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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诗经里的《国风》，“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秦汉：《史记》的列传，《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以上是史记十大名篇。三国两晋南北朝：三曹的诗文。唐宋：不用说了，1、唐宋诗词。2、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韩愈：《师说》、《祭鳄鱼文》、《祭十二郎文》、《进学解》柳宗元：《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他的永州八记都值得一读。 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木假山记》《名二子说》《张益州画像记》 苏轼：《喜雨亭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伤仲永》曾巩：《墨池记》《醒心亭记》 欧阳修：《醉翁亭记》《秋声赋》《五代史伶官传序》当然还有王勃。元代：主要是元曲和杂剧。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元曲四大悲剧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还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元曲四大爱情剧：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还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清：小说了，以四大名著为代表。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这些读下来，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已经有个基本的摄取和认识了。同时也会得到中国古典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审美认识。
1、《论语》《论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编纂而成。全书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提倡仁者爱人。克已复礼。教育方面：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2、《战国策》《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分国记事的史料汇编。属国别体杂史，是散文集。是汉代刘向整理编订。《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难的言论和行动。用寓言故事和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赵 后问齐使》选自《战国策•齐策》。是一篇对话体的议论文。 3、《孟子》 孟子：名轲，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主张施仁政，行王道，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孟子散文善用欲擒故纵，引君入彀的论辩手法，善用比喻，富有感情色彩与充沛的气势。《寡人之于国也》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是一篇以对话形式展开的论说文。 4、《庄子》庄子：名周，是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主张顺应自然，提倡无为而无不为。激烈批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黑暗现实。庄子的文章想象丰富，汪洋恣肆，辞藻瑰丽，并多采用寓言形式，富有浪漫色彩。《秋水》选自《庄子•秋水》。这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 5、《史记》《谏逐客书》是李斯的代表作，载于《史记•李斯列传》中，是一篇议论文。书指上书，奏章，是古代子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一种文体。李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又是秦代散文的代表作家，其文章长于说理，散见于《史记》及《古文苑》中《泰山刻石文》《琅玡台刻石文》。《李将军列传》选自《史记》。是一篇人物传记。 6、《昌黎先生集》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辞必己出，强调惟陈言之务去。文章特点：说理透辟，气势充沛，结构严谨，语言精炼。成就斐然，著有《昌黎先生集》。《张中丞传后叙》是一篇后叙，即写在文章后面的跋文，议论与叙事并重。《答李翊书》是一篇书信体的议论文。 7、《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称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人。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言文。散文有说理畅达，抒情委婉的风格，作品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与宋祁合撰)《五代史伶官传序》选自《新五代史•伶官传》，是一篇史论。 8、《王临川集》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诗，词，散文方面都有独特地成就，他的散文以见识高超，议论犀利，逻辑严谨，笔力雄健著称，主张文章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作品有《临川先生文集》《答司马谏议书》选自《王临川集》。本文属于书信体驳论文。 9、《柳河东集》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人，世称柳河东，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作品《柳河东集》《始得西山宴游记》，属山水游记。《种树郭橐驼传》，是一篇寓言性传记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是一篇题画记，也可看做文艺随笔，兼具悼念性记人散文。 10、《东坡七集》《东坡乐府》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被列为唐宋八大家，都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江城子》属小令，是悼忘之作。苏轼是唐宋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一位作家，他的散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诗歌清新豪健，自成一家，词开豪放一派，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前赤壁赋》是一篇文赋，即散文化的赋，文赋的主要形式特征：主客对答，抑客伸主，散句与骈句交错使用，押韵。 11、《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相传为左丘明所著。《左传》着重记叙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善于叙事。描写战争尤为精彩。《郑伯克段于鄢》选自《左传•隐公元年》。是一篇记叙文，属历史散文。
一 先秦两汉书目 十三经注疏 阮元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全四十册 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全二册 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 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重印 论语新解 钱穆 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1660年版 孟子正义 焦循 墨子闲诂 孙诒让 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 老子本义 魏源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 老子校诂 马敍伦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 中华书局1959年版 老子校释 朱谦之 龙门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63年新一版 老子新译 任继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庄子解 王夫之 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 庄子集释 郭庆藩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列子集释 杨伯峻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管子集校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荀子集解 王先谦 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韩非子集释补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 古籍刊行社 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注 孔颖达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左传译文 沈玉成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顾广圻 四部丛刊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续注 士礼居仿宋刻本 武昌局翻刻本 顾广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毛诗正义 孔颖达 见十三经注疏 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1980年版 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1958年版 诗义会通 吴闓生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收入《闻一多全集》选刊之四 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诗经选译（增补本）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诗经今注 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 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 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诗经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诗经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楚辞章句 楚辞补注 王逸注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楚辞集注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楚辞通释 王夫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 山带阁注楚辞 蒋骥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屈原赋注十卷 通释两卷 戴震 万有文库第一集 楚辞书目五种 姜亮夫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屈赋通笺 刘永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屈赋新编 谭介甫 中华书局1978年版 离骚纂义 游国恩 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离骚语义疏解 王泗原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 上海古籍1981年重印 天问论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楚辞论文集 游国恩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楚辞论文集 蒋天枢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楚辞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楚辞选 马茂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0年重印 楚辞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古代神话 袁珂 山海经笺疏 郝懿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先秦散文选注 罗根泽 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 盐铁论校注 王利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论衡集解 刘盼遂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潜夫论笺 汪继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贾谊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晁错集注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枚叔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司马长卿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扬子云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张河间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蔡中郎集 四部备要本 史记 司马迁 汉书 班固 后汉书 范晔 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 裴駰 史记索引 司马贞 史记正义 张守节 汉书补注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重印 汉书管窥 杨树达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后汉书补注 惠栋 后汉书集解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淮南子高诱注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本 世界书局本 第七册 说苑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钞宋本 新序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 文选李善注（有关部分） 中华书局1977年缩印本 文选六臣注（有关部分） 四部丛刊影宋本 古诗十九首集释 隋树森 中华书局1955年版 玉台新咏（有关部分）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赵氏刊本1958年重印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郭茂倩 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古诗源（有关部分） 沈德潜 中华书局1977年重印本 古诗纪（有关部分） 冯惟讷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59年版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关部分） 严可均 中华书局1965年重印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诗歌选（有关部分） 林庚、冯沅君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 北大中文系 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目 孔北海集评注 孙至诚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孔少府集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曹操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 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曹子建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曹集铨评 丁晏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 建安七子集校注 吴云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三曹研究资料滙编 河北师院中文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王粲集 中华书局1980年版 诸葛亮集 中华书局1960年版 阮籍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阮步兵咏怀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嵇康集校注 戴明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陆士衡诗注 郝立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陆机集 中华书局1982年版 靖节先生集 陶澍 集注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排印本 陶渊明集 王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陶渊明集校注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陶渊明研究资料滙编 中华书局1962年 陶渊明诗文滙评 中华书局1961年 陶渊明 中华书局1965年 谢康乐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谢灵运\\集校注 顾绍柏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鲍参军集注 钱仲联增补、集说、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增订 谢宣城集校注 曹融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谢宣城诗注 郝立权 庾子山集注 倪璠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庾信诗赋选 谭正璧、纪馥华选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汉魏六朝赋选 瞿蜕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1979版 汉魏六朝小说选 徐震堮 汉魏六朝文絜笺注 许櫣评选 黎经诰笺注 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 北大中文系 北大出版社 水经注疏 杨守敬 熊会贞 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 洛阳伽蓝记校注 范祥雍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修订重版 洛阳伽蓝记校释 周祖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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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臆 王嗣奭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影印 读杜心解 浦起龙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杜诗镜铨 杨伦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排印本 读杜诗说 施鸿保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1964年印 杜甫研究 萧涤非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61年印 杜甫评传 陈贻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8年版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杜甫卷 中华书局1964年版1982重印 王昌龄诗注 李云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刘开扬 中华书局1982年版 岑参集校注 陈铁民 侯忠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元次山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 钱考功集 四部丛刊本 韦苏州集 四部丛刊本 刘随州集 四部丛刊本 李君虞集 席氏本 卢纶诗集校注 刘初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华阳集 席氏本 孟东野诗注 陈延杰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孟东野诗集 华忱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张籍诗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张籍诗注 陈延杰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长江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 王建诗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 韩昌黎文集校注 马其昶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钱仲联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柳宗元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柳宗元 中华书局1964年版 刘禹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白居易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白香山诗集 汪立名编注 四部备要本 白居易诗评述滙编 陈友琴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元氏长庆集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李贺诗集 叶葱奇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0年重印 樊川诗集注 冯集梧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樊川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校点本 玉溪生诗笺注 冯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标点本 樊南文集详注 冯浩 四部备要本 樊南文集补编 钱振伦 钱振常注 四部备要本 温飞卿诗集笺注 曾益 顾予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校点本 孙可之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宋蜀刻本 罗昭谏集 四库全书著录 皮子文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点新本 唐甫里先生文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 聂夷中诗 杜荀鹤诗 中华书局1959年断句排印本 韦庄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韦庄词校注 夏承焘 刘金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南唐二主词校订 王仲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花间集评注 李冰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全唐诗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全唐文 说郛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 文学古籍刊行社印本 本事诗 孟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唐语林 王谠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云溪友议 范摅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唐摭言 王定保 古典文学出版社 唐国史补 李肇 古典文学出版社 唐诗纪事 计有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五代史 新五代史 文献通考 历代诗话正续编 何文焕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清诗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 清诗话续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诗话总龟 阮阅 四部丛刊影印本 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标点本 诗人玉屑 魏庆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 诗薮 胡应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 历代诗话 吴景旭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随园诗话 袁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点校本 瓯北诗话 赵翼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点校本 昭昧詹言 方东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校点本 带经堂诗话 王士祯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宋诗话辑佚 郭绍虞 中华书局1980年版 原诗 叶燮 饮冰室诗话 梁启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宋诗话考 郭绍虞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 唐诗杂论 闻一多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隋唐五代史纲 韩国磐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 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 中国文学简史 林庚 北大出版社1988年重印 唐诗综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唐诗论丛 陈贻焮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唐代诗人丛考 傅璇琮 中华书局1980年版 唐诗人行年考 谭优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唐人行第录 岑仲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程千帆诗论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人选唐诗（十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 全唐文纪事 中华书局 唐才子传 唐人说荟 唐音癸签 胡震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 旧唐书 新唐书 唐会要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 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汉唐文学的嬗变 葛晓音 北大出版社1990年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 葛晓音 北大出版社1998年版 唐诗小集（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史稿》郭沫若《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一.二册 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中国道教史》卿希泰一.二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王震中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 上海古籍出版社《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 人民文学版《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中国历代诗歌选》 林庚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 刘盼遂主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严可均 中华书局195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 中华书局1983《文苑英华》 宋 李昉等编 中华书局1966影印《古诗源》 沈德潜编 中华书局196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恩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 贾兰坡 天津人民版《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 安志敏 文物版《震撼心灵的古旋律》 郑凡 四川人民版《山海经》（《四库全书本》）《淮南子》 （《诸子集成》 上海书店）《探索非理性的世界》 叶舒宪 四川人民1988《诗毛氏传疏》（清） 陈奂《毛诗传笺通释》（清） 姚际恒《甲骨文字典》 徐中玉 四川辞书版《白话易经》 南怀瑾 岳麓书社《古文尚书疏证》 （清） 阎若璩《战国史》 杨宽《春秋经传集解》（晋）杜预《韩非子集解》 王先慎《荀子简释》 梁启雄《楚辞章句》 （汉）王逸《乐府诗集》（宋）郭茂倩 乔象钟等点校 中华书局1979《古诗十九首集解》 隋树森《汉书补注》 （清）王先谦《骈体文抄》 （清）李兆洛《晋书》 房玄龄等撰 中华书局1974《南史》 李延寿 中华书局1975《北史》 李延寿 中华书局1974《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 吴先宁 东方出版社 《哈德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美）黄仁宇 三联版 《艺术哲学》（法）丹纳 安徽文艺版 《中国诗学》 （美）叶维廉 三联版《六朝文絜笺注》 黎经诰笺注 中华书局1962《王粲集》 中华书局80版《阮籍集校注》 陈伯君校注 中华书局1987《嵇康集校注》 戴明扬校注 人民文学1962《谢宣城集校注》 曹融南 上海古籍1991《何逊集校注》 李伯齐 齐鲁书社 1988《阴铿集注》 刘国珺注 天津古籍1988《玉台新咏》 穆克宏点校 中华书局1986二、必读书《汉文学史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中国美学史》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北大版《中国通史》 范文澜《剑桥秦汉史》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 中国社科出版社《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 褚斌杰 北大版《中国诗学体系论》 陈良运 中国社科版 1992《中国诗歌美学史》 庄严.章铸 吉林大学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二 罗根泽 古典文学社 1957《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王仲荦 上海人民 《金明馆丛稿初编》 陈寅恪 上海古籍 1980《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上海人民 《道教与中国文化》 葛兆光 上海人民《佛教与中国文学》 孙昌武 上海人民版1987《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方立天 上海人民版《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吕征 中华书局《中国创世神话》 陶阳钟秀 上海人民1987《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 刘怀荣 文津出版社《艺术家的艺术》 朱狄 中国社科出版社《神话论文集》 袁珂 中华书局《诗经的文化阐释》 叶舒宪 湖北人民版 1994《老子的文化解读》 叶舒宪 .肖兵 湖北人民版1994《楚辞的文化破译》 肖兵 湖北人民出版社《毛诗注疏》毛传.郑笺.孔正义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孔颖达《战国策校注》 王延栋等校注 南开大学版《国语选》 傅庚生《诸子集成》 上海书店影响 《楚辞集注》 朱熹《史记》 中华书局《汉书》 中华书局《后汉书》 中华书局《三国志》 中华书局《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吴汝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影印《汉魏乐府风笺》黄节笺释 人民文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选 高教出版社《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逯钦立遗著 陕西人民版《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 吴小如等撰《乐府诗论丛》 王运熙《古诗十九首探索》 马茂元《曹操集》 中华书局 《曹植集校注》 人民文学版 1984 赵幼文校注《陶渊明集》 逯钦立校注 中华书局 1979《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罗宗强 浙江古籍《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 上海古籍1989《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葛晓音 辽宁大学版 1993《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3《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谢康乐诗注》 黄节注 人民文学 《陶渊明》廖仲安 上海古籍 《乐府诗散论》 王汝弼 陕西人民《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 人民文学1961《诗品注》 陈延杰 人民文学1980《庾子山集注》 倪璠注 许逸民校点 中华书局1980《鲍参军集注》 钱仲联 上海古籍1980《搜神记》 干宝 中华书局《世说新语校注》 王利器 中华书局《唐前志怪小说史》 李剑国《水经注》 郦道元三、精读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美的历程》 李泽厚《中国中古诗歌史》 王钟陵 江苏教育版 1988《中古文学系年》 陆侃如 人民文学 《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 北大版 1986《中国古代神话》 袁珂 中华书局《诗集传》 朱熹《诗经今注》 高亨《诗经选》 余冠英《诗言志辨》 朱自清 古籍出版社1957《风诗类钞》 闻一多 中华书局《诗经的文化精神》 许志刚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四书集注》 朱熹《论语译注》 杨伯峻《孟子译注》 杨伯峻《老子注译及评介》 陈鼓应 中华书局《庄子今注今译》 陈鼓应 中华书局《楚辞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屈赋通笺》 刘永济《离骚纂义》 游国恩主编《先秦两汉文学史稿》 刘持生遗注 西北大学《赋史》 龚克昌《史记选》 中华书局 1962《汉书选》 中华书局 1962《文选》 萧统选、李善注 上海古籍《乐府诗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 《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中华书局《汉魏六朝诗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萧涤非 人民文学《汉魏六朝乐府诗》 王运熙 上海古籍《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 中华书局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 上海书店1988《建安文学编年史》 刘知渐 重庆出版社《三曹诗选》 余冠英选注 人民文学《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 北大版 1991《陶渊明诗文选注》 唐满先 上海古籍《谢灵运诗选》 叶笑雪 古典文学版《永明文学研究》 刘跃进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齐梁诗歌研究》 阎宋平 北京大学版 《南北朝文学史》 沈玉成、曹道衡 人民文学版1994《文心雕龙校释》 刘永济 中华书局1962《文心雕龙创作论》 王元化 上海古籍1979《钟嵘〈诗品〉研究》 张伯伟 南京大学版1993《庾信诗赋选》 谭正璧、纪馥华选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庾信选集》 舒宝章选注 中州书画社《鲍照和庾信》 刘永忠 上海古籍《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赵敏俐 杨树增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元明清文学部分一、阅读书目京本通俗小说 （清）缪荃孙编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清平山堂话本 （清）洪楩编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话本选 吴晓铃等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古今小说（《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蒙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蒙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封神演义 （明）许仲琳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金瓶梅词话 （明）兰陵笑笑生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隋唐演义 （清）褚人获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说岳全传 (清)钱彩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水浒后传 （清）陈忱 作家出版社1956明诗别裁集 （清）沈德潜 中华书局1973三袁诗文选注 李茂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清诗别裁集 （清）沈德潜 中华书局1975清诗选 福建师大 人民文学 1984清代散文选注 王荣初 蔡一平 上海古籍1983郑板桥文集 巴蜀书社1997纳兰词笺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龙榆生 上海古籍1979近代诗一百首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 1959人境庐诗草笺注 钱仲联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马积高 黄钧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中国文学史（元明清部分）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 中华书局1963中国文学简史（元明清部分） 林庚 北大出版社1995中国文学史（下） 章培恒、骆玉明 复旦出版社1995中国小说美学 叶朗 北大出版社1982东方的美学 （日） 今道友信 三联书店1991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杨义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中国小说源流论 石昌渝 三联书店1994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辞典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明代社会心理论稿 王忠阁 中州古籍 1991晚清士风与文学 夏咸淳 中国社科199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东方出版社1996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 中华书局1957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郭英德等 中华书局1995三国演义辞典 沈伯俊 、谭良啸编著 巴蜀书社1989三国演义简论 李厚基 、林骅 上海古籍 1984水浒传资料汇编 朱一玄 刘毓忱 百花文艺 1981金瓶梅资料汇编 侯忠义、王汝梅 北大出版社 1985金瓶梅研究 复旦 1984金瓶梅概论 孙逊 詹丹 上海古籍1994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 安徽人民 1982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王俊年 上海古籍1980刘鹗及老残游记 刘德隆等 四川人民1985二、阅读书目三国演义水浒传（百回本） 人民文学1975西游记今古奇观镜花缘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三、精读书目四大名著 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元明清部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魏六朝诗选 余冠英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乐府诗集 南宋 郭茂倩编 中华书局1979汉魏乐府风笺 黄节笺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汉魏六朝赋选 瞿蜕园选注 中华书局古诗十九首初探 马茂元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史记 西汉·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1958史记选 王伯祥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曹道衡《先秦两汉文学史料》，中华书局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王永平 《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严可均编 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逯钦立辑校 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玄学论稿》 汤用彤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版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罗宗强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 《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 陈洪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 钱志熙著 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 《六朝美学》 袁济喜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魏晋南北朝史》 王仲荦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魏晋南北朝赋史》 程章灿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版《世族与六朝文学》 程章灿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门阀制度与永明文学》 刘跃进著 三联书店1996年3月版 《中古文学文献学》 刘跃进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玉台新咏研究》 刘跃进著 中华书局2000年版《六朝世族中的谢氏集团》 丁福林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刘师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中古文学史论集》 王瑶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中古文学系年》 陆侃如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曹道衡著 中华书局1986年版 《中国中古诗歌史》 王仲陵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版 《中古文学论稿》 陈庆元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詹福瑞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 《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 刘文忠著 学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林庚等编 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 《三国两晋十六国诗文纪事》 周建江辑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版 《南北朝隋诗文纪事》 周建江辑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版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著 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版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杨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胡国瑞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 《八代诗史》 葛晓音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钱志熙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 《魏晋南北朝诗学》 陈顺智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汉魏六朝诗讲录》 叶嘉莹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逯钦立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詹福瑞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著 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1月版 《乐府诗述论》（增补本） 王运熙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版《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萧涤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还有一些文学史料类的，可以挑中古文学部分看看。
中国水利学术大会论文集好。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论文集的规格一般为A4纸张，装订方式有多种，如胶装、骑马钉装、精装等。论文集的内容包括会议主题、大会报告、分会场报告、论文摘要等。
《太平天国史料》，神州国光社，开明书店，1950年（与金毓黻合编）《中国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部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1年第2版，1996年第三版，2005年第四版，2012年5月第五版。《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学术精品），中华书局，2004年2月新1版，2006年1月第2次印刷。《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3月；修订本2011年1月。《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1月。《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6月第3版第4次印刷。（附）资料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神州国光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全书八册，负责编辑一、二册） 睹书伤逝：纪念逯耀东先生，《书城》2008年第11期。又见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卷首（三联书店，2008）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辑彭城刘氏与佛学成实论的传播，《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关于“猗卢之碑”残石拓片，《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燕京学报》新十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代歌、代纪与北魏国史，《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中国史研究》2000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学林春秋》二编上卷（朝华出版社，1999）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与滕昭宗合著东三郡与蜀魏历史，《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文史》第三十五辑（1992）孙吴建国的道路，《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第四期（香港，1991）隆中对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说张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北府兵始末，《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又载《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谷川道雄主编，日本玄文社，1989）消除“代沟”，共同前进——《文史哲》笔谈，《文史哲》1987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辨误，《文史》第十四辑（1982）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曹袁斗争与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4月9日，又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曹操论集》
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贾宪（生卒年代不详）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公元1819年英国人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才得出同样的方法。贾宪还列出了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巴斯加三角”。（《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已佚）公元1088—1095年间，北宋沈括从“酒家积罂”数与“层坛”体积等生产实践问题提出了“隙积术”，开始对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进行研究，并创立了正确的求和公式。沈括还提出“会圆术”，得出了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还运用运筹思想分析和研究了后勤供粮与运兵进退的关系等问题。公元1247年，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叙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他列举了二十多个来自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欧洲到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scipio del ferro）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秦九韶还系统地研究了一次同余式理论。公元1248年，李冶（李治，公元1192一1279年）著的《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这在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成果。在《测圆海镜?序》中，李冶批判了轻视科学实践，以数学为“九九贱技”、“玩物丧志”等谬论。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etienne 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issac 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公元十四世纪我国人民已使用珠算盘。在现代计算机出现之前，珠算盘是世界上简便而有效的计算工具。
从算法教学管窥中国古代数学史俞 昕( 浙江湖州市第二中学 313000) 关于算法的涵义, 人们有着不同的界定.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 在学生算法目标达成度上,重在算法思想的理解与应用,界定现代算法的意义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办法. 确切地说,就是对于某一类特定的问题,算法给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有穷) 操作, 即每一操作都有它的确定性的意义( 使计算机能够按照它的指令工作) ,并在有限时间( 有穷步骤)内计算出结果.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 对! 算法部分∀进行说明时,突出强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中国古代数学中蕴涵了丰富的算法思想∀. 吴文俊先生曾经说过! 我们崇拜中国传统数学,决非泥古迷古、 为古而古. 复古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显示中国古算的真实面貌, 也不仅是为了破除对西算的盲从,端正对中算的认识,我们主要的也是真正的目的, 是在于古为今用. ∀算法教学中蕴涵着丰富的数学史教育价值, 作为新时代的高中数学教师是有必要了解这一点的.1 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古代数学思想分为两大体系, 一个是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为代表的西方数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以公理化的思想、 抽象化的方法、 封闭的演绎体系为特色. 另一个则是以我国的九章算术 为代表的东方数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以算法化的思想、 构造性的方法、 开放的归纳体系为特色.我国传统数学在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主旨的发展过程中, 建立了以构造性与机械化为其特色的算法体系, 这与西方数学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为代表的所谓公理化演绎体系正好遥遥相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的! 术∀相当于现代数学术语中的! 公式∀,两者虽有相同点(都可以用来解决一类有关问题) , 其差异也非常之大. 主要表现在,! 公式∀只提供了几个有关的量之间的关系, 指明通过哪些运算可由已知量求出未知量,但并没有列出具体的运算程序,一般地,认为这种程序是已知的了. 但! 术∀则由怎样运算的详细程序构成的,可以说它是为完成公式所指出的各种运算的具体程序,即把! 公式∀展开为使用某种计算工具的具体操作步骤. 从这点看, ! 术∀正是现代意义上的算法, 是用一套! 程序语言∀所描写的程序化算法,可以照搬到现代计算机上去. 我国古代数学包括了今天初等数学中的算术、 代数、 集合和三角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受实用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数学的研究遵循着一种算法化思想,这种思想从九章算术 开始一直是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大都沿袭的模式:实际问题# # # 归类# # # 筹式模型化# # # 程序化算法即将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先编成应用问题,按问题性质分类, 然后概括地近似地表述出一种数学模型, 借助于算筹, 得到这一类问题的一般解法. 把算法综合起来, 得到一般原理, 分别隶属于各章,人们按照书中的方法、 原理和实例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可以说,中国传统数学以确定算法为基本内容,又以创造和改进算法为其发展的方向.受九章算术 的影响,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一些数学家的著作都以算法为主要特点,包括王孝通的辑古算经 、 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 、 刘益的议古根源 、 秦九韶的数书九章 、 李冶的测圆海镜 和益古演段 、 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 、 日用算法 和杨辉算法 , 这些著作中包括了增乘开方术、 贾宪三角、 高次方程数值解法、 内插法、 一次同余式组解法等一些著名的算法,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的特点,使得算法的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1 1 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化思想算法化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点,并贯穿于中国古算整个发展过程之中.即使是与24 数学通报 2010 年 第49 卷 第2 期图形有关的几何问题也不例外,中算家们将几何方法与算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几何问题的算法化.这样,从问题出发建立程序化的算法一直是古代中国数学研究的传统,也是中算家们努力的方向.这种算法化的思想着重构造实践,更强调! 经验∀、 ! 发现∀和构造性思维方式下从无到有的发明,对今天的算法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的思想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步,把实际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第二步,把各种数学模型转化为代数方程; 第三步,把代数方程转化为一种程序化的算法; 第四步,设计( 并逐步改进)、 归纳、 推导(寓推理于算法之中)出各种算法; 第五步,通过计算回溯逐步达到解决原来的问题.1 2 中国古代数学的构造性方法所谓构造性方法是解决数学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创造性思维方式直接作用的结果.按照现代直觉主义者,特别是构造主义者的观点,对于一个数学对象,只有当它可以通过有限次的操作而获得,并且在每步操作之后都能有效地确定下一步所需要采取的操作, 才能说它是存在的.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使概念和方法按固定的方式在有限步骤内进行定义或得以实施,或给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过程使之在有限步骤内将结果确定地构造出来.换言之,就是能用有限的手段刻画数学对象并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解法.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化思想与构造性的方法紧密相连.由于古代中算家所关心的大多是较为实用的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考虑是如何得到可以直接应用的、 可以方便操作的解,而不会满足于仅仅知道解在理论上的存在性. 因为这种纯粹的理论解对于受实用价值观影响的中算家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而我们推断,构造性方法的产生是算法化思想直接作用的结果.从我国许多经典算书中可以发现, 数学构造性方法在算法中有许多精彩的体现. 例如就! 方程∀的筹算图阵及其程序设计而言,首先, ! 群物总杂,各列有数,总言其实∀,这是对每行中未知数的系数和常数项的安排,其次, ! 令每行为率,二物者再程,三物者三程,皆如物数程之∀,这是对诸行关系的安排, ! 并列为行∀又说明了什么叫! 方程∀. 这为中国古代数学的构造性方法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样板.由于构造性的方法特别强调运算的可操作程度, 所以构造出的! 术∀可以通过一系列有限的运算求出解来, 具有一般性.时至今日我国古算家所设计的许多算法几乎都可以整套照搬到现代的电子计算机上实现.这也是我国古算在算法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2 中国古代数学中的优秀算法案例2. 1 中国古代的代数学代数学是中国传统数学中一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领域.中小学数学中的算术、 代数内容, 从记数以至解联立的线性方程组, 实质上都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的发明创造.结合新课程的算法教学,笔者选取我国古代著名算法进行分析.2. 1. 1 求最大公约数的算法(更相减损术)中国古代数学中,未曾出现素数、 因数分解等概念,但是发明了求两整数的最大公约数的方法# # # 更相减损术: ! 可半者半之,不可半者,副置分母子之数, 以少减多, 更相减损,求其等也.以等数约之. ∀事实上此术中包含了三个步骤:第一步, ! 可半者半之∀, 即进行观察, 若分子、分母都是偶数,可先取其半;第二步, ! 不可半者, 副置分母、 子之数, 以少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第三步, ! 以等数约之∀.其中第二步! 以少减多, 更相减损∀是关键,又是典型的机械化程序.在中国古代数学中, 将最大公约数称作! 等∀.由于! 更相减损∀过程终可以在有限步骤内实现, 所以它是一种构造性的方法.若用现代语言翻译即为:第一步,任意给定两个正整数, 判断它们是否都是偶数. 若是,用2 约减,若不是, 执行第二步. 第二步, 以较大的数减去较小的数, 接着把所得的差与较小的数比较, 并以大数减小数.继续这个操作, 直到所得的数相等为止, 则这个数( 等数)或这个数与约简的数的乘积就是所求的最大公约数.下面运用 QBA SIC 语言来编写相应的程序( 见程序1) .25 2010 年 第49 卷 第2 期 数学通报程序 1INPUT! m, n= ∀ ; m, nIF m< n T HEN a= m m= n n= aEND IFk= 0WHILE m MOD 2= 0 AND n MOD2= 0 m= m/ 2 n= n/ 2 k= k+ 1WENDd= m- nWHILE d< > n IF d> n TH EN m= d ELSE m= n n= d END IF d = m- nWENDd= 2 ∃ k * dPRINT dEND程序 2INPUT A, BWHILE A < > B IF A> B T H EN A = A- B ELSE B= B - A END IFWENDPRINT BEND程序 3INPUT ! M, N (M> N )∀ ; M, NDOR= M- N IF R> N TH EN M= R ELSE M= N N= R END IFLOOP UNTIL R= 0PRINT MEND程序 4INPUT ! n= ∀ ; nINPUT! an= ∀; aINPUT! x= ∀ ; xv= ai= n- 1WH ILE i> = 0 PRINT ! i= ∀; i INPUT! ai= ∀ ; a v= v * x+ a i= i- 1WENDPRINT vEND程序 2和 3 是两个简化的参考程序, 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实现更相减损的过程.! 更相减损术∀提供了一种求两数最大公约数的算法, 这是九章算术 的一个重要成就, 与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中用来求最大公约数的! 欧几里得算法∀, 即辗转相除法, 有异曲同工之妙. 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 中针对这个问题引入了许多概念, 给出了冗长的逻辑证明. 尽管如此,他还是暗用了一条未加说明的公理, 即如果 a, b都被c 整除, 则a- mb也能被c 整除.中国古算采用的! 更相减损∀方法,实际上也暗用了一条未加说明的公理, 即若 a- b 可以被c 整除,则 a, b 都能被c 整除. 正如刘徽在九章算术注 中! 其所以相减者, 皆等数之重叠∀. 从形式上看! 更相减损术∀比! 辗转相除法∀更复杂, 循环次数要比辗转相除法多, 但对于计算机来说, 作乘除运算要比作加减运算慢得多, 因此更相减损术在计算机上更为好用.26 数学通报 2010 年 第49 卷 第2 期2. 1. 2 求一元 n 次多项式值的算法(秦九韶算法)秦九韶,南宋著名数学家,其学术思想充分体现在数书九章 这一光辉名著中,该著作不仅继承了九章算术 的传统模式, 对中算的固有特点发扬光大,而且完全符合宋元社会的历史背景, 是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的光辉篇章. 书中记载了! 正负开方术∀、 ! 大衍求一术∀等著名算法.在数书九章 卷五第 17 个问题以! 尖田求积∀为例的算法程序中,可以看出秦九韶对于求一元n 次多项式f ( x ) = anxn+ an- 1 xn- 1+ %+ a1x+ a0 的值所提出的算法.秦九韶算法的特点在于通过反复计算n 个一次多项式,逐步得到原多项式的值. 在欧洲, 英国数学家霍纳( Horner ) 在1819 年才创造了类似的方法, 比秦九韶晚了572年.秦九韶算法把求f ( x ) = anxn+ an- 1 xn- 1+ %+ a1x + a0 的 值 转 化 为 求 递 推 公 式v0= anvk= vk- 1x+ an- k k= 1, 2, %, n中 v n 的值. 通过这种转化, 把运算的次数由至多( 1+ n) n2次乘法运算和n 次加法运算,减少为至多 n 次乘法运算和n 次加法运算,大大提高了运算效率.这种算法的QBASIC 语言程序如程序 4 所示.算法步骤是如下的五步: 第一步, 输入多项式次数 n、 最高次项的系数an 和x 的值;第二步,将 v 的值初始化为a v ,将i 的值初始化为n- 1; 第三步, 输入 i次项的系数ai ;第四步, v= v x+ ai , i= i- 1; 第五步,判断i 是否大于或等于 0, 若是, 则返回第三步,否则输出多项式的值v .2. 2 中国古代的几何学中国古代的几何学从田亩丈量等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中产生, 并为生产生活服务. 基于传统实用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几何学并没有发展成为像欧氏几何那样严密的公理化演绎体系,所以中国古代几何学在整个数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在许多几何问题的处理上也突出了算法化这一特色. 下面以! 割圆术∀为例作简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创立! 割圆术∀来求圆的面积及其相关问题. 刘徽! 瓤而裁之∀,即对与圆周合体的正多边形进行无穷小分割,分成无穷多个以正多边形每边为底、 圆心为顶点的小等腰三角形, 这无穷多个小三角形的面积之和就是圆的面积. 这样通过对直线形的无穷小分割, 然后求其极限状态的和的方式证明了圆的面积公式.刘徽的算法! 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 以至于不可割, 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体现出程序化的过程, 可以看出圆内接正多边形逐渐逼近圆的变化趋势,并且刘徽依此开创了求圆周率精确近似值的方法, 将这种极限思想用于近似计算.其中包含有迭代过程和子程序,是一种典型的循环算法,充分体现了程序化的特点.中算家的几何学,并不追求逻辑论证的完美,而是着重于实际计算问题的解决, ! 析理以辞, 解体用图∀, 以建立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和一般原则. 但另一方面,这种几何学又是以面积、 体积、 勾股相似等为基本概念,以长方形面积算法、 长方形体积算法、 相似勾股形的性质为出发点的, 整个几何理论建立在! 出入相补原理∀等基本原理之上.例如,由勾股定理自然地引起平方根的计算问题,而求平方根和立方根的方法, 其步骤就是以出入相补原理为几何背景逐步索骥而得.这方面内容的介绍, 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算法知识,而且可以通过揭示蕴藏其中的数学背景和文化内涵, 激发学生学习算法的兴趣,体会算法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3 中国古代数学算法的教学价值3. 1 培养正确数学观的良好平台中国传统算法尽管与现代算法在具体形式上差别很大,但是重要的是形式后面的认识论发展线索可以为现代算法教学的体系、 教学层次提供依据.它的具体数学知识载体也是现代算法教学的重要源泉. 各种算法的创立就是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即是创造思维的一种! 凝固∀和! 外化∀. 其次, 通过把一部分问题的求解归结为对于现成算法的! 机械应用∀, 这就为人们积极地去从事新的创造性劳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从而算法化也就意味着由一个平台向更高点的跳跃.吴文俊先生的研究使中国传统数学的算法重见天日, 开拓了数学机械化的新领域, 吴先生提出! 数学教育的现代化就是机械化∀.他在研究中这样写道: 数学问题的机械化, 就要求在运算和证明过程中, 每前进一步之后,都有一个确定的必须选27 2010 年 第49 卷 第2 期 数学通报择的下一步, 这样沿着一条有规律的, 刻板的道路,一直达到结论.证明机械化的实质在于, 把通常数学证明中所固有的质的困难,转化为计算的量的复杂性.计算的量的复杂性在过去是人力不可能解决的,而计算机的出现解决了这种复杂性.吴先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表明,证明和计算是数学的两个方面, 且又是统一的,这在数学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引导学生了解古人对问题思考的角度,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如按照中国古代开方术的思路就可以编造程序在现代计算机上实现开方.培养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更多地关心所学知识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力图在面向未来的同时,通过同传统上的哲学、 历史和社会学的思想结合起来, 形成正确的数学观.算法教学就为此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并且承载丰富的历史底蕴.3. 2 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契机与西方相比, 中算理论具有高度概括与精练的特征, 中算家经常将其依据的算理蕴涵于演算的步骤之中, 起到! 不言而喻, 不证自明∀的作用,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数学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 精巧的理论建筑物. 因此, 中算理论可以说是一种! 纲目结构∀:目是组成理论之网的眼孔;纲是联结细目的总绳.以术为目, 以率为纲,即是依算法划分理论单元,而用基本的数量关系把它们连结成一个整体. 纲举目张,只有抓住贯串其中的基本理论与原理, 才能看清算法的来龙去脉.下面是吴文俊先生总结的! 关于算术代数部分发明创造的一张中外对照表∀.从算法教学管窥中国古代数学史中国 外国位值制十进位记 最迟在九章算术 成书时已十分成熟 印度最早在 6 世纪末才出现分数运算 周髀算经 中已有, 在九章算术 成书时已成熟 印度最早在 7 世纪才出现十进位小数 刘徽注中引入, 宋秦九韶 1247年时已通行 西欧 16 世纪时始有之, 印度无开平方、 立方 周髀算经 中已有开平方, 九章算术 中开平、 立方已成熟西方在 4 世纪末始有开平方, 但还无开立方, 印度最早在 7 世纪算术应用 九章算术 中有各种类型的应用问题 印度 7 世纪后的数学书中有某些与中国类似的问题与方法正负数 九章算术 中已成熟 印度最早见于 7 世纪,西欧至 16 世纪始有之联立一次方程组 九章算术 中已成熟 印度 7 世纪后开始有一些特殊类型的方程组, 西方迟至 16 世纪始有之二次方程 九章算术 中已隐含了求数值解法,三国时有一般解求法 印度在 7 世纪后,阿拉伯在 9世纪有一般解求法三次方程 唐初( 公元 7 世纪初) 有列方程法, 求数值解已成熟西欧至 16 世纪有一般解求法, 阿拉伯 10 世纪有几何解高次方程 宋时( 12 # 13 世纪)已有数值解法 西欧至 19 世纪初始有同样方法联立高次方程组与消元法 元时( 14 世纪初) 已有之 西欧甚迟,估计在 19 世纪28 数学通报 2010 年 第49 卷 第2 期3. 3 品位数学美学思想的美妙境界中国古代数学不但具有实用性特征, 还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思想. 比如九章算术 中列方程的方式,相当于列出其增广矩阵,其消元过程相当于矩阵变换,而矩阵是数学美学方法中对称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 九章算术 中用几何方法巧妙地解决了很多代数问题, 这是数形结合的统一: 把数学问题改编成歌诀,以便于掌握和传授,这是文学艺术与数学的统一. 总之, 在算法教学中, 应努力把握和利用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进行教学,这对数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1 中学数学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书(数学) [ M]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3 李文林. 数学史概论(第二版) [ M ]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4 王鸿钧, 孙宏安. 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 M] .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5 张维忠. 数学, 文化与数学课程[ M]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6 吴文俊. 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 M ]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7 代钦.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8 费泰生. 算法及其特征[ J] . 数学通讯, 2004, 79 张奠宙. 算法[ J] . 科学, 2003, 55( 2)10 李建华. 算法及其教育价值[ J ] . 数学教育学报, 2004, 311 李亚玲. 算法及其学习的意义[ J ] . 数学通报, 2004, 2(上接第23 页) 实验教师对课改实验进行探索、 总结、 反思、 调整, 推广比较成熟的经验,同时纠正实验过程中的偏颇与极端行为,教学过程逐步进入新的稳定阶段.教学过程逐步过渡到以问题为主线、 以活动为主线的! 无环节∀模式.( 2)受不同的教学理念影响, 教师角色、 学生角色、 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关注点等方面, 在教学过程中有很大差异.教师角色 学生角色 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关注领导者(权威)接 受 者(被动)让 学 生 掌握 数 学 知识技能知识 引入, 讲 解本质, 巩固练习主导者(决定)观 察 者(协助)让 学 生 观摩 数 学 产生过程展示 过程, 注 重建构, 强化训练引导者(组织)参 与 者(主动)让 学 生 参与 探 究 数学 生 成 过程问题 情境, 提 出问题, 学生活动( 3) 2004 年高中数学课程改革后, 课堂教学发生一定的变化,广泛地进行! 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探究探索∀, 出现了以! 问题主线∀、! 活动主线∀为主的课堂, 出现了! 问题情境学生活动建立数学运用数学同顾反思∀的整体课堂构思.这些改变对于揭示数学的内在本质,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4) 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高考) ,与初中相比, 本次课改后高中数学课堂教学变化幅度不大,近半数的课堂教学模式仍然以五环节为主.对于课改倡导的教学理念, 只是渗透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目前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 深度与课改的预期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看到2008 年的赛课教案的创新、 探索力度, 远没有1990 年的名师授课录 大, 那时还没有明确提出课改理念,但他们却进行积极的探索, 关注学生主体. 而今天,课改的理念已经系统培训 5 年, 许多教师仍停留在形式层面,未能变成自觉的行为.参考文献1 李善良. 我国数学教学设计的探索与评析# # # 兼及十年初中数学教师说课评比活动[ J ] . 中国数学教育(初中版) , 2007, 92 编委会. 名师授课录(中学数学高中版) [ M]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3 2000 年全国首届高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观摩与评比的教案(会议资料)4 2008 年全国第四届高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观摩与评比的教案(会议资料)5 李善良. 关于数学教学中问题的设计[ J] . 高中数学教与学,2008, 129 2010 年 第49 卷 第2 期 数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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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本科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跟论文打过交道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法学本科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司法考试背景下高校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之间存在矛盾
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目标。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直接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关于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教育界曾进行过较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是通识教育，有的认为是职业教育，还有的认为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但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法》和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政策文件中。如教育部《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研究报告》中规定，法学本科毕业生应具备下列知识和能力：
(1)具有尚法精神和正义观念以及刚正不阿的人品;
(2)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3)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4)掌握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技术;
(5)了解法学理论的前沿和发展动态;
(6)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
(7)具有运用法学理论与法律知识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8)掌握现代文献检索和网上获取信息的方法。
从以上目标定位所涵盖的知识和能力可看，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属于兼具通识教育特征的职业教育，具体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高素质、强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从形式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是非常明确和理想的，但是，从反映和体现教育目标的法学教学内容来看，现行的法学教育目标主要是追求素质教育。具体而言，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面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为学生奠定从事理论研究或法律实务的基础。在这种法学教育中，法学教学过于理论化，教育不注重培养学生面对案例的实际操作能力，法学是仅作为一种人文知识而非一种职业的科学知识引入的，法学专业与法律职业相去甚远。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的目标，而是要把学生们培养成具有进行法学研究、写作论文、发表论文能力的法学人才。因此，一些高校擅长于进行理论研究，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丰富学生的法学思想，夯实学生的理论功底。这一局面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来说是一件幸事，这种教学目标对提升法学教育层次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使学生很少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法律应用的实际运作，无法形成法律应用思维和相关应用技巧与能力。简言之，现行目标定位之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基本脱节、教育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价值去向之间产生矛盾。
(二)我国现行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模式不太符合司法考试
众所周知，法律科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具有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和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法律科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法学教育中课堂讲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法律从业者而言，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德和法律职业能力，都建立在雄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和职业训练基础上。在法学教育中，理论教学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没有系统的理论教学，实践就失去了根基。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具有极强专业色彩的职业，法律专业要求从业者应具备相应的实践知识和技能。我国现行的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是一种学科教学，也可称为通识教育，多年来承继重理论轻实务的传统，所开设的课程偏向于法学理论，不重视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首先，从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教师认为在课堂上需讲的是法学各学科的知识体系，法律实务问题只是个法律技能的操作问题，很容易掌握，无须在课堂上讲授，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们在课堂上主要以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为主，教学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色彩过于浓厚，学生在接触法学教育时，往往是将法律当做一种科学知识来学习，就如同学习历史、哲学和文学一样，强调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方法的掌握，对司法实务知之甚少。
这种教学虽然使学生拥有比较扎实的法律知识，而且学生能够在某个法学专题领域长篇大论，但却使其很难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解决实践中的一些简单法律问题。这一情况充分，我国现在的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以法学理论知识为重，并且过于强调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学人文修养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等，而对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不太重视。这样，法学教育局限在高等学校内部，有些学校认为法学教育纯粹是自己的事，与法律职业界的联系甚少。这种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将课堂讲授这一环节凝固化，课堂上理论教学过多，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纯理论的探讨，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其他教学方法运用过少，忽视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忽视分析及处理实际法律案件和纠纷的能力的培养。相反，司法考试，从其内容看，比较注重考察考生对与司法实务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或司法解释的理解力，从考试的方式看，则比较多地考察考生对有关法条和司法解释条款的记忆力和实际运用能力。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学模式的这种不合理性与滞后性是导致其与司法考试脱节并不兼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现行法学本科课程设计与司法考试科目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教育部确定了法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4门法学核心课程，其包括法理学、法律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以及国际经济法学等。这些法学核心课程涵盖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主体，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核心课程基本上能够搭建完备的法律知识体系。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范围不仅包括了这些核心课程外，还包括了与法律职业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等。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核心课程与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基本上相吻合。
然而实践中，各个学校在核心课程之外还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这些选修课中很多不是本科学生所需要学习的，如外国刑法、比较行政法等完全可以取消;很多选修课和其他课程内容重复，如开设了民法总论和物权法，再单独开设担保法全无必要。这样下来，核心课程的核心地位得不到保证，其课时被大量挤占。此外，给法学本科生的课程安排顺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法理学课程的安排。从我国各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课程安排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校将法理学课程安排在大学一年级阶段，这样，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在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就开始接触法理学，在抽象的理论学习过程中就出现厌学情绪。这一情况说明，给法学本科生安排课程时应充分考虑课程的性质、难易度、学生的接受能力等。例如，在专业课程的安排上，应将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实践性较强，学生容易接受的课程安排在前，而法理学、法制史等理论性强、实践性特点较小的课程安排在后。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来看，考试的大多数内容涉及到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所占分值比例也较大，而其它课程所占分值较少，有的只占一、两分，甚至有的内容多年不考。
二、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本科教学改革建议
国家司法考试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其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也是必然的。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引导本科教育的课程设计、培养方法革新、影响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能力来实现。
(一)应合理确定法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任何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它不仅决定了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而且还必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当今社会中，法律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法律思想、学术流派、价值标准和各种制度规定在内的法律知识体系。就法学学科的本质而言，它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法学本科教育不仅是以知识的获取为目标，而主要是以获得法律职业专业能力为目标。
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属于种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该以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同样，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向法学教育转达这样的信息，即法学本科教育是应用教育，其不仅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专门的、相对抽象的知识体系和法律精神，而且要具备特定的法律职业思维、技能，必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基于这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职能应该是使学生获得更多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使其具备能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和素质。法学本科教育的这种职能与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目标是一致的。
(二)优化课程设置，建构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的法律知识体系
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主要涉及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现行法律法规、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等方面，考试科目都是以14法学本科专业的14门核心课程为主体的，并且与本科教育的重点相一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将其侧重点放在以上核心课程的教学上，尤其是其教学内容必须包含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事务的讲授，教师在上课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司法考试内容涉及的核心内容进行讲授。这不仅不违反法学教育的学科属性，反而为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在法学本科课程的具体安排应适当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例如，先安排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等应用课程，而理论法学安排在应用法学之后。因为这三门课程中，民法、刑法决定了公、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诉讼法奠定了程序正义的理念，这些部门法的理论本身就是法律的基础理论，很多概念、术语、原则等在其他法律中还会反复出现，学生在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之后再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更易于理解，知识才能一步升华和贯通。
此外，针对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应增加《法律职业概论》和《法律职业道德》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安排有助于学生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有清楚的认识，进行职业规划，激发学习兴趣。不过，针对我国目前师资结构单一，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上这些课程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安排司法机关的资深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等到课堂来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此外，学生到大学四年级时，针对学生的考试需要，还可以给学生安排有关司法考试的专题讲座，就司法考试的内容体系，考生所具备的能力和学习方法等，给学生进行介绍，让学生正确、详细地认识司法考试。
(三)改进课堂教学方法，使其适应司法考试目的
法律科学的本质决定了课堂教学必须与活生生的司法实践紧密相连。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迅猛发展，国家在加快各方面的立法进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因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涌现出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这一情况说明，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需要学习的法学知识也不断增多，有时候，学生有时候还没有学完一部法律的相关知识就出现这部法律被废止或者被大幅度修改的情况。对于即将成为法律人的人来说，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法律事务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前提不仅是要具备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而且还要熟悉和系统地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法律事务。传统法学本科教育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过于重视法学理论的培养，教师给学生提供的信息也仅限于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这就导致法学教育的知识面过窄，信息量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
国家设立司法考试制度就是为社会挑选出足以为这个社会“定争止分”的法律工作者，而不是选拔什么“哲学大师”、“思想家”等纯碎的理论工作者，这说明司法考试的内容以现行法律法规为纲，考察重点为法学基础知识和处理实践问题的能力，考察范围也比较广泛和细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高校法学院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考试的性质和目的，不断地改革其课堂教学工作中的不足，使课堂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与司法考试的目的适当相符合。就法学专业教师而言，衡量其课堂教学水平高低时，不仅要看其是否重视采用最新版的教科书，而且还要看其能否将国家颁布的新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法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来。具体而言，法学专业教师在备课时，必须了解与司法考试相关的信息，并在上课时，可以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方法，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学生。其中，案例教学有益于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因此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开设专门的案例分析课程是十分必要的。案例讨论课应当涵盖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领域，具体做法上，教师首先应给学生提供案例让其课后研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分析。通过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双向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增强由事实推论法律的能力。
(四)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使其与司法考试适当相适应
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进行改革的重点就是使其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合，实现法学本科专业考试与国家司法考试的合理对接。当前，我国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一方面反映出高校法学本科毕业生对司法考试试题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对学生训练程度的不够，考试难度也较低，学生容易过关。从当前我国各高校法学院系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校并未实行严格的教考分开制度，一般情况下，到期末时，任课教师自己出题，自己评卷。在有的学校，学生的考试通过率作为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来看待，因此，有的任课老师为了考虑到自己的教学效果达标，其试题难度一般不大，学生只须在临考前背笔记就能够通过考试，甚至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能通过考前突击背笔记顺利过关，这样，几年下来，学生只要通过学校要求的所有课程考试，就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作为我国目前难度较高的职业考试，其要求考生对法学各科基本知识的掌握要广博，为此，考生必须根据指定的大纲、教材和参考书，全面而详尽地备考，对于指定大纲的任何知识点，都不能抱有丝毫侥幸心理。在此种情形下，高校法学院系如果仍然沿袭陈旧的考试模式，其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学生将来的司法考试成绩。基于这点，笔者建议，各高校必须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在适当提高考试难度的同时，应突出试卷的分析性、灵活性和应用性特点，应切实落实教考分开制度，要严格把握学生的及格率，从而使本科期末考试制度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相接轨，使其成为司法考试的演练题。
(五)加强高校法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既懂法学理论，又通法律实务的教师队伍
就高校学生而言，教师所具备的修养和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所培养的学生的素质。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校法学院系普遍存在着教师队伍封闭化，很少参与司法实务，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这一情况不仅导致了法学教师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而且还影响了其课堂教学的效果，甚至还影响了学生的司法考试成绩。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不仅考察考生是否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还重点考察考生对法律的实际运用能力，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要求高校法学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而且还要具有较强的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法学知识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
基于这点，有必要造就一支既拥有扎实的法学理论修养，又具备较高的法律职业基本素质和实践经验的法学教师队伍，进而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的这些特点，优化教学内容，使学生耳濡目染，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法律题和积极应对司法考试的能力。为此，各高校有必要在学校和各级司法机关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知识沟通机制。比如，应支持和鼓励法学专业教师在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情况下在外面从事兼职律师、公司企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在司法机关担任人民陪审员等。此外，还可以从司法机关或者律师事务所聘请优秀的法律职业人员到高校法学院系来开展授课或专题讲座等活动。
摘 要 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②。
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③。”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④。”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
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⑥。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⑦。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
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⑧，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结语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②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④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⑥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⑦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⑧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写中国的封建制度确立与发展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中国封建官职的发展 中国对外交往和民族关系 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一些重要发明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 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 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 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 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 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 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 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 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 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 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 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 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 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 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 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 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 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 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 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 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 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 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 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 比的快感。 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 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 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 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 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 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 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 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 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 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 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 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 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 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 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 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 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 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 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 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 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 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 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 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 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 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 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 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 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 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 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 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 求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