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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赋的来源赋之一词在先秦已经出现。《周礼·春官·大师》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这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即朱熹所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诗集传》卷一）。后来的赋体文学也主要运用这一手法，而发展得更为充分。作为文体的赋，最早是荀子的《赋篇》，它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大体说来，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意。”（《汉书·艺文志》）班固把荀子的《赋篇》和屈原的作品都看成赋，并认为是源于《诗》。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对汉赋形成影响最大的还是楚辞，因为楚人入主中原带来了楚辞，其次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和先秦散文的文体形式和表现手法。总之，汉赋吸收综合了多种文学因素，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二、汉赋的概念汉赋：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的独特的文体，是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是诗歌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歌化。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它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小赋（抒情小赋），但典型的汉赋是大赋。骚体赋：骚赋指的是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汉大赋（新体赋）：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枚乘的《七发》标志汉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最典型的作品。小赋：小赋在形式上篇幅短小，多用韵文，句式多样。有的通篇用四言，有的四、六言兼用。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写个人的心志，或托物言志，或咏物抒情，也有针砭现实之作。在艺术上继承着大赋的铺排手法，但语言较汉大赋朴素得多，手法精巧灵活、风格多样，有的清丽自然，有的感情激切。汉末的抒情小赋还有诗意化的倾向。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都是较有名的作品。三、汉代辞赋的发展演变历程汉代辞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开国至武帝初年，是汉赋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辞赋呈现着由楚辞向汉赋过渡的形态，并最终确立了汉大赋这种新体赋的形式。代表作家有贾谊和枚乘。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第二阶段，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是汉赋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以新体赋即汉大赋的创作为主流，并达到了完全成熟和极度兴盛的境地。武帝、宣帝之时是汉赋创作的鼎盛时期，西汉末年以降则出现了创作中的模拟风气。形成了劝百讽一，润色鸿业，“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代表作家有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第三阶段，从东汉中叶至东汉末，是汉赋的转变期。这一时期汉大赋的创作趋向于衰落，带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创作的蔚起。张衡首开其风，其后的重要作家有赵壹、蔡邕、祢衡等。第二节 贾谊和枚乘一、贾谊1．贾谊是汉初著名的辞赋作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七篇，今存有《吊屈原赋》、《鵩鸟赋》和《旱云赋》三篇。2．贾谊辞赋的特点：贾谊的赋作继承了屈原楚辞的创作精神，刘熙载《艺概·赋概》说：“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是汉初骚体赋典型代表。贾谊的赋作在内容上继承了《离骚》的讽怨精神，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感情深沉激切。如《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不平之气。《鵩鸟赋》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离骚》的比兴传统，风格也接近楚辞。在形式上也基本保持了楚辞的形式，也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句式整齐而又有变化。贾谊是散文大家，其赋作也有“以文为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的趋向。但总体上说贾谊还是在继承着楚辞的艺术精神，进行着模仿性的创作。二、枚乘枚乘是汉初重要的辞赋家和散文家。以辞赋的创作最为著名，《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九篇，今存有《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前二篇存在争议）、《七发》等三篇。其中以《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高。它以宏大的结构、繁富的辞藻、铺排的描写手法、主客问答的体式，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写作模式。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就已指出了其赋“腴辞”、“夸丽”的特点。《七发》对后世赋的创作影响颇大，模拟之作频出，形成了赋作中的“七体”。《七发》标志着汉代新体赋的正式形成。[作品讲读]一、贾谊《吊屈原赋》1．《吊屈原赋》是贾谊赴长沙王太傅之职时，路过湘水凭吊屈原，写下的一篇骚体赋。诗人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心中的悲愤，抨击了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此赋是汉初具有代表性的骚体赋。2．这是一篇文字简洁、篇幅短小的骚体抒情赋。此赋前有小序，赋的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赋的正文，描写了屈原所处的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社会环境，揭示出造成屈原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第二部分是赋的“讯”辞，即结语，分析了屈原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3．此赋实是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愤世嫉俗和悲愤郁闷的情怀。这篇赋在写作上主要采用了铺叙与议论并用的手法：正文部分主要以铺排的手法来描写种种被颠倒了的社会现象，并适时地发出感叹和议论；“讯”辞部分主要以议论的手法抱怨屈原不能远离浊世以自保。全赋无论是铺叙，还是议论，都熔铸了作者的激愤情感，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同时此赋继承了楚辞的比兴传统，表现手法多用比喻、象征，形象鲜明而内蕴丰富。此外，也运用了对比的手段法使善恶颠倒的社会现象更加鲜明。此赋的句式，第一部分以四言句为主，第二部分以六言句为主，也用“兮”字。此赋从艺术表现形式到手法乃至风格，都有模拟楚骚的迹象，体现了汉赋早期创作的由楚辞向汉赋的过渡状态。二、贾谊《鵩鸟赋》1．《鵩鸟赋》是贾谊谪居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所作。《鵩鸟赋》主要以道家思想谈论人生的哲理，是一篇哲理赋。他表述了天道人事变化无穷，难以参透，企图以道家生死齐一、纵躯委命的达观态度，来排谴人生的苦闷，以获得精神是的解脱。2．《鵩鸟赋》的艺术特点：（1）《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显然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2）《鵩鸟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3）《鵩鸟赋》的语言因以表达哲理为主，所以显得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三、枚乘《七发》1．《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品，也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于是以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启发楚太子。赋的主旨意在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的“要言妙道”，在于劝戒淫奢，启发人们要注重精神的追求。2．《七发》的艺术成就（1）《七发》融会了前代文学的各种因素。《七发》体制宏大，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环环相接来结构全篇。它在体制与描写手法上都受到过楚辞的影响，《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还有纵横家说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七发》完成了汉大赋的奠基任务。（2）《七发》在写作上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描写形容，写景状物，声色情态毕现，描摹精致细腻，形象生动；善于铺陈排比，夸张渲染，气势恢宏，辞藻华丽。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七发》的人物及其对话都是虚构的，叙事和描写也是想象的，在这方面来说它更具有文学创作的意味。在内容上也由骚体赋的以抒情为主，转变为以叙事写物为主。（3）《七发》的语言形式，一方面它吸收了楚辞的句式和“兮”字，一方面大量地使用散文的句式，同时也有对偶、排比句式的运用。与楚辞相比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增加。是韵文与散文的结合，是诗歌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歌化。《七发》在体制和艺术手法上，都为后来汉大赋创作树立了典范。第三节 司马相如一、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负盛名的赋作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他的赋二十九篇，今存六篇。其赋作以《子虚赋》、《上林赋》最著名，是汉代新体赋的典范作品。此外还有《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由于他的创作，奠定了新体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稳固地位。《子虚赋》作于汉景帝时期，是为梁孝王宾客时所作。《上林赋》在武帝即位后，被召见时所作。两篇相距十年，但实为同一主题的上下篇。《子虚赋》假托子虚使齐向乌有先生夸说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进行辩驳，批评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侈靡”。《上林赋》写亡是公又批评二人，盛夸天子上林游猎之盛况及天子反省奢靡，最终落实到政治与道德的讽喻上。体现了汉大赋“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劝百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的内容特点。二、司马相如赋的艺术特色1．司马相如的赋在艺术构思上，采用了虚构的手法。《子虚赋》、《上林赋》不仅“子虚”、“乌有”、“亡是”的人物是虚构，而且一些事物描写中的夸张本身也包含了虚构的成分。整个文章都是在虚构中完成的。文章结构完全采用了虚构的主客问答形式，通过主客互相夸耀诘难展开描写，力求展现巨大的时空。整个赋作显得气象阔大，结构宏伟，想象丰富。这种宏阔的气象与结构，正是汉帝国的盛世气象在文人心理结构上的反映，正如作者所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葛洪《西京杂记》）2．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主要以铺排夸张、描摩渲染的手段来叙事写物。其赋以“体物”为主，集中笔力来描绘物类、物象、物态，并追求辞藻的博富和绚丽。正如刘勰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夸张的描写，细腻的描摩，层层的渲染，以及色彩绚丽的文辞，大有穷形尽貌之势。可以说是达到“写物图貌，蔚为雕画”（同上）的境地。3．在语言形式上，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形成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字型的排列上，也注意形式美。同时句式长短相间，灵活自如。总之，其赋对辞藻美和形式美的刻意追求，都达到了极至的地步。作品描写形象和运用辞采的能力，的确超越了前人。但也有堆砌辞藻、好用奇词僻字之嫌，一味追求“写物图貌”而缺少动人的意境和内在神韵。第四节 东汉的辞赋创作一、班固1．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作家。《两都赋》是其大赋的代表作品，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后来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是同类题材的作品。其它较著名的赋作还有《幽通赋》、《答宾戏》等。2．《两都赋》（1）《两都赋》分为《东都赋》和《西都赋》，实际上是一篇的上下章。作品虚设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宾主相互夸耀，西都宾盛称西都“长安旧制”，代表的是西土耆老的观点，抒发的是“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东都主人则夸耀东都洛邑制度盛美，体现的班固本人的观点，意在颂美当朝的制度，也体现了重礼乐教化、尚节俭的儒家政治理想。（2）《两都赋》在体制和艺术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如宏大的结构、假设主客问答的方式及铺排、渲染、夸张的描写手法等。《西都赋》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更近司马相如，汪洋恣肆、富丽详赡，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东都赋》的手法则较为平实，语言风格也较趋典雅，是受作者儒家风范的熏染。刘勰曾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文心雕龙·诠赋》）概括了《两都赋》的基本特点。（3）《两都赋》较前人有所发展和进步的是：一、在题材上扩大了描写范围，由描写林苑扩大到京都；二、在表现手法上采用虚构、夸张的同时，也融合了征实的表现手法。三、加强了作品的理性因素的透入，较深刻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使内容显得比较深厚。二、张衡1．张衡是东汉中期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其赋作有《二京赋》、《归田赋》、《思玄赋》、《温泉赋》、《应间赋》等。其中写物大赋以《二京赋》为代表，抒情小赋以《归田赋》最著名。另外，张衡的《同声歌》和《四愁诗》，在文人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2．《二京赋》（1）张衡的《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后的又一篇以京都为题材的力作。其写作起因和创作目的是讽谏奢侈的世风。《后汉书·张衡传》说：“永元中，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二京赋》分为《西京赋》和《东京赋》两篇，《西京赋》中的凭虚公子先对西京长安的繁荣奢华的景象进行了一番描写，凭虚公子的观点是统治者的享乐奢华是应该的，是繁荣富足的表现。然后《东京赋》中的安处先生否定和批判了他的观点，警告凭虚公子“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又对东都洛阳的盛况进行了一番描绘，意在称颂东京的兴盛而不流于奢侈。（2）《二京赋》在体制结构、谋篇布局、艺术手法都是模拟班固的《两都赋》，然而张衡“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其精心琢磨的程度还是超过了《两都赋》。《二京赋》的体制更宏大、篇幅更长，铺陈描写更细腻，题材的范围也更宽。《二京赋》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在题材上于京都生活中加入了市井风情的描写；在艺术上于铺排夸饰外，增加了说理议论的因素和抒情的色彩，有些景物描写还体现了清丽自然的特点，笔法类似于他的抒情小赋《归田赋》；在思想主题上，加强了讽喻和批判的成分。3．此外，东汉后期，随着政治经济的衰落，以铺陈夸饰和颂扬功德为主的大赋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那种以抒情述志为主的、诗意化更浓的抒情小赋。张衡的《归田赋》篇制短小，写得清新明丽，抒情性很强，是标志汉代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重要作品。继而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等众多作品出现。这些作品或直抒胸臆，或托物言志，或写景咏物，或针砭现实，而走向了个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也更贴近了现实生活。[作品讲读]一、张衡《归田赋》1．《归田赋》作于张衡的晚年，宦海浮尘，世路艰难，壮志难酬，于是产生了归田隐居的念头。《归田赋》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思想归田的动因。第二部分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设想的归田之乐。2．《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主要艺术特点是：（1）在写作手法上，一是把自己的心境、情绪融合到环境、景物的描写之中，浑然一体，造成了意与境的结合，形成了诗意化的和谐优美的意境。二是以议论、用典、用事、铺叙等手法来述志和抒情。写景状物主以抒情，叙事议论主以表志。在作者的内在心理上，现实的幽暗与压抑和憧憬的美好与自由形成了鲜明的比照。（2）《归田赋》的语言清新明丽，工致典雅。写景状物细腻形象，铺叙议论意蕴深厚。（3）《归田赋》篇制短小，全用四、六句式，且多用排偶，形式整齐，韵律和谐。此赋在形式上正体现了“骈四俪六”的骈体文特征，可以说是汉代最早出现的比较成熟的骈体赋。同时也是最早以田园生活乐趣为题材的作品。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赋的来源“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斆之间的文体。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编辑本段]汉赋的结构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编辑本段]汉赋的类别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编辑本段]赋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编辑本段]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编辑本段]汉赋的主要代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贾谊：《鵩鸟赋》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王褒：《洞箫赋》班婕妤：《自悼赋》刘向：《九叹》刘歆：《遂初赋》班固：《两都赋》班彪：《北征赋》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汉赋的体式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压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诗和赋的区别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阶段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辞与赋，作为两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最先出现的。辞，即楚辞，汉代人用以称呼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创作。①赋，作为文体，初步形成于战国，而大盛于汉代，故有汉赋的专称。而战国时代与赋有关系的两个作家，也是楚国人，一个是荀子，②一个是宋玉。到了汉代，许多作家，兼擅二体，因而出现了“辞赋”并称的情况，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景帝不好辞赋”，《史记》亦有个别情况以赋称辞的，如《屈贾列传》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但总的说来，西汉虽“辞赋”并称，但二者的区分是清楚的，辞是指楚辞，赋是指赋体作品。刘向在编辑《楚辞》时，标准也是分明的，除收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外，宋玉只收《九辨》和《招魂》，而汉代人的作品，收的都是模拟楚辞的，如贾谊，不收《吊屈原赋》、《鹏鸟赋》，而收《惜誓》。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多次以赋称辞，并在《汉书·艺文志》中，把辞与赋混编在一起，统称为赋。他把先秦至西汉的辞赋分成四类，即所谓屈赋之属、陆赋之属、荀赋之属和杂赋。为什么这样分类，班固没有说明，前人对此有过一些推论，如刘师培在《汉书艺文志书后》中提出：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余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类之大略也。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日“屈原赋”，二日“陆贾赋”，三日“孙卿赋”，四日“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扬雄赋本拟相如，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 刘、章二氏所论，着重阐述各类赋代表作家的基本风格，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似乎不能包括各类赋的全部，特别是把司马相如、扬雄分属两类，以现存的赋作来看，是不妥当的。章太炎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所论之末，指出这是班固的一个失误。我以为班固的失误在于把辞与赋这两种不同的文体混为一谈，不从文体的主要特点去把握，而仅就某些表象加以归类，势必造成混乱。从此以后，以赋称辞的有之，以辞称赋的亦有之，辞赋不分，辞赋混称。这种情况，对于研究文学源流、发展是不利的。 从文体上说，楚辞是诗，以抒情为主；赋，虽间有韵语，但就总体来说是散文，其最初当以叙事状物为主。文体的不同，与其各自来源有密切关系。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民间孕育、发展，而后在文人作家手中成熟，使其体制、表现手法臻于完善的。早期的诗，与民歌、音乐关系密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各篇就是周民族在各种场合配合音乐歌唱的乐章，其间原始的诗、歌、舞浑然一体的形态还有明显的迹痕。楚辞是在楚民族文化中形成的，与楚国人民特有的风习有着密切关系。屈原的《离骚》、《九章》是否可能合乐歌唱，前人已不能指出，但它们的“乱曰”、“少歌曰”、“倡曰”，可以证明它们的原型是具有合乐性质的。屈原的《九歌》则是在民间宗教歌舞基础上创作的祭祀乐章。楚辞来源于楚国民歌，许多楚辞研究者已多有论述，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赋与辞不同，它“不歌而诵”，不是由民歌发展变化而来的。它在民间的原始状态，现在没有直接材料可以证明，但我们可以从荀子的《赋篇》看出一些痕迹来。荀子作为战国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他重视通俗文学的功能，善于吸收民间文艺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荀子》一书中的《成相》，就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③而《赋篇》所要表现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是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的手法写成的。隐语或称“庾辞”，是古代人对谜语的称呼。从文献材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隐语在诸侯各国宫廷中很流行，不少国君贵族都十分喜欢它，成为宫廷中娱乐的一种方式。隐语还和“歌诗”、“赋诗”一样，也用于外交场合，成为表达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④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等记载来看，先秦至汉说隐语者，多为宫廷中的倡优，他们的地位很低，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赘婿出身，其名曰髡，也许是受过刑罚的奴隶。这似乎可以说明隐语从民间流入宫廷的渠道。隐语（即谜语）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借助于隐喻和暗示的手段表现劳动人民对周围事物特征的认识，作为开发智力、测验智能的方法而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它委婉曲折，亦庄亦谐，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雅俗共赏，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它能进入宫廷，这一点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在制作隐语时，也将自己的是非观念、爱憎感情融入其中，“寓教于乐”，通过巧妙的寓意和影射，起着一定的讽谕、劝戒和教育作用，这与诗歌、散文那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荀子写《赋篇》正是看到了隐语的这些特点，才采用了这种形式。我们虽然不能由此得出赋来源于隐语的结论，但它们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承接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荀子的《赋篇》与后来的赋，在体制上有着许多不同，但正如刘勰所说：“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在这两点上，它奠定了赋的基本形体，为后来赋家所继承，发展。不仅如此，就是汉赋那种于篇末委婉致讽的作法，也是由荀子《赋篇》发展而来的，不过走了极端，以至造成“劝百讽一”、“欲讽反谀”的反效果。隐语以及后来的谜语，主要是描叙性的文字，大多是短小精悍的韵语，不过，这些韵语，只是为了便于记诵而已，与诗歌的为了歌唱不同。荀子的《赋篇》以描述为主，行文亦多韵语，是从隐语中转化而来的，但在《赋篇》的末尾附“佹诗”一首，“小歌”一首，表明它们与前面的文字不同，是诗和歌，可以歌唱，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赋篇》的主体是“不歌而诵”的。 辞与赋在文体上的不同，在宋玉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区分。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论述赋的起源时，在先秦时代，他提及了屈原、荀子和宋玉。以严格的文体要求，我以为屈原有辞无赋，荀子有赋无辞，而宋玉则是二体兼长的作家。据《汉书·艺文志》，宋玉有作品十六篇，其中《九辩》一篇，是楚辞体的作品，而其余传为他的作品，都是赋。⑤《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从司马迁这一记叙，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宋玉热爱屈原，但他并不是以其楚辞的创作而为当世所称道，而是以赋的创作知名于世的。他的作品与屈原所不同的，在司马迁看来是“莫敢直谏”，即不能如屈原在其创作中那样以强烈的爱憎感情，直率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及对昏君佞臣的谴责和抨击。与“直谏”一词相对应的，还有“谲谏”一词，出自《毛诗·关雎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所谓“谲谏”，是指劝谏时，不直言其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宋玉的赋，虽然不是如荀子《赋篇》那样采用“隐语”的表现方式，但他在赋中使用各种比喻来描摹事物的特征，其手法与《赋篇》不无相似之处。作者讽谏的用意是有的，但表现得十分委婉含蓄，意在言外，这可以说是荀子《赋篇》进一步的发展，与汉赋已经很接近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联系有关宋玉的其他记载，如《韩诗外传》、《新序》等，可以知道宋玉出身寒微，虽为文士，而在楚国宫廷中的地位实际与倡优相似，常在国君左右，侍从游宴，调笑献媚，以求得国君的恩宠。文士的这种境遇，在西汉前期仍然如此，东方朔的言行，实可入《滑稽列传》；而枚皋有“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的感叹；司马迁也认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文士的这种境遇，使我们了解宋玉不可能写出象屈原的《离骚》、《九章》那样有强烈个性的抒情诗篇，而只能采用赋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在铺张扬厉的描述中，在似赞如颂的美辞中，极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认识。我们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辞与赋的区别，而且也进一步看到赋与隐语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不仅是对滑稽家的赞扬，也说出了先秦至汉代赋家写赋的苦心。 我们过去着眼于宋玉作为屈原的后继者，把屈宋并称，代表着楚辞的繁荣时代。那么，我们现在着眼于赋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荀子、宋玉及一些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尝试用赋这种文体进行写作，并使之逐渐趋于完善，因此我们也可以准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两次把荀子、宋玉并提的论述，把荀宋并称，从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与楚辞繁荣相重叠的另一个时代，那就是赋的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荀宋是赋这一文体的开拓者。 汉代是赋的成熟和全面繁荣的时代，赋成为两汉文坛的主要文学形式，故有汉赋的专称。汉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着变化和发展，不同的作家，也因为时代、经历和思想的不同，他们的赋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色调，一个作家也因为创作动因不同，也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汉代赋家中也有的写有楚辞作品，所以汉代辞赋连称，有些作家被称作辞赋家。也正因为这样，在后世的研究者中才产生了辞赋不分，辞赋混称的情况。 作为汉赋的主体是汉大赋，即那些游猎、宫苑、京都赋。这类赋在篇章结构上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抒情成分少，而以夸张的语言着重于铺叙和描写，行文中往往是韵散间出，或夹有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这类赋是沿着荀宋赋的路线演化变化而来，因适应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得到充分的发展。枚乘的《七发》已初步具备这类赋的体制，而到了司马相如手中达到了完善的境界，从此汉大赋一直以司马相如的赋为模式而持续到东汉末年。这类赋与楚辞作品区分明显，不存在辞赋混称的情况。 辞赋混称主要发生在后来人们对汉初兴起的述志抒情赋与汉代作家所写的楚辞作品的区分上。汉初文坛承楚辞创作的余绪，许多作家辞赋兼作，他们吸取了楚辞的创作精神，以楚辞的语言形式来写赋，用以抒发自己的情志，例如汉初著名作家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武帝以后，汉大赋虽然成为汉赋的主体，但许多赋家在写大赋的同时，也写有述志抒情的赋，如司马相加的《长门赋》、《哀秦二世赋》。这类赋与“写物图貌”的大赋不同，所以有人称之为“骚体赋”，有人也把它们归为楚辞一类。而对这些作家的楚辞作品，如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也有人称之为“骚体赋”。汉代作家的这两类作品，在精神上、形式上有相通之处，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先从什么是楚辞说起，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王逸认为楚辞除屈原所作外，还包括宋玉及汉人所作，但屈原和汉代作家的作品有所不同，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翼骚序》中说： 自汉以后，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旨矣。 据此，所谓楚辞，主要是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作品，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楚辞的内涵和外延和屈原的作品几乎是相同的。宋玉虽是楚国人，但他的《九辩》，虽有自己志不得申的苦闷在，但正如王逸所说，他是闵惜屈原，以屈原的口吻，来叙说屈原的志向和遭遇。这是楚辞的一个变化，汉代作家所写的楚辞作品，都照宋玉的办法，不仅采用楚辞的形式，也模仿屈原的语气，代屈原去抒发那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情绪。虽然“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但由于时代、文化的变迁，个人的遭际不同，正如朱熹所说：“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楚辞辨证》）汉代作家的这类作品成就是不高的。而汉代作家写的骚体赋则不同，他们以赋名篇，表明他们认识到自己写作这类文体，与楚辞不同，并在写法上完全摆脱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而是以诗人自己的身分去抒发个人的感受。以贾谊为例，他的《惜誓》，是模拟屈原的作品，从这里看到汉代作家所作楚辞的特征。而他的《吊屈原赋》则完全以诗人自己的身分表达了对屈原的仰慕和同情，并于其中寄托了个人身世的感慨，感情是深切的。他的《鹏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借物抒情，与楚辞的区别更加明显。武帝以后，骚体赋从未间断，虽然在形制和表现手法上有着不少变化和发展，但究其源流，贾谊的赋，无疑是汉代述志抒情的先声。 ①“楚辞”名称，不见于先秦文献，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 ②荀子，本赵国人，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来楚，任兰陵令，著书终老于楚。 ③俞樾说：“此相字即‘舂不相’之相。《礼记·曲礼篇》：‘邻有丧，舂不相。’郑玄曰‘相谓送杵声’。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盖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曲即谓之相。”（《诸子平议》） ④《国语．晋语》五：“有秦客庾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韦昭注：庾，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 ⑤现传为宋玉所作赋，《文选》录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古文苑》录有《讽赋》、《笛赋》、《钓赋》、《大言赋》、《小言赋》。以上各篇的真伪一直有争论，但《文选》所录各篇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至少非汉以后人所伪托。宋玉的楚辞作品，除《九辩》外，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招魂》亦宋玉作，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是屈原所作。本文暂不涉及。
一、古代汉成研究的分类总绪 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千清末，历时两千余年，涉及内容很多，资料很丰富。我们将这两千余年的研究成果划分为评论、编集、注释凡兰个方面，分别加以总结。 (一)古代的汉赋评论 中国古代评论汉斌的资料极为分散，论述千差万别，观点各不相同。其中分歧最多、讨论热烈的有以下几点。 1.汉赋渊源论。古人对汉赋渊源问题的探讨，有所谓的诗源说、辞源说、赋出纵横家说.也有综合兰说而持多渊论者，但影响最大、也最为持久的便是诗源说。这一现象颇值得深思。最早将汉赋与《诗经》相比附的，是西汉前期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认为相如赋的主旨与《诗经》一样.都是引导君王戒奢从俭.都有讽谏作用.东汉班固则在(两都赋序)中明确说:“或E7:赋者，古诗之流也。“这说明在班固之前，巳有学者认为汉赋是《诗经》的后裔.班因张大此说，影响甚巨。今天看来，汉斌与《诗经》的0离实在太远，倒与楚辞、战国时的民问韵语有着更为直接的血缘关系。但由于古人一贯将楚辞也视为赋的一种，所以辞源说并宋获得充分的讨论;至于民间韵语，则更因为正统思想的钳制而未能褥到重视。不过.待源说的代代相因是汉赋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现象，它的背后有着探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仅人倡导涛源说，原因在于汉代是一个经学昌盛的时代，《诗经》被尊奉为伦理教科书、修身养性的教材和讽上化下的政治工具;汉人称汉赋源出《诗经》，表面上不过是套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其深层目的则是想为赋这种新近兴起且为众多文召人所倾力创作的文学作品争取正统的地位。当然，这一标稗正统的口号也时刻苦醒着当时的赋家.在追求语言艺术美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不要偏离讽谏说所规定的方向。 降至魏晋，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积累、不同文学体式的发展以及文学意识的日益凸显，文学批评家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诗源说。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一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皇甫谧也在为《三都赋》作的序中将文体之赋与《诗经》六义之“斌”进行了系联。他们都摆脱了汉儒政治功利的讽谏说，从创作手法的角度来居仑征《诗经)与赋(汉嗽)的关系.这代表若一种全新的文艺观念，其意义在于揭粱赋(汉赋〕这种文体的铺陈特征，引导赋家学习(诗经》的铺陈艺术并加以发展。后来刘招《文心雕龙·途赋》称“赋直(诗》出，分歧异派“，又称“徽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一电”.所论更为缤密。赋(汉赋)的艺术特征，在六朝时期得到了充分肯定和深人研究。 历来赋论家在探讨赋源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征引班固、刘鳃等人的诗源说，或从讽谏功能立论，或从艺术特征着眼。而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斌概》中则藉此深人挖掘了《诗经》和赋(汉赋)之间的关系，尤为可贵。他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既认识到赋(权赋)的表现题材及创作主旨的多样性，也剖析了<诗经》对后代赋的多方面的影响。刘氏在承认斌、比、兴之别的前提下.又说“斌中未尝不兼具比、兴之惫‘。这就纠正了魏晋以来过分强调斌的铺陈特征、而对抒情斌视而不见的缺陷，使得诗源说更为图满。当然，朱朱熹《楚辞后语》、元祝尧《古赋辨体》、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等书.皆对所选汉斌的比兴艺术有所揭示，他们在深人研究汉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为诗源说注人了源头活水。 之，汉赋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的讨论。汉斌产生之初，人们就对它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肯定。司马迁说相如赋有讽谏功能，班固说汉赋既可以“抒下情而通讽渝”，又可么“宣上德而尽忠孝廿，堪称“雅项之亚，(《两都赋序》)，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十分熏要的角色。但也就是在汉代，批评汉赋的声音骤然响起.而且是出自大斌家扬雄之口，他说:峪斌可以讽乎?曰:讽乎卫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又说赋“劝而不止幻.像倡优淳于髡、优孟一祥不合法度，甚彭‘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扬雄愤激地对他曾经倾力创作的赋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主要是由于他对汉斌的讽谏功能期望像过高，一且发现作用甚微或者起了相反作用，便极其失望。但他的言论却对后代影响很大。如唐太宗曾批评扬、马、班之赋‘文体浮华，无益劝戒”(刘肃《大唐新语》卷外，刘知几说汉赋“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通·级文》〕，柳冕甚至斥贵屈、宋、马、扬之作为“亡国之音汉谢栓相公论房杜二相书》)，胡直更诅咒其是“祸天下万世之蛊毒”(《衡庐精舍藏稿》)。这些偏激之论加到了汉赋头上，恐怕是扬雄所始料未及的，它反映了古代一郁分文艺理论家重视政教而轻视文学、过分强调文学的经世功能和教化作用，甚至走向取消文学、取消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汉斌的光彩并未被这些言论所掩盖，历代著名作家、学者如李白、韩愈、姚盈、曾国藩等都对汉赋有不间程度的肯定，胡应麟说“汉人赋冠绝古今”(《诗劳·杂编》卷1).王国维说汉赋是“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考》).评价皆甚公允。3汉赋艺术成就的讨论。对于汉赋的一虚辞槛说，和“丽靡之辞”，即夸张、虚构、对偶和讲究辞藻声韵的艺水手法，汉代学者司马迁、扬雄、王充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三国魏曹圣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才开始对赋艺术樊有了肯定性的评价。梁刘姐(文心雕龙·淦赋》既肯定了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文学成就，又批评其“繁华损枝，胶辞害骨”的不良倾向，遇调“丽辞雅义，特采相胜.的完美境界。元明之后的学者一般不再纠嫂汉赋有无艺术价值的问肠.而是对其艺术特点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如明王世贞《艺苑厄省》卷z称“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鹏鸟》，率直而少致”。既在比较中彰显出贾谊、司马相如赋的不同风格，也指出了赋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渗透现象。又如清李调元《赋话·新话》云:“扬、马之赋，语皆单行，班、张则同有俪句。，详细考察赋中黔词俪句的兴起和演变。这种研究显然更有意义。4赋家道德修养的讨论。刘哪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说:“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从此便揭开了道德批评的序幕。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唐李舟《独孤常州集序》等皆琢其武，对斌家评头论足。而宋代学者更变本加厉。对汉代赋家的人格批评已达到漫骂的地步。如对于大赋家司马相如，宋人就罗织了好色(指贪恋文君女色，后来又欲娶娄纳新)、贪财(钓取卓王孙钱财)、诀主(秦承汉武帝助长其淫乐之风)、无才‘不堪将相之器)、困邦(便蜀父老蒙受苦难)、祸害天下(遗书封禅，祸国殃民)等六条即状，其实全是迂腐偏激之论。宋代文人押妓成风，不自检束，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去指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真挚爱情，实在令人惊讶!骂人的队伍里不乏苏轼、郑樵、朱熹、楼防那样的大学者，可见当时的时代风气。明人王守仁也批评相如斌“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鸽人，无耻之大者”(《王文成全书》卷2))。总的看来，明清学者远较宋人宽容。但汉赋作家即使有人格缺点，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以人格批评来千扰文学研究、甚至取代文学研究的做法.本来就是狭滋的.不科学的。汉殡作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理应成为后代学术研究者的前车之鉴。(二)古代的汉赋编录 1.原创性的编集。西汉赋有幸得到了当代学者的原创性编集。西汉成帝时，刘向负责校理群籍，他将先秦和西汉的典籍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术数、方技凡六大类.其中诗赋一类即包含了大量的汉赋作品.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可知，刘向等人将汉赋划分为四类进行整理，涉及作品多达9)」余篇。尽管这些文献资料皆在王莽之乱中被焚烧，但刘向等入对汉双进行的校勘、整1m、分类，对后代的汉赋编集和研究有着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a.史书的编录。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了贾谊、司马相如二人的6篇赋作.反映出他对文学作品的重视;班固《汉书》张大此举，载录西汉斌作多达，家，18篇;范哗《后汉书》又效而尤之，载录东汉赋作共9家”篇，合在一起.前三史全文载录的汉赋已这15家，29篇(《天子游猎赋》、《两都赋》各计1篇》。兰部书被列为正史而传播百世，它们所载录的湘篇汉赋也因此获得了不朽的地位。 3.早期诗文集的选录。晋代以后的诗文总集，多从斌中精选若干名作。晋攀虞的《文章流别集》早已失传，而南朝梁潇统编纂的《文选》却保存至今。《文选》首列赋体，选汉赌23篇‘若加上散见于七、设论、吊文中的赋，总数应为29篇。唐代以后，由于“文选学”的兴盛和科举试赋的耍求，这29篇汉赋成为后代士人传诵不已的经典。4.类书的摘引。类书始于三国魏文帝时的咤皇览》，该书已佚，不知滴有多少汉赋。但今存较早的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皆大讨摘引汉赋，许多汉赋作品藉此得以保存下来。例如欧阳询编纂的《艺文类聚)，摘录汉赋作品多达179篇，比《汉书)(I8篇)、《文选》(29篇)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这179篇多为相对完整的作品，且按其内容纳人27部之中，客观上对它们进行了分类。类书的分类方法对此后的赋集编等颇有影响。 5.斌集、赋汇的编录。专自性赋集的编篆，很可能始于六朝。《隋书·经塘志》著录南朝宋明帝刘或《赋集》40卷，谢灵运咤赋集》92卷、《七集》10卷，梁武帝萧衍《厉代斌》is卷等，皆佚。各集均应选录了汉斌。店宋时期，此业衰微，降至元明，始有复苏之象。元祝尧《古娥辨体》仅选汉赋15篇，皆为名篇。明周履蜻《赋海补遗》选汉赋33篇，施戴光《赋珍》选26篇.陈山毓《赋略》选44篇，而李鸿《赋苑》则多达176篇〔含建安娥，完篇、残篇俱收)。这标志着汉赋文献的抢救性搜寻和整理已初见成效。漪人陈元龙编纂(历代斌汇》，所收汉赋又增至190篇，盛况空前。历代赋集在编排汉斌时，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比如《赋略》、《赋苑，采用了时序排列法，即按照赋家生活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以赋篇系于作家名下岁而《赋珍》、《赋海补遗》和《历代赋汇》则采用了题材排序法，即打破时代限制，将历代赋按其题材或主题划分为若干类，将同类的赋编排在一起。例如‘赋海补遗》将所得汉赋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品、人事、珍宝、器皿、音乐、树木、果实、飞禽、走兽、昆虫等13类，而《历代赋汇》正、续集共分为32类.更为细密。它们的分类与《文选·赋》大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唐宋类书的影响。 6.大型总集的编录。明人张燮编纂大型总集《七十二家集》，收录汉斌n家，好篇;张溥在此基翻上又有附益，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录汉赋达20家，131篇。清代严可均更是砒砺发奋，他倾尽一生心血编纂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汉文》、《全后双文》共辑录汉斌作品75家，258篇。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汉赋整理工作，不仅在篇数上远远超过了《赋苑》和《历代赋汇》，而且体例严谨，编排科学，所辑佚文资料皆注明出处，然后进行校勘、排序，竣大限度地恢复其本来面貌，此外还为各家撰写小传，以便参考 (三)古代的汉赋注释与评点 1.汉峨的注释。汉斌的注释始子东汉，曹大家的《幽通赋注》是今见最早的a赋注释。据《文选》李善注的征引，曹住包括训释宇涌、串讲句意、征引文献等内容，清楚明晰.颇有示范意义。此后，服虔、应劫、李奇、邓、文颖等也曾为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做过音义。降至六朝，注释学大盛，曾为汉赋作注的有薛综、李轨、茶毋邃、郭琪、韦昭、晋灼等60余家，其中三国张揖的《子虚上林赋注》、薛综的《二京峨注》、晋郭璞的(子虚上林欺注》、张载的《普灵光殿斌注》等流传甚广。他们的注释包括校勘、注音、辨宇、释词、解句，揭示主旨及修辞手法等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唐代是汉斌评论的萧条期，却是汉斌注释的捅盛期。司马贞、张守节对《史记》所载6篇汉赋的注释.颜师古对《汉书》所载[a篇汉赋的注释、李贤对《后汉书》所载is篇汉赋的注释，皆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宜的资料。尤其是李善对《文m》中29篇汉斌的注释，在广泛征引前人注释成果的蒸础上进行辨字、淦音、释义，观点稍湛，识见不凡。而且对斌作的解题和赋家小传言简惫赅，征引的资料丰富详赎而又有条不紊，注还为各家撰写小传，以便参考 (三)古代的汉赋注释与评点 1.汉峨的注释。汉斌的注释始子东汉，曹大家的《幽通赋注》是今见最早的a赋注释。据《文选》李善注的征引，曹住包括训释宇涌、串讲句意、征引文献等内容，清楚明晰.颇有示范意义。此后，服虔、应劫、李奇、邓、文颖等也曾为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做过音义。降至六朝，注释学大盛，曾为汉赋作注的有薛综、李轨、茶毋邃、郭琪、韦昭、晋灼等60余家，其中三国张揖的《子虚上林赋注》、薛综的《二京峨注》、晋郭璞的(子虚上林欺注》、张载的《普灵光殿斌注》等流传甚广。他们的注释包括校勘、注音、辨宇、释词、解句，揭示主旨及修辞手法等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唐代是汉斌评论的萧条期，却是汉斌注释的捅盛期。司马贞、张守节对《史记》所载6篇汉赋的注释.颜师古对《汉书》所载[a篇汉赋的注释、李贤对《后汉书》所载is篇汉赋的注释，皆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宜的资料。尤其是李善对《文m》中29篇汉斌的注释，在广泛征引前人注释成果的蒸础上进行辨字、淦音、释义，观点稍湛，识见不凡。而且对斌作的解题和赋家小传言简惫赅，征引的资料丰富详赎而又有条不紊，注释的体例十分严谨且能一以贯之，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五臣注自诩能纠李善之偏，实际水平却不可同日而语。 至子宋代以后的汉赋注释，仍大多依赖《文选》注释而存在。如明人张凤簇的《文选纂注》、陈与郊的《文选章句》、闽齐华的《文选渝注》.清人顾施侦的《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洪若皋的《昭明文选越裁》等。但这些注释皆未能超越李善的《文选注》。专门的赋注有明俞王言(辞斌标义》、消王修玉《历朝赋楷》、呆光昭《赋汇录要笺略》等，但都过子简单。 2.汉斌语.害文字及名物地理的研究。宋代以后，不少语言学著作对汉赋词句进行征引或研究，这是汉赋研究史上橄容易被忽略的领域。如朱戴侗《六书故》卷5“法伸字条征引司马相如赋“江河为陕“和扬雄赋“以周为周法，的句子，肯定了郭瑛注“因山谷遮禽兽为陆，，的观点;明方以智(通稚》卷，称“林雄，一作琳摊.通为诊摊、流雄，转为流丽、刻往、瓦庚”，引相如、扬雄、陆机赋为证，等等.都在客观上深化了对汉赋音韵、文字*词汇的研究。而清代的“文选学，，若作，则将此项研究推向了顶峰。如胡克家的学术功力和宏阔视野。汉赋的随文评点。汉赋作品的批点始于明代.主要依附于《文选》评点而存在。孙旅、郭正域、邹思明、瞿式招都是当时的评点大家，其中孙绒的评点既能把握住作品的整体风格，又能细致剑析其内在的文理脉络，并且引进了诗学、词学的批评理论，水平较高，此外，俞王言《辞赋标义》、陈山枕《赋略》也批点了所选录的汉赋。 清人对《文选》汉赋的批点更为普遏，也更为精细。如何埠的批点，有校勘，有考证，或诊解字词句段，或揭示内组之旨，或剖析章法结构，或品味语言艺术.内容丰富.观点精湛。如《鹅鸟赋》何批云:‘此特借鹏乌以造端，非从而赋之也。昭明类编入‘鸟普’，何哉?宜与《幽通》、《思玄》同编。”一语道破该赌抒写情志的本质，令人叹服。此外，洪若皋、俞犀月、陆雨侯、邵子湘也对(文选》有所点评.于光华辑有《重定文选集评》，可参。姚燕编纂的《古文辞类纂》，选录汉赋33篇，亦有方望溪、刘海峰、姚茹、梅伯言、张廉卿、昊至父等人的圈点与批评，详见徐树铮辑录的《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这些点评言约义丰，耐人寻味，是一笔值得珍视的学术遗产。二‘古代汉赋节开究的理论思考 不难看出，古代学者在评论、编集、注释汉赋方面做出了不少实绩。可是，同中国古代的其他文学遗产相比，汉赋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汉贼资料皆傲见于经、史、子、集各类杂著之中，很少有专门讨论汉斌的学术论文，更没有一部专门的汉赋研究著作，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是极不公平的。笔者在《汉赋研究史论》一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为汉赋研究的发展与兴盛期，将明清及近代视为汉赋研究的总结与深化期，这仅仅是汉赋研究史内部的定位。倘若与《诗经》、《论语》、《楚辞》等其他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汉赋研究一直处于萧条期，从来就没有兴盛过。直到今夭，学术界对汉赋的研究仍然大大落后于《诗经》、《楚辞》，也大大落后于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种现象十分令人深思。下面即尝试分析一下汉赋研突遭受冷落的原因，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思考。 〔一)专门性汉斌总集的缺失 中国古代研究《诗经》、《楚辞》的著作至少有数百种之多，这固然同两部书本身的价值有关，但较早结集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据考证，《诗经》早在春秋中叶就已编纂成书，经过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赋诗言志和《左传》、《论语》、《孟子》等早期著作的征引，《诗经》几乎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家喻户晓的经典。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诗经》在被曲解的同时也获得了极为崇高的杜会地位，西汉初年就出现了《毛诗故训传》这样的奠荃性著作，此后的著述代代转聚.浩如烟海<楚辞》最早由西汉时期的刘向编集，东汉逸即为之作注，促进了它的流传。《楚辞》虽然未被列人经书，但后人亦往往称(离骚》为经，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它的经典地位。自从《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目录学著作都将楚辞类著述列为集部之首，俨然已成为集部书的奔祖。汉娥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尽管西汉赋得到了刘向的编集与分类，但在刘向等人的心日中，这些当代的文学作品实在与先奈薯述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对于《诗经》、《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前代典籍，刘向等人皆广搜异本.审定篇目。编排次序。撰为书录，至今仍有若干种书录流传下来。而对于近千篇汉赋，却不知当时的整理情况如何，或许有些当代赋尚未广泛传播，不需搜罗异本进行校勘，故至今未见有相关记载;或许刘向等人未能为每一家赋都撰写书录，我们今天连一篇完整的汉赋叙录都见不到。更重要的是，刘向这次编录汉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清点和保存，而不是传播，所以尽量求全、总数竟达压坷刃余篇。一般人读不到这批深藏于秘府的典籍，即使有人能读到、也很难下手对如此数旦的汉赋文献进行研究。这些赋在王莽之乱中灰飞烟灭，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倘若刘向等效法周代乐官编辑《诗经)的举措，从近千篇汉斌中精选百篇汇为一集，或许更能促进汉赋名篇的保存、研究和传播。1993年从连云港尹湾汉基中出土的《神乌赋》，很可能为刘向所未见，但的确是一篇极为优秀的作品。所以，专门性汉赋总集‘这里指的是精选的汉赋名篇的汇集)的缺失使得大盘优秀的汉赋作品得不到保护而佚失，同时也使得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因缺少一部权威的研究底本而变得惨淡、箫条。相反，汉代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成就一般的文学作品.却因依附《楚辞)得以流传至今并充分研究，这不是很有力的证据吗?所以，刘向对《楚辞》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汉赋. 据《隋书·经籍志》，晋人编辑过《五都斌》，南北朝时刘义宗、刘或、谢灵运、崔浩等皆编过《赋集》，惜皆散佚。幸好有萧统编辑的《文选》流传至今.今存汉娥名篇大都依赖《文选》而保存，后人对汉赋的研究也大都依附于“文选学”而存在。《文选，斌》实际成了一郁战国至南朝的名赋选本.也从某种程度上行使了汉赋文学总集的叭能。这是汉赋的幸运，也是汉赋的不幸。汉斌研究从来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也许就与这段曲折的历史有关。 (二)濡家文艺观的晴形发展 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一直处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之下，汉贼也不例外。汉代的学者并不使用曲解(诗经》的方法来曲解汉赋，但他们却借用了“诗经学‘的美刺理论，建构了著名的汉赋讽谏说。即:权赋必须像《诗经)那样，承担起劝导君王戒奢从俭或颂扬圣德、移风易俗的政治功能，否则便是没有价值的作品。扬雄正是对汉峨的社会作用有着过高的期望，所以他一且发现自己的斌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便愤而倒戈，甚至唾弃这种文艺形式。其他学者也以讽谏为准绳，批评汉赋.不能处定是非，排然否之实”，.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篇》)，是刹才之小者”，不能“匡理国政”(蔡琶《上封事陈政要七事》)，等等。擂家的政教功利的汉赋观，使得一些思想正统的文人对于汉赋的社会价值产生了怀疑。降至宋代，濡家思想又发展到了理学阶段，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文人不仅否定汉嗽的价值，而且进而抨击汉代赋家的人格，邹浩、显说之、吴子良、郑樵、林亦之、朱熹、李样、黄楼防、魏庆之、黄震、章如愚等皆有过激的言论。千是，政教功利的汉赋观又和道德批评的学术思潮搅和在一起，对汉赋研究形成了巨大冲击，影响所及，一直到清代。如清陆陇其在《松阳讲义》卷s中说:“汉武崇奖一司马相如，唐明皇果奖一李自，不知坏了多少风气沪在这种畸形的儒家文艺观的支配下，许多文人只知道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斌未能起到很好的讽谏作用，而忽视了他们在艺术上的重大突破.自然也看不到他们在文学艺术走向自觉的征途中所曾发挥过的重大作用。汉赋常常被摒弃于研究视野之外，自然会受到长期的冷落。(三)汉斌自身的弱点 汉赋的篇幅往往比《诗经)、《楚辞》、《孟子》、《庄子》中的作品更长，描写事物更为精细，也更为全面，这本来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进步。但汉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性灵。尽管有贸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张衡《归田赋》等脍炙人口的篇什，但在今存的火部分汉赋作品中.我们唇不到作家的个性。也看不到优美的意境和动人的悄韵。《天子游猎赋》中的天子，不过是司马相如心目中的理想形象，赋中的子虚、乌有和亡是公，也仅仅是不同政治集团的代表，他们都缺乏生动可感、血肉丰满的个性，因而与读者十分隔膜，难以产生共鸣。《长杨)、《羽猎》、《两都》、《二京》亦大致如此。其次，汉赋的语盲有些雕琢，读来不移顺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传诵。战国和西汉前期赋较好，语言比较贴近生活.甚至还有俗文学的痕迹。但自扬雄以后，则好用古文奇宇，以炫其才博.读者苦其难读，往往废书而叹。祝尧《古赋辨体》卷a云:“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载酒从问焉。故斌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J、九矣广汉赋成为少数人才能创作，少数人才能阅读的精英文学，它的老败自然在情理之中，它在日后被束之高阁、被遗忘冷落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家，无论多么博学多才的文人，在从事文学创作或学术著述时都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自命高雅，故作简深，否则便会失去大多数读者而最终被人们遗忘。汉照在两千年间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些块点并不能掩盖汉赋本身固有的价值，双赋毕竟是两汉四百年间众多文人的呕心结撰，毕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作为一宗包含着丰富文化内涵并且在文学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文学遗产，汉赋仍然值得我们去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摘自《古代汉赋研究的分类总结与理论思考》作者 宗凡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明清小说嘛，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们相对还是比较富足和安顿的，因为大多数人民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
一、汉赋在内容上的变化。
1、西汉时期的汉赋，普遍采用虚拟人物进行主客问答的方式，引出后面的大段描写，末尾又总是以一方压倒一方而结束。这种写法是古代隐语和战国散文留下的痕迹，在散文赋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
二、汉赋在体制上的变化。
1、手法。
（1）、西汉时期的汉赋，赋的中间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对事物进行穷形尽相，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力表现客观对象广阔性、无限性、丰富性，渲染其种类之多，形态之美、变化之繁富，从而形成宏大的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和惊心动魄的气势。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开启新风，注重抒情。使用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风格开始由叙事大赋转入抒情小赋。
2、词句。
（1）、西汉时期的汉赋，辞藻丰富华丽。作者常常在赋中堆砌大量生僻词汇，又喜欢把很多同一偏旁的字罗列在一起，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句式以散体为主，灵活多变，但也有不少四字句和骚体句。句子的节奏感很强，有的地方还押韵，非常便于朗读。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不再追求气势的铺排、辞藻的堆砌，而类似于四六句骈文，开了骈赋的先河。
3、抒情。
（1）、西汉时期的汉赋，结尾往往寄托一点讽谏，但这种讽谏的效果非常微弱，完全被前面的大段铺陈描写所掩盖，很难被欣赏者发现。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融情于景，不再讽谏。作品流露出对长期官宦生活的厌倦感情。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感情。最后写企心淡远，纵心物外的情趣。以宁静、适意的生活环境，与黑暗，污浊的现实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扩展资料：
原文：
《归田赋》两汉：张衡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
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释义：
在京都作官时间已长久，没有高明的谋略去辅佐君王。只在河旁称赞鱼肥味美，要等到黄河水清还不知是哪年。想到蔡泽的壮志不能如愿，要找唐举去相面来解决疑题。知道天道是微妙不可捉摸，要跟随渔夫去同乐于山川。丢开那污浊的社会远远离去，与世间的杂务长期分离。
正是美好的仲春时节，气候温和，天气晴朗。高原与低地，树木枝叶茂密，杂草滋长。鱼鹰在水面张翼低飞，黄莺在枝头婉转歌唱。河面鸳鸯交颈，空中群鸟飞翔。鸣声吱喳，美妙动听。逍遥在这原野的春光之中，令我心情欢畅。
于是我就在大湖旁龙鸣般唱，在小丘上虎啸般吟诗。向云间射上箭矢，往河里撒下钓丝；飞鸟被射中毙命，鱼儿因贪吃上钩，天空落下了鸿雁，水中钓起了鱼。
不多时夕阳西下，皓月升空。嬉游已经极乐，虽然夜来还不知疲劳。想到老子的告诫，就该驾车回草庐。弹奏五弦琴指法美妙，读圣贤书滋味无穷。提笔作文，发挥文采，述说那古代圣王的教范。只要我置身于世人之外，哪管它荣耀与耻辱的所在？
赏析：
在中国历史上，张衡是一位有多方面建树的人物，他既是一位有辉煌成就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文学家。他的《归田赋》就是一篇备受后人赞赏的作品，被称为短篇中的神品。这篇短小精粹的小赋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厌恶之情和企心淡远、纵心物外的情趣。
当时正值东汉王朝全面崩溃的前夕，政治极端黑暗，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祸国殃民，愈演愈烈。再加上连年灾害，弄得田园凋蔽，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张衡既无力改变，又深恶痛绝，因而不得不进行人生的反思，寻求自我解脱的道路。这种思想情绪发而为文，便写出了这篇《归田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归田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汉代的赋。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采■文”以“体物写志”。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时赵人荀况，但汉人常把赋和辞连用，称为辞赋。这是由于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辞赋连用，表示汉赋和《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汉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赋的创作盛极一时。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在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和东汉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初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其形式同《楚辞》没有什么区别。景帝时枚乘作《七发》，开创了一种进一步散体化、以铺张为能事的新赋体。经过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的发扬光大，新体赋在武帝以后繁荣起来，成为汉赋的主流。新体的汉赋一般又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从内容上看，大赋多是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这些大赋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的汉帝国的声威和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既穷奢极欲又发扬蹈厉的风貌。但大赋为达到形式上的华美恢宏，往往夸张浮饰又大量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以炫博争奇，兼之后期的大赋多摹拟而少创新，行文板滞，这些都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赋篇幅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内容比较广泛，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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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 -> 绘画顾恺之《洛神赋图》简介及赏析 2009-9-17【名称】晋顾恺之洛神赋图【类别】中国古画【年代】宋代摹本【文物原属】故宫旧藏【文物现状】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台北及美国。【作品资料】见以下链接顾恺之名画《洛神赋图》补遗赏析： 曹植文章《洛神赋》： 曹植简介： 顾恺之名画《洛神赋图》赏析： 顾恺之简介： 王献之书法作品《洛神赋》： 王献之简介： 赵孟頫书法作品《洛神赋》： 赵孟頫简介：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顾恺之《洛神赋图》图并曹植《洛神赋》原文赏析【简介】中国东晋绘画作品。作者顾恺之。原作已佚，今存有宋代摹本5卷，皆绢本设色，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台北及美国。一纵厘米、横厘米，藏故宫博物院；另一纵26厘米、横646厘米，藏辽宁省博物馆。 该图以三国魏文学家曹植的《洛神赋》为依据，描绘了作者对洛水之神宓妃的爱慕以及神人殊隔、不能交接的惆怅。作品将不同情节置于同一画卷，洛神和曹植在一个完整的画面的不同场景中反复出现，以山石、林木及河水等背景，将画面分隔成不同情节，使画面既分隔又相联接。图中山石、林木，反映了早期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面貌。画面和谐统一，丝毫看不出连环画式的分段描写的迹象。作品线条，前者飘逸，人物动态委婉从容，后者人物形体较低矮，线条圆转短拙，色彩较浓丽。【作品赏析】青绿山水是重彩山水画产生和发展的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它继承了早期传统绘画的艺术特征，并直接脱胎于魏晋时期的人物画传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并为山水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两宋重彩山水画的巨大成就。大青绿山水产生时的最初状态，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本着历史承传的基本规律，它一定保留有早期人物画的某些艺术特征，而这正是顾恺之《洛神赋》图的重要价值之一。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虽然是人物画，但以大量的山水为故事展开的背景。由于顾恺之本人就是较早地涉及到山水画创作和理论的大家之一，故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洛神赋》图中山水部分的画法是具有那一时代代表性的艺术样式。图中树木、山石造型稚拙，比例关系较为混乱，确如张彦远为我们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描述的那样：“魏晋已降，名迹在人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石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伸臂布指。”从而为我们在理论与实物考据上都提供了早期山水画面貌的特征。从线色本身来看，《洛神赋》图中线条细劲有力，如张彦远所言：“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乎，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线条的表现力内在含蓄，以表现意态为先。线条内部勾勒产生的块面以青绿填色，色彩变化较少，只在坡脚岸边施以泥金。山石树木，结构单调，状物扁平，但富于装饰性。此图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一文。主要讲述了主人公从帝京回东藩的途中，经过洛水，遇到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原文中主人公虽然对宓妃充满爱恋，而最终却不得不离去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作者在现实中的伤感与无奈。顾恺之在这幅画里却将结局做了修改，以主人公与宓妃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告终。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在同一画幅的不同场景中展开，将一个传说中的爱情故事表现得浪漫感人。这种手法后世多有借鉴，如五代的顾闵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洛神赋》图中一些树、石的表现上，作者以凹凸晕染的方法来增加立体感，这来自于对当时青铜铸造艺术和帛画艺术手法的借鉴，来自于那一时代随着佛教的不断传人，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和相互影响。此外，图中人物的塑造也是极其成功的，人物虽散落于山水之间，但相互照应，并不孤立，神情的顾盼呼应使人物之间产生了有机的视觉联系，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对人物神态的准确刻画。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在脸上加三根毛一事，其云：“楷俊朗有识具，此正是其识具，观者详之，定觉神明殊胜。”脸上加三根毛对于绘画的教化作用来说，其实并无任何联系，而颐恺之却认为它能够反映出裴楷的气质，这是属于一种极个性化的问题，而不是某一类人的典型化和抽象化。这种对个人精神气质的重视与追求，表现在他对刻画眼睛的谨慎与仔细。他说：“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也。”很明显，顾恺之对人物表现的要求是如实地反映人物独特的气质和品格，而不是某种概念化的东西。东晋顾恺之所作。以三国时代曹植的浪漫主义爱情名篇《洛神赋》为题材，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地表现了赋的内容。画中的曹植带着随从，在洛水之滨凝神怅望，仿佛见到思念已久的洛神。远处凌波而来的洛神，衣带飘逸，动态委婉从容，目光凝注，表现了关切、迟疑的神情。二人的思念之情溢于卷面，令人感动。全图设色艳丽明快，线条准确流畅，充满动感，富有诗意之美。画面采取分段连续形式，概括描绘了几个重点。通过对洛神神情、动作的描绘，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情意。直接表现在礼教束缚与封建势力压迫之下，男女爱情受到压抑和苦闷的主题。画面色彩很柔和，加上画家对周围环境生动的描绘，突出了画面的诗意气氛。【作者简介】顾恺之(约公元345—406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是我国东晋时期杰出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与绘画理论对传统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洛神赋》就是他的杰作之一，我们现在看到的虽然是摹本，但基本上反映了他的艺术面貌。
参考文献：原文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fú)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huán)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héng gāo)，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miǎn)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dí)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fǎng fú）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lù)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yè)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máo)，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tuān)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dì)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识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遝(tà)，命俦(chóu)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guī)之猗靡(yī mí)兮，翳(yì)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ní)踊而夹毂(gǔ)，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fēi)辔(pèi)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记曰：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后太祖因与五官中郎将，植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下。时已为郭后谗死。帝仍以枕赍植，植还。度轘辕，息洛水上，因思甄氏，忽若有见，遂述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燮按：植在黄初，猜嫌方剧，安敢于帝前思甄泣下，帝又何至以甄枕赐植?此国章家典所无也。若事因感甄而名托洛神，间有之耳，岂待明帝始改?皆傅会者之过矣。鉴赏：在我国江汉一带的水边泽畔，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许多关于神女的美丽传说。这些传说以它们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墨客。他们心追神往，低回吟咏，留下了无数篇优美动人的佳作。，在这些缱绻的咏叹和精采的描绘中，最富情节和最能感人的，当推曹植的《洛神赋。是象《洛神赋》这样从人神双方入手，抒写彼此的相慕相恋之情，更为难得。宋玉的《神女赋》着重刻画了巫山神女的外观美，而未能更多地涉及其内心感情的底蕴，同时楚王在作品中也未被作为恋爱的一方来加以描写。因此曹植的《洛神赋》可以说是这类题材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以上回答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杭州图书馆
山水画论文题目山水画论文题目频道为有关山水画论文范文素材和山水画和论文题目有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山水画中的寺形塔影◇ 卢珊一、佛教传入与寺塔建构寺塔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东汉佛教传入中国这一时期 在佛经故事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寺塔形制最初出现及其原因 传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后,其遗体火化后的遗骨（即佛骨舍利）由八个。生态美学视角下的黄宾虹山水画生态美学是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它是将生态学与美学有机结合,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问题〔1〕 其研究对象主要探讨自然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以及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环境,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山水画创作中积墨积彩的运用在山水画实践中,色彩积染的表现手法,成为山水画创作的重要探索领域,为广大艺术创作者所重视 对于色彩在山水画创作中的运用应该立足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和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发展、开拓 在创作实践中。长的是题目，短的是人生喜欢背诗的人,通常要逞一逞长篇的 从春江花月夜到琵琶行长恨歌……背下来真是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比诗更难背的是诗题 什么诗题不就是凉州词从军行绝句什么的嘛,这有什么难背的确实。山水画内容和形式美的表现摘要山水画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以“精神和生命”的表现为艺术的价值,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构成艺术创作的两个重要方面 其中,艺术创作的实践活动是创作的灵。萧云从山水画艺术风格与其对日本的影响一、萧云从的生平个性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默思、无闷道人……,安徽芜湖人,历经明末清初年间,当时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其主要表现在地主阶级与进步的知识分子之间。福建博物院藏林纾山水画赏析【摘要】林纾是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画艺与画学理论的画家,但其作为文人书画家的成就长期以来为人所忽略 本文对福建博物院藏的三幅林纾画作进行赏析,并结合画学理论春觉斋画论,探析其创作思。从平面构成的角度看黄秋园后期山水画摘要在平面艺术领域,“构成”是构图的核心,包括平面构成元素与构成关系 从平面构成的角度看黄秋园后期山水画作品,并对其作品中的平面构成元素和构成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既能有助于揭示平。欣赏山水画二要素等2篇在中国画的三大主题——人物、山水、花鸟中,山水画所占的比例是最重的 画中的山山水水看似熟悉,但要真正领会其中的美,并不简单 一幅山水画的创作是画家通过观察自然、提炼概括具有象征。石昌鼎山水画艺术特色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传统艺术最为厚重的沉淀 中国传统山水画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 山水画是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人的性情 更是艺术家把握审美对象丰富外观和本质特性,借助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宋代山水画 与影响孙潇越 （山西师范大学 041000）摘要中国山水绘画的高峰在宋代,这一时期的山水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名家层出不穷,作品精美,有“无我之境”,发展到“画中有诗&r。澄怀味象，画为心印宋代山水画造景法式宋代山水无疑是中国经典传统绘画艺术中一颗璀璨夺目,绚丽多彩的明珠 那静观玄览,澄怀味象的特殊造景法式折射着传统文化精神,宋人借助观物而心与道合,借助有形而神游寰宇 在山水画创作中,人们经常会遇到造景或。宋代青绿山水画的兴盛高书芳 （中国艺术研究院 100029）摘要中国山水画秉承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是以儒、释、道的思想达到艺术的和谐 中国山水画在魏晋时产生,早期的山水画是以人物画的背景出现,到了隋代,山。山水画教学中的写生问题在老年大学绘画教学中,如何上好山水画写生课怎样适应中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这是个共性问题 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一些体会 一 为何要上好写生课学习山水画,一般要经历临摹、写生、创作三。王旭东山水画技法（二）3、树木的画法树是山水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山石如肢体,树木如衣饰 学画山水大多先从画树入手,而学画树通常又先学画枯树 历代画家均有专攻画树的,题材很多,尤以画松柏为最常见 宋元以后,名家辈出,风格。我爱写意山水画自进入泰安市老年大学以来,我先是学了一年的写意花鸟画,后来觉得局限性较大,就改学写意山水画,并慢慢入了门 我深刻感到在画写意山水画中,可攀树赏花,挥斥自由,有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蕴 于是,我。平远和诗意：北宋后期山水画的文人意趣生成郭熙“三远”之一的平远,是苏、黄……人特别推崇的绘画意趣 苏、黄以平远赞誉郭熙；米芾评论董源的绘画是“一片江南”,把平远趣味与江南景象结合起来,画史艳传。山水画临摹课要点分析和示范摘要在创作过程中,学习者可以学习到优秀作品的基本技法笔墨,造型和章法的规律……,还可以学习到优秀作品对“神韵”的把握以及思想感情的理解 通过本门课程的开展,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园林中国传统文化中由自然山水派生的三种艺术形式,即文学中的山水诗、山水画和园林中的山水意境营造,形成了相互伴生的关系 诗文、绘画是诗人、画家面对自然景致有感而发的真情表达,诗化的语言能够使人迁想妙得、美景。传统山水画构图和山水画写生构图的比较分析山水画构图是山水画创作中的重要内容 构图指的是创作作品的构思、构意所形成的整体布局 它包含的内容有气势、位置、均衡、留白、空间,以及题跋落款和印章形成的画面分布………… 构图是作品意境表达的重要手段之。画意园境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内涵和意境营造摘要中国古典园林与山水画都源自自然山水,有相同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作为基础,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使中国古典园林与山水画的意境及审美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 本文分析了意境的内涵,探讨了山水画与古。彰显个性，发散思维由一道题目谈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摘要解题策略多样化,是课程标准所倡导的教学理念,也是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教师应鼓励学生运用画图、列表、假设……策略灵活地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解题的思路和策略多样化,从而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是其代表作(宋摹本)。绢本设色、纵、横 此卷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的表现了三国时代曹植的名篇洛神赋的内容，也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新兴文艺理论中 重视感情生活的要求。该画对人物心理刻划的成功及善于表达情感内容的精深造诣，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绘画的新发展。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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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
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书写参考文献呢？知道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吗？以下是我精心准备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说明，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一、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
M——专著 C——论文集 N——报纸文章
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 R——报告
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
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姓，名字的首字母.如： Malcolm Richard Cowley 应为：Cowley, .，如果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方式不变，&之后第二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如：Frank Norris 与Irving Gordon应为：Norris, F. & .；
②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English Weekly。
二、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
1.期刊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
[1] 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
[2] 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1):46-52.
[3] Heider, . The structure of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of two languages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9, (3): 62 – 67.
2.专著类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
[4]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5] Gill, R. 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 [M]. London: Macmillan, 1985: 42-45.
3.报纸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
[6] 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
[7] French, W. 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N]. Atlantic Weekly, 1987-8-15(33).
4.论文集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8]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9] Spivak,G. “Can the Subaltern Speak?”[A]. In & L. Grossberg(eds.). Victory in Limbo: Imigism [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
[10] Almarza, . Stud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knowledge growth [A]. In and (eds.). Teacher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学位论文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11]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1-7.
6.研究报告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12]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7.条例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举例】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
8.译著
【格式】[序号]原著作者.书名
[M].译者，译.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三、注释
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
四、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与文中注（王小龙，2005）对应。标号在标点符号内。多个都需要标注出来，而不是1-6等等，并列写出来。
最后，引用毕业论文属于学位论文，如格式5
5.学位论文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11]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1-7.
学位论文格式模板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或新成果，并对本学科发展或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有一定意义，表明作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学科知识，具有从事学术研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对所研究的课题在材料、角度、观点、方法、理论等方面或某方面有创新性成果，并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较重要的意义，表明作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学科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应当用规范汉字进行撰写，除古汉语研究中涉及的古文字和参考文献中引用的外文文献之外，均采用简体中文撰写。
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或一组相关论文组成的一篇]系统完整的、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一律不接受其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二、学位论文的一般格式
学位论文一般应依次包括下述几部分：
1. 封面(参见附件1)。
2.版权声明。
3. 题目：应准确概括整个论文的核心内容，简明扼要，让人一目了然。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4. 中文摘要：内容摘要要求在3000字以内，应简要说明本论文的目的、内容、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语言力求精炼、准确。在本页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3-5个)。
5. 英文摘要：英文摘要上方应有题目，内容与中文摘要相同。在英文题目下面第一行写研究生姓名，专业名称用括弧括起置于姓名之后，研究生姓名下面一行写导师姓名，格式为Directed by...。最下方一行为英文关键词(Keywords 3-5个)。参见附件2。
6. 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
7. 序言(或序论、导论)：内容应包括本课题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运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基本思路和论文结构等。
8. 正文：是学位论文的主体。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选题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但必须言之成理，论据可靠，严格遵循本学科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
9.注释：可采用脚注或尾注的方式，按照本学科国内外通行的范式，逐一注明本文引用或参考、借用的资料数据出处及他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严禁抄袭剽窃。
10. 结论：论文结论要明确、精炼、完整、准确，突出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应严格区分本人研究成果与他人科研成果的界限。
11.参考文献：按不同学科论文的引用规范，列于文末(通篇正文之后)。外文用原文，不必译成中文(参见附件3)。
文献是期刊时，一般书写格式为：作者、篇名、期刊名、年月、卷号、期数、页码。
文献是图书时，一般书写格式为：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月、版次、页码。
12. 附录：包括正文内不便列入的公式推导，便于读者加深理解的辅助性数据和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缩略语，程序全文和有关说明，其它对正文的必要补充等。
13. 作者的致谢、后记或说明等一律列于论文末尾。
14.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授权使用说明(导师和作者本人均需签名)。
15. 封底。
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及撰写规范
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学位（毕业）论文不仅在内容上有创造性和创新性，而且在形式上也应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为进一步提高学位（毕业）论文质量，提高论文的水准，使我校研究生的学术观点、学术研究得到科学、准确地反映，参考我国高校学位（毕业）论文和学报论文编排规范，特制定如下规定。
学位申请者应严格按照本规范撰写。凡不符合本规范的论文，研究生学院将退回作者修改后再做形式审查。
一、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一）学位（毕业）论文的组成部分与排列顺序
学位（毕业）论文，一般由封面、扉页、独创性声明及版权授权书、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目录、(插图和附表清单)、(主要符号表)、引言、正文、结论、参考文献、(附录)、在读期间已发表论文、作者简历、致谢等部分组成，其中带括号部分根据论文类型不同可选。学位（毕业）论文按以上顺序书写编排。
1.封面：
中文学位（毕业）论文题目；
学位申请人；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专业学位除外）：专业名称、专业领域名称严格按照专业目录和培养方案填写；
学位类别：按照专业所属门类填写：哲学、经济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专业学位类别；
授予单位：河北农业大学
答辩日期；
2、扉页：
分类号：按《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要求填写；
密级：涉密论文，由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国家规定的密级范围和法定程序审查确定密级，并注明相应保密年限；不需保密的论文不用填写；
单位代码：10086；
学号；
中英文学位（毕业）论文题目；
其余项目同封面(2)～(7)；
3、独创性声明和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需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亲笔签名）。
4、中文摘要:论文摘要内容字数不少于800字，关键词4～6个。
5、英文摘要：包括论文题目、作者、专业、指导教师、摘要内容、关键词。摘要内容和关键词与中文摘要一致。
6、目录：目录最多列至三级标题，以阿拉伯数字分级标出。
7、插图和附表清单：论文中如果图、表较多，可以另起一页分别列出清单列于目录之后。图表的清单应有序号、图表名称和页码。
8、符号、标志、缩略词、计量单位、名词、术语等注释说明，可以集中列于图表的清单之后。
9、引言
10、正文
11、结论
12、参考文献
13、附录
14、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以河北农业大学名义发表的文章）：
署名为第一作者的已发表论文复印件，包括刊物封面、目录、版权页和论文全文及被索引的相关证明。
15、作者简历：内容一般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最后学历（学位）、毕业院校、工作经历；在学期间参加的研究项目、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获奖情况等。学术论文应正式发表，或有正式录用函。罗列作者著作及学术论文应与参考文献所列格式相同。
16、致谢：致谢对象限于对课题研究、学位（毕业）论文完成等方面有较重要帮助的人员。
（二）学位（毕业）论文排版要求
1、论文开本及版芯
论文开本大小：210mm×297mm（A4纸），左侧装订，装订后的尺寸为205×287。版芯要求(指A4纸)：左边距：30mm，右边距：25mm，上边距：
30mm，下边距：25mm，页眉边距：23mm，页脚边距：18mm。
2、 论文用中文撰写（可附相应英文副本）。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一般5~10万字，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一般3万字以上，用计算机打印，字迹要清楚，标点符号要正确，错别字率不得超过1‰。
3、封面和扉页：按研究生学院要求进行制作。
4、 目录：建议使用自动生成目录，格式为：“目 录”黑体三号，字符间距为一个字符，段前段后间距为1行。目录中中文字体为宋体、页码为Times New Roman字体，字号自定。
5、 中文摘要：“摘要”字体为黑体小四号，水平居中；内容另起一行，字体为宋体小四号；“关键词”另起一行，字体为黑体小四号，词条为宋体小四号，词条之间用分号隔开。
6、 英文摘要：字体均为Times New Roman；论文题目字号为加粗12pt，水平居中；作者、专业、指导教师字号为；“Abstract”字号为加粗12pt，水平居中；内容字号为12pt；“Key words:”字号为加粗12pt，词条字号为12pt，词条之间用分号隔开。
7、标题：论文一般分三级标题
一级标题：黑体，三号，段前、段后间距为1行，居中
二级标题：宋体，四号，段前、段后间距为1行（空小四号字大小），左对齐
三级标题：黑体，小四号，段前、段后间距为1行，左对齐
上述段前、段后间距可适当调节，以便于控制正文合适的换页位臵。 8、 正文字体：正文采用小四号或五号宋体，行间距为18磅，为字体调整字间距11磅；
9、 页眉、页脚：均采用五号宋体，从“引言”开始添加页眉。“引言”、“正文”、“结论”部分奇数页页眉居中为论文题名，偶数页页眉居中为“河北农业大学博(或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页眉下横线为单直线，粗度磅；论文页码从“引言”开始按阿拉伯数字连续编排，奇数页码居右下侧，偶数页码居左下侧。
10、 图、表标题：采用小五号黑体；图例说明和表格中文字采用小五号宋体；表注采用六号宋体。图序及图名臵于图的下方，表序及表名臵于表的上方，若图或表中有附注，采用英文小写字母顺序编号，如注a，注b，附注写在图或表的下方。文中公式的编号，用括号括起写在右边行末，其间不加线条，文中的图、表、公式等与正文之间要有一行的间距。表格一律用三线表，所有表格、图的标题、中文文字均要求有对应英文标注。
11、文中所列图形应有所选择，照片不得直接粘贴，须经扫描后以图片(.JEPG)形式插入。
12、文中英文、罗马字符一般采用Times New Roman正体，按规定应采用斜体的采用斜体。
二、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撰写规范
题名
题名是以简明、具体、确切的词语反映文章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应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亦有助于选定关键词。
必要时可加副题名，如题名语义未尽，需作补充、引申和说明者或是系列文章，需用副题区别其特定内容的，均可加副题。副题应另起一行。
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相吻合。
题名中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认的缩写词、字符、代号和公式等。摘要
摘要是对文章内容准确概括而不加诠释评论的简短陈述，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论文摘要应尽量反映文章的主要信息，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内容简明扼要，语言精炼，注意不要与结论雷同。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保持内容一致。
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应是一篇完整的短文。采用第三人称。一般不分段表达，不用图表、化学结构式和非公知公认的符号和术语，也不宜引用文章中的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
摘要中若采用非标准的术语、缩写词和符号等，均应在第一次出现时以标注形式予以说明。
关键词
标示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便于作索引，便于检索，而从论文选取出来，能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
凡学位（毕业）论文均应具备中文和英文关键词。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分别排在中英文摘要下方。
关键词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MeSH词表》、《中医药主题词表》等词表中选用规范词；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也应作为关键词标出。
两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
引言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场白，应以简短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依据及相关领域内前人所作的工作和研究的概况，说明本研究与前人工作的关系、目前研究的特点、存在问题及作者工作的意义，引出。
根据相关信息查询，古代汉语的参考文献有。1、古代汉语(四册)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81。2、古代汉语(上下)郭锡良等编商务印书馆2001。3、古代汉语(上中下)许嘉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4、中国语言学史王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汉语史稿王力中华书局1980。6、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文言文到底怎样教宝坻五中 吴淑静 杨占平 许俊霞【内容提要】为改变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老”、“慢”、“差”、“费”的教学现状，优化文言教学过程，本文试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实效两方面，针对文言文教与学的特点，提出具体的做法，以促进文言文教学的发展。【关键词】激发兴趣 精讲精练 灵活方法 提高实效 积累迁移“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淘洗而流传下来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文言文，是诗文中的极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而被选为教材的文言文更是优中选优。但是，无须讳言，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处于老（教学方法）、慢（进度慢）、费（费时多）、差（效果差）的状态。绝大多数学生对文言文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畏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也有来自“教”的因素：许多老师仍采取传统的逐字逐句的串讲方式，让学生记笔记，然后从中抽题训练；或者偏重知识教学，把字、词、句的理解、翻译当作重点，其他都交给学生自己解决；或者一味侧重背诵，让学生背课文、背注解、背练习题答案。这样的课堂，没有体现新课改理念的精神，不能够让学生体验到古文的精髓，谈不到提高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因此，我们从事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必须大手笔地、适宜学情地改革我们的文言文教学，让新课改的春风也度“玉门关”。改革课堂教学，优化教学过程，使教学效率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让文言文焕发出新的活力。文言文毕竟离我们的生活较远，教法不可能和现代文教法等同，但它并不是外语，和现代文有非常强的传承关系，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可借鉴现代文教学如讲究合作、探究、开放的学习方式、个性化教学等成功经验，形成有文言特点的、灵活而实用的教学体系。下面结合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古文教学谈谈文言文教学的具体做法：一、激发兴趣。有了兴趣才产生主动学习的可能性，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是教好文言的前提。讲课时务必脑子里时刻牵着这根弦。（一）、教师富有激情。还清晰地记得刚上高一时语文老师杨乃林老师讲宋词的那节课，他从温庭筠的《花间词》讲到词风一变的李煜，讲到“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讲到豪放派词人苏东坡、辛弃疾，讲到清朝的纳兰性德，讲到毛泽东。让我们震惊的是杨老师不看教案，而能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一边背一边快速写在黑板上，加上他抑扬顿挫的诵读声和评论感悟，彻底把我们折服，宋词真是太美了！我们急忙记笔记，杨老师笑着说：“不用记，不用记，以后咱们还会讲的。”但我们哪肯罢休，生怕落掉一句一字，同桌商量好你记第一句，我记第二句，他记第三句。真是语言美、艺术美的享受，如坐春风，让我从此迷上古典文学。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溢美。仔细想一想，您是否也享有过这样的课，让您曾经有过很大的思想触动？创造出这样的课，老师肯定投入了他的激情。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每篇都包含着作者的理想和情感，都是作者“情动而辞发”的，我们教师在教学中也应引导学生“披文以入情”，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同作者一起或喜或悲，或忧或憎。应该说，要想在课堂上充满激情，教师就应熟悉历史，读懂古人，才能以情激情。试想，不懂曹操，怎能理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怀激越？不懂苏轼，怎能领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不懂辛弃疾，怎能理解“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与激愤？教师的激情有助于学生产生浓郁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学生必会获得美的享受，受到感染和熏陶，从而使自己的价格和精神得到塑造和升华。（二）、精心设计导语。让每一节古文课的导语符合短小精悍、形式多样、调动兴趣的原则，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试举几例：以重温旧知识切入，《核舟记》导语可为：“我们学过一篇描写古代艺人技艺高超的作品，还记得吗？还能背出一些语句吗？”同学们是可以回答出的，接着引入新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核舟记》是描写雕刻家高超技艺的文章，请留心写法上的异同”；《湖心亭看雪》导语为：“西湖是有名的风景区，我们学过很多描写它的诗文。想想可以记起哪些？”同学们可以说出几句，像“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等，教师接着说：“我们欣赏的都是西湖春夏的美景，那冬天的西湖什么样哪？一起看看张岱的《湖心亭赏雪》”中的描写；以名人名言、诗文名句导入，《大道之行也》导语为：“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就出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里，你知道是哪句吗？”学生们已预习课文，大多数可以猜出应为“天下为公”。《三峡》导语为：“我们先一起背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谁能说说“千里江陵”指的什么，“万重山”指的是哪里？”这样引到美不胜收的三峡；以古今对比导入，《捕蛇者说》导语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正致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百年来农民种地缴税制被废止了，而且政府还给予一定补贴，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作为对比的《捕蛇者说》深刻地揭示了苛刻的赋税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猜谜式入题，《观潮》“你知道‘天下第一潮’指的是哪儿吗？今天我们就来欣赏钱塘湖惊心动魄的气势”。导语相当文章的开头部分，岂能不吸引学生？（三）、精心设计问题。课堂提问要求紧扣文章重点、难点，有梯度、有思辨性，有引领性，且尽量生动有趣。所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下面试举几例：《捕蛇者说》——文章写了哪两件事，以哪件为主？《核舟记》——本文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先写船舱后写船头？《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什么样？它同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有无相似之处？它可能实现吗？《记承天寺夜游》——苏轼笔下的景带有什么特点？“闲人”指什么样的人？请回答“我认为苏轼是一个（ ）的人”，你对苏轼怀有怎样的感情？《湖心亭看雪》——写了何事，绘了何景，抒了何情？雪景有何特点，使用什么方法？你认为当今社会需要隐士吗？《三峡》——山水有何特点？请你想象2009年三峡大坝建立以后，三峡会有哪些变化？《观潮》——作者从哪几方面写“观潮”的？本文在描写浙江潮景象之后，为什么又花大量笔墨来写水军演习和吴中健儿的弄潮？教师的提问少而精，保持足够的吸引力。（四）、创设轻松和谐而有活力的课堂氛围。课堂是不是盛满生机、充满人文气氛，需要师生协力打造，需要教师倡导、需要学生配合，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实现师生和谐的一体式。1.精讲字、词、句。文言文字词疏通需要花较大工夫，这是我们必须面对、承认的。如果还是教师一字一句地教，学生一字一句地记，当然重现死气沉沉的局面；如果统统把字词的解决都抛给学生，认为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完成，那无疑是自欺欺人。讲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讲，许多老师给出了适宜的方法即抓关键，精练习。首先布置预习，让学生查工具书、对照注解初步扫清字词障碍，这只是第一步，因为这些知识留给学生的印象并不深，很模糊。老师在课堂上没必要串讲，因为面面俱到，反而处处重点处处不是重点，也不过是“水过地皮湿”。我们选择重点、难点的关键处点拨、讲解，这些重难点的确定依据教师对文本的分析、学生的反馈。一般说来，每句文言需重点讲解、识记的字词在两个左右，每篇文言需意译的句子“君将哀而生之乎”、“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之类并不多，其它均可让学生轮流作小老师讲解，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致，改变只纯“听”的被动，而为动耳、动口、动手、动脑的主动。2.教学方法灵活化。每节课都有一个让学生兴奋的点。运用教学形式多种教学手段如朗诵比赛、知识竞赛、辩论会、故事会；多媒体、幻灯投影、图片等创设教学情景，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让他们能欣赏到文言文的言简意丰的美妙，并体验到主动学习的快乐。如教学《伤仲永》，我们要求学生自由结组利用课下时间排演课本剧。终于正式“演出”了，学生们的表现令人非常满意。每一组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出现了很多亮点，给老师带来很多的惊喜。举例说吧，原文对仲永父亲短视贪利的形象并没有具体、细致的描写，给阅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许多“父亲”的形象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像“仲永父亲”看到钱时努力睁大、再睁大双眼的夸张神态，像“他”炫耀儿子时摇头晃脑的滑稽动作，像“他”只认钱，即使是自己的姐姐来求诗也因没交钱，坚决地不让仲永写，像仲永也想跟其他孩子一样去读书学习时，“父亲”的一句“你傻了？现在的钱多好赚呢！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等等。事实证明，学生的体验表演绝对胜于讲课 + 练习的效果。表演体验法肯定适合《核舟记》中“大苏泛赤壁”的人物描写，可帮助学生分清人物的所在位置及神情动作。《三峡》预习作业与其他课文不同——不看课文，而是按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特点先描写三峡山水，可纯想象，可参照有关资料包括图片进行描写。课上再阅读课文，看看郦道元是如何写三峡的，选取什么景物，依什么顺序？并体会语言的美妙。《记承天寺夜游》可设计让学生自由畅谈心目中的苏轼形象，可介绍他的轶事，可朗诵他的诗词，可谈他的性格胸襟。借此活动了解文中作者的心情。《答谢中书书》语言非常凝练，可作对偶句练习:出上句，找下句。或反过来。总之，课堂充满多变的互动形式，可为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服务。3.讲究教学语言。我们要求课堂语言文雅、幽默、亲切、富有激励性。如时时穿插精炼的成语、名言、俗句肯定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让学生回忆学过的名句名篇，还起到知识迁移的效果，如《湖心亭看雪》学生可背诵、知道的写雪的词句。幽默亲切的话语有助于消除师生间的距离，善解人意的、真诚的激励话语会增添学生以温暖、信心，从而享受成功的滋味。二、提高实效。文言文教学在帮助学生认识传统文化，吸收民族智慧，培植热爱祖国文字的情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有责任培养学生学习文言的良好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文言文形式能力。具体如下：（一）引导学生预习。重视预习，而教师要给予明确要求。或要求借助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借助注释，初识文章，最好能疏通全文。与此同时批注不懂的地方，以便上课解答；或搜集文章的背景及作者资料。还有每节课前都要提出一、两个预习问题。质疑内容可从多方面进行：语言运用上、课文内容上、表现中心的手法上等。对这些问题教师认真审阅，做到心中有数。集中、分类后挑出有代表性、典型性的问题，让学生提问、讨论、解决。所要注意的是——教师随时检查预习情况，绝不能放任自流。预习环节很重要，单说其中包含三个语文习惯的培养。培养学生借助注释，使用工具书的能力，是学习文言文的有效途径。文言文的语言知识零碎而庞杂，如字音、词义等，多数要靠一个一个地去理解、体会，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想培养自学能力，就要让学生养成这样的良好习惯，边读文边读注释的习惯，勤查字词典的习惯，应该让每位同学手中具有一两本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关于搜集材料的习惯，起码不坐等现成答案，而是主动寻找、整理、归纳，在搜集中看到的、集到的东西，也许会在某一天派上用场。还有质疑习惯，正像爱因斯坦说的“提出一个问题要比解决一百个问题更重要”。学生的积极思维往往是从疑问开始的。有疑问才能促使学生去探索、去创新。（二）做好领读。文言文教学中，老师们都非常重视学生的诵读。可以说，我们把“读”字摆在首位。读法有种种，默读、吟读、诵读、个人读、集体读，范读不一而足。文言文的传统的诵读方法是科学的，它对知识的积累，对作者思想感情的感悟，对真正掌握语言的运用能力不容置疑。老师们，现在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重视课文的诵读，真正能做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却非常少？是不是领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文言文生字多，个别字的读音与今天通行的读音还不一样，有的句子不容易确定它的停顿等特点，让学生听一遍录音或老师的范读，就去读课文，很难保证不出错。只要老师在领读时不出错，一般情况下，学生跟着读上两三遍，再自己去读，效果好。有的老师认为对初中学生还要领读，方法太幼稚。我们觉得只要方法有实效，不用在意是否“低级”。有的老师担心领读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化感悟，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领读有助于学生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因为朗读课文必须建立在正确把握文章感情基调的基础上。（三）重视字词教学。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文言文教学八字真经应淘汰，理由是有些文字具有模糊性。我们认为不能因为一些文字的模糊性，就让文言文也得学得模模糊糊。确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如果译成现代汉语，是破毁了那种诗意美，那我们大可不译，但你必得让学生明白“矣、思”的用法吧。不译，并不影响对整句意思的理解，但还是要落实到字词上的。我们让学生先做扫清字词障碍的预习，在课上精讲精练，把基础夯实。这里有一个培养积累习惯的问题。对文言文中的实词、虚词及其一词多义、古今异义和特殊句式等现象，有系统地进行积累，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联系、归类、比较、迁移，达到“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的量变效果，才能拥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每篇文言文中的重点字、词、句最好以板书、投影形式精讲精练，让训练真正落到实处。如《捕蛇者说》有几个实词、虚词可这样归纳：指出下列词语的一词多义现象。若：①像 貌若甚戚者②如 未若赋吾赋不幸之甚也③你 若毒之乎毒：①怨恨 若毒之乎②怨恨 又安敢毒耶③毒害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赋：①征收 岁赋其二②赋税 复若赋③文赋 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乎 ：①疑问语气助词 君将哀而生之乎②在 叫嚣乎东西③感叹语气助词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于：①在 吾祖死于是②给 余将告于莅事者③到 积于今六十岁矣④比 苛政猛于虎也以：①如果 以啮人，无御之者②用、拿 太医以王命聚之③因为 而吾以捕蛇独存④根据 今以蒋氏观之⑤表目的 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而:①表并列的连词 黑质而白章②表转折 而吾以捕蛇独存③表修饰 时而献焉④表承接 退而甘食其土之有还有几个特殊句式，如定语后置“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宾语前置“吾谁与归”、“何陋之有” 、“时人莫之许也”，词语活用现象“君将哀而生之乎”、“其一犬坐于前”、“稍稍宾客其父”之类应给学生解释，不能因淡化语法就对文言特殊用法忽略不提。只有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虚词及一些特殊句式特点，才可以独立阅读浅易文言文，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关于文言文还要不要串讲，这要灵活掌握，须看教材、学生情况而定。如果课文浅显，就没必要串讲；有的课文可让学生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让学生在教师点拨下疏通文意，遵守“字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则。疏通文意，在教学中采取让学生给注释搬家的办法，即有选择地把注释抄写到课文中被注释的字词的下面或一边，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抄写一遍比只用眼看印象要深刻得多，有助于记忆。生字词的注释就在这个字词的下面或旁边，学生只要读课文就会看到，这样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无意注意和识记。最后，字词学习不能忽视巩固的环节，课后要以卡片、图表等方式及时整理、归纳，在一定时期里做些练习，其中让他们尝试做课外阅读，选择短小、有趣而有哲理性的文言文练兵，或与课文有关的或同一为作者所写、或内容有关或写法相似均可作比较阅读，有意培养学生迁移能力，学以致用。（四）促进学生感悟。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强调阅读教学“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与理解”，我们都清楚，应该给学生留出感受、体验与理解的时间，让学生在阅读中想象，体验，品味，咀嚼。那么，教师此时要务是帮助学生形成感悟，因语感的培养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着眼点和归宿点。在文言文教学中，重要的不是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教师对某篇课文的分析，而是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自身感受到、领悟到什么，有什么进步与提高。阅读不能只停留在字词理解的浅层面上，而是把文言文视为一种文化，一种文学。讲析环节与现代文讲析所体现的教学理念一致，采用以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主、合作、讨论探究为主的教学方式，不再细说。另外，古文教学还需注意从以下方面帮助学生感悟。1.鉴于历史原因，教师适当补充一些内容，如课文涉及的有关历史掌故、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分析《捕蛇者说》，就得让学生清楚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忧国忧民的一贯情怀；中唐时期的赋税制度。分析《记承天寺夜游》、《核舟记》，就得让学生清楚苏轼的性格、胸襟、抱负和他一生的际遇。2.加强与现实的联系，让学生觉得古文中的人和事“远可在天边，近可在眼前”，调动情感，关注体验。以《童趣》为例，沈复描绘的是闲情，是童趣。学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让他们回忆自己童年趣事，课堂自然活起来，学生和作者情感了产生共鸣。再如《春望》，可联系抗日战争、伊拉克战争发挥想象，体会普通人在战乱中的感受。3.指导学生感悟作者情感，进而解读文本。如《记承天寺夜游》传达作者微妙复杂的心境，可引导学生抓住人物的语言“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叹，体味“闲”的滋味——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湖心亭看雪》写出作者不同于世俗的文人雅趣，从人物的行为动作入手：张岱于大雪三日、湖中人鸟俱绝的更定，架小舟去湖心亭赏雪，是迥异常人的行为，揭示出他怎样的心境呢？（五）指导背诵。“腹有诗书气自华”。朗诵和背诵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学习文言文的实际过程中总结出的好方法和好经验，我们也一向重视背诵。需要说明的是背诵不是死背，而是巧背。按新课程标准要求，初中阶段需背诵诗文80篇，对许多学生来说是难题，他们很怵背古文。原因可能主要是背诵经常作为课后练习来处理，致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尽管学生也背书，但目的在于应付检查，又因是强记手段，记忆当然难以持久。对此，可以多介绍名人的诵读经验、感受和方法。茅盾能背诵《红楼梦》，巴金曾说过：“现在有二百多篇文章储存在我的脑子里了”。我们提倡遵从熟读成诵的自然规律，熟读中要加入自己的理解、感悟，这样记下来的东西才能在头脑中长期保存，到用时信手拈来。向学生推荐一些记忆方法，如：情景法。《核舟记》中“大苏泛赤壁”一段，选三人表演人物各自神情，给人印象要深得多，表演者自己就更为深刻了，容易记且记得牢；线索法：《三峡》从夏水到春冬之时到晴初霜旦的顺序；化整为零法，即连句成段，连段成篇，适宜较长的篇幅如《捕蛇者说》、《湖心亭赏雪》。“源头活水得清渠”，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有赖于教师课上的点拨引导，有赖于教师立足课内、放眼课外的教学意识与训练，有赖于教师汲取传统教学精华又不断创新的教学理念。记得特级教师韩军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不能不想方设法让我们的学生喜欢文言，欣赏文言，并从中汲取行文写作的、思辨哲理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营养，为他们的终身发展服务。参考文献:1.《语文课程标准》2.《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