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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2、《史记》体例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3、《史记》的人民性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司马迁 出生年代：前145——前90 名人职称：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名人国家：中国（西汉）相关介绍：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史记》（体例）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本书一百三十篇，包抱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迹）、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事年月）、三十世家（记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功）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赞语，给予《史记》以非常报的评价。在这两句话里，一方面指出《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又说明了《史记》在文学上的精神实质。司马迁在屈原的政治生活悲剧中，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在屈原的文学事业中，得到了忠于理想忠于著作的精神鼓舞力量。他在《屈原传》中说“……”他在这里用力歌颂屈原，实际也就是在描写自己，处处流露出自己的悲愤和感情。司马迁和屈原的悲剧命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对于谗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的黑暗政治的反抗思想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忧愁幽思的感情和为著作事业而奋斗的精神，血肉相连地成为了一体了。司马迁暗示出在文学发展中由《风雅》到《离骚》到《史记》的光荣道路，他自己在文学史上就成为屈原真正的继承者了。鲁迅说的“无韵之《离骚》”，这意义是重要的。 刚直不阿留得正名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史记照尘寰。上联：八卦里恩怨情仇总关风月下联：史记中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横批：童言无忌国破家亡，千古英雄千古恨；身歼名在，万年史记万年春。
《史记》读后感 喜欢在边缘与缝隙中窥看历史。 喜欢把历史读成小说，也就把《史记》读成小说。《史记》写男子也写女子，写男子不吝笔墨，写女子一笔带过；写女子多淫荡，也多真性情。《史记》于我历历在目的也便是这些女子。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褒姒任性不知轻重；然天下不负幽王，而王自负。曾看过无名氏《烽火戏诸侯》，画中褒姒就像观音低眉，正如佛经云：“仪容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或许这是后世对褒姒的一种阐释，政治也好，淫荡也罢，全归于禅意。 《史记》不写妲己形貌，看过只是很简单地知道纣王沉迷于她的美色，听信过她的话。但许仲琳《封神演义》谓其：“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浅淡春山，娇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不亚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离玉阙。”真真尤物！妲己成为经典也都使世人心思。 女子如水，君子当如器。可中国对女子历来缺乏宽容与平和，不但男子对女子，女子对女子也不过如此。那些烟视媚行的尤物常常引起他们本能的嫉妒，嫉妒而生亲近之意，一旦不可企及，便本能地恐惧，又生贬抑之心。妲己成为了狐，女子们也并未像最初的狐一样受到尊敬与膜拜，倒是为“红颜祸水”之说制造了那么一点点可疑的佐证。便痛恨那些古代风气，于女子而言，全是轻蔑与禁欲的压抑。 记得蔡姬故事：“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望伐。”也背诵过“齐侯以诸候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至此，不由大笑桓公也有此狼狈滑稽。其实，淫荡却无邪，才是女子本色，只会让人觉得是美的，而淫荡无邪的绰约处子，更是女子中的极致。我爱的就是蔡姬轻狂如处子，天然情性。蔡姬故事，《史记》未详写，也正因这简略，则惊鸿一瞥，随意怀想之间尽是明媚与凄艳。 骊姬二字极佳，骊可为好马，也可为猛龙，骊姬之骊为骊戎之骊，也并不妨碍我将她与好马与猛龙连起来想。先秦女子之名，可同鸟兽虫草，有时候是这些名字在刻画它们各自的主人，以兽为名的女子，只观其名，似乎就是有了兽类的野性以及这种野性天赋的属于自然之子的骄傲与高贵。而且骊姬为人险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若以旁观者的眼睛来看，不失为另一种美；自然，这样的女子，于当下流行文学的小说作者倒是好材料。 讨厌卫子夫，大概是先听了“金屋藏娇”，如此，卫子夫成了凭借美貌趁机而入的第三者。到底我在为阿娇不平。卫子夫是个大花瓶！或者是宁静演的那个卫子夫实在让我失望。可卫子夫的下场也不好，有些狼狈，《史记》女子们也大抵如此，得善终者少。而她们也不过亲自充当了是古代中国女子的谶言罢了。 女子降生本是福气，女子的敏锐，朴拙，凌厉，温和，才艺，美貌，诸般种种，是女子的福气，也应是人间的福气，但为何这诸般种种却是一具埋葬在灵魂深土下的腐尸，无论曾经有多么绚烂光华，却已朽烂着并长存着，常常在她们沉睡时游离成恶梦，妆扮成她们醒来时猛然发现的躺在身边的骷髅。最是谁喂养了她们少女时代的情欲？其实那些本是一种极致之美，少女的情欲美好而惨烈，惨烈是因禁欲。那些情欲，让她们无法回首，回首之时，人世已深。这无端秀色，当真好没来由！ 鲁元公主若不曾被爸爸刘邦几次踹下车，我也不会觉得她是可怜可爱的；而我所喜欢的那个卫子夫，却一定是个夏夜里将萤火虫关进骷髅壳里的少年女子；刘陵聪慧，有辩才，最终死陷囹圄，父亲刘安也留下了鸡犬升天的传说，却不知长生一梦醒，淮南草木又深了几许。 女子好像是突然就失去了最初的神性，不会再有女娲与伏羲的乱伦，从此神灵便是神灵，女子，则彻底沦落，青楼不是真风月，而世间于女子，却处处是艰辛风尘。而《游侠列传》里全是男子，女子无游侠，女子成为游侠是在以后的侠义小说里开始的。《史记》女子，也全无游侠气，到底她们是无此心，游侠本也是一种心境而已，聂荣为弟而死，那江湖终究也与她无关。 不喜欢赵太后，并不因为她已经是“媪”的缘故；就再说说薄太后与窦太后，我喜欢的都是她们还没有成为太后、即当初失意时，那时她们心怀失意与不满，才是人间的可爱女子。她们成为了太后或皇后，就不是当初的那种感觉了，仿佛有什么东西，一去不复返。究竟为何我也难以表清，感觉本身过于微妙，难以捕捉，迷离又神往…… 可惜古之女子无自由，骊姬得以横行后宫，却反为权谋所溺，又不是真自由了。或许自由意味着更高层次上的抉择，并且不为此抉择所累。除了自由本身，谁也没有权利来确认一个女性的价值。但愿能够看到一个活着的女子，她真的足够强大，这样的女子，又应该有怎样的心境？我怎么知道！ 还是可惜了，太史没与王昭君活在同一个时代，还真想看太史会怎样写昭君。四大美女，以前喜欢西施，可能是因为她扮演了半个间谍的角色，后来才喜欢昭君，接着就一直最喜欢昭君了。汉帝痛悔，吾当快哉！当昭君的容光震惊了大殿上的所有人，单于使者们的谢恩与君王欲反悔而不得便是昭君的复仇之得逞。明妃去国，汉川亦为之失秀，失意之仇得偿后，又是怎样的虚空与苍凉？昭君自知。 曾怀疑过昭君的存在，这段故事太像传奇，像一部真实的悲剧。且将昭君看作一种情结，慰藉后之怀才不遇者。然昭君之前并无昭君，昭君去后，亦无昭君，世人从来各欲所欲，各哀其哀，又何必以昭君自许？ 伍举入谏时，楚庄王左拥右抱的郑姬越女，郑姬越女，你们去国离乡，可会想着回去？夜深也忽梦少年事？这也足以让我凝神感伤。在边缘与缝隙对向历史，所见所闻是血淋淋的断面，有时觉得都是戏，戏里春风别旧梦，而戏外则叹息如此春风又一年。其实戏里戏外，知道了就记住不忘，何必当真执着？历史常常被刻意湮没，那些真实的、残酷的，也就成了化不开的象征与情结
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以简驭繁,艺术臻于成熟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最浅易的形式去展现繁杂的内容。“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余华用极为简单的重复叙事,去展现文本中复杂又深刻的内涵,这是对文学艺术的返璞归真。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当中,主题不难理解,故事情节简单,人物之间的对话也都是直抒胸臆,事件顺序都按简单的“线性序列”展开。
让那个时代独有的悲歌震撼人心，重复描写，只为了深入人心。
到打骂,在爹爹的账房前哭泣,却怀着身孕走了十几里夜路回家,为的是不让爹爹操心;苦根在知道二喜死后,仍然嚷着要爹爹领他回家,为的是不知道死的含义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让人辛酸泪下.即使是只出现了几次的福贵的父母也因细节而鲜活.福贵的爹让他肩挑三担铜钱而不是换成银元去城里还债,为的是让他知道生活的苦;福贵的娘用朴素的人生观“只要活着,穷点也不怕”做着家庭的精神支柱.相比福贵年轻时的花天酒地,这种辛苦但充满感动的生活,才算真正地活着.这些俯拾皆是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内心和深层意识,发掘起了读者真正的感动. (四)彰显主题 福贵回忆式的叙述充满了温情,余华在作品中对福贵的措辞选取的是最简洁、最朴实的.“在《活着》中,余华摒除了一切知识分子的叙事语调,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的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上.”[7]故事中接连不断的苦难和死亡在福贵平静的叙述中显得波澜不惊.但这样的叙述却使得故事本身的情感冲击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把苦难和温情的主题向读者展露无遗.余华对苦难的态度是以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表达的,区别于前期作品的揭露和批判,在《活着》中,余华展示的是一种高尚:“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世界.”余华称《活着》是一部高尚的作品,在于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生命之间的友情以及一个人如何去不死.对于如此沉重的话题和如此重大的苦难,余华让作品中的叙述者用平静得几乎轻描淡写的语气来述说,苦难是在一种达观知足的状态下承受下来的,这样用温情来表达苦难的语言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亲切,一种领悟以及这样的一种静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 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活着》整体上的叙述风格和叙事语言很好的表现了作品苦难和温情的主题
艺术特色
通过艺术心理学的角度，《活着》的材料与形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但是作者以精心布置的形式克服了题材，达到了材料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了情感的升华，使读者的灵魂在苦难中得到了净化，获得了艺术的审美。
小说运用象征的手法，就是用死亡象征着活着。可能很少有人会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而白发人将黑发人一一送走的事情可能只能在小说中可以看到。艺术的真实会让人相信世间不但有过活生生的福贵，而且将来还会有很多。
表现手法
一、转折：从人物失语到人物的个性化语言
《活着》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在余华的整体创作中呈现出一种过渡的形态,他的前期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作者叙事的符号,人物形象大都飘忽朦胧,幽灵般捉摸不定,人物对话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多为书面化语气,带有很强的作者主观态度,缺乏个性化色彩,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
到《活着》这种现象有了明显改变,作品中福贵、家珍、有庆、即使是苦根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并且都是非常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
二、突显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
《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语言是最具特色的,福贵一生中多种身份的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期他都有自己的语言,如在当少爷时,他对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这样说话:“好好听着,爹给你念一段。”对教训自己的爹说道:“爹,你他娘的算了吧。
老子看在你把我弄出来的份上让让你,你他娘的就算了吧。”这些语言是大逆不道的、是粗俗的。但却很符合福贵当时少爷的身份,塑造出福贵年轻时不思进取、浪荡不羁的形象。
等到家产输光,自己沦为一无所有的佃户时,他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赢光自己家产而成为地主的龙二说话点头哈腰且一口一个“龙老爷”,这样的形态和语言让一个卑微的佃户形象跃然纸上。正是这些富有特色的语言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以及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格。
创作背景
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再到大炼钢铁运动，自然灾害时期等，作者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窘迫和不幸，更是一次次目睹妻儿老小先他而去。
后来，作者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作者，作者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于是就有了1992年的《活着》。
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活着
教学叙事研究是以教师自己的故事建构为手段，通过叙述故事，描述教师真实的教学生活，呈现特定情境中教师的教学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下的学生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和意义分析，形成有关教学经验的“个人知识”，获得对教学活动的意义理解和解释的一种研究方式。由于教学叙事研究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的，而且故事直接来源于教师的教学经历，其理解和解释又取决于教师自己对教学“现场”的独特把握和判断。因而，这种研究以其“平民化”的风格，给一线教师以亲切感。 但是，从研究现状来看，有不少的研究不是故事“味”太浓，冲淡了研究，就是“主题先行”，故事性不强，其研究给人以生搬硬套、人为拔高之感。教学叙事研究并无统一的格式与标准，但作为一种教学研究方式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旨趣与品格。笔者认为在教学叙事研究中需要正确处理好叙事与研究、故事性与典型性、描述与解释、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几对关系，才能使教学叙事研究真正成为一种教师自我认识、自我提高的有效方式。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继《雅各的房间》和《达洛卫夫人》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意识流小说。在此部小说中,伍尔夫基本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常使用的全知全能型叙述者,改用间接内心独白,采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人称的主线,从人物主观角度进行叙述,并不断变换视角,使得叙述呈多元化展开。 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到灯塔去》的叙事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到灯塔去》的叙事艺术全文如下：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英国著名小说家，对现代主义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到灯塔去》是继伍尔夫的《雅阁的房间》与《达洛维夫人》巨作之后的又一部典型意识流作品。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摒弃传统小说中原有的全能型全知型叙述模式，采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聚焦转换等多种叙事艺术手法，将叙述者的主线用第三人称进行描述以揭示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并不断转换叙事视角，从而见证这部作品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伦敦，是意识流文学的杰出作家，她被世人赞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先锋人物。伍尔夫在文学创作方面更加注重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她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便是记录下奇异的、琐屑的、稍纵即逝的等各种刻在心头的印象，描述人物变化多端的、难以解说、不可名状的内在精神，从而揭示出人物内心活动的本质特征。她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由此便决定了海洋这一意象，其经典之作《到灯塔去》正是小说人物在人生各个阶段对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内心反映和情感感受。
《到灯塔去》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将到灯塔去这一行为作为贯穿整篇小说的中心线索，描述了拉姆塞一家与几位客人于一战前后的一段度假生活经历。拉姆塞夫人的儿子詹姆斯想到灯塔去，然而由于天气作祟，这段计划中的平凡旅游并未能顺利如愿。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姆塞一家人饱经沧桑。拉姆塞夫人去世，而拉姆塞先生也终于携带自己的子女及友人乘舟出海，到达灯塔。整篇小说并无华丽的故事情节，简单来看是由一系列印象、回忆、感觉等内心活动组成，情节一再被淡化。在这片小说中，伍尔夫大胆地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全能型全知型的叙述模式，借助大量限知视角，以人物的主观视角加以叙述，给读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使得读者进行阅览小说的过程中能够随着人物的意识变动，清晰地感受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变化。除此之外，伍尔夫还一再地转换叙述视角，从各个角度出发重新整个人物的种种意识，从而呈现出全新的艺术效果。
一 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是指小说中的角色假设在没有任何听众的环境下所直接表现出来的意识活动与心理状态，主要是用文字加以表述的一种毫无声息的意识流。可以说，内心独白是创作意识流作品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它主要折射人物内心的活动与思考，其中，包括对以往的回忆，对当前的思考、分析与探究，以及对将来的猜想与预测。既能够反映故事角色浅层的、清晰的、明确的意识流活动，同时也能够反映故事角色深层的、模糊的、朦胧的意识流活动。通常作者会将人物的意识进行加工或解释，而使之更具逻辑性与连贯性，以便于读者更好的去理解。同时，内心独白还可以理解为“进入意识”，既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身份看进人物的内心，或者通过叙述者的内心来看。假如叙述者是观看者，那么人物的内心便被观看着;假如人物是观看者，那么世界则被观看着。
伍尔夫在描述《到灯塔去》的灯塔时，叙述者将其思想融入人物莉莉的思想中，二者合二为一，对莉莉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展开了叙述性的深层次描写，这便是“内心独白”的真实体现。小说中莉莉的内心独白在书中占据了较大篇幅，其中蕴含了回忆、思绪、幻想等诸多情感，而小说的情节发展便是根据其思想的变化不断变化着，层层递进。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窗”章节中，伍尔夫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拉姆塞夫妇邀请友人在海边度假的情景，读者从这部分描写中很容易地便能知道拉姆塞夫人的和蔼可亲、心思缜密、热情好客等人物特征，也能感受到她对友人、对穷人、对家人的关心与爱护，似乎她就是圣母的化身。此外，拉姆塞夫人也具有控制、感染他人的能力。
比如，一群性格迥异的客人都参加了这次海边别墅宴会。而在小说的“灯塔”这一部分中，伍尔夫侧重叙述了多年后海边别墅的再次相聚，然而此时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拉姆塞夫人已然辞世，再次回到海边别墅相聚使得众人纷纷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就在此刻，叙述者依旧驻在美术家莉莉的内心深处，跟随着莉莉的内心思想变化不断回忆着、想象着，从而揭示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事实上这种叙事手段也被人们称为意识流。比如，莉莉在作画的同时打开了头脑中的灵感阀门。四十岁的她依然孤僻、冷漠。拉姆塞先生在失去妻子时渴望能够得到一丝安慰与同情，她选择拒绝给予;当拉姆塞先生携带子女启程到灯塔去时，她很快将注意力转换到眼前的画板上，又回忆到拉姆塞夫人能够将复杂化简单的独特能力;在作画进行细节描绘时，她又回忆到保罗与敏泰的婚姻生活，而这并非拉姆塞夫人曾真心期盼的甜蜜生活。纵观莉莉的内心独白，读者可以了解到很多细节，比如拉姆塞夫人一心撮合莉莉与班克斯终究并未如愿以偿。这些思想情绪始终与拉姆塞夫人息息相关，而画家莉莉在此能够完成多年后未完之画，也许是潜意识对拉姆塞夫人的悼念吧。
二 自由联想
纵观意识流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自由联想也是呈现人物内心世界变化的重要手法，与此同时它也给读者在理解作品时带来了诸多不解与困惑。由于人们的意识活动会随着时间、地点、内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这必然要求自由联想做出改变，必须打破原有的传统叙事模式，冲破时间与空间等各种限制性条件。自由联想并没有统一或者固定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故事角色在处理某件事情的过程中，突然由此联想到了其他事情或人物等，不受空间、时间的局限，所以，这也成为了广大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最容易产生困惑之处。
罗伯特?汉弗莱认为影响人们自由联想的三个原因是回忆、感觉和想象。小说《到灯塔去》中的自由联想也离不开这三大因素。伍尔夫运用了大量意识流的创作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所谓的“自由联想”。伍尔夫在进行作品创作时常常以一些似乎简单亦或者琐碎的小事为转折点，与人物的内心世界相联系，给予人物无限的自由联想。这一叙事艺术在拉姆塞夫人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
《到灯塔去》中的拉姆塞夫人为儿子量袜子这一章节中，本是几分钟即可完成的事情作者伍尔夫却足足用了四页半纸的笔墨。拉姆塞夫人在给詹姆斯量袜子时，莉莉和班克斯途经窗前，看见眼前的椅子和房间，再是对詹姆斯进行警告。这一系列貌似毫无规章的自由联想实则都有其发生的现实诱因。比如，拉姆塞夫人看到莉莉和班克斯从窗前走过，继而引发了其对二者结婚的联想;看到房间引发其对房间的状况、书籍的联想;由袜子太短的伤心继而联想到班克斯对自己容貌的夸赞。所有这些联想都真实贴切、水到渠成。
此外，我们能够发现，伍尔夫的这些自由联想从表面去看，好像是毫无章法可循的，但如果通读整部作品之后，就会经验的发现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性，从一定角度去看，每次联想几乎都为之后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章节中既有拉姆塞夫人本人的联想，也有班克斯等他人的联想，为读者从多角度了解拉姆塞夫人提供了可能。
三 聚焦转换
当读者刚开始翻阅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时，文章开篇部分很容易给人一种沉闷与枯燥的感觉，但是，如果读者能够耐心的阅读下去，并真正的深入到各个人物的角色之中，就会瞬间被无而非小说中海市蜃楼般的美景与疑惑所深深吸引。因为，《到灯塔去》被称之为经典的重要叙事艺术手法就是对聚焦转换的熟练运用。伍尔夫借助聚焦转换的艺术手法来描述人物和叙述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了多重视角的叙述方式。
小说作品的传统写作手段是运用全知聚焦视角，也就是叙述者充当着了解故事所有事情的“万能者”。但伍尔夫在《到灯塔去》这部作品中完全摒弃了以往的传统叙事视角，而是采用角色的有限聚焦视角将角色的思想感情等展示给读者。小说现实出了伍尔夫在聚焦转换方面的非凡想象力、创造力以及驾驭力。各个人物间的思想意识的随意切换，将人物瞬间的意识与心理活动真实而自然地成仙了出来，并取得了极好的成效。聚焦视角的相互切换，不但促使各个视角能够相互递进、相互补充，而且能够强化读者的感知性与目睹性，同时还可以拓展叙述的范围，推动整部创作的叙事特征更加流畅与自由，有利于读者从多层面感知人物角色的内心活动。这在故事人物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塑造方面表现的十分突出，拉姆齐夫人的个性与形象主要是由不同角色的聚焦视角来体现的。
在第一部分“窗”中，班克斯对拉姆塞夫人烹饪技术的称赞，认为拉姆塞夫人是位了不起、让人敬佩的女人。这一章节的视角转换极其生动形象，首先是叙述者能够全面了解餐厅的状况，也可以听到班克斯对拉姆塞夫人的赞美之词;再是拉姆塞夫人细细的视觉感受，她渴望得到认可的心情;最后是班克斯对美食的感受。这些视角最终聚焦于拉姆塞夫人身上，她深切地感受到了班克斯的敬仰爱慕。
在《到灯塔去》这部小说中，像这样的叙事艺术还很多，伍尔夫通过聚焦视角的相互转换，将故事角色的复杂情感、心理状态、感情波动等阐述的淋漓尽致。著名的德国学者奥尔巴赫就曾说过，伍尔夫的创作技巧其基本特征就是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多个任务角色的意识流表现，而非单纯的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表现，而且这些人物的意识是在不断的相互切换着。当然，聚焦转换的太过频繁，会给读者带来诸多误解。但是仔细品味作品，读者便很容易发现，伍尔夫在转换视角时，对人物的人称与日常习惯用于都会发生改变，同时也会伴随着对插入语的熟练应用，比如“她想”，“她渴望”等词汇，使得语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也增添了诸多色彩。
什么是叙事研究 一、什么是叙事研究? 所谓叙事研究,也就是由研究者本人（“我”）“叙述”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包括所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提出来后“我”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的；设计好解决问题的方案后“我”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障碍,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吗?如果问题没有被解决或没有很好地被解决,“我”后来又采取了什么新的策略,或者“我”又遭遇了什么新的问题? 当“我”这样叙述“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时,“我”在叙述的过程中已经在“思考”或“反思”,这也就使“我”的“经验性教学”转化为某种“反思性教学”. 更重要的是,当“我”这样叙述“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时,“我”已经是在收集研究资料和解释研究资料.叙述的内容也就构成了“我”的可供“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这种研究报告使以往的“议论文”式的、“说明文”式的研究报告转换为某种记叙文式的、“散文式”的、“手记式”的、口语化的心得体会.它显得更亲近读者或听众,如陈向明博士所言：容易“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 总体上看,这种“叙事的行动研究”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是“我”讲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他人的故事.如怀特海所设计的那样,明确采用“我”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叙事研究的报告都可以视为一种教师的“自传”.也正因为如此,叙事研究特别看重“自传研究”. 第二,教育叙事研究讲述的是一个“过去”的、已经完成的教育事件,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或发出的某种指令.它所报告的内容是“实然”的教育实践,而不是“应该”的教育规则或“或然”的教育想象.这也使叙事研究的标题表达落实为某种“过去时态”而不是“将来时态”,它朴实、诚恳第向读者叙述“我”已经做了什么,而不是指手划脚第命令读者“应该”做什么. 第三,教育叙事研究所报告的内容往往是“我”参与其中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真实的教育事件. 第四,所叙述的“教育事件”具有某种“情节性”.其“情节性”相当于麦克尼芙提出来的“分枝问题”.“分枝问题”显示为某种偶然性节外生枝,使人感觉既突然波折,又真实可靠. 第五,教育叙事研究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而不是演绎的研究方式获得某种教育知识或教育信念.这种归纳的研究方式使叙事研究在提升相关的教育理论时显示出某种“扎根理论”的道路. 二、我们的做法 受英国行动研究专家怀特海和麦克尼芙等人的启示,我们在校本教学研究中鼓励教师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怎样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否涌现出“分枝问题”或具体的“教育事件”?“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兴奋或辛酸的感受?“我”是否做得顺利或遇到了阻力? 1、讲述教师自己的教育故事 当教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教育经历或教育事件或教育故事时,我们发现教师们提交的“研究报告”几乎是教师们的“教育自传”.与一般“自传”不同之处只在于：一般“自传”关注的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而作为行动研究报告的“教育自传”尽可能叙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但主要是讲述行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我们以前还只是认为社会学研究中有“传记法”（包括“自传法”）,以前还只是认为这种“传记法“是收集个人生活史、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的难得资料.现在老师们的“研究报告”提醒我们“传记法”的作用还不止于这些.尤其从行动研究的道路上开发出来的“教育传记”,已经内在地蕴涵了行动研究的精神. 教师在叙述自己的个人教育生活史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经历,反思自己的教学中到底发生了哪些教育事件.这种叙述使教师开始进入“反思性教学”的境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建议教师要由日常的“经验性教学”转向“反思性教学”,但究竟如何转向“反思性教学”,我们似乎没有找到能够让教师“反思”的策略.教师们的“教育自传”式研究报告倒提醒了我们,这种叙述教育事件的过程本身已经是一种真实的“反思性教学”.显然,当教师成为一个“反思性教学者”时,教师不仅亲自“参与”了研究,而且由反思而获得对自己教育行为和教育观念的“理解”和“改进”.读者和听者在阅读这种关于“人”的生活故事时,也容易引起“共鸣”,并由“共鸣”而获得相关的“理解”.如此,行动研究所强调的“参与”、“改进”精神在这里获得某种照应. 教师在叙述自己的“教育传记”式的报告时,由于教师叙述的是教师个人的教育生活史,它是从生活史的视角来审视某个特定的教育事件,它把特定的教育事件重新还原为真实的教育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往的教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现象的一种修改和调整.它将“教育事件”重新恢复为“人的问题”,把“教育事件”重新安放到人的“生活世界”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行动研究的“系统”精神. 而且,这种“教育自传式”研究报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日记.对于不便公开讨论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历,教师不记录在报告中.教师在行动研究中讲述自己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历,是为了在合作小组内部或更大范围内得到“公开”讨论,接受合作小组的评价和建议.其实,“教育自传”既然作为“研究报告”,已经假定了这种“教育自传”可以“公开”讨论,这使“教育自传”内涵了行动研究的“公开”精神. 于是,我们开始建议教师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教师自己的教育故事”.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教师做研究就是“讲教育故事”.当我们建议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时,我们发现教师可以不必盲目依赖于传统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技术.我们发现教师讲述的教育事件和教师写的“教育论文”相比有了变化.变得有“情趣”、“活泼”、“生机盎然”；变得“日常”、“亲切”、“生活化”；变得更“动听”、“可读”、“可爱”、“令人感动”、“使人受启发”、“俏皮”、“欢快”、“美妙”、“音乐性的”、“有韵味的”、“有灵性的”、“让人心领神会的”、“引起共鸣的”. 卢梭似乎早得此风气,他的《爱弥尔》才导致康德因阅读而忘记了散步的时间.尼采将这风气发扬光大,他以散文、小说、诗歌、日记等方式迷倒后来的海德格尔、福科一系列“大学生”（取其“名学者”的含义）. 教师行动研究是否可以在教育领域得此风气之先呢?这是我们一直在琢磨的问题.也许,风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的过程中已经使自己由原来的“经验性教学”转为“反思性教学”,已经使自己的日常教学中发生的问题转换为“问题课题化”. 2、问题课题化 教师什么时候有可能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呢?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的时机取决于教师的行动.当教师以研究者的眼光打量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教育观念而发生“教育问题”时,就意味着教师已经开始为自己积累“教育故事”.教师的“教育故事”始于教师教师发现“教育问题”.教师持续地关注、追踪某个教育问题的过程,就是教师使“问题课题化”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开始展开自己的“教育故事”的过程. 行动研究强调解决教师自己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实际的问题.不过,并非任何教学“问题”都构成研究“课题”,只有当教师持续地关注某个有意义的教学问题（即“追踪”问题）,只有当教师比较细心地“设计”解决问题的思路之后,日常的教学“问题”才可能转化为研究“课题”.教师的“问题意识”才上升为“课题意识”.问题一旦被追踪和设计,问题就转化为课题. 强调对“问题”是追踪和设计意味着所研究的“课题”来自教师自己的教学实践,“课题”产生的途径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它是教师“自己的问题”而非“他人的问题”；它是教室里发生的“真实的问题”而非“假想的问题”. 强调对“问题”的追踪与设计也暗示了行动研究不是“随意性问题解决”.教师虽然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解决问题”,但如果教师只是以日常经验和惯用策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方设法（“设计“）之后采取“行动”并持续地“反思”其效果,那么,这种问题解决就算不上研究. 强调对“问题”的追踪与设计使日常教学中的“问题意识”与行动研究中的“课题意识”区分开来.不过,这也不是说“问题意识”就不重要.在教学研究中,常见的障碍既可能是“课题意识太弱”,也可能是“课题意识太强”.“课题意识太弱”的教师容易满足以日常经验解决那些琐碎的日常问题,“自下而不上”,不善于在解决日常的教学问题的过程中捕捉一些关键的、值得设计、追究的“研究课题”.由于缺乏必要的追究和设计,那些日常的教学问题虽然不断地被解决,教师却很难从整体上转换自己的教学观念、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与此相反“课题意识太强”的教师容易只热衷于“热点问题”、“宏大问题”,“自上而不下”,对自己的日常教学生活的实际问题视而不见或“以善小而不为”.满足于“大问题”、“大课题”的后果是忽视、轻视了教室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真问题、真困惑. 有效的行动研究所研究的“课题”产生过程是：教师在大量地、随意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个值得“追究”和“设计”的“关键的问题”.教师一旦打算在后续的教学中进一步想方设法（“设计”）去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可能转化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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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工艺在中国历史工艺美术舞台上的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展述了什么是中国工艺美术，中国工艺美术之一的金属工艺在中国工艺美术中的地位，发展和金属工艺在当代有哪些需求的市场，以及金属工艺在设计、艺术中的一些可行性的创造，并且介绍我们身边一位以金属工艺进行艺术创造的人和她的艺术行为。关键词：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景泰蓝\烧瓷\花丝镶嵌\斑铜工艺\锡制工艺\铁画\金银饰品等等、金属工艺的当今市场、金属工艺用途、创造金属工艺、“铁哥们”、郭新、双城（twocities）正文：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工艺美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又重属性，尽管它不是纯艺术，创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说教等为宗旨，但它对人的影响又绝不小于纯艺术。因为，人可以不去欣赏纯艺术，却不必去专门欣赏它，而它却永远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形式语言，潜移默化地培育起人的基本审美意识，如影随形般左右了人的终极审美判断。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夙享盛誉，长期是中华文明传播的承载体，域外人士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认知了中华文明。（参考《天公开物》）工艺美术这个词，就具有悠久技艺传统的，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反映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传统工艺美术，其主要门类有烧造、煅冶、染织、编扎、雕刻、木工、髹饰工艺等等。而金属工艺就是其中一项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技艺。金属工艺是中国工艺艺术的一个特殊门类，主要包括景泰蓝（景泰蓝是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的，焊在铜胎上，再填点上彩色釉料，经烧制而成）、烧瓷（又名“铜胎画珐琅” ，与景泰蓝的区别在于不用掐丝，而是在以铜制胎之后，在胎体上敷上一层白釉，烧结后用釉色进行彩绘，经二、三次填彩、修正后再烧结、镀金、磨光而成。）、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它是用金、银等材料，镶嵌各种宝石、珍珠，或用编织技艺制造而成。）、斑铜工艺（斑铜工艺品是云南独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品, 它采用高品位的铜基合金原料，经过铸造成型，精工打磨，以及复杂的后工艺处理制作而成，它"妙在有斑，贵在浑厚"，褐红色的表面呈现出离奇闪烁、瑰丽斑驳、变化微妙的斑花而独树一帜，堪称金属工艺之冠。）、锡制工艺、铁画（也称铁花，是以低炭钢为原料，将铁片和铁线锻打焊接成的各种装饰画。）、金银饰品等等。中国金属艺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技艺精湛，风格独特，是中华民族璀璨的瑰宝，亦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晶。我认为中国金属工艺在从古至今的岁月变迁中，是处在半消亡半沿袭状态的下的。这相对于其他中国工艺美术门类的发展情况看来，是趋于一个悲哀而并不绝望的状态，一种发展的涌动的状态。金属工艺在当今，也占有非常大的需求量。这不会象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去更多的去用塑料代替漆器，用玻璃代替了陶瓷，用工业印染的面料代替了传统织物等等。我们现在有许多酒吧、别墅、环境雕塑、绿化景观围栏等等，这些都需要去用到许多传统金属工艺的沿袭手段的，并且将金属工艺加以发扬光大，再设计再创造，使其与传统形式又有所区别，使得金属工艺更花样百出，更为当今的产业，人文，大众审美，或艺术家的创造所提供材料与技术的服务。但是，当今的金属工艺纯手工的几乎灭亡，这些内容也只是通过工业手段完成，利用机器，科技。我们能看见的传统的，废功费时的纯手工制作的金属工艺制品或许只有在一些艺术院校，或金属手工工作室内产出。纯科技带领的金属工艺的大量浮现，这样的情况势必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有关金属工艺的商机出现，商机出现会带动这个种工艺的的需求量，也会增加这种工艺本身的种类变化。达到我们以前通过手工艺无法达到的目的。古时候，我们祖先基本只用金属制作兵器和餐具，或者是女子装饰物和居室装饰物。如今，金属工艺大到被用做建凿高楼大厦，航天航海工具，小到肉眼无法看到科学仪器。电器需要它，店面装饰需要它，城市雕塑要它，房屋中的旋转楼梯需要它……中国古代人就对冶金技术很是着迷，他们迷恋于发现金属工艺能创造出不同性质的物体所带来的装饰性。但是，中国古代金属技术的成就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地位，并未为世界乃至包括中国人自己所充分了解。中国的青铜器早已举世闻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商周青铜器的冶铸技术仍被视作是难解之谜。中国的古人更乐忠于金属工艺的装饰。就拿中国女子的发簪做例子，中过古代女子的发簪形式多种多样，但它不注重其功能性，只要是能扎在头发里做装饰便可，它更重视其装饰效果，如明代，凤金簪zan；宋代，金钗 chai，钗形状如叉，是有两跟针脚的簪；唐代 四蝶银步摇；宋代，银栉 zhi，栉下面有齿、上面有背，齿有疏密，疏者称梳，用以梳理头发，密者称篦，用以篦除发垢，等等。而如今，我们生活中的金属工艺更简洁，更注重它的性能方面，如有：黑色金属的两瓣式发夹，简洁大方从小姑娘到老奶奶都可以使用。弹簧式的发夹；圈套丁字形发夹等等；除了在这些金属工艺的使用方面以外，我们更可喜的是能看到，金属工艺被我们所创作和设计。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喜欢使用金属做为他们艺术创作的材料。如，著名北欧家具设计IKEA，也喜欢利用金属工艺做一些金属家具，如，床。在中国我们个大美术院校也力在培养大量的金属工艺沿袭者。并且还有专门的当代金属艺术作品展览。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美院工艺美术系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美院举行了金属艺术展。在他们学院，金属艺术专业随着他们美术学院特艺系的建立，经过了几十年的逐步完善和发展，目前形成了金属艺术和首饰艺术这两个有特色的专业方向。他们的作品，这些金属艺术作品也从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参考《现代艺术设计丛书》——《金工艺术》）在这次的田野考察中，我去了莫干山路50号，去看了”铁哥们”工作室，这个工作室的艺术家，将一些平时看似废弃的金属材料制作成了一些玩具式的作品，有唱京戏拿大刀的角，还有欧洲的骑士，小恐龙，门口的彩色铁皮风铃罐头等等，都十分的有趣和生动，并且将废铜烂铁变废为宝，这个是具有很好的环保理念的创举，在日益耗尽的资源面前，艺术应该作为一种先发至人的东西存在，来以它的形式，广而告知那些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人们。在今后我们更应该在环保上多作考虑。金属并不应该无限制的制造，这样的话总有一样会耗尽所有，所以还当反复使用。这一点“铁哥们”走出了希望的步伐，将一堆废气金属变为了装饰性很强的艺术品。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我还重点去采访，并且接触了我们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综合材料造型工作室，做首饰艺术的女艺术家，郭新老师和她的双城手工艺工作室（twocities）。郭老师拥有美国印第安大学文学硕士与艺术硕士学位。她用金属工艺做“艺术首饰”，以艺术首饰作为艺术创作的形式。”艺术首饰”(art jewelry)是目前首饰设计的最前卫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直根于现代艺术。她教导学员设计首饰造型一定要有创造性，创作出艺术性个性化的东西来。艺术首饰可以由多种不同材料表现，不受限制，而金属正是艺术首饰中最常见和最常使用的一种。她说，金属工艺在中国传统中已近流失。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事情。而在西方，高速发展的科技并没有使手工艺术消亡。在西方的许多美术学院里都设有金工艺术课程。许多金工艺术课程是和首饰作为同一个专业研究的。一把全手工锻造的茶壶要花近两个月的时间敲打出来。在现代手工艺术运动中，手工锻造的餐具、器皿是现代设计理念加上与传统手工艺的完美组合。（参考《郭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师作品集》）科技引领的金属工艺手段，可以说是“加工型”的金属工艺，这需要我们通过大脑和手工艺实践，所谓的“创意型” 相互的结合，并且是后着影响牵引前者发展。那么随着人们的艺术修养的提高，金属工艺从古至今会越走越好。并且创造出更灿烂的金属创作的未来
环境艺术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人类对环境的艺术创造。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环境艺术研究生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环境艺术研究生论文篇1 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浅探 摘 要：目前，西方的 文化 充斥着整个世界，现代的设计风格在不同肤色、语言、文化传统的人群中，被广泛接受，同时也在环境艺术设计各个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在标准化的，无差别的生活中，人们失去了 传统文化 中独特的视觉 经验 ，失去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性，失去了文化认同感，传统离我们好像越来越远了。所以很多设计师开始试图发掘传统的物质形式，而忽略了艺术思想的传承，漫天的传统符号涌进了我们的视线，传统的传承问题走到了尴尬的境地。作为 教育 工作者，如何对学生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将是本文试图探索的。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 发展 中国传统思想 西方先进的技术 1 环境艺术设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环境艺术设计的定位 “环境艺术”一词是随着改革开放于近30年才出现的，它是指通过对环境的利用与重塑，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空间，以此来满足人们更高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作为一个专业“环境艺术设计”是交叉性、系统性的学科，集成性和跨学科是其本质特征。其包括了人体工程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学、植物学、室内设计学、行为科学、环境心理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 环境艺术设计对现代生活、文化的影响 环境艺术物质层面的意义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为人类创造生存和生活的空间艺术行为。它既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空间功能方面的需求以此来方便人们的生活;同时也能够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互相沟通、和谐共存与发展，并以其自身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构建人类物质空间的模式，为文化的发展创造物质基础。 环境艺术设计精神层面的意义 环境艺术设计不仅是带有一定审美价值的艺术载体，而且是具有物质基础与文化内涵的双重性及文化归属感的序列空间。它的意义就是实现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全面协调的融合，高度完善的统一，并创造出具有较高品质的生活空间物质载体，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影响人们的思想和审美。 2 在现代艺术的背景下学习西方技术、发展传统精神 环境艺术设计在正处于一个文化断层有待复苏和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大力发展的时期。当今国内越来越追捧国外的建筑和艺术的发展模式，环境艺术学科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自身发展模式，面对这些，教育工作应如何为即将走出学院的学子们进行指导，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成熟的模式?是直接的照搬还是有所突破?这关系到学生的前途和这门学科的未来。 辩证的看待西方文化与现代艺术 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与现代艺术的关系 欧洲艺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从古罗马、古希腊所崇尚的写实时期，到灭绝人性、神学至上、低沉凝重以装饰为主的中世纪，又到以人文主义新世界观为指导的文艺复兴的庄重典雅、和谐含蓄、充满着古典意蕴的世俗情调，再到巴洛克、罗可可的宫廷装饰、繁缛精致、豪华奢丽，再到新古典主义的复古、典雅写实主义时期。由于西方人擅长线性的、个体的、机械的 思维方式 ，使得欧洲几千年的历史基本上遵循写实―装饰―写实―装饰―写实的历史怪圈之中，循环往复、裹足不前。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工业时代的到来，西方艺术家们开始倡导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探索现代工艺美术的语言，要用新的工艺美术形式表现出时代的特征，进而产生了包豪斯和新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并将实用功能作为工艺美术制品的先决条件，克服了以往只重视审美和片面的装饰性的表现，为现代设计奠定了基础。因此，现代的西方艺术是西方人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是艺术史上的伟大突破和创新，他不仅是西方艺术史也使人类艺术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他以“人”为创作的首要对象，更注重设计的人文关怀，并且紧贴时代脉搏，利用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从这一点上说西方的现代文化是先进的，是值得借鉴的。 西方艺术推动全球化的背后――艺术的殖民行动 虽然西方的设计观点是西方人几千年来的突破，对现代生活有很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艺术的西化过程，是西方在文化上对我们的侵略。我们环境艺术的领域中有很多人一味的崇尚西方的建筑、西方的设计风格，全身心地研究西方的体系，这是必要的，但不考虑我国的国情，盲目的跟随西方的发展，谁能否认这不是我们的悲哀。 正确地认识传统，对我国传统文化理性的继承与批判 正确理解传统的含义，对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影响 传统是由“传”和“统”两个字构成，“传”是指时间上的延续;“统”是指空间的扩展和权威性。所以我们的今天也可能是明天的传统。我们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接力的一代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我们的传统延续和发扬而不单单只是继承。这一点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明白的。 辩证的认识中国传统的发展历程，了解精神是传统得以延续并保持完整性的关键 (1)传统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 就像周代吸取了商代暴政灭国的教训而提出了“德”的观点，主张“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春秋战国继承了周的礼制却摒弃了其重祭祀的宗教气氛而转向了实用，使得在工艺美术中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秦朝的暴政统一了中国，也使自己早早的毁灭，汉代则引以为戒，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六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并流行玄学，崇尚清淡，好放任不羁，超然物外;唐代脱离了以前古朴的特色，艺术风格变的博大清新，华丽丰满;到了宋代，又出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特色，变得优雅严谨而含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了“绸缪婉约之度”形成了高雅的艺术格调;元代尚武，统治者十分重视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利用宗教麻痹各族人民反抗的意识，因此，工艺美术作品上常反映出宗教内容的装饰题材;到了明代，又形成了宫廷工艺和民间工艺两大体系：宫廷工艺专为统治者服务，做法细巧严谨;民间工艺则生活气息浓厚，具有质朴、豪放、自然、健康的特色;清代工艺美术侧繁缛、精巧…… 由此可见，我们所崇尚的传统艺术的发展也并非一成不变，每个时期既继承各自前人的优秀之处，又有自身的特点并发扬光大成为后人的传统。为此，我们作为环境艺术发展30年的、后人的先导，应该如何继承、又如何传承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2)传统意识精神是中国传统保存其完整性的原因。 历朝历代各有特点，可他们在一起是却如此有条理、有连续性，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但却又有如此天衣无缝的连成一体而不限突兀。历史已经证明，是儒家思想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 从汉武帝开始，我国的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将儒家的思想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除了有一定的安抚国人的用意之外，也是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博大精深分不开。在民间，各种思想争奇斗艳，老子、庄子、风水学、禅宗等也占有很重的文化份额，致使我国的文化一脉相承历经几千年而不衰。 但是，孔子在推行儒家思想，“效法先王”的同时，极力推崇“华夷之辨”，上古时中国已形成“内华夏，外狄夷”的旗号以求霸业，儒家不但拥戴“尊周攘夷”，而且使这一思想的传播者，这阻碍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中外间的文化交流。 为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一脉相承，但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都应该拿来借鉴的。孔子的儒家思想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同时也阻碍了我国许多方面的发展。我们应该辨别历史的精华与糟粕，以一种文化层面上的优秀思想和一种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借鉴，将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应用到环境艺术设计的方方面面中去，以此影响现代人的精神，并且将之发扬光大。 3 对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吸收―― 吸取西方现代发展优势，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 利用西方现代的模式与优点，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可能性 作为物质层面的西方设计模式和领引我国传统古代思想并不矛盾，他们在环境艺术设计的领域中是可以相融合的。因为环境艺术设计同时具备物质性和思想性两种形态，而西方的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正是两种设计文化的精髓之处。将西方先进的物质基础和服务大众的理念为环境艺术物质发展的导向，将我国优秀传统思想作为环境艺术发展的最终精神指导，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折衷，并且我国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也为这种融合提供了思想上的先决条件，西方先进的技术使这种融合成为一种可能。 合理借鉴西方文化，不做崇洋媚外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现代的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不置可否，在环境艺术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 以人为本，使环境艺术设计更好美化人的生存环境 人文主义，是西方的主导思想，而中国传统历来的设计对象基本都是皇宫贵族，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与西方现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契机相一致，且西方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一直有类似的思想，确实得较好，值得我们借鉴。 借鉴西方先进的艺术语言 西方的现代工艺美术最大限度的展示各种材质的魅力，注重作品肌理效果给人的视觉美感和强烈的刺激。巧妙的应用新形材质，创造别致的肌理效果，充分利用材质肌理，不断创造工艺作品独特的艺术语言。 与科技同步，更好的为国民更好的服务 西方环境艺术的发展紧随时代步伐，与科技紧密地联系，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有很强的创造性，以此来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 设计者应对传统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心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吸取我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做中国的艺术设计人 孔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大自然与造物冥冥之中的联系和和谐。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可与天地抗衡，高于万物，又受制于自然，三者和谐成于一体密不可分。环境艺术设计正是一门建立在自然与人基础上的艺术，儒家思想树立我们正确的设计出发点。 老子的道家思想玄虚缥缈，内涵丰富，有很强的抽象性和超验性，不是逻辑、理性、语气可传达的，这正应与艺术的创作方式和在设计中引入传统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诫。”说通过对于自身的认识和修养，达到与“天的共识，强调个人修炼，以达到和谐”，这为对我们对传统的学习，指出了 方法 。 庄子认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归者意也，意有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这强调了我们设计环境时讲究的意境，也为我们的设计创造了很高雅的基调，我们应该将其很好地领会并应用到设计之中。 墨子强调的是廉爱、非攻和尚贤，要我们爱所有的人，不因不同亲属贫富而有异，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作为一个设计者应有的品格。 …… 除此之外，禅宗的超脱，太极的永恒和对立都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创作的出发点。 这些优秀的思想是我们炎黄子孙共同的根基与脉络，是我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处事甚至是我们的设计原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理解和模仿的，这也正是我们的骄傲。 作为环境艺术设计者，了解祖国文化的必要性 了解祖国的文化是一个设计者的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设计者有自己的成长经历，有自己的文化记忆，也会有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不忠实于这些，就会丢掉自己，我们的设计就会没有根。忠于自己的生活，在孕育了自己的文化中学习传统，开拓思路，吸取养分，形成自己的风格。那么这些作品必然呈现出设计师所属群体的文化特质，即那个群体的文化的根。 在设计的学习与实践中，民族传统的继承应是自然的和自觉的，一个出色的设计者的敏感心灵应会对自己的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有一个认同与体悟，这也正是形成他个人风格的不可少的源泉。 4 结语 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能解决的简单的问题，它需要我们千千万万的、几代华夏子孙共同的努力;对于西方的借鉴，借鉴什么、怎样借鉴、如何把握尺度而不磨灭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延续。这些都是我们所处在这个时代的教育者所应该铭记于心并且深刻思索的，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必将以博大的胸怀和过人的智慧领引世界的和平的发展!也许我们几辈子的努力都不足以名垂千史，但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都有作为后人的先人的义务，也许我们看不到祖国未来的美好的瞬间，但是我们心存希望，中国的明天必将辉煌! 参考文献 [1] 齐伟民.关于环境艺术[J].装饰，200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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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东方出版中心，1985(1). 环境艺术研究生论文篇2 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创意思维分析 摘 要：在环境艺术的设计过程中，创意思维的应用往往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本文主要结合对于创意思维和环境艺术的认识，分析探讨了艺术设计中缺少创意思维的主要原因，同时指出环境艺术中创意思维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方向，以期能够更好的促进环境艺术设计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创意思维;传统教育;文化传承;民族文化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得各行各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的发展要求进行创新，也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够在市场上立足脚跟。在环境艺术的设计过程中， 创新思维 的应用同样重要，恰当的应用创意思维的应用往往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本文主要结合对于环境艺术设计和创意思维的理解，对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创意思维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以期能够更好的促进环境艺术设计的健康发展。 1 环境艺术设计和创意思维的概念分析 环境艺术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有着很强的综合性，主要是指环境艺术工程的艺术构想方案和空间规划等。这其中了包含了设施计划和环境，装饰计划和空间，色彩计划和材料等等多个层面内容，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环境艺术设计是功能和形式之间的有效结合，也就是说开展环境艺术作品的设计首先应当满足实用性的功能，满足使用者的使用需要，同时还要考虑设计的创造性和审美性，让使用者能够在使用过程中使用的更加舒适或者获得美感，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很环境艺术设计的作用。 创意思维不仅仅表现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思维过程，同时也表现为思考的技巧和方法方面，是在一些局部的见解和结论上具有独到的思维活动。创意思维的产生依附于人们的各种行为和需要，但同时有着一定的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应用创意思维促进提升设计品味的重要途径。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应用创意思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设计理念的有效提升，良好的创意思维可以促进环境艺术设计的健康发展。 2 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中缺乏创意思维的主要原因分析 创意思维从建筑发展之初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环境艺术设计要想获得比较好的发展就不能离开创意思维的应用。但是从总体来看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中创意思维还比较缺乏，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所导致的： (1)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 目前高等学校在环境艺术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很多学校都不能做到因材施教的进行人才的培养，老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大多比较注重知识的传授，强调对于知识的反复练习和进行记忆的训练，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所以教学中老师处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学生只能进行被动的学习。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打下很好的知识基础，有利于学生掌握和利用知识，使得大部分学生少走弯路，能够踏踏实实的开展知识的学习。但这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这种模式也忽略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影响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健康发展。所以传统教育方式是造成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中缺乏创意思维的主要原因，在实践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2)环境艺术设计师的设计思维受到一定的制约。 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对环境艺术的设计师产生不同的影响。文化在很大层面会影响到设计师自身创意思维的内容和方式，对设计师自身的思维方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环境艺术设计师自身的创意思维受到多种文化价值的引导，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设计思维可以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为设计师提供了大量的设计素材，但同时一些文化对于设计思维也会产生“经验思维”，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设计师创意思维的拓展，不利于环境艺术设计的长远发展。 另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于环境设计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大家经常所说的经济基础会决定上层建筑。在市场经济中，设计作品被看作是商品进行买卖，这对于设计师的艺术创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的程度往往很高，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很多设计师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进行抄袭和模仿，并贴上了创新的标签，这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创意的发挥，不利于创意的开展。相反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设计师所进行的环境艺术设计则大多是因地制宜的进行创造的，这往往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发挥，所进行的环境艺术设计也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效果，获得大众的认可。 3 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创意思维的表现形式分析 (1)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优秀民族文化，这民族文化对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是民族化的东西也就是世界的，传统文化能够对现代艺术设计产生积极的影响，也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环境艺术的创意和传统民族文化的结合有利于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利于环境艺术设计的健康发展。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挖掘和整理，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效果，提升环境艺术设计的品味，促进环境艺术的健康大战。比如在设计师在开展室内设计的过程中，就可以运用传统的吉祥图案开展设计和装饰，也可以利用传统的一些民族符号营造具有民族感的居住氛围，这些创意往往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设计效果，给居住者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者对于环境艺术设计的满意度。 (2)追求自然之美。 在 网络技术 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每天都会机会受到大量的知识冲击，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渴望能够和自然接触，希望能够享受自然所带来的一些快乐，这些都对于新时期的环境艺术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开展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追求自然之美，将环保和艺术进行很好结合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设计师在开展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住这一重要趋势进行设计，提升居住者的满意度。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只有将环境艺术设计和环保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够更好的表现出人们对于深层次美的强烈追求，以满足人们所追求的情感的有效统一、促进环境艺术设计的整体效果的有效提升。 (3)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结合。 创意思维很多时候都和传统文化之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传统文化为创意思维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虽然环境艺术创意设计有着比较大的风格差异，会选取各种各样不同的素材，但大多数的环境艺术设计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选择的应用传统文化开展设计。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设计就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和传统的文化进行了紧密的衔接。 4 小结 环境艺术设计是时代发展的镜子，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状态都会给环境艺术的设计带来很大的影响。在开展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要立足于现代环境已设设计创新的思路，将各种具有时代发展要求的设计理念融入到社会的发展之中，这样在设计的过程中就比较容易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也就可以创造出更多有生命力的设计作品，从而更好的激发设计者的设计热情，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新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 缪穗穗.简论图形创意的方法[J].大众文艺，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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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艺设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紧张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毕业前都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比较正规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应当如何写毕业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环艺设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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