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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绪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最特别的地方应当是它具有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可混淆的系统。文言起于先秦时代稗官杂记，是流行在街头巷尾说长道短的简短记录，是所谓的随笔文学。通俗白话的小说则是开始于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是对说话人口中丰富多彩的故事再加工、纪录，名清时期，更由于大量文士的积极参与而造成巨大的发展。形成了数种流派的小说，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浪漫爱情等各方面。它们面对的，是广大的平民百姓。基本上来说，两种小说不论是文体、渊源、演变等各方面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系统。一、最初的小说观念其实，小说在最初的阶段是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早已奠下的基础。第一次读到「小说」这个名词是在庄子的文章中：「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远矣。」《庄子_231;杂篇_231;外物》在这里，庄子把「小说」和「大达」做一相对比较，而其中小说指的是浅薄而不重义理的学说，这个观念和古代文人眼中的小说观念很类似。但是到了汉代，「小说」这个名词被用来作为古代和当代典籍的总称。东汉班固《汉书_231;艺文志》子布中就有列出『小说家』这个门类，并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说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其实，、这是相对应于帝王之道、政教得失等高士文人的话题。所谓的小说，只的应当是乡亲父老、食衣住行等和自己切身有关的话题罢了。二、小说的起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到是有提到，小说起源于人们闲暇休息时所讲的神话故事。基本上来说，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那是因为上股时代的人们，对大自然存着敬畏且恐惧的心，聘且一直认为宜切自然界的现象都听命于神的旨意，而这个「神」，无所不在，他在冥冥之中安排了一切。而后人所认为复杂的问题，在上古的人们看来，却都以「万物有灵」的这个说法给解释了。并且以自己和大自然艰苦搏斗的历程给形象化、艺术化了，塑造出一个英雄的形象。而在古代神话中则有着两类神话，一是英雄神的，令一则是自然神的。后者如雷公电母、风师雨伯，前者则是如后羿射日、女蜗补天等。其实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神话被小说所吸收后，并没有保持原貌，这一点从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历程就可以的到验证。《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其壮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三分约人，七分似妖，可怕极了。且在《山海经》里我们无法断定西王母的性别。到了战国时期《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俨然成了一为人主。后来到了《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已成了『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资掩霭，容颜绝世。』的美人了。神话被改造的过程中常被后人一点一点的加入道德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和人情世故，在此时，神话演成了历史，中国古代的神话资料长失其粗犷原貌，我想原因应是在此吧！三、先秦小说小说做为一种文体的名称虽然一直到汉代才出现，但小说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可惜的是，这些书早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小说，都是在名清时期才得以逐步确立其地位的。《山海经》今存十八卷，晋人郭璞注。至于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其内容上看来，应当是战国中后期巫祝方士采古代神话和地理博物传说而成的，一直到秦汉时期才被订为一书，名曰《山海经》。书中包含了很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山川博物等事迹奇怪的风格，相对的，其地理博物性质又使古人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书。相同的，《穆天子传》也是如此。而《山海经》又被后世人认为是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四、汉代小说《神异经》，成书于汉代，但作者至今尚不确定。此书是在《山海经》的影响下产生的，不论是在内容、笔法等各方面都有模仿《山海经》的部分，只是作者加入了神仙方术和儒家思想的观念。《汉武故事》，此书记汉武帝一生遗闻，叙述他求得成仙的部分尤其详细，由于《汉武故事》把历史和幻想结合在一起，并且所表现出来的文笔较幽雅，以成了较典型的志怪小说了。较为人所知的，应属《燕丹子》了吧！他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至今仍无法正确推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为汉代作品，应是肯定的。书中写的正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只是由于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在「道听涂说」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不少的内容和情节，使剧情愈加生动曲折，但却与史实愈来愈远，这正是基于民间的传说得基础上写的。五、魏晋六朝的轶事小说所谓的轶事小说又称叫志人小说（这是鲁迅根据志怪小说的命名推论而来的），而轶事小说首推应当是《世说新语》了，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集其门下客所共撰，刘孝标作注。分政事、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载东汉到东晋的奇闻轶事，其内容虽然琐碎，带却真实的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及生活状况，很生动的表现出来，并且写出了士人消极厌世，放浪形骸的风气。其中有许多故事是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题材。六、魏晋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的兴起渊源应起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时代的志怪小说。其中《博物志》即是如此，与《山海经》相同，记载地理博物琐碎杂文的作品。志怪小说最高的成就作品应当是《搜神记》了吧！他和记地理博物的小说不同，他以记录鬼怪神仙的故事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野文杂记。作者是晋朝的干宝，他作《搜神记》是有感于父亲之婢和兄长死而复生的神异经历，一方面『考先志于载籍』，另一方面则『收遗逸于当时』。干宝在写此书时，有滥收他书所造成的错误，亦有他自己的意见进行加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的遗漏缺点，所亦鲁迅成他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搜神记》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干将莫邪」、「东海孝妇」、「仙女下嫁董永」等故事，其中亦有不少作品都被改编成为剧曲了。七、唐朝五代的小说在唐代，坊间流行的小说有传奇和话本两种。唐代传奇，基本上是源自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但其用来写做的笔法则是用写使的传记方式来写的。在全盛时期则有《枕中记》、《李娃传》、《莺莺传》和《南柯太守传》这些较有名的作品。但反观唐代话本，宋明时期风行的话本小说的前身，它是讲故事的，它也有可能是由于当时，唐都城长安佛风盛行，不论在公理或民间都很盛行，而僧人对世间讲法时又有分僧讲和俗讲，僧讲当然是对出家人讲说佛经，而俗讲就是对世间人阐述佛法教义，同时亦兼具有化缘的目的。由于俗讲的对向适一般大众百姓，所以必须吸取民间的说话技巧，并且演化为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一项技艺了。这无疑是对宋元的说话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了。唐代小说，真正使传奇开始发光发热的应当是沉既济的《任氏传》。写的也是神话鬼魅因为相爱通过了层层的考验殉人相随的故事。但沉既济较为我们熟知的名篇并不是这一部，而是《枕中记》，歧视会发觉以前的小说写的都是具有正面的教化意义的小说，藉以讽谕那些热中富贵、权势的仕人豪强。用旧的题材加上些心的创意，在用上自己的想象力丰富情节，这实在是对后事的表演艺术影响很深的一件事，如汤显祖《邯郸记》即是如此。唐代传奇最伟大的作品，应当举白行简的《李娃传》。此篇应见于《太平广记》中，故事中的三次转折让这故事紧紧的扣住人心，难怪会成为千古名篇，而李娃这女主角的塑造，亦表现了一个风尘女子的冷静和清醒，且她在看到荥阳公子悲惨际遇的时候，唤起的她的同情心，并且帮助他，而她比霍小玉更显伟大是在于她连八年夫妻都不要，在感情上更显洒脱，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门户之见造成了她们无法和心爱的人相结合，小说戏曲中常见到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熟套，就是滥觞于此的。唐代小说还有一部不可不提的，那就是影响最大的《莺莺传》，后代用它为题材写成的戏曲最多了。作者是元稹，有人说这是元稹自己亲身的遭遇，但众多考证说法不一，所以我就不加以阐述了，《莺莺传》和以往小说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女主角是位知书达理的才女、名门闺秀，不同于以往尽是些妓女、妖精的角色。唐代传奇全盛时期最后一座高峰即是蒋防的《霍小玉传》。写的也是文人名士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不停于以往的只是由于霍小欲不甘心，而要求李益要等八年后才能另取名门，没想到李益翻脸无情，导致霍小玉死后化为厉鬼并且报复。爱恨分明的写实性个，直接脸出人性的脆弱，成为唐代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唐代后期的作品就大不如前了，后期中较好的作品当推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灵应传》。虽然两者都有在手法上创新求变，但在实质的内容上和前期的作品相比，逊色许多了。八、宋元时期的话本由于宋元的小说艺术发展并不在文言的部分，所以文言小说的成就并不如通俗小说。在唐、宋、元三朝丰富的文化洗礼和经济繁荣的推动下，各种来自民间极富特色的话本形式也就孕育而生了，并且在此时期奠下了坚固的基础。在宋代，有一门艺术叫「说话」。而表演的场地则称为「瓦舍」或「瓦子」，是一种有规模的综合游艺场，其中表演各种戏曲的地方叫做「勾栏」。当然「说话」最容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而其中众多题材当中最为百姓所接受的，应当是历史方面的故事了，其内容讲的多和朝代之间的兴衰、军国大政等有关的事，参考的史书中有《汉书》、《五代史》、《七国春秋》等，而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无疑是《三国志》了。到了元末明初之际还有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且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的先河。而宋代亦由于国家政事的关系，百姓们喜欢听「士马金鼓之事」的内容，而其中即刻反映出宋代民族征战、平民起义、抵抗外侮入侵之事，讲的多是以英雄人物为主角，主要的代表即《杨家将》、《水浒》之类的科目最受欢迎，开创了英雄小说的先河。宋代还有另一类至今仍广受民间欢迎的体裁，那就是公案小说，其中表现出百姓对贪官污吏的不满和对「青天大老爷」的期望，「包青天」至今仍符合了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另一类白话短篇小说，即以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作，并无显著的成绩。在现存宋元话本中，爱情和公案这两类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爱情小说的代表作《碾玉观音》，表现出了小老百姓对爱情的坚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即使变成厉鬼也要表现的对追求自己幸福的坚决。公案小说叫具有代表性的是《错斩崔宁》。其中反映了南宋时期官吏问案的轻率、草菅人命，作者对司法弊端提出了疑义、批判。由于语词生动说话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广大听众，所以熟悉平民所用的口语，且经由说话人的熟练，表现出了人物、对白的生命力，加入俗语、方言等，想必是此一时期的一大特色吧！九、明代小说明朝是中国小说蓬勃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明代小说举四本当代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分别代表四个领域的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和人情小说。附带提到一点清朝人李渔江这四本书称为小说界的四大奇书。首先我先从历史演义这个方面开始说明。就其内容而言，历史演义大多是从正史当中取材，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_231;分类说明》中有提到：「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史者」和「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这两点使我们觉得历史演义小说虽然取材自历史，但内容大多和史实不同，多加以改编，因文生事、虚构创作，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而宋代的说书业无疑是对三国故事的丰富和广泛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三国至流传至今版本众多，现在看到的以清人毛宗冈的一百二十回本最为通行。由于成书的时间较其它书为早，所以他用的文体还是简易的文言文，而它的内容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我想是因为罗贯中的「拥刘反曹」契合了他们的道的观念，并且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人物性格，非常容易引起民众的认同。英雄传奇小说当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金圣叹他在《水浒传序》中有提到：「《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格物，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故不以为难也。」《水浒传》中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等，个个颜色鲜明、精雕细琢，是人物塑造上显现笔力的地方。由于《水浒传》讲的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草莽英雄的色彩严重，让人觉得富于生活的气息。神魔小说这个观念最早是由鲁迅先生提出来并且使用的（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到明代中期，其实神魔小说也应该要出现了。因为中国人对神仙鬼怪、灵异传说之事早在商朝即开始有此观念，因此民间神话发展至今，文人雅士也喜欢参与其中。而自卫进以来，志怪的小说就一直很兴旺，且由于中国式一个受宗教影响极深的国度，并且佛教、道教和一些西方文化入侵中国而来的宗教，相互融合、演化而来，在加上唐朝时即有「讲经」一家，所以到了明代中期通俗小说日趋成熟的时期，神魔小说的兴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演绎自《大唐西域记》，数是内容其实我们都很熟知，在此不再多说。其实，在故事中不乏积极劝世的一面，鼓励人们要克服困难，积极向前，虽然有神力相助，但若没有灵活的头脑又如何能成事呢？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虽然有许多人对它的印象仅止于是香艳色情的小说，但它以高妙的笔法写出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市井风情，真实的表现在具体的文字上。文中大量的运用了市井口语、俗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让我们在阅读时格外的具有感情，因为其所应用的言语非常生活，更贴近读者的心灵。但其中间杂对于猥亵淫秽的描写，较为人所诟病，但毕竟这无法掩饰《金瓶梅》是中国通俗小说最重要作品之一的光芒，而且它也是小说界四大奇书之一呢！十、清代小说清代小说成就最高的无疑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了，这是部言情的小说，写的当然不只爱情，尚有亲情、人情、厉害之情等，写进了曹雪芹的一生，用曹家的盛衰来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其实这部小说在清朝干龙年间即广为流传，用的文体是白话的章回小说。清代尚有些不错的讽刺小说，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儒林外史》是以平实的笔触加以课化当时文人士子追逐科场名利的堕落与矫饰。由于作者对八股科举制度极为厌恶，所以用描写世故人情的笔触描写，故多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肤泛之语、无淫秽之语。但由于多短篇衔接而成，是结构较松散的一部。《老残游记》虽名为游记，实属社会讽刺小说，而其中写的多和清朝官吏罪恶的揭发有关，当中写景的描述尤为独到，善于用具体的事物比喻声音这是他笔力精炼之处。另外提到清朝尚有一部文言短篇的笔记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的也是神仙志怪，但它虽文笔记小说，但却是有结构的，它是有系统的整理，编辑成册的。.....................。。。。。。。。。。。。（很多 关于古代四大名著的）要不？给你发过去
主要还是集中在日本，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花房英树《白 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等。
外国文学名著鉴赏分析《红与黑》的人物形象塑造《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他讲述的主人公于连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向我们讲述了法国19世纪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新的势力与旧势力的交锋，《红与黑》起初的标题为《于连》，1830年定名为《红与黑》，并有副标题“1830年纪事”。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作，是因为它最早体现了这一流派的基本特征。首先，小说直接吸取现实题材，反映现实斗争。1827年的《法院公报》上登载一个27岁的青年家庭教师枪杀了自己的女主人的案例，启发了司汤达，但小说的故事已与生活中的案件有了很大的不同，作者用他长期以来对复辟王朝时期生活的观察，联系当时的实际，注入他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使《红与黑》成为一部反映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形象历史。作品中的“红”代表了充满英雄业绩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拿破仑帝国；“黑”代表了教会恶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作品对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同时，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尤其强调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也使这部作品成为典范。沿着于连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事情。本书的作者司汤达使用了多种手法对人物进行了塑造，使今天的我们读起来使我们感觉到人物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作者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多角度塑造人物，并且使用了大量的心理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再比如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它被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后是《安娜 卡列尼娜》，讲新女性的爱情与命运抉择，可以和《简爱》对比阅读，当然《复活》也不错，讲爱情与精神救赎。还有比如《双城记》、《珍妮姑娘》、《德伯家的苔丝》， 当代的且比较通俗的有《蝴蝶梦》（和《简爱》有类似的主人公和情节，且有同名电影经典）和《挪威的森林》，它们都是不错的选择。个人喜欢吉恩 里斯的作品，《藻海无边》被认为是《简爱》的前篇。
你可以下一个"唐之韵”的解说词，非常非常的好。或者看一下相关视频，极力推荐。摘取一部分给你看：唐代，连政治连哲学都透着诗歌的芬芳，是典型的诗歌时代。唐代的诗坛，不仅诗人多，而且还挺立着一队令后人肃然起敬的巨人，像李白、像杜甫、像韩愈、像白居易、等等等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一个接一个登场的巨匠，宋朝以后的诗从创作时，都极力想跳进他们的磁场却又无从着手，或是极力想跳出他们的磁场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来了，放声一唱，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看看这胸襟气度！在交通和通讯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山那边是什么样子很少有人知道，天涯是不可能若比邻的。这只有人充满自信，相信能自由自在的活着，不会有政治地震与任何外力来阻隔人相会的愿望，才能从容不迫唱出这样的豪情。于是陈子昂来了，像巨人一样挺立在幽州台上，面对着无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如春雷炸响一样高唱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么悲壮的歌声，像从历史的深处腾出，不仅一声就唤醒了永远辉煌的盛唐诗，而且直到今天仍在中华大地上产生审美的冲击波！于是那一群气势磅礴的边塞诗人来了，他们是盛唐的仪仗队，展示着盛唐的国威。王昌龄来了，高唱战地进行曲：“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于是高适来了，他的千古绝唱《燕歌行》如钱塘江潮一样而来：“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于是岑参来了，这个渴望建功立业的诗人满怀激情高唱着：“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这群边塞诗人，或歌颂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一往无前的昂扬斗志，或诉说战争的艰苦和残酷，都那么英姿飒爽，气势灼人，因为他们是盛唐的诗人，盛唐诗坛的风云人物，喷发的是永远震撼人心的边塞英雄交响曲。终于李白来了，他配合时代的最强音，以惊动千古的气势唱出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巨人昂首天外，用目光提起黄河滚滚狂涛向海里倾倒才能找到的感觉。正是这个宣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超级巨人，把盛唐精神上推上了照耀千古的最高峰。然而，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终于酿出了“安史之乱”，这一场延续了八年的战争，把盛唐的气象一下扫得七零八落。于是杜甫颜色憔悴地走来了。这个悲天悯人的诗人，虽然到“安史之乱”爆发那一年已经四十四岁，但他唱不出盛唐的理想主义，唱不出盛唐的浪漫气质。他用嘶哑的歌喉唱出来的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一片中唐的血泪，是目睹盛唐气象破灭的悲哀。于是韩愈来了。这位个性极强、想把盛唐气象召唤回来以重新振起自信的诗人，开创了一个奇崛险怪的诗派。他大声疾呼，用诗一样的语言喊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千古名言。显示出想用地震的强力重新推出一个高峰的魄力。于是白居易来了，一出场就倔强地唱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显示出唐王朝仍然是一个具有活力的存在。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诗歌的风格浅切平易，与韩愈的奇崛险怪双峰并峙，使唐诗呈现出又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天地。然而，唐王朝毕竟走上了无可挽回的下坡路。唐诗也从中唐的再度繁荣跌进了晚唐的衰飒。于是李商隐来了。他眼前一片朦胧，不知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路向哪里去。他的歌声是古人感伤的、低沉的，望着逐渐黯淡的黄昏，一唱一咽地低吟着：“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是在哀叹自己的不得意，可我们从中也看到了唐王朝的日暮途穷。唐王朝，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道辉煌，终于黯然熄灭了。唐诗也以寒蝉一样凄切的声音，唱出了最后的失落。韦庄站在南京古城墙上唱着：“江南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是在哀悼六朝的沦落，也是为唐五朝送终，为唐诗留下最后的叹息。其实，可以就围绕文化的堕落或者当下人的文化缺失角度来写
一、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等闲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二、全国空前统一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汉代始，多民族的统一体已经形成。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再现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使多民族的统一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为加封边疆的治理，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边塞的征戎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一大批寄情于边塞的诗人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唐诗》收录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有两千余首。边塞诗的兴盛为唐诗的繁荣增添了异彩。三、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学习研究。唐初社会经济恢复迅速，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为广泛吸收庶族地主参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晋六朝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唐科举取士分常举和制举两类。制举由皇帝主持，科目临时设置，不常举行。常举每年一次，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进士两科。进士重在诗赋，虽难及第，但及第后仕途广泛，颇易晋升，尤为士人所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考试的应制诗多为点缀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刺激了时人发愤学诗，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诗歌创作，这有利于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创作经验的广泛传播。严诩《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四、统治者的个人爱好、提倡有助于全社会重视诗歌风气的形成。唐代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与之唱和吟咏。高宗、武皇常自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本人就是诗人，自述每运笔赋诗，辄“乐以忘忧”。文宗特制诗学士七十二人。武皇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帝王的爱好、倡导提高了诗人的声誉，有助于形成全社会重视诗歌的风气。五、文禁松驰，是产生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底层生活诗歌的前提。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唐朝统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贤纳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六、“安史之乱”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素材.社会的巨变刺激着诗人的灵感，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杜甫、元结、顾况等诗人对黑暗现实做了痛苦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从而创作了大量揭露阶级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诗作。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内容，新鲜的活力。做为诗歌姐妹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八、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则是唐诗繁荣兴盛的内在因素。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一方面有对以往文学艺术的继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唐诗也是这样。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五、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诗、绝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试验阶段，无论是创作方法、文体特征、艺术技巧，还是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唐朝的诗人们博采众长，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从先秦到六朝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且发展了各种形式和技巧的艺术传统。难能可贵的是唐代诗人对待文学艺术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初唐诗坛是齐梁浮艳诗风的延续，“绮丽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占据着统治地位。初唐四杰用实践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扩大了诗歌题材的领域。陈子昂痛斥诗坛“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汉魏风骨”、“风雅五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一扫齐梁遗风，为唐诗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盛唐诗人李白，一面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学习楚辞，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纵放、雄奇飘逸的风格，为唐诗繁荣打开了局面。杜甫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既批判又继承，既注意思想内容，又注意声律形式。杜诗以深刻的内容、沉郁雄浑、叙事严谨的风格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王维、孟浩然歌颂山水田园的静谧，高适，岑参描绘边塞风光的雄奇。众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风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迎来了唐诗纷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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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写事迹的经历，对事迹都不陌生吧，根据事迹的性质，可分为正面典型材料和反面典型材料。一般事迹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韩愈事迹的作文素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
一、作家简介
◆ 人物导语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既立业又立言，大力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功绩光耀千古。这个人就是韩愈。
● 作家档案
韩愈：768年—824年
字号：字退之；因郡望昌黎，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籍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时代：唐代
仕途：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作品：《韩昌黎文集》。其中有议论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赠序，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诗歌，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早春》等。
名望：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其诗对宋诗影响极大，与孟郊等人被称为“韩孟诗派”。
二、成名缘由
▲ 贡献概述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人。古文家李翱、皇甫湜及著名诗人张籍、王建、贾岛、李贺均出其门下或受其提掖。
其作品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尤善于锤炼词句，推陈出新。
▲ 突出成就儒学
韩愈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他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在文学主张与创作理论上提出：
1、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
道合一，以道为主。
2、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
3、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4、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5、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三、趣闻轶事
（一）韩愈走马牵山
韩愈原在朝廷做大官，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皇帝看后很生气，就把他从京城贬到潮州来做刺史。
韩愈上任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难免受害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
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
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做“竹竿山”。
（二）韩文公祭鳄鱼
潮州的韩江，从前有很多鳄鱼，会吃过江的人，害得百姓好苦，人们叫它做“恶溪”。
一天，又有一个百姓被鳄鱼吃掉了。韩愈知道后很着急，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到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韩愈在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着大江严厉地宣布道：“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三天不走就五天走，五天不走就七天走。七天不走，便要严处！”
七天之后，江里果真再也没有看见鳄鱼，所有的鳄鱼都出海到南洋去了。现在，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叫做“韩埔”，渡口叫“韩渡”，又叫“鳄渡”，还把大江叫做“韩江”，江对面的山叫做“韩山”。
（三）韩愈勇于改错
韩愈是唐代著名诗人，才华横溢，才名四播，但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就是不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生活不检点，喜欢赌博。张籍结识韩愈后，发现了他的这一毛病，就一再写信给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忠告和批评，最终促使韩愈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毛病。
韩愈在给张籍的回信中表示：“当更思而悔之耳”，“敢不承教?”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开展批评而断送，反而在这种批评中得以不断地加深。
四、精彩语录
1、“唯陈言之务去。”
2、“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
3、“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
4、“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5、“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6、“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
7、“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8、“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9、“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10、“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五．佳作欣赏
平常的心也需要心灵的颤动
当我们的心灵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感动、震撼、冲击后，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之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平常，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了。可是朋友，对于生命来说，这不是太乏味了吗？不要让自己的心在“无动于衷”中变得粗重，还要保持一颗敏感的人，感触生命中丝丝感动与爱。
有时，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当困难挫折来临时，用平常心去对待它，不放弃，不气馁；当荣誉、光环来临时，不骄傲，不沾沾自喜，用平常心去对待它，毕竟荣誉只属于过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确实不易。但真正做到了，生命也会因此而绚烂。居里夫人面对挫折不放弃，面对荣誉而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用平常心对待，才创造了历史上首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的奇迹。
在生活中不过度敏感，保持平常心，才能握住幸福的生活。当你羡慕别人有房有车，生活舒适时，当你嫉妒别人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时，朋友，我要告诉你，不要太敏感，保持平常心，要知道你的生活也许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调整好心里的天平，幸福才会光顾你。
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保持一颗平常、毫无波澜的心境吗？当然不是。其实在平常之中保持敏感，在平常之中感受人性的美好，生命的多彩，生命才不会乏味。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如果没有对大自然的敏感，何能感受这轻盈的美丽；孟郊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如果没有对母爱敏感的感受，没有心灵的触动，何以写出如此让人读之泪下的文章？同样，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当我们听到田世国捐肾救母，魏青刚三次下水救人，黄志全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使乘客安全下车时，当我们受到父母的关爱，朋友的帮助时，当我们春天赏雨，夏天赏花，秋天赏果，冬天赏雪之时，如果我们保持一颗敏感的心，那么这一切不都会引起我们心灵的触动吗？我们的情感因此而变得丰富，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充实，我们的心灵深处因此而变得温暖……
在平常之中感受不平常，在平淡的生活中感受精彩，平常与敏感齐飞，平淡与精彩一色。聪明的你，用柔软的心绘出一片人生的真色彩！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就连他写的奏折，也比一般为官者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的那篇《谏迎佛骨表》，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有钱人养奴成风。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当其获罪海隅，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犯上直言，被贬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于是，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历程
朱啸宇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现在已经得到考证，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县。
生平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山阳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父韩仲卿，官至秘书郎，在韩愈三岁时便逝世，由其兄韩会抚养成人。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七岁时读书，言出成文，十三岁时就能写文章[4] 。韩会早逝，韩愈随寡嫂郑氏避乱宣城，颠沛流离 。十九岁时至京师长安，当时文人作文章大多崇尚仿古，模拟扬雄、董仲舒的著述风格，而独孤及、梁肃学问最为深奥，受人推崇。韩愈与其交往，锐意钻研，希望自己在一代人中崭露头角。及至应进士科考，文章投递到公卿之间，前宰相郑余庆极力为他播扬声誉，因此韩愈一时便出名。科举之路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欲投奔族兄韩弇，适逢韩弇前往河中，后遇害，韩愈遂投靠名将马燧。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贞元五年（789年），返回宣城，此后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八年（792年），二十五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贞元九年（793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遭失败。同年，嫂郑夫人逝世，韩愈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过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郡。两入幕府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为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 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三日，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迅速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随从董晋灵柩至洛阳，又前往孟津，渡氾水，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 冬季，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韩愈说话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同年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冬季，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屡遭贬谪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贞元十八年（802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关中地区大旱。韩愈查访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反遭李实等人谗害，于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当时，魏、郓、幽、镇四镇各设留守藩邸，蓄养暗中调来的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在同年三月改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不久，有人不喜欢韩愈，抓住他的旧事不放，说韩愈先前降职为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乃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因此韩愈被改授太子右庶子。随征淮西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 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便找到柏耆。口授致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引韩愈、李程为副使，崔郾等为判官，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谏迎佛骨韩愈听颖师弹琴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说供奉佛骨实在是一件荒唐事，要求将佛骨烧毁，永远根除，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看了韩愈的上表，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便就事情本身为韩愈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被贬后，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他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臣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我，我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我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看宰臣们怎样答对。可是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同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出使镇州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向朝廷索求节钺。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穆宗也感到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韩愈全身像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军和羽林军、龙武、神武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晚年生活长庆二年（822年）九月，转任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性情都固执不让，你往我来，争辩不止，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授职兵部侍郎。等到李绅向穆宗告辞赴镇任职时，流泪陈说，穆宗怜惜他，便追发诏书授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改任吏部侍郎。病逝于家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长庆五年（825年）三月，韩愈葬于河阳。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韩愈一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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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装文化“唐装”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外国人称“华人街”为“唐人街”，自然把中式服装叫做“唐装”了。“唐装”的称谓，其实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美国、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把住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早就在海外成为惯称，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就是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的。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这不仅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且是流行规律的必然，更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现在大陆所称的“唐装”，基本上是清末的中式着装，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说，“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当初他们设计好服装后,大家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最后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这主要是因为国外都称华人居住的地方为“唐人街”,那“唐人”穿的衣服自然就应该叫“唐装”了。这种所谓的“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 "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唐代妇女服装可归纳为三种类型:1、窄袖衫襦、长裙;2、胡服;3、女着男装。这三种不同特点的服装，构成了盛唐女装的主流。妇女衣胡服、着男装,更是盛唐的一大特点。现在的“唐装”是源自清代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品。它既吸取了清代以降传统服装富有文化韵味的款式和面料，同时又吸取了西式服装立体剪裁的优势，使源自清代的马褂又重新登上了时尚舞台。现在穿着的“唐装”已经进行了很多改良。比如现在的中式服装很少用连袖，因为连袖就等于服装没有肩部，也不能用垫后，那样肩部就不够美观:传统中式服装是不收腰的，女士穿着缺乏曲线美，现在的中式服装都改成收腰的了:过去的裙子下摆非常窄，走路只能迈碎步，现在把裙摆做大了，便于活动;还有像旗袍，传统的开襟特别高，现代人尽管比过去开放得多，但穿起来还是有点别扭，所以开襟就低多了。如今，“唐装”的面料已不再局限于织锦缎面料，真皮“唐装”已面市并开始在白领阶层慢慢流行开来。真皮与“唐装”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唐装”原有的雍容华贵、富态休闲的韵味，同时皮质面料和制作工艺使“唐装”显得挺括。中式的“唐装”被赋予了一些西式特征，使“唐装”得以走出礼仪服装、节日服装的小空间,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中都能穿，拓宽了“唐装”的穿着场合。一些事业有成，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港澳台人士、归国人士，以及外籍人士是这类“唐装”的主要消费者。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而“唐装”在文化领域则更是饱受置疑：中国人的衣服，为何要由外国习俗来命名，本非唐朝的服装，却因外国人称之为唐装，而中国人自己便人云亦云的也称唐装，岂不滑稽？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我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 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特点：其实“唐装”，基本上是清末的中式着装，“唐装”说法的由来，也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外国人称“华人街”为“唐人街”，自然把中式服装叫做 “唐装”了。 “唐装”的称谓，其实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美国、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把住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早就在海外成为惯称，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就是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的。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这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且是流行规律的必然，更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唐装的源起时间离我们很近，因此比较容易重新融入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穿着唐装上衣，还可配以西裤、皮鞋，外面能罩风衣，里面衬高领衫……这种特质是唐装风云再起的文化层面以外的实用因素，但这个因素在流行中同样不可或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或离我们更近的明代袍服，才基本上不太可能重回流行。它们的回归可能通过另一种形式，就是元素。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说，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当初他们设计好服装后,大家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最后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这主要是因为国外都称华人居住的地方为'唐人街',那'唐人'穿的衣服自然就应该叫'唐装'了。另外，国外的一些华人也有称中式服装为 '唐装'的说法，所以唐装的取名也颇有国际化的味道。在如今唐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服装才能称得上是唐装呢?其实，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今天的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 '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唐代女服变化万千，妇女服装可归纳为三种类型: 1、窄袖衫襦、长裙; 2、胡服; 3、女着男装。 这三种不同特点的服装，构成了盛唐女装的主流。妇女衣胡服、着男装,更是盛唐的一大特点。现在的唐装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品。它既吸取了传统服装富有文化韵味的款式和面料，同时又吸取了西式服装立体剪裁的优势，使古老的唐装重新登上了时尚舞台。现在穿着的唐装已经进行了很多改良。比如现在的中式服装很少用连袖，因为连袖就等于服装没有肩部，也不能用垫后，那样肩部就不够美观:传统中式服装是不收腰的，女士穿着缺乏曲线美，现在的中式服装都改成收腰的了:过去的裙子下摆非常窄，走路只能迈碎步，现在把裙摆做大了，便于活动;还有像旗袍，传统的开襟特别高，现代人尽管比过去开放得多，但穿起来还是有点别扭，所以开襟就低多了。如今，唐装的面料已不再局限于织锦缎面料，真皮唐装已面市并开始在白领阶层慢慢流行开来。真皮与唐装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唐装原有的雍容华贵、富态休闲的韵味，同时皮质面料和制作工艺使唐装显得挺括。中式的唐装被赋予了一些西式特征，使唐装得以走出礼仪服装、节日服装的小空间,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中都能穿，拓宽了唐装的穿着场合。一些事业有成，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港澳台人士、归国人士，以及外籍人士是这类唐装的主要消费者如今，“唐装”已成为中外人士不得不提的关键词。正如面对“可口可乐”兵临城下，“娃哈哈”打出“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的大旗，激发起国人蓄积已久的民族情感，自从2001年APEC领导人身穿“唐装”亮相后，国人就掀起了“穿中国人自己的服装” 的万丈豪情。岂止中国人自己穿，它还成为大洋彼岸的西方人的时尚标签，据说上海长乐路的中装一条街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美国人东摸摸、西看看，心情急迫地到处问“有和布什总统穿的那件一样的吗？”北京的一些“唐装”经营者更是自豪地称：“‘唐装’不仅是中华民族服饰，它还要乘APEC的东风带动世界潮流了。” 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其实“唐装”，基本上是清末的中式着装，“唐装”说法的由来，也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外国人称“华人街”为“唐人街”，自然把中式服装叫做“唐装” 了。这样算来，唐装的源起时间离我们很近，因此比较容易重新融入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穿着唐装上衣，还可配以西裤、皮鞋，外面能罩风衣，里面衬高领衫……这种特质是唐装风云再起的文化层面以外的实用因素，但这个因素在流行中同样不可或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或离我们更近的明代袍服，才基本上不太可能重回流行。在巴洛克时期，法国成为欧洲的中心。路易十四的太阳王朝时期，巴洛克艺术达到了巅峰。其艺术特征可以形容为过分夸张的激情、过度渲染的富丽堂皇、高昂的气度和感人的情调、形式的对比性和特殊灵活性、强烈的装饰感和动势。巴洛克时期服装风格可分为两个时期—荷兰式服装和法国式服装 。荷兰式服装的特色为3L （蕾丝、皮革、长发）荷兰时期特征主要是领子。因为那是荷兰盛行的大的披在肩上带花边的方形领子。这种领子叫做拉巴领外衣特征是繁多装饰性强的排扣，同时裤子延长到膝盖，裤腿紧绷着大腿。下面是长袜。女人从这个时候开始不用裙撑，只有西班牙还延续老的传统。裙子常常要有三层套着穿，显起来，一层层的装饰花边。袖子也很有特点，一节节的箍得臃肿。上衣要么齐脖子的花边大领，要么完全坦露到胸口。到了1650年以后，法国风格开始兴起。也就是现在最常说的那种巴洛克风格。主要一点就是缎带的使用，大量的缎带，大量的花边。巴洛克服饰的特点：花边、缎带、长发和皮革的时代。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的男人像这个时候一般妩媚化。男装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袖子花边了，带马刺的靴子也成了时髦，还有羽毛大帽子和佩剑。这个时候时兴马甲，很短很小，有点像西装背心 ，突出的就是内衣。被大量丝带重重捆扎的内衣。一个男人一件内衣需要100多米长的缎带装饰。这个时候出现长外套，开始没有领子，后来出现大领。从上到下密密麻麻的排扣，装饰极为华丽。外套的口子只扣上边几个，下面全是摆设用。后来下摆还加了衬垫使衣服下摆向外翘起来。巴洛克后期开始时兴领饰，把一块细布打摺围在脖子上，用花边缎带扣住。这就是领带的前身。巴洛克女装的特点是大量褶皱和花边。无数的花饰。上衣流行紧身胸衣，外面套无袖的短外衣，在腰部是成“V”字形收紧的。法国时期开始把领口挖深加宽，几乎露出胸部以上全部空间。领口边缘用花边镶嵌，或是系一小段丝绸打上花结。 衬衫肥大，袖子有长有短，都镶着大量花边，有时候袖子打成很多段，每段都镶嵌花边，非常华丽。外出时穿外套，披着暗色的斗篷，或是男人样式的长大衣。女装的基本款式：上身紧身，夸张后臀部。女装在自然上稍有夸张，利用繁多而褶裥、凌乱的花边饰带和炫目的大小花饰去塑造雍容华贵。拉夫领型或敞领，紧身胸衣，多层而庞大的裙子，外层的裙前中开及腰高衩并将裙角拉到后臀，形成内外裙的对比。这种装束展现出女子特有的性别魅力。这个时期女人的帽子和男人差不多，而且也流行带假发。后期最为流行的是芳丹发型。头上用纱制成多重褶皱，高高耸起。头巾也是普遍要戴的。二十世纪世纪九十年代的简约主义在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时下古典主义风潮渗透到时尚舞台的每个角落，饰品设计更是着重于极富装饰性的巴洛克风格。巴洛克服装风格复古情怀的浪漫婚纱也呈现出一派奢华风格。仿巴洛克的提胸和束腰，层层叠叠的裙摆，在细节上将繁复且精细的做工体现得淋漓尽致，再融合现代流行剪裁与时尚元素，像蝴蝶结、褶皱等，创造出亦古亦今的别样风格。大朵的花形头饰是婚纱中最显眼的配件，它可以遮盖整个头顶，也可以绽放于任一侧，令人叹为观止。论文现在查的很严吧，楼主自己好好写吧。。。。
1、《试论南诏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格局》，《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2、《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的社会功能》，《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3、《西南民族聚落的背景分析和功能探究》，《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4、《关于民族社会生活史方法论的探讨》，《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5、《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以云南稻作为例》，《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6、《民族的环境取向与地方性的生态认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7、《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社会功能》，《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8、《论隋炀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9、《中国古代狩猎岩画的民族学解读》，载《民族学报》（第八辑），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10、《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9期。11、《论〈徐霞客游记〉的民族地理学研究价值》，《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12、《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多维属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7年第3期转载）。13、《礼仪圈中的西南民族服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14、《唐初西洱河蛮的原始习惯规范》，《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15、《头饰与人生礼俗》，《民俗研究》，1995年第1期。16、《略论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5年第9期转载）。17、《西南民族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分布规律》，《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8、《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各种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19、《西南交通古道考》，《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20、《稻作农耕祭祀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神灵观念》，《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21、《谷魂信仰：稻作民最普遍的信仰形式》，《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22、《简论隋文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措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23、《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24、《南诏社会生活史管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25、《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的多维属性》，《中南民院学报》，1995年第3期。26、《民族头饰发生的思维基础与社会基础》，《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27、《西南民族饮食的社会层次与饮食观念》，《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28、《西南民族聚落的基本特性探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7年第12期全文转载）。29、《西南民族的住宅类型与建筑结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30、《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31、《少数民族头饰中的图腾遗迹》，《云南民院学报》，1995年第3期。32、《关于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相关概念的辨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地理》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33、《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34、《试论苗族头面服饰及其文化意义》，《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35、《中国少数民族发髻说略》，《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36、《略论瑶族头饰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2年第6期转载）。37、《民俗学与民族社会生活史》，《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2期。38、《关于民族地理学的概念及其实用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2期。39、《唐朝与边疆民族政治联系的两种主要途径：册封与和亲》，《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40、《南诏商业交换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41、《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历史亲缘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转载）。42、《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内容》，《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6年第9期转载）。43、《试论南诏的军事制度》，《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44、《民族聚落分类散论》，《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3期转摘）。45、《佛教禅宗兴盛于大理的复合因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46、《南诏文化积淀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拟唐试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47、《明清大理僧人类型及其心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1期转载）。48、《南诏经济文化类型探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49、《徐霞客对西南民族聚落地理的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50、《地名与民族的地理分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51、《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民族头饰艺术的美学特色》，《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52、《民族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53、《民族社会生活史基本理论要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54、《中国各民族首饰物概说》，《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55、《中国民族地理分布及其特点》，《民族论坛》，1996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7年第1期转载）。56、《美洲民族构成及地域分布》，《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57、《禄村农民的消费心理和忧惧心理》，《楚州今古》，1989年第2期。58、《南诏饮食文化简论》，《云南学术探索》，1992年第3期。59、《南诏对爨地的征服及其别都拓东的设置》，《昆明社科》，1991年第2期。60、《简述唐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昆明社科》，2006年第4期。61、《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晋阳学刊》，1992年第4期。62、《试论南诏官制》，《中国民族史论文集》（3），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63、《民族头饰与舞蹈艺术》，《民族艺术研究》，1996年第4期。64、《中国少数民族头饰艺术美论》，《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6期。65、《“巢居”与“穴居”：西南民族住宅形成与演进的两种途径》，《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66、《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南方民族地区的宗教渗透与侵入》，《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67、《中日稻作文化比较研究——以照叶树林文化为分析框架》，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2003年4月。68、《试论东北朝鲜族的稻作》，载樱井龙彦编《东北アジア朝鲜民族の多角的研究》，ユニテ出版社，2005年。69、《隋唐以前的云南稻作》，载罗贤佑等编《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70、《失地农民上访:问题、成因与对策——以长春、吉林、延吉三市为例》（与张时飞、段启增、闫雷合作完成），《河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71、《中国拔河的起源及其流变》（中、日、韩文），收入韩国灵山大拔河保存委员会编：《灵山纲的足迹》，韩国，2007年3月。72、《中国古代的水崇拜及其文化内涵》，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亚细亚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韩国，2006年7月。73、《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祈雨仪式及其水神信仰》，韩国江原道民俗学会编《亚细亚江文化的多样性与口碑文学》，韩国，2007年7月。74、《中国山地民族的狩猎祭祀习俗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神灵观念》，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亚细亚山间民俗与狩猎文化》，韩国，2007年2月。75、《历史民族地理学视域下的舆地图研究——以两宋时期传世地图为考察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关于唐朝发展与衰亡采纳好了我发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的书法和手稿(5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 《论再生缘》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这两个整合下就有了
五代伶官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