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 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与未来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14、鲁迅小说中的忏悔意识15、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18、鲁迅小说 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手法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37、《围城》新论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43、朱自清散文艺术浅析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54、郭小川诗歌论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57、论闻捷的爱情诗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63、论舒婷的诗歌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产生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区别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信纸柳青的小说创作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
二十世纪小说的变迁
简单！去百度搜点.自己整理下，不就OK
我毕业的时候用的是张爱玲《金锁记》中金锁的人物形象分析 你可以用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形象分析这方面的都比较好写，资料也比较多。就像三楼说的，你的题目很大，作为一般本科生来说很难驾驭，像我的话，本来就是要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比你的题目还小，可是老师还是说比较难把握，书也看不完哎，所以就单挑了一本金锁记。而且本科生的论文重的是方法，研究生中把握，我的学姐告诉我一般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不会用这种非常多人研究的作家哎，很难出新，貌似这样。 如果从纵向展开，你的书看完了么？如果对书本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如果去归纳出特点，当然，很多特点一些专家肯定都说过了，但是自己的见解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论文马上也要开始写了，各个时期的书这么多。。。
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论文
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张爱玲选题目的研究”方面论文还不多见。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张爱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本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中间部分再没提这几个字。为了弄清作者意图，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沉香屑”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道：
沉香为众香之首，又被喻为天香。[1]50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贾宝玉偷偷去祭奠沉井而死的金钏：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心内欢喜……[2]
两星沉速：沉香、速香，是和檀香、芸香等齐名的香，贾宝玉身上常带的是沉香和速香。从以上所引中我们得知：沉香屑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薰香，它排在檀香、芸香和降香之前，不是普通的香。香往往是在比喻女子。沉香屑在小说中隐喻薇龙等青春妙龄的女子。
（二）香炉的意义
香炉是专门烧香用的器具。《辞海》记载：
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祀之器为之。……古时亦用以薰衣。[3]
香炉是祭祀用的，也可以用于陈设或给衣服熏香。
小说开头关于“香炉”的描述：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家传的”指年代久远，“霉绿斑斓”的铜锈可以作证。作为古董而传家的“铜香炉”穿越了时间、空间，承载着主流话语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铜香炉”是一个象征物。叙述者用“请您寻出”这个词汇，“寻”字表明这种古董在“您”家里可能不止一个，说明这是富有“家传”的人家，要找出这个香炉来需要去某个储藏间去“寻”。这个“寻”字，表现了家藏品的丰富，表现了两个人（叙述者和假想的听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他们对点香说故事这个仪式的认可。香炉可以理解为“香”的归宿、“香”燃烧过程中所处的环境。
（三）烧香及其作用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篇首写道：
香之十德：感格鬼神……[1]50
香可感格鬼神。张爱玲选择最好的“天香”，选择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来烧这香，她在举行一个仪式：叙述者和她假想的听众带着虔敬，用家传的“铜香炉”烧一炉名贵的“沉香屑” ，通过这个仪式来传达一种心灵上的企望，祭祀那个时代里陨灭的灵魂。点香这个仪式应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张爱玲在小说中没有写。但是马明博先生写出来了：
……世刚先生捧起一只古拙的瓷香炉，……他用香锸拨动炉中细软的香灰，向香炉四周轻拨，中间形成一块凹地；他打开香盒，用香勺取沉香屑，一勺一勺，放在中间凹处，撒入少许香灰，拌匀；又取半勺香屑，以火点燃，轻轻地放进炉内香地中央；他取来香锸，将炉壁四周的香灰，轻轻地围拢向燃烧的香屑，继而将他填埋起来，……[1]50
燃沉香屑时不能有烟气，淡雅的幽香在空气中缓缓传递、扩散，仿佛心灵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张爱玲为了体现仪式的重要性，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要烧完了。[4]2
可见，这炉香是叙述者替故事主人公薇龙烧的，表达了对主人公青春陨灭的惋惜，是对战乱时期年轻生命“凋零”的超度，是张式情怀对乱世的'悲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在薇龙的故事里代表吞噬、融化了“天香”的香港世界。燃香过程是香在香炉中的消耗，喻指主人公的青春在香港梁太太家中“死”掉。
二
作为古董的冰冷的铜香炉仿佛吞噬人们灵魂的旧式环境。跳不出这个环境的年轻人仿佛燃烧在这炉中的香。香味袅袅中人的青春如燃着的香一样飘散，伴随作为古董的香炉变得铜锈斑斑。薇龙为了留在繁华的香港，选择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心里“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也只有无边的恐怖……”[4]28
在小说中，描写环境对人灵魂的吞灭的意向很多，描写人的灵魂受物欲吸引而失去理智的地方也很多。这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香炉”。这个香炉里有历史的时间的延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1]7也有当下时间的显现：“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恋人街。一到了夏天，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4]21还有地域间的穿梭，从上海到香港。
造成“沉香屑”被困“炉”中的客观原因有五：
（一）封建传统的理学教导——古董式家庭教育
薇龙生在败落的上海旧式大家庭，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薇龙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正面教导是：不能败坏门风。这是中国传统理学对女人的“贞节”教育。如果不“听话”就是，结果就是给气受。所以，发生乔琪事件后薇龙不敢再回到父亲身边做个“新的人”了。薇龙开始思考：受传统理念支配的“正义”的父亲无法维系避乱时家庭的支出，而父亲极力反对的反面教材姑妈，却在乱世中“滋润”地支配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迫使一个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对“姑妈式”生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父亲教育的反思。从而为薇龙选择自己的“出路”创造了心理基础。
（二）南英中学的殖民地西化教导——奴媚式学校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人才”。而殖民地的教育是为殖民文化服务的，对于宗主国，殖民地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的源泉，这里的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崇拜模仿他们的宗主国，在思想文化上要谄媚讨好他们的宗主国。只有对原有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精神摧毁，才能打击固有传统对宗主国思想的抵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所以，薇龙的学校南英中学本不是培养什么精英人才，尤其是女学生，而是为了取悦游客。就连学校开设英文或法文课，也是为殖民地的长远打算，为了与宗主国交流，是殖民地奴性的标志。除了生活方式教育，还有宗教教育，比如薇龙参加唱诗班的活动。梁太太举行家庭游园会，邀请薇龙唱诗班的伙伴，同时邀请了天主教的修女。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导向。所以香港的学校教育和上海的传统教育在育人标准上是有分歧的。上海教育是封建士大夫基础上的“新学”，而香港教育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这样矛盾的两个体系混乱了薇龙的是非评判标准，是薇龙行为堕落行为的前期心理铺垫。 （三）梁太太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理念影响——交际花技能培训学校
姑妈用自己多年青春换来的物质驾驭了贫困中的薇龙。她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首先对薇龙进行精神征服：欲擒故纵，先骂薇龙的父亲，使薇龙在自卑中失去判断力；再利用奢华的生活方式诱惑薇龙，进行交际技能培训（钢琴、网球、家庭聚会），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引诱薇龙。在量网球服尺寸的同时也就量走了薇龙的身材数据，为薇龙准备了满橱的衣服，使贫困中的薇龙沉浸在衣橱中。理学虚弱的理论在强大的物欲面前退缩了：薇龙一边用父亲的理论抗拒姑妈的诱惑，一边在姑妈的麻醉下享受物质的快乐。
当薇龙和乔琪的“婚事”被姑妈设计撺掇成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就是被桎梏在“香炉”中“香”的命运！这是姑妈这只“蜘蛛”在盯眼看过薇龙之后，就设计好的一张网：那毒寡妇黑蜘蛛，不仅吞噬来寻觅她的“雄蜘蛛”，也不放过任何一只在蛛网旁飞过的蚊蚋。薇龙成为姑妈的猎物，成为那个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奴性殖民地文化糟粕于一身的香港这个“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的一炉沉香屑。姑妈的家庭环境是薇龙堕落的陷阱，是那个历史久远的古董铜香炉的象征，薇龙无奈地、清醒地在炉中燃烧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四）浪子乔琪的干扰与迫害——扭曲的“情爱”观念
乔琪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他周围所有女人都知道不能嫁给他，但都喜欢被他关注，与他游戏。他的魅力就在于长得“洋气”“帅气”，他不爱薇龙，只是戏耍她。薇龙知道他是唯一能抗拒姑妈诱惑的男人而爱上他。乔琪的爱情观、婚姻观是薇龙堕落的直接原因。
（五）香港大环境的浸染——合围的铜香炉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殖民地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交际场风气，尔虞我诈、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这一切是一个十几岁的是非观念未定型的女孩子陷落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原因。
可见，张爱玲是在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怀念一个青春的灵魂，那个美好的灵魂就像是一炉沉香屑，名贵、高雅，却被围困在那个古董一般的环境里，任凭缓慢的微火燃烧，却不给足够的氧气，慢慢地被消耗掉。这就是本文对《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马明博.沉香屑·第一炉香[J].中国工人，2011（07）.
[2]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6.
[3]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444.
[4]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我没主意（别打我）...不过你可以听听倾成之恋和石南小札 或许有灵感
张爱玲一生都在寻求一种纯粹的爱来弥补童年时期的缺失。她对爱的态度，让我想到看过的一部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张爱玲看婚姻，是依稀华美的爬满虱子的袍子。可在胡兰成写的婚帖上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爱玲好像相信得更多一些。不然她不会一次又一次为胡兰成牺牲，退让，如果她够精明而又够理性，如果她真看透了婚姻，又怎会和18岁少女一样，表现得如此痴情？浅谈张爱玲的爱情观。早年的家庭经历让她性子生冷，可内心里，我觉得她对于温暖和纯粹的爱的向往比其他人来得更加强烈。不然，在《小团圆》里，她不会那么留恋着和胡兰成在云水之欢时所看到的金色的永生。仿佛童年缺失的一切都在这绚烂迷惑而又短暂的爱里被弥补回来了，一切破损仿佛不存在，她可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被宠爱被保护。大概因为这样好的东西她太爱了，不论胡兰成是汉奸，又或是多么渣的一个男人。只可惜真心错付。为什么说张爱玲天真？因为她不会为自己谋划。她要的纯粹的东西被坏人看穿，坏人利用了她，给了她幻觉，而她交换了她的爱情身体金钱和才华。说说那些个会为自己筹划的女人。比如林徽因。假如有机会能见到林徽因，相信她是清淡而素雅的，亲切的和气的，不似张爱玲浓墨重彩，冷峻肃杀。可是林徽因是理性而精明的，她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所以能放弃徐志摩选择梁思成，当然徐志摩我是当然不认可的作为丈夫的一个人，可以说林徽因是相当聪明的，充满了入世的智慧。浅谈张爱玲的爱情观。相比张爱玲，她更知道男人需要什么，世界对她的期待是什么，她把自己装扮成外界期待的样子，来获得她所需要的事业，名声，好的丈夫和所有的一切。大概，俗语说，扮猪吃老虎，已经很好地概括了这所有的因果联系了。只是，是猪是老虎，吃还是被吃。总是当局者迷。
张爱玲，一位惊艳了整个民国时代的才女，她清冷而孤傲，敏感而决绝，胡兰成称她为民国的临水照花人。 这样一位女子，才情满腹，以她的才华，完全可以傲视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在我心中，纵然是林徽因那般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也无法超越张爱玲的才气。 张爱玲写人性，过于透彻犀利。她笔下的文字，充满了张力，能让读她的人感到一种内心的激荡与共鸣。她笔下的一个个人物，白流苏、曹七巧、葛薇龙、睨喜等人，都有着她的影子，她的作品处处透着世俗的气息，却也一针见血地反映着世俗的真实，为我们揭开人性虚伪的面纱，看透赤裸裸的本质。 张爱玲是痛苦的，她太过早慧，洞察了人性的一切，所以晚年她才会独自把自己封闭在美国的一处公寓中，再也无心与外界联系，因为懂她的人太少，让她寒了心。 她，出身贵族，名门之后，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张佩纶，母亲黄逸梵。在这样良好的成长环境中爱玲接受的是大家闺秀式的教育，她就像一个甜俗的小女孩，曾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要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本该是无忧无虑欢乐多的一枚开朗女子，可偏偏命运弄人，父亲张志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的形象，抽大烟、包二奶、捧戏子，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是十足的纨绔子弟，而母亲黄逸梵也早在爱玲小时候就远赴英国，与张志沂离婚，这也造就了爱玲童年的不幸。 小小的爱玲与母亲是有疏离感的，更甚的是，父亲有一次因为继母的恶意挑唆毒打了她，并把她关在小黑屋里长达半年，张爱玲逃出来后，从此便憎恶父亲，内心种下了阴暗的芽，而天性的敏感与成长环境的阴暗造就了她畸形的爱情观。 一个如此清奇满腹才华的女子却在爱情里活得极其卑微，卑微到了尘埃里，就因为她缺爱，拥有一个残缺的童年。 她喜欢穿奇装异服来博得众人的眼球，用一切可以引人注意的方式来获得爱，但她新潮的穿衣风格却总能惹来周围人的模仿，就是这样一个处处散发着清冷气息，就连画插画都有着天才禀赋的奇女子，种种的种种，都彰显出张爱玲那不可抵挡的光芒。然而，她的光芒万丈并没有为她带来幸福的人生与爱情，她阴暗扭曲的童年经历几乎蚀尽了她去爱别人的能力。 至此我们才明白，在爱情面前，身份地位的高价值显得如此荒唐，爱情里男女框架的合理构建才是王道。 林徽因与张爱玲是相反的，可以说比张爱玲要幸福太多，她的童年是沐浴着爱长大的，所以围绕在她身边的三个男人都宠着她惯着她，浪漫多情的徐志摩、含情脉脉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以及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兼知己梁思成，林徽因是不缺爱的，她就像一束温和清雅的栀子花，令三个优秀的男人为其着迷。 哪怕是抽大烟的陆小曼也是比张爱玲幸福的，归根结底，张爱玲输在了缺爱上。所以，她才会对胡兰成爱的卑微，卑微到了尘埃里也没有换来胡兰成对等的爱。甚至胡兰成后来接二连三又跟其他女性搞在一起，完全是将张爱玲置于一个极度窒息没有自尊的状态，张爱玲毕竟是一个贵族，一个贵族爱的过于卑微，在男人眼里也跟平凡的女人没什么两样了。 张爱玲明知胡兰成是渣男，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只因她没有底气去毁掉这份爱，胡兰成虽然渣至少是懂她的，这份仅存的安全感对她来说已是一种满足。即使是后来决绝地与胡兰成分手，张爱玲依然将自己写剧本丰厚的稿费给了胡兰成，对他已是仁至义尽，让我们不得不同情张爱玲的遭遇，一个悲情才女的一生如此令人悲恸。 归根结底，张爱玲是有恋父情结的，所以才爱上了比她大14岁的胡兰成和比她大29岁的美国丈夫赖雅。 笔者认为，张爱玲式卑微到尘埃的爱情观，哪怕放在当今都是不提倡的，在男性眼里，女性爱的太过卑微就会不被男性珍惜，男性天生就是一种喜欢去征服的动物，太容易得到的不会去珍惜，对男性太好他会视作理所当然。 在现当今，有许多张爱玲式的女子，她们或许有着不幸的童年，就像电视剧《都挺好》中的苏明玉一样饱受着原生家庭的创伤，或许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缺爱而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所以导致了亲情、友情、爱情连带着出了问题，在这种时候，女性要懂得自我治愈。 女性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才能懂得爱别人，要将自己的生活过的充实而美好，通过发掘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让自己变得快乐阳光而明媚，在与男性的相处中，要有格局思想和框架意识，不可显得卑微。根据凡勃伦效应，要把无谓的谦虚扔掉；根据投射效应，越爱讲道理，会离得爱情越远。总而言之要提高话术技巧，掌握必要的恋爱读心术，才能获得更佳的爱情。 张爱玲式的爱情，是失败的，是傻的可爱又让人心疼的，所以希望现在的女性都能掌握正确的男女相处模式，拥有被宠溺的爱情。
我认为倾城之恋是最符合张爱玲情爱观的小说，所以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倾城之恋”与张爱玲和胡兰成现实中的“今生今世”两相对照探讨张爱玲苍凉的人生观以及她在爱情中的痴执，最后我引用了心理学上“强迫性重复”这一概念对此进行总结。所谓命运，不过凡俗人生中一点飞扬的激情，所谓爱情，也许只是一种强迫性重复。张爱玲这个人把爱情看得很透很透，因为她太清楚爱情了，以至于自己的爱情不可避免的成了悲剧。飞蛾扑火，至死不渝。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倾城之恋》）可见，白流苏的钱花尽时，她的兄嫂已不待见她。他们之间，手足之情早已淡化，联系他们的只有金钱。曹七巧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公子，丝毫不考虑自己妹妹是否会幸福。亲手将妹子推入火坑后，还要借着关心、探望的名义去姜家搜敛钱财。“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人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家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口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金锁记》）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还有金钱、利益。二、 爱情的破灭范柳原对白流苏，或许是有一点出于真心喜欢的，但他知道白流苏并不真正爱他，她看重的是他的金钱和地位，而且她并不真正懂他。所以“他要她，却不愿意娶她。”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白流苏最终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曹七巧正常的人性本能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她爱上了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与他纠缠十几年，她知道是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的。可当她听到姜季泽那类似示爱的告白时，她的心颤抖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金锁记》）是的，她爱他，正是因为爱他，当知道他是为了钱而诓他时，她更加愤怒。可赶他走后，她又开始后悔。“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金锁记》）她的戳穿使她的“爱情”破灭了。三、 生存的困境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或许仅仅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却很难实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依靠男人。白流苏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倾城之恋》）而曹七巧，即使嫁了个残废的少爷，有不甘，有苦闷，却也仍然坚持呆在姜家，她要依靠他给她的名分、地位争夺家产。“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足以说明，男人，是她们唯一的活路。她们离不开，更不愿离开。七巧很看重她的家当，但她却依然抓着她的儿子长白，因为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不能放开他，更不容许别的女人抢走他。四、自私的本性白流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得到一个男人，她一手摧残了她与七妹间的姐妹之情，为了她的生存之路，她不顾姐妹情谊投身于范柳原。“宝络心里一定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倾城之恋》）流苏把男人看得比姐妹重。而曹七巧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更是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拆散儿子、儿媳，破坏女儿的爱情，只为了守住她的财产和她的“男人”。分财产后，曹七巧化身为恶毒的巫女、阴暗的母亲。“在她获得了家长的权利之后，她的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的与她的‘报复’结合起来，‘她需要别人为她的牺牲也付出点什么，不管这别人是否是她的亲骨肉，只要能够补偿她的变态心理’”长白之于她，不单是儿子，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可当儿子结婚后，便不只属于她一个人，她需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分享她的儿子，她不允许这样。她拼尽全力挑拨他们的夫妻生活，说尽儿媳的坏话，致使儿媳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对于女儿长安，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她的爱情，还给她吃鸦片，生怕外人走她的家当。五、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她们的悲剧命运一半来自于外界——遭受着男权主义的欺辱和压迫，而另一半原因则在于她们自身，她们骨子里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这是受几千年来封建男权制度的影响。这种意识使她们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走出来。她们自身就认为无论任何方面，都比男人低一等，所以想生存，只能依靠男人。曹七巧最终结局是众叛亲离，她知道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怨恨她；而白流苏与范柳原最终结了婚，但范柳原终不会变为圣人，不能放弃往日的生活与作风，谁又知道白流苏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倾城之恋》）可见，白流苏的钱花尽时，她的兄嫂已不待见她。他们之间，手足之情早已淡化，联系他们的只有金钱。曹七巧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公子，丝毫不考虑自己妹妹是否会幸福。亲手将妹子推入火坑后，还要借着关心、探望的名义去姜家搜敛钱财。“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人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家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口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金锁记》）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还有金钱、利益。二、 爱情的破灭范柳原对白流苏，或许是有一点出于真心喜欢的，但他知道白流苏并不真正爱他，她看重的是他的金钱和地位，而且她并不真正懂他。所以“他要她，却不愿意娶她。”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白流苏最终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曹七巧正常的人性本能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她爱上了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与他纠缠十几年，她知道是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的。可当她听到姜季泽那类似示爱的告白时，她的心颤抖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金锁记》）是的，她爱他，正是因为爱他，当知道他是为了钱而诓他时，她更加愤怒。可赶他走后，她又开始后悔。“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金锁记》）她的戳穿使她的“爱情”破灭了。三、 生存的困境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或许仅仅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却很难实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依靠男人。白流苏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倾城之恋》）而曹七巧，即使嫁了个残废的少爷，有不甘，有苦闷，却也仍然坚持呆在姜家，她要依靠他给她的名分、地位争夺家产。“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足以说明，男人，是她们唯一的活路。她们离不开，更不愿离开。七巧很看重她的家当，但她却依然抓着她的儿子长白，因为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不能放开他，更不容许别的女人抢走他。四、自私的本性白流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得到一个男人，她一手摧残了她与七妹间的姐妹之情，为了她的生存之路，她不顾姐妹情谊投身于范柳原。“宝络心里一定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倾城之恋》）流苏把男人看得比姐妹重。而曹七巧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更是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拆散儿子、儿媳，破坏女儿的爱情，只为了守住她的财产和她的“男人”。分财产后，曹七巧化身为恶毒的巫女、阴暗的母亲。“在她获得了家长的权利之后，她的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的与她的‘报复’结合起来，‘她需要别人为她的牺牲也付出点什么，不管这别人是否是她的亲骨肉，只要能够补偿她的变态心理’”长白之于她，不单是儿子，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可当儿子结婚后，便不只属于她一个人，她需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分享她的儿子，她不允许这样。她拼尽全力挑拨他们的夫妻生活，说尽儿媳的坏话，致使儿媳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对于女儿长安，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她的爱情，还给她吃鸦片，生怕外人走她的家当。五、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她们的悲剧命运一半来自于外界——遭受着男权主义的欺辱和压迫，而另一半原因则在于她们自身，她们骨子里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这是受几千年来封建男权制度的影响。这种意识使她们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走出来。她们自身就认为无论任何方面，都比男人低一等，所以想生存，只能依靠男人。曹七巧最终结局是众叛亲离，她知道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怨恨她；而白流苏与范柳原最终结了婚，但范柳原终不会变为圣人，不能放弃往日的生活与作风，谁又知道白流苏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题目主考校会给你的，不要自己定，要在主考校规定的题目中选。
先确定范围，如语言学还是文学，再具体到小点的范围，如古代文学还是比较文学，再具体到作家，就有了。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色(原创）[摘 要] 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对凄凉的故事背景、氛围的营造，悲凉的人情关系的揭示和苍凉的人生感悟的描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审美和创作风格。本文探讨了张爱玲小说语言构成奇喻、奇景、奇彩、奇情方面的几个特点及其性格对小说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 苍凉 奇喻 语言特色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她被傅雷称为“我们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之一”。其小说的魅力，不只在于她以一支细致传神的笔精彩地描绘了殖民地香港和沦陷区上海独特的时代风情，也不只在于在她那个时代，她执着于自己的世界，抒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而更多的在于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悲剧美。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表现“压抑的悲哀”相当出色，更令笔者惊叹的是她的语言特色，可称出神入化，有诸多令人叫绝的奇喻、奇景、奇彩、奇情。以一个年青女子的柔婉作此入木三分、冷艳逼人的刻划，她的观察之细致，笔力之张扬，语言之放恣，且不论作品是否在超级发挥上达到了大师水准，奇秀精当四字形容她无疑是相宜的。大致说来，张爱玲的小说语言在运用中构成奇喻、奇景、奇彩、奇情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用词新鲜、独特，好用“苍凉的手势”构成奇情奇景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百花园中，张爱玲的小说堪称一绝。她的小说仿佛是一树的繁花异果，又似刚刚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词语新鲜而独特，令人爱不释手。(1) 意象对应营造故事氛围《金锁记》的开头说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陈旧而迷糊，然后接着说三十年前的故事，使读者的想象回到梦一般的三十年前的时光里去，很有效果。好像一部影片的开头，以音响或画面来传达故事的气氛一样，真是不同凡响。(2) 对“凉”字的偏爱张爱玲的小说里，“凉”字用得特别多。如“苍凉的手势”、“悲凉的风”、“冰凉的感觉”等等。她的故事大都有着“苍凉”、“悲凉”的意味，读起来自有一种忧郁感，但并不沉重，是所谓一种淡淡的哀怨，一种很美、很舒服的感觉。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前言》里写道：“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倾城之恋》开头第二段是“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结尾也是这样，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娘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这场旷世恋情。张爱玲用词新鲜、独特，一层一层刻划出了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柳原和白流苏。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块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好一个辽阔浩荡的境界！这是个被毁灭了的、虚伪的世界，所以流苏也只能“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真是笑里藏刀，读来不由得从内心升起一股寒意，可满心的是欢喜。张爱玲的用词就是这样处处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且又细水长流。张爱玲写流苏搬进新房子那段，“客厅里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指头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这阴郁而强烈的感情，充满了悲凉的气氛，也处处缀上了张爱玲那飞扬的、任性的且勃勃生气的个性。张爱玲借她笔下的人物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一段中国历史，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一节乱世的情爱，一个经典的故事，带有些许落寞的、渴望毁灭旧事物的梦幻，我们分明看到了张爱玲自己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的乱世情结。正如胡兰成评张爱玲：“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而自个儿陶醉于倾倒于她会在戏台上看到或从小说里读到，而以想像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仅仅是丫环的一个俏丽的动作，有如她之为《借红灯》这美丽的字眼所感动，至于愿使自已变成就是这个美丽的字眼那样。这并不是自恋。自恋是伤感的，执著的，而她却是跋扈的。倘要比方，则基督在人群中走过，有一个声音说道：‘看哪，主人来了！’她的爱悦自己是和这相似的，诚如她文中的人物和语言。”《倾城之恋》里，人生成了警句。柳原说得不错：“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世界是荒凉的，并且太沉重了，他的机智与风趣只是萤烛的微蓝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张爱玲就是喜欢用“苍凉”、“悲凉”、“荒凉”、“悲壮”这些词儿来形容人生。她深知家常的中国，懂得平凡生命的乐趣，咂摸到它的滋味，能亭受生活，也“在享用的瞬间领悟到生命的悲怆和不可理喻。”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的贵族气与平民化的交融，是她的个性使然，她亦用这种独特新鲜的语言来阐释着她的爱恨，她似乎不革命的，但笔下却是人性的、有灵魂的小人物的家常生活，她的小说有血有肉，是冷静的，充满了智慧和逼人的冷艳。唯其如此，人性才有了永恒的韵味，有了一种家长里短的真实感。张爱玲的语言之所以有特别的魅力，是因为她能和珍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的能亭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的“苍凉”了。二、 比喻的感觉化及暗示化张爱玲的小说有诸多令人叫绝的奇喻，处处显出精雕细刻，如同画出，无论是活力氤氲还是意趣蕴藉，都给人以意外的惊喜和不尽的回味。(1) 感觉化的比喻在描写战争来了，柳原和流苏逃难那一节里，作者写道：“流弹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的尖端，那炸弹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拍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张爱玲的比喻真是巧妙，就象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参与导演一出绝妙的好戏，看戏和作戏的人，都沉静在大自然的音响效果中，画面辽阔、壮观、热闹，还有一种即将被毁灭的绝望与彻肤彻骨的巨痛，叫人感受着这份痛，根源却又无从说起，说不出。这就是张爱玲用奇喻的高明之处。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她的比喻生动、形象，构成方式为外物感觉化。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在这人生舞台导演着，如同解说，用笔娓娓动听地为我们介绍过去一场或正在进行的人生戏剧里的奇情奇景，她用自然景物衬托了人物的心灵空间，让人从中领悟出最悲怆的人生之谜。如“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做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啦哗啦的响。人身上的水份全给它吸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流苏渐渐感到那奇异的眩晕与愉快……”张爱玲的论事论物，处处皆有这样的回春妙语，她的比喻奇妙、精当，令人回味无穷，可见其观察力之细致。张爱玲以这种心态观彼时的众生，无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的，因而也能真实且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2) 暗示化的比喻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经济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得非常深入。这真是神来之笔，自然灵动。这种奇喻的效果比机智的议论更为出奇制胜，“金锁”锁住的不自由处境却偏以白鸽来作喻，且那么贴切、形象、突兀而自然、传神，仿佛信手拈来，这就令人不得不承认作家天才的存在了。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用喻及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钱钟书善用巧妙的譬喻，沈从文善写山水风景喻情，他们在用喻方面与张爱玲一样巧用心思，但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不似张爱玲用喻气势宏大。张爱玲的用喻表现为明显的暗示化。曹七巧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折磨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这种暗示化的比喻由于作者深切的怜悯，也唤起了读者的怜悯。张爱玲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轻描淡写地呵出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仅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而且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这段描写：“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这些暗示化的比喻，组合成了张爱玲小说语言的精华。张爱玲的奇喻在她的作品中俯拾皆是，触处生辉，一方面是观察的力，一方面是表现的力，因此大大丰富了她艺术的内涵和外延。如：“有人虽遇见怎样的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这些比喻真是俏皮、冷静，张爱玲的奇喻在机智的方面有些近似钱钟书，但内藏的“美丽而苍凉”的意味、情状和个性却更加突出。这种暗示化的奇喻加描写浑然一体，有时候真达到了如夏志清先生所形容的程度：“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张爱玲就象一位出色的指挥家，把美的效果引向极至，谢幕了，观众还走不出被导入优美的旋律中那种感觉，令人痴迷，而陶醉其中。这真是大手笔，里面布满了智慧和陷井，而落入的人却是不忍舍去。《金锁记》中曹七巧自己爱情幻灭、心态扭曲，遂不惜将仇恨转嫁于儿女及其情爱、婚事上，力必坏之而后快。儿子长白成了她烟榻畔的牺牲品、驯服工具，女儿长安在婚事历劫万难可望成功之际，却不料她的母亲摆下“鸿门宴”，邀其男友来，以“轻描淡写”的口吻提到长安吸鸦片烟自小成瘾云云，令长安的男友童世舫听得由“吃了一惊”到“不由得变了色”。这一段的描写如：“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突然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一句写尽家长制上长白们的懦弱以及七巧们的淫威。而一场用心不可思议的奸诈歹毒破坏后，写到女儿长安出场：“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不仅仅在语气上一气呵成，有无懈可击的结构美，而且在悲剧的诗化上边，用心良苦，给人以余音袅袅的震荡与不尽的低徊。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百花园中，把小说用喻写得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唯张爱玲了。三、 语言色彩鲜明、景色奇特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色彩绚烂鲜明，景色奇特，如《倾城之恋》中讲流苏到旅馆去，写“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那澎湃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是写色彩极好的。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的只有些矮楼房，因此一望望得很远。地平线上的晓色，一层绿，一层黄，一层红，如同切开的西瓜——是太阳要上来了。”这段色彩的描写，更衬出了女主人公的阴郁、悲凉的心境。“外面是暖的，心里头是彻头彻尾的凉了。”“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这种参差对照的色彩，有如一个西洋旅客的眼光观赏着这个古老的中国。这种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的语言色彩，极富有创造性和结构美。抽象、冷艳、华丽。而图案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的颜色寄以宗教般的虔诚，更加凸显了她的个性化语言。张爱玲真是用颜色来表现象征的高手。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她的色彩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痛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张爱玲的大俗大雅，大俗即大雅，大雅即大俗，她的色彩都是有生命的音符，已到了一个境界了。她对大红大绿演化出的一种张扬的美，有似中国式的西洋画，特别有引人的力量。读她的小说，滋味醇厚，像花雕的醇而香。所以她懂得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就是可以把色彩描绘得极漂亮的人。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新派小说家写人物的衣着色彩往往粗针大线，只求达意，一半因为不感兴趣，一半也因为不精通。张爱玲在这上面却是决不肯将就马虎，她得的是《红楼梦》的真传，力求细致准确，而她的服装和色彩搭配知识给了她本钱。她告诉苏青：对于她，一件考究的衣服就是一件考究的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衣服和色彩对于她是小规模的创造，是尽情的游戏，是生活的艺术，是艺术的生活，于众人，那是她个性、气质、心境的流露，是她希望制造的效果。所以她用奇装异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贴身的环境，用大红大绿为生命搭配了力的延续。张爱玲在《“张看”——张爱玲自谈集》里写道：“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如’，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却乐此不疲。直到现在，我仍然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确实，张爱玲对生命充满了欢悦，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漂亮，她的小说语言也是如此。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青中肯地对她作了评价：“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断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的虽不懂，也觉得它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张爱玲的小说，给人以色彩斑澜的印象、生动不已的感触。她的语言是有情有味的文字组合，并且有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带着三四十年代上海和香港的文化烙印以及人情世情，在絮絮道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举重若轻，有时，又似乎不经意地点出，皆成妙语。她满篇俏丽、机智、漂亮的语言，可以看出她身上民族的、民间的文化素质颇深。张爱玲自身及其文学语言的价值，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复杂的、苍凉的内涵。她用奇喻、奇景、奇彩、奇情构成这一切，好比她最爱用的词汇，“一个美丽而又苍凉的手势”，它给人一种回味，一种启发。张爱玲留给了我们融汇古今语言文化的良多历史旧影，我们无疑会从中获得一些深远的启迪。[参考文献][1]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445．[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173．[3] 向弓．贵族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5．127．[4] 胡兰成．评张爱玲．向弓．贵族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5．138．[5]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408．[6] 张叹凤．张爱玲的奇喻和“伟大的瞬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7．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