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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好历史课论文的参考文献一、书籍参考文献1. 刘家祥,《历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 王迪,《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3. 吴英汉,《历史学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二、网络参考文献1. 张铁军,《历史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国社会科学网,2008年。2. 刘家祥,《历史课程的研究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网,2006年。3. 王迪,《历史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网,2008年。
您好,学习历史课论文的参考文献,首先要熟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了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然后查阅有关历史学的专业著作,如历史学家的著作、历史学论文集、历史学书籍、历史学期刊等,可以从中获取有关历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还可以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搜索历史学资料,如历史学论文、历史学书籍、历史学期刊等,以获取更多的参考文献。
一篇有关数学史的论文(网上搜索不到)研究数学发展历史的学科,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也是自然科学史研究下属的一个重要分支。和所有的自然科学史一样,数学史也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数学史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科学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它与通常的数学研究方法不同。它研究的对象是数学发展的历史,因此它与通常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又不相同。具体地说,它所研究的内容是:①数学史研究方法论问题;②总的学科发展史——数学史通史;③数学各分支的分科史(包括细小分支的历史);④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数学史及其比较;⑤不同时期的断代数学史;⑥数学家传记;⑦数学思想、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发展的历史;⑧数学发展与其他科学、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⑨数学教育史;⑩数学史文献学;等等。按其研究的范围又可分为内史和外史。内史 从数学内在的原因(包括和其他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数学发展的历史;外史 从外在的社会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思潮等原因)来研究数学发展与其他社会因素间的关系。数学史和数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和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表明数学史具有多学科交叉与综合性强的性质。人们研究数学史的历史,由来甚早。古希腊时就曾有人写过一部《几何学史》,可惜未能流传下来,但在5世纪普罗克洛斯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注文中还保留有一部分资料。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传记作品和数学著作中,曾讲述到一些数学家的生平以及其他有关数学史的材料。12世纪时,大量的古希腊和中世纪阿拉伯数学书籍传入西欧。这些著作的翻译既是当时的数学研究,也是对古典数学著作的整理和保存。近代西欧各国的数学史研究,是从18世纪,由J.É.蒙蒂克拉、C.博絮埃、.克斯特纳同时开始,而以蒙蒂克拉1758年出版的《数学史》(1799~1802年又经拉朗德增补)为代表。从19世纪末叶起,研究数学史的人逐渐增多,断代史和分科史的研究也逐渐展开,1945年以后,更有了新的发展。19世纪末叶以后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下述几个方面。①通史研究 代表作可以举出.康托尔的《数学史讲义》(4卷,1880~1908)以及.博耶(1894、1919)、.史密斯(2卷,1923~1925)、洛里亚(3卷,1929~1933)等人的著作。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也写了一部数学史收入《数学原理》丛书之中。以尤什凯维奇为代表的苏联学者和以弥永昌吉、伊东俊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也都有多卷本数学通史出版。1972年美国M.克莱因所著《古今数学思想》一书,被认为是70年代以来的一部佳作。②古希腊数学史 许多古希腊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现代文字,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的有.海贝格、胡尔奇、.希思等人。洛里亚和希思还写出了古希腊数学通史。20世纪30年代起,著名的代数学家范?德?瓦尔登在古希腊数学史方面也作出成绩。60年代以来匈牙利的A.萨博的工作则更为突出,他从哲学史出发论述了欧几里得公理体系的起源。③古埃及和巴比伦数学史 把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算书和古埃及纸草算书译成现代文字是艰难的工作。查斯和阿奇博尔德等人都译过纸草算书,而诺伊格鲍尔锲而不舍数十年对楔形文字泥板算书的研究则更为有名。他所著的《楔形文字数学史料研究》(1935、1937)、《楔形文字数学书》(与萨克斯合著,1945)都是这方面的权威性著作。他所著《古代精密科学》(1951)一书,汇集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古埃及和巴比伦数学史研究成果。范?德?瓦尔登的《科学的觉醒》(1954)一书,则又加进古希腊数学史,成为古代世界数学史的权威性著作之一。④断代史和分科史研究 德国数学家(C.)F.克莱因著的《19世纪数学发展史讲义》(1926~1927)一书,是断代体近现代数学史研究的开始,它成书于20世纪,但其中所反映的对数学的看法却大都是19世纪的。直到1978年法国数学家J.迪厄多内所写的《1700~1900数学史概论》出版之前,断代体数学史专著并不多,但却有(.)H.外尔写的《半个世纪的数学》之类的著名论文。对数学各分支的历史,从数论、概率论,直到流形概念、希尔伯特23个数学问题的历史等,有多种专著出现,而且不乏名家手笔。许多著名数学家参预数学史的研究,可能是基于()H.庞加莱的如下信念,即:“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将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或是如H.外尔所说的:“如果不知道远溯古希腊各代前辈所建立的和发展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近50年来数学的目标,也不可能理解它的成就。”⑤历代数学家的传记以及他们的《全集》、《选集》的整理和出版 这是数学史研究的大量工作之一。此外还有多种《数学经典论著选读》出现,辑录了历代数学家成名之作的珍贵片断。⑥专业性学术杂志 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康托尔(1877~1913,30卷)和洛里亚(1898~1922,21卷)都曾主编过数学史杂志,最有名的是埃内斯特勒姆主编的《数学宝藏》(1884~1915,30卷)。现代则有国际科学史协会数学史分会主编的《国际数学史杂志》。中国以历史传统悠久而著称于世界,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备数”条内常常论述到数学的作用和数学的历史。例如较早的《汉书?律历志》说数学是“推历、生律、 制器、 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稳,钩深致远,莫不用焉”。《隋书?律历志》记述了圆周率计算的历史,记载了祖冲之的光辉成就。历代正史《列传》中,有时也给出了数学家的传记。正史的《经籍志》则记载有数学书目。在中国古算书的序、跋中,经常出现数学史的内容。如刘徽注《九章算术》序 (263)中曾谈到《九章算术》形成的历史;王孝通“上缉古算经表”中曾对刘徽、祖冲之等人的数学工作进行评论;祖颐为《四元玉鉴》所写的序文中讲述了由天元术发展成四元术的历史。宋刊本《数术记遗》之后附录有“算学源流”,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用印刷术保存下来的数学史资料。程大位 《算法统宗》(1592)书末附有“算经源流”,记录了宋明间的数学书目。以上所述属于零散的片断资料,对中国古代数学史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则是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在清代中晚期进行的。主要有:①对古算书的整理和研究,《算经十书》(汉唐间算书)和宋元算书的校订、注释和出版,参预此项工作的有戴震(1724~1777)、李潢(?~1811)、阮元(1764~1849)、沈钦裴(1829年校算《四元玉鉴》)、罗士琳(1789~1853)等人。②编辑出版了《畴人传》(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传记),它“肇自黄帝,迄于昭(清)代,凡为此学者,人为之传”,它是由阮元、李锐等编辑的(1795~1799)。其后,罗士琳作“补遗”(1840),诸可宝作《畴人传三编》(1886),黄钟骏又作《畴人传四编》(1898)。《畴人传》,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物传记体裁的数学史。收入人物多,资料丰富,评论允当,它完全可以和蒙蒂克拉的数学史相媲美。利用现代数学概念,对中国数学史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使中国数学史研究建立在现代科学方法之上的学科奠基人,是李俨和钱宝琮。他们都是从五四运动前后起,开始搜集古算书,进行考订、整理和开展研究工作的。经过半个多世纪,李俨的论文自编为《中算史论丛》(1~5集,1954~1955),钱宝琮则有《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集》(1984)行世。从20世纪30年代起,两人都有通史性中国数学史专著出版,李俨有《中国算学史》(1937)、《中国数学大纲》(1958);钱宝琮有《中国算学史》(上,1932)并主编了《中国数学史》(1964)。钱宝琮校点的《算经十书》(1963)和上述各种专著一道,都是权威性著作。从19世纪末,即有人(伟烈亚力、赫师慎等)用外文发表中国数学史方面的文章。20世纪初日本人三上义夫的《数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以及50年代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对中国数学史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有一些中国的古典算书已经有日、英、法、俄、德等文字的译本。在英、美、日、俄、法、比利时等国都有人直接利用中国古典文献进行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以及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数学史的比较研究。参考资料:数学史自建国以来,由於中算史专家李俨教授、钱宝琮教授、严敦杰教授的提倡,在国内有不少自发的人员从事于数学史研究,这些人员都是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相互之间,在学术上很少进行磋商,但是,在中国数学史、外国数学史上确有许多急需解决的疑难问题,也就是由於当时形势的需要,急需把这些“个体户”组织起来,按“互助组”的形式进行研究。自1977年“互助组”成立以来,已有十五年了。在这期间,相互切磋、相互提携、相互支援、相互协助共同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不少可喜工作。例如,1984年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中、外数学史讲习班”,除有百余所高等院校派员参加学习外,还有当代著名数学家江泽涵教授、吴文俊教授、王梓坤教授光临“讲习班”,进行指导并讲话,“讲习班”还邀请了全国十多名著名数学史家前来授课或作专题讲演;在“讲习班”期间,不但播放了中国数学古籍的幻灯片、故宫博物院库藏科、技文物幻灯片,而且有幸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库藏数百种科、技文物的实物。这次“讲习班”的活动,收到非常丰硕的效果,之后,有很多人对数学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加入了数学史的行列,从而对数学史进行学习、探讨、研究;也有人积极进行准备,拟开设数学史课,从而改变了全国只有十一所高校开设数学史课的极不相称之局面。在中国古典数学中,《九章算术》及《数书九章》是两部著名学术著作,其中有许多千古未解之谜及疑难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研究中以及教学中的难题,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于1986年在徐州师范学院举办了“《九章算术》暨《数书九章》暑期讲习班”,全国有四、五十所高等院校派员参加了这次“讲习班”。一致认为这次“讲习班”解决了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教学中的实际困惑和难点。“讲习班”期间,除讲授课程、专题报告外,还组织了多次“专题讨论”;在“专题讨论”中,可以自由发言,讲述个人的不同观点,并可以进行辩论和答问;因而“专题讨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之后,还参观了徐州地区的古迹和出土文物展览。原先,由开设数学史课程的十一所高校,后来逐渐扩展为六十多所高校,但是这种大范围的扩展,使得数学史的教材成了当务之亟的问题,因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教材的编撰工作;于1986年、1987年分别出版了《中国数学简史》、《外国数学简史》两部高校教材,不止解决了一些高校缺少数学史教材问题,也可供给某些研究生作为业余的读物,这两部教材现已被广大高校所采用。为了统一各高校数学史的教学要求,为了划一数学史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于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集了八所高等学校,共同制定了《高校中、外数学史教学大纲(草案)》、《数学史研究生培养方案(草案)》,并呈报给国家教委备案。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不但使研究生互访“互助组”各校的有关人员,而且还相互邀请“互助组”各校的有关人员前来授课,从而促进各校之间对研究生培养的联系;至於前来北京师大进修的德国慕尼黑大学进修生、日本东海大学高级进修生、日本东北大学进修生,也得到“互助组”各校有关人员的支持。为了深入探讨中国古典数学名著,制定了《中国数学史研究丛书》的规划,于1982年、1987年分别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即《〈九章算术〉与刘徽》、《秦九韶与〈数书九章〉》。这两部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得到国内、外许多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不但不是没有可深入研究的问题,而相反的是,认为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前景,是非常广阔而大有作为的。因之,使得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事于中国数学史的研究。由於这两部专著的专题性很强,有些其他方面的学术论文不便收录,所以于差不多同时,先后出版了《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一)》、《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三)》;从而为广大学者和读者,提供了学术园地。为了弘扬中国古代优秀科技文化,经国家教委批准,并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次资助以及其他五单位资助,分别于1987年、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秦九韶《数书九章》成书7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国际会议”、“《九章算术》暨刘徽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像这样的专题性学术研讨会在国际上并不多见,因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会前收到不少国际学术界知名人士的贺电,会后分别寄赠会议论文集,前来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十多个国籍,分别为50余人、60余人;这两次专题性的国际会议,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深入钻研中国古典数学,原拟计划先后出版《中国数学史论文集(四)》、《刘徽研究》、《中国数学史大系》、《南北朝数学》以及《隋唐数学》等书。其中《中国数学史论文集(四)》,早已发稿,由於技术上的原因,推迟了发排的时间;《中国数学史大系》,正在加紧撰写稿件;是国家“八五”期间重点图书,任重而道远,各位执笔者有信心完成任务。《刘徽研究》一书,是《〈九战算术〉与刘徽》一书的继续和发展。经过六年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终至与读者见面,由于种种原因,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请作者和读者们谅解和批评、指正。《刘徽研究》能得以出版,还是与台湾九章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孙文先先生、杨益先生的鼎力相助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此,特致以由衷的谢意。原来计划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刘徽的各项成就,但是,由於发稿较晚、发排较迟、校对也费了不少时日,在这里特向读者致以深切的歉意。到现在,“互助组”已不适合当前形势的需要,乃代替以“才团”,我们实事求是,继续前进,争取新的成绩。
参考1邓小荣.高中数学的体验教学法〔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3(8)2黄红.浅谈高中数学概念的教学方法〔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6)3胡中双.浅谈高中数学教学中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7)4竺仕芳.激发兴趣,走出误区———综合高中数学教学探索〔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3(4)5杨培谊,于鸿.高中数学解题方法与技巧〔M〕.北京:北京学院出版社,19931、《计算机教育应用与教育革新——’97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论文集》李克东何克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教育中的计算机》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北京部)19983、林建详编:《CAI的理论与实践——迎接21世纪的挑战》全国CBE学会第六次学术会议论文集199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参见。此书是一本从巴门尼德到怀特海的著作选集,按形而上学中的问题分类。[2]参见。此书正文的第一句话是:“要讨论形而上学,唯一正派的、当然也是聪明的方式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3]《形而上学》,982b14-28。[4]引自《古希腊悲剧经典》,罗念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49页。[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5b-986a,昊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12-13页。[6]参见若-弗·马泰伊:《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90页以下;《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78页;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290页以下。[7]《古希腊哲学》,78页。[8]《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115页以下。[9]同上书,125页。译文稍有改动。[10]《希腊哲学史》第1卷,290页。[11]亚里士多德:《论天》,引自〈希腊哲学史〉第1卷,283页。[12]《毕达哥拉斯与毕达哥拉斯学派》,107页以下。[13]巴门尼德的话可以简略地表述为:“是是,它不能不是”,因为“存在”与“是”在古希腊和大多数西方语言中从根子上是一个词,如英文之“being”与“be”。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够不够我在给你找
高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_从统一走向多样化_百度文库山东省改革高考招生制度 探索多样化录取模式_新华网山东频道钟秉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走向与挑战--科技--人民网高考制度改革的新思路:从统一走向多样化_CNKI学问望采纳。【高考蜂背,听着背】
刘应中. 边墙议//王有立. 中华文史丛书[G]. 台北: 华文书局, 1969:OO-XX.严如熤. 苗防备览//王有立. 中华文史丛书[G]. 台北: 华文书局, 1969:OO-XX.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不太清楚主从(有三层吗?),试着编写了一下。即: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专著主要责任者. 专著题名.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析出的起-止页码. 祝好运。
关于历史小论文分享
对于历史大家了解多少呢?知道怎么样书写历史的论文吗?以下是我整理好的关于历史小论文分享,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本文从高考近几年历史小论文分值入手,列出了学生在做历史小论文出现的一些问题,并详细说明其特点与今后应对的方法.
关键词: 历史小论文;逻辑思维;命题
历史小论文题是最近几年出现,为一种新题型,它由上海高考题中的论述题逐渐演变而来。这种题型着重于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学生将课本中的知识与相应的材料相结合,并应用历史语言(史学论观)描述自己的观点,这种题型没有固定的标答,也没有明显的套路。是属于开放性的试题。下表为2010年与2011年的小论文各得分段的情况进行一个实际展示:
自2010与2011年小论文题的得分段及百分比
从表中可以看出,学生在高分段得分较少,平均分没有超过一半,一个原因是学生在提炼观点时没有根据题意,导致跑题而失分;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此类的题型平时少见,做出来比较别扭,很难按题意答。
笔者在教学第一线,与学生接触较多,从平时的检测题和历年的高考题来看,学生多有失误,主要是由于知识、能力的缺陷,答题技巧、表达水平的不足以及审题、答题习惯的不良等因素造成的,属于答题的多项综合症。总括起来,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审题不慎。认真审题,明确题目要求,这是准确完整地回答好试题的关键。
第二、知识应用不够。明确题目要求,正确地回答问题,首要条件在于全面地掌握历史知识,因为学生具备了全面系统而扎扎实实的历史知识,才能够将脑中所存的丰富知识解答。
第三、表达不当。语言准确,条理清晰,这是对历史问答题的文字表述的基本要求。但学生在答题过程中思维有时比较混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点,无纲无目,段落层次不清,这就导致学生得分不高。
第四、史论脱节,逻辑很不严密。这主要表现在用史实说明历史观点或结论的答题中,部分学生不善于用史实作论据来支持题目的论点或结论,或有史无论,或有论无史。再就是在论证或分析问题的时候,不注意所述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本应完整的知识框架变得肢离破碎、残缺不全。
下面笔者就将近几年高考的历史小论文题的命题的形式与评分要求作了个总结:
一、命题方式:一般有三类1.直接提出评论的对象与内容。评论的对象有人物、事件、制度、著作及现象。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原因、性质、制度、地位、影响、作用等。2.提供一些材料进行命题论析。3.提出一种或几种观点,进行立论或驳论。
二、评分的要求,大致有四条规则:1.字数限制,一般在400~500字以内。2.分层次划等第给分。评定标准为:基本观点正确、全面,基本史实准确,能说明其提出的观点。3.史论结合,论证逻辑严密。4.文字表达简洁流畅,条理清楚。
对于今后指导参加高考的学生解决小论文题,笔者有如下一些方法供同行们在教学中参考:
首先,指导学生审题,找到合理的答题角度。审题是判断本题的命题指向,看懂试题要求。成也审题,败也审题。成败关键在于审题。
其次,指导学生史论结合地论证观点。空谈得不到分数,再华美的文采,缺乏可靠的论证,也得不到认可。历史小论文的特点是用史实论证,有论点,有论据是小论文的基本思路。
第三,教会学生提炼论点。用材料提出问题,用小论文的形式回答,是高考新课标卷已经使用的模式。审清这类题型最重要的是结合问题看清楚材料的观点。
第四、夯实基础,注意新材料与课本的结合。历史小论文主要考查学生理论应用和分析论证的能力,虽高于教材,但仍源于教材,它一般都是针对教材中的重点知识设计命题。因此,在掌握教材重点知识的基础上,注意指导学生多向变换角度分析教材,升华认识,十分有助于学生解答好历史小论文题目。
回答好这类题目。
第一种:论述题\(史实+评论)\历史小论文第二种:论证题──(观点判断+论点+史实+理论分析)(论点+史实+结论)/第三种:材料评论题/(判断+史实+理论分析)
最后,针对目前学生在答题的方式上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生在做题过程中应注意议论的`方式,主要有立论与驳论之别:
1.立论,就是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立论题,一般要求依据或者确定正确的观点、结论,运用正确的理论,选取有关的史实,从正面论证某论点的正确性,或谈谈对某一正确观点的理解与认识。论证的方法有归纳论证,对比论证,层递论证,因果论证等,根据需要采用一种或几种。答题格式是:指出观点正确。围绕观点或结论,按题目的具体要求和限定范围,进行评述或论证。
2.驳论,就是对错误的观点或立论进行反驳,否定对方的错误之处,以辩正是非,形成正确的认识。步骤是:先要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及支持观点的理由和根据,弄清其错误的实质。然后展开批驳,一要批驳对方的论点,以揭示其错误的性质;二要批驳对方的论据,以证明其虚假或证据的不足;三要批驳对方的论证,以揭露对方议论中所运用的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的矛盾或逻辑错误。这样,才能驳倒错误观点,阐明正确的思想与结论。
教师在指导学生做小论文时,不要给学生灌输题难思想,多给他们信心,从以上所给特点及方法入手,考生可按照历史答题口诀进行操作“先表态,得观点分;想论点,得分论点分;找史实,得历史史实分;作结论,得整体印象分;排好版,注意逻辑联系。”万变不离其宗,运用得当便可得到高分,虽说任重而道远,我相信本学科的同仁们会因此而收获自己的一份耕耘成果。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考试大纲的说明(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近几年高考文综试题
[3]《高考历史小论文题的命题思路及复习建议》――中国教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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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内容摘要】:新课改倡导的探究性学习,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但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学生问题意识的缺失。学生问题意识的缺失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性,制约了其全面发展。本文主要就历史教学中问题意识培养的必要性,问题意识缺失的原因以及解决对策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导致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教育目标的限制、教师知识权威的扼杀、传统教学方式的束缚、师生知识观念落后、学生提问技巧欠缺、教材的编写落后等。改变当前这种状况,需要倡导民主的、合作的、开放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旧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评价方式,进行问题思维训练,教材能有新的改进等。【关键词】:历史教学,问题意识,缺失,原因,解决对策一、历史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必要性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既是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情感教育的终极目标。而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激发学生的探索积极性,这是对学生创新精神的肯定,只要长期坚持就可形成学生正确的价值态度和价值观,为学生的下一步历史学习打下基础。美国心理学家雨蒙认为,当一个人接受一项任务,但又不知道如何完成时,他所面临的就是一个问题。构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的构建过程,学习者在这一过程中,凭借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辅助条件,去构建新的思想和概念,而当学生已有知识不足以生成和构建新的知识和概念时,新旧知识之间将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就表现为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科学之门的钥匙,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的火花,没有问题,就没有学生学习探究的动力。心理学研究成果也表明,教育过程是一个以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的统一,双方的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学生全程参与、内心体验、形成态度、构建价值观的教育全过程。而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可较好地形成学生的全程参与、内心体验、形成态度和构建价值观,这与是否形成学生的良好品德、健全人格的形成即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密切关系。所以,问题的生成和解决,是新课程学习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重要环节,是学生知识积累、能力发展的逻辑力量,是生发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的种子。在传统历史教学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由教师操纵,学生的求异思维长期得不到发展。因此,在新课程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培养。二、历史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1、传统教育目标限制。我国传统的教育是把知识的传授与掌握作为主要目标,所以长期以来我们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学生教得没问题了,即我们的着眼点在教“是什么”上,在解决问题上,以致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意识越薄弱。另外当今的高考、中考制度,使许多学校把追求高升学率作为奋斗目标,偏重于应试教育,偏重于通过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加重负担来赢得成功和声誉,从而忽视对问题意识的培养.2、教师知识权威扼杀。在发扬教学民主的今天,“师道尊严”仍蛰伏于很多人的思想深处,课堂上大多数教师仍是知识和身份上的绝对权威,教师是知识和资源的垄断者,提问是教师的专利。他们滴水不漏地对问题进行的分析和概括,所谓的“标准”答案,对学生的提问心理构成了威胁。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为了有力地控制课堂,学生的一切言行都得听他们的指令,必须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判断学生言行的对与错。做学生的失去了思维的自由,失去了言论的自由,只剩下对权威的盲从,轻而易举地扼杀了学生本来已经很弱的问题意识。3、传统教学方式束缚。传统的接受式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课本为中心”,教师独占讲台,唱“独角戏”。“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限定学生的行为,控制学生的思路,限制学生的学习自由,指定学生的学习任务。师生交往多由教师启动,教师主宰着师生、生生交往的内容和范围。”还有课堂上的时空、纪律等的限制,这些都使学生的思维和意识失去了一种自由的状态,参与的主动性受压制,学生的问题意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4、师生知识观念滞后。主要指知识观和学习观存在问题。在知识与学习的结构中,我们注重的更多的是显性知识的学习,即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而对于知识的另一种重要形式——缄默知识却缺乏关注。“缄默知识就是指那些平时为我们所意识不到,但却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知识。相当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也可称之为‘日用而不知’的知识。”缄默知识是镶嵌于实践活动中的,是情境性和个性化的,是不被充分注意的知识。在固有的知识观指导下,我们的学习偏重于向老师、书本、课堂学,偏重于传授和接受,而教学活动中大量缄默知识被师生忽视。师生对缄默知识的无知影响到教学中问题的探究和体验,无法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学生主体精神和能动性的弱化,问题意识、探究能力、创新思维因缺少开发训练而逐渐萎缩。5、学生提问技巧欠缺。陶行知先生在一首诗中曾说“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可见,提问并不容易。在课堂上学生不能质疑,不敢质疑,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不知如何质疑。问题意识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则是一种能力。大多数学生课堂上都会有思维的困惑,但对提问的方式、方法,内容叙述的要求等没有掌握。有时即使对某种现象产生了疑问,但害怕提出的问题过于浅显或落俗而遭人讥笑,顾虑重重,于是乎选择了沉默。6.教材是制约学生问题意识发展的媒介因素。我们的教材在编写内容上(特别是高中历史教材)往往无法反映学科特点。历史教材过份强调理论,而缺少精彩详细的史实描写;过分地政治化,缺少生活化;过份地文字化,缺少图片的感官刺激;观点过份地固定化,缺少对立的史学观点及最新的史学趋势。学生在平淡与单一的模式下,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考,问题意识在逐渐淡化,创造力在不断消磨。三、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解决对策1.学会教学民主,创设提问环境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说“学生只有在紧密、融洽的师生关系中,才能对学习产生安全感,并能真实地表现自己,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课堂教学民主气氛是建立心理安全环境的基础。民主、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会使学生的情绪处于最佳状态,诱发学习欲望;而过于严肃、单调和呆板的课堂气氛则会影响学生的智力活动,抑制学生的主动性。可见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是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的前提。为此,教师要俯下身子,去倾听学生的心声。哪怕学生提出的是琐碎而又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问题,或者是突发奇想的“怪论”,教师也不应当加以指责。有了良好的问题环境,学生才会敢“问”敢“答”,才会畅开言路。2、激励大胆质疑,善待提问行为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在《工作与激励》中提出:激励就是设法让客体积极参与的过程。激励一旦形成自励、他励、互励的统一,学生的主体精神就得到了弘扬。作为学生学习的主导和促进者,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地看,认真地听,设身处地地感受学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积极鼓励学生质疑问题,允许出错,允许保留意见。对学生提出的意想不到的“高见”,要及时采纳并充分给予肯定。特别是学生提出的问题对权威如书本、教师等构成挑战时,我们应毫不含糊地肯定其敢于质疑的精神。只有当学生的提问行为受到保护时,学生的问题意识才能自由呈现。3、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进。特有的历史魅力、先进的教学手段是学生产生强烈问题意识的保证。在教学中,教师要示范以方法和手段,积极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从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向学生自己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转变,达到“无疑处生疑”,提高历史问题意识的学习功效。主体探索能力的培养,是学生历史问题意识培养的关键。教师要善于挖掘历史学科中蕴含的美育因素,以历史学科本身特有的效力去吸引学生,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历史美、欣赏历史美、再现历史美,进而达到创造历史美的境界。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历史问题意识可以不断得以形成,并达到习惯化。4、教学评价方式、手段及内容的多元化。必须改变以往只重视基础知识与解题方法技巧的状况,改变只重视书面的状况,改变只重视结果的状况。在平常的教学中,可以适当地布置一些这样的作业,如让学生阅读教材的某些章节,然后就这些章节提一些问题;或者要求学生在一个学期之内必须提出一些富有创造性的问题等。甚至我们可以在平常的考试中出现让学生阅读了某段材料后进行提问的题目。5、问题思维的训练。问题意识的出现并非灵光乍现,而是脱胎于个的长期积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问题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是缺少大量的知识积累。对历史学科来说,知识储备的缺少必然会制约问题的产生,想要孕育一个创造性的问题需要的是广泛长期的准备。在平常的学习中应该鼓励学生广泛地阅读相关的课外书籍,广博地摄取不同的思想观点,在内心不断的碰撞、冲突与矛盾中共融与升华,这才能为创造性问题的产生提供基础,发展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可以通过训练培养的。为了能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1)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在重视知识的传授与基本史学能力培养的同时,可以设置一段时间或者一节课,鼓励学生尽量发挥自己的知识与联想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教师要尽量去欣赏与理解学生的问题。(2)在平常的学习中,在学生广泛阅读相关知识的同时,鼓励学生把自己在阅读中的问题记录下来,集中时间,教师针对这些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评比出“伟大的问题”,并且进行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享受问题提出与解决的乐趣。6.教材编写的改进。教学要促进学生思维就应当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教材编写应当引起学生产生问题。一般而言,问题往往产生于具体的情景、不平常的现象、奇异的事物、引起矛盾的说法、在理论上和实际中解决不了的事情中。我们的历史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必须改变过去简单的史实叙述,大量的理论分析;大量的文字叙述,少量的其它史料等状况。在教材的编写中要注意创设造成问题的情景、说法、事例,可以充分利用历史学科本身的优势,如丰富的史料,不同的史学观点,史实中的相似事件等。参考文献:1.殷世东,伍德勤《新型课堂秩序及其重构策略》,《中国教育学刊》,《中国教育学刊》出版社,2004年第8期,第37页2.石中英《关注缄默知识 深化教学改革》,《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刊社,2004年第3-4期,第38页3.肖川 《想· 思考 ·研究》,《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刊社,2004年第17期,第13页·J·斯塔科著,刘晓陵、曾守锤译:创造能力教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钟启泉、崔允郭、张华主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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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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