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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法律工作的热点。 第一章 家庭暴力的概述 第一节 家庭暴力的概念 一 国外和国内的不同认识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已经有了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有代表性的，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暴力"主要指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有害行为。 在我国，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以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构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以暴力、胁迫、摧残、折磨或其它手段侵害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等人身权利的强暴行为。 二 社会学的认识 社会学者认为：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止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社会手段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主要是妇女）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及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的平等，将反对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三 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婚姻法》修正案第三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作了明确表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基本上是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实施的。以前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趋势在发展，男性也开始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中，夫妻之间即婚姻主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第二节 家庭暴力的形式和产生原因 一 家庭暴力的形式 从目前的表现形式看，家庭暴力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 1身体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2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是指通过暗示性的威胁、言语攻击、无端挑剔，或漠不关心对方、停止或敷衍性生活等隐性暴力行为，以及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这种暴力的实施其危害性较之身体暴力要严重得多。 二、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 1 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是产生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虽然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遗留的影响依然存在。 2 家庭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们，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3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 4 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第三节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 导致婚姻破裂、家族解体 丈夫对妻子施暴，使妻子的身心健康严重受损，同时也损害了家庭的和睦、夫妻间的感情。妻子面对残暴的丈夫，心中已无爱意，只有选择离婚。 二 严重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他们会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这些影响在成年后仍会存在。另外，有暴力的家庭，其孩子长大后大多也有家庭暴力行为，违法犯罪的比例也较高。 三 导致以暴制暴 有些妇女蒙受家庭暴力后，没有通过有效的途径解决问题，来自肉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使她们产生以暴制暴的想法，这就是所谓"受虐妇女综合症"，已严重地影响着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 四 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 家庭暴力在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同时，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进一步推动了性别不平等和暴力等不良文化的传播。它对生命和资源的巨大伤害表明：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第二章 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法律干预 第一节 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 家庭暴力的具体情况 1 家庭暴力对妇女权益的侵害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我国家庭暴力上升了.以青岛市妇联为例，"91该组织接待来访的家庭暴力事件358件，占该类来访的，到1996年已增加到. 2 家庭暴力成为引起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据司法部门资料表明，家庭暴力案件约占婚姻案件的30%，个别地区达50%. 3 家庭暴力日益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2000年，江苏省妇联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237个存在暴力的家庭中，有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力有关，占％。125个直接因家庭暴力而犯罪的女性中有93人长期受到丈夫的殴打、虐待，占％。她们所犯罪种涉及到杀人、介绍容留卖淫、伤害、拐卖、盗窃、、抢劫、纵火、爆炸等，有62人犯故意杀人罪，占％；伤害、投毒、爆炸、纵火等恶性案件17起，占 ％。栖霞区某镇妇女胥某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矛盾，在两年中频频到镇、区两级政府上访闹事，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二 反家庭暴力的形势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为了切实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实现各个领域的男女平等，近年来，在反家庭暴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鼓励多部门合作共同反对家庭暴力，包括：成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专门性政府机构；成立多部门合作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协调议事机构；在公安机关建立家庭暴力投诉受理机构；建立法院特邀陪审员制度；建立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和庇护所；充分发挥妇女组织反家庭暴力的优势。 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就反家庭暴力相继出台了有关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性文件。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妇联组织等联合成立的维护妇女权益协调机构、 "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庇护所等社会干预机制纷纷建立，同时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予以明确规定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第二节 "家庭暴力"作为法律问题发展衍变的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 1995年北京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在这一阶段，中国颁行的宪法以及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都体现了国家保护家庭成员权利，禁止家庭暴力的精神。但是事实上，家庭暴力问题尚未引起社会公众和执法机关的普遍重视。家庭暴力事件通常被作视为家庭纠纷，主要通过民间调解等手段来处理。二第二阶段从1995到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之前。1995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都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国际社会反对家庭暴力的决心和态度。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广泛地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力度显著加大，相关立法研究工作增强，法律干预和司法支持手段明显增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2000年3 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这是中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家庭暴力"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法规中。 三 第三阶段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之后。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法院应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并专门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施暴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是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为各级法院正确适用婚姻法，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提供了依据。 第三节 法律干预 一 立法 我国现在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民法通则、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各种法律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 1 国际条约 中国已经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是《北京宣言》、《行动纲领》等国际文件的承诺国，已向全世界庄严承诺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 &/92(*"3(-7%+2$儿童、老人等一切弱势群体权益。 2 国家级立法 （1）《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权利、男女平等等规定是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依据。 （2）《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虽然没有使用"家庭暴力"的概念，但全法始终贯穿了反对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暴力，保护妇女权益的精神（总则、第33-35条、第40-42条）。 （3）《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体现了禁止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精神（总则、第二章、第47、52条）。 （4）《民法通则》规定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权利（第98、101、103条），并规定了相应的侵权责任形式（第134条）。 （5）《婚姻法》是中国第一部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其中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受害人有权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等寻求救助（第43条）；相应机构应当应受害人要求采取救助措施；对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究刑事法律责任（第43、45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为法院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第32条），并规定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受害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46条）。 （6）《继承法》规定家庭暴力行为可能引起继承权的丧失："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或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第7条）。 《刑法》通过对杀人罪、伤害罪、强奸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罪、虐待罪、遗弃罪等罪名和刑罚的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人予以惩处（第232-238条、第240、246、257、260、261条）。 （7）《行政法》通过规定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禁止家庭暴力行为。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等规定应由公安机关予以拘留、罚款或警告（第22条）。 （8）诉讼法，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家庭暴力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施暴人的民事责任；对构成犯罪的，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提起自诉，或通过告诉，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追究施暴人的刑事责任；对公安机关不依法履行制止或处罚家庭暴力职责的，受害人可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要求其限期履行并赔偿相应损失。 （9）地方性法规。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出台了确保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截止2003年7月为止，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等7个省、自治区人大先后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等专门性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 二 有关司法措施 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不仅需要完善的立法，更需要法律的有效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案件有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之分，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是指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构成犯罪的案件。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而处理的案件。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在法律运用，处理方式、基本程序上有所不同。 1 涉及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法律执行 （1）实践中，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主要有：因家庭暴力导致的轻伤案件；因家庭暴力导致的重伤案件，因家庭暴力杀人案件 以及受虐妇女由受害者变为施暴者导致的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 （2）审判程序 对于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主要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刑法学程序、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 2 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的法律执行 （1）我国目前的立法没有规定"家庭暴力"这个案由，司法实践中，法官审判的家庭暴力案件主要是：因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和侵犯妇女人身权利引起的损害赔偿条件，有些也尝试着直接立为"家庭暴力案件". （2）审判程序对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民事法律的家庭暴力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主要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 特别要提出的是，无论因家庭暴力导致何种案件，都不应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在这种方式下，施暴人和受害人之间权力结构不平衡，受害人无法在平等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权利。 第三章 反家庭暴力存在的法律问题 第一节 立法缺陷和司法不力 虽然我国已形成了一套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体系，但家庭暴力范围不明晰，家庭暴力举证难司法机关介入家庭暴力难等立法以及司法上的问题，仍然制约着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推进。 一 立法缺陷 1 我国现行法律针对家庭暴力虽有一些具体规定，但这些条款大都是从宏观上立论的，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妇女生命健康不受侵犯"等条文，在明确提到家庭暴力的《婚姻法》中也只是笼统的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只有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并且所采用的是严格的界定标准，这也导致了法庭认定这一事实的比率低。 2 目前，我国《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明确的认定和制裁条款。可操作性较差，对家庭暴力惩治不力。 3 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而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遭到暴力后，因缺乏法律常识没有报案或去医院开具诊断证明，这样当对方否认有暴力行为时，便无据可查。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4 家庭暴力受害者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可依。《婚姻法》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方可以提出民事赔偿，但受害妇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仍然困难。 5 现行法律主要适用对施暴者进行事后制 裁，缺乏对家庭暴力正在发生及持续过程中的救济措施。我国法律着重于制裁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行为，对于多发性的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行为缺乏措施。另外，着重于行为发生后的制裁，缺乏预防行为发生和制止行为继续的手段。二司法不力1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其观念仍停留在"家务纠纷"层面上。对向法院控告丈夫的妻子尤其难以理解，并因此责备受害妇女，受害妇女权利难以保障。 2 司法人员中对我国家庭暴力的定性、定量上认识不一，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家庭暴力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例如：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一些派出所以家庭纠纷不属其工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立案不及时，直接导致鉴定难。派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而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 3 受虐人往往希望维持家庭，她们投诉的目的只是制止施暴而不是使对方被拘禁或罚款，更不想因此使婚姻关系破裂。如何确定司法机关的角色定位，使司法更积极更妥当的介入家庭暴力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4 执法机构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手段，而现在因家庭暴力的执法主体部门虽然多但不够明确，各个主体部门之间的执法还需进一步磨合，以及执法程序不规范，也造成了对家庭暴力的制裁不力，致使家庭暴力总是游离于法律之外，受虐妇女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第二节 办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四项实际困难 一 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导致取证难 对于家庭暴力，社会公众的观念仍停留在"家务纠纷"层面上，导致律师向受害妇女亲朋邻居乃至居委会工作人员取证时，他们含糊其词，甚至拒绝作证，造成取证困难，受害妇女权利难以保障。 二 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立案不及时，导致鉴定难 多数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律师说，因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 暴者的刑事责任。 三 家庭暴力立法不完善，对家庭暴力行为认定难、刑事处罚难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通常是适用普通案件的证据规则。而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四 对施暴者进行制裁难 现行法律主要适用对施暴者进行事后制裁，缺乏对家庭暴力正在发生及持续过程中的救济措施。一些受害妇女希望，在遭受家庭暴力时法律能对丈夫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而现在公安机关或居委会能做的只是让施暴丈夫写保证书，形不成任何约束力，有的丈夫可能前脚写了保证书，后脚回家继续施暴。 第三节 影响家庭暴力案件办理的一些消极社会因素 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消极的社会、道德、伦理因素，影响了家庭暴力案件办理，主要包括：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认为女性的理想角色就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恪尽本分地做个贤妻良母，在家中孝敬公婆、照顾子女、操持家务；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仍残留在一些人的脑海中，认为男人是家庭的主人。而女性则被认为是男人的附属品依附于男人而存在。在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中，当男人运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精神上统治奴役女性时，是被容忍和允许的，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为了维护家庭的"面子"而极力掩盖，认为那是家丑，同时惧怕遭来丈夫更大的暴力，于是默默忍受，不愿声张。部分女性经济地位的相对低下，认为自己是靠丈夫而生活的，丈夫为了养家，在外面奔波劳累，回到家中发发脾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此种种消极的社会、道德、伦理原因，导致家庭暴力案件办理困难。尽管"家庭暴力"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从统计数字来看，法庭最终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却是凤毛麟角。1980年，以家庭暴力为由离婚的占％，2001年新婚姻法颁布后初期因该原因离婚的也比率相当。 第四章 解决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 第一节 立法 完善立法是提高法律干预效果和解决家庭暴力的根本办法。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根本难点在于，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现有法律、法规的具体运用也缺乏可操作性。一立法形式的选择我们国家目前没有专门用于制止家庭暴力的单项立法，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分散于《宪法》、《民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其它机关的法律法规之中。下一步，是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与司法需要逐一修改现行各法的某一个方面，还是应多采取专门立法的形式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认为在解决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的宏观战略上还是应当走专门立法的道路。主要是因为： 首先，用分散的各种法律适用甚至是套用反家庭暴力案件是片面的、有限的。将反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而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是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家庭成员在家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约束力、救挤力有限。而套用《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的故意伤害和虐待罪等条款，因为法律规定的笼统、具体操作措施的缺乏，使得司法实践中由于证据不足或情节不够恶劣达不到法定罪名的最低标准而使受害人得不到保护，施暴人受不到制裁的案例屡见不鲜。 其次，反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区干预，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诸多方面，不仅有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各个法律的结合适用不完全符合其本身性质对一个综合法律的要求。 .':&4."*$,; 同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时间很短，而家庭暴力的情况在不断上升的趋势，逐一修改现行各相关法律，那么，这样的修改会有很多，需要的时间也会很长。这很难适应当前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不利于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也不利于对施暴者的教育矫治和惩处。 一些地方立法已经为国家专门立法做了有益的尝试。从1996年湖南长沙市出台《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至今，全国已有3省11市出台了这样地主性防止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条例或法规性文件，把过去比较零散的法律条文加以集中，并细则化、具体化，加强了可操作性，法律效果明显，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项目的法学家们也开始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草拟工作。 综上，我认为，一部对家庭暴力的定义、社会救助、行政措施、司法救济、法律责任都做了具体规定的专门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最有效地预防暴力的再次发生。 二 立法内容 现阶段要完善法律中关于家庭暴力的内容，应着重注意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威慑力，主要是： 1、细化家庭暴力的定义。目前主要是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所采用的是严格的界定标准，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来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我国是套用刑法的相关规定，以情节恶
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现状从当前世界各国关于亲属法的法律制度来看，对违法婚姻的规制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立法模式，即单纯规定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一种的单轨制和既规定无效婚姻又规定可撤销婚姻的双轨制。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既反映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反映了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单轨制单轨制立法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即只规定无效婚姻的方式和只规定可撤销婚姻的方式。有些国家规定，只要缺乏法律规定的某一个结婚要件的，都属无效婚姻，绝对无效，无效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发生婚姻的效力。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人可以是婚姻当事人，也可以是其他相关特定人或特定的国家机关。属于这一类亲属法的有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如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中规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与杀害自己配偶而被判刑的人不得结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违法婚姻，可以由新婚夫妇和他们的最近尊亲属、检察机关和其他所有因提起诉讼而得到合法利益和现实利益的人提起撤销婚姻之诉;另外，未成年人不得结婚，当事人不满法定结婚年龄，可以由新婚夫妇、他们的最近尊亲属、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对于非自愿婚，即结婚时一方没有辨认能力或意思表示能力，或者在胁迫之下、恐吓之下表达结婚意思的，或者对配偶的人身辨认错误或个人基本情况产生重大误解而表达结婚意思的，可以由配偶提起撤销婚姻之诉。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意大利婚姻法中，除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外，只要确认婚姻无效能够维护自己一定合法权益的人都可以对违法婚姻提起无效之诉。规定欠缺法定结婚要件的婚姻全部为可撤销婚姻。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没有无效婚姻的情形，只要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相关当事人皆可以申请撤销。如德国《民法典家庭法》第1313条规定：“婚姻只可以在法院的判决基础上予以撤销，婚姻随在发生法律效力后而解除。在德国家庭法中规定，可以撤销的婚姻有以下几种情形:(1)重婚，一人在结婚前已有合法婚姻;(2)无行为能力的人结婚;(3)未到法定结婚年龄:(4)一方性无能;(5)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婚;(6)双方无意共同生活:(7)一方不知其行为是结婚;(8)因受欺诈而结婚;(9)因受胁迫而结婚等等。虽同为可撤销婚姻，但申请主体有所不同:在(1)一(6)情形中，申请撤销的权利人为婚姻关系中的任何一方、主管行政机关以及重婚涉及的第三人;而在后三项中申请人则只能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撤销婚姻的后果依照关于离婚的规定予以确定”。双轨制双轨制是指既规定无效婚姻，又规定可撤销婚姻的立法模式。其中的可撤销婚姻只能由婚姻当事人或者特定的人在一定期限内提请法院予以撤销。婚姻的效力从宣告撤销时起消失，没有溯及力，又称相对无效的婚姻。若有撤销请求权的人未在期限内起诉，则婚姻一直有效。双轨制根据亲属法中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不同侧重，又可分为几种具体情况。规定无效婚姻占主体地位，可撤销婚姻相对较少。我国就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对绝对无效的婚姻规定了四种情形，即重婚、早婚、近亲婚和疾病婚，而对可撤销婚姻只规定了当事人受胁迫而结婚的一种情形。另外，法国也有类似规定。但各国在申请无效或撤销的主体方面则也有不同的立法要求，如《法国民法典》仅规定未经夫妻双方或一方自由同意而结婚的只能由婚姻当事人起诉;如人的根本资格发生错误，则只能由另一方配偶申请婚姻无效:对须经父母、直系尊血亲或亲属会议同意才能结婚的，只能由有同意权的人或须经同意的人起诉。“该法第184条则规定，除上述之外的都是绝对无效婚姻，并可由夫妻双方、有利益的人、检察院提起诉讼” 。规定可撤销婚姻占主体地位，无效婚姻相对较少的立法模式。规定无效的条件较少而可撤销的条件较多的，有瑞士、我国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等亲属法。如《瑞士民法典》亲属编规定的无效婚姻有:结婚时配偶一方己有婚姻关系，结婚时配偶一方患有精神病或因继续存在的原因无判断能力，配偶双方因血亲或姻亲关系而被禁止结婚;而其可撤销婚姻则有:配偶一方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因暂时的原因无判断能力的，因误解而结婚的，因受欺而结婚的，因受胁迫而结婚的，无婚姻能力人、未成年人或禁治产人未经其父母或监护人赞同而结婚的等，可撤销婚姻的条件明显多于无效婚姻的条件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现状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将无效婚姻称之为违法婚姻，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明确规定，据此有人认为我国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其实，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文规定，但我国1980的颁布的婚姻登记办法和1994年颁布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都有婚姻无效的规定，如1994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由此看来，“以上办法和条例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仅仅是笼统规定” ，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2001年4月修改后的《婚姻法》对无效婚姻作出了明确规定。这说明，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已正式成立。婚姻无效是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从理论上讲，违法婚姻由于其违法性而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应等同于婚姻无效。但在现实条件中，并不是所有的违法婚姻，都是婚姻无效。这是因为，婚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身关系，其后果不仅及于当事人双方还直接影响到子女和家庭其他成员；同时，婚姻关系又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各国对违法婚姻的立法都极为慎重，并不将所有的违法婚姻都简单地归于无效。比如，有些国家认为结婚条件的规定有轻重程度之分，只将那些违反较重要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再比如，我国在1994年2月1日以前，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的作法，都说明违法婚姻的范围较无效婚姻为广，也就是说婚姻无效肯定是违法婚姻，而违法婚姻不一定引起无效的后果。所以，婚姻无效是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而成立的婚姻关系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是违法婚姻的一种法律后果。通过对婚姻无效的原因、认定程序、诉讼请求权、诉讼时效及法律后果等规定，构成婚姻无效法律制度。婚姻无效制度作为婚姻法律体系中结婚制度的保障，是婚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违法婚姻的治理，因此，建立全面系统的婚姻无效制度乃是完善我国婚姻立法的当务之急。婚姻无效的原因我国《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法定婚龄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效婚姻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重婚，所谓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结婚，即某个人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配偶。重婚是对一夫一妻的家庭原则的破坏，因此为各国法律所禁止，并且对于重婚，其后果归于无效。如果其重婚行为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近亲婚，从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范围上看，凡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的，都是无效婚姻。疾病婚，禁止特定的疾病患者结婚，如患麻疯病、性病、重型精神病未经治愈，以及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或暂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属于无效婚姻。早婚，早婚是指男女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姻而结婚，即指在未达到法定婚龄之前所形成的非法两性关系。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岁，女不得早于20岁。只有男女双方分别达到法定年龄，才允许结婚。未达到这个年龄而结婚者，谓之早婚。未登记婚，未登记婚是指男女双方没有履行结婚登记程序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两性关系。未登记婚违反的是婚姻成立的法定形式要件。从婚姻成立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角度来看，未登记婚同样是无效婚姻，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引起以下法律后果：婚姻关系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可见，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从当事人结婚之时，婚姻就没有法律效力，即使当事人取婚姻登记，该婚姻也是自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有关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前提是合法婚姻，是有效婚姻。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是违法婚姻。因此，婚姻法有关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以无效婚姻被撤销婚姻的当事人都不适用。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这种婚姻所生育的子女却受法律保护。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婚姻法中规定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当事人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时，坚持并贯彻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规定其当事人所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义务，任何人不得歧视。“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
盖茨承认20年前曾与女员工婚外情，怎么看待国外婚外情成风的行为？最近关于比尔盖茨婚外情而导致盖茨从微软董事会被排除在外的新闻，受到了国内外网民的广泛关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微软的股市价格也受到严重波动，不得不说国外婚外情成风的行为，已经都是大家了熟于心的，盖茨的这一操作相当于给网友们吃了一个大瓜。
文化不同
民俗民风不同
思想观念开放
首先，就是欧美等国家的传统观念，传统文化不一样导致了现在的欧美国家的民众对于婚姻这种观念，和我们中国国内的婚姻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也是一个影响国外婚外情的因素。
还有就是民族风俗和民族风气的不同，由于欧美等国家工业化较早，思想的观念改变的也比较早，导致了这些欧美国家的民族风俗和民族风气得改变从几百年前就直接开始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与他们而言有着一些根本上的差别，这也是民族风俗和民族风气根据历史的情况演变，演化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就是他们对于婚姻观念的这种传统民俗民风演化的较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从思想上比我们更加能接受。
最后就是欧美等国家的思想观念，要比我们更加开放，这不是关于欧美国家因为最早进入工业化，而是从他们历史上来看他们对于婚姻的思想观念就要比我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复杂，根据历史情况的不同，民众对于婚姻的观念也有非常巨大的差别，这就是历史文化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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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比尔盖茨宣布与妻子梅琳达分手之后，关于比尔盖茨的一系列负面新闻扑面而来。不仅微软董事会开始调查比尔盖茨与女员工婚外情，而且比尔盖茨还主动承认20多年前确实存在与女员工婚外情。
比尔盖茨承认与女员工婚外情之后，许多网友认为国外婚外情成风。我认为每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不同，就会导致每一个国家的人们思想开放程度不同。在我们看来：婚外情是一种有损家庭和睦的行为方式，在外国人眼中：婚外情只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任何一个家庭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维护，如果家庭成员中的某一方出现严重的个人行为问题，这就会导致家庭也会面临着破碎现象。许多人和妻子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总觉得二人之间缺乏刚谈恋爱时的感动，于是某一方就会用婚外情的方式选择真爱。事实上，婚外情并不能使双方找到真爱，反而加速婚姻破碎的速度。更何况许多人结婚更看重的是对方的条件，而并非对方的心意。
众所周知，欧美等地区和国家的居民保持着非常开放的理智和想法。如果碰到非常合适的结婚对象，她们会义无反顾的投入婚姻中。如果在婚姻过程中碰到非常合适的真爱，也许他们会为了爱情放弃婚姻。虽然我们并不认可国外婚外情非常普遍的行为，但是国情不同，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存在着差距。我们会因为婚外情而感觉到十分羞耻，而国外民众对于婚外情看得比较淡薄。虽然外界也会产生对婚外情的质疑，但是国外居民的接受能力偏高。
总的来说，我认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对于婚外情的看法截然不同。我始终相信坚实的爱情会得到维护，并不会出现婚外情的现象。更何况婚外情不利于家庭的维护，甚至许多家庭因为婚姻中的某一方出现婚外情而变得支离破碎。更何况许多夫妻结婚之后，他们会拥有自己的爱情结晶，我觉得离婚与婚外情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影响。婴幼儿时期的孩子面对事物很好奇，当他们得知父母出现婚外情时，这些孩子会产生心理阴影。
所有权观念对人的影响第一，所有权是私有权。私有，就是“所有”，私有体现的是自我、自身、独立、排他。所有权的支配性、绝对性、排他性、对世性，最终都是由私的性质决定的。 第二，所有权是对世权。“所有”相对于“非所有”而言，是与非所有同时产生的概念，而不是从共有(公有)中划分出“所有(私有)”后才产生的概念，但是，“非所有”“共有”却是“所有”“私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因此，“所有”这一观念能够成立，是相对于“他人非所有”而言的，而这个他人，不是一个人，是除所有人以外的世上一切人，所有人所面临的是一个集合概念，是与所有人对立存在的一个集合体，一个对世的概念。由此可知，所有权关系的特点不是“一对一”的相对关系，而是一个主体对集合体的关系，即所有权人与一切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权是对世权，不是对人权。 第三，所有权是受制约的权利。当社会中的某一个主体被法律确认为是所有人而对自己的物有完全的支配权时，同时也意味着与其相对的所有其他人对该物的让渡，没有他人对该物的让渡，所有人的支配权无从实现。因此，所有权一成立，这一主体就和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产生了相互制约的权利义务关系。 虽然所有权是所有人的资格，所有权与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同属私权，都具有绝对权，排他权的性质，但是所有权与人的主体资格，与人的生存、生命、自由权不同。人的主体资格，人的自由、生命权是每个人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天赋的权利不能被限制，被剥夺，同时也不能限制自己对该权利的享有。而所有权是在原生的权利上通过人的自由意志依法获得的权利，从法律保护资源的分配和所有权的目的出发，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被制约的权利，这种制约主要表现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所有权的行使。对所有权的限制与法律规定所有权制度的目的是一致的，设定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对物关系的紧张性。所有权的规则最终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此意义上，所有权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也是个人对社会的义务。 法律规定所有权，既注意到人的自然本性，尊重个人的独立，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同时又强调在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还要尊重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立法者将占有的事实变为权利的必然。个体的权利必须在与他人共识的关系中得到保护，如果个人的行为超出了社会共识的界限，自然要被抵制和拒绝。因此，对所有权的制约根源于所有权是在市民社会中产生并且存在于市民社会。
论完善我国公司立法中的董事忠实义务制度 【摘要】本文阐述了董事忠实义务的根据、董事的法律地位、忠实义务的体现，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联系与区别，针对公司制度存在的问题，在评价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立法中董事忠实义务规定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规定过于简单，分析国外相关理论与制度以评价现行立法，提出完善我国董事忠实义务制度的立法建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董事忠实义务的一般界定 （一）董事忠实义务的根据与体现 忠实义务，又称信义义务，指董事管理经营公司业务时，毫无保留地代表全体股东为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自导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优先。它源于作为受信人的董事与作为受益人的公司之间的信任关系。公司由董事控制，是董事决策公司应采取的行动。就关于公司而作出的任何行为而言，董事处在如同受托人一般的信义地位[1]。依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对董事在法律或事实上产生信任，有所信赖；董事因接受公司信任而负有诚信、忠实、谨慎与勤勉等义务。公司对董事个人素质与品德等充分信任，董事在此关系中具有极强人身性。从权利义务一致看，法律及公司章程授予董事充分权力，董事应基于信任在法律上承担忠实义务。这主要包括：(1)在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范围内，遵守公司章程，董事为正当目的诚信行使职权，努力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2)尽力避免董事个人利益（含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若两者冲突，后者优先。了解忠实义务，须明确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 英美法认为，公司与董事是代理关系、信义关系，董事是公司代理人，所有代理的一般规则都适用于董事与公司，例如董事不得谋取秘密利润[2]。董事如受托人、代理人一般，与公司存在信义关系。此关系包括董事作为代理人代表公司签订合同的活动，并涵盖公司全部活动。它不同于信托关系：(1)受托人是被托管财产所有人；董事不因信义关系而为公司拥有财产，因公司才是财产所有人。(2)受托人职责常由遗嘱、协议等文件限定；董事职责难以被精确限定。(3)受托人须谨慎管理受托财产并尽量避免风险；董事为公司最大利益的经营行为必然具有风险。此代理关系包括公司与董事的内、外部关系。大陆法认为公司与董事的内部关系实际上是委任关系，外部关系是代表关系，大都承认经营董事有代表公司的权力。英美法在逐渐废除“越权原则”时，实际上承认此点。 我国董事与公司应是委任关系。股东选任董事的行为与作为被选任人的董事的承诺表示（通过公司与董事签订的服务合同）构成公司与董事的委任关系。董事长与一般代理人存在法律人格、行为范围、行为性质[3]等诸多不同，董事长享有权力更多地是基于其特殊职位。我国立法更接近于大陆法，委任说更能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两大法系的学说无本质区别，殊途同归，均要求董事基于公司信任而承担义务。市场竞争要求公司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高度集中：对内，董事享有业务执行权与经营决策权，领导管理公司；对外，董事享有公司代表权，追求利益最大化，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因此，董事负有以下忠实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禁止滥用公司财产的义务；不得从事动机不纯的公司行为的义务；不得收受贿赂及其他非法收入的义务；禁止泄露公司秘密的义务等。 （二）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辨析 两大法系学说得出的董事所负义务的结论基本相同，即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日本等国对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关系颇有争议，难点在于易将两者混淆。 注意义务，即董事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注意义务，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主要包括：(1)董事不被要求在执行职责时显示比具有同样知识和经验的人被合理预计的水平更高的技能；(2)董事对仅在判断上的错误免责；(3)董事不被要求对公司事务尽连续不断的注意，或参加全部（董事）会议，尽管在任何他合理地能够参加的场合，他应参加会议；(4)对所有可合适地交由其他职员的职责，董事在无进行怀疑的根据时，相信该职员诚实履行职责。国外明确规定注意义务[4]，《公司法》缺乏相应规定。 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两者均属信义义务，其结合利于促使董事为公司利益最大化努力工作，注意义务中豁免董事责任的规定确保董事不过分保守，适当从事风险项目，适应竞争需要。而明确其区别利于把握不同的立法标准和尺度：(1)前者对董事的要求严于后者。这由前者涉及董事及相关人利益的特点所决定。如前者要求董事对任何涉及其自身利益的交易予以充分披露，并经非利害关系股东或董事批准，否则负证明交易公正性的义务。(2)前者的标准往往是一致的；后者是主观的标准，取决于董事的能力与知识。(3)内容上前者要求董事在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后者；后者要求董事尽到充分的善良管理人义务。(4)前者无豁免董事责任的规定；后者为鼓励董事进行合理风险运作，规定董事对判断上的错误免责。(5)违反前者，可能承担赔偿公司损失或被没收所得的责任；违反后者只承担赔偿公司损失的责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在举证责任、发展趋势[5]、义务指向[6]等方面有所不同。 二、我国董事忠实义务立法评价 《公司法》第59条规定忠实义务内涵与外延，第63条、第211到215条规定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其他法律，如《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仅适用于大陆股票到香港上市的公司，规定较零散，制定机关不一。 （一）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积极性规定 完善忠实义务制度，须同时设置积极性、消极性规定，以“双管齐下”，正面指导与反面督促结合，最大程度保护公司利益。我国无明确完善的忠实义务积极性规定，这加大公司、股东监督董事的难度。积极性规定应包括：(1)积极稳妥决策，指导公司，有效监督最高管理层，准确及时向股东通报、解释公司重要行动，公开法定报告及帐目以及执行董事会利于公司最大利益的决策等；(2)对自我交易中董事的利害关系的披露义务、涉及董事利害关系的表决中董事的回避义务、董事向股东公开自我交易等一切涉及董事等高级职员利益的公司经营活动的相关帐目、公开其与公司所签订的服务合同的义务等。 （二）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消极性规定 第一，忠实义务范围窄。如《公司法》第61条第2款规定的自我交易的范围仅限于董事与经理，未包括“相关人”，董事虽不与公司签订合同，但董事配偶等与公司交易亦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又如，未明确规定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合同法》第92条仅原则性地确立了后契约义务。《劳动法》第22条亦是任意性规定，缺乏保护力度，仅有上市公司的规定涉及此义务。 再如，滥用公司财产的规定较粗疏。《公司法》第57条第2款仅列举性规定董事收受非法收入，挪用公司资产等常见形态，对其他滥用公司财产行为缺乏明确规定。同时对篡夺公司机会的行为未明确加以规制。 第二，对违反自我交易制度的法律后果缺乏规定。除《公司法》第63条、第123条第2款外，立法未规定违反自我交易制度的合同与交易的法律效力。实践中，尤其如善意第三人持有以公司为付款人的本票，而本票的发票行为未经公司批准，而由利害关系董事所为[7]等棘手情况的发生，极可能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影响市场运转。 第三，其他缺陷。自我交易制度中，《公司法》第61条规定自我交易“经股东会同意”者有效，其含义模糊，未规定利害关系董事的回避等问题。董事会股东会常被利害关系董事（如大股东）所控制，自我交易既使损害公司利益也可能因控制的存在而被不公正地通过。自我交易的例外规定亦不够科学，《公司法》第61条规定的范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市场竞争要求公司迅速决策，而股东会并非经常召开，若自我交易均需股东会批准，可能丧失商机，甚至与自我交易制度的目的（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相悖。《公司法》除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享有诉权外，未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诉权。该规定的起诉对象未明确包括公司董事，不利于监督制约董事的职务行为。 三、公司董事忠实义务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关于竞业禁止、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问题 为防止董事损害公司利益，各国对董事竞业行为大都予以禁止或限制。禁止或限制的范围，有的为其任职公司“营业范围内”的行为，如日本，我国台湾；有的为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如我国，德国[8]。各国禁止或限制董事自营以及董事为“他人”利益从事竞业，不少国家只规定了有条件的竞业禁止。 后契约义务，指合同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依诚信原则应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对方处理合同终了善后事务[9]。1933年Gilford汽车公司诉Home的判例[10]就涉及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双方签署一份董事雇用合同，含有限制交易条款，规定董事任期结束后，不得“勾引”(solicit)公司客户。任期届满后，该董事组建一公司并向原公司客户发出广告。法院认为：新公司仅是使此董事违反限制交易条款的“外衣”，发出禁令要求此董事及其公司制止进一步违反限制交易条款的行为。 《公司法》第61条第1款规定了绝对竞业禁止义务，有学者认为“如果严格适用显然对于兼职董事过于苛刻；而同时又不足以禁止董事‘篡夺公司机会’的行为”[11]。这不无道理，但我国市场体制与公司制度远不如日、德等国完善，公司结构也不完全相同，若限制董事从事竞业，兼职董事则同时承担数个忠实义务，其立法调整和司法实践操作均很困难。笔者认为，从保护公司利益与完善公司制度的目的出发，应坚持现有规定。待市场机制及公司制度发育到相应程度时，再调整为限制竞业行为。 我国未规定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董事任职期间不得泄露公司秘密，离职后亦应遵守此义务。该义务旨在使董事离职后原任职公司利益免受损害，主要指董事离职后不得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利用其从事相关业务。我国应以法律明确规定明该义务并与任职期间不得泄密的规定相结合（《公司法》未规定董事泄密的法律责任）。故《公司法》亟需规定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规定：“董事在任职期间及离开原任职公司后，不得利用原任职公司的商业秘密从事与原任职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义务，不得以其他方式泄漏原任职公司商业秘密；否则，应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应鼓励董事与公司订立服务合同时对此予以详细规定。 （二）关于自我交易制度问题 自我交易指董事及关联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或签订合同。英美法最初的判例和立法均严格禁止自我交易。随着市场发展，绝对禁止暴露出诸多问题，与市场竞争，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相背。自我交易有时会给公司带来便利与利润，并非总对公司不公平。但因董事地位特殊，交易中其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对立，仍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故各国严格限制自我交易。较有代表性的是1989年美国律师协会《示范公司法》修正中确定的“安全港程序规则”(a safe harbor procedure)，它实际上是将“董事利益冲突交易”还原为对等性交易的程序，包括以下要素[12]：(1)确定“董事利益冲突交易”的范围；(2)确定在“董事利益冲突交易”中，利害关系董事和与该董事之间关系密切的相关人；(3)规定利害关系董事的披露义务；(4)确定“有资格董事”和“有资格股份”，排除利害关系董事在该交易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和可能造成的不当影响；(5)“董事利益冲突交易”在利害关系董事履行法定披露义务的基础上，只能由“有资格股东”或“有资格董事”来最终决定。“有资格董事”在决定该交易时，对公司负注意义务。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44条规定，若符合“在交易或合同被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时，该交易或合同对公司是公平的”，该自我交易合法。自我交易制度的相关人范围较广，包括：(1)管理人员；(2)董事或管理人员兼任董事或管理人员的，或与之有经济上利害关系的另一公司、合伙、社团和其他组织等。 第一，应明确规定：“关系人”非经允许不得与公司进行交易或签订合同。“关系人”的范围，可借鉴《商业银行法》第40条第2款“关系人”的范围来界定，这既使法律相互衔接，又便于法院操作。第二，自我交易的批准一分为二：日常自我交易由董事会批准；涉及重大利益的自我交易由股东会批准，如重大投资、大额买卖等。第三，明确“股东会同意”的含义。吸收“安全港程序规则”，排除利害关系董事与利害关系股东对自我交易的表决权，由非利害关系的董事或股东表决，将“安全港程序规则”及董事的利害关系披露义务由行政规章规定[13]上升到法律规定。这并不影响利害关系董事在其他场合的投票权。《公司法》第61条第2款不妨调整如下：“董事、经理或其关系人，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非利害关系股东、非利害关系董事的多数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交易。公司日常自我交易由非利害关系董事批准，公司重大自我交易由非利害关系股东批准。”同时规定：“前款关系人是指（一）董事、经理的近亲属；（二）董事、经理及其近亲属投资或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同时配套董事利害关系披露义务规定以保护公司利益。以上利害关系董事及股东回避的规定亦可适用于忠实义务制度中确定经营者报酬的过程，使公司利益免受损害。 未明确规定自我交易的法律后果。法理上看，自我交易系董事未经允许的违法行为，理应一律无效，有学者赞同，认为“对于公司机关拒绝批准承认的董事与公司之交易，应认为无效”[14]。但笔者认为，若涉及无重大过失的善意第三人利益时，自我交易应视为有效，公司有权依法要求董事赔偿损失。若自我交易的标的物系易耗物不能返还或者股东会在合理时间内追认自我交易行为或者董事主动赔偿公司损失，从交易成本与市场稳定的角度看均应视自我交易行为有效。总之，《公司法》应补充规定：“违反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订立合同或交易无效，但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除外：（一）不可能返还标的物的；（二）公司损失已由董事予以赔偿的；（三）股东会在合理时间内予以追认的；（四）无重大过失的善意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会因为自我交易行为无效而受损害的。” （三）关于滥用公司财产问题 滥用公司财产包括为了私利直接使用公司财产和“篡夺公司机会”(usurp corporate opportunities)等。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定指禁止公司董事、高级职员或者管理人员把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归自己而从中取利[15]。该规定要求，董事若未充分向股东会披露，不能使自己的利益与自己的责任冲突。因公司机会事关公司利益，此规定与公司能否取得公司机会带来的利润无关。90年代后，特拉华州等地修正了较绝对的义务规定，转采较务实的标准——考虑各方面情况，在公司完全不可能利用该机会等场合豁免董事的责任[16]。公司机会较难认定，不少国家规定“篡夺公司机会”的批准权只能由股东会行使。 第一，应增加概括性禁止规定：“董事利用职务之便滥用公司财产的，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向公司交缴惩罚性赔偿金”。董事滥用公司财产，即犯有违反信义之罪，应归还公司所丧失之所有财产或赔偿公司所受之损失。第二，商业机会、信息等抽象财富对公司越发重要，全面保护公司的要求日益急迫，应增加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规定。公司机会的认定较困难，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加以确定：一是此机会从董事职务行为中获得；二是此机会属公司经营范围内，与公司经营目的相关。可借鉴国外立法，在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前提下尽量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采取较务实的义务标准，规定：“禁止董事个人利用与公司经营目的相关的积极的商业机会，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非利害关系股东多数通过或者公司在经济上不可能利用该机会的除外。”将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相区别，因为前者具有股东分散的特点，难以完全避免“篡夺公司机会”发生，而后者的股东有更大权利且相互信任，为兼顾市场效率与公司利益，做出例外规定。 （四）关于股东诉权问题 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给公司带来损失时，公司有权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许多国家为避免董事间互相庇护，规定由监事会代表公司对董事提起诉讼或应诉董事对公司的诉讼，如日本《商法》第275条之四。为保护股东利益，日英美等国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持公司股份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东可向公司有权机关（日本为监事会，美国为董事会）请求提起诉讼追究董事责任，如公司怠于应诉（日本《商法》规定为监事会在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不提起诉讼者）则股东可代表公司提起诉讼[17]。 为更有力保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追究违反忠实义务董事的责任，可将《公司法》第63条关于董事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和第111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诉权的规定加以合并。我国股东法律意识不强，不应照搬日本商法设置股东诉权前置程序的规定，而应直接赋予监事会、股东诉权，在《公司法》总则中规定“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或者董事、经理执行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侵犯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给公司造成损害的，监事会或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参考文献】 [1]Paul and John In Journal of Business Law,Januar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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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好了再写 首先得心里有谱
英国属于英美法系，是以案例判案的。狭义上英国是没有宪法的，但广义上有。英国是英美法系的发源地，其法律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发展道路。目前施行于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法律制度，仍为英美法系的代表；苏格兰的法律制度具有大陆法系的许多特征，属于混合性质的法律制度，但其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仍为英国议会。宪法实行不成文宪法。渊源有4:①自13世纪《大宪章》起至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为止长达 600多年间所颁布的包含宪法内容的大量制定法，较重要的便达100多件;②长期积累下来的有关保护公民基本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通法判例；③宪法惯例，诸如政府的集体进退和大臣的个人责任、首相的选定和职权、反对党的重要地位等；④著名学者和法官的著作，例如早期的A.菲茨赫伯特(1470～1538)和布拉克顿，17、18世纪的科克和布莱克斯通,19世纪的W.巴哲特(1826～1877),20世纪初的.戴西(1835～1922)，以及晚近的.詹宁斯等人的著作。按照现行宪法原则，英国为君主立宪国，其特点是：①英王为联合王国和某些英联邦国家的名义元首，并无实权，只是作为统治的象征，形式上主持议会开幕和任命首相及其他重要官员等。②议会实行两院制，上议院为贵族院，属于荣誉性质，现有议员1000多人，实际参加工作的只有少数议员；下议院普选产生，掌握实际立法权。进入20世纪后，一直由两个资产阶级大党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控制。③由掌握下议院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政府,从多数党议员中任命约100人组成政府，其中的20人左右为高级大臣，组成内阁负责决定政策，向议会提出法令草案。政府与首相共进退。如议会通过不信任提案，政府即总辞职，或解散议会重新大选。首相的职权无明文规定，权力较大。④三权分立原则不严格，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大法官既是全国首要司法官员，又是上院议长，而且是内阁阁员；一身兼具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职能。不设最高法院，上议院行使最高上诉级法院的职权；没有司法部；其检察系统也不如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规模庞大、职权广泛。⑤与某些原属英帝国殖民地、现已独立的国家组成英联邦，作为控制和影响这些国家、维持其传统联系的工具。民法包括的范围很广，较重要的有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家事法和公司法等,学者分类并不一致,统称为私法，并分别被视为独立的部门法。法律上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具有行为能力。胎儿的财产利益受法律保护。财产法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的买卖、租赁、抵押和继承、信托、破产等内容。地产法最受重视，历史上规定十分复杂，1925年制定的一系列财产法令对此作了重大改革。例如，原来的终生地产、限嗣继承地产和一般可继承地产等统一成后者一类；实行地产所有权的统一登记；取消地产权无限制地扩及地上和上空的硬性规定；作出便利土地抵押的新规定。信托关系原属衡平法调整，现归入财产法。它区别于一般的代理关系，受托人一经受托，即享有为受益人的利益而处分财产的权力。关于信托的成立、其内容的限制以及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均有较详细的规定。契约法迄今仍散见于许多法令和判例。与大陆法系的国家不同，英国契约法不是列举各类契约，分别作出规定,而只就契约关系的一般原则作规定,至于各类契约的具体调整办法则以判例为准。英国在法律上否认无偿赠与契约，而且规定单方契约只对一方有效；重视契约的书面形式；各种有关法令明文规定许多类契约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例如海上保险契约、担保契约等。近年，由大公司提出书面“范约”（即定式合同）供顾客签认的办法逐渐流行。非法契约的范围比其他国家为广，某些不符公共政策的契约，例如一方承诺不在英国境内或超过合理距离的区域内从事某项商业的契约，也视为非法。承认所谓“契约失效”(frustration)说,即允许法院应契约一方的请求，以存在该当事人事先难以预见的特殊情况为理由，宣布原契约无效。由于股票、汇票、有价证券等日益成为契约标的，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数目增加，规定详细。侵权法在英美法系中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侵权行为受害人可提出侵权之诉，要求损害赔偿。刑事诉讼法上没有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犯罪受害人应另提侵权之诉。只要是无正当理由而故意或过失地侵犯他人权利，均属侵权行为。过失侵权又分重大过失和轻微过失；是否构成侵权，主要由法院根据情况来确定。受害人有过失者，采取责任分担制。家事法原来的封建色彩很浓。男女不平等的规定到现代才逐步取消。例如，到19世纪末，法律才赋予妻子以订立契约和保有奁产的权利，以及承认其继承、受赠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的财产为独立财产。按照1973年婚姻法的规定,婚龄为16岁,结婚仪式要求较严格。离婚理由大幅度放宽，感情破裂原则已为法律所正式承认。除离婚外，法律还规定有分居制度。公司法19世纪30年代起便出现某些有关公司问题的制定法。1948～1976年陆续颁布过几个综合的公司法，但有的问题仍规定在财产法和契约法中。区分营利公司和非营利社团。营利公司又划分为私公司和公公司，前者股票不得上市，股东不得超过50人，相当于大陆法系中的有限公司；后者股票可上市,股东人数不受限制,相当于大陆法系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员分两类：股票持有人和债券持有人，具有不同的过问公司业务的权利。不论是法院判决或自愿解散公司，均应指定清算人。刑法大部分内容沿袭自封建专制时期，原来的特点是没有统一法典，主要依据判例；缺乏总则规定，没有统一的罪名与刑罚；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罪名庞杂，刑罚残酷。19世纪以后，逐渐有所变化，但并未作根本改革。100多年来,刑法方面出现了大量制定法，已成为定罪判刑的主要依据；但大多是判例法的汇编，比较枝节零碎，类似于1861年《侵犯人身法》和1968年《盗窃法》那样比较集中地规定某类罪行的单行法，为数不多，而且大都不是单纯的刑事法令，而兼属或主要属于行政管理和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内容也几乎都只限于分则。最近数十年来，有些总则性问题，如犯罪构成、故意罪发展阶段和刑事责任原则等，在理论上已逐渐有所概括，有的已在法令中作了明文规定。犯罪除制定法所规定的罪名外，还有以判例为依据的普通法罪名。罪行的分类除依犯罪客体不同划分为叛逆罪、妨害公共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和侵犯人身罪等以外，最重要的分类是依罪行的轻重和适用的诉讼程序的不同划分为可诉罪和简易罪。前者大致相当于大陆法系中的刑事罪，后者大致相当于违警罪。过去所作的叛逆罪、重罪和轻罪的划分已经取消,除小部分轻罪外,一律归入可诉罪。刑罚英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残酷刑罚，如火刑、肢解、苦役流放、鞭笞等已经先后取消；现行刑罚的特点是：①法定刑多样,有规定绝对确定刑的,有只规定法定最高刑的，也有只规定刑种而不规定幅度的；②刑种繁多，以监禁和罚金为主要的刑罚，特别是明定罚金可以代替监禁；③近年大量适用不剥夺自由的刑罚方式，如缓刑、缓期监禁、附条件释放、社会监督劳动等，把对犯人的惩罚和矫正工作转移给社会。诉讼法不论民事刑事，诉讼程序都比较复杂繁琐，往往成为法官左右诉讼和律师上下其手的工具。至今没有统一的诉讼法典，其规定散见于各种法令和判例。民事诉讼按标的大小和性质不同分别由高等法院和郡法院管辖。民事诉讼中，召集陪审团的情况已大大减少，目前只限于某些侵权之诉，方得要求陪审，但法院可依职权主动决定召集陪审团。大量民事争议不经庭审而以简易程序裁决。庭审程序繁复，当事人如无律师代理，难以进行诉讼。判决大多委托行政机关执行，方式较多，包括强制返还，扣押动产或不动产、有价证券和其他收入，截留部分工资，以及破产清算等。法院还可以发布禁令（如命令不得妨碍一方当事人行使地役权等）或履行令（如命令拆除建筑物等）。刑事诉讼主要特点是：大部分案件由警察部门负责起诉。划分简易程序和起诉程序。除简易罪由治安法院以简易程序审决，可诉罪由刑事法院以起诉程序审决外，法律上还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或法院的职权决定,某些简易罪可以按起诉程序审决,某些可诉罪可以按简易程序审决；还有一些罪案则两种程序均可适用。凡以起诉程序审决的案件必须经治安法院预审同意，然后移送刑事法院审理，而且必须召集陪审团，所以又称陪审程序。对简易罪，治安法院也可以只定罪，然后移送刑事法院判刑。治安法院判刑有一定限度。刑事法院庭审采辩论制,法官只主持法庭辩论,就法律问题对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和根据陪审裁断适用法律，判处刑罚。事实的认定是陪审团的职责。重视口证，双方可对证人进行主询问、交叉询问和再询问，并且可就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平等和充分的辩论。上诉方式除一般的上诉外，可以就法律问题以“报核”形式上诉。高等法院王座庭可以人身保护状和各种特权令，如调审令、禁审令和履行职务令等进行审判监督。证据民事、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留了不少形式主义的规定，特别是对证据的关联性和可采性有较严格的要求。民事证据的可靠性只要大于对方证据即可；刑事证据的可靠性则必须达到“不容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方予采纳。律师制度英国律师制度长期一仍旧制，保留许多封建传统。律师划分为初级律师（solicitor,或译诉状律师）和高级律师（barrister,或译出庭律师）两大类。初级律师直接为当事人承办不动产转移、遗嘱书立、契约签订或公司组建等一般法律业务，以及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件等；他们只能在治安法院或郡法院出庭辩护。高级律师不与当事人接触，只接受初级律师的延请，在刑事法院、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出庭辩护。高级律师还可申请英王授为皇家大律师，其地位最高，在法庭上享有某些特权。律师组织具有浓厚的中世纪行会气息。高级律师理事会、初级律师协会和伦敦四大律师学院（包括林肯、内殿、中殿、格雷律师学院）基本控制着律师的培养、职称授予和行业纪律。英国法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法律（见资本主义法）。据英国书刊反映，英国的制定法杂乱繁多，判例成卷累牍，为了汇编简化，1965年曾成立法律编纂委员会，拟订了某些法典草案，但均未获通过，工作进展一直很缓慢。司法制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法院体系应否进一步简化，检察机关的职权和规模应否扩大，律师制度应否改革，治安法官应否专业化等，一直在争论中，特别是民事争讼日益增加，犯罪率不断上升，暴力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层出不穷，法官和律师供不应求，监狱开支浩繁。如何减少争讼和预防犯罪，是英国多年来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现状从当前世界各国关于亲属法的法律制度来看，对违法婚姻的规制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立法模式，即单纯规定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一种的单轨制和既规定无效婚姻又规定可撤销婚姻的双轨制。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既反映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反映了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单轨制单轨制立法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即只规定无效婚姻的方式和只规定可撤销婚姻的方式。有些国家规定，只要缺乏法律规定的某一个结婚要件的，都属无效婚姻，绝对无效，无效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发生婚姻的效力。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人可以是婚姻当事人，也可以是其他相关特定人或特定的国家机关。属于这一类亲属法的有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如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中规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与杀害自己配偶而被判刑的人不得结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违法婚姻，可以由新婚夫妇和他们的最近尊亲属、检察机关和其他所有因提起诉讼而得到合法利益和现实利益的人提起撤销婚姻之诉;另外，未成年人不得结婚，当事人不满法定结婚年龄，可以由新婚夫妇、他们的最近尊亲属、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对于非自愿婚，即结婚时一方没有辨认能力或意思表示能力，或者在胁迫之下、恐吓之下表达结婚意思的，或者对配偶的人身辨认错误或个人基本情况产生重大误解而表达结婚意思的，可以由配偶提起撤销婚姻之诉。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意大利婚姻法中，除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外，只要确认婚姻无效能够维护自己一定合法权益的人都可以对违法婚姻提起无效之诉。规定欠缺法定结婚要件的婚姻全部为可撤销婚姻。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没有无效婚姻的情形，只要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相关当事人皆可以申请撤销。如德国《民法典家庭法》第1313条规定：“婚姻只可以在法院的判决基础上予以撤销，婚姻随在发生法律效力后而解除。在德国家庭法中规定，可以撤销的婚姻有以下几种情形:(1)重婚，一人在结婚前已有合法婚姻;(2)无行为能力的人结婚;(3)未到法定结婚年龄:(4)一方性无能;(5)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婚;(6)双方无意共同生活:(7)一方不知其行为是结婚;(8)因受欺诈而结婚;(9)因受胁迫而结婚等等。虽同为可撤销婚姻，但申请主体有所不同:在(1)一(6)情形中，申请撤销的权利人为婚姻关系中的任何一方、主管行政机关以及重婚涉及的第三人;而在后三项中申请人则只能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撤销婚姻的后果依照关于离婚的规定予以确定”。双轨制双轨制是指既规定无效婚姻，又规定可撤销婚姻的立法模式。其中的可撤销婚姻只能由婚姻当事人或者特定的人在一定期限内提请法院予以撤销。婚姻的效力从宣告撤销时起消失，没有溯及力，又称相对无效的婚姻。若有撤销请求权的人未在期限内起诉，则婚姻一直有效。双轨制根据亲属法中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不同侧重，又可分为几种具体情况。规定无效婚姻占主体地位，可撤销婚姻相对较少。我国就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对绝对无效的婚姻规定了四种情形，即重婚、早婚、近亲婚和疾病婚，而对可撤销婚姻只规定了当事人受胁迫而结婚的一种情形。另外，法国也有类似规定。但各国在申请无效或撤销的主体方面则也有不同的立法要求，如《法国民法典》仅规定未经夫妻双方或一方自由同意而结婚的只能由婚姻当事人起诉;如人的根本资格发生错误，则只能由另一方配偶申请婚姻无效:对须经父母、直系尊血亲或亲属会议同意才能结婚的，只能由有同意权的人或须经同意的人起诉。“该法第184条则规定，除上述之外的都是绝对无效婚姻，并可由夫妻双方、有利益的人、检察院提起诉讼” 。规定可撤销婚姻占主体地位，无效婚姻相对较少的立法模式。规定无效的条件较少而可撤销的条件较多的，有瑞士、我国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等亲属法。如《瑞士民法典》亲属编规定的无效婚姻有:结婚时配偶一方己有婚姻关系，结婚时配偶一方患有精神病或因继续存在的原因无判断能力，配偶双方因血亲或姻亲关系而被禁止结婚;而其可撤销婚姻则有:配偶一方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因暂时的原因无判断能力的，因误解而结婚的，因受欺而结婚的，因受胁迫而结婚的，无婚姻能力人、未成年人或禁治产人未经其父母或监护人赞同而结婚的等，可撤销婚姻的条件明显多于无效婚姻的条件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现状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将无效婚姻称之为违法婚姻，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明确规定，据此有人认为我国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其实，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文规定，但我国1980的颁布的婚姻登记办法和1994年颁布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都有婚姻无效的规定，如1994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由此看来，“以上办法和条例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仅仅是笼统规定” ，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2001年4月修改后的《婚姻法》对无效婚姻作出了明确规定。这说明，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已正式成立。婚姻无效是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从理论上讲，违法婚姻由于其违法性而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应等同于婚姻无效。但在现实条件中，并不是所有的违法婚姻，都是婚姻无效。这是因为，婚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身关系，其后果不仅及于当事人双方还直接影响到子女和家庭其他成员；同时，婚姻关系又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各国对违法婚姻的立法都极为慎重，并不将所有的违法婚姻都简单地归于无效。比如，有些国家认为结婚条件的规定有轻重程度之分，只将那些违反较重要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再比如，我国在1994年2月1日以前，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的作法，都说明违法婚姻的范围较无效婚姻为广，也就是说婚姻无效肯定是违法婚姻，而违法婚姻不一定引起无效的后果。所以，婚姻无效是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而成立的婚姻关系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是违法婚姻的一种法律后果。通过对婚姻无效的原因、认定程序、诉讼请求权、诉讼时效及法律后果等规定，构成婚姻无效法律制度。婚姻无效制度作为婚姻法律体系中结婚制度的保障，是婚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违法婚姻的治理，因此，建立全面系统的婚姻无效制度乃是完善我国婚姻立法的当务之急。婚姻无效的原因我国《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法定婚龄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效婚姻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重婚，所谓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结婚，即某个人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配偶。重婚是对一夫一妻的家庭原则的破坏，因此为各国法律所禁止，并且对于重婚，其后果归于无效。如果其重婚行为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近亲婚，从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范围上看，凡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的，都是无效婚姻。疾病婚，禁止特定的疾病患者结婚，如患麻疯病、性病、重型精神病未经治愈，以及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或暂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属于无效婚姻。早婚，早婚是指男女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姻而结婚，即指在未达到法定婚龄之前所形成的非法两性关系。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岁，女不得早于20岁。只有男女双方分别达到法定年龄，才允许结婚。未达到这个年龄而结婚者，谓之早婚。未登记婚，未登记婚是指男女双方没有履行结婚登记程序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两性关系。未登记婚违反的是婚姻成立的法定形式要件。从婚姻成立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角度来看，未登记婚同样是无效婚姻，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引起以下法律后果：婚姻关系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可见，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从当事人结婚之时，婚姻就没有法律效力，即使当事人取婚姻登记，该婚姻也是自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有关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前提是合法婚姻，是有效婚姻。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是违法婚姻。因此，婚姻法有关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以无效婚姻被撤销婚姻的当事人都不适用。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这种婚姻所生育的子女却受法律保护。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婚姻法中规定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当事人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时，坚持并贯彻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规定其当事人所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义务，任何人不得歧视。“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
56篇。恐婚是指社会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适婚年龄的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对婚姻有较强的排斥或逃避感。这一人群被称为恐婚族。恐婚现象在城市的未婚人群中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那些三十岁上下、收入较高的白领。恐婚是一种心理状态，一般会随着时间或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恐婚症”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现代社会心理疾病。
国内外研究现状：先查国内外有没有《傲慢与偏见》婚姻观的研究论文，大致是两种情况：有相关论文，研究的婚姻观的什么问题，你觉着研究不够完善，或者有新的观点。所以你要写这个论文！无相关论文，那语言组织就是：目前对于《傲慢与偏见》的研究有那些那些，但是对其中的婚姻观还没有展开研究。研究这里面的婚姻观有什么作用。虽然我一搜索就可以查到文献，但是我还是建议您自己查文献，查文献、看文献的过程中。你就会在无形之中调整自己的语言架构、逻辑思维、勾勒文章布局！这样你才会有成长，也不至于过几天又问《傲慢与偏见》的婚姻观论文怎么写呀？急急急！祝好运，顺利完成开题报告！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目前中国治国方略的科学总结,对我国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全面依法治国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当前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志关于“四个全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现阶段事业发展，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从“四个全面”逻辑联系的高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意义。“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把握全局、深谋远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从理论创新的起点看，“四个全面”彰显了鲜明的事业导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导向;从重大主题的关系看，“四个全面”有总有分、层层深入;从逻辑演绎的过程看，“四个全面”有破有立、对立统一。“四个全面”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党探索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看，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法治保障的基础地位。其他三个“全面”同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本质上是现代化与法治化、改革与法治、党和法的关系。没有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其他三个“全面”就难以落实，“四个全面”的理论架构也会出现缺陷。二是法治价值的定向作用。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综观“四个全面”，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就如镜中花、水中月;没有法治精神的引领，改革就会迷失方向;没有法治信仰和法律制度，党的宗旨就难以实现。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标志着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日臻完善，国家治理的战略格局日趋定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推进每一个“全面”，都既要考虑具体情况，更要从“四个全面”的大局来统筹谋划。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和深刻内涵。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是目标与措施、目的与途径的关系。战略举措服从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依托战略举措。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同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从现代化进程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步，法治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法治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我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理念载入宪法。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提出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012年11月，党的报告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党的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和要求，重点集中在两个字上，即“全”和“快”。“全”是对“依法治国”的“空间”要求;“快”是对“依法治国”的“时间”要求。全面回顾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成功实践，对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和多发的时期，如果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缺乏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责任感，就很容易造成对一些事件处理失当、使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并且有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全面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法治，要靠全面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只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也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制度创新。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在变革的过程中容也易出现停顿、反复甚至逆转的现象。为了把我们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和基本方式，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等形式，有效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制度方面的空白、缺陷和冲突，切实把科学发展这一重要理念做到制度化、法治化，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我们才有力地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和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不断提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党的明确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把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进报告，成为全党上下的共同要求。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这也意味着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要做到宪法法律至上。 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一)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要加强立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经过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使我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律的基础是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律当然也要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对科学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自觉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
(二)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在继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工作的同时，把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着力提高在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力争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证司法公正
司法权威是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要坚持以公正树权威，以公正促和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职能作用。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级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自身的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工作，推动“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着力引导全体人民自觉遵守法律，使人们在全社会形成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深情阐述中国梦、布局深化改革蓝图、厉行法治治国、铁腕正风反腐……两年多来，以为的党中央，从党的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梦想承载希望、成就未来，是一个国家、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火炬。无疑，中国梦一经提出，迅速点燃了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激情，凝聚了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果说，中国梦是轴心，那么“四个全面”就是轴距，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站在时代和全局战略高度，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抓住发展新课题，提出并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就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上来，在合理区间内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所谓全面，就是尽快补齐短板，不让一个人掉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同时享有蓝天绿水，享有健康身心，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习曾强调：“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既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果敢、坚忍、苦干、实干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做勇于改革的先锋和善于改革的表率;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做一名关心社会改革发展的 “积极公民”，成为改革发展事业的建设者、推动者、主人翁。
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在新的征程中，法治会越来越被重视，依法治国的理念亦逐步深入人心，只要全面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法治氛围，广大群众就能享受到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美好生活，才能牢牢铸就“中国梦”的基石。总之，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已经不仅事关人民的福祉，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但只要不动摇、不折腾、不倒退，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寸接着一寸进，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人治与法治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制度。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封建专制、小农经济相联系，强调当权者个人作用与权威，“皇权至上”、“君言即法”、“口含天宪”。人治社会也是有法律的，封建思想家曾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发者弱则国弱”但那是约束普通民众的法，皇帝个人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在人治社会里，社会的稳定、进步完全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贤明。所谓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要求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管理国家、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治才保证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了近代西方文明。尽管人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封建秩序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从历史发展长过程看，法治优于人治的结论无需争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社会进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与人治条件下统治者个人意志至上及其多变性、随意性相反，法治则强调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作用，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进行，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和与人治的最大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者人的个人作用往往显得很突出，胜利后这些传统延续下来，没有及时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因而几乎都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从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滋长开始，发展到后来，就是人治取代法治。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19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痛定思痛，邓小平于1992年以质朴的语言讲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之后在认识的巨大飞跃。历史表明，一般性地承认法律重要还远远不够，只有时刻警惕以人治取代法治，牢固树立法治的至高权威，在法治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把依法治国方略贯彻下去。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总结长期的执政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基本治国方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发展目标，依法治国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促使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依法治国的内涵。在新的形势下对依法治国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依法治国不仅是治国的基本方略，而且是我们党的重要价值目标法治是一种治国之道，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法治或人治的取舍实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并被视为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我们党就治国方式作出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决策，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选择。把法治设定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意味着法治不仅被当作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为党和国家所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念。二、依法治国在本质上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标和要求相一致法治是被世界各国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有效办法，是全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进步。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法治针对的是权力的滥用，它反对特权，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法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因此，依法治国本质上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法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也是衡量我国法治建设成败得失的标准。我们立法和执法的整个过程都要体现和服务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主要表现为“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作为执政党，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掌管国家权力，途径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基本职能是立法和监督法律的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通过人大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党组织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须经人大认可。党领导、指导立法，但又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依法治国既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又要求党通过法治来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从而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必须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在当前的情况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键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职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四、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执政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标志着我们党执政方式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发展和转变。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坚持依法执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把依法执政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一起作为我党执政党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和要求是：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和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骨干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这就意味着，我国能否实行依法治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及其广大党政干部能否做到依法执政。当前，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以德治国的基本含义和要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道德和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中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法律以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培养和提高社会成员的修养和思想觉悟。两者具有共同的社会目的，即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紧密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经济文化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就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而言，法治与德治历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到德治和法治并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片面强调法治而忽视德治的思想是错误和有害的。法治以德治为基础，良好的道德风尚是法治有效性的社会基础，只有法治和德治并举方可长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婚礼仪式上,新娘和新郎有独特的婚礼证词,与中国传统的婚礼习俗和结婚仪式不大一样。 一般是由神父来主持，这些据说是源于北欧的古代婚礼习俗……面纱起初新娘戴面纱是作为年轻和童贞的象征，信奉天主教的新娘戴面纱代表纯洁。因此，许多新娘在赴教堂举行婚礼的时候都选择戴双层面纱，新娘的父亲将女儿交给新郎以后，由新郎亲手揭开面纱。钻戒《圣经》上说，在远古时代，男子向女子求婚时的证物就是指环。9世纪时，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法令，规定男方赠送婚戒给女方是正式求婚所不可缺少的步骤。头饰新娘子在婚礼当天佩戴头饰的习俗由来已久，古时的女子在适婚年龄都会头戴花环，以区别于已婚妇女，象征着童贞。新娘礼服的颜色代表着传统，也有特定的含义：白色代表纯洁童贞，美国和英国常用的黄色是爱神和富足的象征。花束鲜花代表激情和奖赏，传达出繁荣富饶和出类拔萃的讯息，有幸接到新娘花束的人将有好运气，也会是下一个喜结良缘的人。新娘站在新郎的左边这个习俗起源于抢婚盛行的年代，由于担心新娘的家人会在婚礼上将新娘抢回去，新郎必须空出右手来随时应战。互吻根据习俗，婚礼是以新人的亲吻而宣告结束。这一吻有着深刻的含义：通过接吻，一个人的气息和部分灵魂就留在了另一个人的体内，爱使他们合二为一。抱着新娘入洞房这一习俗是从一些土著部落的婚俗演变而来的，由于这些部落里的单身女子太少，所以男子们要到邻近的村落去抢亲，将她们扛走，免得她们一沾地就会逃走。今天，人们认为，新娘不能用左脚迈进新房的门，所以最好让新郎将新娘抱进房。当新婚夫妇乘车出发度蜜月时，汽车的后面会拴上许多易拉罐，它起源于古代扔鞋子的习俗，参加婚礼的宾客们向新人身上扔鞋子，认为如果有鞋子击中了新人乘坐的车子，那么就会带来好运。汽车鸣笛跟在新人汽车后面的车队一路不停地鸣笛，以驱走恶魔。都说法国巴黎是“浪漫之都”，法式婚礼也为不少女孩子所向往，那法国的婚礼到底有些什么讲究呢？其实，法式婚礼很简单，同时又不失庄重。白色是浪漫的法国婚礼的主色调，无论是布置用的鲜花，还是新娘的礼服，乃至所有的布置装饰，都是白色的，可以看出法国人眼中的婚姻应该是纯洁无瑕的。婚礼上，新娘子会准备手工精细、象征健康以及繁荣图案的柜子作嫁妆，所以此柜子又有“希望之匣”的美称。而新人选用的杯子也有特定的名称，名为“婚礼之杯”。法国人的婚礼既传统又随意。一般婚礼由市长或他的一名副手主持，习惯上是在周二、四、五、六日，从早上9时至下午5时之间。一般的法国人都喜欢选择在周末结婚。这样便于更多的亲友们前来观礼。美国人来源于世界各地，婚礼形式也就迥然各异。有热闹非凡的教堂婚礼；有根本没有宗教仪式的世俗婚礼；还有宾客在山顶上光着脚举行的婚礼。但不管形式多么怪异，仍然包含着一些传统的习俗。例如，新郎与新娘要交换戒指。戒指经常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婚礼仪式举行后，常常由家中的亲友往新郎新娘身上洒落一把把生米，以此祝愿他们多子多孙。在婚礼仪式后，经常会举行盛大的婚宴，这个婚宴也叫做招待酒会。食物的种类是以新郎新娘的文化传统以及新娘家的喜爱和经济状况来决定。一般都会在角落里放一个有许多层色彩缤纷的大蛋糕，新娘与新郎一起握着刀来切蛋糕。吃过蛋糕以后，新娘站在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把花束抛给那些未婚姑娘。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现状从当前世界各国关于亲属法的法律制度来看，对违法婚姻的规制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立法模式，即单纯规定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一种的单轨制和既规定无效婚姻又规定可撤销婚姻的双轨制。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既反映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反映了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单轨制单轨制立法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即只规定无效婚姻的方式和只规定可撤销婚姻的方式。有些国家规定，只要缺乏法律规定的某一个结婚要件的，都属无效婚姻，绝对无效，无效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发生婚姻的效力。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人可以是婚姻当事人，也可以是其他相关特定人或特定的国家机关。属于这一类亲属法的有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如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中规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与杀害自己配偶而被判刑的人不得结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违法婚姻，可以由新婚夫妇和他们的最近尊亲属、检察机关和其他所有因提起诉讼而得到合法利益和现实利益的人提起撤销婚姻之诉;另外，未成年人不得结婚，当事人不满法定结婚年龄，可以由新婚夫妇、他们的最近尊亲属、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对于非自愿婚，即结婚时一方没有辨认能力或意思表示能力，或者在胁迫之下、恐吓之下表达结婚意思的，或者对配偶的人身辨认错误或个人基本情况产生重大误解而表达结婚意思的，可以由配偶提起撤销婚姻之诉。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意大利婚姻法中，除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外，只要确认婚姻无效能够维护自己一定合法权益的人都可以对违法婚姻提起无效之诉。规定欠缺法定结婚要件的婚姻全部为可撤销婚姻。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没有无效婚姻的情形，只要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相关当事人皆可以申请撤销。如德国《民法典家庭法》第1313条规定：“婚姻只可以在法院的判决基础上予以撤销，婚姻随在发生法律效力后而解除。在德国家庭法中规定，可以撤销的婚姻有以下几种情形:(1)重婚，一人在结婚前已有合法婚姻;(2)无行为能力的人结婚;(3)未到法定结婚年龄:(4)一方性无能;(5)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婚;(6)双方无意共同生活:(7)一方不知其行为是结婚;(8)因受欺诈而结婚;(9)因受胁迫而结婚等等。虽同为可撤销婚姻，但申请主体有所不同:在(1)一(6)情形中，申请撤销的权利人为婚姻关系中的任何一方、主管行政机关以及重婚涉及的第三人;而在后三项中申请人则只能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撤销婚姻的后果依照关于离婚的规定予以确定”。双轨制双轨制是指既规定无效婚姻，又规定可撤销婚姻的立法模式。其中的可撤销婚姻只能由婚姻当事人或者特定的人在一定期限内提请法院予以撤销。婚姻的效力从宣告撤销时起消失，没有溯及力，又称相对无效的婚姻。若有撤销请求权的人未在期限内起诉，则婚姻一直有效。双轨制根据亲属法中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不同侧重，又可分为几种具体情况。规定无效婚姻占主体地位，可撤销婚姻相对较少。我国就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对绝对无效的婚姻规定了四种情形，即重婚、早婚、近亲婚和疾病婚，而对可撤销婚姻只规定了当事人受胁迫而结婚的一种情形。另外，法国也有类似规定。但各国在申请无效或撤销的主体方面则也有不同的立法要求，如《法国民法典》仅规定未经夫妻双方或一方自由同意而结婚的只能由婚姻当事人起诉;如人的根本资格发生错误，则只能由另一方配偶申请婚姻无效:对须经父母、直系尊血亲或亲属会议同意才能结婚的，只能由有同意权的人或须经同意的人起诉。“该法第184条则规定，除上述之外的都是绝对无效婚姻，并可由夫妻双方、有利益的人、检察院提起诉讼” 。规定可撤销婚姻占主体地位，无效婚姻相对较少的立法模式。规定无效的条件较少而可撤销的条件较多的，有瑞士、我国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等亲属法。如《瑞士民法典》亲属编规定的无效婚姻有:结婚时配偶一方己有婚姻关系，结婚时配偶一方患有精神病或因继续存在的原因无判断能力，配偶双方因血亲或姻亲关系而被禁止结婚;而其可撤销婚姻则有:配偶一方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因暂时的原因无判断能力的，因误解而结婚的，因受欺而结婚的，因受胁迫而结婚的，无婚姻能力人、未成年人或禁治产人未经其父母或监护人赞同而结婚的等，可撤销婚姻的条件明显多于无效婚姻的条件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现状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将无效婚姻称之为违法婚姻，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明确规定，据此有人认为我国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其实，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文规定，但我国1980的颁布的婚姻登记办法和1994年颁布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都有婚姻无效的规定，如1994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由此看来，“以上办法和条例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仅仅是笼统规定” ，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2001年4月修改后的《婚姻法》对无效婚姻作出了明确规定。这说明，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已正式成立。婚姻无效是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从理论上讲，违法婚姻由于其违法性而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应等同于婚姻无效。但在现实条件中，并不是所有的违法婚姻，都是婚姻无效。这是因为，婚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身关系，其后果不仅及于当事人双方还直接影响到子女和家庭其他成员；同时，婚姻关系又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各国对违法婚姻的立法都极为慎重，并不将所有的违法婚姻都简单地归于无效。比如，有些国家认为结婚条件的规定有轻重程度之分，只将那些违反较重要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再比如，我国在1994年2月1日以前，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的作法，都说明违法婚姻的范围较无效婚姻为广，也就是说婚姻无效肯定是违法婚姻，而违法婚姻不一定引起无效的后果。所以，婚姻无效是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而成立的婚姻关系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是违法婚姻的一种法律后果。通过对婚姻无效的原因、认定程序、诉讼请求权、诉讼时效及法律后果等规定，构成婚姻无效法律制度。婚姻无效制度作为婚姻法律体系中结婚制度的保障，是婚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违法婚姻的治理，因此，建立全面系统的婚姻无效制度乃是完善我国婚姻立法的当务之急。婚姻无效的原因我国《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法定婚龄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效婚姻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重婚，所谓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结婚，即某个人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配偶。重婚是对一夫一妻的家庭原则的破坏，因此为各国法律所禁止，并且对于重婚，其后果归于无效。如果其重婚行为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近亲婚，从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范围上看，凡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的，都是无效婚姻。疾病婚，禁止特定的疾病患者结婚，如患麻疯病、性病、重型精神病未经治愈，以及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或暂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属于无效婚姻。早婚，早婚是指男女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姻而结婚，即指在未达到法定婚龄之前所形成的非法两性关系。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岁，女不得早于20岁。只有男女双方分别达到法定年龄，才允许结婚。未达到这个年龄而结婚者，谓之早婚。未登记婚，未登记婚是指男女双方没有履行结婚登记程序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两性关系。未登记婚违反的是婚姻成立的法定形式要件。从婚姻成立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角度来看，未登记婚同样是无效婚姻，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引起以下法律后果：婚姻关系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可见，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从当事人结婚之时，婚姻就没有法律效力，即使当事人取婚姻登记，该婚姻也是自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有关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前提是合法婚姻，是有效婚姻。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是违法婚姻。因此，婚姻法有关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以无效婚姻被撤销婚姻的当事人都不适用。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这种婚姻所生育的子女却受法律保护。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婚姻法中规定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当事人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时，坚持并贯彻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规定其当事人所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义务，任何人不得歧视。“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