳永写了一些长调。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起，长调就盛行起来了。 长调的特点，除了字数较多以外，就是一般运用韵较疏。 长一点的词还可以有：双调，三叠，四叠之分。 词题 前人作词时加于词前的题目。词这种文学体裁初出现时，词调与词题基本上是合一的。 后来，词的内容逐渐与词调脱离，光有词调不足以表明该词的内容，这才另加词题，这大约从宋代开始。如苏东坡的《更漏子》（词调名），外加《送孙巨源》，说明该词为何而作，这后者就是词题。 [编辑本段]词 牌 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词的格式和律诗的格式不同：律诗只有四种格式，而词则总共有一千多个格式（这些格式称为词谱）。 人们不好把它们称为第一式、第二式等等，所以给它们起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就是词牌。 有时候，几个格式合用一个词牌，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格式的若干变体；有时候，同一个格式而有几个名称，那只因为各家叫名不同罢了。 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 ⑴本来是乐曲的名称。 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象菩萨。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 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⑵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 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 《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 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⑶本来就是词的题目。 《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欸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 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词都不是用“本意”的，因此，词牌之外还有词题。 一般是在词牌下面用较小的字注出词题。 7.关于古诗词的文学常识 曹刿论战-《左传》传说是春秋末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 朝代：先秦 作者：孟子及其弟子。 《桃花源记》东晋 陶渊明的，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选自《陶渊明集》。 《小石潭记》是唐朝诗人柳宗元的作品，作品出处《柳河东集》。 《岳阳楼记》北宋范仲淹，作品出处：范文正公集。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 《陋室铭》选自《全唐文》卷六百零八集，为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 《国风·秦风·蒹葭》是春秋时期《诗经》中的一篇，作者无名氏。 《观沧海》是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选自《乐府诗集》。 《饮酒·结庐在人境》是晋朝大诗人陶渊明创作的组诗《饮酒二十首》的第五首诗。 8.诗词的文学常识 中华古代诗词文化，源于祭辞，萌于民谣，兴于咏志。可惜，现存最早文字辑录诗集仅有《诗经》。继春秋至战国衍为骚体，古雅深邃，乃先秦诗文化独秀一枝。秦亡而汉，乐府兴，诗苑万象更新。入于魏，五言腾踊，尤见“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创建辉煌。魏晋之交，有“竹林七贤”；西晋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东晋更有陶翁。此期间诗歌境界与视野得以拓宽，咏唱愈加脍炙人口。沧海桑田，岁月交至南北朝之宋齐，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已不一而足，“大小谢”“七言之祖”“竟陵八友”脱颖而出，田园诗、山水 诗，清逸峻秀，齐梁体堪称独占唐前春色。大唐盛世，亦为诗之盛世；诗律之工，音韵之秀，炼句之缜密，意境之旷远，实为登峰造极！然虽有“诗圣”冠于李杜，犹有群星灿然于千古！诗余有词，南北朝时已见其零星草色，晚唐兴于教坊，至于大宋，竟逐渐跳脱弦指之间而成跌宕之咏，可谓独领诗史 *** ！词较于诗，其伸展转承有余，更见抒情遣怀之酣畅。两宋之时，词人千家，而晏柳苏辛，拔高耸之标。另谈及词牌格律千余，实乃前人不古，后人每每作茧自缚，遂成填词之风。诗词演绎于元明，日益迎合民间文娱需求，于是，“街市小令”“村坊小调”勃然而兴，终绽放出一代曲赋奇葩。有云：唐后无诗，宋后无词。概以为，此乃诗词境界广义之论；就其狭义而论，未必尽然。明代高启诗，上有汉魏之高亢，下有唐宋之俊秀，颇具承前启后之范。叹青丘，文惹忌讳，险人弄谗，值壮年时罹患腰斩。与其说“唐后无诗”，毋宁说“文字狱”兴焉，而后无诗。至于清代，诗人也众，诗卷也浩繁，但多熏于附庸浮滑之气而欠失品格，故精品传遗者不啻凤毛麟角。乾隆诗万余，未见一二传咏，夫何足论哉！然 风韵气节可景仰者，还属龚自珍、板桥诸人。 中国古代文学常识歌谣100句 教师CN(TeacherCN.)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倡导网络文化，部分内容来自网络，如果我们的文章涉及或侵犯您的有关权益，请即时与我们联系，请注明网址及文章，我们会即时处理或删除，感谢您的合作！ 转载声明：如果您要转载本站文章，请载明出处“教师CN”。 特别声明：教师CN部分文章需征求教师CN同意方可转载，请与我们联系，经允许后再行转载。 1、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有两源，现实主义和浪漫。 《诗经》分为风雅颂，反映现实300篇 手法牢记赋比兴，名篇《硕鼠》与《伐檀》。 浪漫主义是《楚辞》，《离骚》作者为屈原。 先秦散文有两派，“诸子”、史书要记全。 儒墨道法属诸子，各有著作传世间； 儒家《论语》和《孟子》， 墨家《墨子》见一斑； 道家《老子》和《庄子》，法家韩非著名篇。 历史散文有两体，分为“国别”和“编年” 前者《国语》《战国策》， 后者《春秋》与《左传》。 2、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成就比较高； “乐府双璧” 人称赞， 建安文学推“三曹”； 田园鼻祖是陶潜，“采菊”遗风见节操。 《史记》首开纪传体，号称“无韵之离骚”； 班固承续司马意，《汉书》断代创新招； 贾谊雄文《过秦论》，气势酣畅冲云霄； “出师”二表名后世，《桃花源记》乐逍遥。 辞赋盛行多空洞，张衡《二京》似惊涛。 文学批评也兴起，《文心雕龙》真高超。 骈文追求形式美，小说初起尚粗糙。 3、唐代文学 唐代鼎盛累如山，“初唐四杰”不平凡； 王杨卢骆创格律，律诗、绝句要记全。 浪漫诗人推李白，一路高歌《蜀道难》。 现实主义有杜甫，“三吏”、“三别”不一般。 乐天倡导新乐府，“琵琶”、“长恨”留名篇。 田园诗派有王孟，高、岑诗歌唱边塞。 中唐李贺多奇丽，贾岛“推敲”传世间。 晚唐崛起“小李杜”；此后衰败如尘烟。 韩柳古文创新体，《阿房宫赋》唱千年。 唐代传奇已成熟，代表作推《柳毅传》。 4、宋代文学 宋代文学词泱泱，分成婉约与豪放。 柳永秦观李清照，风花雪月多感伤。 苏轼首开豪放派，“大江东去”气昂昂； 爱国诗人辛弃疾，“金戈铁马”势高扬。 三苏、王曾、欧阳修，继承韩柳写文章； 范公作品虽不多，《岳阳楼记》放光芒。 南宋诗人陆放翁，《示儿》犹念复家邦； 人生自古谁无死？后世感怀文天祥。 编年通史第一部，《资治通鉴》司马光。 《梦溪笔谈》小百科，作者沈括美名扬。 5、元明清文学 元代散曲分两种，小令、套数各不同。 杂剧代表四大家，成就首推关汉卿； 窦娥悲剧传千古，人物形象最鲜明； 其余三家郑马白，还有《西厢》留美名。 明清戏剧精品多，《桃花扇》及《牡丹亭》 长篇都是章回体，“四大名著”是高峰。 《儒林外史》不能忘，《聊斋志异》多流行 尚有短篇拟话体，编订“三言”冯梦龙。 方苞开创姚鼐继，散文流派叫桐城。 清末大家龚自珍，《己亥杂诗》劝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