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发表论文农村

这种说法我当然不信呀，因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也不可能有人专门去进行调查。

出任北大教授结识李大钊和第三国际取得联系陈翰笙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后又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时他才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蔡元培主持北大，实行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不同学派和政治观点都可以上讲台，陈翰笙是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任教期间，参加胡适、王世杰等创办的《现代评论》，先后发表过55篇文章。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声援运动，上街游行。并与高仁山一起向李大钊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大钊告诉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先参加国民党好。”就由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 北京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领导了这次斗争，陈翰笙和他夫人顾淑型带领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受到反动政府军警的镇压，发生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学生47人，重伤300余人，他夫妇幸免于难，他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3卷68期上。惨案次日，段褀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成员躲进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陈翰笙仍经常与李保持联系，并经李大钊介绍，认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以及俄专教师格里湼维基。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李大钊还介绍他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并为第三国际在柏林出版的《国际通讯》撰写英文通讯稿。 陈翰笙夫妇回国，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由于遭到王世杰反对，只好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稿。1931年商务出版英汉对照的《百科名汇》，其中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宗教部分就是由他审定的。他还挤时间，就中国农民捐税负担问题，广泛搜集材料，加以统计分析，写成《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长篇论述，以充分事实，阐明中国的财政负担差不多都放在农民身上。这是他早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还根据西欧、东欧、俄国、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分成赋役制、强役制、工商制，并具体分列出它们的异同，为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知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0年作为农村经济参考资料出版。此外，中国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西北大旱，各种灾害频仍，豫、鲁、陕、甘等省农民大批向东北流亡，陈翰笙对东北的土地农民问题，也搜集材料写专文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刊出。1929年蔡元培正式邀请陈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为减轻阻力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陈接任后，鉴于所内图书资料极为缺乏，就答应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请，兼任铁道部顾问，以其兼职月薪充实图书资料。同时开展社会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生活，揭露纱厂实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中国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他将调查材料写成小册子加以揭露，这就引起代表卖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某些人的不满，促使他转向农村经济调查，实现他在莫斯科工作时萌生的愿望。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从江苏无锡开始，再扩展到河北保定和广东。其用意是，“江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能够彻底了解这3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为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 农村经济调查团在无锡成立，全团45人，采用挨户调查的方法，调查全县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在无锡县4乡选定了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计有1204户。调查人员分成4组，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分任组长，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3个月，挨户调查结束后又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其间陈翰笙曾亲自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几个自然村。这项调查，是中国最初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了解农村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从而有助于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革命的中心任务。无锡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通过调查了解到：无锡农村地权比较集中，地租剥削占农民租入土地净收入量的93.14%，贫农交租平均每人122.7斤，中农交租平均每人116.4斤，当时无锡农村还流行高利贷，年利率一般为50%左右，多为实物借贷，借一石米，一年要还本利一石半。此外还有雇工剥削、捐税，以及商业剥削，在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生产力陷于停滞状态，生产水平很低（水稻亩产仅401斤，小麦亩产105斤），人均收入很少（中农47元，贫农25元；米价每100市斤8.4元，小麦每100市斤5.07元），生活极度贫困，14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占73.41%。1930年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个农户的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等进行挨户调查，并作了全县以及几个集镇的概况调查。调查结果说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但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交租形式，则有分租、粮租、钱租，而以钱租为主。租额占产值的56.65%。保定地区雇佣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比较普遍，中农每户平均负债39.10元，贫农负债平均每户21.22元，雇农16.92元。随着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逐渐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还受商业上的剥削，而且越来越重。陈翰笙对这两次的调查材料，还聘请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等参加整理。但调查报告写出以后，中央研究院领导易人，未能正式发表，许多重要资料只有在陈翰笙和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原始资料便保存下来。调查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陈翰笙在《亩的差异》一文中指出：“根据无锡22村1204户调查，知道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至少也发现有5种，邵巷一村就有20种，小的合2.683公亩，大的5.616公亩。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他又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调查人员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成。首先对梅县区、潮安区、惠阳区、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区、茂名等16个区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对番禺10个代表村的1209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50个县335个村的通信调查。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指出：“劳动力在广东这样不值钱，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陆地面积的15%，兵灾匪祸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弃。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货币资本而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更体现着这个矛盾的深刻。解除这个矛盾，然后可以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会必然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丛书，反映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抓住这个机会，又一次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合作，组织王寅生、张锡昌、王国高等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3个烟草产区、127个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中选出6个典型村429户进行挨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两年完成。陈翰笙又从美国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于1939年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一书（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翰笙文集》有摘录）。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大规模生产纸烟，垄断中国的烟草市场。陈翰笙通过烤烟产区的调查，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央与地方政权，以及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奸商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一般认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烤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需要借贷，也不热心种那限价收购的烤烟。这是对中国烟草产区调查的新发现。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陈翰笙被迫辞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职务，为团结广大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者，并在原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便与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姜君宸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理事长。1934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持，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对当时关于中国农村问题各种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发展会员500多人，并分头组织读书会，进行有关农村、政治时事讨论和抗日救国活动。上海沦陷后，《中国农村》在桂林出版战时特刊，被禁止出版后，便在重庆《商务日报》、上海《文汇报》出版《中国农村》副刊。对推动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反映农村实际情况，发动和坚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翰笙始终非常关心会务的发展，每个时期提出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以后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工作，于1951年在北京宣告结束。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促进战时工业合作运动陈翰笙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不能在国内公开活动。1933年冬偕顾淑型东渡日本，参加《东洋文库》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用一年时间写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两部著作（英文版，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分别于1936年、1946年在纽约出版，后者并出有日文版）。1935年4月回到上海，再度秘密去莫斯科，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并协助苏联出版社校订俄文中国地图。同年，经当时在第三国际任职的王明、康生证明，将组织关系由第三国际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和顾淑型离开印度前往美国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他在美国继续查阅1927—1928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14巨册，补充在印度调查所得的资料，用英文写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后来译成中文，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英文本在印度出版。陈翰笙这次在美国，正值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利用美国各地讲台进行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唤起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华人的同情和支持。

网友不赞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在农村生活过，而且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农村生活过，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才反对的吧。

后来他因为他的言行而受到了人们的诟病，之后他不再被媒体关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北大教授发表了农村烧饭污染每年致数十万人死亡的言论后，很多网友也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了，那为啥他们会这么强烈反对这个观点呢？

相信很多人都是来自农村的，小时候也都经历过用柴火烧饭的，虽然确实也是产生浓浓的黑烟，但是说白了，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自己都这么过来的，还能咋地？

而且有些农村的老人虽然是这么烧饭的，但是依然能活到一百多岁，而且有些就算是没能活到这么大年龄，也是查出来有脑梗塞，心肌梗塞以及高血压等这些疾病才去世的，这些病也不能证明就是因为烧饭引起的。

这就好比说专家说你家传了三代以上的烧饭方式有问题，还导致这么多的死亡，那自然会有网友不认同了，毕竟这种烧饭方式在农村很常见的，每年也不见得有那么多人因这个而死去的。

现在很多农村其实已经不用柴火烧饭了，很多都是直接用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烧饭，所以专家说的农村烧饭方法自然也就不适用了，毕竟人家都不用这个方式烧饭了，那么怎么还会造成这么高的死亡人数？

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为主要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在农村，所以在老家采用这个方式烧饭的也就是一些老人而已，所以就算是有那么多人死亡，难道不应该结合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水质，饮食习惯以及年龄方面的原因，直接归结于烧饭方式着实有点太过于武断了点。

只能说现在的专家也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很多数据可能都没经过调查，也没结合实际情况，只凭自己片面的认识就下了结论，这么一来，广大网友自然也就不认同了，毕竟谁还不是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专家说的这块他们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农民的话，我们就没有大米饭吃，如果没有农民的话，我们就没有现在富裕的生活，很多国家都实现了机械化，我懂，但是在我们国家还是有许多务农的农民在地上，我们都很感激这些农民，没有他我们也不会生活得如此幸福，但是有个人却贬低农民。甚至还放出豪言说这农民就什么都不懂，为什么要存在于世界上，应该消灭农民这个东西。这句话你知道从哪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吗？居然是从一个德高望重的博士生说出来的，而且他作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而且他居然还是一个北大的教授，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唏嘘，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从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以农民为根的方法指出之后，我们就意识到农民其实才是我们中国最大最强力的力量，没有农民就没有现在的我们，所以很多人都说从农民中抓起，农民中也走出了许多著名的人物。连毛泽东都是农民出身的，而这个人却是开始贬低农民，说要消灭农民。这个人就叫做王福重，王福重在北大可谓是一炮而红，因为他对于农民的消灭论让人对他好感败坏，而且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

在当时北大教授其实是需要名气的，要不然就会无人问津，连选课的人都会少了一半。那么为了想要打响自己名号的王福重，就在当时发表的一名让人惊讶的言论，他说没有农民是更好的，农民作为累赘，我们应该消灭它，农民什么都不懂，农民连土壤里面有什么他都不知道，农民连化肥里面有什么成分也不知道，那么要农民有何用呢？卖完力气只会干活，他们就是最野蛮的人，但是就在最野蛮的人中间，种出了我们香甜的大米，种出了香甜玉米种，除了让我们喷火的辣椒，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丰衣足食的今天。

而王福重这番话已发表出来，很多人就去抨击他，甚至人肉他，于是就有人人肉出他本来的身份，原来证明王福重言是一名农民出生的小伙子，从农民中出生的他反而很嫌弃农民这个身份。可能是有人的嘲笑，或者是从小的自卑感让他说出了这一番话，但是这种不知恩图报的人哪来的德高望重，哪来的知识让人去教学生呢？教出来的学生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也变成他一样的，觉得农民是无用之物，觉得农民应该消灭呢？真让人毛骨悚然。教师是教书与育人，不仅是要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我们相信他教出来的人肯定内心有一点黑暗的，连他自己都是这样子的，有人觉得他不配位教师，德不配位北大教授，于是有人说需要将他从北大赶出去，北大听到了这种消息，也觉得这个老师不适合在北大，到后来就将他辞退了。

当时的王福重还没有意识到这样子是错误的，农民就是我们的根，他还是觉得出大力流大汗在他看来是一种懒惰和愚蠢，如果说农民都是难度和愚蠢的道理，又有谁是勤劳的呢？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果这种古诗我们都背过。又有什么资格来嘲讽农民呢？自己也是农民出身，现在的他因为受到了抨击太多只能低调行事，但是他还是在很多著名的网站和著名的报刊中发表自己的论文代表，对于这个人你怎么看呢？

首先来讲，农村烧饭所造成的污染其实是没有多大的。而且他这个研究报告是有问题的。整个人类的污染都算到了农村烧饭污染的头上，这样是非常偏颇的。

可能是我读书少，我本人表示不怎么相信。我只知道农村烧火做饭几千年了，也没听说啥空气污染。我从课本上看到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煤炭在工厂和家庭的大量使用，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继而让伦敦变成了雾都。我看到的是汽车的尾气排放让空气质量变差，是各种化工厂排出的浓烟。

北大教授陶澍院士的这个结论并不是随口乱说的，而是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这篇论文里面提到了：

2014年我国约有115万人因PM2.5的吸入而过早死亡，其中居民做饭、取暖等使用的固体燃料相关的死亡为77万人，而农村对PM2.5的贡献更大。其中，农村做饭和取暖燃烧的燃料，导致37万人离世。

猛一看，这话挺有道理的。但是仔细一想，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儿不对劲。

只要是生命活动，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农村这么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体，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污染。但是，地球可以拥有自净功能的，它可以净化空气之中PM2.5，农村所产生的这部分污染，是在生态平衡系统之内的，它是相对稳定的。

真正打破这份稳定的，不是农业，而是工业。

当然，我也十分支持工业的发展，这是大势所趋，对所有人都是大好事。农村的确应该为了工业发展让步，减少柴火的燃烧，以此腾出一定的空气自然净化量，这样工业方面就会方便很多。

但是，既然农村做出了一定的牺牲，那就不能再往农村烧饭这上面扣黑锅。

把话摊开说明白，能产生PM2.5污染的不止有秸秆和木柴，还有：

煤炭、汽油、柴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各类垃圾焚烧；工业粉尘；建筑工地的扬尘；汽车的尾气排放。

同样，自然界之中的森林火灾、漂浮的花粉、细菌、海盐、火山灰、沙尘，以上这些都会产生PM2.5污染物。

大家扪心自问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产生的污染最大？真的是烧了农村几千年的柴火吗？

工业发展的同时，请给农村留一点儿空间。我们日常也应该尽管选择绿色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给环保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