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坐落于南京市四牌楼的百年名校东南大学,为祖国培养了15万多名高层次优秀人才。素有“中国核物理的鼻祖”之称的赵忠尧,就是这众多东大学子中的佼佼者之一。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出生于浙江诸暨。1920年,赵忠尧从诸暨县立中学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东南大学前身)数理化部,1924年毕业后相继在湖州第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任教员。1927年赵忠尧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深造,师从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R.A.密立根(Millikan)并于1930年以优等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赵忠尧先后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等校任职。1948年,赵忠尧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1年,赵忠尧冲破重重困难回到新中国,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赵忠尧一生献身核物理事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核物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这位中国核物理的鼻祖辞别人世时,有人这样评价他: 在中国物理学 史上,他是一座丰碑;在世界物理学史上,他也是一颗明星主要成就发现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电子,实验发现反物质。1930年,赵忠尧发表《硬γ射线在物质中的吸收系数》和《硬γ射线的散射》等论文,发现了γ射线通过量子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即正负电子对湮灭现象,实验观测到正电子。该发现是量子电动力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赵忠尧并没有因该项成就被授予诺贝尔奖。两年后,他的同学安德逊(C. D. Anderson)在威尔逊云雾室中观测到宇宙线的反物质——正电子的径迹,获诺贝尔物理奖。安德森注意到有一个粒子,它在磁场中的弯曲方向与电子在磁场中的弯曲方向相反。因此他知道这个粒子带着一种不同的电荷,他还知道这个粒子的质量跟电子质量差不多。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粒子的质量介于电子质量和质子质量之间。这是第一种被发现的反物质。他在回忆中提及:“我依稀记得,当时有一个研究生。我猜他跟其他研究生一样,没有读过所有的理论。因此他(看到实验结果后)没有立即认识到那就是反物质;而反物质此前就已经被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预言出来了。”安德森提及的这件事是指1929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赵忠尧曾经也发现过相关的实验现象,但貌似他当时的论文重点放在了硬伽 马射线的散射上,而不是正反物质的湮没现象。赵忠尧后来也没有再继续跟进或指出正电子的说法,因此诺贝尔物理学奖最终颁给了卡尔·安德森,并第一次与华人科学家擦肩而过。有关正电子的发现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教授曾经评论:“要不是赵教授在30年代对正负电子湮没发现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就不可能有正负电子对撞机,也就没有今天的物理研究。”在中国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1932年回国后,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核物理教学实验室,从事γ射线、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期间发表了《硬γ射线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等有重要意义的成果和论文。1950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主持核物理方面的工作,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使中国加速器技术迈出了第一步,还发展了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术,对中国高技术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他主持下,以静电加速器为基础又建设了中国最早的核物理实验室,开展了中国最早用加速器的核物理实验。并且主持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起一个专业实验室,开设了β谱仪、气泡室、γ共振散射、穆斯堡尔效应、核反应等较先进的实验。此后北京开建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加速器、质谱仪和同步辐射应用设施等等并投入运行,都积累着赵忠尧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启蒙中国的核物理科学。首次在中国开设核物理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在长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培养大批人才,为中国核物理宗师,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之父”。桃李满天下,学生中许多为有关领域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如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王大珩、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赵仁恺、冯端、朱清时等人。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诞生,第一枚氢弹爆炸,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个高能量正负电子对撞机问世,第一个核电站动土兴建……这些原子能开发领域的成果,有将近一半的技术力量来自赵忠尧和他的学生们。奠定了中国原子核能事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