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禄制度的研究现状论文

我国历史上俸禄制度的起源，据现存的史料来看，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虽然夏、商时期已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机器，有了国家，就会出现财政，《史记》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同时也就有了官吏，《礼记》记载"有虞氏官五十，夏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在这种情况下，俸禄制度就会随之产生，但是却没有记载。周之前的俸禄制是一种这么样的形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西周时期，奴隶制国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国家机器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的职能在不断扩大，事物更加繁忙，财政活动也越来越多，靠奴隶主等少数人是很难治理好国家的，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国家官吏来保证政权的正常运转。另外一方面，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俸禄制度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西周的经济基础是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国有制上，周天子为了巩固其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度，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宗室和臣下，这既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也是国家进行财政分配的主要形式。在这种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下，就产生了"分田制禄"制度，国家授给官吏的爵位共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职位除国君外，分为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国君按爵位分封给官吏一定的田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各十里。具体地讲，在朝内，三公有32000亩，卿有24000亩，大夫有16000亩；在列国，公侯有32000亩，卿有3200亩，大夫有800亩，上士有400亩，中士有200奴，下士（庶民在官者同）有100亩；伯；君有24000亩，卿有2400亩，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与列国同；子、男：君16000亩，卿1600亩，余同上。而且，这种分封是世袭制，即所谓的"世卿世禄"制。后代可以继承，是一种终身制。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出现，官吏的俸禄制度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春秋时，官制还沿用着公、侯、伯、子、男、诸侯、卿、大夫、士的体系，俸禄也沿用着西周分田制禄的办法。但进入战国以后，取消了世官世禄制度，有才干的名学武士，也可取得重职高官。他们按军功受爵受禄，有50石之官，有100石之官。原来的卿、大夫、士名存实亡，只在封田上收取租税而已。封地上的农民，因土地日渐私有，除交纳官府赋税，余则为自己所有。从此，臣下无土地，在任上得禄，去任则为民。由此可知，在这大变革时期，不论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也好，还是雇用制代替世袭制也好，官吏的俸禄皆由国家发给，任职地方的国家官员也由国家颁禄。但封国中的其他官吏俸禄，周天子一概不管，如当时的食客、幕僚都是由封君来供养。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代建立后，官职多因袭秦代，如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博士、郎中令、卫尉、任尉、治粟内史等官职都是沿用秦制。汉代的官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官阶在100石以上者，这类官中如"三公"每月有俸350斛，中二千石官月俸180斛，最低一百石官月俸16斛。第二类是斗食、佐史之秩。斗食月俸11斛，或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称斗食。佐史月俸八斛。第三类是少吏，秩无规定。第一类高官俸禄异常丰富，难怪他们"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小吏却俸禄甚薄，汉宣帝时，张敞反映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而不能，提议增加俸禄，宣帝乃增天下吏俸什二。西汉官吏，汉武帝以前人数较少，武帝后大为增加。汉哀帝时，佐史以上至丞相共130285人。东汉时官员为7567人，其中内官1055人，外官651人。但在此以外，还有内外诸色职掌人145419人，合计152986人。工资实行俸禄制以后，官俸在国家财政开支中日益加大。国家为了应付官俸，汉高祖时漕转关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石。到汉宣帝时，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从汉高祖时转关中粟"给中都官"和汉宣帝时岁转关东谷"以给京师"来看，汉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的官俸。但是，派往地方任职的国家官员中央财政还是要发给俸禄的，至于地方胥吏国家就不管了，由地方发放工资，或由地方官吏用其俸禄来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的俸禄制内容十分丰富，官吏既有禄田，又有秩禄，还有品位俸禄制，有的时候几种制度混合实施。曹芳时郎官及司徒领吏20000余人，在京师的中央官员竟达万人。蜀国有官吏40000人，吴国有32000人，这些指的是地方官。中央官员晋有6836人，宋有6172人，齐有2103人。北朝方面，北魏有7764人，北齐有2322人，北周有2989人。地方官员常为内官的5-6倍，所以全国官吏数动则数万，国家财政支出相当可观。曹魏时官吏俸禄较薄，因俸不能养廉，西晋时开始增加官俸。第一食俸月五斛，绢春百匹，秋二百匹，绵二百斤。南北朝时期的宋，州、郡秩俸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其后一律给现钱。梁时俸禄分五级，一品万石，至五品二千石。北魏前期不设禄秩，每季各随近给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县令6顷。这些地方官吏，只要上缴定额的租调，便可在区内大力搜刮。因此，北魏前期吏治腐败，官吏四处搜刮抢掠，"初来单鞭执马，返时从车百两"。所以，史书上对北魏官吏有"饥鹰饿虎"之称。因此，孝文帝时改行俸禄制。均田制颁布后，又对地方官员按职别高下，分别授予公田作为俸禄。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6顷。公田不许买卖，离职时交递下任官吏，北周北齐也大致如此。然而，这一时期不论是秩禄还是俸田，都是按照国家"九品中正制"来实行的，在九品之内的官国家才给予俸禄，不入品的和下属吏胥的俸禄国家并不负责，仍由地方政府筹措。隋代官俸是很高的，地方州官正一品米620石，二品580石，三品540石，四品500石，五品460石，六品420石，七品380石，八品340石，九品300石；郡官一品340石，二品310石，三品280石，四品250石，五品220石，六品190石，七品160石，八品130石，九品100石；县官正一品140石，二品130石，三品120石，四品110石，五品100石，六品90石，七品80石，八品70石，九品60石。隋代官数为12576员，其中中央官员2581人，地方官员9995人。从隋代俸禄制度来看，地方上9995名官员，都属于国家官员，是由朝廷任命的，国家财政要发放俸禄。但地方上除了这一批国家任命的官员外，还有一批不是国家任命的胥吏，这些人国家没有明文规定的俸禄制度，看来他们的俸禄是由地方政府发放的。唐代与隋代官俸大致相同。在地方任职的国家官员无俸，但国家给职分田。正一品12顷，二品10顷，三品9顷，四品7顷，五品6顷，六品4顷，七品顷，八品顷，九品2顷。地方官的禄，一品650石，从一品550石；正二品470石，从二品430石；正三品370石，从三品330石；正四品280石，从四品240石；正五品180石，从五品140石；正六品95石，从六品85石；正七品75石，从七品65石；正八品石，从八品石；正九品石，从九品石。唐代内外文武官员，唐开元时为18800人，其中中央官2621人，地方官1685。到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统计，文武官员及诸色胥吏达到了368668人，平均每7户供奉2个官员，户供奉1个官员。他上奏指出："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禀者，无虑万员，有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重，故财日募而受禄多"。这里所谓"内外仰奉禀者"的外，是指国家官员在地方任职者，并不是地方上一般的官吏。李吉甫把"诸色胥吏"也算到里面来计算官与民的比例，是因为地方官吏中央虽不发禄，但地方政府在发禄，因此也算作"坐待衣食之人"。宋代初年，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有官10000余员，仁宗皇佑时增加到20000余员。就地方官员而论，哲宗元佑时比仁宗皇佑时，又增加了很多。节度使从3员增加到9员，两使留后从1员增加到8员，观察使从1员增加到15员，防御使从4员增加到42员。至蔡京专权，节度使增至50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150员。这些都是朝廷在地方的封疆大吏，至于地方路、州、县的官员就更多了。宋代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制定天下吏禄，京师诸司岁支禄钱3834贯。至熙宁八年，岁支371533贯。而"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据户部估计，仅中都吏禄岁费达23万贯。从官禄的支出表明，宋代地方国家官员仍由中央发禄，地方官所属胥吏的俸禄还是地方官府自理。元代至元世祖中统（1264-1264年）年间才开始制定官禄。从此，"内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吏胥徒，莫不有禄"。但这里的"府吏胥徒"是指中央诸司而言，并不是指地方。大德时（1297-1307年），地方官无有职田者，益之以禄米。到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详定百官俸禄，各品分上、中、下三等，最多者得俸钞六锭、五锭，最少者35两。明代文官分九品，品有正从，共18级，不入九品者叫"未入流"，不能称为官。明洪武十年（1371年），给百官赐公田，以其租充俸禄。公侯省台部都司内外卫官760人，凡顷。外官赐田充禄，说明明代地方上的国家官员由中央直接发放俸禄。公田退还后实行俸禄制，正一品1044石，降至从九品为36石，未入流者为36石。清代官僚机构，中央分军机处、内阁、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光禄寺等，地方上设有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等等。这些人虽身在地方，但都是封疆大吏，属于国家高层官员，官俸自然由中央负责。百官之俸，文武官一品俸银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九品两，从九品两。任职地方的文官俸与京官相同，但不给禄米；任职地方的武官低于文官。这说明清代国家官员任职地方者，由中央财政发放俸禄，地方任命的一般官吏仍然由地方政府发放俸禄。

就不同历史时段的特征而言，官吏划分等级发给俸禄的准则，大体经历了秩石制和品级制两大阶段。秩石制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秦汉成为定制，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前后推行约千年。战国素有“百石之官”、“千石之吏”；西汉成帝时，从中二千石至比百石，共在18个秩别；若加上高于中二千石的丞相、太尉和低于比百石的斗食佐吏，西汉秩石大约有20个等级；东汉初年，从三公到佐史，共有17个秩别。总之，秦汉时期，官吏以秩石分等次成为“定制”，在官吏中共约有18个左右的秩阶。三国时曹魏官分九品，但与秩石并行，官品与秩石的双轨制，历两晋南朝不改。

“王莽改制”是建兴帝王莽在全国所推行的一项全面的社会改革，其覆盖经济、土地、币制、官制、商业、农业等领域，可以说是自秦汉以来，覆盖范围最广，改革最为彻底的一项新政。在此次改革中，王莽先后推出王田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私属制(解决奴婢问题)、宝货制(解决货币问题)、五均制(解决物价问题)、六筦制(解决经济问题)等一系列的改革。王莽欲图用这些改革来缓和新朝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及稳固新朝对于天下的统治。

而熟悉“王莽改制”的都知道，这项对新朝从上到下，从广到狭的全面性改革，所推行的制度大部分都是利于百姓，弊于权贵的。如王田制，就是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每户的人口来均分土地，利的是百姓，弊的是权贵。再如五均制，由朝廷来控制市场的交易，制定物价，商人们不得随意涨价，须以平价将货物卖于百姓，利的也是百姓，弊的也是权贵。可以说“王莽改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损害权贵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去给予底层百姓相应的利益。

但是你们知道吗？“王莽改制”中并非是每一项改革，都是对权贵有害的，在这之中还是有少许的改革行动是对权贵有利的。在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今天要讲的，“王莽改制”中最让人忽略的一项改革，那就是对俸禄制度的改革。

自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建立汉以来，西汉虽在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等六位君王的治理下走向了极盛时期，此时西汉政治清明，法令通畅，边境安定，四夷归顺，可谓是国力昌盛，民殷国富。

但是无论西汉如何的富有，朝廷给予中低层官员的俸禄却始终都是极其微薄的。

据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所注:“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同时《续汉志》亦载“斗食月十一斛，佐吏月八斛。凡诸受奉，钱谷各半。”

西汉百官俸禄明细:

1.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的月俸是350斛；

2.光禄勋、卫尉、太仆等秩中二千石官员月俸是180斛；

3.典属国、水衡都尉、将作大匠等秩二千石官员月俸是120斛；

4.都尉、司直等秩比二千石官员月俸是100斛；

5.宗正、少府等秩千石官员月俸是90斛；

6.期门等秩比千石官员月俸是80斛；

7.秩六百石官员月俸是70斛；

8.议郎、中郎、谒者等秩比六百石官员月俸是60斛；

9.秩四百石官员月俸是50斛；

10.秩比四百石官员月俸是45斛；

11.秩三百石官员月俸是40斛；

12.秩比三百石官员月俸是37斛；

13.秩二百石官员月俸是30斛；

14.秩比二百石官员月俸是27斛；

15.秩百石官员月俸是16斛；

17.斗食(不满百石的低级官员)月俸是11斛；

18.佐吏(地方长官的僚属)月俸是8斛。

从以上各个级别官员的俸禄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西汉的俸禄制度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西汉实行低薪制度。从上面所罗列的百官的俸禄来看，除了三公九卿这些官员的俸禄相对而言较为丰厚，其余官员的月俸都不是很高。比如最底层的佐吏月俸才8斛，秩百石的官员月俸也仅为16斛，可见西汉时期中低层的官员，他们的俸禄是极其微薄的。

而事实上即使我们不看这些数据，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也可得知西汉实行的是低薪制度。如《后汉书·仲长统传》载“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於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可见西汉在官员的薪资上是继承秦朝的低薪制度的。再如《太平御览.京兆旧事》载“长安孙晨家贫,为郡功曹,十月无被,夜卧蒿束,昼收之。”，试想一个秩百石的郡功曹，连睡觉的被子都没有，你说底层官员的薪水还不微薄吗。

其二、高、中、低三级官员的月俸差距过大。如三公的月俸跟秩中二千石官员的月俸就有着近2倍的差距，而对于最低级的佐吏的月俸来说，更是足足相差了近44倍。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西汉各个等级的官员，他们的月俸差距是极大的，也是极不公平的。

可以说正因西汉在官员俸禄上实施低薪制度，且在俸禄上差距巨大，最终也就引发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因中低层官员俸禄的微薄，导致中低层官员往往会因衣食无着落而无暇他顾，从而对政务的处理不上心，甚至是懈怠。如《盐铁论.疾贪》载“今小吏禄薄....粟米贵，不足相赡。常居则匮于衣食，有故则卖畜粥业”，小吏俸禄微薄，可粮食价格却是异常昂贵，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也就导致小吏们日常生活缺衣少食。而一旦有突发的事情发生，小吏往往就只能是卖掉牲口和产业。

试想一个连日常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的人，你说他还有什么精力再去替朝廷办差呢？而随着中低层官员对于地方政务的懈怠，也就导致朝廷对于地方上的治理出现停滞状态。

其次一旦出现官员连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的状况时，就势必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贪污受贿。正如东汉尚书令左雄所言“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谦者取足，贪者充家。”意思就是中低层官员俸禄微薄，车马衣服都是从百姓那里得来的，有点良心的官员就是拿到够用就行，但本性贪婪的官员，他就会直接把百姓家中的所有东西全部拿光。可想而知，官员的低俸禄势必会造成严重的贪污问题，而随着官员贪污越发的严重，整个社会势必就会受到重创，也正如东汉尚书郎仲长统所言“危国乱家，此之由也”。

当然，实际上到了西汉中期，低俸禄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逐渐被当权者所重视。如汉宣帝当时就认识到，要想让底层的官员不贪，就需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其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意思就是如果底层的官员不廉洁奉公的话，国家势必就会衰落，现在底层的官员做事这么认真，国家也很兴旺，但他们的俸禄却还是这么低，所以要想让他们不去损害百姓的利益，恐怕很难。

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宣帝就下诏“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即增加百石以下官员百分之五十的俸禄。当然，虽然西汉当权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却并没有去大幅度的增加各级官员的俸禄，只是相应的增加了最为底层的官员的俸禄。因此直到新朝建立时，官员整体低薪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而到了新朝初期，因为种种原因，新朝依然是实施低薪制度。《汉书.王莽传》载“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在当时新朝的各级官吏，自公卿以下，一月的俸禄只有麻布二匹或绸缎一匹。

直到新朝中期，随着新朝对天下的掌控越发的艰难，越来越多的权贵开始背离王莽。所以为了挽回这些权贵的心，同时也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官员腐败的问题。公元16年5月，王莽下诏对俸禄制度进行改革，《汉书.王莽传》载“五月，莽下吏禄制度...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

王莽对俸禄制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第一、大幅度提升官员俸禄。“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王莽推行的俸禄改革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大幅度的提升官员的俸禄。比如太师、太傅、国师、国将这四位最顶尖的四辅官，他们的月俸就是西汉最顶尖的三公的倍，而最低级的佐吏，在新朝的月俸也要比西汉高出倍。

第二、以农业生产的好坏来决定增加或减少官员的俸禄。“多少之差，咸有条品。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在这里，王莽创造性的将官员的俸禄与农业生产的好坏进行挂钩，即如果遇到丰年则官员的俸禄会相应的增加，反之如果是灾年则官员的俸禄将会相应的减少，以此来达到“与百姓同忧喜也”的目的。

第三、以政绩来决定俸禄的高低。"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王莽首次采用了以官员的政绩来决定官员俸禄的高低的制度，也就是将官员的俸禄与各地方的税收进行挂钩。如果这个地方官员治理不好，赋税收的少，那么相应的官员得到了俸禄也就会减少，反之如果这个地方的经济、农业都被官员治理的特别发达，赋税收上来的也很多，那么相应的他们的俸禄也就会增加。

第四、退休金制度。“退休金”制度是王莽在辅佐汉帝时就开始实行的。《汉书》载“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就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之后，他每月依旧可以领取原三分之一的俸禄，直至终老。

从以上内容来看，王莽推行的俸禄制度改革绝对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他提出的“高薪养廉”、“浮动薪资”、“退休金”等前无古人的俸禄制度，为后世王朝在对俸禄进行改革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当然王莽的俸禄制度改革，同他推行的其他制度一样，最终也是陷入了失败的结局。而究其原因在于王莽犯了跟以前一样的毛病，那就是考虑不周，又太过理想化。正如班固所言“莽之制度烦碎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在当时以新朝所处的那个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环境，王莽所实施的以“高薪”来“养廉”的目的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朝廷压根就没有那么多的钱。

其次当时王莽在推行俸禄改革之前，整个新朝的经济就早已被王莽所推行的“宝货制”等币制改革弄得是分崩离析。此时物价飞涨，钱币早已不值钱，所以王莽压根就不可能在经济没有得到恢复前，去实施这个看似美好的俸禄制度。

再是王莽所推行的俸禄改制太过繁琐，一会要与农业生产的好坏挂钩，一会又要与政绩挂钩，可谓是繁琐至极。所以也就是在这些种种因素的促使下，最终王莽所提出的俸禄改革并未得到实现，且非但没有得到实现，官员贪污现象还变得更加的严重，“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的事情在新朝更是接连不断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