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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进校园,滋兰树蕙育新人
摘要：文章基于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就新形势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校园如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等课题，作了一些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诵读 经典 责任 学校教育
中学诵读经典活动是“提高中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中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中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的有效途径。基于目前中学诵读经典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该活动应该从理性出发，明确诵读的内容和设计，注重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可行性，加大实践性与研究力度，并适当使用考核机制，使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相互渗透融合。基于教师的使命和责任，我作了一些思考和探索，与大家商榷共勉。
一、诵读经典，落实责任，培育一代新人
我校从2005年起开展经典诵读活动。针对当代中学生思想单纯却又思维活跃，个性较强却又兴趣广泛，心理脆弱却又欲望颇强，现代知识丰富却又传统文化缺乏，接受新事物快却又抵御外来诱惑能力差，有远大理想却又普遍存在不良行为习惯等特点，我们把经典诵读当作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和尝试。
(一)从入学教育抓起，认真诵读经典，体味经典韵味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德为先、育人为本的原则，狠抓初一新生的入学教育。针对学生年龄较小，心灵纯洁，记忆力强，对新学校有新鲜感等特点，在入学前，我们组织教师编印《弟子规》、《千字文》(有拼音、有解释)等，并作为新生入学前的假期作业发给学生，要求学生按规定背诵相关篇目段落，入学后检查，绝大多数学生都达到了要求。为了巩固背诵的成果，我们要求学生课前(预备铃响后)背诵，每周再加读一个早自习，采取齐背、对背、领背、接力背、分组背诵等形式，使学生始终保持浓厚兴趣。当然会背经典未必理解经典的真谛，学校在开学初就专门安排时间，由班主任老师宣讲《弟子规》，召开经典诵读主题班会，举办读经明责学习园地，校团委举行以经典诵读为内容的硬笔书法比赛等。入学教育以通过背诵营造氛围为主，有了背诵的基础，就保证了以后的课堂教学效果，也提升了学校读经诵典的文化氛围。
(二)从课堂解读抓起，仔细品味经典，感悟经典真谛
我们在前期背诵的基础上，让经典诵读进课堂，并纳入教学计划，在初一、初二年级开设了经典诵读课程，由专人负责编写教材并授课。教学中，我们以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准，育养强烈的责任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浓厚的民族情感，提高丰润的人文素养为目的，对背诵篇目逐句讲解，我们在教学中遵循“四忌四要”原则，即忌空洞的说教，要通俗易懂，忌枯燥乏味，要形象有趣，忌照搬教条，要批判吸取，忌满堂灌输，要教学相长。力求深入浅出，通俗形象，生动有趣。同时课堂讲析中做到了六个结合：即经典讲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与精神文明道德建设相结合，与学习“八荣八耻”相结合，与社会各种良莠现象相结合，与《中学生守则》及《中学生行为规范》相结合，与个人的日常行为习惯相结合。我们从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说起，列举历史典故，成语故事，名人事迹，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典型事例印证经典之理，使学生觉得先哲的经典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我们要求学生定期写心得体会，互相交流后交给老师批阅并写出评语。为了使学生充分重视经典诵读，我们将其作为政治课考试的一项内容，占政治课总分值的百分之十。我们从学生的周记本和作文中欣喜地看到，经典语录已进入他们的记忆库，经典之理在滋润他们稚嫩的心灵，有的同学不但在作文中灵活引用经典，而且能借题发挥。通过这些反馈信息，我们真切地感到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的教育效果是良好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校园环境卫生、课堂纪律、日常用语、行为礼貌等各方面均发生很大变化。
(三)从开展活动抓起，真情演义经典，感受经典魅力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有着丰富的内涵、智慧的光芒、精深的哲理和语言艺术的韵味。中学生的心理和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喜欢单一的教育方式和途径，丰富多彩，新颖生动、形式活泼才是他们所爱。我们为了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感受经典的魅力，深刻理解经典的博大精深，在背诵经典，解读经典的同时，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旋律，大力开展各种诵读活动，折射经典光芒，追慕先哲风范，熏陶一代学子。几年来，我校党政工团、教研室通力合作，教师积极参与，先后组织举办了“成大事者是否应拘小节”学生辩论会，“孝心、爱心”感动校园演讲比赛，“忠心、孝心、爱心、关心、信心”五心英语手抄报比赛，“牢记八荣八耻，争做文明少年”法制报告会，“养良好遵纪习惯，做明理向善公民”短剧小品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自己选材组材，自己设计。我们以前期背诵为手段，以各种活动为依托，以课堂解读为主渠道，以营造氛围为背景，以养成教育为目的的经典诵读是十分必要的，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同春风化雨、滋兰树惠一般，对学生身心的成长，思想的成熟，人文素养的提高，人格品性的完善起到重要作用。
三、开展经典诵读对我们的启示
启示一：经典诵读是培养良好品质的奠基工程。一个人的良好品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重要作用，我们从传统文化教育入手，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优秀的个性品质。
启示二：经典诵读是完善学校教育的必要途径。学校教育是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而现行教材中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和教育方式的单一，导致了教育的不完善，也阻滞了教育职能的充分发挥。只有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的融入现代教育之中，才能有效发挥教育职能，使教育效益最大化。
启示三：经典诵读是培养爱国情怀的有效载体。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党一贯倡导的德育工作主旋律，开展经典诵读无疑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重要内容，同时使传统文化精髓深入人心，必然会提高国民的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学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应当教育学生既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又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既有现代文明意识，又有民族传统美德，既胸怀世界、放眼全球，又保持独树一帜的民族本色，这是时代赋予的教育使命。
我国古代文学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她历史悠长，光彩夺目，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经典形象和故事，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是我们当代人值得不断学习、探索、挖掘的富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国学;古代文学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王兆鹏;江汉论坛2006-05-1545
2、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王水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2037
摘要：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教学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王兆鹏;文学遗产2006-03-1547
《中庸》以它独特的方式直指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包容、领会，逐渐便构成了中国人主要的行为方式。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国学经典中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一个伟大民族文化生命的精髓所在，往往蕴藏与经典之中，笔者选择了《中庸》对其作出深度诠释。《中庸》以它独特的方式直指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包容、领会，逐渐便构成了中国人主要的行为方式。笔者从《中庸》一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两方面入手，度诠释了《中庸》思想的哲学意义。
关键词：中庸 思想 本体论 辩证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源于史前传说时期。《中庸》一书包括本体论、宇宙观和功夫论三方面，通过性、命、人、天贯穿始终。牟宗三先生将其称为本体宇宙论。笔者将重点从宇宙观和方法论两方面来深度诠释《中庸》思想的哲学意义。
二、《中庸》的宇宙观
(一)诚者天之道也――由人生哲学向世界观的转换
“诚”乃《中庸》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诚”有属性义和实体义两种解释。前者是“真实无妄”之意，“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第二十章)后者则释为真实无妄之诚体。
从精神意义的层面看，诚是仁的全部显现。《中庸》中的“诚体”便是“仁体”。含有运动和创造的性能。因此便有了：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这里的诚之“至”即是性之“尽”。只有至诚、尽性才能将“仁”之本体得以充分展现。而此天命在赋予人之性的同时，也赋予了物质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看似孤立无依，实则是“尽性”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同时进行，却又独立存在。
(二) “与天地参矣”与“唯天下至诚为能也”――《中庸》物与人的整体性思想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及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第二十五章》)
诚，天赋的本然之理，贯穿在万物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万物了。所以君子把诚奉为最宝贵的东西。至诚的人，并非自己取得成就就算完事，还要及于万物，行与他人。成己的人，毫无私意，这是仁;成物的人，随物施教，这是知。无性的仁德，体用一致，符合外内一致的规律，所以随时实行，没有不适宜的了。
万事万物、始终本末，无不以诚为本，诚涵泳全体，贯穿始终，故云：“诚者，物之始终。”沟水易涸，昙花易萎，推而至于道德、事功、文艺，苟出虚伪，终归泯灭。所以说：“不诚无物”。君子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
《中庸》这种由个体向群体，再向自然(天、地)转化的人文主义构想，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实则蕴含着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强烈信仰。人的天性是由天所下贯赋予的，但是，人之性并不是被动存在的，它在被创造的同时也进入了到了天无穷尽创造的全部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实现人性，就必须形成终极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境界。然而，这样的境界也许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普通人在具体的事务之中很难将其切实实践
三、《中庸》的方法论
(一)“故君子慎其独也”――由践仁到尽性的个人修养功夫
人性皆由天命所下贯，而人性皆显于“仁”。《中庸》的“五达道”、“三达德”皆是仁之一端，可见“仁”之大用。因此，要通过践行“仁”，才能是人回归其本性。要践仁，“慎独”的功夫必不可少。正如《中庸》所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
人之性皆由天命下贯，人人皆有其真性，那么为何会“民鲜久矣”?人性本赤诚，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物欲所掩盖所渗透。我们并不是像禁欲主义者那样彻底否定欲望，欲望本身就属人性之一端，无从消除。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中庸所要求的如此至善的境界呢?“慎独”便是要求人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暗得看不见的地方叫做隐，细得看不到的事物叫做微。暗得看不见的地方，却是最显露的;细得看不到的事物，却是最显著的。这些都源于个人内在的一种高度、觉醒。《论语》讲：“吾日三省吾身”、①“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②，“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在讼者”③
(二)“中庸”之“中”是事物的两方面――过与不及
中庸之中起源于“允执阙中”，这里的“中”释为一种政治上的公平。孔子以之为为政的物种美好德行：“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④如果作为度量来看，则中庸之“中”可理解为中点、中心之意。若以性与道论，则只能将其理解为至善之意，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极致境界，而不是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乡愿”。
孔子认为中庸之中既非“过”，也非“不及”，却不能离开“过”与“不及”而独立存在。如果能将“进取”与“有所不为”两个好的方面有机结合，便能达到既“进取”又能“有所不为”的中庸境界。而墨家的思想观念却与之相反。“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端”、“正而不可摇”(“欲”之“正”是“利”;“恶”之“正”是“害”)。他们认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相对安定的，因此必须要有所偏。
三、中庸思想的启示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化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对于新时期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第一、对待传统文化应该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有所舍才能有所得”，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亦如此。我们不能执一面之词，也不能将错就错，糊里糊涂全都笼统接受。而是应该要有批判继承的科学精神，去其糟粕，继承那些对我们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因素。
第二、对待传统文化要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孔子的中庸思想源于古老的几千年前，经过无数锤炼、发展和丰富，具有了十分厚重的内涵。毛泽东身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引领者，站在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分析法这把利器，打破了传统文化道德层面局限性的这堵围墙，运用运动发展的观点进行了生动的创新。
第三、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千余年的形成、发展、积淀，在如此宏大深邃的文化体系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何实现“舍”与“得”便成为了中华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实践中才能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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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1．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1990年。2．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3．应用彩红外航片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以九江、芜湖、安庆三座沿江城市的文化景观演化与河道变迁关系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4．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四辑，1993年。5．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国学研究》第二辑，1994年。6．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北大史学》第二辑，1994年。7．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形态的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1998年。8．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保护与误区，《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9．老北京城地域结构启示录（中法学术系列讲座报告），《法国汉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02年。10．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11．清末《云南省城图》与昆明城市建设发展史，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城市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12．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试析，载《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96—536页。13．中国城市形制演变历史阶段之考察，载台湾大学《城市与设计学报》，第[一]十七期，2007年3月，页2—75。14．忆古道今——北京城市历史演变和传统文化风貌，载武晓峰主编《人文日新——清华文新论坛演讲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62—186。15. 甘、青地区考察所见古城址初识，载《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页527～556。 1．赤河考——关于宋代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论中国古代陂塘水利工程湮废的原因，《中国农史》1986年第三期。3．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英国境内的古罗马哈德里安长城遗迹及其维护，《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5．历史上欧洲地域的界定，《欧洲的分与合》，1999年。6．迈向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第21—29页。7．历史时期农牧业接壤地区的交通、聚落与文化互动，《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8．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第30卷第2期，页1～6，2007年3月。9．古地图上的治河保运工程与淮安——兼倡议淮安市建立古地图与运河工程博物馆，载《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页48--66。10．偶然抑或必然——运河中的地理因素，载《华夏地理》2009年第3期，2009年，页68—69。 1．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国学研究》第三辑，1995年。2．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兼论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布与影响，台湾东吴大学《东吴历史学报》第四期，台北，1998年。3．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舆图，《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2000年。4．古地图和中国城市形态变迁史，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历史地理》——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2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的编纂——兼谈历史地图与读史地图之别，《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6．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7．地图与档案，载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页170～182。8．（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载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五卷第一期，2007年，页151—178。9．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一）——中国王朝时代舆图的绘制与收存，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2期。10．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二）——中国古旧地图的流传与收藏，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3期，第8—13页。11．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三）——古地图的利用，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4期，第8—10页。12．黄、运河工水利舆图及其科学价值，载《水利学报》第39卷第8期，2008年，页947—954。13．古地图史料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载《中国名城》2008年第2期，扬州：《中国名城》杂志社，2008年，页37—39。14．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初探，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818页。15．古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徐少华主编、晏昌贵副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474--482页。16. 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载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第80～87页。17. 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地图学史领域的国际汉学交流，载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一期），中华书局，2010年3月，第145～207页。18. 记16—18世纪中西方舆图传递之二三事，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第466～481页。19. 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载刘迎胜主编、杨晓春副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丛书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页164～184。 1．La Formation de reseaux urbains dans la Chine du XI siecle，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amouroux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TOME 82, Paris, ．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3．Father Matteo Ripa and the Complete Map of the Empire in the Emperor Kangxi Era: Disseminat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maps in Europe since the 16th Century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LA MISSIONE CATTOLICA IN CINA TRA I SECOLI XVIII-XIX,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Atti del Colloquio Internazionale Napoli, 11-12 febbraio cura di Michele Fatica e Francesco D'Arelli, Napoli, 1999, ．Geographical Space on the Chinese History Studies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 Dakeu, Korea, 20005．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Published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ISBN：981-256-078-56． 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Portolan,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Map Society, Number 62, Spring 2005, pp. 37-44.（该文刊载在美国华盛顿地图学会杂志）7．The Chinese maps drawn by Korean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In Memory of the Late Dr. Chan Lee,Journal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 (Series ) April 30, 2004. ．Coastal Space and Coastal Maps in the Chinese History，The Perception of Maritime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urces,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2,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and Roderich Ptak,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6，—．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载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语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410—424页。10. Research Trends of Urban History in China,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No. 3 (2008) Published by The Toyo Bunko, pp. .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森部豊訳，载『都市と环境の歴史学 第2集特集 国际シンム东アジアの都市史と环境史——新しい世界へ』，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3月。
“历史的回音”——唐装之我见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3．同义指代汉服．汉民族服饰．唐装原意指代唐代的汉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与现代的唐装概念明显不同。 唐朝的服装 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 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 随着发展，唐代的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 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 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 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的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的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方片直裙，有点类似的和服裙子。 方片裙的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 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 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的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的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中晚唐女装华丽大气，一般类似于礼服，她们里面直接穿抹胸——抹胸原本是内衣，在唐代和裙子结合形成了一体，它不系腰带，宽松自然。真正的唐装 是中晚唐女装向古代礼仪服饰的过渡的进一步证明，这种款式为礼服一层叠一层，层数繁多，厚重拖摆，穿起来很麻烦。首先穿上很多层广袖上衣，层层压叠着，然后在围上伟大拖地的厚重裙子，即著名的“唐裙”，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虽然繁琐，却给人稳重的感觉，赋有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著名古代宫廷和服“十二单”就是从此款礼服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衣”即从唐朝传来的服饰，样式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在风格上增添了几许日本本民族的特色。“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另外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一种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西方国家称“中华街”为“china 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译为“唐人街”，于是就把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着的中式服装叫做“唐装”。 根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的意见，“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因此当初设计好服装后，设计组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的时候，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的过程便是深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对“唐装”的解释的影响。 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即是这种清末的中式着装风格的服装，也即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这种服装事实上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属于满服的范畴，与“唐朝的服装”（汉服）在风格、款式上面并无丝毫相似之处。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把这种源于“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的满装马褂误认为是“唐朝的服装”。 “唐装”一词本身的称谓，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 把“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本来作为中国人传统服装在海外的惯称、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也算顺理成章，但让人遗憾的是，风行的“唐装”一词严重偏离了它的本意，极易引起普通民众包括历史知识欠缺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误解：以为此“唐装”即“唐朝的服装”。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自是不明了“唐装”一词的确切指代，而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虽然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不排除其为流行规律的必然或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但此举在催生汉服运动的同时，却也给后来真正的唐装（汉服）的复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阻碍。 这种“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显然这种“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 “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才市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 “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 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 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 唐装(满族式)唐装(汉族式)唐装 - 评价唐装 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 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人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 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哲学论文 范文 一：非连续性哲学 教育 思想论文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 理性思维 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 文化 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 儿童 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 措施 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哲学论文范文二：哲学引导建筑设计论文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 雕刻 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 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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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
什么是“道”： 客观世界是否存在着能适应万物万事的总法则──它应是介于科学（知道的认识）和宗教（相信的认识）之中的某种"可能的认识"范畴──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起来的“道”。一般学科只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或一个层次，而面对社会万物万事这一错综复杂的系统，却无法给予有力的全面解释。而老子的“道”指出的却是宇宙物理与人事必然的基本法则。自然界的事物都摆脱不了这基本法则的规矩，事物顺之则生成，逆之则败亡。因此，人与天地万物皆应循“道”而为。梁启超说："吾先民以为宇宙间有自然之大理法，实为人类所当率循者，而此法理乃天之所命。" “ 道”是什么？“道”就是化生为万物的原物质和这原物质化生的万物演化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法则当然也是人应当遵循的人事法则）。“德”是什么？“德”是万物顺应道而形成的自性、本然，是万物各自的一种内在的品质。《道德经》就是论述宇宙间的这种大理法和人应该怎样遵循这大理法的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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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智慧经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 营养 ，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摘要：“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幼儿园阶段诵读优秀国学经典，学习前人在修身养性，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智慧和 经验 ，可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幼儿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关键词：国学 经典 传承 文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讲话中说道：“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但是在各种文化交融贯通的现代社会，我们大多数人逐渐摒弃了汇集中国很多思想精粹和美德的国学文化，片面地认为我们的“国学文化”是落后的、带有封建残余的文化，而去追求所谓先进的西方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国文化，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的话，在其积淀传承的过程中都会有精华也有糟粕，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国学文化” 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比如：提倡修身齐家、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等，我们如果将国学中的精华挖掘出来，在幼儿园里，从儿童时期对孩子进行熏陶、浸润，就能达到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教育效果。
据调查发现，在中国，由于大部分孩子是独生子女，“四二一”式的家庭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性问题：缺乏爱心，不尊敬长辈，蛮横，自私，合作与分享能力差。
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在幼儿园适当导入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在培养儿童品德、修行等方面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事实上成年人的很多行为习惯、人格思想在7岁以前就已经形成并影响伴随我们的一生。因此，笔者认为在幼儿园阶段开设国学经典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幼儿园开设“国学”经典教育，以《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文章为教材基础，通过诵读原文、模仿动作、再现情境等教学手段有效地将“国学文化”传递给儿童。
那么，怎样在幼儿园有效地开展国学文化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呢?
1 通过多种手段与途径，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幼儿来说，如果只是枯燥的读书，时间一长难免失去兴趣。教师应根据幼儿的这一特点，合理运用多种手段来辅助经典诵读，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刺激来激发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讲述故事法
讲故事是幼儿十分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将国学经典中的小典故，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讲给幼儿听，揭示传统文化经典中的道理，幼儿感兴趣，容易听得进去，学得也轻松。
图画法
古诗文经典比较难记，将枯燥的文字转化为图画、动画等形式，可以使古诗文经典更加容易理解，同时还能有助于记忆。幼儿形象思维占优势，在引导他们背诵一些文字艰深的古诗文经典时，如果能利用Flash动画将枯燥艰涩的文字转化成图像，不但能加深理解和记忆，而且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古诗文经典的学习兴趣。在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基础上，还可以组织幼儿自己给文字配上图画，不断加深幼儿的理解。
趣味游戏法
将诵读的内容融入到幼儿最感兴趣的锻炼与游戏中，是增加儿童学习兴趣的好办法。伴随经典的唱诵，孩子们做着创编的扇操、拉手操、 武术 操、椅子操，气势磅礴，直击儿童心灵。在孩子们户外的器械活动中，把孩子们熟记的《三字经》、《弟子规》等内容编成橡皮筋、长绳、“跳房子”的新跳法，让孩子玩起来不念就不行，快乐地念唱巩固;在“翻胶线”、猜拳、手指戏等小游戏中，经典诗词的念诵也成了完成游戏的规则背景。将“经典”教育巧妙移植到多种活动中，使活动富有“趣味性”。
多种感官训练法
在指导幼儿开展诵读的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多种艺术手段，如组织开展吟咏、朗诵、唱歌、跳舞等活动，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高对古诗文经典的感受力。
情境表演法
大多数国学经典都是比较深奥难懂的，是幼儿难以理解的。为了让孩子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师可以为幼儿创设适当的情境，通过情境表演的方式，把深奥难懂的经典变为直观形象的表演，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以致用，让孩子做到“知行合一”。
比赛竞争法
幼儿园还可以组织举办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汇演和各种比赛，形式包括朗诵、吟唱、讲故事、背诵比赛、合唱、相声小品、游戏等，以此检验诵读活动的成效，激发幼儿更大的兴趣。
2 家园互动，合力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
幼儿园与家庭的教育重在“合力”。我们力求实现“双边互动”，用参与性最强、最生动的方式让家长始终“和孩子一起”。比如在班级中建立了“流动麦克风”制度，让小小的录音笔在每个儿童的家庭中流动，录下亲子共同诵读的章节，在全班播放并领诵，每月评比“金话筒”;以“经典长廊”为载体让家园同行，我们在幼儿园长廊以“活动夹”悬挂可自由取放的国学经典诵读卡，家长每天都可以与孩子一道取一张卡片回家，根据内容或与孩子共同诵读，或讲述给孩子听，或朗读给孩子欣赏。每天，要求家长安排5-10分钟与孩子共同诵读此内容，并由孩子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和对家长参与的评价。
“滴水能穿石”、“积少能成多”，国学教育贵在坚持。努力把握好长时期“一滴水”的份量，始终保持孩子们“乐学”的状态是国学教育的根本。滴水会累积起穿石的力量，滴水能汇集成江河的丰富，从孩童开始，从小蓄积起来的民族的美德与智慧终将厚积薄发。
幼儿园的国学文化教育旨在让孩子常常耳濡目染于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孩子纯洁无暇的心灵里，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我们相信，“国学文化”的价值将会伴随儿童一生，传统文化的精髓滋润将扶持他们克服人生的逆境难题，扬帆启航。
居住坏境与健康的关系： “地滋润草木茂兴隆吉庆”。这是《三元总录》书中原句。是我国古代风水师们用来判断一所住宅、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是否兴旺发达的标准之一。 居住房屋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精神、运气和健康，这是我通过多年来的观察和研究后，发现这是一种常见现象。 人们会由于各种原因更换或改善住房条件。新住宅的风水效应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因此，在搬入新居之后，有的人感到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甚至官运亨通，生意兴隆，子女学习好；而有的人住进新房以后，则感到事事不顺，或疾病缠身，或口舌是非甚至官非。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也使许多的人迷惑不解。其实这种现象就是房屋对居住者产生的物理学（风水学）作用力。好的风水（物理）作用就称为优良住宅效应，坏的风水作用力就称为住宅病。住宅病大多都是因为住宅房屋建筑地点、方位、格局、用材或家具电器的安装摆放等方面不符合科学风水学的要求，违背了某些自然规律，产生了对人体生理信息的干扰和破坏作用。 例如：地磁辐射来自地层下面，看不见摸不著，但它确实存在，且与地下的水脉走向有著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地下水流的交叉处，辐射的强度就更大。人们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辐射区内，或者是卧床和办公桌正好放在辐射点上，就一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而患各种疾病，如精神忧郁，或烦躁不安，或头痛失眠，或抵抗力下降，或工作效率下降等。地磁辐射虽然没有办法根本解除，但可以设法避免。其次，装修房子所用材料虽然价格不菲，但其中有的材料中含有一定量的苯和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又如油漆中的苯酚、铅等等，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通风不好，使这些有害物质的分解排出不好，必然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这些现象从前被称为风水作用，因此我利用所学的科学知识，结合古人的风水学，从中悟出一个道理：阴阳风水学是科学，不是迷信。现代称为自然科学，笔者称这种现象为现代风水学。它是包含了地球物理学、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坏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气侯气象学宇宙星体学和人体生命科学的一门综合学科。 我们知道《周易》的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阴阳平衡、阴阳共存， 相互制约、相互依赖之思想，即对立统一思想。这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孤立只是暂时的。就人而言：一个家庭（即太极），男、女结为夫妻（两仪既阴、阳）象征着夫妻相互共存，相互依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你追我赶，共同发展。 当前，国际自然科学界在风水学方面正积极进行研究和应用，并且得到了所在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由于风水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我认为在研究和运用这门学科时应该遵循“了解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顺其自然”这四大原则。把古老又神秘的风水学现代化、科学化，使其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采纳哦
呀，什么时候开始算命了？
好的科学论文开头能让人耳目一新，使论文更有阅读的意义。如果你想写好的论文开头，就请看下面的两篇论文，这样能启发你的思路。下面是由我整理的科学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中国古代科学的科学力量
摘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知识组成的基础是古代哲学，糅合了儒、道、法等各家思想，最鲜明的一点是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几千年的城市发展历史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与规划、建筑和环境密切相关，通常是为了选址而对地形、地貌、气候、景观、生态等各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评价的原则，提出建筑规划和设计的一些指导性意见。本文将从中国风水的理论基础出发，深入剖析中国风水理论在当今城市规划研究中起到的作用，总结其理论与实践上的意义。
关键字：风水;城市规划;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一、风水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风水理论是集地理学、星象学、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和人体生命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住宅、宫殿、陵墓等)及其环境的选址、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的一种特殊“术数”，虽其中有不少的迷信色彩，但也充满了探索、解释自然现象、自然规律及人与环境之关系的内容，且特别注重实践。《风水探源》认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一种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满足的地形条件。
《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天地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要遵从自然的规律。在营建选址和空间营造过程中，要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这与风水学的主张是一致的。
抛开风水的占卜成分不谈，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符合《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可以说，《管子》“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的营国及城市选址思想，为风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管子》的整个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及其在临淄城的成功实践，是我国最早期的城市整体规划的理论。
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室内布局陈设设计等多方面都体现了“崇尚自然，归法自然”的思想。在建筑景观组织设计、建筑外部造型设计和建筑主体设计中，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风水学的自然美主张观照山川，巧加改造，从而获得自然美和建筑美的和谐统一。
二、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在古代城市规划中的运用
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侯和生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的直接对象。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
1.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
在我国古代，风水被称为阴阳，阴阳又叫两仪，是风水术的一个中心理论，特别讲究阴阳二气的冲和，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物都是阴阳交媾的产物，孤阴不长，孤阳不生。风水书被称为阴阳书，风水师被称为阴阳家。中国古代哲学就讲了，世界万物始于阴阳，是生两仪，分出的阴阳二气不断地一分为二――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阳气轻清上升而为天，阴气重浊下降而为地，阴阳交媾，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化生出大千世界。风水的阴阳哲学是一套哲学逻辑的方法。
古人认为“山南水北为阳，水南山北为阴”。《老子》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许慎《说文解字》：“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三柳轩杂记》有对阴阳家“为磁石引针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理”的介绍。在《逸周书・大聚解》中有：“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说明“相其阴阳”和“别阴阳之利”简单的阴阳哲学思想在我国古代早期就产生了。何溥《灵城精义》中：“阴用阳朝，阳用阴应，合之固眷属一家;山远收山，水远收水，分之亦互为生旺”。表现了风水理论阴阳对待的阴阳辩证思想。中国的阴阳学说认为，凡存在的事物都分阴阳，都具有阴阳对待、变化和统一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中最早出现又最为根本的学说。
2.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古代城市的相宅、择地
《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是以阳不独王，以阴为得;阴不独王，以阳为得，凡之阳宅则有阳气抱阴，阴者则有阴气抱阳，阴阳往来，即合天道自然，吉昌之象也”。中国古人在不断地聚居实践中，总是在寻找最好的自然环境，用以满足所需求的食物、安全与舒适的居住和便捷的建筑营造。《阳宅十书》中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总内形得法，终不全吉，故论宅外形第一”。风水理论强调，选择宅居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看宅居能否处在“阴阳之枢纽”的良好自然生态系统中。这样的阴阳枢纽，也就是风水格局的理想摸式，称为“穴”。《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并指出：“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在城市选址方面，古代风水理论认为城池应“负阴抱阳，坐落其中”，并强调了“天有九星，地有九宫”的格构模式。《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主持洛邑的营建时“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亦惟洛食”。武王克商返回镐京后，决定营建洛邑成周，《逸周书・度邑篇》记载了洛邑周围的山水形势：“自洛延于伊，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
3.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山水环抱”的城市格局
自然生态系统中包含着气象、地质、地形、水、土壤、动物、植被等基本组成因素。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是风水的目标，风水视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阴阳和谐为首要。所以，山川之中包孕着城市，城市之中又有流水园苑的穿插。
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绘成都城的修建：“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峙。崤函有帝皇之托，河洛为王者之理……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中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两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汇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灵关、玉垒、峨眉三山环抱，郸江、检江两江护城环绕，构成了成都城外围的山水格局。
古人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大宇宙(大周天)，而人是一个小宇宙(小周天);大、小宇宙之间的建筑被视为中宇宙，是大小周天的过渡。天为阳，地为阴，建筑和院子是天地贯通一气的媒介。院子、天井因而成为天地、阴阳的相交之处。东汉仲长统《乐志论》：“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是山水环抱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风水在将环境秩序化的过程中，普遍而有效地采用确认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方式通过要素围合加强对环境中心化的秩序，所以风水空间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主体为核心的围合性空间。
三、结语
虽然以上所述阐明了风水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中的显著作用，但并不是要求现代的人们全盘接受风水的思想，对于有一部分人认为风水学能解决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问题，或以仍有尚未发现的自然界组成物质为理由，来解释古代风水学如何高明、奥妙，这是不科学的。对于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而言，它毕竟产生在科学不发达的环境下。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有节制的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远不能达到如当代建筑学所具备的先进技术手段，但在基本追求上却是一致的。而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中，风水思想更注重人与自然在精神方面的两情相洽，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在现代城市规划的工作中，城市规划人员需要正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思想，从中寻觅人类曾一度丧失，而又必须的“天、地、人”和谐的追求，用风水理论中科学的观念去正确处理城市规划和景观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其亨著：《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1日。
[2] 余健著：《堪舆考源》,[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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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风水学是怎样产生的风水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较为学术性的说法叫做堪舆。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因有风水著作《青囊经》、《青鸟经》影响广泛，故也有人称风水为“青囊”和“青鸟”。“风水”最早见于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是有关风水的最早的定义。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风水的历史相当久远，在古代，风水盛行于中华文化圈，它是衣食住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许多与风水相关的文献被保留下来，由文献中可知，古代的风水多用作城镇及村落选址、还有宫殿建设，后来发展至寻找丧葬地形。中华建筑风水研究协会理事高煜翔主张辨证研究风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解释风水现象，它用于占卜其实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其存在一些道理，但是只可用于趋吉避凶，若没有实际行动一切都是枉然，不可痴迷其中。通俗的讲，风水好的地方，居于此处，象征人事兴旺，盼望令后代富贵、显达。严格的讲，即是符合风水学中“富“和”贵”原则和标准（即所谓“好风水”）的地理位置或环境。“风水”只是名称，而非风和水。风水又称堪舆，或称卜宅、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地理、阴阳、山水之术。在中国古代的文义里，“堪”是天道、高处，“舆”是地道、低处。“堪舆”是指研究天道、地道之间，特别是地形高下之间的学问。它是以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为基础，把古代天文、气候、大地、水文、生态环境等内容引进选择地址、步建环境的艺术之中。术以气为万物本源，认为世界是从无（未见气）到有（气之始）。气是本源（一），它分化出阴阳（两仪），又分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五行），这些物质的盛衰消长都有不可改变的规律（有度而不渝），并且有了祸福（吉凶悔吝），这些祸福都是可以预测的。谈风水学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中国人对地理风水的意识产生很早：“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在那种危机四伏的自然条件下，人们先以树木为巢舍，后来在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首先对居住环境进行了改造。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村落——半坡村遗址，“选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近旁。”西安半坡遗址就坐落于渭河的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到了殷周时期，已有卜宅之文。如周朝公刘率众由邰迁豳，他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经·公刘》）到了战国与先秦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司马迁《史记·樗里子传》载：战国秦惠王异母弟樗里子，生前自选地于渭南章台之东，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宫夹我墓。”至汉兴果然，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反映了当初活人的住宅和死人住宅的选择规律。秦代朱仙桃所著的《搜山记》，成为风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汉代时，人们已将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对宇宙总体框架认识的理论体系。这个框架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石，对风水的应用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使风水由以前人们只是用于卜宅、相宅的机械活动，升华到理论阶段。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水理论已经逐渐完善，如托名郭璞的《葬书》一直被推崇为风水理论的“经典”。同时他还著了《葬书锦囊经》。当时的风水师也颇受推崇，如管辂以占筮、相术、相墓著称于世，据说他经过魏将毌丘俭的墓，曾“依树哀吟。”人问其故，曰：“树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失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灭族。”唐宋时期，风水学普及最突出的表现是《葬书》的流行、罗盘的广泛使用。《青囊奥语》的诞生，使风水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流源。这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科学的发展所决定的。隋末到唐时，李播、李淳风父子作《天文大象赋》、《大衍历》、李淳风负责编纂的《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等诸多的天文书籍，皆对天上各大星座作了详细的描述，使风水之学与天地相对应。在地理学上则兴起了对山川地形进行考察的热忱，从而促进了风水学理论应用于对山川地形的踏勘。到明清时代，风水发展到了极点，风水活动遍及民间及至皇室。明朝开元时的刘伯温就是一位风水大师，他对风水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后期蒋大鸿对地理风水在杨公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著《地理辩证》是以挨星为理气的主要内容，为近代风水理论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