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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国名将曹彬 还有曹彬的孙女宋仁宗皇后慈圣光献太后曹氏。曹氏的哥哥，也就是八仙传说中的曹国舅。
曹氏历史名人：曹刿：春秋时期鲁国名将。鲁庄公的时候，齐攻打鲁，他求见庄公，随庄公战于长勺，利用齐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时机，叫庄公鸣鼓进攻，结果获得了长勺之战的大胜。曹参：西汉名将大臣。字敬伯，江苏省沛县人，秦末随刘邦起义，汉朝建立后，他被封为平阳侯，曾任宰相九年。协助高祖平定陈颛、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叛乱。曹不兴：吴兴(今属浙江省)人，三国时东吴著名画家，擅画人物、佛像，时人称其作品为：“曹家样”。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三国时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是个被历史误会、被《三国演义》丑化的人物。有人说他原本姓是夏侯，但复旦大学历史系最新研究，曹操的父亲曹嵩并不姓夏侯，只是宦官曹腾从宗族其他兄弟那里过继来的养子，依然是曹家人。建安元年，他统一了中国北部。其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曹氏历史名人都有谁?曹氏历史名人列表（商都文化网配图）曹丕：即魏文帝。三国时曹魏政权的建立者，曹操之子。他还被尊为当时文坛领袖，精于诗歌创作，其代表作为《燕歌行》，另著有《典论?论文》一书。曹植：著名诗人。三国时曹操之子，曹丕之弟，为魏明帝;以诗文著称于世，他的《七步诗》时至今日仍广为流传。曹丕之孙为魏国皇帝。其后裔曹霸，武卫将军，又极善画马。曹叡：魏明帝(203-239)时年36岁在位(226-239)十三年，曹丕之子即位后以司马懿为大将军，多次打败蜀相诸葛亮的进攻，但他好靡奢，喜女色。魏国政治开始衰落。曹芳：魏少帝(232-274)时年43岁在位(239-254)十五年，曹操的曾孙曹楷的儿子。魏明帝无子，死后由曹芳即位。在位时被司马懿篡权，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254年，曹芳被废。曹髦：魏高贵乡公(241-260)时年19岁在位(254-260)六年，曹丕孙曹霖的儿子。十四岁即位，260年，被司马昭杀死。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谚语。曹奂：魏元帝(246-302)时年57岁在位(260-265)五年，曹操孙燕王曹宇的儿子。265年被司马炎所废，被封为陈留王。曹氏历史名人都有谁?曹氏历史名人列表（商都文化网配图）曹娥：东汉上虞人。其父溺死於江中，不得尸骸。娥时年十四，沿江嚎哭十七昼夜仍不见其父尸首，乃在五月一日投江而死，五日后，抱父尸浮出。世传为孝女。(端午节纪念之一)曹仲达：南北朝时北齐著名画家，擅画人物。“曹衣出水”便是对其所绘人物画风及层次的赞扬。曹霸：谯郡人，唐代杰出画家，官武卫将军。擅画马匹，杜甫曾赞其所画御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曹唐：字尧宾，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人，唐代诗人，初为道士，后举进士不第。咸通中，官至使府从事。存诗三卷，今编二卷。曹松：唐代诗人。字梦徵。舒州(今安徽省潜山附近)人。生卒年不详。早年曾避乱栖居洪都西山，后依建州刺史李频。李死后，流落江湖，无所遇合。光化四年(901年)中进士，年已70余，特授校书郎而卒。著有诗1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收录时，编作《曹松诗集》2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省)人，北宋大将，历任右骁卫上将军、侍中、武宁军节度使、都监、枢密使等职。咸平二年(999年)病死，终年69岁。曹氏历史名人都有谁?曹氏历史名人列表（商都文化网配图）曹之白：元代画家,字又玄,号云西,人称贞素先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曹之白善画山水，师法李成、郭熙，从中演变成一种清疏简淡的风格。作品多以柔细之笔勾皴山石，极少渲染。早年笔墨较秀润，晚年变为苍秀简逸。曹端：字正夫，河南省渑池人，明代著名学者。永乐中举人,授霍州学正，学者称月川先生。《明史.儒林传》谓其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问其父。及长则专心性理之学，读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及张载《西铭》,叹曰:“道字是矣!”平生以倡明绝学为己任,其学务躬行实践,著《太极图说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二卷、《西铭述解一卷。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曹顶：通州(今江苏省南通)人，明代抗倭英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应募入伍，大败倭寇于江上。次年倭寇3000余人围攻通州城，曹顶率兵出击于城外，倭寇被迫退却。嘉靖三十六年四月，曹顶追击倭寇，战于城北30里之单家店，因天雨泥泞，坐骑滑倒，不幸牺牲，时年44岁。曹学佺：福建省侯官(今福州)人，明代文学家、诗文家、诗选家、学者。字能始，号石仓，又号泽雁。著有《石仓诗集》等。曹寅：清代文学家，曹雪芹之祖父，作品有《楝亭诗钞》、《续琵琶记》等，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曹振镛：安徽省歙县人，清代大臣，官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编修、学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氏历史名人都有谁?曹氏历史名人列表（商都文化网配图）曹雪芹：清代著名作家，他的名著《红楼梦》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宝贵的遗产。他不仅是后人推崇备至的曹姓名人，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曹廷杰：湖北省枝江人，清代学者，一生著述颇丰，义理精审，为后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曹锟：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被囚禁，不久病死于天津。曹汝霖：上海人，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曾协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在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中任职，新中国成立之时，避居国外。
《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计8类似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唐代的外来文明》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望采纳~
曹 刿：春秋时鲁大夫，军事家。《左传》记载了其军事思想和实践。曹 参：西汉丞相。汉朝建立后，他被封为平阳侯，曾任齐国相国九年。协助高祖平定陈颛、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实践无为而治，有“萧规曹随”之典故留世。曹 娥：东汉孝女，因其父溺死，沿江号哭，后投江抱父尸起。后人为其立碑以示表彰，世称“曹娥碑”。曹 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名阿瞒，安徽毫县人。真姓夏侯。因其父夏侯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们于是改姓为曹。曹操，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官渡之战大破袁绍后，曹操统一了中国北部。其子曹丕不久后称帝，追尊曹操为武帝。自从曹操尊姓曹氏之后，使曹姓声名大振。曹操一门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曹氏中最为显赫的望族。曹 丕：即魏文帝，著名文学家，曹操子。曹丕之子曹叡为魏明帝；曹丕之孙曹髦，魏国皇帝；曹髦后裔曹霸，为武卫将军，极善画马。曹 植：曹操第三子，三国时著名诗人、文学家，文才富艳，宋人集有《曹子建集》。曹 彬：宋代开国功臣，官至枢密使，善于治军，有宋代第一良将美称。曹知白：元末画家。曹雪芹：清代小说家，《红楼梦》作者。曹素功：清代制墨大家，“曹素功墨”至今已传14代，为墨中精品。查看全部7个回答新乡上这里批发办公文教,行业好货源,用心选放心挑.阿里1688批发广告相关问题全部历史上的曹姓名人曹刿 曹参 曹操 曹丕 曹植 曹叡 曹芳 曹髦 曹奂 曹娥 曹霸 曹唐 曹松 曹彬 曹端 曹顶 曹寅 曹锟 曹不兴 曹仲达 曹之白 曹学佺 曹廷杰 曹雪芹 曹振镛 曹福田 曹汝霖 曹学楷 曹刚川 曹文轩 曹达华 您姓曹？73 浏览14502018-05-06曹姓在历史上都有哪些人曹姓，中文姓氏之一，三国时期魏国国姓，源自西周王族支系，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在宋版《百家姓》中排第二十六，2016年排名第三十二。 曹姓在中国的来源主要有：一支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三子曹叔振铎，受封于曹，建立曹国，后为宋国所灭，子孙便以国为氏。一支出自中亚昭武九姓的曹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东北一带）。一般认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出自姬姓的曹氏是最重要的来源，曹叔振铎亦被认为是曹姓始祖。 曹姓在川甘地区和中原比较兴盛，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四川三省，占全国人口，总人口约730余万。 曹（汉语汉字），古又作"曺"。本义为“救济粮”、“粮草”、“饲料”；转义为“吃粮之人”、“庶人”；再转义为“庶务”。根据给定字形解释。会意。参见说文解字【卷五】【曰部】狱之两曹也。在廷东。从东，治事者；从曰。徐锴曰：“以言词治狱也。故从曰。 金文的曹字还有一种字形为女部加枣，分明表示与枣有关系。最古老的曹地一定是盛产野枣的地方，以采枣为重要食物来源的原始群体，自然很重视枣的收成，把枣当作氏族的图腾。原始的曹字是由上部长满果实的树枝状形，下加口字，正表示人们等待枣树上的枣成熟后可以食用。也有下加日字，表示把枣打下树后需要日晒，待枣变成暗红色后，方变成甜，滋味甘美。曹人所居住过的地方称曹地，建立城堡称曹邑，最终发展为国和姓。 曹姓名人介绍： 古代 曹刿：春秋时期鲁国名将。 曹参：西汉名将大臣。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建安元年，他统一了中国北部。其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 曹丕：即魏文帝。三国时曹魏政权的建立者，曹操之子。他还被尊为当时文坛领袖，精于诗歌创作。 曹冲：东汉末年人物，曹操之子。留有“曹冲称象”的典故。 曹植：著名诗人。三国时曹操之子，曹丕之弟，以诗文著称于世。 曹奂：魏元帝（246-302）时年57岁在位（260-265）五年，曹操孙燕王曹宇的儿子。265年被司马炎所废，被封为陈留王。 曹娥：东汉上虞人，世传为孝女。 曹霸：谯郡人，唐代杰出画家，官武卫将军。擅画马匹，杜甫曾赞其所画御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 曹唐：唐代诗人，初为道士。 曹松：唐代诗人。 曹彬：北宋大将，历任右骁卫上将军、侍中、武宁军节度使、都监、枢密使等职。 曹翰：北宋初年名将。 曹端：明代著名学者。 曹鼐：明朝政治家，正统年间内阁首辅，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癸丑科状元。 曹顶：明代抗倭英雄。 曹申吉：曹一麟玄孙，清初大臣。[9] 曹寅：清代文学家，曹雪芹之祖父。 曹锟：北洋直系军阀首领。 曹不兴：三国时东吴著名画家，擅画人物、佛像。 曹仲达：南北朝时北齐著名画家，擅画人物。 曹之白：元代画家。 曹学佺：明代文学家、诗文家、诗选家、学者。 曹廷杰：清代学者，为后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曹雪芹：清代小说家，著名文学家。他的名著《红楼梦》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宝贵的遗产。 曹振镛：清代大臣，官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编修、学政、大学士、军机大臣。 近代 曹福田：清末义和团著名首领之一，后被清政府杀害。 曹汝霖：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 曹学楷：鄂豫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5 浏览4802017-03-17历史上曹姓的名人有哪些曹操父子 曹 参：西汉丞相。汉朝建立后，他被封为平阳侯，曾任齐国相国九年。协助高祖平定陈颛、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实践无为而治，有“萧规曹随”之典故留世。 曹雪芹：清代小说家，《红楼梦》作者。 曹锟（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市塘沽），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的首领，也是保定王。曾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 浏览1282017-03-05历史上姓曹的名人有那些？有曹操、曹植、曹丕、曹雪芹、曹参等。 1、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曹操曾担任东汉丞相，后加封魏王，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手工业、安置流亡人口、实行“租调制”。 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出现转机。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渐见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曹操在汉朝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积极作用。 2、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一说鄄城），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 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3、曹丕 魏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开国皇帝（220年—226年在位）。魏武帝曹操次子，与正室卞夫人的嫡长子。 曹丕自幼文武双全，博览经传，通晓诸子百家学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击败了其弟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逝世，曹丕继任丞相、魏王。同年，受禅登基，以魏代汉，结束了汉朝四百多年的统治，建立了魏国。 曹丕在位期间，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220年）命其制定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而且平定了青州、徐州一带的割据势力，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对外平定边患，击退鲜卑，和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复在西域的建置。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于洛阳，时年四十岁。谥号文帝，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葬于首阳陵。 曹丕于诗、赋、文学皆有成就，尤擅长于五言诗，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并称“建安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另外，曹丕著有《典论》，当中的《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作品。 4、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祖籍辽宁铁岭，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 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 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 5、曹参 曹参[cān]（？—公元前190年），字敬伯，汉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名将，是继萧何后的汉代第二位相国，史称“曹相国”。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身经百战，屡建战功， 攻下二国和一百二十二个县。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汉惠帝时官至丞相，一遵萧何约束，有“萧规曹随”之称。33 浏览69282019-04-14历史上姓曹的名人有哪些1、曹彰 曹彰，字子文。沛国谯县人。三国时期曹魏宗室、将领，魏武帝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二子、魏文帝曹丕之弟、陈王曹植之兄。曹彰从小就善于射箭、驾车，臂力过人，徒手能与猛兽格斗，不怕危险困难。几次跟随曹操征伐，志向慷慨昂扬。建安二十一年，曹彰被封为鄢陵侯。 黄初四年，曹彰进京朝觐，其间得急病，六月十七日暴毙于府邸中，追谥曰威王，享年三十五岁。下葬之时，朝廷赐他銮辂龙旗、虎贲勇士一百人，仿照汉朝东平王刘苍的旧例。他的儿子曹楷承袭了爵位 。 2、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于东武阳，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的作品收录在《曹子建集》中。《曹子建集》共10卷，收录了曹植的诗文辞赋。其中收录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其代表作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其中《洛神赋》写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态，是文苑奇葩。 3、曹宇 曹宇，字彭祖，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时期魏国宗室，魏武帝曹操与环夫人之子，邓哀王曹冲同母兄弟。太和六年，封为燕王。魏明帝病危，欲以大将军辅政，不果。其子常道乡公曹奂，是魏国末代皇帝，史称魏元帝。晋朝建立后，降封燕公。
江南逢李龟年 【题解】 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名乐师。杜甫年青时在洛阳曾听过他的演唱。晚年飘泊江南后，杜甫竟与乐师异地重逢。这时候距“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时期”已经十多年了，诗人和李龟年都是晚年了，在这样的境地相逢，有回忆，有伤感。于是，诗人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说出了昔盛今衰的感慨。 【原文】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绝句四首（其一） 【题解】 杜甫的七言绝句不多，然而这一首却是中国最流行的小诗之一。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却又深含了诗人的审美理想，极受文人学者所推许，可说是以俗为雅，雅俗共赏。 【原文】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原文]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游山西村 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渔家傲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亦！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朝中措.梅 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 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 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 绿树暗长亭，几把离尊。<阳关>常恨不堪闻，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 清泪浥罗巾，各自消魂。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 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 多来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 成虚度妒！ 夜游宫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候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鹊桥仙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鹊桥仙 茅檐人静，篷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独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渔父.灯下读玄真子渔歌，因怀山阴故隐，追拟 石帆山下雨空蒙，三扇香新翠箬篷。苹叶绿，蓼花红，回首功名一梦中。 浣溪沙.和无咎韵 懒向沙头醉二瓶，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 忙日苦多闲日少，新愁常续旧愁生。客中无伴怕群行。 鹊桥仙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好事近.登梅仙山绝顶望海 挥袖上西峰，孤绝去天无尺。拄杖下临鲸海，数烟帆历历。 贪看云气舞青鸾，归路已将夕。多谢半山松吹，解 殷勤留客．
曹摅字颜远，谯国谯人也。祖肇，魏卫将军。摅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衍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县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姑愍之，密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鞠，寡妇不胜苦楚，乃自诬。狱当决，适值摅到。摅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实情，时称其明。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民不欲暂见家邪？”众囚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曰圣君。入为尚书郎，转洛阳令，仁惠明断，百姓怀之。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1），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摅使收门士，众官咸谓不然。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诘之，果服。及齐王冏辅政，摅与左思俱为记室督。冏常从容问摅曰：“天子为贼臣所逼，莫有能奋。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今入辅朝廷，匡振时艰，或有劝吾还国，于卿意如何？”摅曰：“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窃预下问，敢不尽情。愿大王居高虑危，在盈思冲，精选百官，存公屏欲，举贤进善，务得其才，然后脂车（2）秣马，高揖归藩，则上下同庆，摅等幸甚 。” 冏未纳，竟不归。
（《晋书¡列传六十》，有改动）
〔注〕（1）行马：官至贵品，其门前施政的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2）脂车：用油滑润车油，指即将驾车出行。
参考译文
曹摅（shū）字颜远，是谯国谯人。祖父名肇，（曾做）魏国的卫将军。曹摅年轻时有孝道，好学并且很会写文章，太尉王衍见到他就（很）器重他，调（他）填补了临淄县令这个缺。这个县里有一个寡妇，赡养婆婆非常用心。婆婆认为她还年轻，就劝她，让她改嫁，（可是）这个女人坚守节操不易其志。婆婆为了儿媳用心赡养她不肯改嫁这事深深地忧虑，（最后）背着儿媳自杀了。（于是）这家的亲属就告这个寡妇杀了婆婆，官府为（此）拷打审问，寡妇不能经受这般苦楚，就屈招自己有罪。案子将要判决，恰好遇上曹摅到了。曹摅了解这个女人有冤情后，再加以仔细分辨研究，将所有情况审查得清楚明白。当时人们都赞扬他英明。
监狱里有判死刑的囚犯，岁末除夕，曹摅视察监狱，（看到这些犯人）很同情他们，说道：“你们不幸落到这样一个地方，怎么样？新的一年就要到了，人情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时候），难道不想暂且回家看看吗？”众囚徒都痛哭着说道：“如果能暂且回家（看看），（便）死而无怨了。”曹摅将监狱所有的门打开让犯人出来，限定日期让（他们）回来。曹摅的属下坚决反对，都说不行。曹摅说：“这些人虽然是小人，但讲义气，不会违背我跟他们的约定，我自会替各位承担这个责任的。”（后来这些死囚）到约定的时日，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并没有违约的人，一县的人都叹服，称曹摅为圣君。以后曹摅入朝做了尚书郎，又转任洛阳县令，（因为他）仁爱宽厚明断是非，（所以）百姓都爱戴他。（有一次）当时天下大雪，宫门夜晚丢失了阻道的木行马，官员们四处查看，不知道行马到什么地方去了。曹摅派人将那些看门的士卒拘押起来，很多官员都说不应该这样。曹摅说：“宫廷警卫森严，不是外人敢偷盗的地方，一定是看门的士卒，因为天寒烤火去了才丢了行马（或：一定是看门的士卒用行马烧火御寒了。）”追问看门的士卒，（他们）果然服罪。
到齐王冏辅政的时候，曹摅与左思一起做记室督。冏曾经神色自若地问曹摅道：“天子被贼所逼，没有人能奋起救主的。是我率领天下的义兵兴复王室，今天进京辅佐朝廷，救助、振兴危难的时局，有人劝我回到齐地去，在你意下如何？”曹摅道：“扫平国贼，挽救复兴国统，从古到今作为人臣的功劳没有比大王更盛大的了。然而天下大道没有兴隆就没有衰退，世间万物没有强盛也就没有衰败，这不仅仅指人事，也是天理。（您）私下里先向我发问，我哪里敢不说心里话。希望大王处在高位时想着不安，在自满时想着谦虚，在百官中精挑细选，秉持公心摒弃私欲，推举贤才更进献善才，务必为朝廷找到能担负大业的栋梁之材，然后（您还是）用油脂涂好车轴用草料喂好马，向皇上深深地作个揖，（赶快）回到自己的齐国去吧，那样就会让朝廷与百姓同喜同庆，曹摅等也会感到很幸运。”齐王冏未能接受（曹摅的意见），最终没有回去。
白话释义： 曹摅（shū）字颜远，年轻时有孝道，好学并且很会写文章，太尉王衍见到他就（很）器重他，调（他）填补了临淄县令这个缺。
这个县里有一个寡妇，赡养婆婆非常用心。婆婆认为她还年轻，就劝她，让她改嫁，（可是）这个女人坚守节操不易其志。
婆婆为了儿媳用心赡养她不肯改嫁这事深深地忧虑，（最后）背着儿媳自杀了。（于是）这家的亲属就告这个寡妇杀了婆婆，官府为（此）拷打审问，寡妇不能经受这般苦楚，就屈招自己有罪。
案子将要判决，恰好遇上曹摅到了。 曹摅了解这个女人有冤情后，再加以仔细分辨研究，将所有情况审查得清楚明白。
当时人们都赞扬他英明。 监狱里有判死刑的囚犯，岁末除夕，曹摅视察监狱，（看到这些犯人）很同情他们，说道：“你们不幸落到这样一个地方，怎么样？新的一年就要到了，人情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时候），难道不想暂且回家看看吗？” 众囚徒都痛哭着说道：“如果能暂且回家（看看），（便）死而无怨了。”
曹摅将监狱所有的门打开让犯人出来，限定日期让（他们）回来。曹摅的属下坚决反对，都说不行。
曹摅说：“这些人虽然是小人，但讲义气，不会违背我跟他们的约定，我自会替各位承担这个责任的。” （后来这些死囚）到约定的时日，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并没有违约的人，一县的人都叹服，称曹摅为圣君。
以后曹摅入朝做了尚书郎，又转任洛阳县令，（因为他）仁爱宽厚明断是非，（所以）百姓都爱戴他。 （有一次）当时天下大雪，宫门夜晚丢失了阻道的木行马，官员们四处查看，不知道行马到什么地方去了。
曹摅派人将那些看门的士卒拘押起来，很多官员都说不应该这样。 曹摅说：“宫廷警卫森严，不是外人敢偷盗的地方，一定是看门的士卒，因为天寒烤火去了才丢了行马（或：一定是看门的士卒用行马烧火御寒了。）
”追问看门的士卒，（他们）果然服罪。等到齐王辅政的时候，曹摅与左思一起为记室督。
齐王曾经从容地问曹摅说：“天子被贼臣逼迫，不能有所奋发。我率四海义兵再次兴复王室，如今入辅朝廷，匡扶社稷振济时世，有人劝我还国，爱卿的意思如何？”曹摅说：“荡平国贼，匡复帝位，是古今人臣的功绩最大的一方面。
然而世道没有兴隆就没有萧杀，万物没有兴盛就没有衰败，并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也是天理。臣心中想，陛下能下问于我，哪里敢不尽道实情。
希望陛下居高虑危，在丰盈的时候想到挫折，精选百官，留存天下屏弃私欲，举荐贤能进谏良善，务必人尽其才，然后可以肥车秣马，籓慢归服高枕无忧，那么普天同庆，我等也会深感荣幸。”冏却并不接纳。
不久转任中书侍郎。 长沙王乂任用他为骠骑司马。
乂失败后，曹摅被免官。后因母亲去世（居家服丧）。
惠帝末年，起用他为襄城太守。 永嘉二年，高密王简镇守襄阳，以曹摅为征南司马。
那年流人王逌等聚众屯集乱军，侵掠城邑。 高密王简派遣参军崔旷讨伐，让曹摅督护崔旷。
崔旷，是很奸凶的人，诈曹摅前去迎战，约定随后跟上，然而却没有如约而至。曹摅独与逌战于郦县，军败而死。
曾经的部下及百姓都前往悼念，号哭满路，就像赶赴父母的丧事。 原文： 曹摅字颜远，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远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
县有寡妇，养姑甚谨。始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
姑悯之，间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鞫，寡妇不胜苦楚，乃自诬。
狱当决，适值摅到。摅知其有冤，更加辩究，具得情实，时称其明。
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见家邪？”众囚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
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
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为圣君。入为尚书郎，仁惠明断，百姓怀之。
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宫前用以阻止人马通行的木栅），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摅使收门士，众官感喟不然。
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 诘之，果服。
及齐王辅政，尝从容问摅曰：“天子为贼臣所逼，莫有能奋。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令人辅朝廷，匡振时艰，或有劝吾还国。
于卿意如何？”摅曰：“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 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愿大王居高虑危，在盈思冲，精选百官，存公屏欲，举贤进善，务得其才，然后诣车秣马，高揖归藩，则上下同庆，摅等幸甚。”后战死，故吏及百姓并奔丧会葬，号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此文出自唐代房玄龄所著的《晋书》 扩展资料写作背景：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写成。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
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
原文：
曹摅字颜远，谯国谯人也。祖肇，魏卫将军。摅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衍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县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姑愍之，密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鞠，寡妇不胜苦楚，乃自诬。狱当决，适值摅到。摅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实情，时称其明。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民不欲暂见家邪？”众囚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曰圣君。入为尚书郎，转洛阳令，仁惠明断，百姓怀之。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摅使收门士，众官咸谓不然。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诘之，果服。及齐王冏辅政，摅与左思俱为记室督。冏常从容问摅曰：“天子为贼臣所逼，莫有能奋。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今入辅朝廷，匡振时艰，或有劝吾还国，于卿意如何？”摅曰：“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窃预下问，敢不尽情。愿大王居高虑危，在盈思冲，精选百官，存公屏欲，举贤进善，务得其才，然后脂车秣马，高揖归藩，则上下同庆，摅等幸甚。”冏未纳，竟不归。
翻译：
曹摅（shū）字颜远，是谯国谯人。祖父名肇，（曾做）魏国的卫将军。曹摅年轻时有孝道，好学并且很会写文章，太尉王衍见到他就（很）器重他，调（他）填补了临淄县令这个缺。这个县里有一个寡妇，赡养婆婆非常用心。婆婆认为她还年轻，就劝她，让她改嫁，（可是）这个女人坚守节操不易其志。婆婆为了儿媳用心赡养她不肯改嫁这事深深地忧虑，（最后）背着儿媳自杀了。（于是）这家的亲属就告这个寡妇杀了婆婆，官府为（此）拷打审问，寡妇不能经受这般苦楚，就屈招自己有罪。案子将要判决，恰好遇上曹摅到了。曹摅了解这个女人有冤情后，再加以仔细分辨研究，将所有情况审查得清楚明白。当时人们都赞扬他英明。
监狱里有判死刑的囚犯，岁末除夕，曹摅视察监狱，（看到这些犯人）很同情他们，说道：“你们不幸落到这样一个地方，怎么样？新的一年就要到了，人情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时候），难道不想暂且回家看看吗？”众囚徒都痛哭着说道：“如果能暂且回家（看看），（便）死而无怨了。”曹摅将监狱所有的门打开让犯人出来，限定日期让（他们）回来。曹摅的属下坚决反对，都说不行。曹摅说：“这些人虽然是小人，但讲义气，不会违背我跟他们的约定，我自会替各位承担这个责任的。”（后来这些死囚）到约定的时日，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并没有违约的人，一县的人都叹服，称曹摅为圣君。以后曹摅入朝做了尚书郎，又转任洛阳县令，（因为他）仁爱宽厚明断是非，（所以）百姓都爱戴他。（有一次）当时天下大雪，宫门夜晚丢失了阻道的木行马，官员们四处查看，不知道行马到什么地方去了。曹摅派人将那些看门的士卒拘押起来，很多官员都说不应该这样。曹摅说：“宫廷警卫森严，不是外人敢偷盗的地方，一定是看门的士卒，因为天寒烤火去了才丢了行马（或：一定是看门的士卒用行马烧火御寒了。）”追问看门的士卒，（他们）果然服罪。
到齐王冏辅政的时候，曹摅与左思一起做记室督。冏曾经神色自若地问曹摅道：“天子被贼所逼，没有人能奋起救主的。是我率领天下的义兵兴复王室，今天进京辅佐朝廷，救助、振兴危难的时局，有人劝我回到齐地去，在你意下如何？”曹摅道：“扫平国贼，挽救复兴国统，从古到今作为人臣的功劳没有比大王更盛大的了。然而天下大道没有兴隆就没有衰退，世间万物没有强盛也就没有衰败，这不仅仅指人事，也是天理。（您）私下里先向我发问，我哪里敢不说心里话。希望大王处在高位时想着不安，在自满时想着谦虚，在百官中精挑细选，秉持公心摒弃私欲，推举贤才更进献善才，务必为朝廷找到能担负大业的栋梁之材，然后（您还是）用油脂涂好车轴用草料喂好马，向皇上深深地作个揖，（赶快）回到自己的齐国去吧，那样就会让朝廷与百姓同喜同庆，曹摅等也会感到很幸运。”齐王冏未能接受（曹摅的意见），最终没有回去。
曹摅（shū）（？-308年），字颜远，曹魏大司马曹休曾孙，卫将军曹肇之孙，谯国谯县 （今安徽亳州）人，西晋官员、文学家，官至襄城太守、征南司马。曹摅善治地方，爱民如子，担任临淄令期间更被称为"圣君"。其生平见载于《晋书·良吏传》中，张隐《文士传》中亦简载其生平。
全文一句一译如下：曹摅字颜远，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远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
*曹摅（shū）字颜远。年轻时有孝道，好学并且很会写文章，太尉王衍见到他就很器重他，调他填补了临淄县令这个缺。
*县有寡妇，养姑甚谨。始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
*这个县里有一个寡妇，赡养婆婆非常用心。婆婆认为她还年轻，就劝她，让她改嫁，但她坚守节操不易其志。
*姑悯之，间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鞫，寡妇不胜苦楚，乃自诬。
*婆婆怜悯儿媳，有次背着儿媳自杀了。于是这家的亲属就告这个寡妇杀了婆婆，官府为此拷打审问，寡妇不能经受这般苦楚，就屈招自己有罪。
*狱当决，适值摅到。摅知其有冤，更加辩究，具得情实，时称其明。
*案子将要判决，恰好遇上曹摅到了。曹摅了解这个女人有冤情后，再加以仔细分辨研究，将所有情况审查得清楚明白。
当时人们都赞扬他英明。 *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见家邪？”*监狱里有判死刑的囚犯，岁末除夕，曹摅视察监狱，很同情他们，说道：“你们不幸落到这样一个地方，怎么样？新的一年是人情最看重的，难道不想暂且回家看看吗？”*众囚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
*众囚徒都痛哭着说道：“如果能暂且回家，死而无怨。”*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
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曹摅将监狱所有的门打开让犯人出来，限定日期让他们回来。
曹摅的属下坚决反对，都说不行。*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
*曹摅说：“这些人虽然是小人，但讲义气，不会违背我跟他们的约定，我自会替各位承担这个责任的。”*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为圣君。
*到约定的时日，死囚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并没有违约的人，一县的人都叹服，称曹摅为圣君。*入为尚书郎。
仁惠明断，百姓怀之。*以后曹摅入朝做了尚书郎，又转任洛阳县令，仁爱宽厚明断是非，百姓都爱戴他。
*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有一次天下大雪，宫门夜晚丢失了阻道的木行马，官员们四处查看，不知道行马到什么地方去了。
*摅使收门士，众官感喟不然。*曹摅派人将那些看门的士卒拘押起来，很多官员都说不应该这样。
*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曹摅说：“宫廷警卫森严，不是外人敢偷盗的地方，一定是看门的士卒，因为天寒烤火去了才丢了行马。”
*诘之，果服。及齐王辅政，尝从容问摅曰：“天子为贼臣所逼，莫有能奋。
*追问看门的士卒，他们果然服罪了。到齐王辅政的时候，曾经神色自若地问曹摅道：“天子被贼所逼，没有人能奋起救主的。
*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令人辅朝廷，匡振时艰，或有劝吾还国。于卿意如何？”*是我率领天下的义兵兴复王室，今天进京辅佐朝廷，救助、振兴危难的时局，有人劝我回到齐地去，你意下如何？”*摅曰：“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
*曹摅道：“扫平国贼，挽救复兴国统，从古到今作为人臣的功劳没有比大王更大的了。*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然而天下大道没有兴隆就没有衰退，世间万物没有强盛也就没有衰败，这不仅仅指人事，也是天理。*愿大王居高虑危，在盈思冲，精选百官，存公屏欲，举贤进善，务得其才，然后诣车秣马，高揖归藩，则上下同庆，摅等幸甚。”
*望大王处在高位时居安思危，在自满时谦虚谨慎，精挑细选百官，秉持公心摒弃私欲，推举贤才进献善才，务必为朝廷找到能担负大业的栋梁之材，然后用油脂涂好车轴用草料喂好马，向皇上深深地作个揖，然后回到齐国去吧，那样就朝廷与百姓会同喜同庆，曹摅我们这些人也会感到庆幸。”*后战死，故吏及百姓并奔丧会葬，号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后来，曹摅战死了，官员百姓全都为他奔丧赴葬礼，在路边大声号哭，如同赴父母的葬礼一般悲痛。*。
一、译文 曹摅字颜远，谯国谯县人。
祖父曹肇，曹魏时为掌管宫门警卫将军。曹摅年少时孝顺父母，爱学习善作文，太尉王衍见面后很器重他，调补为临淄县令。
县境有一寡妇，奉养婆母很恭敬。婆母因她年轻，劝促她改嫁，媳妇守节毫不动心。
婆母怜悯她，悄悄自杀了。 亲戚乡党控告她谋害婆母，司法官用严刑拷问，寡妇忍受不了苦楚，便自行捏造供词认罪。
按罪行临处决时，适逢曹摅接任到职。曹摅知道此案有冤情，重行辨析查究，完全得知了案情的真象，当时的人称颂他的英明。
狱中有判死罪的囚犯，年终，曹摅查狱，怜悯他们，问道：“你等不幸到这非人住所，感受怎样？新年向来为人情所重视，难道不想在此时会见家人吗？” 众囚犯齐哭诉：“如果能暂得归家，死无遗恨。”曹摅通知开狱放归，明令限时返狱。
下属官吏各持己见，都说不可放归。曹摅说：“他等虽是小人，却不会背义，我替大家负担责任。”
限期到了，都遵守时间回狱了，并没有违令的人，全县感叹佩服，传称“圣君”，后人称此事为“曹摅约囚”。 进入朝廷任尚书郎，转任洛阳县令，广施仁爱明断讼事，百姓都怀念他。
时遇天降大雨雪，宫门口在夜间失去了栏架，经众官检察，都未查出它的下落。 曹摅令收监门卫，众官都说不妥。
曹摅说：“宫门近旁禁令森严，决不会有外人敢作盗，必是宫门卫士把它烧掉驱寒罢了。”经责问卫士，果然服罪。
因病辞去官职。后又重任洛阳县令。
当齐王司马冏辅佐朝政时，曹摅和左思同为记室督。司马冏曾经从容问曹摅说：“天子被叛臣威逼，没有人能挺身拯救。
我率领四方义兵起来恢复王朝，如今入朝辅佐朝廷，挽救时局艰难，有人劝告我还归封地，而你的意见是怎样的呢？” 曹摅说：“扫平祸国叛贼，辅助恢复帝位，自古迄今人臣所建的功都不及大王盛大。但道没有兴隆后而不泯灭的，物没有茂盛后而不衰落的，这不仅是人事规律，而且也是天之常理。
我个人接受您的询问，岂敢不尽献真情。 希望大王身居高位考虑到危乱，在充裕时逆料到空虚，精心选拔百官，心存公道排除私欲，举荐贤能进献善人，致力求得良才，然后整顿车马，拱手告别返归封地，便可上下同庆，曹摅等亦当极为庆幸。”
司马冏没有采纳。 不久转任中书侍郎，长沙王司马乂任他为骠骑司马。
司马乂战败，免去了官职。继之而来的是母亲去世服丧。
公元306年（永兴三年），朝廷起用曹摅为襄城太守。当时襄城多次经历匪患，曹摅进行安抚整顿治理，一个月便得到恢复。
公元308年（永嘉二年），征南大将军、高密王司马略（字元简）坐镇襄阳，任用曹摅为征南司马。当年被流放的王逌等聚众屯驻冠军，攻入城镇掠夺。
司马略派参军崔旷讨伐，命令曹摅为崔旷的都护。 崔旷是个狡诈残暴之人，欺哄曹摅为前锋作战，自己约期作后援，曹摅接战后崔旷未能如期到达，曹摅孤军与王逌战于郦县，军队战败遇难。
旧吏属及百姓同往奔丧会合送葬，一路号啕，像奔父母之丧一样。 二、原文 曹摅字颜远，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远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
县有寡妇，养姑甚谨。始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
姑悯之，间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鞫，寡妇不胜苦楚，乃自诬。
狱当决，适值摅到。摅知其有冤，更加辩究，具得情实，时称其明。
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见家邪？”众囚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
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
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为圣君。入为尚书郎。
仁惠明断，百姓怀之。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宫前用以阻止人马通行的木栅），群官检察，莫知所在。
摅使收门士，众官感喟不然。 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
诘之，果服。及齐王辅政，尝从容问摅曰：“天子为贼臣所逼，莫有能奋。
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令人辅朝廷，匡振时艰，或有劝吾还国。 于卿意如何？”摅曰：“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
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愿大王居高虑危，在盈思冲，精选百官，存公屏欲，举贤进善，务得其才，然后诣车秣马，高揖归藩，则上下同庆，摅等幸甚。”
后战死，故吏及百姓并奔丧会葬，号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三、出处 《晋书·列传第六十·良吏》 四、作者简介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
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 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 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 其他十六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另外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晋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
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
有字词的注释就更好了。
曹摅字颜远，谯国谯人也。祖肇，魏卫将军。摅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衍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县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姑愍之，密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鞠，寡妇不胜苦楚，乃自诬。狱当决，适值摅到。摅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实情，时称其明。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民不欲暂见家邪？”众囚皆涕泣曰：“若得暂归，死无恨也。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曰圣君。入为尚书郎，转洛阳令，仁惠明断，百姓怀之。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1），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摅使收门士，众官咸谓不然。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诘之，果服。及齐王冏辅政，摅与左思俱为记室督。冏常从容问摅曰：“天子为贼臣所逼，莫有能奋。吾率四海义兵兴复王室，今入辅朝廷，匡振时艰，或有劝吾还国，于卿意如何？”摅曰：“荡平国贼，匡复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窃预下问，敢不尽情。愿大王居高虑危，在盈思冲，精选百官，存公屏欲，举贤进善，务得其才，然后脂车（2）秣马，高揖归藩，则上下同庆，摅等幸甚 。” 冏未纳，竟不归。（《晋书¡列传六十》，有改动）〔注〕（1）行马：官至贵品，其门前施政的拦阻人马通行的木架。（2）脂车：用油滑润车油，指即将驾车出行。参考译文 曹摅（shū）字颜远，是谯国谯人。祖父名肇，（曾做）魏国的卫将军。曹摅年轻时有孝道，好学并且很会写文章，太尉王衍见到他就（很）器重他，调（他）填补了临淄县令这个缺。这个县里有一个寡妇，赡养婆婆非常用心。婆婆认为她还年轻，就劝她，让她改嫁，（可是）这个女人坚守节操不易其志。婆婆为了儿媳用心赡养她不肯改嫁这事深深地忧虑，（最后）背着儿媳自杀了。（于是）这家的亲属就告这个寡妇杀了婆婆，官府为（此）拷打审问，寡妇不能经受这般苦楚，就屈招自己有罪。案子将要判决，恰好遇上曹摅到了。曹摅了解这个女人有冤情后，再加以仔细分辨研究，将所有情况审查得清楚明白。当时人们都赞扬他英明。 监狱里有判死刑的囚犯，岁末除夕，曹摅视察监狱，（看到这些犯人）很同情他们，说道：“你们不幸落到这样一个地方，怎么样？新的一年就要到了，人情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时候），难道不想暂且回家看看吗？”众囚徒都痛哭着说道：“如果能暂且回家（看看），（便）死而无怨了。”曹摅将监狱所有的门打开让犯人出来，限定日期让（他们）回来。曹摅的属下坚决反对，都说不行。曹摅说：“这些人虽然是小人，但讲义气，不会违背我跟他们的约定，我自会替各位承担这个责任的。”（后来这些死囚）到约定的时日，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并没有违约的人，一县的人都叹服，称曹摅为圣君。以后曹摅入朝做了尚书郎，又转任洛阳县令，（因为他）仁爱宽厚明断是非，（所以）百姓都爱戴他。（有一次）当时天下大雪，宫门夜晚丢失了阻道的木行马，官员们四处查看，不知道行马到什么地方去了。曹摅派人将那些看门的士卒拘押起来，很多官员都说不应该这样。曹摅说：“宫廷警卫森严，不是外人敢偷盗的地方，一定是看门的士卒，因为天寒烤火去了才丢了行马（或：一定是看门的士卒用行马烧火御寒了。）”追问看门的士卒，（他们）果然服罪。 到齐王冏辅政的时候，曹摅与左思一起做记室督。冏曾经神色自若地问曹摅道：“天子被贼所逼，没有人能奋起救主的。是我率领天下的义兵兴复王室，今天进京辅佐朝廷，救助、振兴危难的时局，有人劝我回到齐地去，在你意下如何？”曹摅道：“扫平国贼，挽救复兴国统，从古到今作为人臣的功劳没有比大王更盛大的了。然而天下大道没有兴隆就没有衰退，世间万物没有强盛也就没有衰败，这不仅仅指人事，也是天理。（您）私下里先向我发问，我哪里敢不说心里话。希望大王处在高位时想着不安，在自满时想着谦虚，在百官中精挑细选，秉持公心摒弃私欲，推举贤才更进献善才，务必为朝廷找到能担负大业的栋梁之材，然后（您还是）用油脂涂好车轴用草料喂好马，向皇上深深地作个揖，（赶快）回到自己的齐国去吧，那样就会让朝廷与百姓同喜同庆，曹摅等也会感到很幸运。”齐王冏未能接受（曹摅的意见），最终没有回去。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籍贯沈阳[1] （一说辽阳），生于南京，约十四岁时迁回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 。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顒在北京述职期间病逝。康熙大帝恩旨，以曹顒堂弟曹頫过继给曹寅，接任江宁织造。是年三月初七，曹頫奏折：“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此遗腹子即曹雪芹，于四月二十六日（公历1715年5月28日）生于南京江宁织造府。曹雪芹满月后数日，六月初三，曹頫奏折：“连日时雨叠沛，四野沾足。”此即曹雪芹名“沾”的机缘，天时地利人和均占。“沾”字取《诗经·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有“世沾皇恩”之意。“雪芹”二字出自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1]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主政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家世显赫，有权有势，极富极贵，成为当时南京第一豪门，天下推为望族。康熙六下江南，曹寅接驾四次。不过，曹雪芹晚生了几年，本人并没有亲历康熙南巡盛事。《红楼梦》第16回可以为证，原著写到比贾宝玉年长的凤姐都要听赵嬷嬷等长辈的口述去了解那段历史。折叠秦淮残梦曹雪芹曹雪芹早年托赖天恩祖德（康熙帝之恩，曹玺、曹寅之徳），在昌明隆盛之邦（康雍盛世）、花柳繁华地（南京）、诗礼簪缨之族（江宁织造府）、温柔富贵乡（西园）享受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公子哥生活，日子过得心满意足，“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只在园中游卧，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他终生都对这段幸福生活记忆犹新，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中亲切地呼曰“梦幻”。童年曹雪芹淘气异常，厌恶八股文，不喜读四书五经，反感科举考试、仕途经济。虽有曹頫严加管教，请了家庭教师，又上过几天家塾，但因祖母李氏溺爱，每每护着小曹雪芹。幸而曹家家学渊深，祖父曹寅有诗词集行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及二十几种精装书的刻印，兼管扬州诗局。曹家藏书极多，精本有3287种之多。曹雪芹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环境之中，接受父兄教育、师友规训，博览群书，尤爱读诗赋、戏文、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诸如戏曲、美食、养生、医药、茶道、织造等百科文化知识和技艺莫不旁搜杂取。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皆与曹家连络有亲，李煦且兼任两淮盐政（治所在扬州，曹雪芹祖父曹寅生前也曾兼任此职）。曹雪芹小时候走亲访友时多次游历苏州、扬州、杭州、常州等地，对江南山水风物十分钟爱，友人敦诚、敦敏诗作谓为“秦淮残梦”、“扬州旧梦”。折叠家遭萧索曹雪芹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十三岁（虚岁），十二月，时任江宁织造员外郎的叔父（一说父亲）曹頫以骚扰驿站、织造亏空、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入狱，次年正月元宵节前被抄家（家人大小男女及仆人114口）。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刚回北京时，尚有崇文门外蒜市口老宅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聊以度日。可是为了偿还骚扰驿站案所欠银两，以及填补家用，不得已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有家奴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再后来，亏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更有贼寇入室盗窃，以至连日用的钱都没有，被迫拿房地文书出去抵押。终至沦落到门户凋零，人口流散，数年来更比瓦砾犹残。曹雪芹为着家里的事不好，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折叠广交名流雍正末期，曹雪芹一年长似一年，开始挑起家庭重担，渐渐地能够帮着曹頫料理些家务了。因曹頫致仕在家，懒于应酬，曹雪芹就出来代为接待，结识了一些政商名流和文坛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树立了著书立说、立德立言的远大志向，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为了家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一度勤奋读书，访师觅友，多方干谒朝中权贵。折叠虎门晨夕乾隆元年（1736），曹雪芹二十二岁，谕旨宽免曹家亏空。乾隆初年，曹雪芹曾任内务府笔贴式差事，后来进入西单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旧称“虎门”）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职位。曹雪芹在宗学里具体的工作，有助教、教师、舍夫、夫役、当差等说法。曹雪芹北京朋友圈不乏王孙公子，如敦诚、敦敏、福彭等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曹雪芹得以领略北京王府文化。乾隆九年（1744），曹雪芹三十岁。敦诚（1734—1791）十一岁，敦敏（1729—1796）十六岁，入宗学。兄弟俩十分敬仰曹雪芹的才华风度，欣赏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开阔的胸襟。在漫长的冬夜，他们围坐在一起，听曹雪芹诙谐风趣、意气风生的“雄睨大谈”，经常被曹雪芹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所吸引、所折服。敦诚《寄怀曹雪芹（沾）》诗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记录并深切回味这段难忘的日子。曹雪芹大约于本时期写作《红楼梦》的初稿《风月宝鉴》。折叠燕市狂歌乾隆十二年（1747），曹雪芹三十三岁，大约于是年移居北京西郊。此后数年内住过北京西单刑部街，崇文门外的卧佛寺，香山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镶黄旗营的北上坡，白家疃（西直门外约50里）。此一时期，曹雪芹住草庵，赏野花，过着觅诗、挥毫、唱和、卖画、买醉、狂歌、忆旧、著书的隐居生活，领略北京市井文化，一面靠卖字画和福彭、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亲友的救济为生，敦诚《赠曹芹圃》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曹雪芹长恨半生潦倒，一事无成，“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派遣”，其正邪两赋而来的真性情愈加鲜明。折叠著书黄叶曹雪芹“补天”之志从未懈怠，直至晚年，友人敦诚《寄怀曹雪芹（沾）》还在安慰他：“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意思是因罪臣之后的身份及其它原因，曹雪芹的个人奋斗遭遇艰难险阻，敦诚劝他知难而退，专心著书。曹雪芹亦不负所望，在隐居西山的十多年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旧作《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巨著《红楼梦》。折叠重游故里乾隆二十四年（1759），曹雪芹四十五岁，约在是年南游江宁。南游原因不明，可能是去看望离散的族人，也可能为其他家务私事（传曹雪芹曾于此时前后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僚）。南游期间，阅历山川，凭吊旧迹，听话往事。张宜泉《怀曹芹溪》一诗当作于这一时期。乾隆二十五年（1760），曹雪芹四十六岁，初秋，敦敏作诗《闭门闷坐感怀》云：“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可能是指曹雪芹南游、经年未归而言。此次南游历时一年多，于重阳节前后回京。节后不久，敦敏在友人明琳家养石轩偶遇曹雪芹，做《感成长句》以记之。折叠贫病而逝曹雪芹南游回京后，仍在继续写作《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曹雪芹四十八岁，因幼子夭亡，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大约于这一年的除夕病逝于北京。敦诚作《挽曹雪芹》，敦敏作《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士》。乾隆四十四年（1779 ），曹雪芹去世十七年，敦诚作《寄大兄（敦敏）书》怀念曹雪芹。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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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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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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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黛玉。我们还是从神话入手，从黛玉的象征之物入手。宝玉的象征物是那块玉，他是真石头假宝玉，那么黛玉有没有象征物呢？有。黛玉的象征物比宝玉要多。黛玉的基本象征物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株小草，由于神瑛侍者每日灌以甘露，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她自幼多病、体弱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她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这是第一个她的文化基因。第二个文化基因，就是她的生命是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用甘露浇灌，她才能够久延岁月，她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瑛侍者，因此她对神瑛侍者具有生命上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她极度依赖神瑛。这就是林黛玉一刻都离不开贾宝玉的原因，一旦失去了贾宝玉，那么她的生命之水就枯竭了。这样就造成了林黛玉的两个大缺点，一个就是她多疑、小性、爱生气，还有一个就是她过于依赖贾宝玉，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贾宝玉身上，惟恐失去贾宝玉。但是她毕竟是具有神性的，因为她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颗小草，是神瑛侍者用甘露浇灌它，这颗小草是带有神性的，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具有某种神性，就是非常高贵的品格。第三点就是绛珠小草后来变成一个女孩，绛珠仙子。那么她为什么也下凡呢？她和贾宝玉有所不同。她和神瑛侍者不同，和石头不同。石头和神瑛侍者是不满天堂生活，他要下凡来享受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情感需求下来的，所以他有比较强烈的叛逆性。这个叛逆性呢当然也传染给了绛珠小草，绛珠仙子。但是绛珠仙子下凡的动机和石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非常重要的区别。石头下凡，神瑛下凡是对天不满，因为你不让我补天，我有补天之才你不让我补。绛珠小草下凡是因为她的恩人下凡了，她要报恩而跟随去了，因此林黛玉在叛逆性上的目的和程度跟神瑛，跟贾宝玉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有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林黛玉身上的神性表现得最突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和薛宝钗相比，她最突出的是什么？最突出的就表现在林黛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元春省亲的当晚，元春让大家做诗，黛玉当时决定大展其才压倒众人。今天我要在贵妃面前好好地表现一下我的诗才，能够让她得到赏识，比别人都强。这个思想在当时了不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就是缺乏竞争意识，这是中华民族后来在明代中后期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强调中庸的，枪打出头鸟。中国有这样大量的成语俗语，不要说女人了，连对男人都是反对出头的。林黛玉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要表现自我价值、要让自我价值让别人了解、重用、欣赏的意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结果遗憾的是，元春只让她们做一首，所以林黛玉很快写了一首，结果得了一个并列冠军。元春最后评定的时候说，还是薛林二妹妹最好，但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薛不如林。宝钗的那首诗是典型的应制诗，过去皇上跟他的臣子部下每人都写一首，就是这种。宝钗的那首没有诗味，而且基本上句句都是歌颂。林黛玉的起码有一句非常好，非常有气魄：“借得山川秀”，气魄多宏大。林黛玉那首诗水平明显高于宝钗，而她是信手写来就得一个冠军。所以从这地方看得出来，林黛玉在当时具有超前意识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这是她神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林黛玉的象征物除了是小草以外，还有两样。一样就是竹子。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得泉一派”，“一派”就是泉水是很小，“开沟”，开一条小沟，“仅尺许”，那沟很窄，就一尺多一点宽。注意潇湘馆里面的竹子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因为竹子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表示文人刚直不阿、有节气、有骨气。而大观园所有的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竹子。潇湘馆这个名字照理说不是很吉利，为什么？因为它暗示了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南下寻夫，后来知道舜帝已死，于是泪洒斑竹，“斑竹一枝千滴泪”，投湘江而死。但是当时起诗社的时候，大家要用别号，用一个笔名，别人说就叫潇湘妃子吧，因为她住潇湘馆，林黛玉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其实真不错。那么这些翠竹就暗示了林黛玉将来不幸的命运。但是这千百竿翠竹象征着林黛玉人品高洁，具有一种独立的文人的气质。林黛玉是这些女孩子当中最有骨气的，跟薛宝钗一比就比出来了。就在元春省亲的当晚，贾宝玉写诗写不出来，憋得没折的时候，宝钗和黛玉都过去关心。宝钗说贵妃刚才把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她不喜欢“绿玉”两个字，你还非要写那个，你不是成心跟她争执吗？宝钗是处处小心谨慎，怕贵妃不高兴。宝玉受到启发了，他说对了，以后我不叫你姐姐了，我就叫你老师吧。宝钗说怎么又叫姐姐了，在上边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这些地方就写出了宝钗她非常世俗的一面，她和林黛玉一比光彩就不如人。而且我们注意到，刚才讲了，那个泉水从墙外面流进来，那个沟很小、很窄、很浅，我们注意一下，大观园里面有很多院子，大观园里面也有很广阔的水面，但是院子里面有水的只有潇湘馆。我们知道，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在《红楼梦》当中，是代表少女，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嘛。也就是说曹雪芹是把林黛玉比做所有这些杰出少女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这个小水沟很浅，很窄，意味着它的生命力的脆弱，而且这个水是绕着竹子盘旋而出，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是强调这个水和其他的水不一样，它是刚直不阿、人品高洁之水。我们再看看宝钗。宝钗也有象征物，《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人物的象征物是石头，一个当然就是贾宝玉，还有一个就是薛宝钗。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薛宝钗这块石头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看一下，薛宝钗住在蘅芜苑，“步入门时，忽然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这个石头很高，它不仅是一块大的很高的玲珑石，而且四面还有石头。所以曹雪芹在这儿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石头很大，不是精英美玉，这是真石头。这么多石头，“竟把里面所有房屋皆悉遮住”，全都遮住了。注意潇湘馆里面用的是“遮映”，竹子把房子遮挡了去，但它是相映成趣，相映成辉，而这里“遮住”就暗示了我们，薛宝钗常常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的东西。而且一株花木也无，没有一朵花木，倒是只见许多异草，可这些草不是石头上长出来的，而是在石头旁边，是攀缘在那些石块上的。这些异草是象征着伺候薛宝钗的那些丫鬟们。因此薛宝钗这块石头和贾宝玉这块石头的区别是什么呢？贾宝玉这块石头原来也是普通的石头，经过女娲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神性，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是一块有强烈生命意识的石头。而薛宝钗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她在金钏之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酷无情，在柳湘莲出走的那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冷漠。连薛蟠这么差劲的都满世界找他去，薛宝钗没有。那么你想一块是有生命的石头，一块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一块石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另外一块石头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冷漠，那么这两块石头它怎么有缘呢？因此曹雪芹只能让她住在蘅芜苑。蘅芜苑就是恨无缘，不可能有缘分，尽管他们离得很近，就像两座山一样，你可以看见我，我可以看见你，但是走不到一起。薛宝钗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教育的孩子，她严格地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用封建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也规范别人。有人说薛宝钗很虚伪，我觉得错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薛宝钗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得起琢磨，甚至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因为她非常真诚，她真诚地信奉这些东西。比如她劝黛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是不识字，识了字以后你也别老去写诗，写多了，有学问的人还笑话你呢。她很真诚，她不是品质问题。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诗的优劣，很难比出来。薛宝钗的《螃蟹诗》就写绝了，恐怕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人能超过她。她还有很多其他的诗写得也不错，当然也有一些应景的诗。可是跟黛玉一比就能比出来，这两人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宝钗用过四种体裁，黛玉用了八种体裁，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词等等。宝钗是4种9首，444个字，黛玉是8种，体裁比她多一倍，25首，比她多一倍半，256句，比她多三倍，1659个字，比她多三倍。通过这个统计，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宝钗和黛玉写诗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宝钗只参加集体活动，没有自由活动。黛玉大量的都是她个人的自由活动。而且黛玉参加集体活动也是尽量要大展其才，一圈就圈三个，三个题目就拿下来了，她要多写。宝钗没有歌行，而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葬花词》写得多好。当然这都是曹雪芹写的，这个著作权问题咱们得弄清楚了。黛玉是把诗词作为抒发内心情感、宣泄苦闷的一个手段，所以她的诗词里面真是充满了血泪，充满她真挚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有时候可能比较狭隘，甚至可能有误读、误导，但是很真诚。你看她题手帕诗，她一下就写三首，写一首还不能把那个感情完全抒发出来，所以就要写歌行体，长篇，充分地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她们两人的差别，归根结底是由于两个人的诗歌观念造成的，也就是说她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薛宝钗是视诗词为小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不认字，写多了让有学问的人笑话咱们不守本分。集体活动她不能不参加，你写我也写。黛玉不是这样，黛玉生命形态的一部份就是诗词，诗词已经和她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我们看得出来，黛玉在爱情的问题上比宝钗要强得多，她是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惟恐失去宝玉，所以听说宝玉得了个麒麟，史湘云也有一个麒麟，湘云来了，所以她急急忙忙要去看了。两个人都有个小东西，咱们中国这个记那个记的，两个小东西就撮成婚姻了。所以她就去了。而宝钗恰恰相反，宝钗作为一个少女，在一个很难接触到其他男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她喜欢宝玉是非常正常的，但她就像她住的蘅芜苑的大石头那样，总是在处处掩饰自己，而这种掩饰反而起了副作用。比如由于马道婆使魔法，结果王熙凤和宝玉中了邪了。后来宝玉醒过来了，当时大家很高兴，宝钗就开了个玩笑，说阿弥陀佛，如来佛真忙，不光要忙着讲经，还要忙林姑娘的婚事。她就开黛玉和宝玉的玩笑。还有一次，黛玉让贾母叫走了，宝玉都没心情吃饭了，匆匆忙忙吃完饭赶紧要走，宝钗说赶紧让他走吧，要不他惦记林姑娘，林姑娘也惦记他呢。开这个玩笑。这两次玩笑反映出来，一方面，宝钗要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表现出来潜意识里面的她的那种封建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女孩子根本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婚事，自己的婚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如果父母不在，就由长兄做主，所以薛宝钗觉得好没意思，幸亏有个黛玉，把宝玉拖住了。宝钗这种做法不是出于虚伪，而是非常真诚，就是她真诚地对别人冷漠，也对自己冷漠，因为她本来就是一块大石头。她那两个玩笑实际上会促进黛玉和宝玉的感情。这些地方说明，在生命意识上，在爱情观上，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宝钗不如黛玉。王熙凤说薛宝钗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是宝钗好的地方，因为宝钗是客，寄居贾府，她对贾府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多加干涉。而且贾府的矛盾那么复杂，所以她当然就回避了。可是一旦如果需要她表态的时候，她毫不吝啬。我们看李纨、探春，宝钗三个人受王夫人之命代管大观园。王夫人是她姨妈，在这种情况下，宝钗发表了两段长篇演说，这两段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字。她就说明大观园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后面第二段，她提出让那些承包的婆子媳妇们要拿出一点来，要照顾左邻右社，这样她们就不会搞破坏了，她们也就平衡了，你们也就安全了。这不就是社会稳定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整个把前八十回完整地来看，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宝钗。宝钗这个管理才能黛玉是远远不如，我估计黛玉那个潇湘馆都管不好，主要是紫娟的功劳。黛玉是只会做诗不会做人，说话直来直去。黛玉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的性格非常率真，很真诚。这一点呢宝钗就不如她了。刚才讲元春省亲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她处处要顾及到别让元春不高兴，但是宝钗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她虚伪。我们要注意到，宝钗在大观园里是很得人心，她并不是靠小恩小惠得来的，宝钗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而我们知道，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养和能力。这一点是宝钗比黛玉强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要回到开头，我们讲的那个标准上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两个女孩子，黛玉比宝钗强，也不能简单地说，宝钗比黛玉强。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美学上和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作为艺术评判，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少女的艺术形象，它在塑造上难分高下，都是非常成功、非常经得起咀嚼的艺术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薛宝钗这个人物更难刻画。一个艺术家，你要把作品写得让读者让观众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是最高明的。因此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都是极其成功的形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什么那么好？另外还有个名字叫《永恒的微笑》，就是她这个微笑你越仔细看，你越不明白她在笑什么。是一种微笑，是一种冷笑，是一种恶毒的笑，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和当时你的心情、你的环境和你的先入之见都有关系，妙就妙在这个微笑你没有办法解释，很难解释。所以从艺术评判来讲，黛钗不分高下。然后我们从道德评价来讲。道德评价，我觉得黛玉要比宝钗强。我们很清楚这是她们的象征之物所决定的。因为宝钗身上尽管读者有许多误会，被曹雪芹引入了误区，但是宝钗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冷酷无情，而且她不仅是对别人冷酷无情，也对自己冷酷无情。有的人是被迫变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而宝钗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牺牲品放在了祭坛上。所以在道德评判上来说，钗不如黛。最后从生活评判。作为生活对象，薛宝钗身上那种封建意识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远去了，尽管还有，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很多现代女性甚至都走得太远了。而薛宝钗身上那些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欣赏的东西，比如说她身体比黛玉健康，她比较善于搞好人际关系等等，就比黛玉有优势。总而言之，曹雪芹在黛玉和宝钗身上都倾注了所有的爱心。他既没有把她们都写成完人，也没有过于夸大她们的缺点。在她们身上，都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果能够把她们两人的优点相加，缺点都去掉，那么就成了完人了。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籍贯沈阳[1] （一说辽阳），生于南京，约十四岁时迁回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 。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典论·论文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注释〕 傅毅(？—89)：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属：缀辑。能属文，善于写文章。兰台令史：汉代掌管典校图籍，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兰台，汉代宫中藏书处。七子：即建安七子、邺下七子。骥：千里马。，音lù。仰：凭恃。齐气：气有所不足。齐地风俗舒缓，故齐地文人个性品质受其影响，为文较为散漫。张、蔡：指张衡、蔡邕。扬、班：扬雄、班固。俦(chóu)：同伴，作动词，相媲美。检：法度。不朽之盛事：《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文章属于“立言”，故不朽。隐约：穷困。加思：加，转移。加思，转移著书立说的念头。迁化：犹言死去。《论》：徐干的《中论》。
(张传友)
〔鉴赏〕 汉代盛行谶纬之学是上古崇巫文化的余绪。无论孔孟、老庄的吉光片羽，还是《毛诗序》的“诗言志”说，其实都在骨子里把文学、艺术视为巫术礼仪的道具，祖宗崇拜的祭品，即使屈原、老庄等人畅饮诗歌、文学的美酒时，也从未把自己由庙堂的代言人降低到纯粹诗人、歌者的层次。当西方的荷马赢得普遍尊敬的时候，东方的盲瞽艺人却要时时忍受饥饿的煎熬、权贵甚至童稚的白眼。
时至东汉乱世，饱读诗书的儒生、士人在继承诸子时代的学术自由精神的同时，有的看到自己难能与当政的权贵世族平等合作，转而选择独善其身，狂歌傲世；有的本身作为富家豪强，他们在以实力打拼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对人生的厚重与悲壮、苍凉与艰难有着深沉的体悟，不禁发言浩歌，气贯长虹。文学艺术此时方进入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公元2世纪初叶出现的《典论·论文》正是这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在理论上的表现。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论。其作者——三国时魏国第一位皇帝魏文帝曹丕的身份地位，并不影响该文在文学史、文化史上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文学与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典论》共5卷20篇。典者，常、法，主要是对文人言行约束性的规范，当时曾刊刻于太学。到了宋代，几尽散失殆尽，只有《自序》、《论文》两篇因其他文献的辑录才保存至今。
从《自序》我们知道，曹丕务实的态度与文武兼备的素质不在大名鼎鼎的曹植之下。他自言“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六岁而知射”，“八岁而知骑射”，幼年便随曹操四处征讨。又“少诵诗论”，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靡不毕览”。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使他体悟到“事不可自谓己长”的道理。其实何止习射、学剑、治学“不可自谓己长”，文学艺术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自古以来的文人骚客，多“自谓己长”而轻忽他人。其实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何必拘于一孔之见而贻笑大方。当班固嘲讽傅毅喋喋不休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在他人眼里难道不是另一个傅毅吗？天下文人之所以“相轻”，曹丕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文人大多能够“自见”我之长，而不能“自见”我之短，即缺乏清醒的自知之明，常常以自己之长较他人之短。一个人如果沉浸于这种自我编织的话语光环之中，难免自我感觉良好，犯夜郎自大的毛病；其次，文体发展到东汉已呈多样化的趋势，奏议、书论、诗赋、铭诔等不同文体各有自己的特色与内在的要求，因为文人兴趣偏好与性格气质的差异，即使文坛大师也只能是在某些文体上游刃有余。比如与曹丕同时娴于辞赋的王粲、徐干，在奏议等实用文体上未必称雄，长于章表书记的陈琳、阮瑀，在书论作赋方面未必见长。如果王粲与陈琳在辞赋上较短长，则王粲必然稳操胜券，如果阮瑀与徐干在表章上争雌雄，则徐干定会甘拜下风。具有不同特长、偏好的文人斤斤于名头高低，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妄举，舆论中对群峰并峙的文人排名次、争座位的做法，实在是无知妄行。
为什么不同文人的性格与创作呈现出这么显著的个别差异呢？
曹丕认为，主要是文人自身才性气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在创作上的不同偏好和表达方式。关于士人的才性品藻问题，曹丕之前刘韶的《人物志》中就有记录，曹丕后的《世说新语》中也对汉末、魏晋的人物品鉴逸闻多所发现。曹丕的贡献在于把这种人物品藻中的才性部分，结合儒、道两家的生命之气、真元之气，进一步贯通到文学艺术，特别是文人个人修养和创作才能的领域。东汉清议看重人物品行的清浊，在曹丕是把文气与人气混同言之，他一面讲“(文)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谓的“文以气为主”，实即“人以气为主”、人之气主其文。他朦胧地意识到文气体现出的清浊，主要还是人的品性气质的清浊问题。所以他看到了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奇气”，应玚之气“和”，刘桢之气“壮”，每人之气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悲慨、俊逸、骨鲠的色彩。曹丕论文独标“文气”，正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个性独尊、张大自我的创作主题。当然，在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气”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除了个体之气的清浊差异外，不同文体自身的特殊要求与规范，也是导致文学艺术创作百花竞放的原因。在文体初分的时代，人们因不同场合、不同实用功能的需要而形成了不同文体的雏形，曹丕对此作了归纳，总结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文体的划分大致确定了不同文体在创作与鉴赏上的客观标准，这正是当时社会与文人群体文学的“自觉”的表现。曹丕对不同文体的标准与特征作了简练的概括，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同时又指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之本，有人说是儒家的伦理教化，有人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范，文之末，有人认为指的是文学体裁。我们认为，在曹丕的时代，还未达到后来刘勰的高度。他所谓“本”，一方面作为语言表达的艺术，不同文体所共有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文之气、人之气中的气之本，文人的气质之性的本原是共同的；所谓“末”，既包含不同文体所具有的不同表达规范和内在要求，如不同文体的雅、理、实、丽等不同要求，也指涉先天共同的气质之性因后天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性格、性情差异所导致的言语、作文上的不同的色彩。要把握不同文体的内在要求和创作规律，克服自己气质、性情的后天不足，曹丕认为，一般文人作者因为自己的个性气质特点，只能在某些文体上超拔于众人，而只有通才、全才才有可能诸体皆能。
作为一位公正、客观的批评者，除了要认识到每个作者气质性情方面的独特个性，洞见每种文体的相应特征，更重要的是能够“审己以度人”，避免常见的“贵远贱近”恶习，改掉“向声背实”的弊病，排除“暗于自见”的狭隘襟怀。换句话说，一位合格的批评者，他既能够深得文学艺术三昧，又能够超越文学艺术的樊篱。他既要能够洞悉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和创作要求，同时又是一位深谙人生悲欢和社会沉浮，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大德君子。曹丕是颇以这样一位批评者自许的。他少时飞马骑射，枕戈待旦，余暇吟诗作赋，嘲花弄月，习惯了疆场拼杀，经历了宫闱争斗，生死已不能萦怀，贵贱已难能动心。曹丕所言甚是。其实，批评最难得的就是客观与公正，只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才能真正推动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不过，曹丕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最主要的是他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观，把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非仅仅特标自己在文学创作、批评上的切身体会。在经历血雨腥风的冲杀，亲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象，亲历手足相残的剧痛之后，他深刻地体会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人生悲喜荣华，祸福寿命短长，都是过眼烟云，不知何处的一阵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生命的心路历程，精神结晶的凝聚，而文学艺术，正可以凭借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穿越时空的阻隔，把你的音容笑貌、情仇意绪、浩歌深思传达给后人。作为文人，大可不必以扬雄、班固的嘲弄之语挂怀，文学艺术自有其价值和生命，值得你付出毕生的心血去营构、去创造。有人提出曹丕的《论文》是“用自己政治的权威为文学的存在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设若作者不是作为魏文帝的曹丕，《论文》可能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力。不过，如果生活在一个轻生死、重然诺的时代，怎能不体味到生命之轻，怎能不意识到精神生命追求的高贵与价值。曹丕说到了，也做到了。他的《论文》也让他不朽。
可以与《典论·论文》相媲美的，还有他的《与吴质书》。虽然其所谓“文”是各种语言艺术的泛称，并非专指诗赋，但曹丕所揭示的文学艺术的文气、文体、文学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真知灼见，启发了陆机、刘勰、钟嵘，流风所及，一直到王夫之、姚鼐、王国维等人。对于《论文》在当时的文学影响，鲁迅曾经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曹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它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于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七个人，他们的文章分别从各自的维度拓展了文学的性灵之质；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的功劳。”我们要说，曹丕摆脱汉儒随意以伦理教化附会文学创作的恶俗，而对这一时代“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解放”大潮的推动，较之鲁迅所看到的曹丕对一时代文风“华丽好看”的影响，更加值得我们肯定与推许，他的勇气和魄力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仍然在惠及后人。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其三，是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其四，是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文摘要：曹丕的《典论·论文》这篇诗文专论，在继承前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安文学的同时，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体分类、文气等问题。这些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念，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创作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主旨：认识价值
我国的文学批评源远流长。曹丕的《典论·论文》堪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首篇文学批评专论。
《尚书·舜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论语·阳货》中则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说，这些具有创见性的见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学的一些性质和社会作用，但这些凤毛麟角式的点评毕竟尚没形成专论。时至东汉，曹丕著的《典论·论文》才成为文学批评继往开来的专论性文献。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诗文专论，它一改先前评论诗文散见于各文章的做法，纵横捭阖地谈古论今而自成专论。《典论·论文》之所以能产生在东汉末年曹丕之手，除了他能诗善文身为政治家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外．更重要的是文学自发生发展以来时至建安时代．已进入了“自觉时代”。时代需要文学，文学需要批评。继《典论·论文》之后，文学批评日趋繁荣．专论、总论相继出现。
《典论·论文》其主旨在于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和独立作用。鼓励文人积极创作正确品评。该文篇幅虽小．可内容含量较大，它提出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论述上也条理分明，富有逻辑性，义理、考据颇为鲜明充分。《典论·论文》直抒己见，切中流弊，这也正是曹丕所处建安时代精神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典论·论文》的主要认识价值概说有三：
一、《典论·论文》把文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
《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邦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之事看成经国安邦千古不朽的大事业，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提得如此之高，是前无古人的。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曹丕在文中又写道“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付于后”。这表明了他看到了文学的独立地位，不仅为自己奠定了文章分类的基础，而且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特性，促进人们自觉地发展文学。
曹丕给予文学很高的评价．还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推崇文章的垂世不朽，并举出了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两个例子为证。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种认识来源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曹丕以帝王之尊，对文学的功用价值有这样的认识，对六朝及以后的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典论·论文》首次对文体进行了分类
并有了自觉的文体论意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辣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以前，人们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已对个别文体的特点进行过概括。但是像《典论·论文》那样综合地说明各种文体的风格或写作要求的还不曾有过。下面就《典论论文》提到的'几种文体略加说明，以便了解这些文体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对其特点的认识。
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东汉时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应劭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有两种风气渐盛．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是互相影响、密切攸关的。关于前者，自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早在东汉前期王充曾说：“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论衡对作》)。建安文人也深受此风影响，在着论和谈论风气之中，不少人都对论文写作要求和说理的方法进行总结。例如王充曾强调“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论衡超奇》)。徐干说：“君子之为论也，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中论寿天》)。《典论·论文=》‘‘书论宜理”之说，未必是曹丕的独创，而是他对时人关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
碑辣之作也至东汉而大盛。不少学者认为死者撰写碑文始于东汉。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这种称颂死者溢美失实的现象与送葬奢靡的陋风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典论·论文》“铭尚实”之说是有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徒事华辞的风格。
人们对赋这一体裁文辞华丽的特点，早有认识。至于说诗“丽”．则是东汉后期以来文人制作五言诗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这一情况的反映。建安时代曹植的诗作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卞兰上《赞述太子赋》称曹丕“作叙欢之丽诗”，同样以“丽”言诗．可见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也是反映了当时人的一般看法的。
中国古代文论重视各种文体的用途、风格等等，建安时代人们的言论已开始表现出这一特点。《典论·论文》于此虽然语甚简短，但叙述全面、概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颇为重要的。
三、《典论·论文》明确提出了“文气说”理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1．“文以气为主”
首先。它启示人们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去审视文学作品，追寻文学创作动机的起源，文学活动不再以对客观对象的描摹、阐发作为第一要务．而是将立足点转移到创作者自身。文学活动虽然是主、客体的统一，但主体才是活动的真正领导者和实施者。文学创作活动是作家呕心沥血，融入思想和感情的再创造的产物。
其次，它其实是以“气”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下，打破了从先秦到两汉统治了数百年的“文以载道”的专制地位。文学活动虽然可以而且应当与社会道德有密切联系。但它不应像儒家提倡的那样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和教化规范民众的教科书．文学更主要的任务是表达创作主体的心声、艺术个性．成为有血、有肉、有情的表达途径和审美对象。
论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继承发展了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强调社会风气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礼教对法律的指导作用。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它大量援用儒家经典的内容，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它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唐律的内容遵循礼的精神和要求。在唐律中，礼是确定其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很详细。唐律中的一般原则都规定在它的首篇名例律里，它集中体现了整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对其它十一律的内容均有制约作用。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制定的完成的刑法典，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其讲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未一体，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唐律共十二篇，篇目结构比较简单，律令简约也是唐朝统治者立法的原则之一，各篇律条的排序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它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就是《唐六典》——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部文献与《唐律疏议》一样，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行政法典，它的编纂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制定，不仅是唐文化的珍品，对唐朝政治的稳定、对唐朝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使我国古代封建行政体制能超乎寻常地、稳定地沿续千余年。《唐六典》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使得行政法典成为与封建刑律并行的两大基本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创举，是中国行政法制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的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和明智的认识。他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秩序，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刑罚体系——封建制五刑（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历来为后世各朝所称赞。 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唐后期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长期居于世界法律发展过程的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广大地区的主导性法律体系，唐朝的法律制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形态，形成中华法系的特色，奠定了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刘邦是汉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