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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哲学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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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哲学的毕业论文

拯救哲学

摘要:哲学原本是指导具体科学的,但因历史发展的原因,使得当今的哲学严重滞后。具体科学在没有哲学的制约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地发展。它不仅肢解了哲学还抢占了哲学的位置,逼得哲学无路可走,使之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仅如此,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还造成了地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等凶险恶劣局面。为了改变现状,必须先拯救哲学。只有哲学得到拯救和振兴,具体科学才会规范有序地发展,恶劣的环境才会得到遏制,人类才能持续发展。反之,人类将走向衰败和灭亡。

关键词:哲学 具体科学 环境污染 拯救哲学 哲学创新

现今,很多哲学人士不明白哲学的含义,也不知道哲学应该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只能是偏解和糊弄。有的教授说,哲学研究的是超越了我们经验的东西,一些纯粹的东西。比如,研究纯粹的“红”,这就是哲学的工作。这种观点是分解了具体的实物和抽象的概念后产生的。还有教授说,我们只能解读伟人的哲学理论,不能创新。只解读不创新哲学能得到发展吗?更叫人不可理解的是一些教授竟然说,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是哲学,哲学无法定义。既然不明白哲学的概念,不清楚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如何教授学生哲学?如何研究和创新哲学?这种混乱的局面说明哲学在当今的处境很尴尬,很弱势。为了拯救哲学,就让我们务必弄清楚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作用及其创新和发展。

一 哲学在当代的困境

现今,哲学被人们称为是无用的“糊涂学”。认为它什么都解释不清,什么都做不了,是无用的。因为哲学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些晦涩、抽象难懂的概念只能使人头痛,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帮助和经济利益,所以哲学应该被具体科学替代或淘汰。

具体科学则正好相反,它“如日中天”的发展着。不仅抢占了哲学的位子,还把哲学撕成碎片,溶进每门学科中,使得每门具体科学后面都可以挂上哲学两个字,像物理哲学、化学哲学、数学哲学、生物哲学、分析哲学、系统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这些学科把哲学分吃殆尽后,哲学就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些现象表面看起来哲学似乎无处不在,任何具体科学中都有哲学的影子,好像是哲学渗透和覆盖了所有的具体科学,在所有具体科学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缺的指导作用。实则不然,这种发展情形等于把哲学撕成碎片撒到具体科学中,成为调剂和美化具体科学的调料和脂粉,使哲学成为具体科学的附庸,使哲学彻底失去自我,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无力创新和发展,无法解释清楚很多社会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使之处于现今的“无用”尴尬状态,成为被人冷落的“糊涂学”。

其实,哲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的整体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本原问题。具体科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具体事物生灭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形是,具体科学研究和解释哲学的本原问题(比如大爆炸学说),哲学研究和说明具体科学的特性问题,哲学和具体科学调换了研究对象。在这里,具体科学抢了哲学的道,跑在社会发展的最前端,支配和左右着哲学的发展。哲学被具体科学压制的无路可走,只能是委屈自己,研究点具体科学的残羹剩饭。

很多哲学研究者在这样的情形下很迷茫,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也不明白哲学研究的是什么。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比较,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的融合,要么把中国传统的思想同哲学结合着研究,要么跟着西方的某些思潮混混,要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搞的再丰润一些,然后穿上一件新潮的衣服粉饰一下,要么拼命在具体科学里寻找哲学能够栖身的一席之地,卑微地想着与具体科学合作祈求发展,但这也只是蹭饭吃,遭白眼,找不到真正属于哲学的位置。基于这种状况,一些外国哲学家竟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不过,在全球哲学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西方的哲学光景也不是太好,他们要么把先哲们的观点翻新一下,要么流行一些哲学思潮,要么也把哲学溶入具体科学中来研究。总之,西方的哲学也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既然哲学得不到创新,就不能求得发展,不能发展就会被具体科学压制和替代,形成一边倒的弱势状态。哲学的弱势必然造成具体科学的疯狂和强势,具体科学的强势又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哲学的挤兑,这样的情形使得哲学既尴尬又无奈,形同虚设。

哲学滞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控的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把地球环境搞的一塌糊涂。人类面临的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信仰迷失、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的凶险恶劣局面。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得不到控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类整体的衰败和灭亡。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要发展,而且要正确揭示宇宙的真实面目,以用来遏制具体科学的疯狂和肆意妄为。只有这样,环境才能得到治理,人类才可能持续发展。

二 哲学滞后的原因

哲学滞后首先是自身发展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知道,宇宙只有一个,正确的宇宙发展规律也只有一个。但由于人类发展的局限性,使人不能一下就能正确认识宇宙的全貌,只能是“盲人摸象”般的众口不一的认识宇宙。这样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众宇宙观平起共存的混乱繁杂的发展局面。每一种宇宙观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但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又都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宇宙的真实面目,以彻底否定对方,这就形成了唯物观和唯心观、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等宇宙观的对立和抗衡。众宇宙观的这种绝对对立和莫衷一是就造成了哲学无法发展下去的境地。又因为现今具体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具体科学的实用性,更是把哲学逼到了死胡同。具体科学以他强大迅猛的发展态势,几乎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哲学失去了用武之地,致使人们觉得哲学已死,哲学无用,哲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哲学不能创造任何财富……

其次,哲学的滞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哲学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发展速度不一样,使得哲学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受阻。在中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出于对政治的堤防,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阻碍。那些发达国家虽然不像中国这样,但他们为了争霸和扩张,都大力发展高科技和军事武器,很少把精力用到发展哲学上,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哲学的发展。

除去以上原因,哲学自身众多抽象的概念和以往哲学家晦涩难懂的语言,以及哲学高智慧的特性等,也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如果哲学简单易学一点,如果哲学语言通俗一点,恐怕也会对哲学的发展有益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属性和规律给人的混乱感觉。因为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把握和认识的知识,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是对宇宙万物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表面看起来好像哲学无处不在,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上又不能准确把握和界定。这就使一些人认为,哲学无法定义。还因为人们对有限和无限、概念和实物等矛盾的分解,也使很多人无法看清哲学的真实面目。这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导致了哲学的滞后。

三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定义及关系

什么是哲学?哲学的概念是什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包括罗素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都感到什么是哲学难以回答,难以定义。这真让人不可理解,这真是对哲学家的讽刺!如果说对哲学是什么都搞不明白,弄不清楚,很难想像他们能正确地研究哲学,正确地研究宇宙的规律性,正确地回答宇宙的很多疑难问题。

要想正确地定义哲学,就得明白哲学是研究什么的。我们知道,人类生存在宇宙间,想要看清楚宇宙的真实面目,想要弄明白宇宙是怎么来的,它的边际和中心在哪里,它有没有始终,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是什么,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人类能否认识宇宙的全貌,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之外有没有“上帝”和“神灵”?……人们对宇宙的这么多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人类的科学知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宇宙万物的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产生——发展——灭亡更替的规律性,想要回答的是宇宙的本原问题。即是说,哲学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它不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各门具体科学是人们对宇宙具体事物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具体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生灭更替的规律性。就是说,具体科学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而不是关于宇宙整体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科学无法把握和全面正确地回答宇宙整体的规律性,更是无能为力解释清楚宇宙的本原问题。如果认为只有具体科学才是获得真理的最好方法,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最终解释宇宙的本原,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找到宇宙的开端,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引导人类走向未来……这些都是极其谬误的观点。因为各门具体科学都存在着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和不能超出的局限,这些局限性限制了具体科学的发展,使得它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有所创造和发挥作用。这就说明,具体科学无论怎样迅猛火热地发展,无论怎样具有实用性,它也不能替代哲学和包揽哲学,去完成哲学所能完成的任务,去发挥哲学所能发挥的作用。

以上看出,哲学和具体科学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研究对象,也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哲学不能替代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不能替代哲学。哲学具有理论指导性,具体科学具有实用性,两者既有差异又有统一,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两者的统一构成人类整体的科学知识。

通常,具体科学必须以哲学为指导,通过一定的哲学观来研究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而哲学也需要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以高瞻的姿态来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不能脱离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必须以哲学为指导,两者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但如今,具体科学则处于主导地位,左右着哲学的发展,使哲学处于尴尬淘汰的局面。这种情形非常危险,需要人们高度警惕和反思。

四 哲学的作用和解释宇宙的方法

很多人认为,具体科学可以用具体的公式、定义、公理和算式等来证明、计算、验证和解释宇宙万物的规律性,因此,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解释宇宙。哲学全是抽象的概念,它无法用某种具体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无法确切地说明和解释宇宙,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宇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哲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与具体科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不同,哲学需要从所有具体科学中概括总结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再把这些普遍本质和规律高度概括成一些抽象的概念,然后,再用这些概念说明和解释宇宙存在的始因及生灭的规律,还有万物存在的始因、生灭规律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由于抽象的哲学概念很难使人一下明白其中的道理,还由于混乱繁杂的宇宙观所导致的人们的错乱认识,都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也造成一些人的哲学无法证明和解释宇宙,哲学是无用的观点。

其实。哲学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属性,哲学既可以教人们如何认识宇宙,也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具体科学的研究。比如,哲学如果把宇宙是一个矛盾体,宇宙的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科学家,科学家在进行具体科学研究时就不会徒劳地寻找宇宙的开端。像物理学家为了证明宇宙起始于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的大爆炸,曾经进行了很多次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这些研究和实验既浪费人力也浪费物力,到最后还是无法正确说明宇宙的起始原因。这说明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具体科学会走很多弯路。

当然,正确的宇宙观会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谬误的宇宙观也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就像现在的一元论的宇宙观,这种观点认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可以独自派生另一个方面,单纯的物质或意识就能独自派生意识、精神或物质。在这样的宇宙观的引导下,一些科学家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这个正物质世界一定是由它的对立面(反物质)派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找到了反物质也就找到宇宙产生的终极原因了。我国的物理学家就花大力气和高额的科研经费,组织很多人甚至与外国科学家联合研究,进行多次的科学实验,力求寻找到宇宙中的反物质,使之解答宇宙的生成原因。这其实也是徒劳的,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宇宙万物的存在原本都有正反的两种统一存在形式,

宇宙根本不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它是正物质和反物质统一起来的矛盾世界,而不是说单纯的反物质可以独自派生正物质世界,就像单纯的一个男人不能独自派生出一个女人一样。如果科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徒劳地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了。这说明,正确的哲学观点对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谬误的宇宙观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正确地认识宇宙,正确地解释宇宙,正确地创新和发展,然后,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

五 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综观当今的社会环境和地球自然环境的状况,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急待解决,但具体科学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使它不能一手遮天的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哲学的作用凸显出来。为了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势在必行,是当务之急。

为了拯救哲学使哲学得到创新和发展,更是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哲学和具体科学必须各就各位。具体科学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欺辱哲学了,哲学应该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恢复自己应有的指导职责,让自己正确的观点渗透到各门具体科学中,用强有力的先进的思想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科学的发展。具体科学也要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在哲学的指导下,收敛自己的行为,有计划地科学规范地发展。

那么,怎样拯救哲学呢?要想拯救哲学,必须创新哲学,哲学得到创新才能得到拯救。对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很多人感到迷茫,不知道如何创新。有人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就是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种观点是非常谬误的。因为,哲学和具体科学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哲学的具体科学化,这样的话,哲学就会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意义。

其实要发展哲学首先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哲学,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很好地发展哲学。当然,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还要正确地回答宇宙的本原和终结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等,还要搞清宇宙的属性和发展规律,更要把物质和意识两个绝对对立的概念统一起来,不要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存在主义和思辨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和物活论……之间徘徊和纠缠,因为这些对立的观点会混乱人们的思想,误导人们的认识。就是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不是小问题,人们千万不要小视了物质和意识的绝对对立,就是因为两者的长期对立才形成了诸多谬误的不全面的宇宙观,才造成了当今哲学发展的困境,才产生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和抽象的苹果无法食用的困难,以及普遍的哲学概念无法界定的尴尬局面。这说明,物质和意识的确切概念及其正确的关系对哲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物质和意识原本是一对矛盾,是宇宙的两个基本组成方面,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物质是宇宙的组成元素,意识是宇宙的组成规定,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但通常人们总是把人类的思维认为是纯意识,具体的实物认为是纯物质,这就从根本上分解了物质和意识这样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也彻底把一个宇宙分成了自然和超自然的两个世界,致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这里看出,要发展哲学,就要正确而全面地揭示宇宙存在的真实面目,正确回答人们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建立一套科学正确的反映宇宙生灭规律的哲学体系,给人们一个认识宇宙,拯救环境,拯救自我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武器和科学工具。

宇宙原本是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体的基本载体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简称物意体,物意体承载了宇宙间所有的矛盾属性,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矛盾统一体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作用中,时刻都处在新和旧、始和终、产生和消亡、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更替中,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新世界运动的开始,也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旧世界静止的终结,整个宇宙就是在这种矛盾更替中永恒地发展着的。

从整个矛盾着的宇宙来看,物意体是宇宙的基本载体,矛盾性是宇宙的根本属性,辩证法是宇宙的存在法则,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局限性,才分解了它所有的矛盾,致使一个宇宙整体人为的分成了两个(一个客观自然的物质世界,一个主观超自然的意识、精神世界),人们陷在两个世界之间始终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也人为地给自己制造很多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像宇宙的始终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物质和意识的统一难问题等等,这些所谓的“难题”其实很简单,只要人们真正认识宇宙是个矛盾体这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些问题就不解而自答。

为了说明这些“难题”很简单,我解答两个题就能说明问题。1、有限的人为什么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2、具体的人为什么无法吃到抽象的苹果?我们知道,有限和无限是一对矛盾,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无数个有限组成了无限,无限是有限的集合体,有限是无限的组成和发展瞬间。没有有限就没有无限,没有无限同样没有有限,两者不能分解开独自存在,也不能分解开独立来看。而宇宙(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的存在就是有限和无限的矛盾统一存在形式。如果把有限和无限分解开,宇宙不能存在,人类也不能存在。但通常,人们总是把无限和有限分开来看,把人视为单纯的有限,把宇宙视为单纯的无限,让有限的人去认识无限的宇宙,这就出现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宇宙不是单纯绝对的无限,它是无限和有限相统一的矛盾体,人在其中“花开花落”生灭不止,也不是绝对单纯的有限。所以,只要人们正确认识无限和有限的矛盾性,正确认识宇宙这个矛盾体的矛盾存在规律也就认识了宇宙。之所以会出现有限的人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那是因为人们分解了有限和无限这样一对矛盾。

同样的道理,抽象和具体也是一对矛盾,两者也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两个矛盾方面也是无法分解开独立来看的。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体,都包含了实物和概念两方面的东西。当我们在吃实物苹果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吃概念苹果;当我们在乘实物火车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乘概念火车。就是说,事物的规定和组成元素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和实物也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不是脱离实物独立存在的,它是隐藏在具体实物中的。如不然,人就不能用思维把实物中的概念抽出来形成知识而认识事物的规律了。所以,如果把具体的实物组成和抽象的概念规定分解开,形成单纯具体的人和单纯抽象的概念,那我们就吃不到苹果,乘不上火车了。可以这么说,宇宙中所有的矛盾都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且都不能分解开独立看待。如果分解了它们,人们永远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永远无法找到宇宙的开端和末端,永远不知道人类生存的意义,永远在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徘徊,永远无法正确界定哲学的概念……

其次,要发展哲学还要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和脱离政治的束缚。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都会产生不同时代的哲学知识。这些哲学知识的存在一方面是新时代哲学知识产生的基础,一方面也是新时代哲学知识发展的绊脚石。就像现时代,哲学的创新总是走不出旧哲学的圈子,总是受着旧哲学极深刻的影响和制约。如果不能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哲学的创新肯定是艰难的。另外,哲学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指导性,总是被阶级所占有,被党派所利用,被国家所推崇。当哲学具有了政治色彩,拥有了权威性,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就注定受政治的束缚和左右。如果新哲学的出现与原有哲学相冲突或不一致,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反叛的思想而受压制。这说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如果不能脱离政治的束缚,也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除去以上的限制和束缚,哲学的发展还要挣脱社会环境的限制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这种限制是指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以及该社会发展阶段的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是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必定产生相对应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下,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都会受到相应的制约。比如,古时候,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就局限在很浅很简单的层面上,因此,那时候哲学的发展也就只有一些朴素的宇宙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这种环境下就出现了很多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的宇宙观,哲学在其中就得到了很大发展。现时代,具体科学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这时候,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的需求度不大,这必然阻碍哲学的发展。但由于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又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时候,社会发展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非常大。因为人们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污染等等,都需要正确的哲学知识来引导和整治,这就要求哲学一定要发展,要创新,要正确解释宇宙和人类的关系,正确揭示宇宙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以用来正确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达到治理环境、拯救人类的目的。在这里,创新哲学就是拯救哲学,拯救哲学就是拯救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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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哲学论文好发吗

难写。哲学论文,顾名思义就是有关哲学论题的专业论文,涉及逻辑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思想哲学、科技哲学、美学、国学等多方面,是哲学研究工作的记录和总结。撰写哲学论文旨在通过对各种哲学案例的研究分析,不断总结哲学方面的经验教训,得以及时发现并弥补现有哲学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使哲学得以扩充和完善,并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产生重大影响。一篇优秀的哲学论文还可以使作者具有突破性的哲学观点、学术成果得以发表和传播,供他人分享借鉴、相互学习,有助于扩大作者在业界和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在还没有发英文的文章前,总觉得写一篇英文的文章是艰难万分,再加上道听途说,听那些有经验的人说审稿周期多长啦,审稿意见多难回答啊,整个过程多么复杂啊,所以对发英文SCI文章总是有一种恐惧感。有一段时间都心里安慰自己,这辈子就发发中文的文章吧,只要研究结果好,中文的照样可以引起别人的关注。再后来,身在国外,不得不用英文写文章,一段时间下来才发现,其实发英文文章不难,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请看在下的分析:

首先,大部分的英文期刊(在英国、美国出版的)都是被SCI收录的,这个要比入选SCI的中文期刊占所有中文期刊的比例大很多,所以在投稿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用考虑所选的英文期刊是不是被SCI收录的。只要是经常看的文献所在的期刊,基本上都是的。

在国内,有中文核心期刊跟科技核心期刊,中文核心要比科技核心层次上高一点。中文核心有一部分是SCI收录的,而科技核心的期刊给收录的非常少。那么换成英文期刊,就成了高影响因子的SCI期刊跟低影响因子的SCI期刊,只存在期刊水平的差别,不存在SCI跟非SCI的差别。

SCI一共收录3700多种期刊,所以按照研究领域划分的话,一篇文章可以找到几十个个可供投稿的期刊。如果是跨领域的文章,适合投稿的期刊的数量更多。反观中文的期刊,每一个领域一流的期刊的期刊也就是4-5个的样子。每期刊登的文章的数量受限,于与此同时,国内很多单位都有发文章的要求。在这种科研人员数量众多,一流期刊数量有限的僧多粥少的局面下,文章录用率是大大降低的。因此还不如主动出击,直接投英文的期刊。写英文的文章刚开始的时候是苦了一些,但是换来的将是更宽广的道路。

在审稿周期上,综合上看英文期刊的审稿周期反而是要比中文的短。当然,这里比较的是普通的SCI期刊跟国内一二流期刊的比较。国内的一些二三流的期刊的以收版面费为生。对文章的质量控制不严格,编辑觉得差不多的文章就录用了,文章的修改主要靠作者完成,这样的审稿周期确实很短。但是国内一流期刊的审稿周期都比较长,主要也是因为学术能力强的学者通常都兼带一些行政职务,平时都比较忙,审稿的事情自然是拖得比较久一点。

在审稿意见上,国外的审稿意见的确是要更加专业一些,要更难回答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何尝不是一个提高自己能力的一个好机会。一个一针见血的意见要比那种笼统的审稿意见好多了。而且国外期刊的审稿意见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同行相轻的恶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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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哲学研究展望论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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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西方哲学史论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近些年我国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形成。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辨析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

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外国哲学吉林大学报录比

2022吉林大学考研录比是万人,报考457万人,报录比:1。吉林大学(JilinUniversity),简称“吉大”,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位列国家“双一流”。

2022年吉林大学考研录取比例为报考人数的倍,具体数字取决于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此外,考生要注意自己的成绩,以及自己是否符合录取条件。最好能够充分准备考试,努力争取一个优异的成绩。

以2015年为例,吉林大学研究生报录比是在10:1左右。

1、吉林大学是985重点大学,能考上读研究生当然不错了。

2、本科毕业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则10月即可网上报名,11月现场确认,1月初试。部分专硕需要本科3年工作经验才能报考,具体查看学校的招生简章。

3、如果报考在职研究生则属于非学历单证教育,现在就可以报名,10月联考,具体时间和报考程序尽快直接电话咨询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官网都有招生简章。

名校优劣

并不是名牌大学的所有专业都是最好的。在一些综合性的知名大学中,有些非传统、非强势的专业是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招生规模的扩大而增设的。这些新增设的专业在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等方面不一定强过普通院校,不少普通院校的某些专业是优势学科,在该学科领域中占有很高位置。

就业,应该是学生最为关注的,而名校的就业率并非100%。知名企业在招聘人才时,虽然设置了985和211院校的招聘关卡,但他们更加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名牌院校毕业的学生都具备充分的知识储备和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学生自身的能力也很重要。

在选择专业和院校之前,考生一定要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做客观地分析,理性评判自己的学习能力,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切忌不切实际地高估自己,也不要因为贪图名校带来的“荣耀”而盲目“追热”。全面认识名校,客观评价自己,同学们会发现提升自身内在的含金量,远远高于名校赋予的光环。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吉大

外国哲学研究七十年论文

法哲学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和理论法学的一个门类,是运用哲学思维对法律现象进行抽象而形成的最一般、最基础的法学理论,是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西方法哲学研究前沿述评

法哲学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和理论法学的一个门类,是运用哲学思维对法律现象进行抽象而形成的最一般、最基础的法学理论,是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在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为各部门法学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支援。法哲学论题范围广泛,涉及法学中最具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如法的本质、法的起源、法的价值等等。西方法哲学历史悠久、学派林立、观点各异,为西方法学建构和法治实践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理论指导。当代西方法哲学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论题范围和研究深度进一步拓展,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可以为我国法哲学研究与法治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语言学转向”

在历经本体论中心、认识论转向之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语言问题。受其影响,当代西方法哲学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先后出现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符号法学等流派。尽管这些学派使用的方法和论述的内容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其探讨的核心问题都与语言有关。其中,以英国法哲学家哈特为学术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以比利时法哲学家佩雷尔曼为学术代表的新修辞学法学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法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佼佼者。

法律与语言关系密切:法律必须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语言文字赋予法律以具体内涵。当代西方法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转换了人们对法律的视角,使关于法律语言的研究从工具论地位上升到本体论地位。从这个角度说,法学可以被归结为法律语言学:当我们思考法律的时候,实质上是在对法律语言进行思考。正如哈特所言,当我们思考法律本质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思考法律这个词本身;对法律概念的认识,其方法就是对法律这个词的意义不断进行挖掘,并从语义分析学、修辞学、符号学等角度对权力、权利、义务等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和解释。

由于法律所采用的日常语言具有模糊性、多义性、歧义性等特征,西方传统法哲学理论所认可的法律客观性、准确性、含义唯一性等受到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等当代西方法哲学的挑战。在后者这里,法律不再被看作由一系 *** 定无疑、不可变更的原则和规则组成,而被认为是人类进行语言交流和司法解释的一种手段,依赖于不同的语境,具有开放性、论辩性和创造性;同时,法律原则和规则并非因此就丧失了确定性,而是可以通过法官的司法解释以及法官和听众之间的辩论达成共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符号法学等当代西方法哲学流派运用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正规化,对传统法哲学中的 *** 、怀疑论等进行了批判和消解,为当代西方法哲学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启发人们重新思考法律原则和规则等的普适性、可操作性和具体运用问题。

法律诠释学

法律诠释学也是受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当代欧陆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其哲学根源和理论基础是哲学诠释学。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所创立和发展的哲学诠释学影响下,法律诠释学颇为兴盛,成为诠释法律的一种重要方法。德国的考夫曼、哈斯默尔、拉伦兹等一批法哲学家,都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哲学诠释学方法以证其说。

受哲学诠释学的启发,法律诠释学把法律看作文字,把立法者看作作者,把执法者看作读者,这样三者之间就构成了文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诠释关系。法律诠释学认为:理解法律的含义,必须通过文字及读者的诠释进行,而带有“偏见”的读者在诠释时所面对的文字是历史的,作者也是历史的。因此,读者对文字的诠释主要在于克服“时间间距”,努力促进现实与历史的沟通,实现读者与文字、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法律诠释学以哲学诠释学为理论依托,把法律看成诠释的产物,或者说法律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诠释,从而使法哲学研究的重心从立法领域转向司法领域、从单纯的法律文字注解转向对法律文字与法律事实互动关系的研究,以消解抽象法律与具体事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关系。它试图通过诠释的方法获得法律的“真理”,为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为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提供了新方法。但它在法律精确性、科学性问题上的诠释学立场,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后现代法哲学

后现代法哲学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的影响在法哲学领域形成的“新说新论”。后现代法哲学以后现代主义为思想武器,对西方传统法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后现代法哲学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否认理性的权利主体存在。后现代法哲学否定西方传统法哲学对人的基本假设,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只是社会结构的附属物,并不存在“真正的人”。因此,权利主体只是法学家虚构的一个神话,权利概念乃是现代人自设的陷阱。第二,否认法律的统一性、确定性、普遍性、客观性、自洽性、历史进步性。后现代法哲学认为:根本不存在法的本质问题,法的本质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法的理念、原则、规则等,都只是特定时代人们的一种认识论建构,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法律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规则,也不是一定社会的客观必然。在西方社会,法律不过是 *** 官员推行政治理念的一种工具,在审判中则体现为法官的行为本身。

根植于西方传统法哲学中的法律至上性、自洽性、一致性等,在受到后现代法哲学的猛烈抨击之后开始发生动摇,法律制度的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原来被公认为属于私法领域的法律,如财产法、合同法等,开始转向公法领域;自由主义和个人至上的法治理念和制度,随着西方国家职能的扩大而逐渐遭到侵蚀。后现代法哲学的思想无疑是新潮的,它对西方传统法哲学和法治实践的批判也是深刻的,有振聋发聩之效。但由于后现代法哲学没有构建自己的体系,致使其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最终走向法律虚无主义。

随着学科分立与交叉趋势的不断增强,当代西方法哲学的新流派也层出不穷。除了上述流派和思潮之外,以美国学者罗尔斯、德沃金等为学术代表的规范性法哲学、以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为学术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分析等,都是新近发展起来的西方法哲学流派。总之,问题多元性、学科交叉性、方法多样性构成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在我国法治程序不断加快的同时,法哲学研究也日益成为热点,并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当前我国法哲学研究还存在问题意识不强、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浅等问题。如何吸收当代西方法哲学研究的有益成果,研究解决我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哲学体系,是我国法哲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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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论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谈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趋势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并存,下文是研究和探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自19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统称。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最终确立。 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开始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进行转变。 20世纪前页,随着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也就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暂时出现了比较繁荣的现象,然而接踵而至的是经济停滞和社会动乱,同时相应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也开始逐渐加深。一般而言,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都直接或间接地在 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中反映出来。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页的这段时间里,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形式演绎逻辑使得数理逻辑的系统化和科学化的越来越受重视,同时由于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导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一次革命,使的这一基本的科学概念的结构发生了彻底地变化,表明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中人类的认识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新兴的科学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人类的知识范围,出现了现代科学发展和技术融合的整体化趋势。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新功能的出现,同时也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1 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若干本文由意见

(一)由于科技的发展,西方哲学家开始摒弃西方古典哲学逐渐向信息化社会,科学化社会迈进,确实有少数的人将科学和人的关系分开来,然后去进行观察,认为这几者之间存在区别,不能够混淆,同时也分化成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思想,两种倾向。后来,西方思想家似乎发现,仅仅是从一个纯粹的科学立场,或者是从单纯的人文立场,来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难免就会出现偏颇。所以,特别是在本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科学与人文哲学的哲学理念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出现了融合的现象, “后现代形而上学”,“后哲学”的思想开始崛起,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可能不再是一个转折点。因此,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生活以及人本主义主义的观点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但也有一个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客观进程。

( 2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趋势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并存。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是从十九世纪的古典哲学中分化而产生出来的,不同的哲学流派,虽然其内部派系很多,更换频繁,但由于各种现代西方社会的时代特点,因为古希腊思想肆万影响和西方古典哲学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一般可以分为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主要趋势。同时这种划分也并不是绝对的,通过这两个大趋势之间的对抗和辩论,两大体系也在进行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并且还会出现融合的现象。所以,这种划分只是为了更好的掌握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在14个国家中对七十年代的46种外国哲学期刊,以及超过十四万篇的论文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普查,普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证实。

2 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

经验的衰落和理性理论逐渐上升

通过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长期辩论,经验理论开始淡化衰落和理性的理论开始崭露头角。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孔德以及由罗素发展的经验主义分析??在英美哲学中一直据主要地位。实用主义在欧洲大陆在很大程度上也倾向于经验主义。在此期间,只有合理的新士林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影响。后期各方面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发展,试图还原在现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导地位。对于经验注意造成了重创,但是都是来自心理的。心理学派的蓬勃发展,使的理性经验主义有了最佳的反驳证据。按照认知科学的意见,哲学家的头脑绝对不是一个白板,通常最简单的看法也会对人的认知功能造成影响,各界对于图像的存储和检索信息变得更加繁杂,经验论者设想的那种纯粹的经验或观察并不能够使用,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意识,认知模式或范式对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的物理批评反对经验主义的实验结果,同时对于理性理论的复兴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经验主义或理性的灵魂被严重的忽视,那些不可观察的理论的存在,为现实的观察提供了便利。最科学的现实主义者反对经验主义,但是很多的现实主义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个理论的对象可以有效果,即使他们是无法观测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地位的变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对主义取代一元论

由于逻辑学,伦理学,科学以及其他的领域的不断发展,哲学也越来越多元化,同时相对主义取代了原来的一元论。哲学家不再相信永恒的,普遍有效的,独特的范式,承认伦理的合理性,当然相对于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范式甚至逻辑规则也各不相同。哲学家出现多元化倾向,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理论验证: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这些理论都揭示了人类和历史的事实。 FEiyeere弯曲理论,使的科学家是理论的发明者,同时也确定了标准形式。在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哲学等文化历史放麦纳,相对主义的特征被逐渐的去除,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也会同时或先后出现不同的标准,并在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成为了一个相对主义者。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流行的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不占主导地位。多元论反对固定的标准,但也反对相对主义。

普遍关注的问题的语言学习

分析哲学家倾向于相信科学问题,事实上,科学研究没有语言问题也很难达到合理的效果,语言问题就是对哲学问题本身的诠释,所以科学的问题也还是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的。这些方面通常主要关注的就是正式语言或日常语言之间的不同,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很不同的重点。一类是将不同的语言或谈论作为分析和澄清,如宗教,伦理和科学讲座等哲学的各个分支体系。所以说,哲学就是谈谈心谈谈话,这样的哲学语言属于第二级,使用元语言进行谈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只有在人工语言或者形式化的语言才能够给予明确的区分。哲学家持有这种观点认为日常语言有很多的缺陷,无论什么样的谈话,必须应该构造比较正式的语言环境,而不是那些究竟是谁使用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澄清会谈出现的许多话,包括句子的逻辑关系,语义关系的方面。

在语言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流行的主要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在欧洲大陆和的到了诠释和流行,比较分析这些哲学更应该注重通过语言来分析这些哲学的不同,但是也不能够只是进行语言的分析,对于所有的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心理现象,甚至是自然现象,都应该作为相应的代码或符号来对待,或者时将其作为相应的文本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解释。

【拓展】西方哲学近现代时间观的演变论文

【摘要】 时间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所以对时间观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本文主要通过对西方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当代哲学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柏格森、海德格尔、德里达对时间及与时间相关概念的哲学论述的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时间观窥见一斑,从大体上把握西方哲学与科学中时间观发展的脉络。本文将一些抽象的哲学观点通过比喻和图表解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时间观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字】 时间;绵延;存在;分延

时间与所有存在息息相关,但却很难准确地定义。因而,时间观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对时间进行过思考。随着哲学不断地发展,时间问题逐渐成为一些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西方近代、现代、当代哲学中,出现与一些与时间紧密关联的哲学概念。本文就要将几个与时间相关的哲学观点进行梳理、阐述、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时间观进行一些探讨,并反思其变化,对这些时间观的本身正确与否暂且不予置评。

一、三位著名哲学家的时间观

1、绵延与时间——柏格森的时间观柏格森是西方近代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的代表哲学家。柏格森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绵延。绵延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连续的,是质的连续不间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不可分割,也不可测量。实在的本质是绵延,眼前的物质只是绵延的一个“截面”。同样,人的真正的自我,并非形而上的自我实体,也是一种绵延。因为空间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对空间的研究可以采用理性。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间,应该使用直觉。因为理性活动截断了绵延,而直觉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绵延本身。一团火焰在空气中燃烧,其形态在时间中不断变化,每一刻都是不相同的,这就类似于绵延。如果用照相机去拍,可以得到一个瞬间的火焰的形态的照片,但如果用这张照片和正在燃烧的火焰进行对比,会发现火焰形态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照片上的火焰形态是截断了火焰形态的绵延产生的,它丧失了不断燃烧涌动的本性。所以运用理性去分析绵延上的'某个片段,就好像用照相机拍一张火焰的图片一样,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想了解绵延本身,靠截取是无用的,只能用直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同时两次踏进一条河流。”

2、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时间观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主张“悬置判断,面向事件本身”。所谓的“现象”是悬置理性思维,直观事物本身呈现出来的普遍共相。海德格尔则认为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后的“对象本身”,还只是自己显现出来的“存在者”,有些是真相,有些是假象,而使“存在者”开显出来的“显示”更为重要。这种“显示”就是“存在者”自身的“存在”,或者说“存在者”如何“存在”。运用理性、直觉可以认识、把握“存在者”,却无法体验“存在”本身。只有作为深层感性的“烦”,才能将“存在”开显出来。这是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原理,对传统哲学中理性、直觉等概念进行“悬置”后,直面事物本身的产生的领悟。可以说,“存在者”还是一种认识对象,而“存在”则不是一种认识对象,它甚至不是一种“对象”,只是一种呈现,一种过程与状态。“烦”是因为“此在”感受到自身及其他存在者“活生生地存在”而产生的深层情感。根据佛洛伊德学说,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部分。意识只是心理活动的“冰山一角”,无意识才是“除一角外的整座冰山”。理性是意识的自主性活动,直觉是比理性根本的意识直观感觉,而更为根本深层情感“烦”则与无意识有联系。所以,“烦”比“思维”、“直观”更为贴近人的真正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即“此在”的“在场”,由此产生了“现在”。将“现在”作为分界点,“过去和将来”也随即产生。这三种时间状态对应“此在”三种存在状态:抛掷态(过去),沉沦态(现在),生存态(将来)。但是,“此在”永远是存在于“现在”的,而“过去与未来”只存在于幻想和想象当中,所以此在的三种存在状态是并列、交织于现在的,三种存在状态并没有先后之分。海格德尔的时间观:

3、分延与时间——德里达的时间观西方当代解构主义的代表哲学家德里达提出“分延”概念,将词与物的关系由能指到所指的纵向关系(由索绪尔提出)转化为由能指到能指的横向关系。“分延”是文本中能指到能指的不断区分与推延,将一个能指从其他能指中区分出来,推延到一个新的能指,由于文本无法创造“所指”,所以只能不断创造新的“能指”将“所指”推延,因此分延是无限的,“所指”永远“不在场”。能指不断地分延,是一种时间性的过程。能指的分延路径称为“踪迹”,把握“踪迹”即顿悟,但是这种顿悟并非“所指”真正的“在场”,只是把握了“踪迹的踪迹”而产生的一种“到达所指”的朦胧幻觉。这就好比一个人要去某个地方,道路错综复杂,而且终点离起点无限远,因此人在走的时候就不仅需要知道走的道路,还得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道路去走,才能走向终点,如果走路的时间也是无限,那么这人就可以到达终点。同样,把握“能指”分延的“踪迹的踪迹”,相当于把握了整个“踪迹”(虽然是无限的),产生了一种“到达感”,似乎“所指”已经“在场”。这又好比面对一个无限的数列,虽然可以找到其通项公式,计算出其任意一位的数值,似乎是把握了这个数列,但无论你算出哪个数字,都还有更大(更小)的数字,你无法到达无限的边缘。因此,该踪迹没有终点,主体对能指运动踪迹的把握只是一种“顿悟”。从德里达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不仅能指可以分延,能指的差异也可以分延,因为能指的差异也是一种新的能指,因而可以分延。人对“时间”的顿悟就是由不同的能指之间差异的踪迹形成的,即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分延到另外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这种不断的分延形成的差异的踪迹,对不同差异的踪迹的把握,产生类似对点状“现在”的顿悟(并不是“现在”的终极意义)。但是,由于踪迹不断分延,差异的踪迹也是如此,所以点状的“现在”(作为被真正理解的意义上)永远无法到达,而其“所指”也并非一个实体。因而,点状的“现在”被解构了,导致“过去”与“将来”也随即被解构,最终导致线性化的时间也被解构。德里达将“点”变成一个无法完全把握其意义,只能顿悟的能指撒播的“踪迹”。由于,“时间线”是由无限的“时间点”构成的,所以“线”无法真正被构造出来的——只能无限接近,永远无法真正成为。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德里达的时间是一种非线性化的无法真正理解的时间,而只能通过“顿悟”去把握。德里达的时间观:

二、三位哲学家观点的比较

1、生命的本质与存在的本质——柏格森与海德格尔的“异”(1)直觉与情感柏格森倾向于用直觉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倾向于用深层情感“烦”体验存在。柏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绵延,而绵延是不能被分析的,只有直觉可以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此在在场”,而“此在在场”产生“现在”,“现在”产生“时间”,理性与直觉只能把握“存在者”,只有通过深层情感“烦”才能体验到“存在”,存在的本质就是时间。(2)特征与来源柏格森关注的时间的特征,海德格尔则关注时间的来源。柏格森提出时间是绵延,是将时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时间的特性、特征,即时间有什么特点。海德格尔则重点研究存在与时间的关系,认为时间就是存在的本质,而时间产生于存在(“此在在场”),时间相对于“此在”才有意义,与“此在”联系密切。2、“此在的在场”到“差异的踪迹”——海德格尔到德里达(1)由“此在”到“差异”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此在”开显出来继而产生的。德里达则认为比“存在”更为根本的是“差异”,有“差异”才有“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才有“此在”与“存在”的区别。所以,“差异”是一个比“此在”和“存在”更为根本的概念。(2)由“在场”到“踪迹”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存在”是一种“在场”的状态,正因为“在场”才有“现在”,在场是一种显现。德里达则认为“在场”只是一个假象,所谓的“所指在场”只是掌握了“能指”分延、撒播的“踪迹”。“踪迹”是通往隐秘的道路,所谓“在场”是道路的终点,但德里达认为这条道路是没有终点的。因而,踪迹是一种隐匿。

三、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时间观简述

历史上哲学家的时间观简述:通过上表可以发现,哲学史上时间观的发展大致遵循了客观化解释与主观化解释的交替的脉络。观念的发展类似一个圆,重新回到起点,但却达到更高的层次: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是一个圆(主客观是分离),从柏格森到德里达又是一个圆(主客观交融),第二个圆比第一个圆层次更高。另外,科学史的时间观也发生重大、颠覆性的变化。时间由线性绝对,变成非线性相对的;由均匀地流动,变成不仅可以收缩膨胀,而且可以倒流。将两个表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哲学理论与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是一致的,即否认线性绝对时间观。

四、结论

哲学对时间的认识,从近代、现代、当代三位著名的哲学家的观点来看,由生命绵延阐述时间特点,转化为从存在的角度阐释时间,最终转化为从差异的踪迹角度去理解时间,使得作为生命绵延的纯粹时间,被“此在在场”斩断三分,与存在的三种状态密切相关,成为存在的本质,但最终因为此在无法在场被彻底解构了,成为由不同能指间差异地分延的不同踪迹。海德格尔将线性时间横向截断,而德里达却将时间点纵向解构为一个差异无限分延的踪迹,只能靠顿悟去把握。“现在”作为一个“点”不复存在,而成为一条“射线”。因此,宏观的线性绝对时间观被解构,留下了非线性的、相对的、理性无法真正理解的“不在场”的时间观。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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