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大致方向有要求吗？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是天下，王天下使天下民心归顺而非霸天下，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施行仁政，仁的根本在于爱人，仁政的中心在于爱民。 孟子的抱负，在于使诸侯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虽然其很多地方都说到七十里而王，但实际上还是认为大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虽然先后到了不少的诸侯国，感觉上他对滕、邹、鲁等小国不够尽心，而在魏、齐两个诸侯国花费较多的心神，特别是齐国。孟子根据对当时形势的把握，认为春秋以来连年的征战使民不聊生，人们都盼望有仁德的君王来解救，就如同被倒悬的人希望得到别人解救那么迫切，所以，如果能有哪个国君能够施行仁政，那么天下民心必然归顺，从而达到王天下理想。孟子的这个期望在梁惠王身上并没有实现，短短的魏国之行，一年以后梁惠王就死了，而继任的梁襄王看上去就不是一个能施行仁政的人。而当时的齐国，国势正盛，土地宽广，人口众多，贤士云集，因而孟子先后两次很耐心地呆在了齐国，而且时间很长，第二次去已经71岁高龄，仍然试图说服齐宣王施行仁政，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结果与齐宣王的意见相左，郁郁而去，齐宣王甚至没有派人来挽留。 如果说王天下是孟子的终极目标，那么起点就是在国内施行仁政。孟子把仁政的施行分作四个层面：一、保护现有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从而保证百姓的生老病死有所依，使百姓不离开国土；二、教导百姓自给自足，保证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时国家要重视生产的季节，使百姓能安心生产；三，减免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四，在前三个方面都实现之后，再进行道德教化，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四个层面是逐步递进的，能按此施行仁政，那么这个国家君主的仁德就会声名远播，使天下百姓都向往到这个国家来，到那个时候王天下就易如反掌。 施行了仁政之后，可以获取天下的民心，而接下来要做的，是救他国之民于水火，也就是征伐问题，征伐，是仁政的向外推行过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为了土地、人口的争夺，说统一天下在当时并不实际，只有到战国后期，在秦国强的国势下，其它诸侯国摧枯拉朽，统一天下才成为一个目标。孟子说的王天下，其实并不是指的是土地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民心上的天下。能获取天下民心，也就得到了天下。至于征伐他国，必出于义，义，在孟子看来也就是民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看重了民心的作用。说孟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并不完全，其更多说到的是商汤和周文王，其中说到商汤更详细。如对于王天下，商汤实际上就是孟子经常提到的君王榜样，商汤的征伐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所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此一“怨”就是埋怨没有先来解救自己，可见这种征伐由于出于民心，所以百姓都希望仁德的君主先来帮助自己解脱困厄。因此，当“义师”到来的时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征战必势如破竹，王天下自然易如反掌。 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甚至不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彰显民心的重要，甚至不惜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来警戒君王。虽然孟子终其一生没有实现理想，但其对于民心的重视及其对于仁政的阐释对后世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_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任何时候，人们都必须先解决好吃喝问题，才能去从事其他事情。在孟子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尊重自然，顺应规律，不耽误四季农时，那么收获的粮食就有剩余；鱼鳖等水产品，不大肆捕捞，不一网打尽，那么人们就可享用不尽；山中林木，不乱砍滥伐，给足生产时间，那么木材便可用之不竭。在这里，孟子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顺应自然的重要性。人类要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以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只要这样，才能真正的“活”下来。“五谷杂粮，民赖生之。”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严禁电打鱼，河流每年规定禁渔期，山区每年规定封山期等等，无不契合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效法自然”，就是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方得和谐。来源：高中生学习·高一版
不知道呀么不知道！
题目：我所了解的孔子和孟子孔子可以照着下面的模仿 我眼中的孟子 孟子,一位先秦大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儒生,他和蔼可亲,慈祥的面颊上总是返着一丝微笑。 孟子是博爱的. 孟子的仁政和非攻思想处处都体现着他忧国忧民的仁心。他四方游说诸侯施行仁政。在那战乱纷飞的年代，充斥着暴力，流行着吞并，肆虐着攻伐，这位儒家学派的 “亚圣”要从法家的血腥中抢得一丝仁爱的地位，何其不易。但是他为天下万民，仍不屑努力与八方诸侯，无奈天下分久必合，孟子最终放弃了。他站在泰山之巅，俯视天下万民，有的穷困潦倒饿死街头；有的为谋生存骨肉分离……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他万念俱灰，为何他的眼中长含泪水，因为他爱老百姓爱得深沉。游说不遂他便退以著书，终成《孟子》。 孟子十分讲原则. 孟子为人很讲原则。即：“生而有不用也，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无论何时，哪怕是生死关头也要讲求原则，决不做苟且偷生之事。他大义凛然，四心伴身：他遇人知恻隐；遇错明羞恶；遇贤懂恭敬；遇事辨是非。面队万钟的丰厚条件，他毅然咏颂出：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和加焉！他一生两袖清风，不求宫室之美；不爱妻妾之奉；不需所识穷乏者得我。他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人皆有之的“本心”，使他成为了正人君子的典范。 孟子作为亚圣，真的将仁爱的种子播撒如万民的心中，普济了天下。 孟子朴素的一生充满了失望，无奈，贫困。但他志向远大，却壮志未酬。真正做到了：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失为一位学术，政治教育大家。┏ (^ω^)=☞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这里就可以的。。。。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的先秦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他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从40岁开始，除了收徒讲学之外，开始接触各国政界人物，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对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盂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孟子认为，人的勇气来自于道义。在道义的感召下，人才能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同时，孟子还提出了“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塞于天地之间”、它之所以能如此宏大刚健而正直，是因为它是由正义的积累而产生的(“集义”)。如果没有道义的配合，它就会气馁了。文章一开始，孟子与弟子公孙丑就如何做到“动心”展开了全面的讨论。孟子指出了个人意志的锻炼，以期达到对礼义道德在选择上的高度自觉性。而要做到“不动心”，第一是要做到“知言”，也就是在认识上对各种错误言论进行分析和批判，辨明其所犯的是何种错误，以及这种错误是从何而来的。其次就是要做到“善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不是一般所谓“精气”“血气”，而是充满正义，充满仁义道德的正气、骨气。不是属于医学的生理的范畴，而是属于人文的精神范畴。这种气。阳刚而气壮山河，气贯长虹。气冲霄汉。至于如何培养这个浩然之气，孟子也做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培养浩然之气，是一种道义与气相结合的积累渐进的过程，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操之过急，唯有依照道德修养的方法才能得以滋养萌生。因此，要在平常的伦理生活之中事事遵循“义路”，日积月累，这样才能够逐渐达到，如果急功近利，揠苗助长，那么“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浩然之气与仁、义、礼、智为主的善之本性相辅相成，浩然之气这种精神状态蓬勃彰显，人的善来源：高中生之友·青春版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显而易见，这种“以不忍之心”，而行的“不忍人之政”便是“仁政”。仁政是“不忍之心”外化的结果，把王者的“不忍之心”放大落实运用到整个社会，这种“不忍之心”就成为了“仁政”。一、孟子的仁政思想（一）孟子的仁政思想重视民本孟子_：“有天下者，失民，则失天下；无天下者，的民，则得天下。”这句话叫“保民而王”。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孟子认为关键在于赢得民心。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这就是后人说的“得民心者的天下”。同时孟子还从同情下层人民和批判当时社会现实的视角，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取得政权和社会安定的基础。从而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在此所说的“民”是与在上的当政者相对而言的不在官位的普通民众。孟子在君权至上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能够站在“小民”的立场上提出“民贵君轻”的口号，这必然是进步的。孟子还指出要与民同乐。他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要求国君与民同乐，实际上是对国君腐朽生活的一种限制，从而达到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来源：青年与社会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显而易见，这种“以不忍之心”，而行的“不忍人之政”便是“仁政”。仁政是“不忍之心”外化的结果，把王者的“不忍之心”放大落实运用到整个社会，这种“不忍之心”就成为了“仁政”。一、孟子的仁政思想（一）孟子的仁政思想重视民本孟子_：“有天下者，失民，则失天下；无天下者，的民，则得天下。”这句话叫“保民而王”。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孟子认为关键在于赢得民心。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这就是后人说的“得民心者的天下”。同时孟子还从同情下层人民和批判当时社会现实的视角，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取得政权和社会安定的基础。从而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在此所说的“民”是与在上的当政者相对而言的不在官位的普通民众。孟子在君权至上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能够站在“小民”的立场上提出“民贵君轻”的口号，这必然是进步的。孟子还指出要与民同乐。他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要求国君与民同乐，实际上是对国君腐朽生活的一种限制，从而达到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来源：青年与社会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善于知悉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出自《孟子.公孙丑》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问道： “请问，先生擅长哪一方面？”孟子说：“我善于知悉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又问道：“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说：“难以说清楚的呀。它作为一种气，最广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去伤害它，它就会充满天地四方之间。这种气，必须与义与道相配合；没有义与道，它就会软弱无力了。这种气是正义的日积月累所产生的，不是一时的正义行为就能得到的。行为有一点亏心之处，气就软弱无力了。……”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做善于知悉别人的言辞呢？”孟子回答：“偏颇片面的话，我知道它的偏颇片面之处，言过其实的话，我知道它缺失之处，邪曲的话我知道它离开正义之处，躲躲闪闪的话，我知道它理屈词穷之处。” 追问： 题目要求是。要求1.有真情实感，必须是自己的观点。2.题目自拟，内容自定，不少于800字。你的这个答案不对吧。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题记对与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可贵的，而时间则是生命的计时器，它的流逝意味着生命也在流逝。当然，不排除极少部分人认为财富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他们即将失去生命而无法挽回时，他们才恍然意识到生命的可贵。然而在一些人心中，有另一种财富，它在他们的心中与生命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那就是道义。当他们陷入生与义的两难时，这就一种最为艰难的选择——生与义间的舍与得。鱼，亦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2000多年前儒家的思想核心，孟子在生与义之间，他选择了义，即使生命也是可贵的。而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佳话也被人们所传颂。其实，我认为人的生命是可贵，但人有了生命，是为了实现价值，而在你选择义的时候，也是生命价值的体现，也许你会失去生命，但得到的却是比生命更为可贵的价值。如果拥有生命而抛弃义，那么生命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在加上为非作歹，那么生命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所以，生与义之间，生的舍去，而换取义是一种高尚的境界。“烟笼大地，声震蓝天；星陨大地，魂归长天。”这是在2007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对牺牲在蓝天白云下的空军战士李剑英的颁奖词。2006年 11月14日，他在驾机训练结束返航时，遭遇群鸽撞击，飞机发动机熄火。此时只要他选择跳伞，那么他完全可以脱身，但他为了确保觌面6个自然村中人民的生命，他选择了迫降，与飞机共存亡。不幸发生了，飞机爆炸了，李剑英壮烈牺牲。从飞机熄火到他牺牲只有16秒钟，为了保卫人民，他让自己的生命改变了航向，使他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岗位，长眠与蓝天白云间。一生巨响将生命的价值扩大了，使英烈的灵魂得到升华，这就是生命的价值，这就是生与义间的关系。生与义其实是相互的，在选择了义的同时，也得到了生命的价值，生与义的舍与得是个两难的境界，但也是个崇高的境界。焦裕禄、周恩来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到的却是千万人民永远的怀念；雷锋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到的是人民的赞赏，人民引以为荣；烈士们舍去的是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是祖国的复兴……他们舍去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却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难道这不是最崇高的境界吗？人类在地球村里住了几千年，义是维护人与人间的和谐，只有义才能使这个地球村更加的和谐。世界上的东西，一定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舍去一些东西，才能取得一些东西。孟子面对选择，做出了舍生取义。可是，一定要舍生才能取义吗？舍生就是为了取义吗？舍生就能取义了吗？ 对于西楚霸王，他宁死不肯过江东的故事被人当做大义凛然的真英雄行为，他用死成就了个人大义，而他，却看不到为他战死的千万士兵，把江山拱手相让给对手，失去了国家民族的大义。而对于越王勾践，他的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所津津乐道，千古传颂。可是他是在苟且偷生，为吴王做牛做马，受尽凌辱，才成就一番霸业的，他失去了尊严，可是却换来了复国的大义。由此可见，取义，不一定要舍生。生和义两者并不矛盾，只是要我们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罢了。 正所谓“人为财死”，许多人舍生，仅仅却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物欲和享受罢了。多少贪官铤而走险，收刮民脂民膏，最后落个被判死刑的下场；多少罪犯丧心病狂，杀人放火，只是为了一点钱财……他们把钱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不仅抛弃了生命。更抛弃了义。他们没有清楚认识到义和生的重要性，而把本不重要的东西放在首位，甚至把生和义都抛弃了，是思想的错位，人性的扭曲。所以，舍生，不一定是为了取义。 而舍生，不一定就能够取义，而且，还有可能灭义。因为他们错把愚义当做大义，为了愚义而牺牲。正如陈宫效忠于吕布一样，吕布本是奸邪之人，而陈宫却对他忠心耿耿，到最后吕布被杀后，他抱着赴死的决心不投降曹操。他本是一个可以大展宏图的谋士，却因为愚忠愚义，把吕布当做明主，誓死效忠一个不义的人。类似的还有被谎言欺的德国人民，他们曾经支持拥戴一个疯狂的纳粹分子，还有无数个崇尚武士精神而白白战死的日本军人，他们能不怕死而成全义，只是他们错误把义定位在愚义，而把大义给毁灭了。 所以可见，舍生取义在今天的诠释不仅仅是舍去生命而成全道义，而是要明智的认识大义，明智的成全大义，不能白白牺牲，也不能效忠愚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话。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义是重于生的，在“生”与“义”的选择中，古人会舍生取义，古人也视舍生取义为美德。 汉武帝晚年，政治腐败。汉武帝的太子率兵起义，企图清除贪官污吏。起义失败后，太子率一部分亲信逃亡，被追兵所逐。一户人家深感太子之义深重，率全家掩护太子。最终全家被诛，也未尝有一人透露太子去向。古时，一户人家都能够做到舍生取义，可见古人品德高尚。 关羽在土山被曹操大军所围困，曹操几次劝降皆不肯降。曹操以刘备妻子相要挟，关羽方约3事而降，下山后急奔下邳拜见刘备妻子。可见，关羽义气深重。曹操以高官，金钱，美女予之。关羽皆不肯授，得知刘备消息后，即率嫂嫂弃曹营而去。过五关斩六将毫不畏惧。最终找到刘备，被后人所称赞。可见，义气在古人心中有很重要地位。生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然而，现代的一些人在“生”与“义”的选择上，与古人大相径庭。现在的一些人过于重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了对“义”的追求。有些人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甚至不顾及他人生死。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道德准则，也将使自己陷入遭人唾弃的境遇。 其实，生于义的选择是直观的比较，而生活中更多的是需要人们放开眼光的 抉择。面临选择，我们应该志存高远，高瞻远瞩，而不要鼠目寸光为了利益而取生舍义。在选择面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取“生”还是取“义”。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号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
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于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
1.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译：为人正直坦荡，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不做任何有愧于人的事。
附原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译文】君子有三种乐处,但是以德服天下并不在其中。父母都健康,兄弟没灾患,是第一种乐趣；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是第二种乐趣；得到天下优秀人才而对他们进行教育,是第三种乐趣。
2.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君子最大的长处就是用高尚、仁义的心去对待别人。
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译：忧患使人得以生存发展，贪图安逸享乐会使人萎靡死亡。
4.人皆可以为尧舜。
译：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
5.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译：尊敬、爱戴别人的长辈，要像尊敬、爱戴自己长辈一样;爱护别人的儿女，也要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
6.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译：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时就造福天下，使天下人都能这样。
7.自暴者不可有信也，自弃者不可有为也。
译：自己损害自己的人，不能和他谈出有价值的言语；自己抛弃自己（对自己极不负责任）的人，不能和他做出有价值的事业。
8.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译：人的毛病，在于喜欢教导别人，做别人的老师。喜欢教导别人的人，又往往自以为是，自以为正确，一副高高在上的气魄。
9.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译：爱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的爱；尊敬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尊敬.
10.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译：交朋友时,不依仗自己年纪大,不仗恃自己地位高,不依仗自己兄弟们富贵.
11.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译：贤能的人,一定是自己先明白了再使人明白；今天的人自己还在糊涂却硬要叫人明白.
12.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译：丰收年成,年青人多表现懒惰；灾荒年成,年轻人多表现强暴,并不是天生的资质有所不同,是由于环境把他们的心变坏了的结果.
13.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译：做一件事情好象挖井,如果挖井到六七丈深还不见泉水的话,仍然是一个废井。
14.权，然后和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译：称一称，才晓得轻重；量一量，才晓得长短。
15.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16.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译：即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再生长的。
17.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译：生命是我所喜爱的，大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大义了。
18.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译：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
1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译：百姓最为重要的，代表国家的土谷之神为次，君主是最为轻的。
20.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译：有两个版本：1.我能理解别人言辞中表现出来的情志趋向，我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正气。（教科书）2.我善于言辞，后同前。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1-7]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哲学著作。《荀子》全书一共32篇，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
《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从《荀子》一书看荀子的三大思想主张 ：荀子的思想因其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了各家思想而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人性论、天人论、社会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等各方面都在儒家学派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译：不把半步、一步积累起来，就不能走到千里远的地方，不把细流汇聚起来，就不能形成江河大海。
2. 知而好问，然后能才。
译：聪明的人还一定得勤学好问才能成才。
3. 利少而义多，为之。
译：出自先秦《荀子·修身》。利益少，但是道义多，这样的事要做。在利与义之间要舍利而取义，强调的是一种修身原则。
4.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译：出自先秦《荀子·非相》。赠人以有益之言，比赠人以金石珠玉更显珍贵。说明有益的建言对他人事业人生的助益作用。
5. 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
译：出自先秦《荀子·哀公》。鸟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就会用嘴啄人，兽到困窘之时就会用爪抓人，人到穷困潦倒之时就会设计人。以鸟兽困窘之时的行为为喻，说明人到穷困潦倒之时便会放弃道德操守的原因。
6. 居必择乡，游必就士。
译：出自先秦《荀子·劝学》。定居一定要选择适当的邻里，交游一定要接近贤士。说明要加强道德修养，就应该注意周围环境。
7. 生死俱善，人道毕矣。
译：出自先秦《荀子·礼论》。生是人的开始，死是人的终结。开始与终结都做得好，那么他的为人之道就完善了。说明意在劝人行仁行善，要善始善终。
8. 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
译：出自先秦《荀子·荣辱》。赠人以善良之言，好比冬天的衣服一样让人感到温暖；说伤害别人的话，比用矛戟刺人还要厉害，为人说话不可太刻薄。
9. 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译：出自先秦《荀子·修身》。批评我而又批评得恰当的，他便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又实事求是的，他便是我的朋友；讨好奉承我的，他便是我的仇人。说明修身养性要有闻过则喜的雅量，要亲近正人君子而远离谄谀小人。这样，才会有利于自己道德的修炼进步。
10.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译：这句话出自《荀子·劝学》。蓬草生长在麻田里，不用扶持也能长得挺直；白色细沙混在黑泥里，也会跟着一起黑了。这句话指出生活环境对人的成长和作为有重大影响。
从孟子与梁惠王论辩探究孟子“仁政”思想摘要：《孟子·梁惠王》章句作为《孟子》全书的开篇，充分体现了孟子“仁政”的思想。孟子劝谏君主要有“仁义”的美好品质，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慎修身而为“仁君”，并以民为本、行“民本”之道，从而实现孟子也是儒家所追求的“仁政”之治。关键词：孟子；梁惠王；仁政思想；仁义；仁君；民本“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_语》一书中，“仁”字共出现了一百多次，可以看出，“仁”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捍卫并发展了春秋时期孔子所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孟子结合时代的需求，对孔子“仁”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战国时期诸子争雄、百家争鸣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仁政”思想。在《孟子》一书中，“仁”字统共出现158次，仅在《孟子·梁惠王》中就出现了14次，如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王如施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仁者无敌’，王请无疑。”“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_于王。”“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惟仁者焉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文王发政而施仁，必先斯四者。”“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仁人也，不可失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作为孟子实现“王天下”思想的历史名篇，充分并集中展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孟子“仁政”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材料。本文将通过对孟子与梁惠王论辩的分析，从“仁义“、“仁君”、“民本”三个方面来探究孟子的“仁政”思想。一、“仁义”与“仁政”从字词的角度来解读“仁义”一词，“仁”即为“仁慈、仁爱”，“义”即为“正义”。儒家重伦理，“仁义”作为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备受孟子的推崇。“仁义”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其被演绎为“仁政”的重要内涵。在《孟子·梁惠王上》章句的开篇，孟子与梁惠王二人便对“仁义”与“利”这两个词进行了论辩。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开篇前两句便点出了论辩的主题“利”与“仁义”。梁惠王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孟子能否为自己带来好处，可见梁惠王是一位很重视“利”的君主。而孟子则重视“仁义”，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不应只想着利益，只要做到仁义便足够了。孟子认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如果君主治理国家只是一味地讲求利益，那么他的大臣也会和君主一样“重私利而轻公义”，君主的国家与产业终将会被永远也不满足的大臣夺取。相反，如果君主治理国家注重“仁义”，那么他的大臣也会和君主一样“重公义而轻私利”，讲“仁义”的大臣是不会怠慢君主的，而会全心全意地辅佐君主。所以，如果一位君主能够做到“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那么君主的国家自然会繁盛强大，君主也会实现自己最初所追求的“利”。在本章中，孟子并没有提到君主施行“仁政”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在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义”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概念，就像“诚实守信”一样，指的是君子本身所拥有的一种优秀品质。有些学者认为，在孟子与梁惠王的论辩中，孟子是将“仁义”和“利”相对立进行论辩。他们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为依据，肯定地主张孟子认为“‘利’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会引起人与人的争夺，造成社会的不安、国家的危机。”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我看来，“上下交征而国危矣”只是孟子客观地分析了君主以“利”为导向施政所带来的后果：即是引发社会各阶层之间对“利”的相互争夺。孟子并没有将“仁义”和“利”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也没有明确指出“仁义”与“利”不能共存。而“仁义”与“利”是否可以共存问题的实质即是孟子的“义利观”问题。历来有很多学者都主张孟子是反对言“利”的：例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到：“孟轲肯定地反对谈‘利’。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孟轲特别强调这种对立。”张岱年先生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提出“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孟子以为一切行动惟须以义为准绳，更不必顾虑其他。”而陈_先生则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孟子虽“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但并不代表孟子就反对言“利”。其在《孟子讲义》中反驳道：“孔孟确实是重义。但是，他们虽然重义，却没有笼统地以道义排斥，否定物质利益，他们并不把物质利益视为洪水猛兽，并不像有些后儒一样，把物质利益视为绝对有害于道义的东西。”我十分赞同陈_先生的观点，孟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有“仁义”之心并不代表孟子就反对君主治国追求“利”。我们可以从孟子的论辩中分析出，孟子认为如果君主治理国家时能够满怀“仁义”之心，那么，即使君主并没有费尽心思地去追求“利”，也依然会获得他想要的“利”，此时的“仁义”和“利”两者便可共同实现、和谐共存。相反，若是一位君主一心一意只想求“利”，那么他便会在失去“仁义”的同时也失去“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义”与“利”不仅不是相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统一性。孟子主张君主讲“仁义”，看似其所关心的只是仁义问题，其实不然，仁政可以使仁义转化为天下人的利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实际上是在斥责诸侯们只顾自己私利而罔顾天下百姓公利的行为；而孟子主张君主应讲“仁义”、行“仁政”，实质上是为了保证人民的利益不会遭受统治者的剥削与掠夺，也是为了给百姓争取更多的利益，是一种行天下之大义的行为。所以我认为，孟子所反对的并不是“利”本身，而是君主过度“逐利”的思想和行为，一种求而不得、得不偿失并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危害的行为。来源：神州·中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