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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洁点后将军：东汉杂号将军甚多，有以前、后、左、右名之者。魏时为第三品。 虎威将军：三国时杂号将军之一。魏吴有置。 虎贲中郎将：《周礼`夏官》记有虎贲氏，掌王出入仪卫。汉平帝元始元年更名为虎贲郎，置中郎将统领。秩比二千石。 建武中郎将：三国吴置，胡综任之。 建武将军：曹魏置，第五品。 建威将军：曹魏置，第四品。吴蜀亦置。 领军将军：领军中资重者之称。资轻者为中领军。掌禁兵。 南中郎将：光禄勋属官。魏时秩二千石，蜀亦置，吴无。 破虏将军：东汉杂号将军之一。魏时为第五品。李典、孙坚曾任。 平戎将军：三国吴置，步骘任是职。 平东将军：汉置，魏时为第六品。吕布曾任是官。 平南将军：魏置此官，第三品，下有主簿、功曹等属吏。吴蜀亦置。 平北将军：建安十年始置，第六品，下有主簿、功曹等属吏。吴蜀亦置。 平西将军：魏时为第三品，下有主簿、功曹等属吏。吴蜀亦置。 偏将军：将军中地位较低者，多由校尉或裨将升迁，无定员，第五品。三国均置。 前护军：魏及蜀皆置护军，唯蜀护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护军。 前将军：三国时常设的高级将军位。负责京师兵卫和边防屯警。位次于九卿，而高于其他临时设置的杂号将军。三国时品级下降，为第三品。开府治事，属官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 前军师：东汉始有军师之名。分前后左右中之名，第五品。 骑都尉：两汉均置，属光禄勋，秩比二千石，掌监羽林骑，无定员。 上大将军：吴孙权黄龙元年置。位在三公之上。陆逊任是职。 绥南中郎将：三国魏蜀二国置有此官。士燮、张翼曾任是职
转帖自《两汉三国官制研究》太师：秩万石，汉平帝时置，东汉不置。太傅：秩万石，吕后时置，后多次省并，汉哀帝复置，东汉因之。太保：秩万石，汉平帝时置，东汉不置。（以上为“三上公”或“三太”“三师”）丞相：秩万石，“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哀帝时更名司徒，东汉因之，东汉末年曹操改称丞相。太尉：秩万石，“掌武事”，汉武帝时废除，改为大司马，用以冠大将军号，不独立设置。东汉又改称太尉，汉末太尉与大司马并置。御史大夫：西汉秩中两千石，东汉秩万石，“掌副丞相”，及中央监察。汉成帝改为大司空，东汉因之。（以上为“三公”，不知各位注意了没有，它们改过的名字，正是前面提到过的“三事大夫”）将军：掌征伐，不常置，汉朝能够说清楚俸禄的将军仅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四职，皆秩万石，位比三公。两《汉书》上记载的将军还有前、后、左、右四将军，《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朝“位上卿”，既然“汉承秦制”，应该也如此，所以说我想可能西汉时四将军相当于九卿，秩中两千石，但是配有“金印紫绶”。奉常：秩中两千石，“掌宗庙礼仪”，兼掌陵县（皇帝陵寝所在县），汉元帝时将所掌陵县下放给了地方（三辅，即京兆尹、左冯飒、右扶风，也就相当于首都特区的三个太守）。汉景帝时更名太常。郎中令：秩中两千石，“掌宫殿掖门户”，还有皇帝的文武侍从，汉武帝时改名光禄勋。卫尉：秩中两千石，“掌宫门卫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来又改原称。（郎中令所属兵马和卫尉的加起来就是汉中央军的一部分——北军）太仆：秩中两千石，“掌舆马”，秦汉时期没多大变化。廷尉：秩中两千石，“掌刑辟”，汉景帝改大理，汉武帝又改廷尉，以后就来回改了。典客：秩中两千石，“掌诸归义蛮夷”，汉景帝改为大行令，汉武帝改大鸿胪。宗正：秩中两千石，“掌亲属”，平帝改为宗伯，东汉时改为宗正。治粟内史：秩中两千石，“掌谷货”（谷：粮食；货：货币），景帝更名大农令，武帝更名大司农。少府：秩中两千石，“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皇帝私人财产），与秦代无异。至于“九卿”的属官，在下随后会说明的，这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少府的一个重要的下属衙门——尚书台了。长官尚书令，秩千石，最初掌管一些文书、奏章，为皇帝的秘书长。汉武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缩小外朝“三公”的职权，扩大了尚书的职权，从此，尚书开始逐渐代替“三公”，渐至无所不统。由于汉武帝晚年喜欢在内宫办公，所以经常用宦官统领尚书，称“中书谒者令”，简称“中书令”（魏晋时期中书令不再是宦官了，后面在详细说），司马迁就曾经担任此职。尚书令的副二是尚书仆射，秩六百石，尚书令出缺时行尚书令事。西汉承秦之制，于尚书令之下置尚书四人，既四曹尚书：常侍曹尚书，主管丞相、御史事务；二千石曹尚书，主管州刺史、二千石官员事务；户曹尚书，主管庶人上书事务；客曹尚书，主管少数民族事务。汉成帝时又设置一“三公曹尚书”，主管决断刑狱、诉讼的事务。尚书皆秩六百石。汉光武帝特别重用尚书，进一步扩大了尚书的编制，将“客曹尚书”分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分别掌管南、北少数族事务。又有：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掌管宫中文书的登记、归类、整理。左丞主管吏民的章报，右丞主观印绶和笔墨纸砚的库藏。每曹侍郎各六人，共三十六人，秩四百石，掌管文书的起草，向中央、地方各个部门下达命令。每曹令史各三人，共十八人，秩二百石，主管文书。尚书机构历经秦朝、西汉日臻完善，到汉光武帝时，尚书的职权几乎包括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俨然成为一“小朝廷”。朝会时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合称“三独坐”。汉灵帝时，正式设立尚书台，行政的实权从“三公”移向了尚书。东汉末年“三公”、大将军只有“录尚书事”才是最高行政长官。（我认为是这样，不管何进、董卓虽然没有记载，但一定录尚书事）除“九卿”之外，还有一些秩中两千石以、秩两千石的官员，不入“九卿”之列，但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统称为“列卿”：中尉，秩中两千石，汉文帝时全称“备盗贼中尉”，顾名思义，“备”就是防备的意思，所以中尉掌管巡逻、戒严京师，领有缇骑200人，威风八面。汉武帝时改名“执金吾”。除此之外，中尉还领有北军，由于南军主要镇守南部的宫廷，所以郎中令、卫尉列入“九卿”，中尉只入“列卿”，但从秩中两千石可看出职位之重。汉武帝时改名“执金吾”。太子太傅，秩中两千石，掌管辅导太子。太子少傅，秩两千石，职掌同上。将作少府，秩两千石，同上文秦朝的，负责宫殿营造，不常置，无工程时不置。东汉改名将作大匠。詹事，秩两千石，同上秦朝，负责皇后、太子家务。成帝鸿嘉三年省并詹事官，隶属于大长秋。将行，秩两千石，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东汉光武中兴以来，常由宦官担任。管理皇太后、皇后宫中的宦官，宣懿旨。典属国，秩两千石，秦官，同上秦官，掌管归降蛮夷。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入大鸿胪。水衡都尉，秩两千石，掌管上林苑，汉武帝初置。内史，周官，秦因之，秩两千石，相当于京师的郡太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汉武帝改名京兆尹。主爵中尉，秩两千石，秦官，掌管列侯封爵。景帝更名主爵都尉，武帝更名右扶风，兼领首都特区的郡太守，既是行政区名又是官名。以上两官连同右扶风合称“三辅”。东汉建都洛阳，提高洛阳所在郡的地位，称“河南尹”，然而三辅仍旧作为陵庙所在地被保留,这样也就相当于汉朝有河南尹、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四个“直辖市”了。北军中侯，秩两千石，汉光武帝为了限制执金吾的权力，在北军五校尉另置此职领之。执金吾也就不掌管北军了。司隶校尉，秩比两千石，武帝初置，持节，掌管察举百官，以及京师三辅等地犯法者。元帝去除持节，成帝省此官，汉光武帝复置，并领一州，与地方的刺史部相同，称为司隶校尉部。
太卜署：殷官太卜为六太。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汉有太卜令，后汉并於太史，自后无闻。后魏有太卜博士。北齐有太卜局丞。后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龟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二人。大唐因之。
廪牺署：周礼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汉内史左冯翊属官有廪牺令、丞，并掌牺牲雁鹜，后属大司农。后汉河南尹属官有廪牺丞。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隋皆有之。大唐令、丞各一人，掌牺牲、粢盛之事。
汾祠署、齐太公庙署，并有令、丞各一人，大唐开元中置。
○光禄卿 (丞主簿太官署珍羞署良酝署掌醢署)
秦有郎中令，(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汉因之。(石建为郎中令，奏事，事已下，建省读，惊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不足一，获谴死矣!"其谨慎如此。)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应劭曰："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如淳曰："勋之言阍也。阍，古主门之官。光禄主宫门故也。"张安世为光禄勋，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也?"郎有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诬污衣冠。"告署挝奴，其隐人过失如此。王莽改光禄勋为司中。)后汉曰光禄勋，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执戟宿卫，考其德行而进退之。(汉东京三署郎有德应四科者，岁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罢省，光禄勋犹依旧举四行衣冠子弟以充之。)郊祀之事，掌三献。光禄勋居禁中。(如宋之殿中御史。)有狱在殿门外，谓之光禄外部。两汉自光禄、太中、中散、谏议等大夫，及谒者仆射、羽林郎、郎中、侍郎，五官、武贲、左右等中郎将，奉车、驸马二都尉，车、户、骑三将，(如淳曰："主车曰车郎，主户卫曰户郎。")并属光禄勋。(后汉张湛字子孝，拜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常乘白马，上后见湛，辄曰："白马生且复谏矣。"又杜林字伯山，为光禄勋，内供奉宿卫，外总三署，周密敬慎，选举称平。郎有好学者，辄见诱进，朝夕满堂，士以此高而慕附。又荀爽为光禄勋，视事三日，册拜司空。)建安末，复改光禄勋为郎中令。魏黄初元年，复为光禄勋。东晋哀帝兴宁二年，省光禄勋，并司徒。孝武宁康元年，复置。自魏晋以后，无复三署郎，而光禄不复居禁中，唯外官朝会，则以名到焉。二台奏劾，则符光禄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入殿省，光禄主殿门故也。)其宫殿门户，至宋文犹属焉。梁除勋字，谓之光禄卿。卿旧视列曹尚书，天监中，视中庶子，职与汉同。后魏又置少卿。北齐曰光禄寺，置卿、少卿，兼掌诸膳食、帐幕。隋文帝开皇三年，废光禄寺入司农，十二年复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炀帝加置二少卿。(虽取汉代旧名，而其职则别。)大唐龙朔二年，改光禄寺为司宰寺，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为司膳，神龙初复旧。卿一人，掌终献行事;少卿二人，领太官、珍羞、良酝、掌醢等四署，署各有令、丞。
丞：汉二人，多以博士、议郎为之。后汉一人。魏晋因之，铜印黄绶。梁、陈视员外郎。(其员外，说在通直散骑常侍郎中。)后魏、北齐并有之。隋有三人。大唐置二人。
主簿：汉置。晋、宋、齐、梁、陈并有之。北齐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大唐因之。
太官署令、丞：於周官为膳夫、庖人、外饔中士、下士，盖其任也。秦为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补二千石。魏亦属少府。晋属光禄勋。宋、齐属侍中。梁门下省领太官，陈因之。后魏分太官为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隶门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馔，属光禄卿。北齐因之。后周有典庖中士、内膳中士。隋如北齐。大唐因之，各一人。
珍羞署令、丞：於周官有笾人，(掌四笾之实。)盖其任也。后汉少府属官有甘丞，主膳具。晋太官令有饧官、果官吏各二人，自后无闻。北齐肴藏令属光禄寺。后周有肴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齐。大唐因之。长安中改为珍羞，神龙初复旧，开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
良酝署令、丞：於周官有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政令。后汉汤官丞主酒，属少府。晋有酒丞一人。齐食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库丞。北齐有清漳令、丞，主酒。后周如古周之制。隋曰良酝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这本应是一篇独特的文章来的，类似于学术专著或者专业知识能力比较强的人来写，但我还是想来谈谈，起码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而言 所谓汉朝功勋集团代表的其实就是刘邦手底下，那一帮旧的军事贵族，和任何一个朝代通过武力来夺取政权的时候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军工集团，在朝堂的背后隐隐绰绰，也没什么好讲，毕竟打江山的时候用过人家那么在手，到江山之后就必然要给这个集团一定的利益。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利益交换模式而已 而汉朝给到这个集团的就是宰相的位置，从刘邦到惠帝、吕后到文景两朝，一直都是由军事贵族来担任宰相的。直到景帝彻底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也并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前面历代君王不断削弱的结果。 我们先从刘邦开始看起，刘邦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对整个军工集团予以事实上的削弱，也就是所谓的攻打诸侯，不论以什么理由，正义的或者捏造的，或者干脆就是莫须有的，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来削弱或者拆分，或者杀死，或者物理肉体消灭诸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却做了另外一步，那就是分封刘姓诸侯王，从而达到另外一种层次上的代替 我们都知道，秦朝是郡县制，那么，汉朝其实是郡县分封共和体制，为什么汉朝初年会有这样的体质存在？还不是因为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秦朝之所以灭亡，也是可以写一本论文的存在，但这边只提一个点，那就是郡县制的局限 起码在当时的刘邦眼里就是局限，那就是郡县制，没有办法很好的管理盼望，因为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之后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就只剩下利益关系，而地方的利益和中央的利益又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没有血缘关系作为纽带，那么，隐藏在背后的利益关系和博弈，其实就会非常明朗，这一点秦末大起义中就可以看出来，刚陈胜吴广起来之后，面对的并不是当地官僚的镇压，而是一种类似于作壁上观的存在，这种情况就很显而易见，因为他们守得并不是自己的江山，而是君王的江山，那么，君王的江山如果要倒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人本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理念，就这么孤独的活下去，所以就没有尽心尽力的去阻止起义的发生，并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所以才会有军功爵制，然后会有汉初的官僚集团，大都是军事官僚，这样的现状 这种情况发展到吕后时期，那么吕后做的就是通过拆掉刘姓诸侯王，换上吕姓诸侯王来代替，因为他觉得刘姓诸侯王信不过他的权利本身也不是来源于刘姓诸侯王的，那么就任用自己的亲信来做诸侯王，反而更有利于控制地方势力，可他也忽视了一点，就是这个情况，只在她活着的时候有用，当吕后去世之后很快，刘章就爆发了起义，然后诸吕，吕禄吕产被杀，最后军工集团也背叛了他，甚至一定程度上来讲，军工集团是这场政变的关键人物和关键存在，所以他们才能左右新王的位置，选择了代王刘恒来做汉朝的新一代天子 可惜却选错了人吧，刘恒上位之后，很快的，把军工集团就收拾掉了，先是免掉了周勃的职位，然后又利用贾谊，来河汉式军工集团做斗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妥协，没有掌握实权的军队中人被迫离开京城，不得参与政治，而贾谊也被发配在长沙王的领地上上并且很快病死。 最后就是景帝彻底剔除掉这个集团，那么这个就是汉朝军功集团整个的一个发展脉络，其实也看的比较清晰吧，那么以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分析和发展。 历史的车轮浩浩汤汤，总有些东西能够留得下来给我们，以借鉴意义吧！
文中子王通，隋代大儒，就连宋代出现的幼学蒙书《三字经》中亦有“文中子，及老庄”，在宋代人的意识中，王通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儒学发展史来看，王通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度的关键人物，他以不同于经学的学术形式，在隋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中晚唐形成了儒家子学的复兴。宋明理学诸儒兼具经学的特点，皆源自于王通之学。在南北朝到唐的学术演变过程中，王通具有变革性的作用，并对中国以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在他们以后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文中子。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以学术史的眼光给王通以突出的地位，他说：“呜呼，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仅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而三百年而唯一韩愈，六经之学，其着于世者若此已是匪难乎。” [1]当今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一书的序中说：“王通是孟子以后最大的一位儒者”。[2]所以，对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这么重要的人物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自唐以来，学者们就非常重视对文中子的研究，但是真正深入研究的人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成书于唐初的《隋书》只字不提王通，致使疑信者参半。近人研究哲学思想，亦有疑之而一字不录者，如周谷成《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岑仲勉《隋唐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等。有虽信之，而寥寥数语、论而不证，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有大言坐实，谓其书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者，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文中子研究中有不同的声音，但今天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还是肯定文中子其人其书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在儒学的发展史中，文中子王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于文中子的研究，相对其他儒家学者来说一直比较薄弱，亦存在着一些疑团和迷雾，在作深入研究之前，展望一下文中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文中子王通，隋代大儒，就连宋代出现的幼学蒙书《三字经》中亦有“文中子，及老庄”，在宋代人的意识中，王通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儒学发展史来看，王通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度的关键人物，他以不同于经学的学术形式，在隋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中晚唐形成了儒家子学的复兴。宋明理学诸儒兼具经学的特点，皆源自于王通之学。在南北朝到唐的学术演变过程中，王通具有变革性的作用，并对中国以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在他们以后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文中子。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以学术史的眼光给王通以突出的地位，他说：“呜呼，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仅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而三百年而唯一韩愈，六经之学，其着于世者若此已是匪难乎。” [1]当今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一书的序中说：“王通是孟子以后最大的一位儒者”。[2]所以，对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这么重要的人物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自唐以来，学者们就非常重视对文中子的研究，但是真正深入研究的人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成书于唐初的《隋书》只字不提王通，致使疑信者参半。近人研究哲学思想，亦有疑之而一字不录者，如周谷成《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岑仲勉《隋唐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等。有虽信之，而寥寥数语、论而不证，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有大言坐实，谓其书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者，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文中子研究中有不同的声音，但今天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还是肯定文中子其人其书的。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关键词：蒙学 教育价值 《三字经》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在数千年的社会进程中, 创造了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 国学经典是其中的精华, 它把历史装扮得绚丽多姿,美不胜收。一、蒙学与《三字经》《辞海》对于蒙学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①目前, 学术界所称的蒙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广义上讲, 泛指古代启蒙教育, 包括其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 狭义上讲, 专指启蒙教材, 即童蒙读本。像“三、百、千、千”之类，在古代家喻户晓。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面。“蒙学”或“蒙养之学”的称谓均取之于《易经》。《周易·蒙卦·彖传》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说事物发展的初期阶段,大多处于蒙昧状态,如果能在蒙昧无知之时,认真学习,修养正道,就能够成就至圣之功。②可见古人很早就重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这种启蒙、养正、入圣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始终。《三字经》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的儿童启蒙读物和小百科，共一千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价值。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三字经》其书作者说法大致有四种：一、明代黄佐《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大云山房记》二，都以为作者应是宋末区适子；二、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据此以为《三字经》为明代黎贞撰；三、或者又有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之说；四、世传王应麟撰，王应麟（1223—1296），南宋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都明确认为《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一般来说，《三字经》作者应为王应麟。《三字经》具有识字、广见闻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传授知识与封建政治思想教育双重功能。书中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情真意切．此书中有段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历来备受赞誉。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而《三字经》后来居上。这里的“居上”殆源于数字顺序，未必便是根据三书之内容与作用的有意排列。但事实上，综其覆盖读者之广、 教育作用之深以及流传时间之久观而言，《三字经》 在中国古代蒙书教材中，不能不说是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书。 巍哉，《三字经》堪称“蒙学之冠”。二、《三字经》中所表达出来的现代教育价值 《三字经》中列举了大量典故、故事, 向我们阐述了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 有倡导尊敬师长、宽厚待人的, 有颂扬勤劳节俭、清正廉洁的, 有劝诫谨慎持身、悔过改错的, 有爱国爱民、弘扬正气的, 有激励立志勤学、发愤图强的, 这些内容包含了我们学习生活的诸多方面，体现出了巨大的现代教育价值。（一）有助于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价值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更应该学习。“自羲农, 至黄帝。号三皇, 居上世,„„举总统, 共和成。复汉土, 民国兴。”《三字经》用了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了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演变，勾勒出了一幅中华文明发展，帝王兴废的历史画卷。使儿童从小就开始了解绚丽灿烂的中华文化，从而确立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身份认同，进而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学者, 必有初。小学终, 至四书。论语者, 二十篇,„„文中子, 及老庄。”《三字经》又以近1/ 5 的篇幅介绍了《小学》、四书五经、《荀子》、《孟子》、《庄子》等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著述, 以及作者和内容, 饱含丰富的历史文献知识。使儿童从小就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典。（二）有助于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价值 中华民族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美德，并代代相传至今。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培养需要从儿童抓起，《三字经》正符合这一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三字经》包含了丰富的传统美德,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起到了重要作用。勤奋好学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三字经》借鉴历史上勤勉好学的范例，通过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为儿童树立学习的榜样，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儿童们 立志追求, 刻苦勤学。如以学识渊博乃好学不止而著称于世的孔子不耻下问，曾拜七岁的项襄为师的典故；又如宋代的赵普，虽官至中书令仍不忘苦读，手不释卷；西汉的路温舒虽家精贫寒仍自勉自强，无钱买书就以蒲叶代书。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公孙弘、车胤、孙康、朱买臣、李密等。勤奋好学、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映像，并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教育价值。仁爱孝悌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重要的一点。“孝悌”乃重中之重，乃之根本。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兄弟和睦，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应该从小培养。“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三字经》明确提出“首孝悌, 次见闻”, 并列举了许多典故，强调仁爱孝悌的重要性。如东汉的黄香年仅九岁但他冬天为父亲暖被褥，驱寒冷。虽然此举用在现代似乎没有必要了，但其精神可嘉，他孝敬父母的没得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具有现代教育价值。又如孔融让梨的故事教育我们要尊重兄长，关爱兄弟。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或多或少养成了自我的习惯，这对孩子传统美德的教育必不可少。（三）对现代教育方法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三字经》里说: “苟不教,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在现今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字经》重视教育, 强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1. “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 “教之道, 德为先”。《三字经》尤其注重“德”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重视道德教育, 重视人的道德修养, 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人格。子曰: “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强调教育以“德” 为先导的教育理念在现代仍然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在当今,一个人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如何, 以及如何做人和做事, 都已成为人的事业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如今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形式化、应试化, 造成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大滑坡。在西方思潮侵侵蚀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 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走向异化。具体表现为早恋与网恋日益加剧、超前消费和浪费现象严重, 打架、偷盗、自杀、扔垃圾、撒谎等失德行为经常发生。这些都最终导致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行为主义和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想的泛滥。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如今的教育方式的正确性。2. 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人们常说，“起小看大，三岁知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三字经》开篇就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三字经》中孟母三迁和窦燕山教育五子的典故可见重视家庭教育，古已有之。对于现代的家庭来说，我们则更应该赋予家庭教育更多的内涵，要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家庭教育环境这是古人对现代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予以借鉴学习。3. 强调科学的教育方法《三字经》提出“凡训蒙，必讲究，详训诂，名句读”，强调作为引导刚入学儿童的教师实施启蒙教育，必须要讲究方法，注重规律。儿童学习要应该从易到难，由浅入深。“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指出做学问, 读书求学, 必须打好基础。只有在学好了关于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及事亲敬长之义的基础知识的《小学》以后, 才能学习较为深入的《四书》。只有通晓《孝经》, 熟知《四书》之后, 才能开始学习更为深奥的《六经》。学习需要循序渐进，教育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极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4. 强调素质教育的必然性“礼乐射, 御书数。古六艺, 今不具。”所言就是礼法、音乐、射箭、驾车、书法和算数是古代读书人必须学习的六种技艺。在今天,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文化科技的门类越来越多, 对于学生来说, 要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就更得掌握多种知识。简言之, 古人尚且知道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更应该建立健全更广泛、更科学的教育教学机制, 提高素质教育, 培养更多的学生全面发展,才能使之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由于时代久远，作为蒙学教材的《三字经》中有许多理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的要求，具有一定得时代性和局限性。但我们应该看到它内在巨大的文化教育价值。1]《辞海》对“蒙学”的解释。[2]王晓霞，齐玉萍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32）[3]汪洋.《三字经》的文化教育价值[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4]喻岳衡. 三字经[ M ] .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5]陈汉才.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 M ] .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6]郑霖.《三字经》中儒学教育思想的哲学意蕴[J].兰州学刊,2007,（6）.[7]刘宏起.《三字经》简论[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
王通，字仲淹，生干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大儒而已。参考其它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 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子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王通自觉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显然是胡拉硬扯的伪造。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入辨之已明。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追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寺手里后，福寺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具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举重冠军秦武王的夺冠历程
从孔子《论语》对话风采看文艺批评孔子的思想学说，重视对话与探讨，形成了精神风采，深深地泽溉了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善于对话与讨论，这种文化传统受到孔子人格与思想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一直盛行的诗话与词话等形态便是这种传统的彰显，因此，从对话的精神风采去讨论孔子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是重要的门径之一。因此本文拟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孔子倡导“和而不同”，重视对话，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氛围中营造出来的。先秦时代（指秦统一六国前的春秋战国年代，公元前770—前221年）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她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所说的“轴心时期”。这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文化，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情状，一直为后人所瞩目。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滥觞，也是文艺批评的母体。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从现代对话精神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思想得以生成的良好发端，争鸣与对话向着“和而不同”、融会百家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礼记·中庸》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的思想对话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态，对话则深化了争鸣，光有争鸣而无对话，则可能走向对抗乃至于斗争与毁灭。因此，对话是争鸣的基础，对话与争鸣相比，更能彰显出其中的人文蕴涵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的特点。《庄子·天下篇》曾从道家的角度论述了先秦时代思想文化裂变的悲喜剧情形：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谈到道术由于当时的动乱与圣贤不明导致分崩离析，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见了道术的真谛，庄子显得过于悲观。其实，这种道术由统一走向分裂，再由分裂走向融汇乃是历史之必然，故而东汉的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班固的说法虽然有张扬儒学的意思在内，但他也看到了先秦诸子思想对话与争鸣发展的路径，是由各执一端走向百川归海。证之以先秦两汉以来的思想发展轨迹，从经典形态的演绎，比如由诸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展到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可知此言不虚。而这种发展与演进的基本条件是对话。百家争鸣如果没有思想对话的展开，没有人文蕴涵的加入，就会导致秦朝焚书坑儒的悲剧出现。要想避免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则自由的思想对话是前提，从先秦到两汉时代，这里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曾出现，成为令后人感思的历史现象。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与时代的剧烈变动，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便是商周以来的神学消褪，理性精神突显，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况，同时也给文化的新陈代谢提供了机遇。先秦诸子原为周室王官，其学术与思想受职官所限，未能获得独立的品格。周室崩坏，时代动荡，学术下移，教育平民化，促使他们来到民间，思想空间得到释放，自由地发表对于社会人生的意见。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与文论批评，正是依托这一平台而形成的。先秦诸子对话与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看法上面。礼乐文明是整个中华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血脉，它建构在人性与人生问题的基石之上，具体说来，先秦时的各家各派都专注于人性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由此而生发出礼乐文明对于人性与人生的价值与作用的讨论，这一点在儒家的孟子与道家的庄子中可谓钍锋相对，即使在儒家内部，孟子与荀子也是分岐与争议颇大。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生问题都被汇集到这一范畴中来。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诸子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儒家的孔孟力主在传承中对于礼乐文明重新解释；而道家的老庄则主张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废弃礼乐器具；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扬，提出用法术势代替传统的礼乐；墨家从节用的角度提议废除礼乐。当时的文论属于所谓杂文学的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问题一直与社会人生与政治文化相关系，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乃是社会人生，人性学说乃是这一问题的底蕴，儒道两家的对话与争鸣，促进了两家思想的融合与互补，为秦汉时代的思想融合与发展作了铺垫，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风采的体现。对于文论批评影响至大，孔子的对话与文艺批评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孔门文艺批评主要见之于《论语》这本典籍。《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至于为什么采用《论语》这种载体，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解析道：“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凖，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孔颖达在这里谈到，《论语》这部书是适应着孔子生平事迹与思想特点而编就的，孔子虽为圣人，但是生平为教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其思想的特点适于采用《论语》这种体裁。所谓“论难答述“，就是指的这种思想对话的特点。孔子与学生相处，本来就很随和，他的思想理路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实践理性特征，即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开掘其内在理性与道德思想的火花，本身就具有感兴特点，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林语堂为此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林语堂认为孔子在漫不经心时说出来的话语所以“妙不可言”，显见得是即兴而言的，本身就是审美经验的一种。因此，从对话的角度去考察孔子的文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与古希腊拍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中的对话大为不同，前者重在理性的昭章，而后者则重在知性的感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孔子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甚么体系。[2]这说明他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与理论观念。孔子思想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而黑格尔自己大约也没有想到，在他死后的二百多年后，他的故乡德国也兴起了一股反对惟理论，倡导现象学与当下性的思潮，影响到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东方孔子似的语录体语境中。先秦诸子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的看法上面。而礼乐涵括了道德与文艺的内容，先秦儒家思想是从礼乐角度去体认道德与文艺问题的，这一点在孔子思想中表现得很明显。孔子本人十分重视文艺的对话与沟通作用，这是因为农业文明与继之而起宗法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以血缘宗法作为纽带的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时候主要通过对话与讨论来进行。学问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切磋，所谓“百姓日用即为道”的观念很早就在中国古代社会萌发了。而诗歌与音乐在当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承担了人际关系的交流。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艺术源自个体与社会的沟通，是祛除个体孤独的重要渠道。[3]这一思想与孔老夫子的诗学倒是颇为相合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群”，据后人解释，也就是“群居而切磋”，即互相交流思想感情的意思。可见在对话中能够拓展人的思想境界。古代中国人对于诗乐舞的功能与作用，是从农业文明中的人际关系中去体认的，强调诗乐之中通过思想交流，促进对话，和合人际关系。不同于西方的人际关系中的理性思维，人际对话，往往在不经意间产生诗兴和随意性，后世诗话与词话中的随笔大体同于此也。“诗可以兴”与“诗可以群”的关系如何处理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实际上，诗的“兴”、“观”、“怨”，都是在“群”的基础之上得到认同的，而不是游离于此而展开的。此一点要特别强调。明末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一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而怨，怨亦不亡；以其怨而群，群乃愈挚。这里强调了群与怨之关系。“群”的对话与交流是建构解读诗作的平台与基础。从现存的《论语》文本来看，孔子自觉地强调《诗经》中的这种对话与沟通功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应当知命知人，而知人在于知言，即能够与人沟通与交流，而这种知人也是智者的本领之一，与仁者爱人是互相配合的。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知是仁的运用，仁是知的基础，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不能够知人又怎么能爱人呢？这是孔子仁学的重要观念。孔子在教育儿子时说过：“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意谓不学习《诗经》，就像人走路面对着墙壁不能前进一样，无法与别人进行对话与交流。《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反映了受周文王德化熏陶的周地的良好古风，也是孔子推举的仁义之风的来源。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诗经》中《周南》、《召南》中弘扬的这种道德观念与思想感情，就会以仁者之心去待人接物，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很早就将艺术纳入社会宗族群体之中，这便是所谓“礼乐相须为用”的文明教化体系。礼之中既有内在的属于同一性的原始血缘伦理基础，又有显在的差异性，因此，这种特殊的政治伦理、宗教体制便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文化与操作体系来缘饰。《礼记·乐记》指出：“乐合同，礼别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在儒家看来，宗法社会中的礼是用来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乐是调合不同等级与身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由于处于同一个血缘体系之中，于是在情感上也就有了互相认同与交往的基础了，而包括《诗经》在内的文艺可以承担调谐人际关系的职能。孔子还教训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还有意识地强调，《诗经》学得再好，如果不能应对出处，虽多也无益。“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从这些方面来看，对话意识的自觉与运用，是基于孔子的仁学思想品格的。孔子的各种思想，其中包括文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与弟子的对话中。孔子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并且认为这是学生可教与不可教的标志。《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也引用了这段话说明孔子教育学生的特点。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曰：“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端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重教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深契于教育之道，他教育学生时往往等到对方有所明白时再加以启发，这样对方容易接受，印象深刻，如果对方不能举一反三则不再重复，因为这样的学生没有天资，教了后也未见得有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贡虽然利口巧辩，但是在孔子看来，没有颜回能够举一反三，悟性差，所以不如颜回深得孔子喜欢，子贡也有自知之明。由此可见，孔子注重在对话的语境中启发学生，重视双向的互动。在孔子看来，思想智慧并不仅仅表现在巧言善辩方面，而是在于举一反三的悟性智慧方面，能力与知识更为重要与根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与有价值的观点。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来加以启发，既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体现，同时也证明对话的随机性，这正符合文艺批评的个体性与随机性原则，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基本特点。《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在回答几位学生关于“闻斯行诸”，即一旦了解了道之后如何做的问题，孔子依据不同的对象之人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体现了对于弟子因人而异加以教化的原则。子路勇敢，所以让他不要轻进；冉有廉让，所以要鼓励他进取。孔子在对话中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可贵的是，孔子有时也会打破师生之间的等级，坦诚地与学生进行对话与交锋。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这些基本原则同样表现在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困于陈蔡时，弟子们对孔子的不同态度，以及产生的思想对话甚至思想交锋，更是彰显出孔门对话的坦诚性：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对话将孔子与几个弟子的性格与思想境界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孔子推行仁义，恢复周礼，在当时得不到世人的认同，受到围攻。于是弟子中难免产生怨气，子路有怨言，认为孔子不周世用；子贡则劝孔子稍降其志，孔子坚持用求仁得仁的思想来教育学生，表示自己的悲剧乃属必然，志向终不可屈；弟子中唯有颜回恭维老师，认为是世人莫能容老师，是老师的光荣。孔子在烦恼中听到后大为高兴，甚至说出如果颜回发财后自己要替他管帐的调侃笑话。可见孔子有时候也难以免俗，喜欢听恭维话，而颜回也有奉迎之嫌。比如《论语·先进》中还记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的思想性格，甚至包括他的庸俗一面也得到了鲜活的呈现，同时也表现出师生之间对于仁者的理解并不一致，正是“君子和而不同”风度的展示，孔子以其思想人格，最终提升了子路等人的人格境界，这是有史可稽的。（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认为仁者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孔子则认为相反，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就是典型。仁者恰恰体现出“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的精神。孔子的精神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仁者精神。这种仁者精神，是后来中国文艺批评的核心精神。比如“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颜回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是因为他能够安贫乐道，初步不改，达到了仁者不忧的地步，上升为今人所说的孔颜人格，孔子曾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孔子阐发了颜回人格体现出来的儒家心目中的坚定的仁者之心与意志实践，已经上升到超越功利的自觉与自由的境地，而此种境地，与文艺审美的自由境地相通。它需要磨炼。孟子说：“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孟子·离娄下》）也是赞美颜回的这种人格精神。《论语·颜渊》中还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育学生，克己复礼为仁的功夫要从自我努力做起，不要依赖外力。这样，就将人格的升华从外转向了内在的道德修养境界。这种人生境界，正与人格的高尚与精神的脱俗相呼应。孔子认为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超越生物本能的人性内涵与光辉，后来的孟子则张大了其中人性自觉的意义，形成了关于审美人格的学说。若从当代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的话，是极有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论语》的开放性与语录体是直接关连的。程颐提出读者不妨设位为孔门弟子，与圣人对话与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他并且强调读者读了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响，有的读了后全然不知晓者，有读了后得一二语者，有读了后手舞足蹈者。他自称读《论语》后意味悠长，历久弥深：“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朱熹《孟子序说》引）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显然这是与《论语》的内容及体式有关的。谭家健先生认为《论语》是后世语录体的鼻祖：“《论语》除了在语言艺术、个性描写，故事记叙等方面给予中国文学史以广泛影响之外，它所首创的语录体，也常为后人所效法。”[4]孔子及其思想通过这种语体与后人对话与沟通，其思想风采和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使后人睹其风采而不能忘怀。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最后感叹：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去分析的话，孔子《论语》中出现的对话体思想学说，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世俗性，排除了宗教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任何宗教，不管它是何种形态的，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依据信仰来建构，而精神信仰则由一些绝对性的律令与教条构成，它是神圣不可逾越的，由此而造成它的原教旨，往往杜绝对话与沟通，崇拜绝对真理而忽略当下性。[5]而孔子的思想虽然也带有精神信仰的色彩，如他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是更注重其现实品格与实用性的一面，孔子所倡导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 ”的恕道与中庸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重视对话的人性基础与现实品格。
秦汉前还是要秦汉时代的?秦汉之前的话有好多人可以写~例如商朝亡国君纣王挺有新意在大多数人眼中，纣王是个不务正业整天花天酒地的昏君。你可以在你的论文中推翻这个评价其实纣王的实力是为后人所忘却的早前在百度商朝吧看到一篇关於纣王的文章，挺特别，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不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史实资料作参考link给你:
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
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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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俸禄制度的起源，据现存的史料来看，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虽然夏、商时期已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机器，有了国家，就会出现财政，《史记》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同时也就有了官吏，《礼记》记载"有虞氏官五十，夏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在这种情况下，俸禄制度就会随之产生，但是却没有记载。周之前的俸禄制是一种这么样的形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西周时期，奴隶制国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国家机器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的职能在不断扩大，事物更加繁忙，财政活动也越来越多，靠奴隶主等少数人是很难治理好国家的，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国家官吏来保证政权的正常运转。另外一方面，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俸禄制度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西周的经济基础是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国有制上，周天子为了巩固其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度，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宗室和臣下，这既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也是国家进行财政分配的主要形式。在这种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下，就产生了"分田制禄"制度，国家授给官吏的爵位共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职位除国君外，分为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国君按爵位分封给官吏一定的田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各十里。具体地讲，在朝内，三公有32000亩，卿有24000亩，大夫有16000亩；在列国，公侯有32000亩，卿有3200亩，大夫有800亩，上士有400亩，中士有200奴，下士（庶民在官者同）有100亩；伯；君有24000亩，卿有2400亩，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与列国同；子、男：君16000亩，卿1600亩，余同上。而且，这种分封是世袭制，即所谓的"世卿世禄"制。后代可以继承，是一种终身制。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出现，官吏的俸禄制度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春秋时，官制还沿用着公、侯、伯、子、男、诸侯、卿、大夫、士的体系，俸禄也沿用着西周分田制禄的办法。但进入战国以后，取消了世官世禄制度，有才干的名学武士，也可取得重职高官。他们按军功受爵受禄，有50石之官，有100石之官。原来的卿、大夫、士名存实亡，只在封田上收取租税而已。封地上的农民，因土地日渐私有，除交纳官府赋税，余则为自己所有。从此，臣下无土地，在任上得禄，去任则为民。由此可知，在这大变革时期，不论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也好，还是雇用制代替世袭制也好，官吏的俸禄皆由国家发给，任职地方的国家官员也由国家颁禄。但封国中的其他官吏俸禄，周天子一概不管，如当时的食客、幕僚都是由封君来供养。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代建立后，官职多因袭秦代，如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博士、郎中令、卫尉、任尉、治粟内史等官职都是沿用秦制。汉代的官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官阶在100石以上者，这类官中如"三公"每月有俸350斛，中二千石官月俸180斛，最低一百石官月俸16斛。第二类是斗食、佐史之秩。斗食月俸11斛，或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称斗食。佐史月俸八斛。第三类是少吏，秩无规定。第一类高官俸禄异常丰富，难怪他们"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小吏却俸禄甚薄，汉宣帝时，张敞反映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而不能，提议增加俸禄，宣帝乃增天下吏俸什二。西汉官吏，汉武帝以前人数较少，武帝后大为增加。汉哀帝时，佐史以上至丞相共130285人。东汉时官员为7567人，其中内官1055人，外官651人。但在此以外，还有内外诸色职掌人145419人，合计152986人。工资实行俸禄制以后，官俸在国家财政开支中日益加大。国家为了应付官俸，汉高祖时漕转关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石。到汉宣帝时，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从汉高祖时转关中粟"给中都官"和汉宣帝时岁转关东谷"以给京师"来看，汉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的官俸。但是，派往地方任职的国家官员中央财政还是要发给俸禄的，至于地方胥吏国家就不管了，由地方发放工资，或由地方官吏用其俸禄来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的俸禄制内容十分丰富，官吏既有禄田，又有秩禄，还有品位俸禄制，有的时候几种制度混合实施。曹芳时郎官及司徒领吏20000余人，在京师的中央官员竟达万人。蜀国有官吏40000人，吴国有32000人，这些指的是地方官。中央官员晋有6836人，宋有6172人，齐有2103人。北朝方面，北魏有7764人，北齐有2322人，北周有2989人。地方官员常为内官的5-6倍，所以全国官吏数动则数万，国家财政支出相当可观。曹魏时官吏俸禄较薄，因俸不能养廉，西晋时开始增加官俸。第一食俸月五斛，绢春百匹，秋二百匹，绵二百斤。南北朝时期的宋，州、郡秩俸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其后一律给现钱。梁时俸禄分五级，一品万石，至五品二千石。北魏前期不设禄秩，每季各随近给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县令6顷。这些地方官吏，只要上缴定额的租调，便可在区内大力搜刮。因此，北魏前期吏治腐败，官吏四处搜刮抢掠，"初来单鞭执马，返时从车百两"。所以，史书上对北魏官吏有"饥鹰饿虎"之称。因此，孝文帝时改行俸禄制。均田制颁布后，又对地方官员按职别高下，分别授予公田作为俸禄。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6顷。公田不许买卖，离职时交递下任官吏，北周北齐也大致如此。然而，这一时期不论是秩禄还是俸田，都是按照国家"九品中正制"来实行的，在九品之内的官国家才给予俸禄，不入品的和下属吏胥的俸禄国家并不负责，仍由地方政府筹措。隋代官俸是很高的，地方州官正一品米620石，二品580石，三品540石，四品500石，五品460石，六品420石，七品380石，八品340石，九品300石；郡官一品340石，二品310石，三品280石，四品250石，五品220石，六品190石，七品160石，八品130石，九品100石；县官正一品140石，二品130石，三品120石，四品110石，五品100石，六品90石，七品80石，八品70石，九品60石。隋代官数为12576员，其中中央官员2581人，地方官员9995人。从隋代俸禄制度来看，地方上9995名官员，都属于国家官员，是由朝廷任命的，国家财政要发放俸禄。但地方上除了这一批国家任命的官员外，还有一批不是国家任命的胥吏，这些人国家没有明文规定的俸禄制度，看来他们的俸禄是由地方政府发放的。唐代与隋代官俸大致相同。在地方任职的国家官员无俸，但国家给职分田。正一品12顷，二品10顷，三品9顷，四品7顷，五品6顷，六品4顷，七品顷，八品顷，九品2顷。地方官的禄，一品650石，从一品550石；正二品470石，从二品430石；正三品370石，从三品330石；正四品280石，从四品240石；正五品180石，从五品140石；正六品95石，从六品85石；正七品75石，从七品65石；正八品石，从八品石；正九品石，从九品石。唐代内外文武官员，唐开元时为18800人，其中中央官2621人，地方官1685。到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统计，文武官员及诸色胥吏达到了368668人，平均每7户供奉2个官员，户供奉1个官员。他上奏指出："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禀者，无虑万员，有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重，故财日募而受禄多"。这里所谓"内外仰奉禀者"的外，是指国家官员在地方任职者，并不是地方上一般的官吏。李吉甫把"诸色胥吏"也算到里面来计算官与民的比例，是因为地方官吏中央虽不发禄，但地方政府在发禄，因此也算作"坐待衣食之人"。宋代初年，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有官10000余员，仁宗皇佑时增加到20000余员。就地方官员而论，哲宗元佑时比仁宗皇佑时，又增加了很多。节度使从3员增加到9员，两使留后从1员增加到8员，观察使从1员增加到15员，防御使从4员增加到42员。至蔡京专权，节度使增至50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150员。这些都是朝廷在地方的封疆大吏，至于地方路、州、县的官员就更多了。宋代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制定天下吏禄，京师诸司岁支禄钱3834贯。至熙宁八年，岁支371533贯。而"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据户部估计，仅中都吏禄岁费达23万贯。从官禄的支出表明，宋代地方国家官员仍由中央发禄，地方官所属胥吏的俸禄还是地方官府自理。元代至元世祖中统（1264-1264年）年间才开始制定官禄。从此，"内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吏胥徒，莫不有禄"。但这里的"府吏胥徒"是指中央诸司而言，并不是指地方。大德时（1297-1307年），地方官无有职田者，益之以禄米。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详定百官俸禄，各品分上、中、下三等，最多者得俸钞六锭、五锭，最少者35两。明代文官分九品，品有正从，共18级，不入九品者叫"未入流"，不能称为官。明洪武十年（1371年），给百官赐公田，以其租充俸禄。公侯省台部都司内外卫官760人，凡顷。外官赐田充禄，说明明代地方上的国家官员由中央直接发放俸禄。公田退还后实行俸禄制，正一品1044石，降至从九品为36石，未入流者为36石。清代官僚机构，中央分军机处、内阁、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光禄寺等，地方上设有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等等。这些人虽身在地方，但都是封疆大吏，属于国家高层官员，官俸自然由中央负责。百官之俸，文武官一品俸银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九品两，从九品两。任职地方的文官俸与京官相同，但不给禄米；任职地方的武官低于文官。这说明清代国家官员任职地方者，由中央财政发放俸禄，地方任命的一般官吏仍然由地方政府发放俸禄。
就不同历史时段的特征而言，官吏划分等级发给俸禄的准则，大体经历了秩石制和品级制两大阶段。秩石制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秦汉成为定制，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前后推行约千年。战国素有“百石之官”、“千石之吏”；西汉成帝时，从中二千石至比百石，共在18个秩别；若加上高于中二千石的丞相、太尉和低于比百石的斗食佐吏，西汉秩石大约有20个等级；东汉初年，从三公到佐史，共有17个秩别。总之，秦汉时期，官吏以秩石分等次成为“定制”，在官吏中共约有18个左右的秩阶。三国时曹魏官分九品，但与秩石并行，官品与秩石的双轨制，历两晋南朝不改。
“王莽改制”是建兴帝王莽在全国所推行的一项全面的社会改革，其覆盖经济、土地、币制、官制、商业、农业等领域，可以说是自秦汉以来，覆盖范围最广，改革最为彻底的一项新政。在此次改革中，王莽先后推出王田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私属制(解决奴婢问题)、宝货制(解决货币问题)、五均制(解决物价问题)、六筦制(解决经济问题)等一系列的改革。王莽欲图用这些改革来缓和新朝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及稳固新朝对于天下的统治。
而熟悉“王莽改制”的都知道，这项对新朝从上到下，从广到狭的全面性改革，所推行的制度大部分都是利于百姓，弊于权贵的。如王田制，就是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每户的人口来均分土地，利的是百姓，弊的是权贵。再如五均制，由朝廷来控制市场的交易，制定物价，商人们不得随意涨价，须以平价将货物卖于百姓，利的也是百姓，弊的也是权贵。可以说“王莽改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损害权贵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去给予底层百姓相应的利益。
但是你们知道吗？“王莽改制”中并非是每一项改革，都是对权贵有害的，在这之中还是有少许的改革行动是对权贵有利的。在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今天要讲的，“王莽改制”中最让人忽略的一项改革，那就是对俸禄制度的改革。
自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建立汉以来，西汉虽在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等六位君王的治理下走向了极盛时期，此时西汉政治清明，法令通畅，边境安定，四夷归顺，可谓是国力昌盛，民殷国富。
但是无论西汉如何的富有，朝廷给予中低层官员的俸禄却始终都是极其微薄的。
据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所注:“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同时《续汉志》亦载“斗食月十一斛，佐吏月八斛。凡诸受奉，钱谷各半。”
西汉百官俸禄明细:
1.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的月俸是350斛；
2.光禄勋、卫尉、太仆等秩中二千石官员月俸是180斛；
3.典属国、水衡都尉、将作大匠等秩二千石官员月俸是120斛；
4.都尉、司直等秩比二千石官员月俸是100斛；
5.宗正、少府等秩千石官员月俸是90斛；
6.期门等秩比千石官员月俸是80斛；
7.秩六百石官员月俸是70斛；
8.议郎、中郎、谒者等秩比六百石官员月俸是60斛；
9.秩四百石官员月俸是50斛；
10.秩比四百石官员月俸是45斛；
11.秩三百石官员月俸是40斛；
12.秩比三百石官员月俸是37斛；
13.秩二百石官员月俸是30斛；
14.秩比二百石官员月俸是27斛；
15.秩百石官员月俸是16斛；
17.斗食(不满百石的低级官员)月俸是11斛；
18.佐吏(地方长官的僚属)月俸是8斛。
从以上各个级别官员的俸禄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西汉的俸禄制度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西汉实行低薪制度。从上面所罗列的百官的俸禄来看，除了三公九卿这些官员的俸禄相对而言较为丰厚，其余官员的月俸都不是很高。比如最底层的佐吏月俸才8斛，秩百石的官员月俸也仅为16斛，可见西汉时期中低层的官员，他们的俸禄是极其微薄的。
而事实上即使我们不看这些数据，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也可得知西汉实行的是低薪制度。如《后汉书·仲长统传》载“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於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可见西汉在官员的薪资上是继承秦朝的低薪制度的。再如《太平御览.京兆旧事》载“长安孙晨家贫,为郡功曹,十月无被,夜卧蒿束,昼收之。”，试想一个秩百石的郡功曹，连睡觉的被子都没有，你说底层官员的薪水还不微薄吗。
其二、高、中、低三级官员的月俸差距过大。如三公的月俸跟秩中二千石官员的月俸就有着近2倍的差距，而对于最低级的佐吏的月俸来说，更是足足相差了近44倍。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西汉各个等级的官员，他们的月俸差距是极大的，也是极不公平的。
可以说正因西汉在官员俸禄上实施低薪制度，且在俸禄上差距巨大，最终也就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因中低层官员俸禄的微薄，导致中低层官员往往会因衣食无着落而无暇他顾，从而对政务的处理不上心，甚至是懈怠。如《盐铁论.疾贪》载“今小吏禄薄....粟米贵，不足相赡。常居则匮于衣食，有故则卖畜粥业”，小吏俸禄微薄，可粮食价格却是异常昂贵，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也就导致小吏们日常生活缺衣少食。而一旦有突发的事情发生，小吏往往就只能是卖掉牲口和产业。
试想一个连日常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的人，你说他还有什么精力再去替朝廷办差呢？而随着中低层官员对于地方政务的懈怠，也就导致朝廷对于地方上的治理出现停滞状态。
其次一旦出现官员连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的状况时，就势必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贪污受贿。正如东汉尚书令左雄所言“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谦者取足，贪者充家。”意思就是中低层官员俸禄微薄，车马衣服都是从百姓那里得来的，有点良心的官员就是拿到够用就行，但本性贪婪的官员，他就会直接把百姓家中的所有东西全部拿光。可想而知，官员的低俸禄势必会造成严重的贪污问题，而随着官员贪污越发的严重，整个社会势必就会受到重创，也正如东汉尚书郎仲长统所言“危国乱家，此之由也”。
当然，实际上到了西汉中期，低俸禄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逐渐被当权者所重视。如汉宣帝当时就认识到，要想让底层的官员不贪，就需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其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意思就是如果底层的官员不廉洁奉公的话，国家势必就会衰落，现在底层的官员做事这么认真，国家也很兴旺，但他们的俸禄却还是这么低，所以要想让他们不去损害百姓的利益，恐怕很难。
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宣帝就下诏“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即增加百石以下官员百分之五十的俸禄。当然，虽然西汉当权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却并没有去大幅度的增加各级官员的俸禄，只是相应的增加了最为底层的官员的俸禄。因此直到新朝建立时，官员整体低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而到了新朝初期，因为种种原因，新朝依然是实施低薪制度。《汉书.王莽传》载“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在当时新朝的各级官吏，自公卿以下，一月的俸禄只有麻布二匹或绸缎一匹。
直到新朝中期，随着新朝对天下的掌控越发的艰难，越来越多的权贵开始背离王莽。所以为了挽回这些权贵的心，同时也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官员腐败的问题。公元16年5月，王莽下诏对俸禄制度进行改革，《汉书.王莽传》载“五月，莽下吏禄制度...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
王莽对俸禄制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第一、大幅度提升官员俸禄。“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王莽推行的俸禄改革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大幅度的提升官员的俸禄。比如太师、太傅、国师、国将这四位最顶尖的四辅官，他们的月俸就是西汉最顶尖的三公的倍，而最低级的佐吏，在新朝的月俸也要比西汉高出倍。
第二、以农业生产的好坏来决定增加或减少官员的俸禄。“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在这里，王莽创造性的将官员的俸禄与农业生产的好坏进行挂钩，即如果遇到丰年则官员的俸禄会相应的增加，反之如果是灾年则官员的俸禄将会相应的减少，以此来达到“与百姓同忧喜也”的目的。
第三、以政绩来决定俸禄的高低。"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王莽首次采用了以官员的政绩来决定官员俸禄的高低的制度，也就是将官员的俸禄与各地方的税收进行挂钩。如果这个地方官员治理不好，赋税收的少，那么相应的官员得到了俸禄也就会减少，反之如果这个地方的经济、农业都被官员治理的特别发达，赋税收上来的也很多，那么相应的他们的俸禄也就会增加。
第四、退休金制度。“退休金”制度是王莽在辅佐汉帝时就开始实行的。《汉书》载“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就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之后，他每月依旧可以领取原三分之一的俸禄，直至终老。
从以上内容来看，王莽推行的俸禄制度改革绝对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他提出的“高薪养廉”、“浮动薪资”、“退休金”等前无古人的俸禄制度，为后世王朝在对俸禄进行改革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当然王莽的俸禄制度改革，同他推行的其他制度一样，最终也是陷入了失败的结局。而究其原因在于王莽犯了跟以前一样的毛病，那就是考虑不周，又太过理想化。正如班固所言“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在当时以新朝所处的那个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环境，王莽所实施的以“高薪”来“养廉”的目的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朝廷压根就没有那么多的钱。
其次当时王莽在推行俸禄改革之前，整个新朝的经济就早已被王莽所推行的“宝货制”等币制改革弄得是分崩离析。此时物价飞涨，钱币早已不值钱，所以王莽压根就不可能在经济没有得到恢复前，去实施这个看似美好的俸禄制度。
再是王莽所推行的俸禄改制太过繁琐，一会要与农业生产的好坏挂钩，一会又要与政绩挂钩，可谓是繁琐至极。所以也就是在这些种种因素的促使下，最终王莽所提出的俸禄改革并未得到实现，且非但没有得到实现，官员贪污现象还变得更加的严重，“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的事情在新朝更是接连不断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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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一：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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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
4、论书面语发展中的保守性和书面语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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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广告语言技巧的变化趋势
8、论当前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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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身体部位的方言词的比较调查
13、家乡方言和周围方言基本词的对比研究
14、家乡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研究
15、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16、报刊图书中的汉语拼音应用考察
17、“正词法”和汉语的书写改革
18、论网络时代的语言生活
19、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研究
20、普通话语音研究
21、XX作家(或作品)语言研究
22、网络汉语研究
23、句式(或句型)研究(选择某些有特点的句式)
24、现代汉语虚词研究(选择某些虚词)
25、现代生活中的新型句式研究
26、新词新语研究
27、外来词规范研究
28、字母词研究
29、成语研究
30、同义词反义词运用研究
31、现代汉语词义研究(选择某类词)
32、语文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
33、汉字和汉文化
34、现代汉字学的研究
35、限制和减少汉字字数研究
36、部件研究
37、坚持汉字简化的方向
38、如何整理异体字
39、如何整理异形词
40、规范汉字的研究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选题二：写作类(写作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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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楼梦》对穿越小说的影响(以《春光里》或某作品为为例)
3、试析穿越小说中的新奴婢形象(以《春光里》或某作品为例)
4、节俗场境对穿越小说叙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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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试论现代主义的艺术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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