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奈尔发表的论文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篇学术出版论文中提到了“通灵实验”的过程：参与测试的能“预见未来”的通灵者要求现写出一连串的单词，这些关键词将在之后第二个列表中出现，在第二列表公布之前，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了将来会发生什么。很显然这样的测试是严格进行的，目的是证明测试人员能否预见未来，用回忆推测单词的方式验证他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这篇论文被刊登在《性格与心理学》期刊上，并引发了许多心里学家的质疑，他们不相信这样的结果。赫特福德郡大学的心里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与伦敦大学的心里学家克里斯多夫弗兰奇(Christopher French)针对论文中的结果，设置了50个测试人员参与的反驳性的实验。怀斯曼在原始研究记录中提到：“这就如同你研究一个测验，而你却亲身经历了，并且在事后再去研究它，这样你就对这样的测验就有了一个更好的应对措施”，这就是我们对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结果感到惊讶的原因。我们在反驳性实验中并没有发现有说服力的“通灵证据”，但他们的实验结果也可能是统计上的巧合。对于“通灵现象”的解释有时候会得到一些误传，虽然真实情况尚未得知，至少科学上还未找到有力的证据以支持“通灵现象”。在初始的测试研究中，达里尔·贝姆的测试人员看到48个英文单词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接着他们被要求尽可能多地写出所记忆的单词。然后对其中的24个单词进行随机抽样并再次出现，参与测试的人员被要求重复第一个步骤。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后，达里尔·贝姆发现参与测试的人员可预测出即将出现的单词，这暗示了预测未来的能力。达里尔·贝姆将他的研究和方法公布，并鼓励其他的研究人员重复他的研究结果，实验中所涉及的电脑随机抽样程序也被上传到网上。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达里尔·贝姆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虽然基于电脑的随机抽样已经被设计成减轻误差或者某种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但他也建议研究人员要保持怀疑的态度，避免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实验结果。这并不意味着实验结果是通过独立调查进行验证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参与实验的测试者就有一个变量，应该在设计实验时予以考虑。心里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在验证性实验中发现了论文中“通灵实验”的一些问题，相关的期刊也决定刊登出反驳性实验的研究结果，但怀斯曼认为“通灵实验”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面对惊人震惊的结果，对重复性的验证实验结果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这场关于“通灵实验”预测未来的实验论战也揭示了科学家平时是如何开展研究的，以及学术期刊在刊登研究结果上的出版过程，即使我们不相信预测未来是真实存在的，但问题本身以及探讨问题的过程却是很值得借鉴的。

1924年，年轻的印度学者玻色撰写了一篇论文，用完全不同于经典电动力学的统计方法，导出了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他将论文寄给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期望得到后者认同。爱因斯坦马上认识到该文的价值，立即将其译成德文发表。随后，爱因斯坦又将玻色的方法推广应用到单原子理想气体，并预言这些原子当它们之间的距离足够近、热运动速度足够慢时将会发生相变，变成一种新的物质状态——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处在这种状态的气体原子，其总自旋一定为整数，即为玻色子。当温度足够低时，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气体原子会变成一群“统一行动”的原子，即“凝聚”在一个相同的能量最低的量子态，形成一个新的宏观物质状态。爱因斯坦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物理学家的普遍关注。经过70多年的努力，直到1995年，才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耳德实验天体物理联合研究所(JILA) 的康奈尔和韦曼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克特勒先后在实验中真正获得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应当指出，要获得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就必须将单原子气体冷却到绝对零度之上一百亿分之一摄氏度，这是十分困难的。大约在1990年，韦曼应用朱棣文等人发展起来的激光冷却和原子阱囚禁技术拟定了一个在碱原子中实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实验方案：先在磁光阱中用激光冷却碱原子，然后再应用射频“蒸发”冷却除掉在磁阱中那些速度快的原子以达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所必需的低温。美国JILA小组的康奈尔和韦曼采用上述方案使铷原子系统的温度降低至170nK，并通过在样品上加上足够快的旋转磁场来避免阱中心原子的丢失，终于在1995年6月成功地实现了铷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几乎同时，美国MIT普里特查德(D.E.Pritchard)小组的克特勒用类似的方法实现了钠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由于他通过聚焦在阱中心的强大激光束来阻止原子的丢失，得到了包含更多原子数的凝聚物，使得测量这些凝聚物的性质成为可能。在这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做的开创性实验之后，又有20多个研究小组获得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物。但是，在这个研究领域，这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在的研究小组始终保持着他们的领先地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一批批有志青年外出留洋学习,以求救国之策。他们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社会进步做出诸多贡献。那么当年，他们在海外所作的学位论文和潜心研究的是些啥课题呢？因为这是诸位先贤事业起步时的一重要台阶，相信这是许多人，特别是今天校园里众多师生所感兴趣的话题。（注：本文仅讨论当年文史类留洋学生的学位论文）

为此，笔者就专门此查阅了相关材料，想从中发现当年这些学人选择研究课题时，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其中是否有特别之处？在作一番了解后，发现这话题还蛮意思的。其结果与事前预想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般以为，出国留学青年，自然是应该睁大眼睛把西域先进文化和思想理念学回来。其实不然，至少有部分日后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大学者的朋友,其当年在海外留学时所专注的学术方向和其最后的专业论文选题,恰恰关注的仍在“中国”。

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当年他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钱钟书在今天人们眼里，可谓是学贯中西的楷模。而他当时的学士论文题目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冰心女士，她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完成她的硕士论文。她的论文选题是个让国人多熟到滚瓜烂熟的话题：有关中国宋朝词人“李清照”（注：其硕士学位论文标题是《李易安女士（宋代·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

1923年春，冰心是在读燕京大学时，由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 Boynton)决定给予其美国威尔斯利大学两年奖学金——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供其攻读硕士学位。冰心1923年8月乘船赴美就读。（注：当年司徒雷登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和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是‘姐妹学校’）

相对冰心笔墨下“李清照”所为人熟知，著名语言学大师王力在赫赫有名的法国巴黎大学所作博士论文，则绝对是个“冷门”。

王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广西诸多方言中之一偏门，论文题目是《博白方音实验录》。这个论题会让多少有点语言学知识的人想起香港吴宇森在美国好莱坞拍摄的电影《风语者》：影片中的“那伐鹤人密码机”，即二战中美军“人体密码机”。

那伐鹤人语言对普通人群而言就对之宛如天方夜谭。而广西方言中有一支：博白方言。博白方言中又有地老话和新民话两支，属粤方言桂南系的次方言，与汉族普通话差别甚大。而王力自己则出生在广西博白，这样说下来诸位是不是感觉非常绕？

图为1931年，王力自费留学法国巴黎，在他读书头两年，其费用全由父亲供给，每月100盾荷币。之后，王力就自己翻译法国的著名文艺作品来解决留法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论述“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论文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其答辩过程被费孝通日后笑谈为是“完全走的形式”：考官只有一个：罗斯爵士。考试地点是其博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过程是喝酒。这篇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图片说明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之名提交伦敦大学专门考试委员会。此论文后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

大名鼎鼎的学者胡适，当年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胡先生昔日留洋读书的故事是相当精彩和丰富，且待日后再细说·····

图片说明 胡适先生总是如此潇洒。从这张照片里你我都能读出些其当年物质生活品质的许多信息·····

与此相近的是人文历史学者冯友兰，他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他的学位论文，内容也是有关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损易论》。

对此，有同样留学海外经历的鲁迅先生曾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其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

可别以为，鲁迅讽刺的“有的中国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是随便一说。这里且让我们用一真实事例来证明之。

说起乔冠华，可能大家不会陌生，他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我外交部门要职。但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是早年党内真正的留洋博士。乔冠华当年是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国内也有译“图宾根大学”）（Eberhard-karls-universitat zuTubingen）读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正是研究“庄子”的。

当年，其博士论文发表后几乎没被人关注。之后多年间的德国汉学家也少提及他的博士论文。现据有关学者称，查得他这篇46页的论文是1937年由德国符登堡州的一家URACH印刷厂印刷的。上面记录他博士学位的口试时间是1937年2月18日。他的德国导师后来说，他在匆匆写完他的“所谓”博士论文，交给导师后就投身于他所热心的“抗日救国活动”中去了。

乔冠华在他的论文中认为“ 庄子并非一个体系的创造者，他从来没有有意地创立什么体系”。所以，他总是用比喻和形象的方式来说明，多以对话的方式来概括自己的特点。他的魅力是其对于生活的态度，在这里我们也必然把他看作是一位诗人。这就是此篇论文的主要观点。

图片说明 这是1952年，马寅初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一国际会议上的照片。

或许，今天的我们仅从上述有限事例中难以得出和当年鲁迅先生相同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认识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度，远不及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度。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待好好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