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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内容提要: 本文从目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的入手，分析了形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的原因所在，主要和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法规缺位以及思维惯性密切相关，并由此提出了解决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近期和长远两方面的对策。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 原因及对策由于我国社会和经济体制固有的“二元结构”，使得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上，也实行了城乡有别的格局。当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建立健全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为迫切，就业形式多样化使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进入城镇，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农民工。这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就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目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过窄。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民工进城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困难，而办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要求有本地户口。另外，在日常谋生过程中，还有名目繁多的暂住费、管理费等各种费用，增加了农民工的务工成本。几乎没有任何用工单位像对待城市工人那样，为民工办理基本的社会保险。在陕西的一份调查中显示，265位被调查者当中，只有21人参加了劳动或医疗保险，而其中劳务单位代为缴纳保险费的仅有1人 .这使民工在遭遇疾病等天灾人祸时只能束手无策。二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危险度大。很多城市人所从事的工作，农民工不是不能干，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户口而不允许干， 大量农民工只能从事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低劣的工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非传统就业部门，即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差及一些社会排序低、收入低的职业，有的学者概括为“3D”（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职业岗位，农民工每天工作的时间较长，月平均收入也较低。三城市农民工经常面临失业的窘境。 76％的农民工在城市中都有没活儿干的经历，从“失业”时间上看，失业在3个月以下的居多，占89％。当然，一部分民工的失业情况还非常严重，在有失业经历的民工中，失业4个月以上的占13％ .就业过程突然中断对于农民工的打击比下岗对于城市职工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下岗职工还有稳定的住所，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金，有家庭的直接支持，而农民工几乎一无所有。农民工可能会因为突然失业而出现全面生活危机。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相当数量的私营、民营、“三资”等企业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同时，这些企业主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少数经营者唯利是图，有意克扣、拖欠工资。近几年来，各地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而上访、投诉的现象呈逐年上升趋势。二、形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的原因首先，从就业保障方面看，保障制度执行不力。《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另外，大多数的城市民工由于就业受到限制，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很难伸张基本的权益要求，劳动力市场上巨大的供过于求的压力迫使他们明显地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不敢对自己的工资、劳保等权益提出意见，而不得不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的现实，和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城市有关劳动监察、城管、公安、工商等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对农民工存在歧视，时常出现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或面对民工权益损害时的行政不作为，使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其次，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规范。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至今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全国性立法中对民工社会保险的规定也很少且很笼统。如1991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对民工社会保险作了较为具体却不完整的规定；1999年，国务院发布施行了（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首次将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统筹。《劳动法》颁布后的一系列全国性劳动立法中，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未对职工作明确列举，缺乏可操作性。而各地关于民工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也差别很大。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提出了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的问题；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2002年，南京市出台了《失业保险办法》，也对民工的养老保险作了明确的规定；同年9月，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这是各省市迄今为止已出台的所有相关条例和办法中针对民工内容最全面的社会保障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民工可以享受老年补贴、住院医疗费报销、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有的地方则还没有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效力的层次较低，也很难保障民工的权益。第三，思想观念上的惯性思维作祟是民工社会保障缺位的深层次原因。长期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歧视农民的政策在民工社会保险权益保护上存在惯性作用，使得城市社会考虑得较多的是城市居民利益的获得与保护，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切实地考虑和解决这些“新来者”的权益问题，并且还会对这些“新来者”采取一些限制和排斥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民工各方面的基本权益自然就难以落到实处。城市社会由二元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就业、医疗、教育、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制度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改变。虽然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了相关反应，进行过一定的改革，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与国家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要求来讲仍然十分不够。以户口身份为准入条件的就业、就学、人事、保险、福利、医疗等相关制度仍将民工拒之门外。三、改进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现状的对策当前，理论界关于建立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说既不同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同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另起炉灶的做法；三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这三种办法中，笔者不同意第二种做法，这样会形成一个新的“三元结构”问题，把问题复杂化。而第一种和第三种做法，似乎是在固化目前的“二元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的办法，这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目标不符，也不是解决问题最终的办法。笔者认为，就好像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一样，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不是马上就能建立起来的。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要有步骤，分阶段的解决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循序渐进的完成这一关系到亿万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制度建立工作。具体设想是：就近期工作而言，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⒈建立健全城市民工登记制度。目前，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需要办理城市暂住证，应该把暂住证登记与社会保障登记联系起来一并完成，这样可以把基础工作做实，对于各地务工的农民工人员情况做到心中有数。⒉对城市农民工实行分类管理。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可以首先把流动性相当较小的、已经长期留住城市的农民工和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进行划分。对于在长期在城市工作，并且已经在城市已经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可以在达到规定的年限之后，给予其享受城市居民权益的资格，包括转为城市户口，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流动性较大而且今后不一定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农民工先不予考虑。这项工作比较细致，并且有一定难度，但这应该是目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应该抓紧做好。⒊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农民工进城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加收入，这比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来的更加直接和实在。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却无法得到，再让他们参加社会保障、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就显得勉为其难了。如果要在当前的形势下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那么保障农民工能够如期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是最现实的。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严格执行《劳动法》，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要下大力气整治。从长期目标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工作：⒈抓紧制定有关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可考虑制定综合性的面向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险法》或针对民工的综合或单项社会保障的法律与法规。目前区域性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章制度已经陆续出台，而农民工流动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所以要把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到全局的角度，提高立法的级次和权威性。⒉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针对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二元结构”是目前妨碍城乡统一的制度性障碍，必须从源头解决。⒊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农村和城镇社会保障差别的根本途径。如果做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所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在是问题了。参考文献：⒈翟从海：《我国民工社会保障现状与立法建议》【J】，《社会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⒉杨立雄：《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行性研究》【J】，《社会》，2003年第9期。⒊周倩：《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探析》【J】，《律师世界》，2003年第5期。⒋刘承英：《“三农”危机和我国面临的第三次农村大变革》【J】，《经济界》，2002年第5期。⒌《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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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分析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12-22 16:06:00 ] 作者：李莹杰 编辑：studa20【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工作。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对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主要利用调查问卷对厦门市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做了深入了解并运用统计方法对其展开分析。最后，根据农民工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关键词】农民工 调查问卷 生活状况 工作状况一、导言农民工是指那些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兼有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劳动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使单位面积耕地上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急剧减少，每个农业劳动力耗费在其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上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就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家园进城务工，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大军，潮水一般涌向城市、涌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但是目前由于存在许多体制性的矛盾，无法充分吸收富余转移的农民工，就出现了许多农民工问题，如工资拖欠、权益受损等等。作为城市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民工现已成为社会关注一大热点问题。因此，有必要及时有效地反映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现状。本次调查就是应时所需，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情况、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个人需求等四个方面进行调查，以问卷的形式发放。调查对象主要是福建省的农民工，其中又以厦门地区为主，因为该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数量多、农民工人数比较集中。这样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研究和解决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实发问卷176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69份，有效率为。二、调查问卷分析1.基本情况在此次调查中，以性别来看，男性农民工115人，女性农民工54人，分别占和。以年龄来看，18岁以下的农民工有4人，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18岁～30岁的农民工有82人，占；30～45岁的农民工有69人，占；45岁～60岁的农民工有14人，占。以文化程度来看，初中水平的最多，有81人，占；其次是高中或中专的41人，占；小学的占，而较少是大专以上和识字不多或文盲。由此得出以下有关农民工结构的结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男性多于女性，但女性在增加；有文化的人去务工，没文化的人去务农；大部分农民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职业流动经历。由调查结论不难看出现阶段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一是女性农民工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说明在城镇发展的带动下，农村中的一些观念也发现了变化，一些“女在家织布男在外干活”的想法已不再固不可破，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打工。二是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三是农民工相对农业劳动者来讲是文化较高者，相对城市劳动者来讲是文化较低者，这一高一低使农民工的素质提高存在动力和空间。农民工的年龄和文化特征表明他们是农村劳动力中最富竞争力的部分，也使留守农村的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这种情况的存在，短期内会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受到影响。但长期来看，农民工大部分将回到农村，务工生涯对他们的锻炼和提高将变为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农村建设的发展。从更高的层面来看，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对中华民族素质提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为农村的建设不断注入新的活力，锻造和提高着我们民族的人口素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农民工是农村的现在和未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另外，调查中还观察到，一般来城市的都是一个人，较少是家庭成员一起来；这说明农民工进城打工并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并没有想将全家迁到城镇，而家庭重心仍在农村，这也是农民工流动性大的一个原因。而在工作单位方面，有的农民工是在个体企业打工，其次是国有和外企，工作性质也是以服务生和建筑工业的居多。正是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使得农民工权益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2.生活状况农民工月收入与福建省和厦门市人均月收入比较
握握手吧 我也是华垃的··我也在找资料··
厦门市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分析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12-22 16:06:00 ] 作者：李莹杰 编辑：studa20【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工作。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对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主要利用调查问卷对厦门市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做了深入了解并运用统计方法对其展开分析。最后，根据农民工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关键词】农民工 调查问卷 生活状况 工作状况一、导言农民工是指那些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兼有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劳动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使单位面积耕地上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急剧减少，每个农业劳动力耗费在其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上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就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家园进城务工，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大军，潮水一般涌向城市、涌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但是目前由于存在许多体制性的矛盾，无法充分吸收富余转移的农民工，就出现了许多农民工问题，如工资拖欠、权益受损等等。作为城市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民工现已成为社会关注一大热点问题。因此，有必要及时有效地反映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现状。本次调查就是应时所需，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情况、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个人需求等四个方面进行调查，以问卷的形式发放。调查对象主要是福建省的农民工，其中又以厦门地区为主，因为该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数量多、农民工人数比较集中。这样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研究和解决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实发问卷176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69份，有效率为。二、调查问卷分析1.基本情况在此次调查中，以性别来看，男性农民工115人，女性农民工54人，分别占和。以年龄来看，18岁以下的农民工有4人，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18岁～30岁的农民工有82人，占；30～45岁的农民工有69人，占；45岁～60岁的农民工有14人，占。以文化程度来看，初中水平的最多，有81人，占；其次是高中或中专的41人，占；小学的占，而较少是大专以上和识字不多或文盲。由此得出以下有关农民工结构的结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男性多于女性，但女性在增加；有文化的人去务工，没文化的人去务农；大部分农民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职业流动经历。由调查结论不难看出现阶段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一是女性农民工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说明在城镇发展的带动下，农村中的一些观念也发现了变化，一些“女在家织布男在外干活”的想法已不再固不可破，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打工。二是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三是农民工相对农业劳动者来讲是文化较高者，相对城市劳动者来讲是文化较低者，这一高一低使农民工的素质提高存在动力和空间。农民工的年龄和文化特征表明他们是农村劳动力中最富竞争力的部分，也使留守农村的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这种情况的存在，短期内会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受到影响。但长期来看，农民工大部分将回到农村，务工生涯对他们的锻炼和提高将变为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农村建设的发展。从更高的层面来看，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对中华民族素质提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为农村的建设不断注入新的活力，锻造和提高着我们民族的人口素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农民工是农村的现在和未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另外，调查中还观察到，一般来城市的都是一个人，较少是家庭成员一起来；这说明农民工进城打工并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并没有想将全家迁到城镇，而家庭重心仍在农村，这也是农民工流动性大的一个原因。而在工作单位方面，有的农民工是在个体企业打工，其次是国有和外企，工作性质也是以服务生和建筑工业的居多。正是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使得农民工权益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2.生活状况农民工月收入与福建省和厦门市人均月收入比较
全文46页pdf版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研究于国庆【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多从事建筑、矿山等高风险、职业病多发的行业,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这使得农民工成为我国现阶段职业灾害的主要受害对象。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数不清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我国应该努力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论文第一部分界定了农民工的定义,分析了农民工问题的由来,并从总体上概括了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论文第二部分界定了农民工工伤保险涉及的若干概念,介绍了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现行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主要模式,阐述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的必要性;论文第三部分以潍坊市农民工工伤保险为例,通过已有数据的实证,分析了我国现行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如覆盖率较低、工伤维权困难、费率机制不合理、预防机制不完善,工伤康复功能尚未发挥作用等,并对相关原因进行了探讨,同时还介绍了潍坊市在农民工工伤保险方面的一些创新性做法;论文第四部分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的对策建议,即改革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的法制建设、建立科学有效的费率机制、加强农民工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相结合、重视工伤康复工作、加强执法监察等措施,此外,针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落实难的问题提出了“代位求偿”的新思路,以更好的维护农民工的工伤权益。【关键词】：农民工工伤保险对策建议【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9【分类号】：F842;【DOI】：CNKI:C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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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创业对策研究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解决“三农”、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经济社会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了一条新路，但由于当前国家财政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业比较优势不明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农民工返多创业的现状和原因等做了详细地分析，找出了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主要困境，并从政府和农民等两方面提出了引导和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扶持 1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分析 (1)投资方向主要是发展工商经济。 目前返乡创业的农民以第一、二代农民工为主，这些农民工大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务工。因此，他们回到家乡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同时利用打工期间获得的见识、本领、资金、信息、社会资本等，发展工商服务业，投资商品性的农业经营，主要是兴办规模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二、三产业。 (2)大多数人选择在小城镇居住。 农民工回乡创业不是单纯的回农村原户籍所在地创业，大多数创业者把企业办在了家乡的集镇和县城，近70％是在小城镇居住。 (3)部分农民工被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积极参加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经纪人或创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也有部分人担任村干部或参加村民议事会及村民理财小组。 由于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带动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快不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对待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氛围。 2农民工返乡创业原因分析 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我国的“民工潮”和劳务经济已经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工跳出农门到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去务工或经商。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在务工或经商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变成了管理者或者老板；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 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经济特区的开放，农民工形成了单向性的“外向”型流动，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市民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既体现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上，也体现在精神和心理上，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稳定落脚的成本。在城里农民工不能获得稳定就业，加上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和排斥，以及经济待遇的不公平，而使农民工选择返乡发展。 返乡创业投资环境的改善 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二年下发的两个“一号文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出台的许多“惠农”硬措施，使农村的创业环境更稳定、更优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各级政府招商引资条件的优惠，再加上外面投资风险和创业成本的增加，使相当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也愿意选择返乡创业。 乡土观念和“根”文化的需要 大量农民工有故土情结和情系家乡的情感需要。大量创业人员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和荣誉去打拼、去贡献，主动捐资公益事业，并响应家乡政府的号召，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并就近吸纳了当地农民工就业。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也掌握了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其成功创业。 农民工自身创业条件的具备 经过几年的外出务工。一般农民工每年都能挣到上万元甚至几万元收入，再加上在外结交的朋友多了，见的世面大了，学到了一技之长，思想观念上就自然地会发生变化，创业意识就会增强。这些农民工通过“打工大学”接受到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有了发展现代产业的冲动和信念，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是促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础。 3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境 创业资源的短缺 首先是资金短缺，融资难是不少返乡创业人员反映的首要问题。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高，而且贷款手续非常复杂，周期很长，难以解决返乡创业者的融资之渴。其次是土地制约。随着这几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增多，有些地方供地指标也开始捉襟见肘，对很多想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企业而言用地成了一大制约。最后是人才短缺，不少返乡创业者是初高中毕业，办企业存在盲目性，自身经营管理知识也比较薄弱，又很难吸引人才，迫切需要指导。另外由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生活与人文环境较差，服务业不发达，即使是在同等的工资待遇下，很多年轻劳动力也更趋向于外出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政府扶持政策的缺失 有的返乡创业者反映政府效能不高，虽然很多地方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但在落实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个人执行政策有偏差，服务意识不到位，甚至还存在吃拿卡要、推诿拖延办事的情况，不利于企业更好创业。如创办企业中是税费减免优惠不明显，甚至当前大部分内陆地区还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税费减免政策。见了“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当地，可能会与当地官僚习气、无视市场规律的做法产生冲突。但冲突矛盾解决的过程，其实也推动了当地投资环境的优化。返乡创业农民工呼吁，今后国家能农民工创业中农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农民工创业更多政策支持。 创业投资成本高 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差的问题，尤其是县、乡(镇)两级，基本上都存在路、水、电、通信、交通和能源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企业用地、用水、用电和证件办理等方面设置障碍，使有的投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直接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额外投资成本增加、交通运输成本升高和产品交易周期拉长等问题。 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为返乡创业提供融资优惠政策 要加快信贷改革与创新步伐。首先，鼓励和引导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金融机构等，并把农村中小企业作为其主要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其次，坚持支持其它商业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营业网点或巩固其已有营业网点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服务。再次，考虑设立行业协会基金担保公司。 政府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和信贷补贴。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扶助基金，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同时协同金融机构为返乡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为返乡创业提供资源使用优惠政策 国家可以参照农业反补贴的办法，加大对返乡创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对于返乡创业，特别是创办为解决当地就业、“留守儿童”、“留守媳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科技效能型经济实体和农业产业化企业，政府要在用地、用水和用电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可以考虑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土地资源和用水、用电等创业便利，其差价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为返乡创业充实人才等资源 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返乡创业业主及其员工提供免费培训，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拓宽培训领域，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培训师资队伍。另外可积极采取外联式发展模式。主要可以通过与大学社会实践合作吸收大学生进企业实践，并积极吸收人才指导企业更好的发展。如可通过政府部门与各个大学协调，以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合作方式，实现学生得到实践锻炼机会和企业获得人才资源的双赢，同时还应该与社会各界合作利用外方所拥有的资源来弥补自身急需同时又紧缺的资源。 为返乡创业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政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政府必须实施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政策，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先引导和扶助尽可能多的农民工返乡创办尽可能多的经济实体，支持与鼓励其中发展潜力大，前景看好的企业做大做强，坚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做多做小”与“做大做强”两条腿走路。等这些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有承担税负的能力时，再按国家标准对其进行税收征缴，使其纳税能力与收入水平相适应。 为返乡创业创建良好硬件环境 国家要加大对内陆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突出抓好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小城镇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如积极创建“工业园”、“返乡创业园”和“返乡创业一条街”等创业基地，不断增强小城镇的创业项目承载能力，减轻返乡创业者的额外投资压力，同时降低人居园区的门槛。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中有7％～10％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1400万～2000万人具有了创办企业的能力。可见未来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潜力巨大，建立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有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全方位探索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深化对劳务经济战略思想的认识，变“输出劳务挣钱”为“引回人才发展”。另外我国应出台《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引导和规范，逐步建立“政策吸引、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和法律保障”相结合的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机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探索制度选择。
二十年发展变迁！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工保网
依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文件内容：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如此庞大的数字注定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角色，长期备受社会关注。事实亦是如此，“农民工”这一敏感词汇一直是国家与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有关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的热点事件更是每每掀起舆论热潮。
目前，当下国内的农民工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一般；农民工流动性大，无法有效缴纳社保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国家近年来持续保持着相关政策的完善与推进，如：农民工全面实名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社保全国联网、建筑农民工转型建筑产业工人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有效加快了农民工合法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进展，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条件也有了显著提高。
相较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农民工”这一群体形成之初，国内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追溯过往，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政策历程？以时间与阶段特征区分，主要分为：起源初始、初步形成与发展、进一步发展三大主要阶段。
1
80年代
政策初起源初始阶段
国内“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源自于80年代初。当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后出现大量过剩劳动力，这部分人员开始规模化的向城市涌入，成为早期农民工的雏形。当时，国家的回应是拒绝农民工出现，政策全面限禁农民自有流动、自由择业。
这样的政策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有关：轻工业发展缓慢，多项事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国内就业机会远远无法满足当时的就业人数。相关数据统计，1979年，全国城镇闲置劳动力达到200多万人，一旦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更是雪上加霜。
契机出现
虽然中央限制农民进城务工，但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农民仍然自发涌向城镇。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调整轻重工业发展战略，城乡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开始提高，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也开始再次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另一方面，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认为农民可以进城务工，这对城乡发展有促进意义。
故此，1984年，国家一号文件首次允许农民在自行解决口粮后进城务工经商。
2
1984-2010
政策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看做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的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国家逐渐开始重视数量巨大的农业劳动力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国内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一些初步保障农民工社会权益的政策制度也开始逐渐形成。
1
1984年
国家重视乡镇企业发展对于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作用，同时要求工厂与农民签订合同。
2
1992年
中共十四大提出深化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待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了一定保障。
3
1997年
国务院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意见的通知》，将民工管理工作纳入常态化、制度化发展轨道，强化民工输出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建设。这是国家针对农民工群体而发布的首个关于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内容的正式文件，也是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的初步形成。
4
1999年
国家技委六部门发布《关于印发<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规范中介市场，有效保障了进城农民工求职权益。
5
2000年
中央在制定“十五”规划时提出，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就业人员职业培训，规范中介机构市场行为，完善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设，促进劳动者积极就业。这对于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就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社会权益。
6
200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农村工作会上，强调要清理针对务工农民而设置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问题，健全劳动合同制。
这一阶段，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红利优势不断展露：吃苦耐劳、薪资要求低、数量庞大。这对于当时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而这一阶段，国家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保障工作开始越发重视。最明显的表现，当属2003年两件对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进程有着重要影响事件的发生。
01
首次提出“农民工”词汇
2003年的农村工作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强调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以解决欠扣工资、保障劳动安全、加强职业培训为工作要点。而且，首次提到“农民工”这一词，将进城务工的这部分农民群体称作农民工，这越发表明着国家对于这个新群体的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从此得到充分肯定，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也基本形成。
02
总理为农民熊德明讨薪
2003年10月，总理在重庆云阳县走访三峡库区移民时，偶尔碰见刚刚割完猪草回家的当地村民熊德明，并为她丈夫李建明讨薪。随后在“总理为农妇讨薪”的示范效应下，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严打拖欠民工工资行为。熊德明当年还被评为年度经济人物。
此后7年间，国家分别在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强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政策推进与政策完善。从取消歧视性规定到建立健全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工资增长等制度，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逐步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3
2010年-至今
政策进一步发展阶段
走过初步发展阶段，农民工的社会权益保障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权益保障制度体系，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也随之面临新的挑战。
这一阶段，国家的政策方向主要以：鼓励农民工创业、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工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四个重点为主。
鼓励农民工创业
2012年，中央印发一号文件，要求下大力气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资金支持；2015年，国务院提出构建大众创业相关指导意见，鼓励返乡农民工参与互联网经济融合发展创新活动，并提出结合经济发展形式与需要，为返乡农民工积极谋划创业方式；2016年，国务院提出要激发重点群体创业活动，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建立多层面的创业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优质服务。
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维权意识低，经常出现企业拒缴漏缴社保的现象。但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农民工社保缴纳政策，在农民工重点从事的各个行业领域相关规定中，对社保缴纳一项不断严格规范。同时大力推进四库一平台、农民工全面实名制、社保全国联网工作，进一步保证加强保证农民工的社保缴纳情况。
2018年，人社部联合五部门印发《关于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将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中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保障。明确提出，杜绝“未参保，先开工”甚至“只施工，不参保”的现象。
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工人
加快实现农民工转型产业化工人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一项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由于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职业技能素质不高的传统农民工将逐渐被淘汰，因此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化工人就显得势在必行。
2017年2月，国务院提出改革建筑用工制度，以专业企业为建筑工人的主要载体，逐步实现建筑工人公司化、专业化管理；2017年12月，住建部发布文件指出，要培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提高建筑工人素质，建设建筑产业工人大军；2018年，河南、四川两省开展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试点工作。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一直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2013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落实清偿欠薪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制、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恶意欠薪制度；2014年，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同工同酬，实施实名制工资卡建设工作，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2017年，国务院“十三五”通知，提出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完善工资保障机制建设。
尤其，在农民工数量比重较大的建设工程领域，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以信誉度、偿付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保险公司为承包方兜底，通过风险把控，促进承包方的合同履约义务，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到，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正处于进一步发展阶段。尤其为适应经济发展，为农民工谋求未来，国家在规划上新提出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发展，这将对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国家在政策上始终保持对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体系制度的重视，真正切实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社会权益。
通过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政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是如何一步步进入政策视野，进而形成国家战略层面规划。同时，这些政策衍变历程也在客观上展现出改革开放几十年，农民工群体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与贡献。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农民工”不只是一个词，更是一段值得尊重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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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创业对策研究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解决“三农”、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经济社会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了一条新路，但由于当前国家财政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业比较优势不明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农民工返多创业的现状和原因等做了详细地分析，找出了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主要困境，并从政府和农民等两方面提出了引导和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扶持 1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分析 (1)投资方向主要是发展工商经济。 目前返乡创业的农民以第一、二代农民工为主，这些农民工大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务工。因此，他们回到家乡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同时利用打工期间获得的见识、本领、资金、信息、社会资本等，发展工商服务业，投资商品性的农业经营，主要是兴办规模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二、三产业。 (2)大多数人选择在小城镇居住。 农民工回乡创业不是单纯的回农村原户籍所在地创业，大多数创业者把企业办在了家乡的集镇和县城，近70％是在小城镇居住。 (3)部分农民工被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积极参加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经纪人或创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也有部分人担任村干部或参加村民议事会及村民理财小组。 由于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带动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快不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对待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氛围。 2农民工返乡创业原因分析 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我国的“民工潮”和劳务经济已经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工跳出农门到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去务工或经商。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在务工或经商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变成了管理者或者老板；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 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经济特区的开放，农民工形成了单向性的“外向”型流动，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市民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既体现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上，也体现在精神和心理上，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稳定落脚的成本。在城里农民工不能获得稳定就业，加上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和排斥，以及经济待遇的不公平，而使农民工选择返乡发展。 返乡创业投资环境的改善 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二年下发的两个“一号文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出台的许多“惠农”硬措施，使农村的创业环境更稳定、更优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各级政府招商引资条件的优惠，再加上外面投资风险和创业成本的增加，使相当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也愿意选择返乡创业。 乡土观念和“根”文化的需要 大量农民工有故土情结和情系家乡的情感需要。大量创业人员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和荣誉去打拼、去贡献，主动捐资公益事业，并响应家乡政府的号召，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并就近吸纳了当地农民工就业。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也掌握了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其成功创业。 农民工自身创业条件的具备 经过几年的外出务工。一般农民工每年都能挣到上万元甚至几万元收入，再加上在外结交的朋友多了，见的世面大了，学到了一技之长，思想观念上就自然地会发生变化，创业意识就会增强。这些农民工通过“打工大学”接受到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有了发展现代产业的冲动和信念，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是促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础。 3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境 创业资源的短缺 首先是资金短缺，融资难是不少返乡创业人员反映的首要问题。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高，而且贷款手续非常复杂，周期很长，难以解决返乡创业者的融资之渴。其次是土地制约。随着这几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增多，有些地方供地指标也开始捉襟见肘，对很多想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企业而言用地成了一大制约。最后是人才短缺，不少返乡创业者是初高中毕业，办企业存在盲目性，自身经营管理知识也比较薄弱，又很难吸引人才，迫切需要指导。另外由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生活与人文环境较差，服务业不发达，即使是在同等的工资待遇下，很多年轻劳动力也更趋向于外出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政府扶持政策的缺失 有的返乡创业者反映政府效能不高，虽然很多地方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但在落实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个人执行政策有偏差，服务意识不到位，甚至还存在吃拿卡要、推诿拖延办事的情况，不利于企业更好创业。如创办企业中是税费减免优惠不明显，甚至当前大部分内陆地区还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税费减免政策。见了“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当地，可能会与当地官僚习气、无视市场规律的做法产生冲突。但冲突矛盾解决的过程，其实也推动了当地投资环境的优化。返乡创业农民工呼吁，今后国家能农民工创业中农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农民工创业更多政策支持。 创业投资成本高 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差的问题，尤其是县、乡(镇)两级，基本上都存在路、水、电、通信、交通和能源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企业用地、用水、用电和证件办理等方面设置障碍，使有的投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直接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额外投资成本增加、交通运输成本升高和产品交易周期拉长等问题。 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为返乡创业提供融资优惠政策 要加快信贷改革与创新步伐。首先，鼓励和引导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金融机构等，并把农村中小企业作为其主要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其次，坚持支持其它商业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营业网点或巩固其已有营业网点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服务。再次，考虑设立行业协会基金担保公司。 政府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和信贷补贴。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扶助基金，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同时协同金融机构为返乡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为返乡创业提供资源使用优惠政策 国家可以参照农业反补贴的办法，加大对返乡创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对于返乡创业，特别是创办为解决当地就业、“留守儿童”、“留守媳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科技效能型经济实体和农业产业化企业，政府要在用地、用水和用电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可以考虑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土地资源和用水、用电等创业便利，其差价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为返乡创业充实人才等资源 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返乡创业业主及其员工提供免费培训，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拓宽培训领域，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培训师资队伍。另外可积极采取外联式发展模式。主要可以通过与大学社会实践合作吸收大学生进企业实践，并积极吸收人才指导企业更好的发展。如可通过政府部门与各个大学协调，以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合作方式，实现学生得到实践锻炼机会和企业获得人才资源的双赢，同时还应该与社会各界合作利用外方所拥有的资源来弥补自身急需同时又紧缺的资源。 为返乡创业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政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政府必须实施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政策，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先引导和扶助尽可能多的农民工返乡创办尽可能多的经济实体，支持与鼓励其中发展潜力大，前景看好的企业做大做强，坚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做多做小”与“做大做强”两条腿走路。等这些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有承担税负的能力时，再按国家标准对其进行税收征缴，使其纳税能力与收入水平相适应。 为返乡创业创建良好硬件环境 国家要加大对内陆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突出抓好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小城镇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如积极创建“工业园”、“返乡创业园”和“返乡创业一条街”等创业基地，不断增强小城镇的创业项目承载能力，减轻返乡创业者的额外投资压力，同时降低人居园区的门槛。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中有7％～10％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1400万～2000万人具有了创办企业的能力。可见未来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潜力巨大，建立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有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全方位探索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深化对劳务经济战略思想的认识，变“输出劳务挣钱”为“引回人才发展”。另外我国应出台《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引导和规范，逐步建立“政策吸引、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和法律保障”相结合的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机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探索制度选择。
全文46页pdf版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研究于国庆【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工多从事建筑、矿山等高风险、职业病多发的行业,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这使得农民工成为我国现阶段职业灾害的主要受害对象。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数不清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我国应该努力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论文第一部分界定了农民工的定义,分析了农民工问题的由来,并从总体上概括了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论文第二部分界定了农民工工伤保险涉及的若干概念,介绍了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发展规律和我国现行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主要模式,阐述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的必要性;论文第三部分以潍坊市农民工工伤保险为例,通过已有数据的实证,分析了我国现行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如覆盖率较低、工伤维权困难、费率机制不合理、预防机制不完善,工伤康复功能尚未发挥作用等,并对相关原因进行了探讨,同时还介绍了潍坊市在农民工工伤保险方面的一些创新性做法;论文第四部分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的对策建议,即改革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的法制建设、建立科学有效的费率机制、加强农民工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相结合、重视工伤康复工作、加强执法监察等措施,此外,针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落实难的问题提出了“代位求偿”的新思路,以更好的维护农民工的工伤权益。【关键词】：农民工工伤保险对策建议【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9【分类号】：F842;【DOI】：CNKI:C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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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分析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12-22 16:06:00 ] 作者：李莹杰 编辑：studa20【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工作。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对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主要利用调查问卷对厦门市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做了深入了解并运用统计方法对其展开分析。最后，根据农民工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关键词】农民工 调查问卷 生活状况 工作状况一、导言农民工是指那些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兼有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劳动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使单位面积耕地上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急剧减少，每个农业劳动力耗费在其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上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就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家园进城务工，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大军，潮水一般涌向城市、涌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但是目前由于存在许多体制性的矛盾，无法充分吸收富余转移的农民工，就出现了许多农民工问题，如工资拖欠、权益受损等等。作为城市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民工现已成为社会关注一大热点问题。因此，有必要及时有效地反映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现状。本次调查就是应时所需，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情况、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个人需求等四个方面进行调查，以问卷的形式发放。调查对象主要是福建省的农民工，其中又以厦门地区为主，因为该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数量多、农民工人数比较集中。这样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研究和解决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实发问卷176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69份，有效率为。二、调查问卷分析1.基本情况在此次调查中，以性别来看，男性农民工115人，女性农民工54人，分别占和。以年龄来看，18岁以下的农民工有4人，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18岁～30岁的农民工有82人，占；30～45岁的农民工有69人，占；45岁～60岁的农民工有14人，占。以文化程度来看，初中水平的最多，有81人，占；其次是高中或中专的41人，占；小学的占，而较少是大专以上和识字不多或文盲。由此得出以下有关农民工结构的结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男性多于女性，但女性在增加；有文化的人去务工，没文化的人去务农；大部分农民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职业流动经历。由调查结论不难看出现阶段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一是女性农民工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说明在城镇发展的带动下，农村中的一些观念也发现了变化，一些“女在家织布男在外干活”的想法已不再固不可破，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打工。二是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三是农民工相对农业劳动者来讲是文化较高者，相对城市劳动者来讲是文化较低者，这一高一低使农民工的素质提高存在动力和空间。农民工的年龄和文化特征表明他们是农村劳动力中最富竞争力的部分，也使留守农村的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这种情况的存在，短期内会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受到影响。但长期来看，农民工大部分将回到农村，务工生涯对他们的锻炼和提高将变为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农村建设的发展。从更高的层面来看，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对中华民族素质提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为农村的建设不断注入新的活力，锻造和提高着我们民族的人口素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农民工是农村的现在和未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另外，调查中还观察到，一般来城市的都是一个人，较少是家庭成员一起来；这说明农民工进城打工并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并没有想将全家迁到城镇，而家庭重心仍在农村，这也是农民工流动性大的一个原因。而在工作单位方面，有的农民工是在个体企业打工，其次是国有和外企，工作性质也是以服务生和建筑工业的居多。正是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使得农民工权益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2.生活状况农民工月收入与福建省和厦门市人均月收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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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中国的住房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从最初的小步提租、补贴售房，到现在的针对不同收入层次的人建造不同档次的住宅，并分别实施商品房、微利房、平价房和标准房的政策。对于人数并不很多的高收入者，规定他们只能通过市场去购买商品房，房价随行就市。对于广大中低收入者，由于的市场房价大大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就在政策上给予微利房、平价房或标准价房的照顾。这种逐步形成的房改政策对中国住房的建设速度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相伴的是住房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割性导向：群体间的住房条件差异提升，空间上的群体隔离加强。这种隔离一方面是由于居民的货币支付能力差异造成的，但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还是由于不同的准入机制导致了群体间的制度性受益差异。从受益的角度，中国的房改政策更有利于上层，它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强化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割。 一、住房制度改革思路 由于种种原因，单位所有制的福利性实物分配式住房制度已经走到尽头。1980年4月邓小平对中央有关负责人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等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张泓铭等，1998：47）由此揭开了中国住房改革的序幕。随后，我国政府确定了住宅商品化的思路： （1）“提租补贴”，建立住房基金，促进居民个人买房、建房的模式；（2）以优惠价出售旧公房，建立住宅基金，促进提租，发展个人建房模式；（3）从新增量的住房制度改革入手，通过推行新建公房、向个人出售和“新房新租”，带动现存量的住房制度改革；（4） 小步提租、无补贴思路；（5）“以息抵租”模式。根据住宅的价值和使用状况由住户向产权单位缴纳抵押金，用抵押金的利息冲抵房租；（6）“小补提租，双向负担，新建住宅资金统筹”的思路；（7）现有住房的“小步渐进”式改革与新增住房的“大步就位”式改革相结合的思路。对旧、新住房分别对待（Chu ＆Kwok，1990：179-180）。 在实践中，则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原则：（1）试行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给个人的办法。1982年，在常州、四平、郑州、沙市4个城市首先进行新建的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即“由国家、补贴三分之二，个人拿三分之一”。这种方式后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和23个省、自治区80多个城市试点；（2）对鸳鸯楼实行新房新租；（3）国家新建住宅和旧有住宅都可以出售给个人（中国城市住宅会、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编，1991：184）。 实践表明，上述住房改革思路只关注了经济和理性层面，注意的是房改既定目标：货币化的成功与否，却没能很好地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对房改整个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Chu ＆Kwok，1990：641-670）。故而，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住房危机。反而在危机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住房分配不公正的问题： （1）时间序列上的不公正。新老公房的现有住户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这是对后加入劳动队伍的劳动者的一种剥夺；（2）空间序列上的不公正。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城市的土地是有级差地租的，不同地段上的住房商业价值相差悬殊。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占据城市核心地段的单位或个人住户会额外得到一大笔财富，他们可以通过卖旧买新而实现财富的转移；（3）住房制度运行的结果不公正。不管是“提租补贴”还是“补贴售房”都是以原住户的原住房面积为依据而进行的，这样就造成原来住大房、宽房的人得到更多的补贴，住房窄小或没有住房的人得到的补贴少或没有补贴。 这无疑是住房资源分配上的“劫贫济富”。造成上述不公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论文的关注点在第三方面。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任何改革的实施都会涉及到一个时间点和空间范围，都会由于历史原因而使一部分人成为“幸运者”，更重要的是它会“很快”成为一种“历史”。而第三个方面的不公平直接指向现在和将来，向人们展示制度的“公正性”或“不公正性”。 二、住房制度的分割性 （一）四种不同类型的住房“对应”着“不同”的住户 根据取得住房的途经来划分，中国城市中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住房：商品房、单位房、公房（政府房）以及安置房（廉租房）。根据住宅建造的档次划分，又可分为商品房、微利房、平价房和标准房（张泓铭等，1998：146-149；211-217）。商品房在公开市场上以全价销售，价格高，一般市民难以购买。另外三种住房供给在性质上类似：都有不同程度的补贴。 1商品房商品房在公开的房地产市场上交易，它的特点是价格高，而且上升的速度快。例如：1984年广州市新开发的小区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售价513元，1988年上升到1500元，市区内旧房改造每平方米平均售价由800元升到2200元，且有继续上升趋势。有关调查发现，半数以上商品房项目利润超出20%，最高的达到582%，超过了中央、省政府规定最高限额的2至1018倍（郁文达，1992），商品房的买主是那些没有该城市户口的高收入者以及有该城市户口的特别富裕者。因此，在私营和外资部门多的城市，商品房个人购买的份额大些，有的人将购买商品房作为一种投资。中国的商品房市场，由于进入市场的信息渠道的差异而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但是，总体上是市场规则的作用，房屋的供求决定房屋的价格和房租的水平。 2单位福利房 有特定单位正式工作身份即有工作档案的户主（干部或工人）才可以享受单位的福利房。员工只向单位交纳象征性的租金，住房地产权实行全民所有（单位代管）。住房建设由国家财政划拨，住房的分配借助行政权力，在管理上不计成本，实施政策性亏损。 北京市1985年对居民的居住状况做了调查，发现住房困难户高达，而住房人均8平米以上的宽裕户却占.从住房困难户的职业构成上看，护士中住房困难户高达40%，服务人员中住房困难户占，高校教师中住房困难户占，医生和人员中住房困难户分别占16%和14%.从居民的收入来看，人均收入越低，住房困难户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住房困难户占，人均收入在70-80元的住房困难户占，而人均收入在120元以上的住房困难户只占8%.从职务序列上看，调查对象中，司局级以上家庭没有住房困难户，其中宽裕户占，处级干部中宽裕户占328%（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研究会、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编，1991：194）。 调查系统于1988年在北京市进行了1000户居民的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住房分配存在以身份和行政级别为基础的群体差异：（1）干部与工人的差异。机关干部和干部的住房状况明显好于企业工人和商业职工，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是8338平方米，比工人（包括商业职工）高出2331平方米。 （2）党员与群众的差异。党员的人均使用面积为833平方米，比群众高出188平方米。 （3）中央与地方的差异。中央机关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为923平方米，比市属机关干部高087平方米；（4）全民与集体的差异。全民单位职工的人均使用面积为675平方米，集体单位为565平方米（日报，1988年10月11日3版）。 上述数据说明，行政性单位制福利分房在单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割：单位行政级别越高，得到的住房福利也就越多；在单位内部，不同等级的 行政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分割线，行政级别越高得到的住房福利越多。下表是90年代中期，某特大城市政府规定的公务员住宅使用标准。 案例1：A ，某省城大学教师，于1998年调到北京某国家机关，不到一年就以每平方米1200元的优惠价在北京三环以内买到135平方米的经过精装修的房子。 B ，某重点大学（非北京）1996年大学毕业生，后分配到北京某区政府，三年后分到一居室的配套房，后因北京旧城改造，开发建设部门给B 拆迁补偿费38万元， B 可以利用这些钱（自己再加一部分）购买另一套产权完全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案例2：某政府机关分配住房的机构名称随着中央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及其他单位的横向比较而变化。该机关房管部门依次采用过的名称有：房产科，住房改革委员会，住房分配委员会，住房调配委员会。每更改一次名称，单位领导就可以重新分配一套住房。 3公房（政府房管部门掌握的住房）每一个城市的政府都掌握一定的房产，这些住房只给有合法户口的城市居民居住。1985年的普查资料显示：城镇居民中有缺房户1054万，占总数的，其中无房户128万，占；不方便户415万，占105%；拥挤户511万，占129%.城市居民中，缺房户754万户，占城市户数的288%，县镇缺房户300万户，占县镇总数的（《光明日报》，1987年1月19日）。 1995年武汉市有40%的居民住房困难，具体如下：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9%；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0%；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占42%；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里放床的占86%（谢志强，1999：22）。 由于城市中住房困难户所占的比例并没有随房改的推进而减少，政府针对城市缺房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其中包括修建解困房，发起安居工程。解困房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出售或出租给住房特别拥挤的居民或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新婚夫妇；安居工程是为普通工人修建的低成本住房，其售价较低，政府要求这类房只能售给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政府在努力地设计并建造城市大众能支付得起的住房体系（浩然，1996：18-20）。 4安置房政府规定，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开发公司有责任对拆迁户提供补偿性的住房，这种住房要么免费提供，要么拆迁户只交名义上的租金，要么以非常大的折扣向拆迁户出售新建单元住宅。1997年，国家统计局下属的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71个城市，对15600户居民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总体覆盖了全国2亿居民，调查显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5城市居民住房仍主要依靠单位分配，其中上海市居民现有住房仍有6248%属于单位公房性质，列5城市之首；北京是；广州以的比例居5城市之末。房改性质以购房为主的，近几年房改步伐迈得较大的重庆和上海分别以和的比例居5城市前列，天津市居民通过房改购房的只有909%.个人租房，广州市和北京市居5城市前列，分别达到和6，99%，上海市只有1，03%，名列最后。5城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都不高，最高的广州市为556%，最低的重庆市只有0，43%（经济日报，1998年1月15日7版）。 四类住房的存在说明市场要素和再分配经济要素分隔着住宅市场。在这四种类型的住房中，后三种住房都得到较多的补贴，与西方福利制的设计类似。上述政策的制订正是基于1978年以后市场化改革已经使中国国民收入异质化这样的事实①。 表面上看，这样的住房配给体系照顾了不同层次的城市居民的住房要求。但是，由于市场因素和传统的再分配经济缠绕在一起，在房屋配置的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居民（购房者）并没有按政府的要求“站”队，收入高者总“喜欢”站进收入低的行列，从而出现寻租行为。社会中的上层或精英阶层有较强的寻租能力，他们的“寻租”导致了“住房积压”现象，即上一阶层侵占下一阶层的住房利益，最终使城市中弱势群体的住房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满足。人们经常走“错”路，大学生先到能够分配住房的国营企业干上两三年取得住房后，再跳槽到工资高的私营或外资企业；夫妻“比翼双3飞”，一方在国营单位，取得房子，另一方在私营企业取得票子；国有单位的领导通过不断地调房取得自己的巨大收益；大款则想方设法买安居房，北京市相当多的安居房、经济适用房被有“别克”、“奔驰”的车主买走，以致安居房面积越盖越大，最少都有120多平方米，失去了安居房的本意，也加大了中低收入者的入住难度。① 另一方面，广州市的经验表明，解困房的住户大多从事低等工作，他们逐步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低。社会地位低的住户被集中安排在一起居住，产生了许多社会和心理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心理容易遭受创伤。此外，上述四类住房供给的设计都没有把城市中日益增多的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考虑在内。 （二）六个主要的住房改革制度 自80年代住房改革以来，政策涉及的有六个方面：推行住房公积金，买房给优惠，提高房租发补贴，建设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工程，1998年实施住房货币化补贴以及廉租房（城市平民的解困房）。 1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采取职工和单位分别交纳职工月工资5%的比率。这种办法能够在相应时期内筹集到一定的建房资金。我国公积金制度实行10年来，全国已有6651万职工成为这一制度的直接受益者。截至2001年6月底，全国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为2826亿元，归集余额为2065亿元。 累计约有1500万职工提取公积金754亿元，累计向近200万户家庭发放了个人贷款，有效地提高了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职工的购房支付能力。但是，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认为，我国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低。到2000年底，我国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仅为正式职工的603%，近4500万职工还未建立住房公积金。②能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大多是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 公积金制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将四部分人排除在外：一是没有参加公积金制度的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的职工；二是相对困难企业的职工（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三是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包括个体从业者）；四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后三部分人构成目前我国的弱势社会群体，他们最需要社会的援助。公积金的收缴采取的是5%的比例制，职工工资越多，他从单位享受到的补贴也就越多。这种补贴更有利于受惠群体中的高收入者。客观上造成住房补贴的分化。 2买公房给优惠制度房改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单位的福利分房。为了解决单位的福利分房问题，住房货币化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决策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将单位房卖给原住户，以为这样一方面可以甩掉政府或企业对职工住房的维持和维修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回笼一部分建房资金，加速后继的住房建设。因此，在房改的初期推行了“三三制”售房，即个人只要拿三分之一的资金就可以拥有一套全额的住房。在这种优惠制度的导向下，各地出台了一系列花样各异的优惠制度，其中心点就是优惠份额越来越大。 如：胜利油田于1993年10月开始出售公有住宅，按照当时的各种优惠政策，有的人以每平方米80元的价格就买到新建住宅，而当时市场上商品房的价格是900元，两者相差112倍（王小广等，1999：122）。1997年有的大学老教师以不到一万元人民币就买到原住房。1998年实施的住房货币化政策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末班车”效应。为了赶上末班车，青年人匆忙结婚，有的夫妻为了得两套房子而假离婚。1982年到1984年，常州、郑州、沙市、四平四个城市进行新建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四个48①②资料来源：同上注。资料来源：http：—.城市共补贴出售住宅2140套，建筑面积114500万平方米，投资约1640万元，收回的资金约占投资的30%（毛铁，1984）。当时的界和决策部门都以为那是一条中国式的房改之路。但是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审视，它造成的结果是有房者得补贴，原住房宽的得更多的补贴，没有住房的不得补贴。这种只顾收回小额投资的改革思想，造成了住房改革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它无视当时无房户的状况，更没有考虑到后来者的利益。 3提租制度提租改革被认为是房改的两条腿之一。理论界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愿意买房，就是因为公有住房的房租太低，远远低于国际惯例的租金水平（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售租比例是1∶100.我国在1989年为1∶4000；1993年上半年则达到了1∶10000和1∶30000），租售比例的失调，既加大了房改的难度，也了住房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育（韩素勤，1994）。 因此，80年代后期，烟台等不少城镇对当时实行的低租金进行了初步改革。大致做法是：一、新房新租，即新建成住宅按新租金计租，一般高于旧有住宅租金3至4倍；二、超标准加租，即给职工规定一定的住房面积，超标准按新租金交租；三、混合房租，即职工现有住房按低租金交租，新增面积按新租金交租；四、改房租的暗贴为明贴，即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普遍把住宅租金提高到一定标准，同时按职工的职务、工龄、家庭人口等条件测算出住房补贴标准，发给人民币，职工按新租金交纳房租，这样，住房多交钱多，住房少有剩余；五、经营青年公寓。一些大城市为解决大龄青年需房结婚的困难，建起青年公寓，每套房使用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按成本收房租（毛铁，1984）。这种住房提租的用意就是：多住房，多掏钱。提租的深层次的用意就是使原公房住户主动选择购房，从而实现国家或企业建房资金的一定回笼。但是，提租的幅度与房屋本身蕴涵的市场价值的提升不成比例，后者上涨的速度远远大于前者。表面上看，多住房多交了钱，实质，多住房的人仍然享有更大利益。 4安居工程项目国务院于1994年7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为使人民安居乐业，使社会稳定繁荣，实施国家安居工程。1995年1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及有关单位拟定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出台，这标志着国家安居工程正式启动实施。安居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从1995年到2000年，用5年时间在原有住房规模的基础上，新增15亿平方米住房，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逐步建立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供应体系。安居工程直接以成本价向城镇中低收入的无房户、危房户和住房困难户出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离退休职工、教师中的住房困难户（陈小力，1995）。然而，安居工程的最终房价并没有按当初设计的每平方米100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这个价格是参照1995年的商品房价格制定的，当时的商品房价格为每平方米2000-3000元），而是以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①这样的价格客观上排除了城市居民中的中等偏下收入者，由于他们的职业通常没有相当的稳定性，经济收入的预期较低，他们难以向银行贷款解决资金问题。主观上，没有该城市法定户口身份的人，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完全被排除在安居工程的考虑范围以外。安居房实际运作的结果是为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2000年和2001年以后，随着经济适用房单套面积越盖越大，它越来越成为了有产者周末的住58①1999年11月1日个人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组成：（1）销售价格：2350元m2×建筑面积；（2）层次差价：第1项×楼层差率；（3）朝向差率：第1项×朝向差价系数；（4）应由单位补贴购房款：50元m2×可享受面积（3人以下包括3人为50m2，4人以上包括4人为60m2）。（5）政府补贴购房款：200元m2×享受面积（50m2或60m2，条件同上）；（6）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为0.安居房个人支付房价=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 这样，国家的住房补贴又一次进入了富裕阶层的腰包。5住房分配的货币化制度住房分配货币化是深化房改的核心（侯淅珉、应红等，1999：88）。它被认为是解决住房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能够避免传统的实物性福利分房的弊端，真正体现公平效率的原则。1998年3月19日，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指出：必须把现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为货币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让人民群众自己买房子。11天后，广州市政府就推出了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实施方案。但是，这一《方案》规定实施单位是市政核拨经费（即全额预算）或核拨补助（即差额预算）的市直属机关、事业单位，即“吃财政饭”的单位。住房补贴最低限度是每月233元，最高限度是933元（邓海平，1998）。 这一政策实施结果所产生的分化和排斥作用是明显的。职工、下岗工人、无工作单位的居民、广大的农民工都难以享受到此一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在客观上，它强化了政府在住房资源配置上的优越地位。 6廉租房制度改革使城市中群体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的低收入者包括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的居住问题在短期内由工作单位提供补贴，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案则要依赖国家。廉租房计划是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广东省为了解决全省范围内城镇住房特困户的住房问题，率先出台了有关廉租住房办法。规定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特困户是指“城镇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布的最低人均生活保障线，人均居住面积低于6平方米，并且有城镇居民常住户口的住户”。廉租房的房源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按规定的渠道组织，包括已腾退出来的公有住房、政府出资兴建的廉租住房、政府出资收购的空置商品房等。政府以规定租金租给符合上述条件的特困户，具体的租金按照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确定。 再有，广州的调查预计“十五”期间有22万“双特困户”需要解决住房困难。该市廉租房的申请条件是：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广州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00元，并持有《救济证》、《广州市低收入困难家庭证》或《广州市工会特困职工证》；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以下；家庭成员均未享受住房货币补贴等优惠政策，且无能力解决现住房困难问题，没有他处住宅或与他人拥有别处住宅。已经有包括广州、上海在内的10个城区的廉租房制度试点工作正在展开。①很明显，城市政府在设计住房改革政策时，并没有把日益增多的没有城市正式户口的“居民”在内。如果城市户口可以永久地作为“城市人”和“农民工”的分界线，农民工的权利可以永久地被忽视的话，那么，城市中贫民的住宅问题可能在几年以内就可以得到解决。然而，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是短暂居住而是长期生活在城市里，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政府的关注。 三、讨论 中国的住房改革被认为是市场化的最后堡垒。政府希望通过住房改革在最低的目标上实现减轻财政负担；中层目标是实现住房资金的快速回笼，加速新的住宅建设；远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而有效率的住房体系，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直接目标和动力就是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其他产业的。住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福利的手段向居民提供住宅。然而，福利国家的住宅福利制度与中国改革前的福利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前者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后者设计的对象范围是在城市居住的具有城市身份的尤其是国家部门担任公职的精英群体。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制”，使单位在房产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权力过大，住房改革步履艰难，并不仅仅是“买卖房子”那么简单。它隐含的是社会大范围内的公平与效率的机制问题。 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使社会中最不幸的人受益，否则，该制度就是不正义的。他提出正义有两个原则，其中的第二个原则是：社会的经济的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附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的人开放（约翰·罗尔斯，1988：5-56）。中国住房改革中逐步形成的商品房、微利房、平价房和标准房的新房买卖体系，以及商品房、单位房、公房（政府房）和安置房（廉租房）的改革体系，住房公积金制度、补贴售房制度、提租补贴制度、经济适用房或安居工程建设项目、1998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制度以及廉租房（城市平民的解困房）制度的设计，目的是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住房供给办法，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兼顾，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住房改革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取得了住房建设的快速发展（这还有其他众多因素的作用），然而，住房的每种改革制度都包含着特定的封闭性，它没有能够实现住房的机会向所有人开放的原则，所体现出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预期。要想持续这种快速发展，住房制度的公正性确实是今后的努力目标。
二十年发展变迁！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工保网
依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文件内容：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如此庞大的数字注定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角色，长期备受社会关注。事实亦是如此，“农民工”这一敏感词汇一直是国家与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有关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的热点事件更是每每掀起舆论热潮。
目前，当下国内的农民工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一般；农民工流动性大，无法有效缴纳社保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国家近年来持续保持着相关政策的完善与推进，如：农民工全面实名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社保全国联网、建筑农民工转型建筑产业工人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有效加快了农民工合法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进展，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条件也有了显著提高。
相较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农民工”这一群体形成之初，国内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追溯过往，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政策历程？以时间与阶段特征区分，主要分为：起源初始、初步形成与发展、进一步发展三大主要阶段。
1
80年代
政策初起源初始阶段
国内“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源自于80年代初。当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后出现大量过剩劳动力，这部分人员开始规模化的向城市涌入，成为早期农民工的雏形。当时，国家的回应是拒绝农民工出现，政策全面限禁农民自有流动、自由择业。
这样的政策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有关：轻工业发展缓慢，多项事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国内就业机会远远无法满足当时的就业人数。相关数据统计，1979年，全国城镇闲置劳动力达到200多万人，一旦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更是雪上加霜。
契机出现
虽然中央限制农民进城务工，但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农民仍然自发涌向城镇。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调整轻重工业发展战略，城乡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开始提高，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也开始再次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另一方面，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认为农民可以进城务工，这对城乡发展有促进意义。
故此，1984年，国家一号文件首次允许农民在自行解决口粮后进城务工经商。
2
1984-2010
政策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看做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的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国家逐渐开始重视数量巨大的农业劳动力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国内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一些初步保障农民工社会权益的政策制度也开始逐渐形成。
1
1984年
国家重视乡镇企业发展对于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作用，同时要求工厂与农民签订合同。
2
1992年
中共十四大提出深化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待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了一定保障。
3
1997年
国务院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意见的通知》，将民工管理工作纳入常态化、制度化发展轨道，强化民工输出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建设。这是国家针对农民工群体而发布的首个关于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内容的正式文件，也是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的初步形成。
4
1999年
国家技委六部门发布《关于印发<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规范中介市场，有效保障了进城农民工求职权益。
5
2000年
中央在制定“十五”规划时提出，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就业人员职业培训，规范中介机构市场行为，完善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设，促进劳动者积极就业。这对于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就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社会权益。
6
200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农村工作会上，强调要清理针对务工农民而设置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问题，健全劳动合同制。
这一阶段，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红利优势不断展露：吃苦耐劳、薪资要求低、数量庞大。这对于当时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而这一阶段，国家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保障工作开始越发重视。最明显的表现，当属2003年两件对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进程有着重要影响事件的发生。
01
首次提出“农民工”词汇
2003年的农村工作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强调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以解决欠扣工资、保障劳动安全、加强职业培训为工作要点。而且，首次提到“农民工”这一词，将进城务工的这部分农民群体称作农民工，这越发表明着国家对于这个新群体的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从此得到充分肯定，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也基本形成。
02
总理为农民熊德明讨薪
2003年10月，总理在重庆云阳县走访三峡库区移民时，偶尔碰见刚刚割完猪草回家的当地村民熊德明，并为她丈夫李建明讨薪。随后在“总理为农妇讨薪”的示范效应下，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严打拖欠民工工资行为。熊德明当年还被评为年度经济人物。
此后7年间，国家分别在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强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政策推进与政策完善。从取消歧视性规定到建立健全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工资增长等制度，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逐步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3
2010年-至今
政策进一步发展阶段
走过初步发展阶段，农民工的社会权益保障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权益保障制度体系，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也随之面临新的挑战。
这一阶段，国家的政策方向主要以：鼓励农民工创业、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工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四个重点为主。
鼓励农民工创业
2012年，中央印发一号文件，要求下大力气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资金支持；2015年，国务院提出构建大众创业相关指导意见，鼓励返乡农民工参与互联网经济融合发展创新活动，并提出结合经济发展形式与需要，为返乡农民工积极谋划创业方式；2016年，国务院提出要激发重点群体创业活动，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建立多层面的创业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优质服务。
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维权意识低，经常出现企业拒缴漏缴社保的现象。但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农民工社保缴纳政策，在农民工重点从事的各个行业领域相关规定中，对社保缴纳一项不断严格规范。同时大力推进四库一平台、农民工全面实名制、社保全国联网工作，进一步保证加强保证农民工的社保缴纳情况。
2018年，人社部联合五部门印发《关于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将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中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保障。明确提出，杜绝“未参保，先开工”甚至“只施工，不参保”的现象。
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工人
加快实现农民工转型产业化工人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一项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由于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职业技能素质不高的传统农民工将逐渐被淘汰，因此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化工人就显得势在必行。
2017年2月，国务院提出改革建筑用工制度，以专业企业为建筑工人的主要载体，逐步实现建筑工人公司化、专业化管理；2017年12月，住建部发布文件指出，要培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提高建筑工人素质，建设建筑产业工人大军；2018年，河南、四川两省开展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试点工作。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一直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2013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落实清偿欠薪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制、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恶意欠薪制度；2014年，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同工同酬，实施实名制工资卡建设工作，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2017年，国务院“十三五”通知，提出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完善工资保障机制建设。
尤其，在农民工数量比重较大的建设工程领域，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以信誉度、偿付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保险公司为承包方兜底，通过风险把控，促进承包方的合同履约义务，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到，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正处于进一步发展阶段。尤其为适应经济发展，为农民工谋求未来，国家在规划上新提出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发展，这将对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国家在政策上始终保持对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体系制度的重视，真正切实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社会权益。
通过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政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是如何一步步进入政策视野，进而形成国家战略层面规划。同时，这些政策衍变历程也在客观上展现出改革开放几十年，农民工群体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与贡献。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农民工”不只是一个词，更是一段值得尊重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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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构：1，干旱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背景下，物价贬值，国家宏观调控，调整利率，出台新国八条，出台地方细则，打压房地产泡沫的大背景下，很少有人关心到“夹心层”。2，所谓夹心层，就是没有资格买经适房，又没钱买商品房的，国家出台了廉租房政策，但是繁琐的程序，和流程又把很多农民工拒之门外，农民工知识文化缺乏，在申报资料上占劣势，反映出农民工的自身素质问题，又反映出教育不公平，教育资源部平衡等一系列问题。3，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他们亲手建造的房子，却买不起，住不起，这个值得关注，反映出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极大。4，春晚有“春天里”“农民工歌舞团”，这无不反映出国家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草根一族的关注，希望他们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在城市中立足，反映出我国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一系列政策也是积极向上的。
内容摘要： 本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原因、必要性及现实意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 键 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问题 农民工，一个不同于而又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具有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就使得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一个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其原因 （一）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大约有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长期以来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其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到2003年底，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和。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和[i]。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份最新调研显示，在“五大社会保险”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左右，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此外，绝大多数农民工未参加失业保险，而生育保险农民工也基本未参加[ii]。 除社会保险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现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现行城镇社会救助体系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 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许多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一些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如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和《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农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2002年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农民工可以享受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住院医疗费报销、老年补贴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这就很难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同时，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原因 本文认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主客两大因素。 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民工的保护，同时一些政府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没有从农民工的真正需要出发，而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规定，层层向企业安排，许多地方政府把养老、失业、医疗三险“捆绑”推行，由于农民工的缴费能力较低，导致参保率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业雇主对农民工缺乏自觉保护意识，认为支付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加大了企业成本，这就导致他们对农民工参保采取消极应付的行为。最后，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其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体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农民工和市民虽然共处一个空间，但二元结构所折射的二元社区导致他们在收入、保障权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悬殊。其次，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具有规模庞大、构成复杂及流动性强的特质，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性较大，并且保险基金的区域统筹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存在着冲突，于是导致农民工参保中断、退保现象频繁。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 在已有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文献中，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总结起来无非是从社会整体和农民工个体两个大方面来进行论述的，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概括：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就可能放弃土地保障，让渡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就可以实现产业化、集约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按市场来运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一个对所有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具有一个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提高农民工自身抗风险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也可以加大农民工对自身投资的力度，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发展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适时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保持农民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将对我国新型工业化产生积极影响。 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三农”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而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为缓解“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任何一个崇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体现社会的公正性，体现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改变二元结构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失衡的需要，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 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要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只有高度重视维护这些未来城市新市民的权益保障，这一战略目标才会顺利实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衔接，阻碍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进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战略实现的需要；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人与人的和谐、城乡的和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减轻其心理压力，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质量和发展需求；有利于引导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兼顾自己的长远利益；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群体的需要。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就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确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多年，国家财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虽然国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全部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但是我国已经具备为农民工建立初步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并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在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充分调动雇主、企业和农民工等社会资源，过分强调国家财力不足和过高估计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代价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理应将其摒弃。 其次，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治条件也是具备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写入《宪法》，而农民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与市民一样享有对
人权？一需要法制。二需要所有参与这个法制下的人推动法制的健全。三需要法制下的各方势力的平衡。中国要强大唯有法制。只有在每个公民公平的参与下才能公平。才能拥有自由。我只能给你个提示。前段时间英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罢工就是很好的维权行为。他们为了追求合理的薪酬，全体罢工逼迫高层涨薪。而高层为了涨薪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就会向外扩张利润。通过增加利润与节约成本来满足涨薪带来的压力。这样一个循环工人动用自己的权力获得了合理的薪水。企业为了更大的利润不的不更加追求“质”让每一分钱都有充足的用武之地。
目前，在全国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十分普遍，据统2002年全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为400亿元，2003年为1000亿元，被拖欠工资的民工比例高达％，有的企业欠民工工资竟达10年。对于如此愈演愈烈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律应当如何应对？本文拟从劳动法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民工”是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 农民进城务工被习惯性地称为“民工”，但这只是“习惯”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前者包括城务工的农民”后者包括各类用工的单位或雇主。因此“民工”进城务工后就是一个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或雇主形成的劳动关系中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全部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或雇主拖欠民工工资如同拖欠其他劳动者的工资一样是违法行为。 劳动法调整劳动关系是以劳动行为为其依归的，无论什么人，无论其先前的身份是什么，只要其施行了劳动法中的劳动行为都应当由劳动法来调整。所以，《劳动法》只与劳动者的行为相关“而不因人的身份”尤其是人的先前身份有关。199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平等关系，没有身份的差异。此后的相关规定也一再明确和强调这一基本原则。如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关于临时工的问题的请示6的复函》指出《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受相关的福利待遇。2003年1月5日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强调：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农民工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因此“民工”即为劳动者，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全部权利，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把民工的劳动解释为“劳务”而未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把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的弱势地位演变为民事关系中劳务者相对于发包方的平等主体，把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工资保障演变为民法对劳务偿付的普通债务，进而由民工自行承担收款风险、诉讼成本，用自己本来用来维持生计的劳动所得被迫去支付维权费用，以致于在《劳动法》实施已近10年的今天，我们还不得不反复讲述把民工纳入《劳动法》范畴的老话① 二 民工工资是劳动权利的核心内容 劳动者的工资是劳动权的核心内容，也是劳动行为追求的终极目的。如果劳动者付出劳动后不能得到工资，则法定的劳动权就会在现实中落空，劳动者的劳动目的也从根本上得不到实现。现实的严酷性还在于，劳动者的工资是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生存的依靠，无论是劳动者本人的穿衣吃饭、看病住房，还是家人的养老、上学都指望着它。所以，劳动者拿不到应得的工资就会使其本人和家人的生计无着。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人单位或雇主对劳动者工资的占有就如同对公民其他财产权的侵犯一样，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工资无着对于社会的危害性成为一些国际劳工组织和各国立法均以严格的法律责任来规范劳动者工资支付的理由。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工资公约》要求：工资应当直接发给工人，禁止雇主以任何方式限制工人支配自己工资的自由。工资应定期支付、在雇用合同终结时，全部应付工资的最终结算应按照国家法律或条例、集体协议或仲裁裁定来进行。当企业倒闭或清算时，工人均应享有优先债权人的地位，在分割资产前支付。1992年国际劳工组织《雇主无偿债能力的情况下保护工人债权公约》规定：在雇主无偿债能力的情况下，需以优先权保护工人因其就业而伴生的债权，能在非优先债权人获得其份额之前，从破产雇主的资产中获得偿还。优先权至少应包括：工人在雇主破产或本人雇佣关系终止前一段规定时间内因工资所拥有的债权；工人在雇主破产或本人雇佣关系终止前一段规定时间内因所从事的工作而在假日报酬方面拥有的债权；工人在雇主破产或本人雇佣关系终止前一段规定时间内因其他形式的有酬缺勤而拥有的债权；工人因雇佣关系的终止而应得到的遣散金。②为保障工资支付的有效性和支付后的安全，立法还对工资支付地点进行了专门规定，如规定工资支付地应为劳动者的工作场所，不应在可能诱使劳动者花销的场所支付工资，如娱乐场所、旅馆酒店或购物中心等。③ 三、劳动报酬是劳动过程的报酬 在《保护工资公约》中对工资有一个经典的定义：“工资”是指不论名称或计算方式如何，由一位雇主对一位受雇者，为其已完成和将要完成的劳动或已提供或将要提供的服务，可以货币结算并由共同协议或国家法律或条例予以确定而凭书面或口头雇用合同支付的报酬或收入。这一定义表明，工资或者产生于已经完成的劳动，或者产生于将要完成的劳动，由雇主依法支付给雇员的报酬或者收入。换言之，工资是与劳动相联系的，论这一劳动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 “工资”的法定名称是“劳动报酬”。在劳动中，劳动者付出劳动力，实施劳动行为，完成劳动过程就履行完了其劳动义务，也同时产生了得到劳动报酬的权利。受雇佣的劳动者的劳动目的不是追求劳动成果或者结果，劳动所形成的结果是归用人单位或雇主所有的，劳动成果中所包含的经济利益或者经营利润与劳动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用人单位或者雇主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获取其投资和经营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和扩充。资本的增殖或者说雇主赚取的利润是不与劳动者分享的，甚至那些作为劳动成果表现形态的产品是否能够兑现为货币都与劳动者无关。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或者雇主使用劳动者的劳动力所必须支付的报酬，正如生产中使用水电所发生的费用一样，任何用人单位或者雇主都不可能以自己利润实现中的困惑而拒付生产中已经发生的水电费。同理，任何用人单位或者雇主即便是经营亏损甚至破产，劳动者的工资也是必须支付的。因此，用人单位或雇主以自己没有得到发包方的工程款、经销商的产品销售款为理由拖欠民工工资在事实上与法律上都是得不到支持的。从法律上讲，用人单位或雇主与发包方的工程款、经销商的销售款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于其与劳动者形成的劳动法律关系的；从事实上看，用人单位或雇主得到的工程款、销售款是其经营目的的实现和利润的收获，与此相伴随的收款风险实质上是一种经营风险。劳动者的劳动是不能分享经营者的利润的，当然也不必承担其经营风险。 与此相关的还有所谓“债务链”，即建筑队或者包工头未支付民工工资是因为这些建筑企业本身就被拖欠了工程款。④这里需要明确的问题是，用人单位或者雇主应当靠什么来支付民工的工资？是应当依靠自身业已具备的偿付能力，还是依靠使用劳动者后获取的收益？合乎法律原则和规范的答案只能是前者。法律要求一个合法的用人单位或者雇主必须在设立之初就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其中包括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能力。否则，该用人单位或者雇主就不具有合法性，也就不能使用劳动者。如果我们允许用人单位或者雇主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使用劳动者，必须通过劳动者的劳动去赚取包括劳动者工资在内的经营收益，则不仅有悖于法律
农民工人权保障研究论文 一、农民工的人权现状 人权就是人的权利, 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 不可被他人非法无理剥夺, 也不得由本人转让的权利, 是人按其本质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亨金在《权利的时代》一书前言中指出: "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 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进城务工人员, 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农民工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在现实中农民工的人权普遍受到侵犯。 1、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权无保障。 由于种种因素的存在, 使得农民工自身受教育权无法实现, 其子女也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 无法同城市居民的子女平等地就学。 2、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受歧视。在现实生活中, 农民工遭遇的就业歧视日渐明显, 一方面出现就业机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即使就业能平等, 由于没有城市户口, 他们遭遇了"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歧视。 3、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他们无法与城市职工一样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的保障。 二、对农民工人权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1、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但却得不到对等的利益补偿。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等消极因素使得他们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为了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我们必须关爱、保护、救助弱势的农民工群体, 积极保障他们的人权权益。 2、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出党对农民工人权的关怀和重视。比如: 健全学生资助制度, 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 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 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 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完善信访制度,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坚持安全发展, 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 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三、发挥非政府人权组织对农民工人权的保障的作用 对农民工的人权保障，要从多方面进行。如加强人权立法，倾斜保护弱者、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司法公正等。但是由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等原因，只依靠政府的一己之力并不能完全有效的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一）政府自身的局限性 尽管以政府为主体的保障农民工人权的工作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政府的一些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行为的持续性难以保证。2：政府保障工作难以细致化。政府从事农民工维权的人员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很难保证将工作做到实处，这样容易对工作效果产生负面影响。3：政府机构的层级性特征不仅很容易导致官僚主义，而且妨碍信息流转，容易导致工作 中的信息失真。4：由于腐败的存在，政府机构的效率值得怀疑，很难保证其掌握的资源真正有效的用于农民工的维权工作。 （二） 非政府组织在农民工人权保障工作中的优势 非政府组织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进行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社会 公益性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这种特有的性质,使它们能够在对城市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相对于市场体制中的企业组织和国家体制中的政府组织具有更多优势。 1：价值取向方面的优势。一般来说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使命和活动目标都是社会公益性的,贯穿的是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致力解决的是非主流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或企业的反应式行为模式,非政府组织可以持续不懈地致力于特定问题的解决,这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特定工作中能成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组织,从而成为政府或企业在解决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2：可以降低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它们的活动能够减少交易成本。非政府组织依靠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从自己身边的事做起,从我做起,将产生的社会问题,以一种社会的方式解决,从而降低行事成本。 3：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由于非政府组织既没有企业那样的营利目标,也不像政府那样需考虑税收、安全等多方面事务,所以可以用主要精力为边缘社会群体服务,将他们带入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主流。 4：承担风险的优势。作为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便于从事一些有风险、前景不明确的活动,在取得成功经验之后,其方法可以为政府或企业所采纳推广,这种先导作用,使得一些受地方历史、传统、文化以及政治等条件影响和限制,政府不便于推行的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 以上所指出的这些优势是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农民工维权中大显身手的有力保证,而具体操作中还需要政府建立一套适应我国当前国情的法律环境和组织制度环境。 （三） 非政府组织对农民工人权的保护 1：建立一个"四位一体"的非政府组织。当前,农民工的人权保护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工会组织、人权研究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在农民工人权保护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相应弥补了社会政策的缺位。建立一个"四位一体"的非政府组织无疑是很有必要的。所谓"四位一体"的非政府组织是指该组织成员由政府委派人员、律师、记者、学者组成, 他们分别代表党和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社会舆论、人权问题研究会对农民工人权保护问题的关注。该组织实行给农民工发放会员证的方式, 为农民工维权提供全面的服务。 2：进行阶段性、地域性的义诊活动。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 农民工承受疾病风险的能力较低。一旦生病,面对庞大的医疗费用, 农民工往往放弃看病, 结果导致病情加重, 直接影响到身体健康。还有, 大量的职业病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体健康, 他们的总体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所以实行阶段性、地域性的义诊活动是适宜的, 为农民工提供充分的医疗服务, 切实帮助他们维护健康权。 总而言之,解决城市农民工人权问题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开辟多种渠道,逐步加以解决。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随着农民工自我脱贫能力的增强和社会参与能力的提高,伴随着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就业的扩大,城市农民工人权问题必将得到极大程度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