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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料引用的规范问题前已述及，重视史料的引用是历史论文撰写的重要特点，也是衡量一篇历史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史料的引用还存在一个规范问题。这种规范的具体要求是：(1)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要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少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这种规范要求，其实也是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因为相对而言，第一手资料比起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当然，对此也要辩证地看，即使是第一手资料，也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样带有主观性，因此也存在一个分析与甄别的问题。(2)引用的资料必须详细地注明出处。引用资料包括直接引用文献原文和转述文献之意或他人的学术观点两种，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要详细注明出处。一方面，用有出处的史料作论据，文章更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注明出处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属于文品、道德问题，同时也可避免抄袭之嫌。切忌通篇文章洋洋洒洒，引用了大量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观点或具体表述，却一个引号也不打，一个出处也不标。2、论文表述的规范问题(1)历史语言问题。中国古代史家普遍主张史文词达意、词达道即可，也就是所谓的简而工。重视文与史的区别，这一点当然是对的，历史语言不能和文学语言那样，随意使用夸张、描写，它一定要尊重史实。但是，对此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历史叙述是可以采用细节描写的，像司马迁写“鸿门宴”就是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从而使历史文字读来更加生动，人们也决不会认为司马迁在胡编乱造。特别是写历史人物和具体事件，一些事件场景描写、人物心理刻画等，在符合逻辑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的，它增强了史文的可读性和影响力。(2)论文格式问题。总体来说，历史学术论文强调考实，它必须有论有据、有叙有议，也就是史论结合、评述结合。一篇文章如果光有论点，没有论据，或者论据不充分，那么它的论点就支撑不起来。同样，如果提不出论点，没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也不能成其为学术论文。同时，学术论文的文体又是多样的，既有一般性的研究论文，也有札记、笔记、读后感、书评、动态综述等不同形式的论文，对此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的和不同的规范。例如，札记主要是写出自己的点滴心得或认识，无需长篇大论，但要言之有物；笔记与札记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更灵活；书评是要把握原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价值、地位，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动态综述主要是梳理某一学术问题的发展状况。(3)符号规范问题。除了基本的文句符号(标点符号)要准确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数字的标示问题。根据现行出版规范，凡是文中出现表示数量的数字和公元纪年，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符号；而对于古代帝王纪年，则必须使用汉字数字符号，同时在紧接其后的括号里注上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相应公元纪年。(4)参考文献著录问题。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著录，大多依据国家标准，不过有的期刊有自己的文献著录依据，这就要根据投稿期刊的具体要求来进行了。
[1]李英安. 东西方导演眼中的哈姆雷特[D].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2010. [2]袁仑. 《哈姆雷特》中的延宕[D].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2010. [3]阿胜 编译. “哈姆雷特”上演新版复仇记[N]. 医药经济报,2004-07-16(A06). [4]邱食存. 不朽的哈姆雷特——从雷奥提斯与哈姆雷特之异论起[J]. 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5]邵雪萍.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与后现代的相遇——《哈姆雷特谋杀案》为解读莎剧开辟新思路[J]. 戏剧文学,2011,(3). [6]黄金京. 《哈姆雷特》与圣经原型——《哈姆雷特》在艺术形式上对圣经原型的借鉴[J]. 怀化学院学报,2011,(3). [7]孙艳娜. “人人都是哈姆雷特”——论林兆华对《哈姆雷特》的主题再创[J]. 四川戏剧,2010,(1). [8]高睿. 《哈姆雷特》中的“死亡”推动——谈《哈姆雷特》中的故事情节设计[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0,(3). [9]夏倩. 永远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性格之我见[J]. 时代文学(上),2010,(3). [10]周佳彬. 《哈姆雷特》之独白赏析——哈姆雷特复仇之路上的痛苦与挣扎[J]. 中国科技信息,2010,(17). [11]陈玉虹,刘洪泉. 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12]郭晨子. 360°的哈姆雷特 评以色列卡梅尔剧团《哈姆雷特》[J]. 上海戏剧,2009,(5). [13]杨淑敏. 一个无鸾和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夜宴》和《哈姆雷特》看电影与戏剧文学的形象塑造[J]. 电影评介,2006,(23). [14]郭晨子. 陌生了的哈姆雷特 多声部的《哈姆雷特1990》[J]. 上海戏剧,2008,(12). [15]黄立丰. 给《哈姆雷特》批评史加上一个女性主义的补遗——女性表演、批评与再创作《哈姆雷特》的历史[J]. 内蒙古电大学刊,2008,(5). [16]罗文敏. 综观哈姆雷特性格延宕批评之得失——兼论哈姆雷特延宕之因[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4,(2). [17]顾胜. 行动与迟疑:一个哈姆雷特式的悖论——《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独白段细读[J]. 常熟高专学报,2004,(5). [18]张全辉. 走向十字架的哈姆雷特——分析第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形象[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5). [19]庞凤琴. 哈姆雷特新论——从哈姆雷特的独白说起[J]. 文科教学,1995,(2). [20]荣国. 再谈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悲剧原因的分析[J]. 淄博师专学报,1995,(3). [21]续枫林. “一千零一个哈姆雷特”——从悲剧《哈姆雷特》变喜剧想到的[J]. 新疆社科论坛,1995,(3). [22].罗尔弗 ,王维昌. 关于哈姆雷特和《哈姆雷特》一剧的问题[J]. 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 [23]刘戈. 《哈姆雷特》一部完整的欧洲史——谈《哈姆雷特》的人物象征[J]. 怀化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24]李小蓓. 对真理的求索——试析哈姆雷特与哈姆雷特世界的悲剧冲突[D].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2001. [25]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志明. 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看法商榷[N]. 社会科学报,2005-02-24(004). [26]王文渊. 哈姆雷特,被“80后”解构 话剧《哈姆雷人》[J]. 上海戏剧,2010,(4). [27]何湘君. 从《哈姆雷特》看《少年维特之烦恼》——试解析维特之死[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6,(6). [28]马庆霞. 哈姆雷特与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比较之初探[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29]刘红英,于治领. 《哈姆雷特》中素体诗的语言功能[J]. 求实,2011,(S1). [30]王小琳,郝春静. 解读哈姆雷特的悲剧人生[J]. 商业文化(下半月),2011,(6). [31]丁伟. 哈姆雷特延宕的性格因素分析[J]. 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32]崔化. 跨越时空的精神对接——哈姆雷特与昆丁的个体悲剧结构比较[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33]欧阳文明. 《哈姆雷特》中奥菲莉娅的悲剧分析[J]. 成功(教育),2011,(7). [34]程瑜瑜. 阳光下的哈姆雷特——后现代主义观照下的《狮子王》[J]. 文艺评论,2011,(7). [35]于珊. 从哈姆雷特与伍子胥的复仇看中西伦理的不同[J]. 大众文艺,2011,(12). [36]常宇星. 从《哈姆雷特》看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精神[J].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2). [37]刘翼斌. 《哈姆雷特》主题之辨[J]. 贵州社会科学,2011,(7). [38]曹艳云. 哈姆雷特的“延宕”与其王权意识[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 [39]曹艳春. 越轨的王子——社会学“越轨”视角下的哈姆雷特[J]. 戏剧文学,2010,(12). [40]王荣. 透过马克思看《哈姆雷特》——我眼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J]. 中国科技信息,2010,(23). [41]白塔娜. 析哈姆雷特延宕复仇的原因(英文)[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0,(10). [42]张世锋. 浅谈common在《哈姆雷特》中的反讽效果[J]. 现代交际,2010,(11). [43]宣晓晏. 毒入灵魂——哈姆雷特延宕性格解析[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0,(6). [44]李梦馨. 作为“经典中心”的中心——论《哈姆雷特》[J]. 南方文坛,2011,(1). [45]孙建光. 本我回归——哈姆雷特向死而生的心路历程[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46]张卫东. 从精神分析学看哈姆雷特的延宕[J]. 今日南国(中旬刊),2010,(12). [47]苗琳娜. 《哈姆雷特》双关语的汉译对比[J]. 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10,(6). [48]齐佩. 从拉康理论看《哈姆雷特》悲剧[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1,(1). [49]王建华. 哈姆雷特形象的现代阐释[J]. 时代文学(上),2010,(6). [50]谢晓科. 背离与统一——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比较[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1).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我有日本历史
日本历史文化周鸿达经管系·10营销2班·1008010249 一、摘要 每个历史文化都有它的起源以及一些人们一直在探索的奥秘，那么日本的弥生时代是怎样形成的呢？当时的居民又是从哪里移居到这里的呢？这个时期又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与文化呢？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而又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却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本文主要讲述了日本弥生时期的历史即日本弥生时期是怎样形成的，弥生时代最早的弥生式陶器1884年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所以称作弥生时代。 关键字：弥生时代、吸收文化、水稻农业 二、前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不论生存的长短，都几乎在世界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虽然不同，性质也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它们的贡献是一样的。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而成的。也就是“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形成，就会立即向四面八方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的传播。弥生时代主要有什么文化？它主要有村落和农业纺织、铁器和石器、铜器、陶器。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关，，有人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因为正值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秦王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而徐福为了躲避秦王的暴政而编造谎言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而秦始皇一心只为了长生不老相信了它的谎言。所以日本在弥生时期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徐福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以及人才。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与以前的绳文时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就必须改革与开放，引进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与技术。弥生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向社会阶级过渡的时代。这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农村公社，他是伴随着水稻农业的确立而形成的。水稻农业是集约劳动，水田的开发、栽培和管理，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维护，都需要大规模的协同作业。以血缘关系为维系的狭隘的原始公社不能适应这种型的生产形态，因此超越血缘关系的更大的弥生时代的发展要素 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4世纪初，这5、6百年，在日本考古学上称为弥生文化时代。弥生文化是倭人脱离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转折时期。如果说绳文文化时代倭人社会发展缓慢，历史前进步伐以千年为单位，那么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后倭人社会发展骤然加速，历史前进的步法不是以千年为单位而是以百年为单位倭人登上东亚国际舞台正是以弥生文化时代倭人社会的迅速发展为其前提的。 一、弥生时代的形成 关于弥生时代的形成，日本学者有独立发展说、大陆传入说、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说等各种见解，我比较赞同结合说。佐原真剖析了弥生文化的各种因素，指出弥生文化由三个因素构成：“大陆传来的因素”、“继承绳纹文化传统的因素”、“绳文文化自身形成的因素”。 （1）弥生时代的基本特征 （1）铁器代替石器，有石器时代直接越过青铜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2）普及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有采集经济直接越过畜牧阶段，直接过渡到农业社会；（3）农村公社代替原始公社，有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形成地区性早起奴隶制度国家；（4）脱离孤立状态，加入中国的册封体制，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的一员。 （2）弥生文化的产生背景 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250年左右，就我国的历史来说，是大战乱的战国时代即将转入大统一的秦汉王朝大统一的时代。在这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列岛上渔猎采集自然经济突然飞跃到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经济的弥生土器时代。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在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在北九州玄界滩沿岸地区，以开始种植水稻。在绳文晚期后半山之寺期，发现最古老的水田、碳化米等。 （3）绳文时代的影响 在福冈市板付遗迹发现的弥生前期的水田下层，有绳文陶器。从这些遗迹和遗物来看，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水稻种植技术，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造田。从水稻种植传入的时间（绳纹晚期后半），早期就有高度的农业技术，以及其后的传播过程，可以充分证实弥生文化是在绳文文化基础上形成的。（4）大陆传入的影响 历史学家在北九州和山口地方发现了弥生人骨，而他们具有身高很高，额头很高的特征，既不属于绳文人的特征又不属于古坟人的特征。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和秦汉帝国交替而向四方扩展时期，在中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等处记录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命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渡。江苏省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在江苏、山东、河北的有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证实了确有徐福东渡之事而且初步揭示了徐福东渡的具体过程。这说明了大陆传入因素对弥生时代形成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而产生了弥生时代。 二、弥生时代的文化 弥生时代，北九州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它既是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又是日本列岛的政治中心。然而进入古坟时代后，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畿内，随之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也由北九州转移到畿内。畿内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了先进的地位，但到德川时代和近代，江户和东京又取代畿内的位置，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和吸收大陆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中心。（1）村落和农业纺织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2）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②。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 （3）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③，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结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参考文献1、《日本起源考》（总主编：季羡林 200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2、《先史时代的日本》（徐逸樵著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3、《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王光波出版日期:2010-09-16）4、《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 （佐原贞 1975年）5、《弥生时代人》 （河出书房 1966年）6、《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 （罗其湘 1984年）7、《弥生文化研究》 （金关恕 1986年）8、《奴国发觉》 （学生社 1973年）9、《日本历史大系》 （井上光贞 1984年）10、《奴国发掘》 （学生社 1973年
对曹操的评价（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又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写一下诸葛亮吧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 正文如下： 诸葛亮的人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千古无双,万世罕见：“（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拜亮为丞相...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以上引文均出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是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用不着争论，在《辞海》、《大英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里，提到三国时代的大“家”就只有两人：一是曹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或诗人），另一个就是诸葛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争论呢？这是因为，颠覆历史已经成了当今历史学家及其爱好者的特征——许多历史人物已经被评了百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果不颠覆历史，不和传统的历史评价唱反调，如何能一鸣惊人，如何能引人瞩目。所以，过去说不好的历史人物，我一定要为他找一些好处（比如对隋炀帝、对秦桧、对李鸿章）；过去说好的历史人物，我也一定要找点毛病出来（比如对岳飞、对诸葛亮）。于是，历史学界也不是清水衙门了，历史学家们也照样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只是，历史真的可以随意颠覆来颠覆去吗？ 首先，作为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军事著述之多，在三国时期无人出其右：《南征》、《北出》、《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等有案可稽，《将苑》中“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几句话，已为历代军事指挥人员（包括其他行业有识领导）奉为座右铭； 次，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军事发明家。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使中国传统军事阵法达到了最高峰；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当时军队后勤供给最先进的运输工具；他“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远程武器，他的这些发明创造同样是当时无人匹敌的； 当然，处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战乱年代，是否为军事家，主要还要看他的军事实践，即是否有过统兵打仗的经历以及他的战绩。谈及此处，我不由得要先发一段议论：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客观评价了曹操,和荀或,荀攸,贾诩、郭嘉,司马懿后，这几个人的军事才能才被得到还原,他们的确是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在许多关键场合、关键问题上给曹操谋划过具有重要意义的计策！但袁绍阵营中的田丰、沮授甚至吕布手下的陈宫，他们遇事为其主做的分析、提出的建议也都准确、很好，但无奈袁绍、吕布均非明主，所以这几个谋臣的才能被后人忽略了。郭嘉的确给曹操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并不是曹操的每次胜利都源于郭嘉的计谋：比如，官渡之战，当与袁绍陷入相持时，曹操有心退兵，是荀彧而不是郭嘉阻止了他。更何况，即使郭嘉在，曹操也不是没打过败仗，比如濮阳败给吕布、宛城败给张绣、征刘表张绣中贾诩之计等等，易中天对此没有客观评价？贾诩也一样，曹操征宛城破张绣，贾诩除了献投降计外，别无良策；张绣叛曹后依附刘表，曹操前往征伐，又大破之，贾诩同样束手无策。曹操因袁绍袭许都而撤兵，此时的贾诩灵感来了，这便有了“贾文和料敌决胜”（易中天只提他后面的“料敌决胜”却避而不谈他前面的无计可施呢？郭嘉也好、贾诩也好，有主意他们就可以向曹操献计献策，没有主意他们就可以缄口不言，自有他人出谋划策，何况曹操本人也是足智多谋。诸葛亮则不同，刘备大事小情都要问计于诸葛亮，而诸葛亮则须每求必应。孰优孰劣，还不一目了然吗？马谡给诸葛亮出的主意也是百发百中，如果他没有后来的守街亭，是不是也可称为“天生的军事奇才、其军事能力超过诸葛亮”？如果仅仅出谋划策纸上谈兵就可算军事奇才，那赵括可称“天下第一军事奇才”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军事家，也没有人称其为“军事奇才”。贾、郭只被称之为“军事奇才”. 但只是提供意见,不是决策,你门可知道决策是要考虑无数方面的事情,包括军事,内政,外交,人事,人心,法纪,战略,战术,成功与失败的后果,和后患,而决策者要做的事就是权衡利益,择取最优方案,提供妙计的人顶多是参谋,而懂得决策的人才是帅才啊!世界上懂得谋划的人很多,但是懂得决策的很少!陈寿在《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说：“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庞统与荀彧（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并驾齐驱，法正和程昱、郭嘉相当——连庞统、荀彧都在郭嘉之上呢. 为了“抗衡”诸葛亮，有些人还抬出周瑜、司马懿说事儿，然而，他们“抗衡”得了吗？ 周瑜，满打满算，就打了“赤壁之战”这一场硬仗，还是在自己的“主场”。即便是赤壁之战，也不是他独自打的：“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诸葛）亮诣先主（刘备），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三国志*诸葛亮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三国志*周瑜传》。无论从哪个资料看，赤壁之战都不是周瑜单独打的。周瑜功劳确大，但不能全都算在他头上； 至于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比，我们还是看看蜀、魏、晋之外中立方人士吴人张俨怎样评价的吧——《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亮与司马宣王书曰：...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讬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汉，或册名於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今仲达之才，减於孔明”——这才是客观的评价！ 有些人总是讲这个胜仗是刘备打的，那个胜？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通过司马懿之口夸赞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亮...卒...。及军退仗是刘备打的，可为什么不想想，在得到孔明之前，刘备东投西靠，如丧家之犬；得孔明之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难道是他在得了孔明之后突然自己脑袋开了窍而与孔明没有关系吗？ 比如，火烧博望，有人说是刘备干的，与诸葛亮无关，因为诸葛亮那时还没出山呢？果真如此吗？《裴松之注*三国志》记：“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山是在建安十二年。而“（建安）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同上），夏侯敦、于禁败于博望应该是在曹操北征乌丸之后，如何能肯定地说火烧博望于诸葛亮无关呢？ 让我们看看世人是如何评价刘备与诸葛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初，刘备袭蜀，丞相掾赵戬曰：‘刘备其不济乎？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徵士傅干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何为不济也？’”一个“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的人，居然终成鼎立三足之一，没有诸葛亮的“谋”，哪得如此！ 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说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那末，为什么后来他未待“天下有变”就急于出击曹魏呢？有人说，这是诸葛亮自恃才能穷兵黩武。但问题不能这样看：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天下尽知这是个平庸的皇帝。有诸葛亮在，刘蜀固然可以自保，但一旦诸葛亮去世，则刘蜀必然成为别人（或曹魏、或孙吴）的口中食、囊中物，这一点也是天下尽知。因此，诸葛亮必须要赶在自己在世时完成统一大业，即使力所不殆也要勉为其难以求一逞。即所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后出师表》）。 明了了这一点，对诸葛亮以最弱小的刘蜀却频繁征讨最强大的曹魏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但弱小蜀汉终究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比较准确的。然而，有些人却因此诟病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种人真是太浅薄了！ 拿破仑先有法俄战争之败，最后的滑铁卢战役使其再无回天之力，但全世界没有人否定他军事家的地位 纵观曹操一生，尽管有众多谋士为其出谋划策，但也打了不少败仗，特别是灭袁绍、收荆州之后，其实力已是天下第一，尽管如此，还是遭遇了赤壁惨败，以后又在征汉中的作战中折损了大将夏侯渊，失利于刘备。却没人因此否认曹操军事家的地位，而诸葛亮完全凭着自己个人的智慧，统帅千军万马东征西讨，更多的时候都处于以弱敌强之势，却依然能攻城略地斩将夺隘进退自如，怎么就“军事才能平平”呢？这也太双重标准了吧。 更何况，北伐果真无功吗？第一次北伐夺得三郡，虽然得而复失但迁徙人口入汉中扩充了国力；第二次北伐进退有度，因故退兵时斩敌大将王双，令魏军望而却步不敢进逼；第三次北伐夺武都、阴平二郡扩展了蜀汉的版图；第四次曹魏强势攻蜀，诸葛亮以弱抗强，举重若轻潇洒御敌，轻松击退司马懿入寇；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获得“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之战果。在因粮草不济而退兵时还顺手射杀了名将张郃；第六次北伐兵临渭水，直指长安，以十万军兵对抗二十万众，以弱敌强，主动出击，接连取胜，打得国力最为强大的曹魏及其统帅司马懿龟缩不敢出战。正像前面提到的张俨所说的那样：“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如果不是征战途中诸葛亮病死与五丈原，最后的胜利也许属于诸葛亮。 可惜孔明劳碌过度,天妒天才-------这才是诸葛亮人生最大的败笔-----鞠躬尽谇,死而后已. 至于有些人认为诸葛亮的声誉是被《三国演义》捧起来的，更是荒唐之极。说这话的人，既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又没有起码的文学常识：“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给诸葛亮这样高评价的人是谁，诗圣杜甫。难道唐朝的杜甫也会受明朝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 游过成都《武侯祠》的人都知道它门前有座建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的作者斐度是中唐时期功绩卓著的名宰相；书写者柳公绰是柳公权的哥哥，也是位大书法家，刻碑者鲁建是当时碑刻者中的绝顶高手。因文、书、刻历来为人们称绝，所以此碑被称为“三绝碑”。如此兴师动众，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碑文言道：“尚父（姜子牙）作周，阿衡（伊尹）佐商，兼齐管（仲）、晏（婴），总汉萧（何）、张（良），异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其实，与其说后人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不如说罗贯中、毛宗岗等人受了前人的影响更确切。因为，毕竟人家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距三国时代近了好几百年。 最后，我用杜甫的另一首咏颂诸葛亮的诗《《蜀相》》结束本文吧：“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历史人物多了,你要哪位?
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地球，是宇宙间最最神奇的精华，是天生天养的奇迹，也是成千上万种形形色色的生命所栖居的家园。而在所有这些生命体之中，作为整个地球大生命圈中一直占据着与环境互动的顶峰的生物，动物更是脱颖而出，几乎占据了地球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形成了独属的广大的食物链和生态圈，并且还演化出了现在自称地球最高等物种的人类。但是，问题来了。这些花样百出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究竟是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光大的呢？这个故事还得从很多很多年前古老的地球上说起… 在古老的地球上，为了争夺生存所需的资源与空间，原核生物细菌和最古老的古菌发生了一场旷世大战，在最终，结构较为复杂，且与环境的互动方式更加多样的原核生物终于打败了古菌，而作为战利品的，除了大片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还有一种额外的奖励——由于细菌和古菌的大战一般都是互相吞噬，有一部分的古菌被细菌吞噬之后并没有死去，而是和细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内共生，这一部分的古菌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分别在细菌身体里产生了转化有机物提供能量和利用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的功用，有一部分细菌吞噬了线粒体和叶绿体两种古菌，从而获得了光合作用的能力，形成了最最早期的植物，而一部分的原核生物只吞噬了线粒体，形成了最最早期的动物。 不过这种划分只是后来当动物和植物的演化越来越明确的时候才出现的。那时候，任何生物都还只是单细胞生物，只有一个小小的单细胞躯体，根本就很难区分动物和植物，我们对于植物的普遍定义是能够光合作用，而对于动物的普遍定义是能够自由活动，但一个身体内含有叶绿素的但是能够活蹦乱跳移动的单细胞生物，你说它是动物好呢？还是植物好呢？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能够通过我们既定的判断方法判断出一系列确切的动物，而动物的历史也无疑就是从单细胞动物开始的。 无论是路边的池塘里还是大江大河里，都有着这种最原始的单细胞动物的存在，它们有些靠着身体表面的纤毛进行运动，有些扭动的前进，也有些依靠自身细胞内的细胞质进行蠕动， 其中最最常见结构最最简单也最最明显的，莫过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草履虫了，从草履虫身上，我们也能够确切地瞥见单细胞动物的形态模式。 如果从外形上来看的话，草履虫着有一个覆盖着细胞膜的椭圆形身体，身体外部长着厚厚一层的纤毛，身体内部呈半透明状态，但是在半透明当中却有着一些浑浊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球形结构以及一个细胞核。在具体的生存策略上，草履虫围绕着吃繁殖和运动三方面展开，首先在这方面，草履虫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过滤式进食方法：依靠着一个过滤孔的结构不断吸收外界的水分以及水分之中的营养物质，然后将这种混着营养物质的水分转化到身体内部进行吸收，并最终依靠一些小孔将其排出。在运动上，草履虫整体采用纤毛进行运动，而在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繁殖上，草履虫则选取了一个至今为止人是单细胞生物或者细胞繁殖的主要方式分裂生殖进行繁殖（不过两个草履虫在一起还可以交换基因遗传物质，形成类似于两性繁殖的生殖模式）。 但是尽管草履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进食繁殖和运动方面样样不差，可是它毕竟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大风大浪就能随便毁灭，甚至吃饭全靠天的一种随缘的弱小生物，与环境互动的能力上非常低下，也因此一直只能占据整个海洋中的极少部分适宜生存的地区，生存的生存着，互相便又开始了对于资源的争夺，如此，进化的压力再度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演化又开始了，在慢慢地变异和环境选择当中，有一部分的单细胞生物成功的蜕变，这些生物学会了一种利用化学信号聚合在一起的方法，聚在一起形成了多细胞生物这种生物界的摩天大厦，并且还让每一个生物界的摩天大厦里的细胞都分化成不同的形态各司其职，保证好整个大厦的良好运转，由此“单车变摩托”，立马甩开单细胞生物几条街，开始在各种海床海底繁衍生息，这种生物，便是海绵。 海绵拥有着一个细长的形状多变的身体，整个身体周围密布着各种小孔，而在身体的正中心则有一个直通到底的大洞，多细胞细胞分化的独特构造，使其除了适应环境对抗恶劣环境的能力再次提高之外，其觅食方式和繁殖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觅食和消化方面，采用身体周身的小孔来吸收水中的营养，并且首次出现完整的消化系统，将营养传送到身体中间的消化腔里进行统一的消化，在消化完成之后，还统一用身体中心的那个大洞将代谢废物残渣排出，构成了一个紧实的循环。而在繁殖方面，海绵则首次开始一个胚胎的形式繁殖（当然也可以进行出芽生殖），加强了后代的成活率。除此之外，海绵还拥有着一个极其变态的能力，那就是进行身体的重组：无论将其切成多少块都能够复原，这是由于海绵从本身性质上来说还只是单独的单细胞生物的大型聚合体，所以当身体分解时细胞还未死亡，而且这些细胞还会散发化学物质找到彼此重新组合的原因。 然而为了达成这种摩天大楼的多细胞生命形态，海绵算是基本彻底放弃了运动，虽然在繁殖和进食方面得到了提高，在大小和环境互动的能力上也有所加强，却成了一种不能动的接近于植物的物种，于是只要遇到一点什么天灾人祸便会由于其不能动的特性而坐等死亡的来临，于是在漫长的进化当中，那些变异的能够略微移动一点的海绵占据了演化的优势，并将移动一点的静音一直繁衍，直到最后演化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物种刺胞动物，这种动物除了延续了海绵多细胞动物的优点，仍然利用腔肠进行消化之外，还解决了海绵只能在原地站着的缺点，演化出了专门的运动系统和肌肉层，使其可以在水里虽然很慢但是确确实实的运动，并且，形成了最最开始的神经系统，从而达到对身体的控制，最后的最后还有刺胞动物的拿手独特技能——刺细胞，这种细胞是刺胞动物专门分化出来的一种独特细胞，那不具有毒素和毒针，可以在关键时刻喷射而出刺伤猎物，因此刺胞动物已经能够做到一定程度上的捕猎了。生殖方面，腔肠动物采用了自体的出芽生殖繁殖方式，倒是仙女海绵没有什么巨大的长进。 在之后，动物并没有停止演化，不是运动系统运动得很慢吗！不是神经系统还太原始吗！不是消化系统在消化方面较落后吗！没问题，刺胞动物之后所演化成的一种动物变形动物变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切问题，首先是运动系统，扁形动物演化出了左右对称的身体，使其方向感加强，并且某些种类的个体能够利用高效率的纤毛快速运动，然后是消化系统，扁形动物不仅演化出了用来吞咽的咽，还演化出了许许多多密密麻麻的肠子，还有神经系统，扁形动物演化出了控制身体更加容易的清晰神经结构以及最最原始的脑部，甚至还演化出来最开始的感光器官眼，最后在繁殖方式上，扁形动物采用了自体繁殖的方式，但是却可以在环境不好时改用两性生殖，以此提高后代的变异率，可谓相比于刺胞动物上了几条街。 可是还是和草履虫遇到的一样的问题，你这扁形动物在什么高级，那也不过不到10厘米的身体长度，在巨大而难以抗拒的大自然面前还只是一粒在微小不过的灰尘，显得是那么的无助，于是乎，为了解决个体身体小但需要面对整个邪恶的环境的问题，有一部分的扁形动物在演化中另辟蹊径，采用了寄生这种方式直接生活在其他巨大生物体体内的充满着营养物质的消化肠道区域，如此，一种专门为寄生而设计的动物，线型动物便出现了。 线形动物将身体演化的细长细长，并且将体表覆盖上了较为坚硬的角质层，以便专门在宿主的体内自由穿梭，窃取宿主吃进来的营养物质，还终于首次做到有口有肛门的消化系统体系，并拥有着超级快速效率的身体器官，利用这些寄生的优点，线性动物可谓在宿主体内炸开了锅，问题是，线性动物的这么一个寄生策略，确确实实增加了其生存的容易性以及舒适性，但却完完全全将其个体的生命交给了宿主 ，宿主活下来也就活下来，宿主死去了也只好去死，失去了其和环境互动的独立性，终究不是一种长久之计，所以在后来线形动物又重新的从寄生的模式中走了出来，成为了环节动物，其代表动物蚯蚓更是演化成了环节的颠峰： 蚯蚓的形状像一条略微有些粗大的线，两边窄中间宽，但是这条线却又由一个又一个小环节组成，小环节密密麻麻大概有几百个，才组成了蚯蚓的整个躯体。身体呈棕色，略微有些透明，闪烁着较为闪亮的光泽。如果从上往下观察蚯蚓的话，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其细长型的身体内部贯穿前后的一条深色的线，在距离蚯蚓的头部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上，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器官：环带。在运动方面采用刚毛和环节的蠕动进行，身体分节，繁殖方式是雌雄同体良性繁殖，进食方式是使用土壤里的腐植质，并用强大的消化器官消化以此得到营养，而在得到呼吸作用的能量来源之一氧气时，则采用了以皮肤为呼吸道呼吸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从蚯蚓开始，生物拥有了将氧气和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的循环系统，以及最最原始的心脏。 蚯蚓在之后是一种舍弃了身体大部分环节，将身体转化成柔软的没有骨头的肌肉，并学会制造坚硬的甲壳的动物软体动物，以蜗牛为代表，软体动物不仅将雌雄同体两性繁殖的策略发展到了巅峰，采用恋矢进行繁殖中的战争，并产生出催生富有蛋白质的软的结构，并且也将消化系统发展到了微小生物的巅峰水准：利用齿舌进行物理消化，利用身体里的肝胆胰等等化学消化胀气以及胃化学消化食物。 要问软体动物的硬伤是什么，那无疑有两个，一个是太过于柔软的就像一坨移动的肥肉一样的身体，一个是覆盖着身体的太过于笨重的甲壳，怎么办呢？一部分的软体动物又或者环节动物找到了方法：只需要将全身都被甲，然后再将这种覆盖了铠甲的身体进行分化分化成身体的各个结构不就行了？如此一种即可上天又可入地又可以在地表面生活的开挂动物出现了：节肢动物，这种动物依靠自身的像铠甲一样的外骨骼即起到了支撑身体的作用又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依靠各种分化成不同结构的身体器官演化出了上天入地的器官，可谓是进化链中的巅峰，甚至知道如今还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物种。节肢动物通过将自己的身体分节并分化成更多身体器官，似乎已经到达了演化的巅峰，已经最最强大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并非如此，节肢动物固然有节肢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好处，却也有几个最大的缺点：第一，从节肢动物一出生就包裹着节肢动物的坚硬的外骨骼，无法随着节肢动物的生长而一起生长，也因此节肢动物想要继续长大，就必须要脱去原本的外壳换上新的外壳，但这个脱皮期往往是最最危险的（各种各样昆虫的蜕皮过程想必大家都看见过，也应该对那时昆虫身体的柔软脆弱程度有目共睹，正在蜕皮的节肢动物，简直就像一坨人畜无害的大肉饼。第二：正像软体动物的外壳限制了软体动物的发展，节肢动物的外骨骼其实也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了节肢动物的体型，再加上节肢动物并没有很强的呼吸系统，因此其身体的大小一直被限制，从而使我们在如今陆地上所看见的节肢动物，大部分都不超过20厘米长。那么，怎么办呢？随着演化的继续进行，节肢动物的某些分之找到了解决方法：这些分支将身上的外骨骼内化，成为了一种新的叫做脊椎的东西，从原先的由外而内支撑身体转变成由内而外支撑身体，不仅使身体的支撑变得更加稳定，还免去了脱皮的过程。同时将嘴部的几片外骨骼进化成了颌，加强了咬合力，嗒哒！一种新物种鱼类就诞生了！而随着鱼类的诞生，一些新的系统也开始慢慢出现，其中就包括成熟的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以及发展成脑部的神经系统。 鱼类在海洋里称霸一时，直到如今也是如此，然后呢？鱼类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呢？这不还有那广大的陆地没被注意到吗！是的，当鱼在海洋中没有任何对手时，却由于生存的压力开始种族内之间的资源争夺战，海洋旁边的那还只有植物的，没有任何竞争压力的小天堂一般的陆地自然引起了一些在资源争夺战之中占弱势的鱼类群体的注意。这一部分的鱼类于是开始了登录陆地的演化准备。慢慢在优胜劣汰之中不断试图走向陆地，于是乎两栖动物这个介于水生动物和陆生动物之间的存在便出现了，两期虽然在成年时能够脱离水生活，用肺呼吸，却在产卵时离不开水分，幼崽也仍然用塞呼吸，不过，相比于鱼类两栖动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运动方面全身充满肌肉，跳跃性极度增强，在循环系统上也成功演化成了一心房二心室，加大了呼吸的效率。随着时间的继续演进，两栖动物终于脱离了对于水分的依赖，成为全身同样覆盖着鳞片的爬行动物，采用四肢贴地爬行的运动方式，并且演化出了独特的是幼仔脱离水分存活的方法——卵生。 事实证明，爬行动物所采用的策略是积极有效的，甚至一度让爬行动物滋生出了恐龙这样的时代霸主，可是由于现在为止还部分未知的原因，恐龙灭绝了，爬行动物一脉也因此直到现在也一蹶不振，反倒是在爬行动物的压迫之下，为了躲避爬行动物恐龙的追捕而慢慢在烟花之中向天空靠近，滋生的鸟类，存活了下来并成为了一个强劲的物种。鸟类最大的特点莫过于能够在天空中翱翔了，为此鸟类减轻了自己身体骨骼的重量，演化出了专门用来飞行的器官翅膀并加强了支持翅膀扇动的胸肌，为了给高空的飞行提供足够的氧气以及能量，鸟类的身体演化出来极致加强版的二次呼吸的肺和气囊以及效率极高的消化系统，并且在神经系统上面，鸟类也第一个开始使大脑庞大，成为了一个“聪明”的物种，而相比于之前的所有生物，鸟类还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点——体温恒定，依靠这一buff，鸟类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 最后的最后，也是一种躲避恐龙的小生物，为了在躲避危险中更好地传递后代，演化出了胎生哺乳这种让后代存活率提高的方式，本来这也没什么，可是由于胎生哺乳完完全全提高了生物后代的质量，这一改变让所有哺乳动物的结构都成指数式增长复杂，复杂的身体构造又构成了更多的变异的可能性也就是演化的可能性，如此，哺乳动物竟通过这种能力在短短几千万年之间迅速地占据了海洋天空和陆地三个生态位，并且全身九大系统全部具备，大脑极度发达，成为进化链的颠峰最高等的动物，而哺乳动物也正是从目前来说已知的最最高的进化量最巅峰的动物。 但是，生命的演化结束了吗？远远没有，我们所说的演化其实就是物种和环境之间一次又一次不断地互动所产生的，所以也可以认为就是环境与物种互动的一种具像化，只要环境还是那个环境，物种还是那个物种本身，还在我们今天定义的生命的范围之内，这种象征着生物和自然互动的演化也不会消失，也终将演化成新的物种，创造新的生命奇迹，甚至终将演化成我们当今也完全无法理解的生命形式，只不过这一天可能人类文明本身是无法看见的。 而如果放宽对生命本身的定义，不再局限于生命是由有机物组成，不再局限于生命必须以生命的方式和环境互动，将整个世界中的一切都看作生命的一部分，就比如将任意的一个原子一个金属归纳为一种寿命极长，但是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与环境些微的互动的一种生命体（互动的方式也许就是和其他环境的矿物质或者化学物质发生反应核聚变）。将整个宇宙整个太阳系也想像成一种正在井然有序地遵循着化学规律不断运行的生命。我们会发现，演化也在这种定义上是存在的——组成现在世界上的一切无机物甚至有机物的各种原子，其实也有简单和复杂之分，也似乎通过各种聚变能够发生改变，你或许会说原子的改变是没有意义的，它们的各种变化也只是随机的结果，如果你将演化理解为一种生命体和环境的互动形式并且假设这些原子是生命体，它们的改变不也正是和它周围的环境互动的结果吗？（进馆于我们人类或者说我们现在定义的生命体的形式上来讲不叫互动）而现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广袤的人类还不足以探索其九牛之羽毛的宇宙，又或许是一个更加巨大的宏观的生命体的组成部分又或者世界的组成部分，也遵守着我们所谓的演化呢？ 所以，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小到宇宙刚刚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的最最简单结构的原子，大道广袤的恒星和宇宙，又或者不大不小正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我们人类所定义出的能够和环境自主互动的生命体，其实都在一个神秘的链条当中紧紧串联着，而这个链条，既生命，也即演化。
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早在狩猎采集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为狩猎时的助手。因此，狗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浙江余姚河姆渡等遗址，都发现了狗骨骼，足证其驯养历史之久远。
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狗形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犬的形态特征。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华北狼有很大区别，说明人类驯养狗的历史确实很早。
一、犬类祖先
没有人确切知道人与狼第一次互动发生在什么时候。有科学家认为可能是在5万年之前，因为至少要花这么久的时间野狼才能发展出如今的基因差异。当时人与野狼分布在地球表面的许多地方，演化过程可能发生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
有些学者则认为狼在14000年前，甚至可能在16000年前的亚洲东南部，就已经被人类从野生狼驯化为家畜、即狗，用来玩、打猎、看家护院。目前世界所有种类的犬都起源于约万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南部驯养的狼。(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科学家彼得·萨弗莱宁确认了犬类的起源地点和时间) 。
二、驯化历程
犬的生物学起源可追溯到几千万年前，犬的驯化史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的中石器时代，甚至有科学家从遗传学的角度论证称，可能早在距今10万年前，犬就已被人类驯化。
人类首次破译犬的基因组是在2005年——甚至比研究人员利用遗传学工具追踪犬类最早的家园还要早。早期研究在东亚发现了犬基因的高度多样性，并在许多乡村犬群里发现了其他一些关键性的标记，他们因此指出东亚地区是犬被人类驯养最早的地方。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人员分别从比利时和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两个距今至少万年前的狗头骨表明，狗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被人类的驯服。
三、基因密码
在过去 万年中，经过不断地驯化，产生了400多种犬。每一种都具有独特的体格、皮毛颜色以及习性。为了发现造成犬的特定性状的基因突变，2009 年 Akey等分析了 10 个品种共 275 头家犬的基因组。此前的研究发现带来产生地特定特性的基因，诸如达克斯犬的短腿。
他们分析了一系列品种的犬，从而确定数个世纪的选择性育种对于整个犬基因组的影响。这组作者扫描了将近 300 头犬的遗传记录，包括小猎犬、博德牧羊犬、杰克罗素 犬、沙皮犬以及标准贵妇犬，并确定了选择性育种如何影响了这些动物的基因组。
作者发现了155 个不同的遗传位置可能在产生纯种犬的特性方面起到了作用，并提出这些信息可能为找到产生特定品种形状的基因提供线索。例如，这组科学家提出不同版本的 HAS2 基因可能为沙皮犬带来了它的独特的褶皱或光滑的外皮。相对于犬外貌特性的研究，生理特性的研究比较少。
2012 年 Chen 等对犬和狼的嗅觉受体基因家族进行分类及测序分析，发现由于驯养导致的生殖隔离，犬和狼中嗅觉受体基因进化的方向不一致，中国乡村犬中嗅觉受体基因序列比较保守。
Lindblad-Toh和Erik Axelsson一起对来自世界各地的12条狼，以及代表14个不同品种的60只狗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研究小组最终拿出了一个包含36个区域，总共122个基因的名单。其中一半的区域包含脑基因。其中有6个区域，10个基因与脂肪和淀粉消化相关。
具体来说，狗携带了额外拷贝的淀粉酶基因，相比于狼同类，它们现在生成这种蛋白的量要多28倍。此外，狗生成的麦芽糖酶-葡糖淀粉酶要多12倍，这是因为该酶基因发生了数个突变。第三种基因SGLT1突变提高了肠道糖吸收蛋白的功能。表明淀粉消化与狗的进化相关。
扩展资料：
鉴于各种狗的体形和外貌差异巨大，在分子生物学出现以前，人们只能以貌取“狗”，通过观察它们的外貌特征和行为习性等推测狗的起源，因此“狗起源于多个祖先”的观点曾经被广泛接受。
查尔斯·达尔文便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68年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书中，达尔文阐述了关于狗多祖先起源的观点，认为不同狗的表型差异太大，不可能起源于同一祖先，最有可能起源于狼、郊狼或豺等多个祖先，这些祖先相互交配，形成了如今复杂多样的狗家族。
现代动物行为学开创者、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同样支持狗多祖先起源的观点。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狗的家世》中写道：一些狗的祖先是狼，另一些狗则是从豺驯化来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狗
分布于菲律宾的萨马岛、莱特岛、迪纳加特岛锡亚高岛、保和岛和棉兰老岛等岛屿。数量稀少，是濒危物种，受到保护。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小的猴种。外貌 体长如家鼠身长85-160毫米，尾长130-270毫米，体重80-165克，是体形极小的一种灵长动物。背毛质地柔软，为带有银色光泽的灰毛，腹毛浅灰色。头圆，吻及颈镀，耳壳薄而无毛，眼睛非常大，直径达16毫米前肢短、后肢长，趾尖有圆形吸盘，可以在许多光滑的物体表面停留。头大而圆，眼睛特大，脸盘向前，眶间隔薄。眼适于夜视，视网膜没有视锥。颈短，这是许多跳跃类群的特征。除第二和第三趾有爪外，其余各指、趾均具扁甲。后肢长，胚骨和诽骨溶合，而附骨特长，因而有附猴之称。尾细长，尾端多毛。 像其他许多夜间活动的动物一样，眼镜猴有一双大眼睛。实际上，它的每一只眼睛重达3克，比它的脑子还重。它们对危险非常敏感，甚至在休息时，也会睁着一只眼。眼镜猴的大眼睛，非常适于夜间捕食。它们吃昆虫、青蛙、蜥蜴及鸟类。有一种眼镜猴还能够捕食比它们自身不的鸟与毒蛇。眼镜猴个儿大小如大家鼠，全身呈黄褐色，乍一望去仿佛一只褐家鼠。如按照身体的比例来计算的话，眼镜猴在灵长类动物中可荣获得项冠军：眼睛最大、耳朵最大、趾骨最长。奇特之处 眼镜猴最奇特之处在于眼睛。在小小的脸庞上，长着两只圆溜溜的特别大的眼睛，眼珠的直径可以超过1厘米，和它的小身体很不相称，好像戴着一副特大的旧式老花眼镜。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眼镜猴。生活习性 喜欢生活在茂密的次生林和灌丛中，原始林中也有分布。白天睡觉，夜间活动，能在树枝间跳动，距离可达几米。从不下到地面上活动。听觉敏锐，颈部几乎可旋转360。。主要捕食昆虫，也吃小型蜥蜴捕捉食物时，行动极为迅速。 眼镜猴会笨拙地沿着树枝慢吞吞地挪地，但通常它们是通过跳跃 来移动的。跳跃时，它们突然伸直自己长长的后腿跳向空中，再落在距自己2米无的另一棵树上。如果有必要，它还能中途拐弯。 小眼镜猴生下来时就己发育得很好。它们有厚实的毛皮，眼睛也是睁开的，一生一来就能爬，能抓往母亲的毛。如果母猴要走比较长的路，它会将幼仔衔在口中带着走。 眼镜猴能身体不动而让头几乎整整转动一圈。这有助于它发现猎物和避开像猫头鹰与小猫等敌人。有高度适应树上跳跃的能力，能在树间十分准确的跳跃3米多远的距离，可以用四肢行走，靠后肢在地面上跳跃或奔跑，还能爬树，也能从树干下滑，圆盘状的指垫多少有吸盘的作用，利于攀缘。他们是猴类中的不合群者，多独栖，有时成对栖息。【饲养和保护】 眼镜猴寿命在15－20年，以蟋蟀为食，而且极其恋乡，离开了这块土地就会死去，在菲律宾人们曾试图带到其他地方喂养，均以失败告终。野生环境中的眼镜猴非常害羞，它们当然不习惯于人打交道。只有在人工饲养环境里长大的少数眼镜猴，才不介意这种轻柔友好的接触。除了睡觉和抱着树枝发呆，眼镜猴最关心的就只有吃虫子了。 眼镜猴是东南亚热带茂密森林中的树栖动物，生活在菲律宾的一些岛屿上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南部一带。近年来，由于菲律宾的森林越来越少，使眼镜猴失去适合栖息的环境，因而面临绝种的边缘。眼镜猴太太们一年只能产下一个宝宝，由于数量已经很少，越发显得娇贵了。它目前已经成为濒危动物。【眼镜猴与人类历史】 自达尔文开始，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知识就一直带有一种严谨而机械的色彩，这个如同积木大厦般的秩序体系被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等古人类学家一点点地完善着。我们被告之人类起源于非洲，与今天马得加斯加岛上的狐猴(Lemurs)拥有共同的祖先，不过它们只能算是低级灵长动物，从习性到体态都与人类截然不同。不过，好奇心旺盛的生物学家们终于不满足于这样的解释，他们觉得如果不在低级与高级灵长类动物之间找出某种进化联系，那么整个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停滞不前。 第一个向传统理论进行挑战的，就是卡内基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比尔德()博士。1990年，他在美国怀俄明州中部风河盆地发现了约5050万年前几个较完整的颅骨化石，它们被证明属于古老的始镜猴科(Omomyidae)，是著名的美洲德氏猴()的近亲;其外貌同时具备了今日眼镜猴(Tarsiers)与高级灵长类的特征，尤其是在血管与神经密集的耳骨部分，几乎与现代眼镜猴并无二致。在此之前，美国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研究员雅各布•沃特曼(Jacob Waterman)曾于1880年在风河盆地附近的大角谷地发现过一件残缺的始镜猴头骨化石，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学界过多的注意。 这次发现，不但使得原本泾渭分明的两个灵长动物种群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环节，也使比尔德和同僚们断定当代高级灵长类的源头更加向前推移，且与低级灵长类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这些化石在进化谱系上已经明显倾向于现代眼镜猴，因此肯定存在着更为古老，且具备高、低级灵长动物原始特征的始镜猴(Omomyidae)家族成员。众所周知，在所有现存的低级灵长动物中，眼镜猴在进化序列上可以算是最接近它们高级远亲的一位;例如它的眼球就拥有高级灵长类才具备的视网膜中央凹，这个不起眼的小凹点可以使得它大脑所感受的图像呈三维立体状，而低级灵长动物所共有的脉络膜毯却在它的眼球中无法找到。1991年，比尔德博士首次发表了关于始镜猴与高级灵长类起源的研究报告，但它招致的批评与受到的赞赏几乎一样多。反对者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一点，即比尔德缺乏足够的高级灵长动物化石分析来支持他的论断。的确，直到那时，最古老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化石只有约3500万年的历史，和始镜猴生活的时代存在至少1500万年的空白。 无奈之下，比尔德只好寄希望于人类的摇篮——非洲，企图发现更古老的高级灵长类遗迹。他的好友，法国国立自然科学研究中心的人类学专家马克•高帝纳（Marc Godinot）已经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发现了几颗距今4000万年的猿类臼齿，由此坚定了比尔德在那里寻找“失踪的进化链条”的决心。然而，在经过了一番徒劳无功的考察后，亚洲逐渐取代了非洲，成为比尔德心中最可能得到重大线索的宝地。理由很简单，首先眼镜猴主要分布在非洲东南地区，这很可能预示着它和高级灵长类在进化过程中的分流发生在邻近的欧亚大陆;其次，自70年代以来在亚洲陆续出土了许多拥有4000至4500万年历史，且特征模糊的灵长类化石。 在中国科学院的协助下，他们分别在1994年与1997年，在江苏溧阳和山西垣曲发现了“中华曙猿”(Eosimias sinensis)与“世纪曙猿”(Eosimias centennicus)， 这些高级灵长家族的新成员不仅使古老的亚洲成为远古人类起源的新热点，也为学界对人类进化的研究划定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金丝猴 金丝猴（jinsihou）（rhinopithecus）脊椎动物，哺乳纲，灵长目，疣猴科。体长约70厘米，尾长约与体长相等或长些。鼻孔大，上仰。唇厚，无颊囊。背部的毛长发亮，颜色为青色。头顶、颈、肩、上臂、背和尾灰黑色，头侧、颈侧、躯干腹面和四肢内侧褐黄色。毛质柔软，为我国特产的珍贵动物，群栖高山密林中。以野果、嫩芽、竹笋、苔藓植物为食。共有3种，均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的区别是：川金丝猴（r．roxellanae）的脸天蓝色，两侧、胸及后腿金黄色，分布于四川、甘肃和陕西；滇金丝猴（r．bieti）的脸两侧白色，分布于云南、四川和西藏东部；黔金丝猴（r．brelichi）的两肩之间有1块卵圆白毛区，分布于贵州与四川之间。 金丝猴分川金丝猴、黔金丝猴和滇金丝猴三种。(还有一种越南金丝猴)金丝猴是很美丽的：天蓝色的面孔上嘴大而突出，因其鼻孔极度退化，即俗称“没鼻梁子”，因而使鼻孔仰面朝天，所以又有“仰鼻猴”的别称。古人有人担心这种特殊的鼻孔下雨时雨水会从鼻孔灌进肚子里去，所以有古书记载金丝猴的尾巴分叉，下雨时用两个尾巴尖堵住朝天的鼻孔。其实，在陆生哺乳类中并没有尾巴分叉的动物，这种说法应该属于谣传。金丝猴的尾巴和身子差不多长，瘦长的身体上长着柔软的金色长毛，最长可达三十多厘米，披散下来就像一件金黄色的“披风”，十分漂亮。如此耀眼夺目的外衣使它得到了“金丝猴”的美名。这些美丽的金丝猴身价非同一般，它们与大熊猫齐名，被认为是中国最著名的珍贵动物。它们在国家公布的一类保护动物中名列前茅。金丝猴生活在海拔1400-3000米的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几乎与大熊猫同地区分布，同样怕酷暑耐严寒。以家族方式结群生活，最大的群体可达600余只在灵长类中，如此庞大的群体亦属罕见。母爱在灵长类中显得非常突出，母金丝猴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在哺乳期，母猴总是把小猴紧紧的抱在胸前，或是抓住小猴的尾巴，丝毫不给它玩耍的自由。在这期间，朝夕相处的丈夫尽管向“夫人”献尽了殷勤：又是为她理毛、又是为她检痂皮、但是也别想摸一摸自己的宝宝，更别提抱抱小猴亲热一番了。母金丝猴总是抱着小猴，把背朝着自己的丈夫，丝毫不给丈夫抚爱子女的机会。猴王在群体中享有特权。有则消息是这样报道的：有一天傍晚，一群金丝猴到寨子后面的核桃树、苹果树上偷吃果子被人们发现后仓皇逃跑，不巧被小河拦住去路，大金丝猴一跃而过，小金丝猴却跳跃不过去，急的“吱吱”乱叫。过了河的猴王于是发出“命令”，叫一只公猴过河接应。公金丝猴又跳过河，抱起小猴准备过河。由于心慌失手，把小金丝猴抛落在水中。金丝猴们一见拼命顺着河边跑去抢救，在下游把小金丝猴救上岸来。那猴王气势汹汹地走进那只公金丝猴，“啪啪”就是两耳光。公金丝猴自知有错只好规规矩矩的接受惩罚。
国人大多都有一点历史癖,所以,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剧怎么写,似乎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识。其实,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史＂与＂剧＂的关系。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史占多少,剧占多少？哪些史实可以剧化,哪些史实不可以剧化？史与剧怎样结合？其中一些讨论,与其说是认识上的分歧,不如说是在实践上操作的难题,分寸把握的难题。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高中历史人物论文我以前替我表姐找过，在那个591论文网上找范文自己拼凑的。那上面各专业范文挺多。还有专业写手在线，你可以去看看。
历史人物或事件300字论文：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后，厌武事，不言军旅，建武二十七年（51年），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却下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不同于先祖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诛杀功臣的无情，刘秀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其实，在统一中国之前，他就开始削弱国防建设，废郡国兵制，罢郡国都尉。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导致后来无力抵御外患，而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像东汉末年的董卓就是一例。刘秀以后不设丞相，而是“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使三公成为虚位，另一方面又扩大尚书台的职权，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后汉书·申屠刚传》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建武二十八年（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严禁结党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