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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白石勤奋不惜,从木匠自习成为国画大师的事迹2晚年仍坚持每天一幅画3做事持之以恒,善于观察,他学画虾时每天坚持对活虾进行临摹.
中国花鸟画是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它受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中国花鸟画就是中国画中以花和鸟为表现对象的一种绘画形式。但它的表现范围不仅仅只限于花和鸟，鱼、虫、禽、兽、瓜果、蔬菜等等这些都属于花鸟画所表现的题材范围。2、中国花鸟画从表现形式技巧上看，它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它的宗旨是发现和创造美的形象、美的意境。目的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中国的传统绘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其表现形式，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样式。其技法形式，则有工笔、写意、白描、勾勒设色、水墨等手法。而这些技法形式还可以再细分为诸多下一级形态，譬如仅设色即可再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设色、浅绛等几种形态。传统绘学体系中的画种类别，隋唐以前，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瓜果、翎毛、走兽、虫鱼等画科。人物画自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熟，山水、花鸟画至隋唐之际开始成熟，至五代已经形成独立画科。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题材范围所涉及的一种表现形态。顾名思义，它应当是通过描写刻画自然界的花花鸟鸟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严格说来，它的题材范围不仅限于描花绘鸟，草虫鱼虾以及水果菜蔬，乃至走兽家畜，都是它描写刻画的对象，所以，它也有广、狭义之别。目前，人们习惯上所称谓的花鸟画，都是指广义上的花鸟画，这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看法。传统绘画在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先后受到玄学和中国佛学的影响，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造型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并注重气韵生动、融化物我、创造意境，强调画意和诗情相通，讲究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五代、两宋工细一派花鸟画，特别注重诗意化表达，表现出梦幻般的迷人魅力，并以此为基础，奠定了此后中国花鸟画学的基本发展方向。所以此后也有人说花鸟画是无声诗。两宋以后，流派竞出，加之道家的逍遥思想与释家的空无思想深入士人心灵(主要表现为禅学的缘起性空思想对画法理论的渗透)，水墨画随之盛行。于是，写意山水画和写意花鸟画在元明之时，由于它长于宣泄生命感觉，便于传情达意，易于形成个人风貌，遂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中国的文人画在唐代肇兴，至宋代已有极大发展，在元代趋于成熟，画风趋向写意；明清和近代续有发展，日益侧重借鉴诗歌的比兴手法借物抒情，注重通过笔墨造型托物传情、喻志达意，即通过创作行为或欣赏过程而达到抒情、畅神、言志的目的。此外，由于宋元画坛人士多主张书法和绘画同源，即宋元文人画兴盛起来以后，书画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线条运行的骨法用笔、气韵贯畅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此后中国画显著的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特征。在花鸟画中，传统的中国画在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方面，被表现得尤为突出。于是，在如上思想观念观照下的写意一派绘画的造型手法，此后渐趋多元化，视野宽广，构图章法不再拘泥于焦点透视，主要是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注重笔法勾皴点染，墨法的浓淡干湿，以及章法的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描绘物象、取景布局、经营位置，并以此而传情达意，换言之，即写意一派花鸟画中无比丰富的章法造型形态和水墨肌理效果作为形式美，本身即蕴涵深刻的诗意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就写意一派花鸟画的美学形态而言，其形式即内容。中国传统绘画的这种发展变化，与画家们通过描花绘鸟借物喻志、抒发情感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脉关联。因之，对花鸟画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画家如何通过那形而下的花鸟鱼虫，即通过对花鸟鱼虫的笔墨造型，让自己的心灵与他们心灵中的那个形而上的大道通约同构。在如上意义上，可以说，在本质上，中国古代的花鸟画是历代画家在超越自然美的基础上，依据由自然美中抽绎出来的形而上之理，再造一个由形式美感和诗意化形象融合而成的第二自然。而这个第二自然，便是中国古代画家孜孜以求的道之华，即道的现象的丰富多彩的变化。所以中国的花鸟画在审美本质上，指向的是超越画面具体感性形象之上的那个更高的精神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再看花鸟画的笔墨造型与画面肌理，就会发现其笔墨造型与画面肌理本身是一个有思想、蕴情感、富于表情、会说话的语言符号。于是，通过对花鸟画的研究，可以发现，正是因为道也无形，而须征之以象，器也有凭，而可以据之以理。所以，古人描花绘鸟时所特为讲究的格物至知，无疑就是要通过探究事物本末源流，知理明道，从而达到理明、道通且意诚心正的人生境界。即：通过绘画实践达到昭德以明志的终极目标。换言之，通过对花鸟画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知道，绘画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认识与把握世界的途径，亦是中国人通过研艺治学而达于人品操练的津梁。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认为，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心目中，之所以从来就没有统一的具有大神属性的宗教信仰，那是因为以天人之道为依据的艺术美学在支撑着他们的人生信念，导引着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传统绘画作画的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砚、纸和帛绢。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表现手法和吸收外来技法上，有重大突破和发展，因之，在工具材料应用及技法表现上也随之有所突破。但中国画言形神、讲气韵、重笔墨、尚意境、多比兴、富寓意、师造化、法心源以及举六法、标四格等绘学观念，作为中国画画理核心，无不有其与人生相关的道理在。所以，可以说，中国花鸟画形式技法所追求的筋、骨、肉、血，以及气、意、势、神等审美内涵，实质上，正是中国人在花鸟画中寄托的那个更高的精神性存在的寄存时空场所。这是传统的中国画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所以，中国画学中的最基本的审美概念，必定应当具有文化基因稳定性特征。这是我们在研究花鸟画时，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的大问题。我们对花鸟画的研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教信仰，那是因为以天人之道为依据的艺术美学在支撑着他们的人生信念，导引着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传统绘画作画的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砚、纸和帛绢。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表现手法和吸收外来技法上，有重大突破和发展，因之，在工具材料应用及技法表现上也随之有所突破。但中国画言形神、讲气韵、重笔墨、尚意境、多比兴、富寓意、师造化、法心源以及举六法、标四格等绘学观念，作为中国画画理核心，无不有其与人生相关的道理在。所以，可以说，中国花鸟画形式技法所追求的筋、骨、肉、血，以及气、意、势、神等审美内涵，实质上，正是中国人在花鸟画中寄托的那个更高的精神性存在的寄存时空场所。这是传统的中国画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所以，中国画学中的最基本的审美概念，必定应当具有文化基因稳定性特征。这是我们在研究花鸟画时，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的大问题。我们对花鸟画的研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1、中国花鸟画是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它受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中国花鸟画就是中国画中以花和鸟为表现对象的一种绘画形式。但它的表现范围不仅仅只限于花和鸟，鱼、虫、禽、兽、瓜果、蔬菜等等这些都属于花鸟画所表现的题材范围。2、中国花鸟画从表现形式技巧上看，它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它的宗旨是发现和创造美的形象、美的意境。目的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学习中国花鸟画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愿中国画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部分，让它净化我们的心灵。
齐白石是继吴昌硕之后在写意花鸟中最杰出的代表。其花鸟画能工能写，但仍然以写为主，很好地继承了文人画传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并且在绘画作品中也展现了其丰富的个人经验。
[有关创新的作文素材]经验是宝贵的，有关创新的作文素材。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不用多少培训，很快就能适应岗位要求，这样会为公司节约很多培训经费，减少生产经营的成本，同样的情况下创造更多利润。但过分依赖经验，难免令人产生惰性，导致思维僵化、固步自封，不利于科技创新。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过去的经验很可能就是现在失败的陷阱。” 从许多成功人士的成长经历看，一个人的成功，仅靠经验也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从哲学上看，经验具有两面性，对于某些事物太熟悉或过于了解，有时并不一定是优势，往往会因过度依赖经验而忽视吸取新的工作方法。在世界上，最难的并不是创造经验，而是适时看到经验的局限，进而摆脱经验对于头脑的束缚。没有经验的职业新手会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创新方面不会犹豫不决，更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充满好奇和刺激，这种陌生却往往蕴含着成功的机遇，激发着创新的力量。没有工作经验的职场新人就像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就有很强的可塑性，他们没有这样那样的框框和清规戒律，容易产生新的理念，有利于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在信息时代，经验不再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网络软件、广告、策划、咨询、证券、投资等知识密集型企业，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行业往往本身就是新的，没有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它的发展非常迅速，知识更新率快，在这些行业经验的价值与传统社会已大不相同。一般而言，这些行业都对创造与创新能力有特别要求，而“没有工作经验者”最大优点就是没有陈规束缚，因此可能带来不同常规的革命性思路。此外，没有工作经验不等于不能干好工作。实践表明，一个人只要敬业，有很好的悟性，经过一定的技术技能培训，很快就能适应工作，甚至“新手”很快就能超过那些工作多年的老手。一家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认为，高校应届毕业生在企业工作，与企业之间有一种类似“初恋”的关系，有利于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往往对企业文化有认同感。另外，他们的可塑性也比较强，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培训，便能很快适应岗位要求，进入良好的工作状态。那些有经验的“跳槽者”虽然上手快，但是很有可能会把原来的企业文化、工作风格等带入到本单位，而且其价值取向、工薪要求也很难相容。《财富》杂志对当今社会富豪越来越年轻的现象评论说：“如果你没有实际办事经验，不要紧，那些已经没有必要，而最重要的是创新精神，作文素材《有关创新的作文素材》()。”可以说，这种认识很中肯，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对传统用人理念的挑战。创新要勇于否定权威(普朗克和爱因斯坦)1900年，著名教授普朗克和儿子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他神情沮丧，很遗憾地对儿子说：“孩子，十分遗憾，今天有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同样重要。”他提出了量子力学假设及普朗克公式。他沮丧这一发现破坏了他一直崇拜并虔诚地信奉为权威的牛顿的完美理论。他终于宣布取消自己的假设。人类本应因权威而受益，却不料竟因权威而受害，由此使物理学理论停滞了几十年。25岁的爱因斯坦敢于冲破权威圣圈，大胆突进，赞赏普朗克假设并向纵深引申，提出了光量子理论，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随后又锐意破坏了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创立了震惊世界的相对论，一举成名，成了一个更伟大的新权威。齐白石老人五易画风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曾荣获世界和平奖。然而，面对已经取得的成功，他并不满足，而是不断汲取历代画家的长处，不断改进自己作品的风格。他60岁以后的画，明显不同于60岁以前。70岁以后，他的画风又变了一次。80岁以后，他的画风再度变化。齐白石一生，曾五易画风。正因为白石老人在成功后，能仍然马不停蹄地改变、创新，所以他晚年的作品比早期的作品更完美成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与风格。他告诫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认为画家要“我行我道，我有我法”。就是说，在学习别人长处时，不能照搬照抄，而要创造性地运用，不断发展，这样才会赋予艺术以鲜活的生命力。创新让人们不断靠近真理(揭开天体的层层面纱)长期以来，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体系”的理论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托勒密认为地球居于中央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环绕地球运行。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推翻了托勒密的理论，阐明了日心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后，布鲁诺接受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天体系统。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察天体发现：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木星有四个卫星，太阳有黑子，银河由无数恒星组成，金星、水星都有盈亏现象等。不久，开普勒分析第谷。布拉赫的观察资料，发现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并提出行星三大运动定律，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打下了基础……因此可以这样说：科学是不断发现的过程，真理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保守是创新最大的障碍(牛顿晚年趋于保守)牛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他的一生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冷却定律以及微积分等。然而到了晚年，他的研究陷入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的范畴而不能自拔。他花了十年的时间研究上帝的存在，结果自然毫无所得。由此看来，即使一个伟大的学者，一旦落入陈旧的范畴，也谈不上有丝毫的成就。创新即是表现个性(郑板桥独创一体)郑板桥是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扬州八怪”之一。他自幼爱好书法，立志掌握古今书法大家的要旨。他勤学苦练，然开始时只是反复临摹名家字帖，进步不大，深感苦恼。据说，有次练书法入了神，竟在妻子的背上画来画去。妻子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是在练字。他妻子嗔怪道：“人各有一体，你体是你体；人体是人体，你老在别人的体上缠什么？”郑板桥听后，猛然醒悟到：书法贵在独创，自成一体，老是临摹别人的碑帖，怎么行呢！从此以后，他力求创新，摸索着把画竹的技巧渗在书法艺术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板桥体。创新推动历史前步(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正是由于它的作用，秦朝的历史才变得如此辉煌
去数据库看看 输入篆刻二字 应该会有很多关于篆刻论文名字的 然后再去百度看看 很多网上数据库是要钱的 所以可以去免费的大型图书馆试试 专著嘛 沙孟海的《印学史》貌似比较经典 其他什么邓散木的《篆刻学》，什么什么的篆刻技法多少多少讲啊的也可以适当参考
1齐白石勤奋不惜,从木匠自习成为国画大师的事迹2晚年仍坚持每天一幅画3做事持之以恒,善于观察,他学画虾时每天坚持对活虾进行临摹.
齐白石1951年的留影 (87岁)齐白石出身贫寒，作过农活，曾居住于湖南省涟源市杨市镇。1877年，跟随叔祖父学过木匠，次年改学雕花木工，从民间画工入手，曾习古人真迹，摹《芥子园画传》并据以作雕花新样。他学诗文书法，游山川名胜，作幕僚寓客，终于成了诗、书、印、画全人神品的千古伟人；他将中国画的精神与时代的精神统一得完美无瑕，使中国画得到国际的重视；他朴实谦虚、自信自强的精神，使他的作品刚柔兼济，工书俱佳，不愧为人民的艺术家。 在他的笔下，大凡花鸟虫鱼、山水、人物无一不精，无一不新，为现代中国绘画史创造了一个质朴清新的艺术世界。他成功的以经典的笔墨意趣传达了中国画的现代艺术精神，深深得益于经典样式而又善于出新，故而他的画能够直接的感动人心，向天下众生传达生命的智慧和生活的哲理。他的山水画表达他对自己艺术创新的自信与深刻体悟，他的人物画长于传神达情，他的书法简约大方、雄健浑厚的笔意融入人物画中，完善了人物内在的神情的表达。 齐白石于1888年起始学画，曾任龙山诗社社长。1890年二十六岁时转从萧芗陔、文少可学画像，二十七岁始从胡沁园、陈少蕃习诗文书画。三十七岁拜硕儒王闿运为师，并先后与王仲言、黎松庵、杨度等结为师友。齐白石在家乡先后居出生地星斗塘、梅公祠借山吟馆、茹家冲寄萍堂。自四十岁起，离乡出游，五出五归，遍历陕、豫、京、冀、鄂、赣、沪、苏及两广等地，饱览名山大川，广结当世名人，樊樊山、夏午诒、郭葆荪等皆为挚友。画风由工转写，书法由何绍基体转学魏碑，篆刻由丁、黄一路改学赵之谦体。五十五岁避乱北上，两年后定居北京。时与陈师曾、徐悲鸿、罗瘿公、林风眠等相过从。 1926年，齐白石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49年7月、1953年9月两次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连续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1954年8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毛泽东主席交谊甚深并受到过接见；1953年1月文化部授予其荣誉奖状及“人民艺术家”称号；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其通讯院士荣誉状；1956年4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其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9月举行授奖仪式；196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抗日战争期间，表示“画不卖与官家”。1946年重操卖画治印生涯，同年赴南京、上海举办个展，并任北平艺专名誉教授。著有《借山吟馆诗草》、《白石诗草》、《白石印草》、《白石老人自传》等。出版有《齐白石全集》等各种画集近百种。七十四岁游蜀，与黄宾虹、金松岑相见。 齐白石一生共有两妻室，共有七子五女。1874年由父母做主娶童养媳陈氏春君，1881年与妻陈春君圆房，育有三子（良元、良芾、良琨）二女，1940年发妻陈春君在湘潭老家去世；1919年聘四川籍胡宝珠为副室，1941年立继扶正，育有四子（良迟、良巳、良年、良末）三女。1943年胡宝珠病殁。 齐白石是我国20世纪著名画家和书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度国际和平金奖、1963年诞辰100周年之际被公推为“世界文化名人”等等。有《白石诗草》、《白石印草》、《齐白石作品选集》、《齐白石作品集》等传世。艺术特色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衰年变法，绘画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尤以瓜果菜蔬花齐白石作品鸟虫鱼为工绝，兼及人物、山水，名重一时，与吴昌硕共享“南吴北齐”之誉。他的绘画，以其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最高峰。 齐白石80岁之后，画虾技术颇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齐白石在绘画艺术上受陈师曾影响甚大，他同时吸取吴昌硕之长。 他专长花鸟，笔酣墨饱，力健有锋；但画虫则一丝不苟，极为精细；他还推崇徐渭、朱耷、石涛、金农，尤工虾蟹、蝉、蝶、鱼、鸟、水墨淋漓，洋溢着自然界生气勃勃的气息；山水构图奇异不落旧蹊，极富创造精神；篆刻独出手眼；书法卓然不群，蔚为大家。 齐白石的画，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经常注意花、鸟、虫、鱼的特点，揣摩它们的精神。他曾说：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他的题句非常诙谐巧妙，他画的两只小鸡争夺一条小虫，题曰；“他日相呼”。一幅《棉花图》题曰：“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不倒翁图》题“秋扇摇摇两面白，官袍楚楚通身黑。” 其篆刻，初学丁敬、黄小松，后仿赵撝叔，并取法汉印；见《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篆法一变再变，印风雄奇恣肆，为近现代印风嬗变期代表人物。 其书法，广临碑帖，历宗何绍基、李北海、金冬心、郑板桥诸家，尤以篆、行书见长。 诗不求工，无意唐宋，师法自然，书写性灵，别具一格。 其画印书诗，人称四绝。一生勤奋，砚耕不辍，自食其力，品行高洁，尤具民族气节。留下画作三万余幅、诗词三千余首、自述及其他文稿并手迹多卷。其作品以多种形式一再印制行世。
观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齐白石作品观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水墨的淡雅和齐白石老先生高超的画法，创造出了一幅出神入化的《虾》。
虾，大家都见过，它只是一只平凡的水生动物，而齐白石老先生的虾却创造出一种独有的美丽，让我们一起看看它吧！
黑黑的虾头充满了灵气，齐白石只用了三笔，但每一笔都毫无瑕疵，精确无比。虾身的美很柔和，但又可以看出铁甲般的坚硬，和虾头也很对称。最让人赞叹的自然是虾的胡须，如同蚕丝一般纤柔、美丽，这是点睛之笔。还有虾钳，它很纤细，但却有力，带给我一种柔中带刚的感觉。
两只虾在画中给人一种静中有动的感觉，它们是在干什么呢？我猜是在比武吧！两个武林高手，一个英勇善战，一个会找破绽，打起来一定会是惊天大战。还有可能是玩捉迷藏，说悄悄话，茂密的水草可是它们的秘密基地呢！
听说，齐白石老先生为了画好虾，在家里还养了虾，每天都认真地观察它们的动态，经过齐白石老先生的辛苦付出，一幅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虾》诞生了！
我们要学齐白石老先生坚持不懈的精神，任何事情只有经过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在常人眼里，小兔子生性温顺，灵动多姿，乖巧可爱，蹦蹦跳跳的模样惹人喜欢。这种富有灵性的小动物，当然逃不脱文人画家的眼睛，常常成为他们笔下的“常客”。比如齐白石的《桂花双兔》，就是一幅颇有意趣的此类佳作。
中国国画历来讲究一种空灵之美，这幅图画的色彩并不十分艳丽，而且画面留白较多，只有玉兔与桂树照应对话，使人仿佛能闻到八月桂花的芳香，听见小兔蹦跳的声音。只见画面上方，几枝桂树调皮地垂下头来，点缀的淡黄色小桂花也不时露出小脸，在阵阵清香中，两只小兔蹦跳而来，它们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又高翘尾巴，竖耳静听。这是一幅多么悠闲的情境啊，我想两只小兔一定是因为闻到了桂花的芳香才欢乐开怀，来这里嬉笑打闹的。
其实，桂花花香轻而淡雅、桂花花朵卓尔不群的独特气质，吸引了文人墨客愿为其多写几笔。白石老人在这幅画中充分调动水墨技巧，将桂花与小兔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用浓墨展现桂花与枝干叶，用侧锋在枝头点缀绽放的花朵。同时，作者对画中小兔形象的勾勒也十分得体，以浓墨晕染其优美的身段，以淡墨勾勒其脚爪，通过计白当黑的手法来表现那长长的兔耳，天真无邪的眼睛，在轻描淡写间把桂花玉兔表现得细腻生动。而这，正是齐白石严谨的构图风格和独到的笔墨功夫的绝佳体现。作者巧妙地将静物与动物融为一体，让人们在观察、认识和表现中，自觉地提升对自然的审美情感。同时，作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也体现出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
齐白石笔下的作品，天然有一种栩栩如生、灵性十足的趣味，仅是黑白两色的水墨，便能把事物表现得活灵活现，每一个欣赏齐白石作品的人都会发出由衷地赞叹。这幅质朴清新的《桂花双兔》图，洋溢着自然界生机勃勃的气息，将桂花玉兔等高洁之物有机融为一体，既表达了自己不与敌伪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情操，也显示出了画家从容处世、超脱不俗的胸怀。
著名学者胡适对齐白石老人记述亲人及回忆童年的文章评价甚高，认为那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章，最能感动人。而齐白石不独作文如此，绘画更具率真之气。他一生保持农民淳朴的本色，用近乎儿童般纯真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天真烂漫。郎绍君曾说，齐白石正是通过“衰年变法”，把农民的淳朴、真率、刚健与经过改造的文人艺术语言熔为一炉，在“第二童年期”生发出奇异的光辉。德国勃纳德·利维古德说，人在60岁以后会出现第二童年期；如果有意识地接受这一转变，人的'创造力可能会走向更高的起点。
齐白石兼攻诗文、书画、篆刻。迫于时艰，他以鬻艺养家糊口。他在学画过程中曾得到陈师曾、林风眠、徐悲鸿等人的扶携。特别是陈师曾，力劝其改变冷逸的画风。齐白石遂创“红花墨叶”画法———在红色、黑色的强烈对比中表现浓郁的民间审美趣味，传达强烈的生命勃发意识。齐白石的画一扫传统文人画的荒寒之气，生机盎然，具有烂漫的情趣。
齐白石在一幅画上题有“在似与不似之间为妙，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跋语。他主张，画家必须以真实的生活为创作依据，不能笔下妄为；要对客观对象加以提炼、概括，以营造生动的艺术形象。他的画取材广泛，举凡花鸟、山水、人物，无不热烈礼赞。其画质朴纯真、清新刚健，充满着对农村生活的挚爱之情。梅墨生评价齐白石的画：“其艺术混合着泥土、田舍的芳香质朴气息与文人画的雅洁、洗练。生活气（齐称为“蔬笋气”）与书卷气、金石气团抱为齐白石画艺的生命机趣……”
荷花是齐白石经常描绘的题材之一。他的荷花画上多作有咏荷诗。如他的《荷塘》上作有“少时戏语总难忘，欲构凉窗坐板塘。难得那人含约笑，隔年消息听荷香”的诗句，写出少年时的齐白石与某位佳人相约赏荷的朦胧情怀。他还写有“一花一叶扫凡胎，抛杖拈毫画出来。解语荷花应记得，那年生日老萍衰”的题画诗。荷花解语，连齐白石的生日都记得。齐白石在92岁那年画了两幅画面近似的《荷花影》，像哄小孩一样，让弟子李苦禅、许麟庐抓阄后各得一张。我们从中既可看出齐白石的童心可掬，又可看出他对荷花的深爱之情。
齐白石对画荷颇有研究。他曾写道：“客论画荷花法，枝干欲直欲挺，花瓣欲紧欲密。余答曰：‘此语譬之诗家属对，红必对绿，花必对草，工则工矣，未免小家习气。’”这是说，画荷不要拘于窠臼、不要流于习气。他又写道：“懊道人画荷花，过于草率；八大山人亦画此，过于太真。余能得其中否，自尚未信。世有知者，当不以余言为自夸。识者自当窃笑也。”他评价八大山人和李鱓画荷或失于“执”，或失于“率”，而自谓兼得两家所长。
《群虾》作于齐白石晚年88岁。图中的六只虾，用淡墨掷笔，绘成躯体，浸润之色，更显虾体晶莹剔透之感。以浓墨竖点为睛，横写为脑，落墨成金。那浓墨点出的双眼似在活动，虾须柔中有刚，显得生动活泼，大胆概括简化。
详细描述：齐白石是当代最为杰出的艺术家，在继承中国民族艺术优秀传统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集诗、书、画、印全面精深的艺术造诣于一身，赢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独领风骚。齐白石的绘画，已臻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之境，其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无不将水墨工夫发挥到了极致。白石老人在绘画创作中，总能将清新朴实的诗作，独具韵味的篆刻，“力能扛鼎”的书法，巧妙地集于一纸，体现出全方位的艺术修养。白石老人的艺术经历、艺术成就和艺术感悟，就是一部可以永久学习、回味无穷的艺术教材，一直能让人们获得新知，得到启发。本书以精练、准确的文字，对经典的书画作品进行艺术赏析，能使读者对齐白石的书画艺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进而引发出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齐先生在画虾上有重要的三段变法：第一阶段是如实画来，写实，宗法自然，更像写生；第二阶段最重要，不算“零碎”，虾身主体简化为九笔。所谓“零碎”一共是八样：双眼、短须、长须、大钳、前足、腹足、尾，还有一笔深墨勾出的内腔，这种结构便是齐白石的虾所独有的重要风格；第三阶段是画上的墨色不均一，笔先蘸墨，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把虾的“透明”画了出来，虾一下子就活了。 齐白石的虾由生活中的六段成了画纸上的五段，这包含了一个极重要的艺术原理：一定是五段的虾，在比例上在画面上摆出合理，最好看，最美。终于，五段由六段中飞腾了起来。这个飞腾，太重要了，非常伟大，因为五段是艺术的真实，是一种超越，是一种非常，是比真实还美丽的璀璨，这就是齐白石变法的深刻。齐先生一定试验过，六段不成，四段也不成，非五段不成；于是，五段便成了艺术的必然，也衍生了一个有普遍艺术规律的美学原理。
写意花鸟画是我国民族绘画中具有特殊性的一个画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它的笔墨、造型、构图等，都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早在唐代，花鸟画已独立成科。当时边鸾画的花鸟已有“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研”的称誉，直至宋元之际花鸟画的发展虽日趋简率，但并未脱写实之风。到了明清两代，花鸟画中“文入画”风气达到高峰。写意花鸟画已经非常成熟，其写“意”之风完全确立。如徐青藤、白阳山人、清湘老人、八：大山人、赵之谦、虚谷、任伯年等在表现手法上强调“神似”和“超物象外”，主张“似与不似之间”。他们不守绳墨、打破成法，放笔纵墨，如意挥写，形成豪放奇肆、苍劲高古等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为许多花鸟画家所推崇。近代吴昌硕、齐白石、李苦禅等人更使花鸟画之意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写意花鸟画不同于工笔花鸟画，它不求工整，且重在“意象”的表现和情感的表达，花鸟画的意象造型“以意领气，以气领神，以神写意。”讲究以气韵通贯全局，讲虚实相应，讲意象统领具象。花鸟画始终贯穿追求“神韵”的意旨。开始是指对客观物象的“神似”，逐渐发展为包括主观认识和自我表露。一幅好的写意花鸟画，并非以形象逼真、准确为唯一标准，而是要求寓意深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做到笔情墨趣、形神兼备，并以此去感染观众，使其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因此，作为一个写意花鸟画家，在绘画技巧上应具备三方面的基本功，即笔墨基本功，造型基本功，构图基本功。笔墨基本功，是指怎样用笔用墨。中国画以线和笔墨为主要表现手段，这也是中国画与西洋画的根本区别。尤其是写意花鸟画，更讲究运用笔墨技巧。花鸟画的表现形态，主要笔与墨的运用，线条更是其中之胫股。水墨画之线条，不仅有长短、粗细、方圆、曲折等不同，还有浓淡、干湿、轻重、刚柔、虚实的变化。因此，笔墨表现力极为丰富。笔墨形态，大致泼墨小到皴点，甚至喧染都得讲究作者的笔墨技巧。历代画家都非常重视笔墨的表现。清代沈宗骞说：“笔乃作画之骨干也。骨具则筋络可联，骨立则血肉可附……故古人作画专尚用笔。”王维曾有“夫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的论述。所谓“力透纸背”、“力能扛鼎”、“入木三分”等都是对用笔力度形象化的比喻，也是对用笔的基本要求。人们常况在欣赏和鉴定一幅作品时，首先观察这幅作品主要内容，表达的气氛如何，也就是看六法中第一法“气韵生动”怎样。进一步就是要看这幅画“笔墨’’如何如何，再看其他题跋、款识、印章等……这就是说“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技法。笔墨的运用是中国画表现技法的基础，一幅作品没有“笔墨”，很难说它是中国画。由此可见，笔墨的表现力，历来是衡量作品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造型基本功，是指如何塑造花鸟形象的功力。绘画是造型艺术，离开形的塑造，也就不可能有“意”或“神”的表达。中国画之所以不同于西洋画，因为它是一种“意象”艺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特别是写意花鸟画，它不是在制作标本，而是借物言志，依鸟抒情。以八大山人的作品为例，《荷花小鸟轴》，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似乎漫不经心，随心所欲的线条和深厚润滋的泼墨色块。这些不为所重的外部形态构成的水鸟、荷叶、石块传达出来的苍凉、哀怨、孤寂、冷傲之情造成的神韵，通过意念的充分渲泄，摄人魂魄，跃然纸上。再如齐白石的贝叶、草虫何等的工细，“形”似致极，几乎与真实物体毫无二致。在那极其工细的草虫落脚之处，却又泼墨大写，“形”迹全无，意气盎然。这是活的“神韵”，决不可看作形的酷似。无怪乎白石老人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高论。因此，：写意花鸟画的造型，只能是作者依据平时对物象的观察与感受，积累起来的深刻印象，即兴挥毫，随感而发，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随意性来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意象中的花鸟形象。构图基本功，是指画家如何整体地构思并通过画面安排去表现对象的一项基本功。在绘画这—种造型艺术中，构图是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历代画论都着重提出章法、布局来研究讨论。所谓章法、布局，也就是构图，也就是南齐谢赫在“六法”中提出“经营位置”一法。写意花鸟画的构图，要力求宾主分明、疏密错落，前后贯穿，变化掩映，还要注意全局的严整、疏朗、新颖、活散、空薄等等。画面构图，首先要符合主题思想的要求，突出主题，也就是把主题景物布胃在重要的适当位置，摆好主宾揖让的关系，这是构图的关键。释道济说：“处处通情，处处醒透，脱尘而生，自脱牢笼之手，归于自然矣。”画家要根据现实生活，在构图中创新立意，跳出前人窠臼，避去平板、散漫、庸俗的毫无趣意，进一步从生活中观察自然，从而掌握现实的一切规律，为主题思想服务。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把构图称为“画之总要”， 由此可见构图在绘画中的重要地位。写意花鸟画的三大基本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相得益彰。笔墨为造型服务：造型靠笔墨来表现；而生动的花鸟造型，必须依赖“苦心经营”、“布局得势”的构图形式，才能得以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
材料方便与画面效果的表达，比如传统中国画颜料可以表现的淡彩效果，矿物色表现的重彩效果，加之盐粒等非绘画材料的结合运用更加丰富画面层次等效果，还可以引进国画材料之外的材料，如日本樱花水彩颜色，色相更丰富，色彩更艳丽，不仅使画面色彩有的创新也不失中国画颜料的晕染特征， 构图方面，满构图啊，局部构图啊，复杂化，平面化啊……色彩方面呢，偏向与重彩发展，通过各种肌理制作，使画面更具冲击力……意义：丰富绘画表现形式啊，拓展绘画发展空间啊……
纵观艺术史，可发现花鸟画历来被人民大众，以及官僚机构的人士所喜爱，在政府的大立支持下，以及画家们的不懈努力中，使中国花鸟画得到空前的发展，民间画家们的道路虽然艰难，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前进，丝毫不亚于宫廷绘画，仍然大师辈出，著名画家比比皆是。而且风格独特，绘画题材更是胜于宫廷，技法多样。在长期的发展中，为了适应中国人的社会审美需要，形成了以写生为基础，以寓兴，写意为精髓的传统风格。所谓写生，就是传达花鸟的生命力与各种不相同的特性。所谓寓兴，就是通过对花鸟草木的描写，寄托作者的独特感触，以类似于我国的诗歌当中的赋比兴的手段，缘物寄情，托物言志。所谓写意，就是强调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追求像我国书法艺术一样淋漓尽致地抒发作者的情意，不因对物象的描头画角有束缚思想感情的表达。中国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而进行绘画，也不是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动植物与人们生活的遭遇，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以强化的表现。古代的花鸟画即重视写实，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强调它的怡情作用，主张通过花鸟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这表现在造型上，中国花鸟画重视形似与不似之间，借以实现对象的神采与作者的思想。在构图上，古代花鸟画突出主体，善于剪裁，将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而且在写意花鸟画中，尤善于把发挥画意的诗歌题句，用与画风相协，调的书法在适当的位置书写出来，辅助以印章，成为一种以画为主的综合艺术形式。画法上，花鸟画因为绘画对象较山水画具体又比人物画丰富多彩，所以工笔设色很具有写实色彩或者带有一定的装饰意味，而且写意花鸟画则对笔墨更加简练，更加具有程序性。宋代是花鸟画的成熟和鼎盛时期，在应物象形，意境营造，笔墨技巧等方面都臻于完善。北宋前期的花鸟画主要继承五代的传统，画法多继承徐熙，黄荃二体，而黄体“勾勒添彩，旨趣浓艳”的富贵风格更为世人所喜爱。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赵佶对绘画的特殊爱好，在其大力倡导之下，花鸟画以院体为主的流派进一步向工笔写实发展，笔法工整细腻，使工笔花鸟画达到了巅峰的水平。北宋绵延到南宋宫廷，花鸟画创作长期不衰，并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如工写结合，墨彩兼施，花鸟画树石，山水相配合等，形成了新颖多彩的面貌，不仅仅有册页小幅，还有长幅巨制，以北宋徽宗到南宋宁宗，理宗这一时期的作品为最多，风格多以严谨，精巧，工细见长。画面小中见大，意趣无穷。
陈之佛花鸟画作品有：《和平之春图》、《白鹦图》等。
他创作这幅《和平之春》时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个春天，同时"世界和平会议"又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之佛创作了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佳作。工笔花鸟画的创作程序繁琐，很难抒发创作者的个性。
其实，能否表现出个性画风并不仅在于艺术形式，更多的在于创作者的表现能力。陈之佛1931年在中央大学艺术系讲授图案、美术理论和美术史，陈之佛作画非常严谨，以淡薄名利的心志终其一生。观、写、摹、读四字诀，是陈之佛律己教人的金科玉律。
陈之佛简介：
陈之佛中国画家，工艺美术家。又名陈绍本、陈杰，号雪翁。1896年9月23日生于浙江余姚，1962年1月15日卒于江苏南京。1915年毕业于浙江省工业专门学校染织科机织专业，后留校教图案课。1918年留学日本，学习图案，次年入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
1923年回国后从事工艺美术教育，曾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中央大学艺术系，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教授兼图案科主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图案科主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中国杂志》编委。
严子陵严子陵,原姓庄名遵，字子陵。东汉高士。今横河镇石堰人，是慈溪现境最早载入史册的人物，严子陵曾受到王莽多次邀聘，但他不但不为所动反而隐名换姓，避居他乡。光武帝刘秀曾与严子陵同学，对他十分器重。刘秀登基后三次派人带了聘礼，备了车子去请严子陵。严子陵虽然来到了洛阳，但他依然性情高洁，孤介。刘秀想聘他做谏议大夫，他不辞而行，隐居于富春山下，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公元41年，严子陵再一次拒绝了刘秀的征召，回到故里陈山隐居，直至老死。范仲淹曾为此赞扬严子陵的高风亮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虞世南（558-638）虞世南（558-638），字伯施。唐初书法家、文学家。今观海卫镇鸣鹤场人。虞世南出生望族，博学多才，刚直敢谏。在陈、隋两代做过官，都不得志。后遇李世民，方以知交启用。历任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封永兴县子、县公。唐太宗李世民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夸他是“当代名臣，人伦准的”。虞世南的书法外柔内刚，笔致圆融遒劲，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被誉为书法艺术的瑰宝，并深得唐太宗的赞赏。唐太宗曾誓言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足见虞之书法在初唐的影响之大。黄 震（1213-1281）黄震（1213-1281），字东发，人称於越先生。南宋思想家。掌起镇黄家村人。宝佑四年进士，授吴县尉。在职抑得扶弱，颇有政声，咸淳三年擢史馆检阅，因直言时弊，触怒度宗，被贬官三级，出判广德军。后因指责权相贾似道之侄贾番世的不法行为，被解官。咸淳七年任江西抚州太守，赈饥民，兴水利，决滞狱，清民讼，深得民心。南宋亡后，隐居著书。黄震一生治学严谨，他的哲学思想以朱熹为宗，形成“东发学派”，重经史考辨。代表作有《黄氏日钞》90卷。孙月峰（1543-1613）孙月峰（1543-1613），名鑛，字文融。明代著名学者。今横河镇孙家境村人。祖父孙燧、父升，皆名重一时。孙月峰是个博学多智、才气横溢之人。万历二年会试第一（会元），授兵部主事。万历三十二年任南京右都御史，进兵部尚书，并加太子太保，参赞机务。他不但是位有才华的政治家，更是一位精通经史、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才子。一生著述达四十余种七百余卷。如方志代表作[万历]《绍兴府志》50卷，艺术评论《书画跋跋》6卷，以及评注《史记》、《汉书》、《春秋左传》等，皆风行天下。孙嘉绩(1604-1646)孙嘉绩(1604-1646)，字硕肤。抗清志士。今横河镇孙家境村人。出生于士大夫家庭，祖父为明朝天启年间东阁大学士孙如游。崇祯十年，孙嘉绩考中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不久，改兵部主事。由于正直不阿，被诬陷入狱。后经刑部尚书徐石麒营救出狱。1644年3月，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翌年南京陷落。清军下杭州，孙嘉绩在浙东首举抗清义旗，正合民心。与同县熊汝霖共同治军，得到广泛响应，迅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清队伍。他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晋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因忧劳过度，患疾而卒，被追赠为太保，赐祭九坛。高士奇（1645-1740）高士奇（1645-1740），字澹人，号江村。 清代著名学者。今匡堰镇高家村人。家贫，在朝廷以打杂为生，后在詹事府做记录官。康熙十五年迁内阁中书，领六品俸薪，住在赏赐给他的西安门内。高士奇每日为康熙帝讲书释疑，评析书画，极得信任。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晚年又特授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死后，被封谥号文恪。他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史学著作《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吟堂集》等。吴锦堂（1855－1926）吴锦堂（1855－1926）,原名作镆。近代著名爱国侨商，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近代中国“办学三贤”。观海卫镇西房村人。吴锦堂出生农民家庭，27岁去上海学生意，30岁在友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经商。在神户开设怡生商号，并在上海开设义生洋行，从事中日间棉花、大豆、火柴、水泥等货物贸易，成为明治、大正年间日本关西实业界的十大巨头之一。吴锦堂富有献身精神，他曾出巨款赈济日本宫城等县灾民，得到日本政府褒奖。他也为当地华侨兴办慈善、商务和教育机构。1905年回乡省亲，遇水灾，出资兴修慈北水利，使20万亩农田受益。又出资创建锦堂学校，培养故乡子弟，并择优选送日本深造。 1911年加入同盟会，并任神户支部长。1926年病逝日本，后归葬故乡于白洋湖畔。虞洽卿(1867-1945)虞洽卿(1867-1945), 名和德。早期旅沪“宁波帮”的头面人物之一。龙山镇山下村人。1881年到上海商行当学徒。1892年起历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1898年起，在四明公所事件中参与同法租界公董局的交涉。1906年发起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1908年开办四明银行，后又组织南洋劝业会，任副会长，曾先后创办宁绍、三北、鸿安轮船公司。辛亥革命中支持上海光复。1920年起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商埠市政会办。抗战时期，任上海难民救济会会长。上海沦陷后，拒任伪职。虞洽卿热心为家乡创办公益事业。1907年在龙山山下村捐资创办龙山学堂（洽卿小学），当地儿童免费入学。1939年出资疏浚凤浦湖，以利农田灌溉。马宗汉（1884-1907）马宗汉（1884-1907），原名纯昌，字子畦，别号宗汉子。辛亥革命先烈。今宗汉街道宗汉村人。1902年进浙江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触革命思潮，结识了不少热血青年。无心做官，回乡在三山学堂任教，传播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参加光复会，次年1月东渡日本，进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当年4月回国，继续在家乡任教，同时积极从事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1907年6月到安徽安庆,参加7月6日徐锡麟组织的起义，协助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巡警学堂学生攻打军械局。起义失败后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被捕。在狱中坚不吐实，8月24日被惨杀在安庆狱前，年仅24岁。今宗汉村村名由其名字命名，表纪念。杨贤江（1895－1931）杨贤江（1895－1931）,笔名李浩吾等。教育理论家、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今长河镇贤江村人。1912-1917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品学兼优，是老师同学公认的模范生。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1任《学生杂志》编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与茅盾一起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兼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曾参加上海第一、二、三次工人起义的组织工作。著译过恩格斯著作。他编著的《教育ABC》是我国第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教育史的专著；《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著作。今贤江村名即以杨贤江名字得来。陈之佛（1896-1962）陈之佛（1896-1962），号雪翁，画家、美术教育家。今浒山街道晓记弄人。1919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是中国去日本学习工艺美术的最早的留学生。1923年回国后，从事图案教学，图案创作设计。出版著作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1935年以后，专攻工笔花鸟画，先后在重庆、成都举办过三次个人中国画展。1960年在南京举办“陈之佛花鸟画展”，出版《陈之佛画集》和《陈之佛画选》。后又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其画风格宁静清雅，独创一格。既继承民族传统技法，又吸收图案的装饰性，对我国传统工艺花鸟画的继承和发展有杰出贡献。吴耕民（1896-1991）吴耕民（1896-1991），字润苍。园艺学家。中国近代园艺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今周巷镇吴家路东溜场人。十几岁时因周树人（鲁迅）讲博物学而产生学农兴趣。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兴津园艺试验场攻读果树和蔬菜栽培研究生。回国后到英、德、法、比等国考察园艺。1943年被教育部聘为教授。是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诸多高校园艺系的创建人。对中国果树、花卉、蔬菜的引种选种做了大量试验研究实践工作。如从日本引进柑橘、柿、桃等，从法国引进花卉仙客来、大丽花、荷包花等。还有从湄潭引种的“菱角菜”就是现在生活中常见的榨菜。著有《中国蔬菜栽培学》、《蔬菜园艺学》、《果树修剪学》、《中国温带果树分类学》等。林汉达（1900-1972）林汉达（1900-1972）,笔名林迭肯、林涛等。中国文字改革学者、教育家。今龙山镇林家村人。出身农民家庭，1921年考取杭州之江大学，同年获全国大学生英语比赛第一名。后应聘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1937年留学美国攻读民众教育研生。1939年回国后从事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抗战胜利后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建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致力于汉字改革和文化教育工作，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西洋教育史讲话》，通俗历史读物《上下五千年》等，深受青少年读者的欢迎，成为爱国主义的极好教材。陈登原（1900-1975）陈登原（1900-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历史学家。周巷镇人。 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历任南京金陵大学讲师、教授，世界书局编辑，之江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回故乡，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建国后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登原毕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编著出版大量文史著作，如《中俄关系述略》、《荀子哲学》、《天一阁藏书考》、《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国田制丛考》、《中国文化史》、《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田赋史》等。代表作有《国史旧闻》四册，近200万字，论述与考据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重要问题，以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入著，更附有作者独到而精辟的见解。裘沛然（1916－ ）裘沛然（1916－ ），中医学家。掌起镇裘市村人。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历任上海中医学院针灸、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专家委员会主任、《辞海》副主编、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编著出版专著《针灸学概论》、《经络学说》、《新编中国针灸学》、《裘沛然选集》等，主编《中医历代名方集成》、《中国医学大成》等，多次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和优秀作品奖。身为名医、学者的他，还精研儒学，文学、历史方面造诣颇深。有《剑风楼诗稿》、《剑风楼诗文钞》等行世。他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向慈溪市图书馆赠书10万卷。蒋学模（1918－ ）蒋学模（1918－ ），著名经济学家。观海卫镇卫前蒋家村人。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历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辞海》编委暨政治经济学分科主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是国务院颁发的第一批有特殊贡献的政府津贴获得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蒋学模长期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话》、《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十论》、《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总论》及《蒋学模文集》等。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1800万册，影响深远。他翻译的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发行已逾100万本，风靡全国，脍炙人口。姜彬（1921-2004）姜彬（1921-2004），原名耋仙，笔名天鹰。民间文艺学家。观海卫镇人。18岁参加革命，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上海市作协专职副书记、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姜彬长期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研究，编著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初探》、《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等十余部，其中《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分别获上海市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及“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最高荣誉奖”。袁可嘉（1921- ）袁可嘉（1921- ），英美文学专家，诗人。崇寿镇相公殿村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57年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以及研究生院外文系副教授、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八本，约300万字），编选系统、精当，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引进现代派文学，符合社会需要，在读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专著另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等，还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如《彭斯诗钞》、《叶芝抒情诗选》等。徐进（1923- ）徐进（1923- ），原名伯耕，剧作家。观海卫镇东山头人。自幼喜爱越剧，中学时因家贫辍学。15岁到上海一家西药房当学徒和职员。1942年冬考入袁雪芬大来剧场，任编剧。后在多家剧团任专业编剧。建国后历任文化部华东实验剧团、上海越剧院编剧、副院长、艺术顾问。改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剧本奖和演出一等奖，后经改编摄制成的电影，是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影片，获文化部1949年至1955年优秀舞台艺术片奖，捷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接着又创作了越剧《红楼梦》，在北京、越南、朝鲜和日本演出，获得极大成功。经改编拍成的电影风靡全国。还创作了电影剧作《舞台姐妹》，以及《浪荡子》、《盘夫索夫》、《沙漠王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越剧作品。陈宜张（1927- ）陈宜张（1927- ）,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理学家。周巷镇人，陈登原长子。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次年起任职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生理教研室。主编《神经科学》杂志。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聘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宜张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从事中枢神经生理研究，八十年代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糖皮质激素作用于神经元的非基因组机制或膜受体假说，近年来进一步发现糖皮质激素对神经细胞的分泌有快速、非基因组的抑制作用，具有国际影响。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综述20余篇，编译专著7部。已培养硕士博士数十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科学技术一代名师”称号。还有很多，自己看吧
前言中国工笔花鸟画源远流长，色彩与线形结构是工笔画的主要构成之一，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语言形式在近几年随着我国对外联系的日益增长，在各国与我国的文化艺术的交流频繁中已经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洋绘画的冲击。如何较好的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吸取优良传统而发展自己的独立个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画家们为之努力和创新的首要目标。画家们不仅要延续古代优秀传统，也要对这一画种进行创新与开拓，赋予其色彩与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和表现性功能。这些问题使得现代工笔花鸟画画家，在对传统的继承突破中形成了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多元形，为以后的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祭奠。绘画中的主要表现语言就是色彩和线条，它们是构成绘画艺术风格的基本要素，它一直是给人视觉冲击力首要手段。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绘画，色彩与线条在画面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始终是重要的构成因素。在中国工笔画中更是成为了重要表现手段。在现代西方的油画、水彩等各种绘画冲击下，中国工笔花鸟画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有限色彩和构图形式，开始结合中国的成熟墨色，融会西方色彩运用找寻现中国现代工笔花鸟画的独立语言。 在构图上，全景式的作品日益见多，许多作品不再把花鸟从环境中抽离出来，而是将其置于它应有的生态环境之中。作品内容丰富，场面宏大，构图饱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受西画透视画的影响，许多作品着力于实现纵深的层次。而另一些作品，则从工艺美术及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追求一种带有构成因素的抽象意味，在写实与装饰之间求平衡。 色彩上来看，现代工笔花鸟画家开始努力避免色彩的单一性和模式化，更新了“随类赋彩”的观念，改变了以“分染”、“罩染”为基本手段的“三矾九染”的过程，开始吸收西洋画的用色方法，以统一色调处理画面，注意黑白关系，色相对比，冷暖对比等关系，使画面丰富又不失统一。与传统工笔画家不同，现代的画家大多都经过美术院校的学习，汲取了许多西方的绘画营养，有着坚实的造型基础和色彩修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写实再现能力，提高了工笔画汲取现实生活的视觉能力。再加上对色彩的感悟，促使传统工笔画的色彩向现代发展随着时代的转变,现代的工笔花鸟画画家更新了自己的创作观念,拓宽了创作题材,榕树、杂花、田野、蔬菜、水果、珊瑚等在传统绘画中不曾出现的对象也成了创作的题材。还有一些画家从自己画面装饰性的要求出发，大胆夸张变形，不受物象自然形态的束缚，如：陈之佛的《月雁图》，陈新华的《乡土》等都极具个性。 中国的传统绘画一直追寻的是求得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和满足，而不是追求绘画对象的现实性。这就与西方的追求写实性绘画相反，中国绘画的色彩被赋予了更多的主观意识，希望从中得到的是精神领域的愉悦。由于现代工笔花鸟画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以及工具材料等的方面的新拓展，使得新的审美境界逐渐形成。以扩展空间来扩大花鸟画的感染力与表现力；变小情趣为感人意境，通过视觉冲击力触动心灵；画面内容的丰富提升自身的艺术感染力；抽象装饰性作品恰当的传达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在代代相传的艺术实践中，工笔花鸟画取像单纯，多为主体描写。造诣诗情化，借助联想与想象构筑充满感情色彩的诗境，以求“画外有情”。表现手法格式化，运用程式化手法造型、上色、布局、体现一定的装饰性。在追求“似”与“真”的前提下，表现对象的生命与特质，令其吁吁如生。反对被动的描绘花鸟，强调观察对象时内心的触动，创作则是对事物的感性寄托，唤起观众对生活的内心感受。发扬培养高尚情操与生活理想的高级艺术。中国花鸟画在宋朝就已经成熟了“黄荃”父子便是工笔重彩花鸟画成熟时期的代表。到宋朝和元朝，不仅“勾勒着色” 一体为主流，而且又出现了纯以彩色的“没骨”和纯粹的“白描”体格。现代的工笔花鸟画不仅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并得到了创新。很少有人再拘泥于传统的“折枝”“丛卉”，却取资于山水画或使用半截断开、不露天地。但画面并没有忽视花鸟作为主体的地位，明显的以大观小，使对象处于应有的生态环境中。依然重视造诣诗情，不再依赖花姿鸟态来引起观众的感兴画家开始注重表现晨光、月色、露气、风雨下的花鸟情态。如李魁正的《晨露》、《春情》等。而且绘画技法不再单纯，结合中西，包孕古今。有的还借鉴日本画的精致雅淡。传统的勾勒、设色、白描等被许多画家综合运用。云母、日本色、广告色、炳烯等，以及撒盐、冲水、做纸等也都变成了一种表现手法，也以写意为旨，写实为体，以装饰为用，谋求全新的气氛与肌理感。工具材料的革新使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表现技法不断得到丰富，扩展了花鸟画的意境。北京的于非阁、江南的陈之佛和巴蜀的张大千。于非阁的“勾勒着色”得法于两宋。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也以“双钩着色”为主，受到日本绘画的影响，元代钱舜举的“疏淡含精匀”宁静淡雅的风格。张大千则自成一体，善于继承古人的好传统。田世光和俞致贞又受教于于非阁与张大千陈之佛在工笔花鸟画领域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在古旧里出新，他继承了宋朝时期的传统，借鉴传统中的造型、意识，造型以工整写实为主，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将图案的装饰手法和日本的绘画设色特点相结合。画面追求唯美，表现雅静与淡泊之美。如：《雪雏图》、《月雁图》等。他的画依照不同的物象,不同季节,不同感受,采用不同手法.画树杆,有的用皱檫渲染,显得挺拔.有的用水渍法,运用水渍色彩的浓淡变化,显见苍润.陈之佛的工笔花鸟画带有明显的装饰性。在描绘花鸟的客观基础上，恰当的运用了意象、夸张、变形的装饰手法。由于他在画面上运用了许多的装饰性手法，使他体现出了自己独到的个性与现代特征。中国画中的积水法，在其之前已经有很多画家运用，但他将这一“特技”普遍化，灵活去运用。自然流淌而渗化的水渍痕，具有着现代设计的肌理感，将要表现的内容与画面情调统一起来，既有了物象的质感又有了材料的表现。陈之佛的花鸟画色彩运用微妙，他在传统基础上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影响，清淡典雅而十分统一，在设色方法上，保持了传统的“三矾九染”，又能根据实际画面需要灵活运用。以色彩的淡薄来表现对象的远近、虚实，以及对象所处背景。金鸿钧的花鸟画多方面收益于田世光、俞致贞、李苦禅和王雪涛等人，使金鸿钧在创作中深入领会了工笔重彩花鸟画的传统，继承了观察生活，把握大自然的认真、严肃的创作精神。在他的画面中虽是工笔画，但有着大写意的气势。用线，特别是白描同线，是工笔花鸟画中必不可少的造型手段和主要技法之一。在工笔花鸟画中，线要表现物象的结构和轮廓，要表现质感，要表现光色，要表现意境。前三者是客观表象，后者是主观情态。缺了前三者之一，便会失去视觉形象的完整，而缺了后者，便会失去艺术的感染力。从而用线表现情意是尤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杨悦浦在为《金鸿钧新作选》所写的序言中称赞他的用线：“《牵牛》中的线的功力令我着迷，那用水分充足的深灰黑色勾出的铁蒺藜，我曾把全画面的每一根线都看了一遍，想搜索出一处败笔，结果没有找到，反到为在运笔用线之轻松、随意、流畅，以准确地表现了铁丝之质感和弯折、剪断、连接种种变化这种深甚功力而惊叹不已。”说明了金鸿钧的观物的细致和用笔的精微。《万紫千红》一画以偏冷的红色调统一整个画面，几组花分为曙红、紫红、玫瑰红、等色，而少用朱镖、橘黄。在画面的层次表现上依靠了色彩的轻重虚实变化和双勾、没骨两种画法的穿插结合解决。《牵牛》、《红满香山路》、《枫叶白鸽》等作品都是赋予生活现代气息的作品，在摄取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着深刻的创作观念。前代画家在花鸟形象的择取上有一种规范化了的审美习惯：“凡花入画者，皆剪裁培植而成者”而《牵牛》、《红满香山路》等则是打破了传统审美习惯，截取生活环境中的一角，经过创造的新意象、新审美表现，就连原不给人美感的铁丝网，与白色的牵牛花，等组合在一起，也形成了有节奏的画面、和韵律。《牵牛》中墨绿的花用积水冲色法画出，最后用金色勾出叶脉，使画面有了装饰性的光泽，《枫叶白鸽》中的水泥地很难用传统技法来表现，金鸿钧用撕碎的泡沫塑料蘸上色彩在底子上拍打出斑点状，而后用统染方法来表现。李魁正受教于俞致贞和田世光，俞致贞和田世光的花鸟画重在传统，善于提炼，传神，讲笔法，浓色泽。然而这种风格的确立，即没有艺术表现上的特长，也同时带来一些局限性。李魁正在跟随他们学习的同时在自己的风格方面摆脱了法式的束缚，树立了自家的艺术个性。在《金秋烁烁》中闪烁光芒的老干，把变形有序的果实映照得硕实累累，构图为平面分布，屏弃了大背景，冲破了古法的禁忌，由于加强了绘画效果，而更能使观众进入绘画的主题，感受灵光普照的精神世界。他弱化用线，强化色彩，形成他自己的“新工笔画”，孕育着“现代没骨画”的诞生。以新工笔画为主的《清气》，实际上已经是“现代没骨”了，它彻底扬弃了用线勾勒，在渍染中表现对象，甚至不乏水墨大写意气势。并且还充分发挥了色彩冷暖对比转换的精制表现力，由此李魁正倡扬并推出了“现代没骨画”，这一推出的风格随源于传统工笔没骨，但更丰富了色彩，加强了统调增加了光感以新工笔花鸟画中层层渍染、冲染、接染喷流等新技法，新语言技巧，使光色形韵进一步从双钩墨线中解放出来，在造诣抒情上取得了幽雅自然的效果。从《皎洁》、《生命》、《秋艳》、《晨露》，可以看出，他的现代没骨法中兼工带写，无线有骨，色调同一和谐，光感强烈而柔和，肌理丰富而别致，情韵精而圣洁，发挥了没骨花鸟画的特点。从“新工笔”到“现代没骨”，李魁正通过线的隐没和光色的发挥，更新了花鸟画视觉效果。王广华从事花鸟画接近二十年，他的作品在意境上也相对传统有所变化。有的作品比较华丽，像海棠小鸟、山茶双鸽、曹洲牡丹一类。有的则比较清雅明快，如《白玉点韵》的昙花、《散点绿地》的荷花等。画面比较开阔，注意环境的衬托，意境清幽深远，《生生不息》，作者把握住了较大场景，处理多种树木花卉，都能繁简、疏密得益，大体与局部关系恰当，并无杂乱堆积之感。在现代工笔花鸟画的探索中，已经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洋绘画的冲击，如何较好的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吸取优良传统而发展自己的独立个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画家们为之努力和创新的首要目标。现代工笔花鸟画画家的对传统的继承与突破形成了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多元形，为以后的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祭奠。参考书目：《美术》、《国画家》、《李魁正泼墨》、《美术史》、《金鸿钧新作选》、《陈之佛画集》
“论界首彩陶的艺术魅力”2006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界首彩陶榜上有名。位于淮河中游的界首，历来民风淳朴，文化底蕴丰厚。人们用灵巧的双手不断创造着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着精美的民间艺术。这里的剪纸、年画、陶器等民间技艺，散发着泥土的芬芳，繁华般点缀着农家小院，尤其是界首彩陶，以其独特的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陶器的发明，应当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勤劳、聪慧的先民以土为材，挖穴为窑，烧制出精美的低温彩陶。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文化的开始。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朴实饱满，比例协调，装饰图案简洁大方，色彩明丽，集实用、美感于一体。制陶技艺代代相传，犹如黄河之水绵延不断。至隋代，界首便有了立窑烧陶的历史。至唐代，因与唐三彩产地洛阳为邻，界首三彩刻花陶器随之问世。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界首三彩刻花陶已逐渐演变为今天的三彩刻画陶。但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依然保持了古老的风韵。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器皿造型是在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界首彩陶则是摹拟自然形象而又脱胎于自然物象的产物。界首彩陶的造型多以圆形为主，据考证，具有圆形特征的决定因素有两点。其一，源自于这里的民间风俗。“陶”有“掏”之谐音，“圆”有“团团圆圆”之寓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圆。解放前，淮河中游一带盛行嫁娶之时女方必陪嫁一件三彩陶坛的习俗，圆形的陶坛上刻有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内容，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无一不体现当婚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圆形陶器要比其他形器的容量大，实用性更强，而且，在烧制过程中，圆形陶器不易变形。界首彩陶的造型，在图形的基础上大量而又科学地运用S线，使造型的外廓线富有变化；其正立面双侧的S弧度的大小、宽度、高低的变化，对陶器的容量和整体美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实例中可以看出，界首彩陶的形体十分符合黄金分割法。众多界首彩陶中的圆形陶坛、陶罐，其高与直径之比，大多在6∶4左右；三彩陶挂盘的底部与盘底之比也多在6∶4之间，因此，在自然干燥和烧制过程中其变形率最低。界首彩陶更多地运用了变化与统一的造型艺术规律。S形线条的不断变化，突出了形体的个性特征，即弧线为主、直线为辅；侧面看，从坛罐的底部到颈部都是由具有张力的弧线组成，而颈部至口部则运用了少许直线，如此明显的对比，凸显其主次分明、曲直对比的鲜明个性。直线只有长短的变化，而弧线则有力度和形体的多样性，直线与弧线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追溯界首彩陶装饰手法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初始时期，严格地说，这时的陶器不能称为彩陶，而只能叫做素烧陶。由于缺乏生产工具，先民们只能用聪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揉泥作料，盘泥造型，用柴草低温烧制出没有釉彩的素烧陶；用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器，自然而成的条纹便成为独具美感的装饰纹样。第二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刻花期。此时，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陶轮，借用双脚的外力使陶轮匀速转动，置泥于轮上，双手巧妙用力，拉出造型千变万化的陶胎；晾干后，施白土于胎面，再晾至半干，以铁签或竹签刻画花鸟鱼虫于胎面，再施铅土诸釉，晾干并置于窑内，柴火烧至三四天，即得晶莹三彩彩陶。其刻画内容，多为自然界之花鸟，又因其坛罐颈部或底部均刻有以花为主题的二方连续图案，故称之为刻花陶；陶胎窑烧后呈赭红色，配饰翠绿和土黄釉色，自然形成三彩釉，二者合一即为三彩刻花陶。第三时期，界首彩陶刻画期，从第二时期始经过数百年的实践，陶器艺人们逐渐丰富了彩陶的刻画题材。除花鸟鱼虫外，诸如《破洪州》、《战秦琼》、《铡美案》等等传统戏剧场景也“搬”上了陶坛。在表现技法上，运用了剔、刻、刮等手法，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刻画主题更加鲜明。界首彩陶造型装饰方面的独特艺术是由诸多要素所构成的。诸如黄金率的无意识应用、空间的处理、画面的布局等等，其多元素的最佳组合，创造出了界首彩陶独特的艺术个性。但是，界首彩陶决不是脱离生活、远离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社会生活中不断观察、不断发现、不断提炼和不断创造的结晶；从单纯的摹拟刻画到综合的艺术创造，从偶尔的发现到熟练的掌握，如此反复实践，受到启发，得到规律，才归纳总结出创造美的原理。因此，界首彩陶的对称美、均衡美、装饰美，是源于生活、根植于本土的美的集合。界首彩陶的主要材料取自于颖河两岸的胶泥层，因此，又具备了本土的、民族的地方特点，从而形成了具有个性的和独特艺术语言的“界首彩陶”。“浅谈工笔画的笔墨和色彩”工笔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其精勾细染的艺术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意象造型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处理上精微而不失匠气，工致而富有绘画性，为工笔画的发展留下广阔的拓展空间。远古的帛画，以线赋彩，成为中国工笔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祖先们在生活和劳动实践中不断完善绘画手法，逐渐形成了双勾填彩、双勾细染的画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工笔画发展的重要阶段。以莫高窟为代表的壁画，无论是富丽的色彩或是浓厚的宗教题材，都体现着先贤们娴熟的工笔表现手法。唐代的工笔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吴道子、张萱、周昉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其工笔人物画线与墨、线与彩的完美结合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宋徽宗赵佶喜爱绘制工笔花鸟画，改革了画院体系，提高了宫廷画家的地位，建立了画学制度，从而使院派工笔画，达到了历史上的辉煌期。工笔画 走向民间当在 元、明、清 时期，尤以明清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工笔画日渐式微；在文人水墨写意画主流冲击下，虽有仇英、“二袁”等职业工笔画家的努力，但是工笔画一直处于消沉状态。近代的工笔大家陈之佛、于非闇虽成果斐然，却仍未摆脱工笔画的低迷窘境。现代中国工笔画的复苏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而近20年经济繁荣、“西风东渐”迎来了工笔画发展的辉煌时代。与其他国家的绘画风格不同，中国工笔画有其独特的艺术绘制程式。中国工笔画讲究用笔用墨，笔墨不仅是视觉形式，更是中国画气韵、精神的载体，笔墨功夫是许多画家一生的追求。和写意水墨画相比，工笔画同样要求以笔入画，求笔法，讲笔趣。唐代陆希声五字执笔法，要求做到“五指齐力”、“指实掌虚”，运笔则灵活自如。张彦远的“生死刚正谓之骨”，正是用笔力度的体现。元代王蒙笔力扛鼎，后人称之为“金刚杵”。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笔》中说“用笔以中锋沉著为贵，中锋取其圆也，沉著取其定也。定则不轻浮，圆则无圭角。生怕涩，熟怕局；慢防滞，急防脱；细忌稚弱，粗忌鄙俗；软避奄奄，劲避恶恶；此用笔之鬼关也，临池不可不醒”。由此可见，用笔是工笔绘画中的关键所在。如果说笔是中国画的筋骨，墨则是中国画的血肉。中国工笔画所追求的艺术理念也是笔尽笔法、墨求墨气，以此展示“气韵生动”的艺术魅力。纵观古今，中国文人画一直提倡“水墨为上，墨分五色”。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云：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清代石涛在其《苦瓜和尚画语录》里说：“笔与墨会，是为絪缊。絪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草圣林散之在《笔谈书法》中更是强调“古人千言万语，不外‘笔墨’二字，能从笔墨上有心得，则书画思过半矣。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笔是骨，墨是肉，水是血。非笔不能运墨，非墨无以见笔。”笔墨是中国画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中国工笔画着力于追求“意”的神会的基础和前提，而“随类赋彩”则是中国工笔画的要素之一。在历代众多工笔画名家中，善于使用色彩的当数南宋和元代交替时期的浅绛山水大家钱选，他的作品洋溢着文人气息，在水墨浅绛的基础上，罩染石青石绿，皴染加墨点，清丽典雅,郁郁葱葱,处处呈现生机,对后世浅绛小青绿山水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历代名家对色彩的运用极为重视，对色彩与色调的主次、墨气与色气的效果十分讲究。如五代南唐工笔大家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主要刻画南唐中书郎韩熙载夜间举办盛宴的隆重场面。此作是五代时期工笔重彩的鼎力之作，其中锋用笔，线条流畅圆劲，设色富贵浓丽；其间对女乐人物的描绘更是生动传神：华丽的衣着，浓艳的装饰，丰富而和谐的色彩，工细极致的晕染与身着白色晚装、袒露赭色胸腹、端坐黑色椅子的韩熙载形成强烈的对比，主宾关系明确，而人物神态和场景融为一体，形成对立统一而又协调有节的盛宴氛围。又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周昉的《仕女图》等工笔巨作，其笔墨色彩的合理运用使所要表达的主体更加突出，物象更加鲜明，格调更加高雅。当代工笔画的繁荣和发展，丰富了工笔画笔墨色彩的内涵，延伸了工笔画的艺术程式。在不久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工笔画学会主办的“全国第七届工笔画大展”上，众多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工笔画能实能幻、能繁能简、能宏能巧的表现形式，笔与线、线与墨、墨与彩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灵活的运用。不少优秀作品使用了制作技法，使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加丰富。当代工笔画名家何家英先生就工笔画的制作技法坦言：工笔画的绘制方法，70%是制作。绘画就是很精细地描绘，这也是一种品质。著名工笔画大家、中国工笔画学会创建人林凡先生说：“现代工笔画家为什么不能制作呢？制作不是要不得，而是要大力提倡，把制作水平提得高高的，让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现代工笔画的创作素材来自于生活，取自于客观世界，而创作理念却是源自于画家本人对客观世界的感悟，取决于个人的修养和情思；创作过程则是画家对于色彩的认知和驾驭能力的考验。实践证明，笔法、墨色、色彩和制作技法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抒情写意的意笔画一样，中国工笔画也是一种表意的艺术，两者只是艺术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已。工笔画所要达到的艺术意境不是画家对自然景物的简单复制和摹写，也非生搬硬套的制作效果，而是经过主观取舍、融主观审美情趣和客观精神于一体的心物之间产生共鸣的艺术语境。优秀的工笔作品是画家心灵中的情景或物象的再现，是笔墨和色彩最佳配合所生成的“象外之象”，更是一种主观生命与客观自然完美融合的人格文化。“根植传统 创新发展”——段云峰谈现代工笔花鸟画创作2010年04月07日 11时02分 来源:美术报大千世界，鸟语花香，春来冬去，周而复始。大自然中的花鸟不仅和人类的物质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以其优美生动的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愉悦。千百年来，亘古如一。远古时代，当人类尝试用艺术表现自身力量的同时，已开始描摹那些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花草虫鱼和飞禽翔鸟。这些充溢着主观色彩和被艺术化了的花鸟图式，不但较之自然中的花鸟更具有典型性，而且点缀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我国传统绘画中的花鸟画，涉猎的题材相当广泛，表现形式和手法各有千秋。历代画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从繁花盛草到禽鸟虫鱼，从客观自然的摹写到主观思想的张扬，众多花鸟画家取得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成绩。因此，花鸟画和山水画、人物画鼎足而立，在传统民族绘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在世界艺坛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花鸟禽鱼，属自然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家们更是如此。印象派画家梵高笔下的向日葵，那焕发着耀眼光芒的作品，你只要看过，就会留下对于生命灿烂辉煌的强烈感受。然而它并非花鸟画。西方美术史上，只有静物画而无花鸟画。花鸟画当属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之魂宝。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儿女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花鸟虫鱼的自然之美，把它们作为美的符号，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材料，赋予不同的艺术语言装扮生活。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画科——花鸟画。花鸟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从先民们刻绘在器皿上的花鸟图式到唐宋时期独立成科的工笔花鸟画，能工巧匠们的智慧，令后人叹服。工笔花鸟画的表现程式和艺术语境，尤其是精勾细染的艺术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意象造型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处理上精微而不失匠气，工致而富有写意性，为工笔画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自1985年以来，有关中国画前途的论争不绝于耳，从“中国画笔墨还能不能反映当代生活”到“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从“笔墨等于零”到“笔墨就是一切”的对辩。可以说，在各种新观念、新理论的后面都云集着一大批敢于探索、勇于牺牲的实践者，其活跃程度几乎如诸子百家争鸣，让人激动又让人忧虑。在艺术潮流演进的过程中，艺术家——这个艺术实践的主体担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这就是用他们的艺术品在各个推进的段落里，留下足迹，让后人研究时有最基本的材料。而工笔花鸟画在这个大的艺术潮流中，只是一个局部，这个局部所经历和所应承担的都同样是异常沉重的使命。工笔花鸟画这个古老的画种，它在当下的精神是什么？尤其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风格重塑，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化是传承的结果，要进行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格重塑，必须要梳理前人的风格，对他们的艺术格式进行分析。从现有的资料看，五代以前的工笔画中，人物、山水居多，难觅独立成图的花鸟作品。从北齐佚名的《校书图》、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到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韩干的《骏马图》、孙位的《高逸图》等，都充分地展示了工笔画中山水、人物的艺术高度，除了韩干、韩滉的马、牛等动物塑造以及作品中配饰的花草、鸟禽外，几乎未见成熟而独立的工笔花鸟画。直至五代的徐熙、黄筌、滕昌佑的作品，才使花鸟画具备了独立画科的元素。至宋代，随着题材范围的扩大，画家对自然界体物传情的深入，工笔花鸟画才渐入佳境而渐成高峰，出现了大批技艺、形式成熟的工笔花鸟作品。当然，在这个高峰之前，工笔花鸟画作品应有一个从初始到成熟的过程，只是因为不得而知的原因，我们见不到那些承前启后的作品了，尽管如此，正是这一断层期的诸多画家，为宋人工笔花鸟画的辉煌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工笔花鸟画发展的重要阶段。唐代的工笔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得益于宋徽宗赵佶喜爱绘制工笔花鸟画。他改革了画院体系，提高了宫廷画家的地位，建立了画学制度，从而使院派工笔画达到历史上的辉煌期。北宋宫廷花鸟画家黄筌当属写实工笔花鸟画的宗师。他以宫廷园囿中的珍禽异鸟、奇花怪石为题材，以工整细腻的表现手法所作花鸟画被世人称为“黄家宝贝”。从其淡色晕染的特点，我们可以感叹画家的扎实功底和对客观事物独到的理解，可惜流传至今的作品仅只一件《写生珍禽图》。工笔画走向民间当在元、明、清时期，尤以明清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工笔画日渐式微，在文人水墨写意画主流的冲击下，虽有仇英等职业工笔画家的努力，但是工笔花鸟画一直处于消沉状态。尽管近代的工笔大家陈之佛、于非闇成果斐然，却仍未摆脱工笔画的低迷窘境。现代中国工笔画的复苏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而近二十年的经济繁荣，“西风东渐”迎来了工笔画发展的崭新时代。时至当代，工笔花鸟画的阵营日重。二十多年来艺术院校的教育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工笔花鸟画发展的进程。但当我们站在巍峨的传统艺术之巅上来观照工笔花鸟画的发展现状，展望它的前景时，我们必须把握的契机是在这个信息开放的时代去“重塑风格”，不仅要让工笔花鸟画家的作品具备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特质，还要按照在工笔花鸟画艺术实践中的规律去显现当下各个艺术家或者艺术画派的才情面貌。要做到这一点，当代艺术家必须要明了历史，具有前瞻性，以史为鉴，确定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要根植传统创新发展。其次，要深刻认识到：工笔花鸟画的表现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天性、悟性和灵性，更是对客观自然的提炼和升华，诚如董逌所言：一百牛形，形不重，非形生有异，所以使形者异也。画者于此，殆劳于知矣。托物言志是艺术家的终极价值取向。只有根植传统，师法自然，开启智慧的天窗，才能锁定属于自己的艺术程式，才能使工笔花鸟画家不囿于陈旧，不限于桎梏，其作品才能永远散发时代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