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曹丕的论文

典论·论文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注释〕 傅毅(？—89)：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属：缀辑。能属文，善于写文章。兰台令史：汉代掌管典校图籍，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兰台，汉代宫中藏书处。七子：即建安七子、邺下七子。骥：千里马。，音lù。仰：凭恃。齐气：气有所不足。齐地风俗舒缓，故齐地文人个性品质受其影响，为文较为散漫。张、蔡：指张衡、蔡邕。扬、班：扬雄、班固。俦(chóu)：同伴，作动词，相媲美。检：法度。不朽之盛事：《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文章属于“立言”，故不朽。隐约：穷困。加思：加，转移。加思，转移著书立说的念头。迁化：犹言死去。《论》：徐干的《中论》。

(张传友)

〔鉴赏〕 汉代盛行谶纬之学是上古崇巫文化的余绪。无论孔孟、老庄的吉光片羽，还是《毛诗序》的“诗言志”说，其实都在骨子里把文学、艺术视为巫术礼仪的道具，祖宗崇拜的祭品，即使屈原、老庄等人畅饮诗歌、文学的美酒时，也从未把自己由庙堂的代言人降低到纯粹诗人、歌者的层次。当西方的荷马赢得普遍尊敬的时候，东方的盲瞽艺人却要时时忍受饥饿的煎熬、权贵甚至童稚的白眼。

时至东汉乱世，饱读诗书的儒生、士人在继承诸子时代的学术自由精神的同时，有的看到自己难能与当政的权贵世族平等合作，转而选择独善其身，狂歌傲世；有的本身作为富家豪强，他们在以实力打拼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对人生的厚重与悲壮、苍凉与艰难有着深沉的体悟，不禁发言浩歌，气贯长虹。文学艺术此时方进入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公元2世纪初叶出现的《典论·论文》正是这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在理论上的表现。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论。其作者——三国时魏国第一位皇帝魏文帝曹丕的身份地位，并不影响该文在文学史、文化史上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文学与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典论》共5卷20篇。典者，常、法，主要是对文人言行约束性的规范，当时曾刊刻于太学。到了宋代，几尽散失殆尽，只有《自序》、《论文》两篇因其他文献的辑录才保存至今。

从《自序》我们知道，曹丕务实的态度与文武兼备的素质不在大名鼎鼎的曹植之下。他自言“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六岁而知射”，“八岁而知骑射”，幼年便随曹操四处征讨。又“少诵诗论”，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靡不毕览”。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使他体悟到“事不可自谓己长”的道理。其实何止习射、学剑、治学“不可自谓己长”，文学艺术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自古以来的文人骚客，多“自谓己长”而轻忽他人。其实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何必拘于一孔之见而贻笑大方。当班固嘲讽傅毅喋喋不休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在他人眼里难道不是另一个傅毅吗？天下文人之所以“相轻”，曹丕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文人大多能够“自见”我之长，而不能“自见”我之短，即缺乏清醒的自知之明，常常以自己之长较他人之短。一个人如果沉浸于这种自我编织的话语光环之中，难免自我感觉良好，犯夜郎自大的毛病；其次，文体发展到东汉已呈多样化的趋势，奏议、书论、诗赋、铭诔等不同文体各有自己的特色与内在的要求，因为文人兴趣偏好与性格气质的差异，即使文坛大师也只能是在某些文体上游刃有余。比如与曹丕同时娴于辞赋的王粲、徐干，在奏议等实用文体上未必称雄，长于章表书记的陈琳、阮瑀，在书论作赋方面未必见长。如果王粲与陈琳在辞赋上较短长，则王粲必然稳操胜券，如果阮瑀与徐干在表章上争雌雄，则徐干定会甘拜下风。具有不同特长、偏好的文人斤斤于名头高低，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妄举，舆论中对群峰并峙的文人排名次、争座位的做法，实在是无知妄行。

为什么不同文人的性格与创作呈现出这么显著的个别差异呢？

曹丕认为，主要是文人自身才性气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在创作上的不同偏好和表达方式。关于士人的才性品藻问题，曹丕之前刘韶的《人物志》中就有记录，曹丕后的《世说新语》中也对汉末、魏晋的人物品鉴逸闻多所发现。曹丕的贡献在于把这种人物品藻中的才性部分，结合儒、道两家的生命之气、真元之气，进一步贯通到文学艺术，特别是文人个人修养和创作才能的领域。东汉清议看重人物品行的清浊，在曹丕是把文气与人气混同言之，他一面讲“(文)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谓的“文以气为主”，实即“人以气为主”、人之气主其文。他朦胧地意识到文气体现出的清浊，主要还是人的品性气质的清浊问题。所以他看到了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奇气”，应玚之气“和”，刘桢之气“壮”，每人之气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悲慨、俊逸、骨鲠的色彩。曹丕论文独标“文气”，正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个性独尊、张大自我的创作主题。当然，在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气”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除了个体之气的清浊差异外，不同文体自身的特殊要求与规范，也是导致文学艺术创作百花竞放的原因。在文体初分的时代，人们因不同场合、不同实用功能的需要而形成了不同文体的雏形，曹丕对此作了归纳，总结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文体的划分大致确定了不同文体在创作与鉴赏上的客观标准，这正是当时社会与文人群体文学的“自觉”的表现。曹丕对不同文体的标准与特征作了简练的概括，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同时又指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之本，有人说是儒家的伦理教化，有人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范，文之末，有人认为指的是文学体裁。我们认为，在曹丕的时代，还未达到后来刘勰的高度。他所谓“本”，一方面作为语言表达的艺术，不同文体所共有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文之气、人之气中的气之本，文人的气质之性的本原是共同的；所谓“末”，既包含不同文体所具有的不同表达规范和内在要求，如不同文体的雅、理、实、丽等不同要求，也指涉先天共同的气质之性因后天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性格、性情差异所导致的言语、作文上的不同的色彩。要把握不同文体的内在要求和创作规律，克服自己气质、性情的后天不足，曹丕认为，一般文人作者因为自己的个性气质特点，只能在某些文体上超拔于众人，而只有通才、全才才有可能诸体皆能。

作为一位公正、客观的批评者，除了要认识到每个作者气质性情方面的独特个性，洞见每种文体的相应特征，更重要的是能够“审己以度人”，避免常见的“贵远贱近”恶习，改掉“向声背实”的弊病，排除“暗于自见”的狭隘襟怀。换句话说，一位合格的批评者，他既能够深得文学艺术三昧，又能够超越文学艺术的樊篱。他既要能够洞悉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和创作要求，同时又是一位深谙人生悲欢和社会沉浮，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大德君子。曹丕是颇以这样一位批评者自许的。他少时飞马骑射，枕戈待旦，余暇吟诗作赋，嘲花弄月，习惯了疆场拼杀，经历了宫闱争斗，生死已不能萦怀，贵贱已难能动心。曹丕所言甚是。其实，批评最难得的就是客观与公正，只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才能真正推动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不过，曹丕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最主要的是他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观，把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非仅仅特标自己在文学创作、批评上的切身体会。在经历血雨腥风的冲杀，亲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象，亲历手足相残的剧痛之后，他深刻地体会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人生悲喜荣华，祸福寿命短长，都是过眼烟云，不知何处的一阵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生命的心路历程，精神结晶的凝聚，而文学艺术，正可以凭借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穿越时空的阻隔，把你的音容笑貌、情仇意绪、浩歌深思传达给后人。作为文人，大可不必以扬雄、班固的嘲弄之语挂怀，文学艺术自有其价值和生命，值得你付出毕生的心血去营构、去创造。有人提出曹丕的《论文》是“用自己政治的权威为文学的存在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设若作者不是作为魏文帝的曹丕，《论文》可能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力。不过，如果生活在一个轻生死、重然诺的时代，怎能不体味到生命之轻，怎能不意识到精神生命追求的高贵与价值。曹丕说到了，也做到了。他的《论文》也让他不朽。

可以与《典论·论文》相媲美的，还有他的《与吴质书》。虽然其所谓“文”是各种语言艺术的泛称，并非专指诗赋，但曹丕所揭示的文学艺术的文气、文体、文学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真知灼见，启发了陆机、刘勰、钟嵘，流风所及，一直到王夫之、姚鼐、王国维等人。对于《论文》在当时的文学影响，鲁迅曾经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曹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它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于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七个人，他们的文章分别从各自的维度拓展了文学的性灵之质；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的功劳。”我们要说，曹丕摆脱汉儒随意以伦理教化附会文学创作的恶俗，而对这一时代“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解放”大潮的推动，较之鲁迅所看到的曹丕对一时代文风“华丽好看”的影响，更加值得我们肯定与推许，他的勇气和魄力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仍然在惠及后人。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其三，是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其四，是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文摘要：曹丕的《典论·论文》这篇诗文专论，在继承前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安文学的同时，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体分类、文气等问题。这些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念，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创作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主旨：认识价值

我国的文学批评源远流长。曹丕的《典论·论文》堪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首篇文学批评专论。

《尚书·舜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论语·阳货》中则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说，这些具有创见性的见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学的一些性质和社会作用，但这些凤毛麟角式的点评毕竟尚没形成专论。时至东汉，曹丕著的《典论·论文》才成为文学批评继往开来的专论性文献。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诗文专论，它一改先前评论诗文散见于各文章的做法，纵横捭阖地谈古论今而自成专论。《典论·论文》之所以能产生在东汉末年曹丕之手，除了他能诗善文身为政治家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外．更重要的是文学自发生发展以来时至建安时代．已进入了“自觉时代”。时代需要文学，文学需要批评。继《典论·论文》之后，文学批评日趋繁荣．专论、总论相继出现。

《典论·论文》其主旨在于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和独立作用。鼓励文人积极创作正确品评。该文篇幅虽小．可内容含量较大，它提出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论述上也条理分明，富有逻辑性，义理、考据颇为鲜明充分。《典论·论文》直抒己见，切中流弊，这也正是曹丕所处建安时代精神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典论·论文》的主要认识价值概说有三：

一、《典论·论文》把文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

《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邦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之事看成经国安邦千古不朽的大事业，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提得如此之高，是前无古人的。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曹丕在文中又写道“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付于后”。这表明了他看到了文学的独立地位，不仅为自己奠定了文章分类的基础，而且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特性，促进人们自觉地发展文学。

曹丕给予文学很高的评价．还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推崇文章的垂世不朽，并举出了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两个例子为证。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种认识来源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曹丕以帝王之尊，对文学的功用价值有这样的认识，对六朝及以后的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典论·论文》首次对文体进行了分类

并有了自觉的文体论意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辣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以前，人们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已对个别文体的特点进行过概括。但是像《典论·论文》那样综合地说明各种文体的风格或写作要求的还不曾有过。下面就《典论论文》提到的'几种文体略加说明，以便了解这些文体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对其特点的认识。

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东汉时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应劭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有两种风气渐盛．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是互相影响、密切攸关的。关于前者，自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早在东汉前期王充曾说：“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论衡对作》)。建安文人也深受此风影响，在着论和谈论风气之中，不少人都对论文写作要求和说理的方法进行总结。例如王充曾强调“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论衡超奇》)。徐干说：“君子之为论也，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中论寿天》)。《典论·论文=》‘‘书论宜理”之说，未必是曹丕的独创，而是他对时人关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

碑辣之作也至东汉而大盛。不少学者认为死者撰写碑文始于东汉。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这种称颂死者溢美失实的现象与送葬奢靡的陋风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典论·论文》“铭尚实”之说是有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徒事华辞的风格。

人们对赋这一体裁文辞华丽的特点，早有认识。至于说诗“丽”．则是东汉后期以来文人制作五言诗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这一情况的反映。建安时代曹植的诗作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卞兰上《赞述太子赋》称曹丕“作叙欢之丽诗”，同样以“丽”言诗．可见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也是反映了当时人的一般看法的。

中国古代文论重视各种文体的用途、风格等等，建安时代人们的言论已开始表现出这一特点。《典论·论文》于此虽然语甚简短，但叙述全面、概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颇为重要的。

三、《典论·论文》明确提出了“文气说”理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1．“文以气为主”

首先。它启示人们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去审视文学作品，追寻文学创作动机的起源，文学活动不再以对客观对象的描摹、阐发作为第一要务．而是将立足点转移到创作者自身。文学活动虽然是主、客体的统一，但主体才是活动的真正领导者和实施者。文学创作活动是作家呕心沥血，融入思想和感情的再创造的产物。

其次，它其实是以“气”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下，打破了从先秦到两汉统治了数百年的“文以载道”的专制地位。文学活动虽然可以而且应当与社会道德有密切联系。但它不应像儒家提倡的那样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和教化规范民众的教科书．文学更主要的任务是表达创作主体的心声、艺术个性．成为有血、有肉、有情的表达途径和审美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