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莱斯格发表论文

在互联网时代，斯沃兹被支持者称为“罗宾汉”。和维基解密的阿桑奇一样，享有绿林好汉般的荣誉。或者说，他们都在用破坏性的方式做对的事情。据起诉书的指控，斯沃兹利用MIT（麻省理工学院）网络，伪造身份，侵入JSTOR论文数据库，总共下载480万篇论文，导致JSTOR一度瘫痪。由于他不断变换IP和MAC地址，躲过封锁，JSTOR无计可施，被迫禁止所有MIT用户访问，长达四天。斯沃兹是怎么想的呢？从他一贯的行为来看，应该是信息自由主义者的逻辑：这些论文本就应该属于公共领域，把属于公众的东西还给公众，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在斯沃兹被捕后的第三天，一个用户名为Greg Maxwell的人，在海盗湾上传了一个BT下载种子，里面包含18,592篇来自JSTOR的论文，共计32.48GB。这位声援者说，“学术论文本应该允许自由获得，但是大多数论文都被像JSTOR这样的守门员，以高额收费的形式阻止传播。”斯沃兹不仅有程序员和黑客的行动声援，他更有广大的师友们助阵。著名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和科幻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是其中的代表。斯沃兹自杀后，莱斯格在其Tumblr主页上写了名为“检察官是施暴者”的文章。这位哈佛法学院的教授，言语中透着严谨和逻辑：“如果政府的指证是真的，那么斯沃兹确实做错了。如果不是法律上的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错。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也一直是我的奋斗目标。但正如我尊重那些在这一点上不同意我的人一样，这些手段是我不支持的。”莱斯格接着追问，假如政府证实了这个案件，需要作出惩罚。但合适的惩罚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吗？他是一个试图从偷窃的物品获益的破坏者吗？在莱斯格看来，政府一直试图以极端化的方式来为斯沃兹的行为定性。斯沃兹“盗窃”的“资产”价值“数百万美元”。这些措辞意味着他的目标是从犯罪中获利。但是，谁要是认为能够拿一堆学术论文赚钱，他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在说谎。科利·多克托罗的文章要感性得多。这位知名科幻作家，在Boingboing网站上发表了长文“安息吧，斯沃兹”。他回忆起最初碰见斯沃兹时，这小子才14岁或15岁，多克托罗把他介绍给法学家莱斯格，斯沃兹开始参与知识共享(Creaive Commons)的技术团队，投身技术自由事业。多克托罗的描述或许更接近斯沃兹的痛苦根源：“他似乎总在寻找导师，而这些导师中几乎没有谁可以满足他心中那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这让他痛苦和难受，这也是他往往高调、公开批评他的朋友和老师的根源。因为他的聪明、热心和友善，他也经常被人们原谅……我们都知道，斯沃兹不光对我们非常失望，这也同样反映了他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失望。”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斯沃兹愿意用极端手段来完成他认定的理想。而这最终造成了悲剧。多克托罗说，在Reddit卖给《连线》/康泰纳士集团后，斯沃兹变成了一个全职的、不妥协的、不计后果而又让人愉快的捣蛋鬼。2008年，他以一己之力“解放”了20%的美国法律。PACER系统是一个让美国公众查找（公共领域的）法庭记录的系统，每次查询都要付费。斯沃茨编写了一个小程序，从PACER中下载了海量文档，约占整个数据库的20%，将之置入RECAP──这是一些活跃分子搭建的开放数据库，允许用户将自己购买的判例法放入自由/公共领域。这次行动显然是JSTOR事件的前奏。美国联邦政府痛恨此事，FBI开始调查。有一阵子，他似乎要缠上法律官司了，但他最终逃脱，并得意归来。斯沃兹还创立了一个名为Demand Progress的群体，用他的技术嗅觉、金钱和热情去参与公共政策的斗争。科技界抗议“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的胜利，这个群体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多克托罗在文中长篇引用了斯沃兹给他的一封信。当时，多克托罗正在为他的著名小说《小兄弟》（Little Brother）书写续集《家园》（Homeland）。斯沃兹以惊人的细节和想象力，为多克托罗的小说贡献了未来科技如何参与政治的场景：新一代的网络工具，让有信念的候选人通过技术击败了由金钱利益集团和掌权者控制的选举游戏。这是《黑客帝国》以及诸多赛博朋克和反乌托邦小说的常见主题。Neo用技术和暴力打破Matrix对真实世界的遮蔽，而斯沃兹则用入侵数据库、将公共物品还给人民，来反抗落伍的版权制度和既得利益。“在斯沃兹身上，政治洞见、技术能力和关于人和事的智慧实现了无与伦比的融合。我想他本可以让美国（世界）政治发生革命，他的遗产仍有可能产生这一作用。”多克托罗对斯沃兹的评价，竟然上升到如此的高度其实，莱斯格和多克托罗的文字透露了一个意思：有一项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和斯沃兹联系在一起。这项事业牵扯到知识产权、著作权法和一种新时代的自由理念。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是这一自由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传统的著作权中有两种极端，一端是“保留所有权利”（All Rights Reserved），另一端则是“不保留任何权利”（即公共领域）。而知识共享协议，则试图在两者之间的广大灰色地带保有弹性，使得创作者可以“保留部分权利”。在知识共享协议下，创作者可选择署名、非商业性、禁止演绎等多种许可或者不同组合。这样就能既保证作品的传播，也可能保留其他某些权利。知识共享组织在2001年正式运行，莱斯格是创始人之一。而多克托罗则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这一理念。他的第一部小说《魔法王国的潦倒》（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于2003年发表，在发布付费图书的同时，也发布了免费的电子版。但这不只是简单的免费，而是依托知识共享的协议，允许读者传播电子版，只要不用来赚钱。后来他又许可了此书的衍生产品。老头们让自己的作品进入版权的灰色地带，以保守和温和的方式促进版权制度的渐变，而年轻的斯沃兹却以激进的方式探路。在2008年的“游击队自由进入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中，斯沃兹称，不论信息存储在何处，他们都将义不容辞地“获取信息，建立备份，并同全世界分享……是时候了，（我们）将走出阴影，并按照悠久的民间起义传统，表达对公共文化盗窃的抗议。”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次激进的革命。[5]

《代码》和《思想的未来》的作者是: 劳伦斯・莱斯格。劳伦斯·莱斯格的著作《代码》 问世便震动了学界和业界，被人称为“也许是迄今为止互联网领域最重要的书籍”。

好书是精神食粮。能使人振奋，给人启迪，耐人回味，引人入胜。

（一）译著1.[美]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Lessig）：《思想的未来》（TheFutureofIdeas），李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244千字2.[美]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Lessig）：《代码》（CodeandOtherLawsofCyberspace），李旭、姜丽楼、王文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270千字，李旭译150千字并统稿（二）论文1.李旭：“网络著作权保护：在探索中前行”，《检察日报》2005年5月30日第3版，3200字2.李旭：“网络博客：法律给了多大自由”，《检察日报》2005年4月8日第5版，3000字3.李旭：“网上冲浪，当心侵害著作权”，《检察日报》2005年3月4日第5版，3200字4.李旭：“关于《合同法》中‘数据电文'条款的解释”，《互联网法律通讯》2005年2月，第1卷第9期，第10至17页5.李旭：“互联网常见行为方式的侵害著作权风险分析”，杜敬明、唐建国主编：《信息化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至294页6.李旭、李小武：“网络世界的法治”，高鸿钧等：《法治：理念与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8至869页7.施天涛、李旭：“从‘选择披露'到‘公平披露'”，《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冬季号，第491至496页8.王保树、李旭：“清华法学院的发展与未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5至17页9.施天涛、李旭：“期货交易概念之法理甄别”，《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第66至74页获奖情况：清华大学优秀教学软件二等奖（2005）清华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01）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2000）清华之友优秀青年教师一等奖（1999）清华之友优秀青年教师二等奖（1998）清华之友优秀青年教师一等奖（1997）

1947 �history� Baxter� Scientists Against Time（历史类，下同）巴克斯特，《时代背景中的科学家》 1967 �history� Goetzmann� Exploration and Empire哥兹曼，《探险与帝国》 1978 �gen nonfiction� Sagan� Dragons of Eden（非文学类，下同）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 1979 �gen nonfiction� Wilson� On Human Nature威尔逊，《人的本性》 1980 �gen nonfiction� Hofstadter� G�del� Escher� Bach霍夫斯塔特，《集异璧》 1982 �gen nonfiction� Kidder� Soul of a New Machine基德，《打造天鹰》 1984 �gen nonfiction� Star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斯塔尔，《美国医学的社会转型》 1986 �history� McDougal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迈克多哥尔，《天地万物》 1988 �history� Bruce� Launching of Modern American Science布鲁斯，《现代美国科学之兴起》 1988 �gen nonfiction� Rhodes�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罗德斯，《原子弹的制造》 1991 �gen nonfiction� H？lldobler and Wilson� Ants霍尔道布勒与威尔逊，《蚂蚁》 1995 �gen nonfiction� Weiner� Beak of the Finch威尔纳，《与鸟为伴》 1998 �history� Larson� Summer for the Gods拉尔森，《众神之夏》 1998 �gen nonfiction�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戴厄门德，《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1999 �gen nonfiction� McPhee� Annals of the Former World迈克菲，《时时刻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30年时间内，几乎没有科普书出版。詹姆士·芬尼·巴克斯特的《时代背景中的科学家》是战后出版的第一本科普书，是关于制造原子弹的纪实故事。威廉姆·哥兹曼的《探险与帝国》描写的是美国西部探险的故事。从1978年卡尔·萨根的《伊甸园的飞龙》出版开始，普利策奖每年都给科学普及类书籍颁奖。这些获奖的科普书并不都是科学史方面的书。与科学有关的书籍出现在普利策非文学类和历史类获奖书目中。20世纪70年代末，某些事情使得科普书占据了美国文化的中心地位。科学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有趣的是，这段时间也正是“科学昌盛”时期。一些新的大众科学杂志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出现。还有一些新的科学电视节目开始播放，比如1973年“新星”（NOVA）科学电视系列节目开始播放。科学馆也越来越多。所有的这些数据说明，科学与美国文化之间在70年代末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科学成为了公众文化讨论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话题。 这种公众对科学议题讨论一直持续到最近几年。戴厄门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迈克菲的《时时刻刻》都是人们讨论的中心。对科学热心的公众在近些年一直都在阅读迈克菲的书，只是在最近他的书才获得这个国家级的奖励。 从下面这个《纽约时报》畅销书的统计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科普书的发展模式。（如图） 尽管表中显示的变化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此之前，每年畅销书排名榜上科学类书的数目基本不会超过10种。但是，1978年以后，每年少于10种科普书入榜的情况就基本没有了。科普书的销售量越来越大。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科学成为持续不断的公众讨论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普利策奖和畅销书排名表明，如果没有科学和文学的结合，科普书的发展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 要想了解这种新出现的文化讨论现象，我们就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在畅销书目录上出现的科普书的类型。第一种是“科学”占据主题的书籍。这些书包括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而另一类，我把它们称为“大众科学”类（“public science”）。这类书种类很多，比如，“性”。但是，谈论“性”的书是将“性”放在科学的角度来谈论的。这些书是从心理学研究角度探讨“性”问题的科普书。还有许多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写减肥、保健、健身和医疗的主题的。在此我并不想说所有的书都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大众科学”读物在某种程度取得了读者的信任，因为，它们自称是科学权威。有些人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们并不重视科学。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些自称具有科学原理的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就是因为科学在有思想的社会中受到尊重的原因。畅销书的统计数据表明，科学在大众文化中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得到尊重。 我们再看一下《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类畅销书排行榜。 （依次为：年、排名、作者、书名） 1948 4 Kinsey et al．�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金赛等，《男性性行为》 1950 5 Heyerdahl� Kon－Tiki赫耶达尔，《康奇基号》 1951 6 Carson� The Sea Around Us卡逊，《我们周围的海洋》 1951 9 Heyerdahl� Kon－Tiki赫耶达尔，《康奇基号》 1952 4 Carson� The Sea Around Us卡逊，《我们周围的海洋》 1953 3 Kinsey�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金赛等，《女性性行为》 1958 8 Heyerdahl� Aku－Aku赫耶达尔，《阿库库》 1966 2 Masters and Johnson� Human Sexual Response马斯特和约翰逊，《人的性反应》 1975 4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布罗诺夫斯基，《人的上升》 1976 9 Hite� The Hite Report� A Nationwide Survey of Female Sexuality海蒂，《海蒂报告：全国女性性素质调查》 1977 7 Sagan� Dragons of Eden萨根，《伊甸园的飞龙》 1980 2 Sagan� Cosmos萨根，《宇宙》 1981 5 Sagan� Cosmos萨根，《宇宙》 1988 3 Hawking� Brief History of Time霍金，《时间简史》 1989 6 Macaulay� The Way Things Work迈考利，《变换无穷》 1989 13 Hawking� Brief History of Time霍金，《时间简史》 1992 30＋ Sagan� Shadows of Forgotten Ancestors萨根，《被遗忘祖先所留下的影子》 1994 24 Preston� Hot Zone 普雷斯顿，《炙热区域》 1994 26 Herrnstein and Murray� Bell Curve赫恩斯坦与姆勒，《钟型曲线》 1995 14 Golem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格尔曼，《情感智力》 1996 30＋ Golem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格尔曼，《情感智力》 1997 30＋ Mark H． Beers， Merck Manual马克·H·比尔斯，《莫克手册》 这个畅销书书目同样表明了“大众科学”书籍的重要地位，其中包括“性”方面的书籍。阿尔夫莱德·金赛及其同行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写作出版了两本关于人的性行为的书。但是，当你翻看书名的时候，你不会预见到这些书会成为畅销书，因为这种书枯燥乏味，属于纯粹的专题学术论文。但是，销售排名似乎说明其销售量也是不错的。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我们也能够看到海蒂的《海蒂报告》以及马斯特和约翰逊论人的性反应的书。另一个“大众科学”主题是探险。许多与探险有关的书都榜上有名，比如，赫耶达尔的《康奇基号》和蕾切尔·卡逊的早期作品《我们周围的海洋》。事实上，卡逊在《寂静的春天》出版10年以前就已经是畅销书作家了。 还有一些属于“大作”的书，比如，雅格布·布罗诺夫斯基的《人的上升》和卡尔·萨根的《宇宙》。可能这些是我们认为的“用科学说明科学”的书（不包括金赛、马斯特和约翰逊的书），是阐述科学思想的书。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类书也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80年，卡尔·萨根的《宇宙》是新时代的科普书的突破点。“宇宙”电视节目毫无疑问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效果，一时间，《宇宙》一书妇孺皆知，促进了书的发行量。当然，书本身也是畅销书。在《宇宙》刚出版不久发行量就很大。巨大的发行量所带来的效益也是巨大的。萨根的《接触》科幻小说获得两百万美元的合同。同时，萨根也创下了科幻书在书稿阶段就获得最高预付稿酬的历史记录。 在“严肃科学”类的畅销书目中，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就是霍金的《时间简史》。他的这本书几乎所有的人都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读。他在他的“序言”中说，他删除了所有的数学方程式，以防失去读者。但是，这本书仍然很难读懂。第一年，这本书的精装本销售量达70万册，第二年达到40万册。这还仅仅是精装本的数量。这本书为人们创立了书籍销售量的新期望标准，同时，也在那个时期改变了畅销书的标准，这个标准导致科普书排行下降。但是，霍金的书开创了一个书籍出版的新天地，那就是，将文化类书籍拓展至科学领域。当这种局面开始出现的时候，科普书在书店里就占有了一个单独的出售空间，出版代理商们开始四处寻找汉娜·福尔摩斯（Hannah Holmes，汉娜·福尔摩斯女士是科学家出身，现为“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 Online”自然史方面的作者。我国译介进来的书有《尘史》，“The Secret Life of Dust”——译注）这样的作家撰写科普书。 综上所述，科普书在美国大众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科普所起到的作用要远大于早期的作用，甚至也大于在媒体中所产生的作用。 科普书具有哪些重要作用 科普书至少在以下4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科普书在科学本身的研究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即使某些畅销书和获奖书的读者对象是普通公众，但是也将科学团体作为自己的读者对象，或者说，在科学团体内，这些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就目前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传播的范围”的概念强调的就是各种不同传播方式之间的相互反馈，信息的循环交流将各种传播渠道连接在一起。 科普书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将公众吸引到科学中来。这个功能与许多网站的目的不同，与团体组织的活动计划也不同。如果科普书是公众文化讨论的组成部分，那么，书的功能就应该和文化中其他活动的功能一样。 科普书的第三个功能很难用英语来表达。用法语说就是“culture scientifique”，意思是日常文化中的主流思想被注入了科学的内涵。如果我们用英语说“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似乎就与法语国家所说意思不相同。这个思想表达的就是科普书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科学和文化的结合体。 科普书最后的作用是某些科学问题会成为公众讨论的议题之一。科普书会成为公众讨论的议题的落脚点或者侧重点。 A．在此我举一个获奖书如何对科学本身产生作用的例子。比如，威尔逊的《社会学》。这本书写作的部分目的是面向科学热心读者、精英知识团体的。但是，这本书同时也表达了科学本身的观点。它阐述了威尔逊完整的、全部的社会学观点。但是书中的观点以前仅散见于各种论文，并仅在专业团体中流传。威尔逊的这本书将他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我还曾经看过一本教科书，在这本书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科普书功能，就是詹姆士·沃森1965年写的《基因分子生物学》。这本书将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知识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此之前是没有这样的教科书的。为教授这本书而创立了整套课程，这套突然出现的课程被称为“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这个课程就是以威尔逊的社会学为基础，结合生物学而创立的新课程。特别是在威尔逊的书的最后关于人类的一章为创立这个课程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也成了公众讨论人类自身本质的话题的组成部分。 另一个例子是约瑟夫·威森堡姆的《电脑的力量和人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这本书是人工智能科学中的重要教科书。同时，它也是公众对电脑在社会中的作用、人脑的工作原理以及相关话题中所经常谈到的内容。 詹姆士·格莱克的《混沌》（Chaos）一书也很有意思。作者本来要将这本书写成大众科普读物，但是它在科学界也产生了学术作用。这是一本以记者出访然后以说明科学某些领域问题而写成的书。这本书也起到将复杂和混沌领域的知识进行归纳和结合的作用，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如果你看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的书籍，你就会发现，它们都谈到，格莱克的书将所有有关的人都联系在一起，然后使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在互相对话。公众讨论也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以书为媒介的讨论。 B．吸引公众参与科学。有一些科普书经常被人们这样说起：“我成为科学家是因为我读了那本书。”保罗·德·克鲁伊夫的《微生物猎手》（Microbe Hunters）就是这类书的典型（尽管这本书在我认识到其影响力之前几十年就出版了（第一次出版于1926年——译注〕），但是，在这些年里，其影响力一直经久不衰）。这本书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成为资深生物学科学家所经常提及的作品，他们说，是《微生物猎手》这本书使他们成为生物学家的。 詹姆士·沃森的《双螺旋》（Double Helix）是一本非常难懂的书，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甚至在80年代仍然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如果你问一下现在仍然在生物技术前沿从事研究的人，许多人都会告诉你，他们在研究生时期读过这本书。他们还会说：“我就想成为这样的科学家！我要做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 如果你想了解在天文学或者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家从事科学的原因，就会发现“宇宙”也具有同样的作用（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书）。许多人是在观看“宇宙”以后，就会去买一本《宇宙》。卡尔·萨根的书具有和沃森的书同样的力量：“为什么你要做一名天文物理学家或者是天文学家？”回答是：“因为我看过卡尔·萨根的‘宇宙’电视节目。”或者，“我读过《宇宙》。” C．科学文化（Culture scientifique）。 科普书的第三个作用就是有助于形成科学文化思想。如果你想成为“有文化的人”就一定要读一些书。阿西莫夫、斯蒂芬·杰·古尔德、布罗诺夫斯基的书都是“必读书”（尽管这些书都是值得推荐的好书，但是读阿西莫夫书的人可能比他在世的时候要少）。如果你没有读过刘易斯·托马斯关于医学的文章，或者戴瓦·索贝尔（Dava Sobel）的《经线：一个孤独天才解决当时最伟大科学问题的真实故事》（Longitude：The True Story of a Lone Genius Who Solved the Greatest Scientific Problem of His Time），你就不能说自己是个有文化的人。并不是所有这些书的内容中都有很多“科学”，比如，托马斯的文章更多的是从哲学角度看待疾病问题，索贝尔的书更多内容是探险故事，而不是科学知识，但是，你还是愿意读这些书。在“对科学热心” 的公众中，很多人喜欢阅读在《纽约客》上刊登的节选。 阿西莫夫的书在著名科普书单中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事实上，阿西莫夫最著名的书是科幻书。在亚马逊网站上所列的他所写的400多本书中，有285本是科幻书。他的《基地》（Foundation）系列跻身在亚马逊网站上所列的1万本著名科幻书目中。他的某些非文学类（nonfiction）书都在前5万名之列。他的第一本科学类书是《原子：穿越亚原子宇宙之旅》（Atoms� A Journey Across the Subatomic Cosmos），这本书被列在5万本科普书目之内，排位26名。 阿西莫夫的作品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颂扬了科学的世界观，而这正是科学文化类书籍的核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为一个叫作《科学家》的周刊报纸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报纸是面对科学家群体的。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到我称之为“大众科学的傲慢”（arrogance of pop science）的观点。我提出一个问题：谁是大众科学的对象？我认为，在那时出版的许多大众科学杂志发行情况都不妙，许多经营失败，转让也没有人要。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杂志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它们都是从科学的角度讲话的，从开始就没有从读者的角度思考过，没有考虑过读者的境况、读者的兴趣和读者的厌恶。我认为，太多的杂志沉湎于精英科学观点。对于我的看法，阿西莫夫有点生气，他曾给一个编辑写过一封信。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竟然使阿西莫夫给一个编辑写信。他在信中说：我不明白这个叫莱文斯坦的怪人（this Lewenstein nut）在说些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人们都是傻瓜，那么，我就应该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写东西。真是岂有此理。他怒吼道：“以牛顿的名义”（而不是以上帝的名义——作者），“我发誓，我宁肯傲慢而绝不做傻瓜。” D．公众讨论。 科普书的最后作用是能够引起公众讨论或者引发各种公众的观点。书籍不仅仅提供知识，也不仅仅是愉悦公众，事实上，有些科普书的作用是引发争论。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引发了化工产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的争论，因此，这本书被广泛地称为环境运动的奠基文献。但是，这个看法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卡逊的书在当时不仅受到化工公司的攻击，而且也受到科普作家的攻击。1963年，一个叫做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的人获得了美国化学学会格莱蒂·斯达克奖（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s Grady－Stack Award，科学记者杰出成就奖）。在他领奖致辞中，他将卡逊的书说成是：“带有偏见的极其情感化的论文”。他的讲话主要攻击《寂静的春天》。这个例子说明，许多人觉得他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他们的观点。 具有同样意义的另一个例子是，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的《情有独钟》（The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这是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自传。其中部分写的是科学的本质以及女性学与男性学之间的差异。麦克林托克是否写的是另类科学？她用来写女性有关的事实资料难道与男性就不相关吗？福克斯·凯勒提出的观点至今仍然是人们对于相关问题争论的组成部分。许多人对福克斯·凯勒书中的技术细节问题提出质疑。但是，我们要谈的重要一点是凯勒的书将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带入了公众的讨论之中。里查德·赫恩斯坦和查理斯·莫勒的《钟型曲线》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许多人对书中所涉及的科学表示质疑，他们对书是否准确地表达了研究结果或者准确地使用了数据表示怀疑。但是，我们关心的重要一点是，这本书成为了公众讨论的话题。《钟型曲线》成为引发公众讨论、杂志辩论文章和报纸文章、政策讨论等经常提及的书之一。这是书在促进公众讨论中的作用的典型例子。 科普书的公众讨论作用 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说，这是因为书籍是影响我们文化的媒体的组成部分。尽管我们现在主要使用互联网和其他新型媒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科学传播还有其他方式。从更深层次上讲，由于书籍在传播信息中所具有的多种作用，因此能够有效促进外行专家（lay expertise）参与讨论，并带动广大普通公众的参与讨论。 科普书能够开创对科学认识的新视角。在我们思考科学技术传播功能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混沌》一书。记者詹姆士·格雷克通过这本书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观点汇集到一起。我们还要思考科普书在激发公众讨论中的作用。不仅刘易斯·托马斯的书会使我们感受到愉悦，同时，里查德·赫恩斯坦和查理斯·莫勒的书还会引发我们的讨论。这个作用显示了公众参与和公众表达观点的模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科普书能够开创我们新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是科学文化和更为广泛的大众文化的结合。当我们审视这种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科学和现代文化的不可分割。用我们科学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相互产生”（co－produced）。科学和社会不能单独存在。科普书提供了一个在现实、物质方式中相互作用的例子。如果我们思考科普书体现出的科学和社会互动的多种方式，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出从事科普的人在用“最好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科学”中的其他活动方式，这些活动方式不仅解决一些特殊问题，而且，事实上在创建科学文化，即culture scientifique中也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