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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一篇汪曾祺的读后感，不知道算不算好，我不想把它放到网上，你留下个邮箱吧，我给你发过去。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毕业 论文是考核学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写作现当代文学论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题目。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 1.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 2. 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 3. 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情结 4. 余秋雨 散文 的 文化 “寻根”情结 5. 千古文人侠客梦——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 6. 论池莉市民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理想” 7.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8. 论阿城小说中的中国 传统文化 精神 9. 莫言小说运用色彩词的特点 10. “酷刑”与审美——论莫言《檀香刑》的美学风格 11. 论残雪小说的窥视心理描写 12. 两种病态人格的心理透视──论张爱玲与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 13. 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分析 14.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15. 《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 1.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分析 2. 《阿Q正传》中的丑陋人性 3. 《伤逝》和《寒夜》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4. 鲁迅《狂人 日记 》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比较论 5. 《狂人日记》的解构主义特征 6. 《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 7. 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穿越——鲁迅《狂人日记》的叙述学解读 8. 社会学场域中的悲剧之痛——鲁迅《祝福》之还原性解读 9.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 10. 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11.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疯癫意象透视 12. 鲁迅小说中人物“死亡”现象初探 13.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分析 14.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15. 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16. 沉沦与救赎——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描写 17. 颓废——郁达夫悲剧小说的美学形态 18. 冰心与庐隐之比较 19.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 20. 论《雷雨》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 1. 论曹禺早期剧作中的基督教意识 2.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3.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4. 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 5. 曹禺前期戏剧中的人性剖析 6. 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如繁漪、陈 白露 、花金子、愫方等) 7. 蘩漪悲剧成因的心理探析 8. 试论曹禺剧作的“出走者”人物系列 9. 论《骆驼祥子》中的戏仿叙事 10. 高觉新和汪文宣比较论 11.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村少女形象 12. 色彩、意象与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 13.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比较论 14.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情怀 15. 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猜你喜欢： 1. 现当代文学论文选题参考目录 2.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3.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4. 有关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本科生论文 6. 关于当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2个小时才找到三篇 :我有一束温暖的光！——与林非、肖凤三十年风雨师生情也许是我将到“天命”之年，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要走的路，要遇的人，好像都是命运中早早地排定。很多年过去，我蓦然回头，岁月斑驳的脚印上，正有一束温暖的光，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无论就近还是走远，一直在我的前方导航照耀着。人生如歌，但世上有一种歌是埋在心里的，每天都想唱，却不敢开口，就怕唱错了那神圣而温暖的调子。世上也有一种雨，只要下过，那贫瘠的土地就会发亮，就会发芽开花结果。夏日北京的一个傍晚，我站在长安街边，等一个人。浪迹天涯十多年，北京，感觉就是一个藏梦的地方，风里有歌，云中有雨。我爱的北京，不是繁华与喧嚣，而是隐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就是喜欢长安街上那种潮热的熟悉味道，还有被自行车包围的铃声。台基厂大街的入口上，脚下的砖瓦地似乎埋藏着我与生俱来的前世记忆，我痴痴地站着，张望着，盼着那熟悉的身影。这座梦里千回的京城，因为有我想见的人，从而血脉相依。一辆出租车果断地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位短发的女人。“肖凤师母！”我奔上前去，与她拥抱。二十多年，我就是喜欢看见她那短得出奇的头发，还有她浓郁的北京口音，朗朗得如同金属。她的脸是圆圆的那种，笑溢着母亲般的慈爱。她应该不年轻了，但动作总是精干麻利。这次是她怕我找不到那家聚会的餐馆，大老远地亲自搭了车来接我。“辛苦你了！”上了车，我把手放在她软软厚厚的手掌心里，温热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母亲。说来这世间有一种特殊的缘，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世间也有一种师生的恩情，未曾入门，却总是心依魂牵。想到此，心里一沸，往事历历重现。这位笔名叫作“肖凤”的人，冥冥之中曾经是我少年读书时最重要的启蒙老师。而我知道肖风老师的时候，还不认识林非先生，更不知道他们竟是一家人。回到1978年，早春的二月，母亲提着她早年上学的棕榈箱，送我到古长安城墙下西北大学的门口。那天很冷，但我穿着母亲刚刚织好的毛线裤，外面还罩着灯芯绒的长裤，上身是母亲新缝的法兰绒格子外套。我暖暖地站着，母亲胖胖的手就放在我的肩头上：“好了，妈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的路就自己走吧！”冬日的阳光下，我看着母亲挤进公共汽车的窄门里，在窗里向我挥手。还要再过几个月，我才16岁，但我已早就不是少年，命运似乎注定了我必须早早地独自前行。一直都觉得惭愧，我竟然混在了中文系七七级的老大哥老大姐中念书。也是因为年龄小，古典文学就总不能吸引我。记得那位讲《诗经》的老师叫大家分析《氓》，看看我直发愁，最后说：“你怎么能理解弃妇的哀怨呢？你就分析《硕鼠》吧！”到了外国文学课，我怎么也想不通“安娜卡列琳娜”为什么要卧轨，还有，那个鲁庄的“包法利夫人”干嘛要痛不欲生。就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要写毕业论文。我忽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萧红传》，一本是《庐隐传》，作者竟是同一个人：“肖凤”。我与“肖凤”一见钟情，从她的书里，明白了文学原本是与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相连！萧红，一个不幸的弱女子，却用笔写出了自己的新生命。庐隐，命运虽然摧残了她的爱情，但是她的文字却将爱情变为了永恒。因为爱“肖凤”，继而又爱上了现代文学。“五四”，是中国的启蒙，也是我的启蒙。1982年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庐隐》获得了文科优秀奖，随后的一篇《论萧红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刊登在1983年东北辽宁的《社会科学辑刊》上。《辑刊》的主编来信夸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解，我告诉他：“是因为有肖凤老师的指引！”渴望见到肖凤老师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心愿，但那只是一个心愿而已。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数年后，我不仅见到她，而且成为她家的常客。更想不到，后来的她竟成为这世上最惦记我的师母。这样的奇缘却是因为林非先生，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了现代文学。1982年的春天，刚刚毕业的我要求分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校长看我不满二十岁，先就警告我：“你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你大，你要好好教！”到了夏天，脸色渐渐柔和的校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校里要送你去大连参加一个全国现代文学的暑期讲习班！”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每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也特别容易激动，所有的人都好像如梦初醒，突然间张大了眼睛，连路边的树木都努力伸展了叶子。我感觉自己年轻的心就如那厚软的海绵，随时渴望汲取着雨露阳光。东去大连的列车上，我把头伸出窗外，风景如梭，变幻得几乎来不及回眸。人生就是突然，就是惊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大连，将带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第一次看见大连，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学界的师友！辽宁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上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教师人头攒动，兴奋的空气中似乎饱满到几要爆炸。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顶级的专家学者的强大阵容，唐弢，王瑶，马良春，林非，钱谷融，陆耀东，樊骏，严家炎等等等等，那些宝贵的日子，成为我后来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时隔27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林非先生那天登台的情景。他比其他学者都高大，语音中有浓郁南方口音，却相当清澈洪亮。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他精心研究的现代散文大家。在他的探索下，散文，这一古老中国最正宗的文体，在“五四“之后所散发的绚烂光芒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那一刻，我才恍然，小小的散文，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激流，并推动着人类精神前进的航船。直到今天，我都坚信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远在现代小说之上，即便是在当代，散文的成就也还是无法与“五四”以来的作家比肩。仲夏夜的大连，我第一次拜访了林非先生，羞怯的我由年长的同窗学超兄陪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不安。温馨的夜色里，林非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起现代的散文大家，从鲁迅到周作人，从胡适到林语堂，从梁实秋到徐志摩。我的警醒是他的论文总是与作家的身世人格相关。林先生告诉我：“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却是赤子，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马良春先生，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副激动的样子，鼓励我：“你以后的学术生命就献给散文学吧！”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进入了散文的世界，同时迷上了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作家。林先生的知人论文的学术思想，从此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就在大连的那个夏天，迎着海风，我们到棒槌岛去看望了休养中的丁玲和陈明。走过了现代风雨沧桑的丁玲，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从“文小姐”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武将军”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豁然明白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在时代激流中沉浮的小小浪花。她的脸上依然是布满了笑容，心里有的依旧是对爱的信任和执着。握着丁玲的手，感觉就是握着历史的手。大连过后，我回到了西北大学读现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鲁迅。导师张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7年分到西北大学任教，第一堂课后即被打成右派，之后度过整整二十多年的沉默岁月。我大学毕业前夕，他重返讲坛，给我们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张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我们的眼泪立刻都在眼眶里打转。课间，张先生对我说：“你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研究生的日子，导师叫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带我们撰写《中国现代杂文》一书。那时，就常常得到林非先生的许多指导。有一天，我到北京拜师查资料，在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大楼里，因为没见到林非老师，马良春副所长就引着我去见了刘再复先生。两位前辈一路关照，不时耳提面命，让我诚惶诚恐。《中国现代杂文》一书后来获了图书大奖，林非先生与我的导师也成了终生莫逆的好友。硕士毕业，我要求去父亲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此间的欢喜是参与了两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和《神秘黑箱的窥视》。开心的事还有去西北五省挥鞭讲学。某日，与一同事讨论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孰优孰劣，他忽然说出他在北京念书的导师就是肖凤，让我的眼睛突地瞪大。他再说：“肖凤老师的先生就是林非啊！”我完全呆了，他们两位正是我心仪多年的恩师！那一刻，我让自己有了一个奇妙的决定，就是要去北京报考林非先生的博士。1991年，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学校里派我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的大会。那时候，“鲁学”是中国真正的“显学”，大有引导时代新思潮之势。早晨，我们在怀仁堂里谒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午，在宾馆大厅里争论陈涌与王富仁理论的孰是孰非，即鲁迅的意义究竟在“政治革命”还是在“思想启蒙”。京都的夜晚，一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年轻学子，竟然横排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记得队伍中有南京大学的朱寿桐，浙江大学的黄健，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张富贵，上海的杨剑龙，武汉大学的龙泉民，山东大学的高旭东等等。我们不是去散步，而是步行去探望被这次大会排斥在外的汪晖先生。那时候的汪晖，刚刚出版《反抗绝望》，俨然是学界青年领袖。他的住处非常狭小，我们好像是坐在床上，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个夜晚群情激愤，汪晖就一直陪着我们温和地、温暖地笑着。翌日，在京的好友特约王富仁先生喝酒，我是他西大学妹，得以坐在他手边。富仁先生当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我正在读本科，所以常能看见他拿着烟蒂苦苦思索的样子。他是山东人，满脸憨厚，但能精读俄文原版著作，只要开口讲话，立刻迷倒一片。可惜我水土不服，不胜酒力，恍恍之间，看见他穿着一件花衬衫，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喝到最后，富仁先生对我说：“小妹，你若要研究学问，应该到北京来！”到了1992年的春天，成都召开鲁迅研究会的年会。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江山如画，满目苍翠。会长林非老师就站在身边，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对他正式说：“我想考你的博士！”林非老师笑盈盈看着我，好像他早已知道了我的心思：“好啊，欢迎你来北京！最重要是必须把成绩考好！”我真想告诉他：这一天我已等了很久很久。西望长安，我的家园，你的历史背负太重，你的爬行太慢，我真的想要走了，我也必须走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东去北京的列车上，我的行囊里装满了赴京赶考的书本，但是却再无心打开。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一面研究着美国大学刚刚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对我说：“你想改变生活，我也想改变生活。可我的目标不是北京，却是美国。如果我签证成功，希望你跟着我走！”列车徐徐向前，我的心忽然迷茫起来，前方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大考之前，为了坚定信心，我特别跑去拜访汪晖。还是那间狭小的屋子，还是那样温和的笑容。九二年成都会之后，我们一群人曾同游九寨沟，黄龙顶上留下了灿烂的合影。看我心事重重，汪晖拉我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来在更狭小的厨房里做饭。那日吃的什么也是完全不记得，却记得告别时他哼了一个曲子，一个远行的曲子。暑热的北京，回到令人窒息的考场。我深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报考博士的机会，更让我焦虑的是这也许是林非先生最后一次招考他的关门弟子。多年的心愿在煎熬着我，但是，也只有我知道，就在同时同刻，我的先生正在美国领事馆的大门前申请签证，窗外乱云翻渡，是吉是凶，我心如麻。那年的考试，专业课的分数还好。但最后复试的当天，先生告知我已拿到签证，我顿时完全乱了方寸。林非老师端坐在面前，和蔼可亲地问我：“你说说散文的创作最难在哪里？写好散文的关键又是什么？”我的状态几乎是神驰八荒，灵魂出窍，简直就是胡乱作答。直到走出大楼，自己才回过神来，刚才恩师问的题目其实就是想要我回答一个“情”字！羞愧之下，我知道自己的博士之路从此梦断。许是天命，野性的我终于还是走上了远游的路。踏出国门前与林非老师告别，他殷殷相告：“你不要忘记写作，将来定在散文上有作为。”我心里发热，但我的心愿是研究散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创作散文！林非老师一眼看透我直言：“散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初到美国的那些日子，心里很苦，身体又累。远离了学术，远离了文学，暗夜中我常常蹉叹：这样的生活难道就是我想要的吗？就在我痛苦徘徊之际，林非和肖风老师不断写信来关心我，信中最激励我的一句话是：“生活之树常青，只要你写下来就能成为作家！”是呀，痛苦也是生活，体验就是财富！我要写，写下异域的冲击，写出新一代移民的甘苦！直到1998年，我在海外的第一部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出版了。这本蓝色封面的小书几乎是与我的孩子一起孕育而成，里面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夜里打工回来后完成的。欣慰的是那些初临新大陆睁眼看世界的故事，不仅发表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也同时发表在故乡的《西安晚报》上。感激我可爱的母亲，每每如获至宝地替我从报上剪贴下来再寄给我。这部简陋的小书是我海外散文创作的初试锋芒，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他乡报告。显然，《走天涯》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远在北京的林非老师毅然为此书执笔写序。他的呕心沥血的长序，不仅充分地肯定了我在天赋和气质上更善于在情感和形象的天空里飞翔，而且还仔细地分析其中的篇章，并殷殷地期盼：“随着瑞琳在美国的土地上继续深入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相信她一定会告诉自己同胞更多充满人生况味的异国他乡的故事。” 这篇序言，每每捧读，心热眼热。我明白，他在期望我向着更高的目标和境界冲刺。写作，更带给我人生的神奇。因为《走天涯》中所写的休斯敦华人故事，休斯敦市长特别颁发我“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证书。也是在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开始关注海外华文作家，领馆推荐我前往福建泉州参加首届海外作家笔会，可惜因为小儿不满两岁，未能成行。但他们后来出版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一书，选入了我的《休斯敦的中国女人》。2000年，我首次参加海外最大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暨洛杉矶作协联合举办的全球征文大赛，初赛决赛均一路领先，最后获得第二名。因为第一名从缺，所以各界的文友们都恭喜我夺得了头奖。我把这篇获奖作品《他乡望月》寄给了林非老师，他为我写了一句话：“这篇文字，是你八年海外生活的思考结晶。”最难忘2003年，林非老师以恢弘之气主编《二十世纪名家经典海外游记》。书中首选的第一位是康有为，“五四”时期的作家还有梁启超，林语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冰心，梁实秋等，当代的作家有季羡林，陈荒煤，杨朔，秦牧，汪曾祺，宗璞，王蒙，邓友梅，余光中，董桥，另外还有冯骥才，陈忠实，余秋雨，张抗抗，赵丽宏，舒婷，铁凝，韩小惠等。我想他是为了鼓励我，在书的尾篇收入了我的《雪鸟飞翔的地方》。后来我们见面，他送给我样书，打趣说：“这本书可是从康有为到陈瑞琳啊！”2003年，也是我散文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自《走天涯》出版后，我希望自己走出北美山川的近距离地描述，而能够在更广阔的地理背景下探索中西文化的深层感受。于是，我的足迹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从西欧到北欧，精神的开阔带来了文字的改变。记得那篇《英伦秋行》还是手写的，首发在中国文联白舒荣老师当时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上，并由此正式进入了海外华文学的研究视野。油墨纸香的《“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刚刚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就急不可待地呈送给林非老师。每次回北京，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驱车到静淑苑，快速登上五楼敲门，然后是笑语声声。肖凤老师曾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满满的一盘，烧得油亮，真是好吃极了。他们说唯一的宝贝儿子之所以长得那么高，就是来自这两个法宝，一是红烧肉，二是睡足觉。饭桌上，林非老师还送给我他的新作，一部《读书心态录》理性深邃，一部《火似的激情》驰骋飞扬。看着他满头岁月的华发，研究和创作的热情依如年轻人的奔放，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我心里，感觉血液里融进了一股永不衰竭的力量。回到美国，我收到了林非老师创作的一篇亲情美文《离别》，是送他们的儿子去美国读书。文章的最后一段写肖凤回家，摸着儿子睡过的空床，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后来看到好多评论，比较《送别》与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两种背影，两个时代，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他们夫妇就携手来美国看儿子，顺途也来看我。我怎么也没想到，肖凤老师进门，立刻拿出一样东西，是她自带的围裙，说要给我烧饭，简直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她烹调的一道绝活是煮排骨汤，其奥妙是多放料酒，汤和肉都香极了。就在那年春节，我给林非老师写信：“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评论的人少而又少，我应该担当起这个使命。”林非老师回我：“天降大任，你的心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学术，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吧！”那些日子，我竟如孤雁，有些含辛茹苦，在北美，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不为职称，毫无报酬，破天荒地发掘和评论着一个个默默写作的人，为我的同代作家写碑立传。2005年的9月，由我和西雅图作家融融共同主编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一书在美国轻舟出版社隆重出版。这一年的10月，纽约的天空到处飘洒着驾风而舞的缤纷彩叶，来自加拿大，美国及中国的各路作家和学者纷纷飞向纽约，共同庆祝第一本北美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文集《一代飞鸿》的问世。让我尤其动容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代文学前辈如王鼎钧，董鼎山，郑愁予，赵淑侠，赵淑敏，张凤，丛苏等都慨然前来，与我们共襄盛举。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克任先生特别在发言中指出北美华文创作的五个重要年代，第五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代飞鸿》为标志的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崛起和成熟。我的更深感动是老先生并指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北美华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就在同一年，我应邀去哈佛大学参加两岸作家的对谈。到了年底，国内的《文艺报》评选我“理论创新奖”，颁奖就在12月的人民大会堂。2006年，成都时代出版社隆重推出“北美经典五重奏”，我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列在其中。春种秋收，生命的耕耘有了金色的景象。我把这一切告诉林非先生，他是那样的喜悦和安慰！归去来兮，每年的回国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而每次回到北京，叩见林非老师，也成为我归途的一个重要典礼。虽然我最终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在他心里，我好像早就是他的学生，他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期望甚至比别人更多。最难忘的一天，是林非先生在京的弟子为他庆生，大家邀我同乐，看大家捧上一大盆美得让人心颤的兰花献给林非老师，我亦温暖到幸福。2009年，新书《家住墨西哥湾》刚刚出版，就荣获了全球“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散文类优秀奖。走下颁奖台，我就一路飞奔到邮局，将新书寄往北京。因为我可以想象，林非先生肯定会把这部《家住墨西哥湾》摆放在他的案头，然后微笑着说：“瑞琳的散文真是越写越好了！”近三十年过去，我没有为林非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身为晚辈，评论恩师的作品，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我只是把深深的感激埋在心里，化作动力，一路奋力前行。我期望着将来有一天，真的无愧恩师，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过了！”生命如画，但需要一束光照耀。那光是明亮的，也是温暖的，不仅穿透了一幅油彩的风景，而且穿透了历史的天空。······································说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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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真挚，注重心的交流，文章优美
似乎是写西南联大的，应该是《鸡毛》吧，但里面似乎没有睡扁头的情节或者是《跑警报》，不过跑警报似乎是散文鸡毛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她不是西南联大的人。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西南联大的各种名册上都没有“文嫂”这个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联大里住着，是一个住在联大里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确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联大的新校舍。 西南联大有许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华师范、工学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联大的主要部分。图书馆、大部分教室、各系的办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门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坟，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坟多无主。有的坟主大概已经绝了后，不难处理，有一个很大的坟头，一直还留着，四面环水，如一小岛，春夏之交，开满了野玫瑰，香气袭人，成了一处风景。其余的，都平了。坟前的墓碑，有的相当高大，都搭在几条水沟上，成了小桥。碑上显考显妣的姓名分明可见，全郁平躺着了。每天有许多名师大儒、莘莘学子从上面走过。住户呢，由学校出几个钱，都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联大的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这两间破破烂烂的草屋，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极其简陋，但是是经过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那怎么办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两间草房拆了，另外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一个鸡窝。那好办。她这间小屋，土墙草顶，有两个窗户（没有窗扇，只有一个窗洞，有几根直立着的带皮的树棍），一扇板门。紧靠西面围墙，离二十五号宿舍不远。 宿舍旁边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倒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学生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处这些年了，竟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除非你给她，她从不伸手要东西。学生丢了牙膏肥皂、小东小西，从来不会怀疑是她顺手牵羊拿了去。学生洗了衬衫，晾在外面，被风吹跑了，她必为捡了，等学生回来时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呆着。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衣服被窝洗好做得了，为了避免嫌疑，她从不送到学生宿舍里去，只是叫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来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她的女儿能帮上忙了，能到井边去提水，踮着脚往绳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叠起来。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也许她原是靠喂鸡过日子的）。联大到处是青草，草里有昆虫蚱蜢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打开鸡窝门，这些鸡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来，散到草丛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时又抬起头来，把一个小脑袋很有节奏地转来转去，顾盼自若，——鸡转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地那么转动。到觉得肚子里那个蛋快要坠下时，就赶紧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随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来：“郭格答！郭格答！”文嫂或她的女儿伸手到鸡窝里取出一颗热烘烘的蛋，顺手赏了母鸡一块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这鸡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着，很不平地走到草丛里去了。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咕咕”叫着，这些母鸡就都即足足地回来了。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都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进窝以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于是夜色就降临抗战时期最高学府之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了，阿门。 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有许多“先生”，还有许多小姐，或按昆明当时的说法，有很多“摩登”，来来去去；或在一个洋铁皮房顶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里，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听一个“老倌”讲话。这些“老倌”讲话的神气有点像耶稣堂卖福音书的教士（她见过这种教士）。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 先生们现在可没有赚大钱，做大事，而且越来越穷，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先生非到万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有的先生虽然看起来衣冠齐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还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们的袜子没有后跟，穿的时候就把袜尖往前拽拽，窝在脚心里，这样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来了。他们的衬衫穿脏了，脱下来换一件。过两天新换的又脏了，看看还是原先脱下的一件干净些，于是又换回来。有时要去参加Party①，没有一件洁白的衬衫，灵机一动：有了！把衬衫反过来穿！打一条领带，把纽扣遮住，这样就看不出反正了。就这样，还很优美地跳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边幅，衣衫褴褛，囚首垢面，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了。他们的裤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绳把破处系紧。文嫂看到这些先生，常常跟女儿说：“可怜！” 来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还有鸡，而且她的女儿已经大了。 女儿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除了他学着说云南话：“为哪样”、“咋个整”，其余的话，她听不懂，但她觉得这女婿人很好。他来看过老丈母，穿了麂皮夹克，大皮鞋，头上抹了发蜡。女儿按月给妈送钱。女婿跑仰光、腊戌，也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还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有一次还带了一盒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她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还带来一些奇形怪状的果子。有一种果子，香得她的头都疼。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样，是一个窄长的大屋子，土墼墙，房顶铺着木板，木板都没有刨过，留着锯齿的痕迹，上盖稻草；两面的墙上开着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样的窗洞。每间宿舍里摆着二十张双层木床。这些床很笨重结实，一个大学生可以在上面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毕业，无须修理。床本来都是规规矩矩地靠墙排列着的，一边十张。可是这些大学生需要自己的单独的环境，于是把它们重新调动了一下，有的两张床摆成一个曲尺形，有的三张床摆成一个凹字形，就成了一个一个小天地。按规定，每一间住四十人，实际都住不满。有人占了一个铺位，或由别人替他占了一个铺位而根本不来住；也有不是铺主却长期睡在这张铺上的；有根本不是联大学生，却在新校舍住了好几年的。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里，大都只有两三个人。个别的，只有一个，一间宿舍住的学生，各系的都有。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进出，晚上联床夜话；也有些老死不相往来，连贵姓都不打听。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联大的人都有点怪。“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一个人很正常，就会被其余的怪人认为“很怪”。即以二十五号宿舍而论，如果把这些先生的事情写下来，将会是一部很长的小说。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他独占北边的一个凹字形的单元。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木板，把双层床的一边都钉了木板，就成了一间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统天下。凹字形的当中，摞着几个装肥皂的木箱——昆明这种木箱很多，到处有得卖，这就是他的书桌。他是相当正常的。一二年级时，按时听讲，从不缺课。联大的学生大都很狂，讥弹时事，品藻人物，语带酸咸，辞锋很锐。金先生全不这样。他不发狂论。事实上他很少跟人说话。其特异处有以下几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联大的学生时兴用一种灰绿色布制的夹子，里面夹着一叠白片艳纸，用来记笔记，做习题。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出让衣鞋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不是顶天立地满满写着字，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子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他还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大概是相当笨的，因此，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这样过了三年。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当会计。其时他已经学了簿记、普通会计、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统计……这些学问当一个银行职员，已是足用的了。至于经济思想史、经济地理……这些空空洞洞的课程，他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只要能混上学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读，可以缺课。他上午还在学校听课，下午上班。晚上仍是开夜车，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了会计，他添了两样毛病。一是每天提了一把黑布阳伞进出，无论冬夏，天天如此。二是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穿好了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这是干什么呢？若说是显示他有不止一件衬衫、一条领带吧，里面的衬衫和领带别人又看不见；再说这鼓鼓囊囊的，舒服吗？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金先生很快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前，他想到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加入国民党，这已经着手办了；一件是追求一个女同学，这可难。他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一向像马二先生逛西湖：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 谁知天缘凑巧，金昌焕先生竟有了一段风流韵事。一天，他正提着阳伞到聚兴诚去上班，前面走着两个女同学，她们交头接耳地谈着话。一个告诉另一个：这人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而且介绍他有一个很长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听话的那个不禁回头看了金昌焕一眼，嫣然一笑。金昌焕误会了：谁知一段姻缘却落在这里。当晚，他给这女同学写了一封情书。开头写道：“××女士芳鉴，迳启者……”接着说了很多仰慕的话，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倘蒙慧眼垂青，允订白首之约，不胜荣幸之至。随函附赠金戒指一枚，务祈笑纳为荷。”在“金戒指”三字的旁边还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注明：“重一钱五”。这封情书把金先生累得够呛，到他套起钢笔，吃下一块肉时，文嫂的鸡都已经即即足足地发出声音了。这封情书是当面递交的。 这位女同学很对得起金昌焕。她把这封信公布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的布告栏里，把这枚金戒指也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布告栏的墨绿色的绒布上。于是金昌焕一下子出了大名了。 金昌焕倒不在乎。他当着很多人，把信和戒指都取下来，收回了。 你们爱谈论，谈论去吧！爱当笑话说，说去吧！于金昌焕何有哉！金昌焕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过两天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不知怎么丢的。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还得吃饭，还得每天把鸡放出去，关鸡窝。还得洗衣服，做被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这几天文嫂常上先生们的宿舍里去。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一件鱼网似的毛衣，一个压扁了的脸盆，几只配不成对的皮鞋——那有洞的鞋底至少掌鞋还有用……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打扫一下。 因为洗衣服、拣破烂，文嫂还能岔乎岔乎，心里不至太乱。不过她明显地瘦了。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凹形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 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么宰了，怎样退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汪曾祺曾因求学来到西南联大学习，在昆明生活了7年。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因此总在文章中写到在西南联大的经历。
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反映昆明当时的市民生活的作品共有8篇。这些作品以联大为中心，围绕着校园周边生活来展开。其中反映云南本地人的有散文《背东西的兽物》、《昆明年俗》，小说《职业》、《钓人的孩子》、《求雨》，反映外来人口对昆明的影响的有散文《泡茶馆》和小说《落魄》。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1944年，他24岁毕业。为了生计在西南联大学生开办的“中国建设中学”任教两年，在1946年回到上海。这在昆明生活学习的七年里，与西南联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它的回忆占了很大比重。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扩展资料：
《七载云烟》是对在昆明这段日子的总结，汪曾祺在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自己在昆明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地一瞬》中写自己往来于昆明市中心，常去的书店、裱画店、茶叶店等见闻，也记录下全国各地来联大的学生所走的“陆路”和“水路”以及自己远渡重洋而来的经历。
《斯是陋室》描写了联大的校园环境之简陋与同学之好学。
《不衫不履》描写了联大师生的衣着随着时局的艰难而变得破旧。
《采薇》是对昆明饮食生活的总结，从刚开始手头宽裕时下馆子，到时局艰难时吃野菜和昆虫，也有对泡茶馆经历的回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汪曾祺
汪曾祺<< 鸡毛 >>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她不是西南联大的人。她不属于教职员工，更不是学生。西南联大的各种名册上都没有“文嫂”这个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联大里住着，是一个住在联大里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确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联大的新校舍。 西南联大有许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华师范、工学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联大的主要部分。图书馆、大部分教室、各系的办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门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坟，几户零零落落的人家。坟多无主。有的坟主大概已经绝了后，不难处理，有一个很大的坟头，一直还留着，四面环水，如一小岛，春夏之交，开满了野玫瑰，香气袭人，成了一处风景。其余的，都平了。坟前的墓碑，有的相当高大，都搭在几条水沟上，成了小桥。碑上显考显妣的姓名分明可见，全郁平躺着了。每天有许多名师大儒、莘莘学子从上面走过。住户呢，由学校出几个钱，都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说什么也不搬。她说她在这里住惯了。联大的当局是很讲人道主义的，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这两间破破烂烂的草屋，不当不间地戳在那里，实在也不成个样子。新校舍建筑虽然极其简陋，但是是经过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设计过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间利用十分合理，那怎么办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两间草房拆了，另外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她原来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一个鸡窝。那好办。她这间小屋，土墙草顶，有两个窗户（没有窗扇，只有一个窗洞，有几根直立着的带皮的树棍），一扇板门。紧靠西面围墙，离二十五号宿舍不远。 宿舍旁边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倒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学生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处这些年了，竟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除非你给她，她从不伸手要东西。学生丢了牙膏肥皂、小东小西，从来不会怀疑是她顺手牵羊拿了去。学生洗了衬衫，晾在外面，被风吹跑了，她必为捡了，等学生回来时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呆着。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衣服被窝洗好做得了，为了避免嫌疑，她从不送到学生宿舍里去，只是叫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来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她的女儿能帮上忙了，能到井边去提水，踮着脚往绳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叠起来。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也许她原是靠喂鸡过日子的）。联大到处是青草，草里有昆虫蚱蜢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打开鸡窝门，这些鸡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来，散到草丛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时又抬起头来，把一个小脑袋很有节奏地转来转去，顾盼自若，——鸡转头不是一下子转过来，都是一顿一顿地那么转动。到觉得肚子里那个蛋快要坠下时，就赶紧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随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来：“郭格答！郭格答！”文嫂或她的女儿伸手到鸡窝里取出一颗热烘烘的蛋，顺手赏了母鸡一块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这鸡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着，很不平地走到草丛里去了。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着，一面“咕咕”叫着，这些母鸡就都即足足地回来了。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都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大可不必。进窝以后，咕咕囔囔一会，就寂然了。于是夜色就降临抗战时期最高学府之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了，阿门。 作者： 胜利之火 2007-2-6 10:25 回复此发言 -------------------------------------------------------------------------------- 2 汪曾祺----<<鸡毛>> 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有许多“先生”，还有许多小姐，或按昆明当时的说法，有很多“摩登”，来来去去；或在一个洋铁皮房顶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里，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听一个“老倌”讲话。这些“老倌”讲话的神气有点像耶稣堂卖福音书的教士（她见过这种教士）。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 先生们现在可没有赚大钱，做大事，而且越来越穷，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先生非到万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有的先生虽然看起来衣冠齐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还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们的袜子没有后跟，穿的时候就把袜尖往前拽拽，窝在脚心里，这样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来了。他们的衬衫穿脏了，脱下来换一件。过两天新换的又脏了，看看还是原先脱下的一件干净些，于是又换回来。有时要去参加Party①，没有一件洁白的衬衫，灵机一动：有了！把衬衫反过来穿！打一条领带，把纽扣遮住，这样就看不出反正了。就这样，还很优美地跳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边幅，衣衫褴褛，囚首垢面，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了。他们的裤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绳把破处系紧。文嫂看到这些先生，常常跟女儿说：“可怜！” 来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还有鸡，而且她的女儿已经大了。 女儿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除了他学着说云南话：“为哪样”、“咋个整”，其余的话，她听不懂，但她觉得这女婿人很好。他来看过老丈母，穿了麂皮夹克，大皮鞋，头上抹了发蜡。女儿按月给妈送钱。女婿跑仰光、腊戌，也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还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有一次还带了一盒遵义板桥的化风丹，她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还带来一些奇形怪状的果子。有一种果子，香得她的头都疼。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样，是一个窄长的大屋子，土墼墙，房顶铺着木板，木板都没有刨过，留着锯齿的痕迹，上盖稻草；两面的墙上开着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样的窗洞。每间宿舍里摆着二十张双层木床。这些床很笨重结实，一个大学生可以在上面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毕业，无须修理。床本来都是规规矩矩地靠墙排列着的，一边十张。可是这些大学生需要自己的单独的环境，于是把它们重新调动了一下，有的两张床摆成一个曲尺形，有的三张床摆成一个凹字形，就成了一个一个小天地。按规定，每一间住四十人，实际都住不满。有人占了一个铺位，或由别人替他占了一个铺位而根本不来住；也有不是铺主却长期睡在这张铺上的；有根本不是联大学生，却在新校舍住了好几年的。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里，大都只有两三个人。个别的，只有一个，一间宿舍住的学生，各系的都有。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进出，晚上联床夜话；也有些老死不相往来，连贵姓都不打听。二十五号南头一张双层床上住着一个历史系学生，一个中文系学生，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两个人合住了一年，彼此连面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二位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同。中文系学生是个夜猫子，每晚在系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来；而历史系学生却是个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铺的铺主睡觉时，下铺是空的；下铺在酣睡时，上铺没有人。 联大的人都有点怪。“正常”在联大不是一个褒词。一个人很正常，就会被其余的怪人认为“很怪”。即以二十五号宿舍而论，如果把这些先生的事情写下来，将会是一部很长的小说。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他独占北边的一个凹字形的单元。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木板，把双层床的一边都钉了木板，就成了一间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统天下。凹字形的当中，摞着几个装肥皂的木箱——昆明这种木箱很多，到处有得卖，这就是他的书桌。他是相当正常的。一二年级时，按时听讲，从不缺课。联大的学生大都很狂，讥弹时事，品藻人物，语带酸咸，辞锋很锐。金先生全不这样。他不发狂论。事实上他很少跟人说话。其特异处有以下几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联大的学生时兴用一种灰绿色布制的夹子，里面夹着一叠白片艳纸，用来记笔记，做习题。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出让衣鞋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不是顶天立地满满写着字，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子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他还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大概是相当笨的，因此，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 作者： 胜利之火 2007-2-6 10:25 回复此发言 -------------------------------------------------------------------------------- 3 汪曾祺----<<鸡毛>> 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这样过了三年。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当会计。其时他已经学了簿记、普通会计、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统计……这些学问当一个银行职员，已是足用的了。至于经济思想史、经济地理……这些空空洞洞的课程，他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只要能混上学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读，可以缺课。他上午还在学校听课，下午上班。晚上仍是开夜车，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了会计，他添了两样毛病。一是每天提了一把黑布阳伞进出，无论冬夏，天天如此。二是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穿好了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这是干什么呢？若说是显示他有不止一件衬衫、一条领带吧，里面的衬衫和领带别人又看不见；再说这鼓鼓囊囊的，舒服吗？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金先生很快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前，他想到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加入国民党，这已经着手办了；一件是追求一个女同学，这可难。他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一向像马二先生逛西湖：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 谁知天缘凑巧，金昌焕先生竟有了一段风流韵事。一天，他正提着阳伞到聚兴诚去上班，前面走着两个女同学，她们交头接耳地谈着话。一个告诉另一个：这人穿两件衬衫，打两条领带，而且介绍他有一个很长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听话的那个不禁回头看了金昌焕一眼，嫣然一笑。金昌焕误会了：谁知一段姻缘却落在这里。当晚，他给这女同学写了一封情书。开头写道：“××女士芳鉴，迳启者……”接着说了很多仰慕的话，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倘蒙慧眼垂青，允订白首之约，不胜荣幸之至。随函附赠金戒指一枚，务祈笑纳为荷。”在“金戒指”三字的旁边还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注明：“重一钱五”。这封情书把金先生累得够呛，到他套起钢笔，吃下一块肉时，文嫂的鸡都已经即即足足地发出声音了。这封情书是当面递交的。 这位女同学很对得起金昌焕。她把这封信公布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的布告栏里，把这枚金戒指也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布告栏的墨绿色的绒布上。于是金昌焕一下子出了大名了。 金昌焕倒不在乎。他当着很多人，把信和戒指都取下来，收回了。 你们爱谈论，谈论去吧！爱当笑话说，说去吧！于金昌焕何有哉！金昌焕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过两天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不知怎么丢的。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还得吃饭，还得每天把鸡放出去，关鸡窝。还得洗衣服，做被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这几天文嫂常上先生们的宿舍里去。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一件鱼网似的毛衣，一个压扁了的脸盆，几只配不成对的皮鞋——那有洞的鞋底至少掌鞋还有用……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单元打扫一下。 因为洗衣服、拣破烂，文嫂还能岔乎岔乎，心里不至太乱。不过她明显地瘦了。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凹形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 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至于他怎么偷的鸡，怎么宰了，怎样退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吴三桂投靠清朝，在果敢（今缅甸特区）捉住的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绞死在落鬼坡，被封为云南王，昆明金殿是吴三桂的行政大殿。
浅论《边城》的生命理想和艺术风采一、《边城》的创作背景二、《边城》承载的生命理想1.“地域故土”的眷念与失落2.寻觅中的“理想家园”3.翠翠体现了沈从文的悲剧性格三、《边城》的艺术风采1．简练凝洁的叙述方式2．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3．雅俗交融的语言对话4．和谐优美的人景合一四、结语
小说陈小手 异秉 大淖记事 受戒 写的都很好
汪曾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事》、《受戒》等。中文名： 汪曾祺别名： 中国出生地： 中国江苏高邮出生日期： 1920年逝世日期： 1997年职业： 小说家，散文家毕业院校：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要成就： 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代表作姓名：汪曾祺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0—1997 籍贯：中国江苏高邮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编辑本段汪曾祺格言式名诗1989年在上海从《新民晚报》上读到汪老的《老夫子自道》非常知趣，特引用如下，供博友们一读： 我自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钻研文学，读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载。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世无争，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无啥。编辑本段人物生平汪曾祺在书房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39年秋，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师。众所周知，该校师生的教与学，是自由的。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因体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补学一年。对此，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文。”经过一年的学习，两门功课过关。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他未报名，根据学校规定，只能算肄业。因之，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并未获得毕业证书。以后，在填各种表格时，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但在校期间，他读书之博之杂，让后人称道，加上受名师熏染，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学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 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 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 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1]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编辑本段人物评价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作品一览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著作 《邂逅集》，1949年4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羊舍的夜晚》，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1982年8月，北京出版社。 《晚饭花集》，1985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寂寞和温暖》，1987年9月，台湾新地出版社。 《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漓江出版社。 《晚翠文谈》，1988年3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茱萸集》，1988年9月，台湾联合出版社。 《受戒》（法文版），1989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蒲桥集》，1989年3月，作家出版社。 《晚饭后的故事》（英文版），199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 《旅食集》，1992年4月，广东旅游出版社。 《汪曾祺小品》，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199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1993年6月，沈阳出版社。 《菰蒲深处》，1993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 《榆树村杂记》，1993年9月，中国华侨出版社。 《草花集》，1993年9月，成都出版社。 《汪曾祺文集》（4卷5册），1993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 《塔上随笔》，1993年11月，群众出版社。 《老学闲抄》，1993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 《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1994年9月，甘肃文艺出版社。 《五味集》，1996年1月，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矮纸集》，1996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 《逝水》，1996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曾祺散文选集》，199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独坐小品》，1996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 《去年属马》，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汪曾祺散文的特色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汪曾祺小说的特色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编辑本段相关事件汪曾祺与美食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平静淡泊的汪曾祺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现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人物自述“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编辑本段《受戒》绝美的比喻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 汪曾祺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迷惑人的高手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既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宣扬着复苏的人性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 汪曾祺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曾受业于沈从文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文 | 汪曾祺 《陈小手》是一篇写旧社会男性产科医生陈小手的经历与命运。小说开头就交待男性产科医生在当地绝无仅有,同时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职业。但陈小手不仅不以为然,而且敬业,手艺高超。小说简单交待了陈小手的经历,也就是他的与众不同,却并未交待他为何要做产科医生。后半部分详细描写给团长太太接生的经过,最后轻描淡写地安排了陈小手的结局:仅仅因为他出于职业需要接触了团长太太的身体,这样一个有个性有手艺而又敬业的能人,被团长一枪打死。 小说以小手赖以生存的乡镇的民俗叙写为开始,然后有条不紊地、逐层递进地分四个层次对主人公陈小手进行介绍,但不是平均用力。第一到三层:陈小手之所以被称为陈小手,陈小手常骑着一匹白马去解急人之困,陈小手在乡里民众和同行们口碑。作者描写陈小手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更柔软细嫩。”因其能专治难产,而他又乐于做男性的老娘,一方面,他受到产妇、特别是遇到难产的妇女及其家属的欢迎,“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另一方面,“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我们姑且把这三层意思分别拟题为:“男医”陈小手,白马陈小手,遭受非议的陈小手。这三层介绍对于塑造陈小手这一人物形象来说,其实都属于背景材料。一般说来,比较平实,由于作者介绍得有滋有味,读者并不觉得,反而听得兴致盎然。第四层写的陈小被联军士兵挟持着去为个团长的太太接生,是难产,陈调治后是大人、小孩平安。读者本可松口气,万万没想到,蛮不讲理的团长却趁陈小手不备,背后枪将其击毙。全文最后是作者一句似平淡、似调侃又似讽刺的话:“团长觉得怪委屈。”戛然而止,但读者心中却掀情感,再也平静不下来。进入全文四部分,我们似乎听到作者一拍惊堂木,读者精神为之一震。 我们不能不为作者高超叙述艺术和他的匠心独运而感叹,前三层的关于陈小手的平实介绍,其实是为最后一层的惊人结局作充分的渲染与铺垫。《陈小手》是汪曾祺的奇作。团长的一声枪响,洞穿了汪曾祺刻意营构的平淡与和谐。陈小手的一汪鲜血足够将流氓时代的丑恶真实地映现在广袤的天幕上。作者不敢为此投射人性之光.他随手牵来冷峻的布幔,轻轻地将这一汪鲜血掩住,然后心平气和地这样结束全文:"团长觉得怪委屈。"简直需要一种大痛苦大刻毒大觉悟,才能在加此暴烈的地方写出如此平和的奇文,它给读者的震憾是深长持久的这是汪曾祺文学创作中最为奇崛最为辉煌的一笔,尽管还有点遮遮掩掩躲躲闪闪,可总算是显出了一点想直面人生的姿态.有人说他写男女之情是"发乎情,止乎礼",我看他写到暴力与黑暗时,他是发乎恐惧,止乎斯文。他对自己的恐惧感感到恐惧。刚刚掀开一角,就闭目塞听,撒手而去,然后忙于洗手整衣,恢复士大夫的斯文风度。凡是威胁到斯文风度的恐惧,他要么忘掉,要么化掉,即使忘不掉化不掉,也只能按下不表.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呲牙咧嘴呼天抢地。他给自己定位为小悲小欢的写手。 课文通过叙述名医陈小手因为团长太太接生而被无辜枪杀的事情,反映了我们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中的弊病,批判了守旧的传统文化与狭隘愚昧的男权文化。 语言—地道的中国话,是这篇文章的一大特点。题目《陈小手》本身就是整篇文章语言风格的一个凝聚的开门见山的表现。朴素,简洁,有韵味。 就着这样的语言,故事开讲了。东拉西扯地从当地给人接生的老娘谈到医生,谈到女医生——女内科医生,再到男医生——男产科医生,终于到了陈小手。如此的接生风俗的背景下——“白马陈小手”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个体,像他的白马,独特,却也柔和,也协调于环境。搀杂着几个动人的细节,如小手,如“哗棱哗棱”的马铃声,故事平和地却与众不同地流淌着。 但村里来了“联军”,来了“团长”,出了陈小手给团长太太接生的事情,直到他被团长一枪打了下来,故事才急剧地转了向。本来是用着白话说着风俗,说着风俗中一个也被众人接受的特例,一个简单的故事。虽然这种风俗和语言本身就已经有了价值,但军阀的到来,陈小手的死,赋予了这简单的一切更深层的含义。陈小手因为小手“摸来摸去”而惹上了杀身之祸,直到“团长龇牙笑了一下”才露出了苗头的祸。一个骂着“日他奶奶”说着“我的女人……任何男人都不许碰!”的军阀,他本身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却也同时象征那个时代新生的蛮横力量,一枪破坏了原有的和谐。陈小手的出现就是风俗自身的变异,是矛盾的统一,是民风的发展和创新的表现,却被军阀的手掐断了自然演化的苗头。“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这样的一双手,却有力地把一个个生命从母体的孕育中迎到了有阳光的世界来。一个男性老娘的小手、白马、行事、死去,这样的一个故事,却表现了文化,述说了风俗,描绘了民生,揭示了时代的特质。 评论家摩罗这样说:“《陈小手》是汪曾祺的奇作。团长的一声枪响,洞穿了汪曾祺刻意营构的平淡与和谐，陈小手的一汪鲜血足够将流氓时代的丑恶真实地映现在广袤的天幕上。作者随手牵来冷峻的布幔,轻轻地将这一汪鲜血掩住,然后心平气和地这样结束全文:‘团长觉得怪委屈。’简直需要一种大痛苦大刻毒大觉悟,才能在加此暴烈的地方写出如此平和的奇文,它给读者的震憾是深长持久的。这是汪曾祺文学创作中最为奇崛最为辉惶的一笔。”这是非常到位的点评。 小说的语言朴实生动,故事讲的环环相扣,在平铺直叙的情节中,于结尾处突然产生意外,陈小手被一枪撂下马来。类似相声的“抖包袱”。最精彩的是团长的那一番话,体现了汪氏的小说语言特点和幽默风格，这是一篇传世之作。看起来写得如此“轻巧”,轻巧是“套”,深埋下了终局的奇崛，这是看不见的机巧托出了无言的大悲悯。小小说,能写到这样的功力,令人绝叹。结尾的7个字,揭出了一个遥远和并不遥远甚至很近的流氓时代。 往期荐读 一片叶子 笔锋偏安 人生，唯有锻炼与读书不能辜负主办 | 当下杂志社 责任编辑 | 向朵 网络编辑 | 王红斌 图片 | 何芳云 校对 | 肖慧娟 编辑｜小玖 秋风起，当下与你同在。欢迎来稿，关注《当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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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受的散文优美、淡雅、朴实、精炼。
第一个特点，汪曾祺的语言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然而，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个特点，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于从小处写起，以小见大。他似乎特别擅长于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取材，寓巧于拙，表达真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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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编者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编者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语言具有朴素、平淡、韵味无穷的特点，常常使用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王安忆曾说过“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王安忆还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
简单点说，就是朴素+平实+口语化。
当然，汪曾祺真正的语言风格肯定不是这几个字就能包含得了的，但我觉得，这几个应该是比较基本的特色了。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早熟而晚成,40年代已发表作品,到80年代才真正成名。期间中断创作几十年,新时期他再度崛起,在80年代初发表了轰动文坛的《受戒》,给当时忧伤而迷乱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受戒》以其透明的灵气和清新的诗意为文坛内外众口称誉。这带有鲜明特色的风俗画作品,真实而生动的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小说中有诗的情调、散文的意境、有文人的雅趣、民间的世俗美。”
汪曾祺先生作为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写作风格舒朗质朴，自然恬淡。《老鲁》是汪曾祺先生创作于解放前夕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中国建设中学”的教学期间的短篇小说。描写了校警“老鲁”和“我”等一行人在学校清贫而有趣的生活场景。本文意在以作家早期作品《老鲁》为例，浅谈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艺术特色。 语言特色 “气韵流转，文狐老精”，汪曾祺的语言极富恰切的节奏感和美的感受，同时平淡质朴，浑然天成，如话家常，娓娓道来。小说开篇，作者采用聊天的方式单刀直入介绍清贫艰苦的校园生活：“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好玩，我想不起什么恰当的词儿，只有说它好玩。学校里四个月发不出薪水，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吃......”，读来恍若一个老友的来信，亲切可感，又在平白的言语间，不着痕迹的调侃，不留把柄的感叹，似忧未忧地铺展开小说的背景安排。 汪曾祺语言的节奏感与美的享受，常常体现在平平叙事中突然的一段景色描写上，例如《老鲁》开篇写“采薇”喝茶时闪现的一段妙语：“下午常在门外一家可以欠账的小茶棚中喝茶，看远山近草，看行人车马，看一阵风卷起大股黄土，应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欲流下来的天空。”一段流畅的景物人情描写，一个“看”字让画中人和读者的心绪紧紧随着文字的悠扬起伏飘扬回环。语言的节奏顿挫，世间万物、生命节奏的韵律美，“平淡中见奇崛”的诗意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情感表达 文如其人，汪曾祺曾说：“我只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诚然，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情感是流动的。说感情，讲事实，调侃的淡然中仿佛还有隐隐一丝无奈，或者本应沉重的话题仿佛又被轻飘飘的写完了。 作家的气质和秉性确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确实是文人雅士闲适、恬淡从容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位文人说得好：“他有多爱玩，他多爱生活，他有多爱美，他的笔下有多少市井小民，活生生的，又有多少人情世故，悲欢离合”。老鲁在学校飘摇之际担起责任，以丰富的生活技巧和吃苦耐劳的经验能力为风雨飘摇中贫苦的生活带来一股活力，作者利用巧妙灵活的语言、神态、叙事描写使老鲁这一形象生动鲜活、跃然纸上。老鲁所代表的踏实肯干、聪敏灵活的“源头活水”，也正是作者在艰苦生活中饱含的希望和乐观的向往。 艺术风格 自然本味，汪曾祺在小说描写中对于野菜、黄土朝天的贫苦生活有着特殊而朴实的情感。“我”和一行人衣服头发里洗不尽的黄土、老鲁好像神农尝百草的“采薇”之举、对灰藿菜等野菜的细致辨别等等生活小事，在汪曾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描写中跃然纸上。没有做作的苦心经营，也不刻意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对生活意趣和人生世事的独到见解正是作者唤起读者共鸣，让人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阅读感受艺术风格的内在原因。 各种风格的“冷幽默”是汪曾祺写作的一大特点，汪曾祺的文字之所以读来轻松却发人深省，原因就在此，无论什么感情，在汪老笔下仿佛都是读来轻飘飘、心里沉甸甸的，比如写老鲁做马弁时饿到吃棉花的惨状时，用老鲁自述的方法来写，在令人沉默的艰辛上添了一抹好汉正提当年勇的坦荡，文字加工下的苦仿佛没有那么苦，乐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罢了。再如《老鲁》结尾处的描写：“我挪过一张小凳子，靠门坐下来。门前是一道河，河里汤汤流水，水上点点萍叶，一群小鸭子叱叱咤咤向东，而忽而折向南边水草丛中......”诗意蒙蒙，从容自若，率性戏谑，童心荡漾,生动处辗转，留白处韵味无穷。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正是大象无形、潜移默化动人心，汪老捡了块文学的石头一掷，落在读者的心海里就泛起层层涟漪。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至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京味儿作家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学教师、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后来在北京做编辑，写剧本，被誉为 "抒情的人文主义者，中国最后的纯文人，中国最后的文人官僚 "汪曾祺在散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以及对戏剧和民间文学艺术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作品有《守节》、《晚饭花集》、《过水》、《晚翠文坛》等。
汪曾祺是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高手。从他的代表作《守节》、《大傩》、散文集《蒲桥》、京剧《沙家浜》（汪曾祺是主要编剧之一），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度、被青年读者提及的频率、相关书籍的销售量、豆瓣的评分，可以看出汪曾祺的文学世界有着鲜活而强大的生命力。资深文学评论家、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汪曾祺的文章还在不断被阅读，大概是有不朽的智慧和人性的温度"。
代表作品。守节》、《大淖记》、《鸡鸭大师》、《一兵》、《羊屋一夜》、《邂逅》、《晚饭花》、《茱萸》、《初到福建》、《逝水》、《浦桥集》、《独步浦深》、《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汪曾祺。文学与绘画》、《范进中举》 。
他的代表作品的特点是苦心经营而无章法，以及对主题的深奥和深刻追求。他们朴实无华，以一种家常的方式说话。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挫折，以及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宽广的心态，创造了积极乐观、充满诗意的文学生活。贾平凹曾这样评价汪曾祺："他是一只文艺的狐狸，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老法师"。
汪曾祺的代表作有《受戒》，《黄油烙饼》等，他的小说偏向生活化，平淡质朴，娓娓道来。
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人道主义，正如他所说的“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汪曾祺从60多岁开始小说革新“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也许我有一天会像齐白石似的‘衰年变法’，但目前还没有这意思。我仍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点孤独，也不赖。”“近事模糊远事真，双眸犹幸未全昏。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汪曾祺的小说多是短篇小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他在40年代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的本质》的文章，其中说：“至少我们希望短篇小说能够吸收诗、戏剧、散文一切长处，而仍旧是一个它应当是的东西，一个短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汪曾祺的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份，把散文、诗融入小说，……小说的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汪曾祺创作有很丰富的文化底蕴。他写人“我不大喜欢‘性格’这个词。一说‘性格’就总意味着一个奇异独特的人。现代小说写的只是平常的‘人’。”写风俗“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汪曾祺对散文艺术的驾轻就熟，使他能够汲取散文的规律和写法，进而对短篇小说的内在构成“大动干戈”，“破旧立新”。“有人说，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复仇》就是这种意图的一个实践。”“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散文化小说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只要比较一下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就可以看出两者在结构上的异趣。莫泊桑，还有欧•亨利，耍了一辈子结构，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的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意境结构也是汪曾祺经常采用的表现形式。选择一个富有审美意蕴的独特意象，以它为内核，展开画面，调度人物。这种结构形式，既接近诗歌，也接近散文。早期作品《小学校里的钟声》中，校工老詹敲出的洪亮而幽远的钟声，就是一个很美的意象。笔记体小说是汪曾祺晚年最主要的写作文体。他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当小说看。”汪曾祺作品的感情时，这样说：“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那么，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和在一起的，比较复杂。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讲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