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发表的论文

浙江大学建校于1897年，被誉为“东方剑桥”，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在建校以来，培养啦大批享誉中外的优秀人才。

首先竺可桢校长是不得不提的，他是一位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正处于战乱时期，其办校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他却把学校办得风生水起。每一个浙大人都会一直铭记的老先生的两个问题，

“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陈独秀大家都知道啦，他在1897年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但在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了，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一生及其彪悍，特立独行，拥有众多标签，不需要解释。

科技界的大佬-李政道，他是王淦昌老先生的弟子，1943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就学。是哥伦比亚全校级教授，美国华裔物理学家，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气质相貌都十分出众，只能仰望的存在。

数学界的王元于1952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师从华罗庚先生，主要研究解析数论，提出著名的“华王方法”，是中科院院士，华罗庚数学奖得主。

医学界的陈宜张于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是《生理学报》副主编、 《中国神经科学杂志》主编，被授予“科学技术一代名师”，在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面介绍的都是稍微远一点的大人物，在近年当然也有众多杰出人才，截至2015年，浙江大学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70余人，也是成绩斐然。浙大一直秉承求是创新的精神，在众多高校中，是创业氛围比较浓郁的一所学校，相信从浙里一定会走出更多优秀的学子。

浙江大学走出的名人，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两院院长副院长，以及院士。

企业家也有很多，比如史玉柱等。

我亲眼见过的是一加手机的CEO，亲耳听过他的演讲。

刘作虎，毕业于浙江大学，一加科技创始人、CEO，前OPPO副总，OPPO蓝光缔造者。2013年创立一加科技，立志打造一个“受全球用户尊敬的品牌”。

一加上市之后，开启了国产手机不仅谈配置和性价比、更谈工业设计和个性化定制的先河，是第一家同时被《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等国际主流媒体认可的中国手机品牌，被业内誉为下一个“独角兽公司”。

大概是两年以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蒙民伟楼的报告厅，听到刘作虎的演讲。很多人慕名而来，座无虚席。他讲了从浙江大学毕业以后怎么走上创业的道路，一加手机是怎么样的灵感来源，而目前他创造的手机品牌在国际上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我第一次了解到了这个品牌，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浙大的工科男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其中他还讲到了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件轶事，因为某门课成绩非常优异，朋友想找他代替补考，年少无知帮兄弟代考，结果被处分了没有学位证（可能后面又发了？记不清了），讲的时候还特别照顾到在场老师的情绪，生怕他这样子的学生结果出去创业成功，出名了，让那些曾经鄙视他的老师们大跌眼镜，或者无法接受。

个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并且坦率的校友，而且他的手机也别具一格，在国际同行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是我印象里记忆最鲜活的一个校友。

依靠拼多多的股价。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身价已经高达600多亿美元，主要是靠拼多多的股价。

这个问题有点难，难在浙江大学出过这么多名人，我该从什么地方谈起。最能衡量一个大学实力的应该是它的科研水平高低，那我就来讲一讲从浙大走出去这些灿若星辰的人物吧。

程开甲院士：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是我国唯一一位集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于一身的“核司令”，他的一生都在核事业中度过，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林俊德院士：196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一辈子隐姓埋名，在罗布泊坚守了52年，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依然坚持在病房工作，被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可以说获得这个称号是实至名归，林院士的默默无闻与无私奉献是值得当代青年学子致敬与学习的。

叶培健院士：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嫦娥之父”，曾担任嫦娥系列各型号的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以及嫦娥三号的首席科学家，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筑梦航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气象学家叶笃正：在浙江大学获得获得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而后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他义无反顾回国支持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对我国大气运动、大气环流等气象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

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创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浙大人，她们筚路蓝缕、弦歌不弃，在不同的岗位上书写着相同的家国情怀和求实奋进精神。

浙江大学历来人才辈出，自办学以来，求是创新的校训感染了一批又一批的浙大人。我浙的强大之处很大一部分在于人才的汇集，一下这张图就是截至目前的两院院士名单。

从人人敬仰的竺老校长开始讲，他1936年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带领师生举校西迁，途中仍不忘办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为祖国输送了一批杰出的建设者，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李政道，1943年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1956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61年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从两院院士的名单里可以发现，好多ZJU的历任校长也都个个是名人。

路甬祥，1964年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后至1979年在浙江大学任教；1981年至1995年在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任教；1988年至1995年间任浙江大学校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云鹤，写的一手好字，紫金港三大学园以及很多学院都是潘校长题的字，1981年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系研究生毕业，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现任校长吴朝晖，198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在服务计算、脑机融合的混合智能等方面有重大贡献。2015年至今担任浙江大学校长，2017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浙江大学不仅在科学研究上人才济济，也培养了像谢震业、孙杨这样的体育界明星。

我浙还有很多很多名人，就不一一列举。几年后我们都将从浙大走出，或许那之中也会有几个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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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拼多多上市第二天晚上，黄峥开了2小时全体员工会——这是目前为止除了年会的唯一一次。2000多名员工，进场规定不带笔、手机不能录音，问题写到纸上带进去。开场头几个问题是：“上市了会有双休吗？”黄峥回答：“没有。”现场沉寂下来。 “那有期权吗？”第二个问题一出，现场立刻掌声雷动。上市当天灯火通明至深夜的办公室，总算有了热闹庆祝的氛围。但黄峥回答很干脆：“没有。”此时，黄峥憨笑，身体微缩，双手紧攥话筒根。他此时平易近人，又露着不近人情的一面。 与互联网时代主流文化“开放”不同，拼多多是一家文化较为封闭、甚至紧张的公司——不鼓励员工对外交流、信息权限极其有限——强调个体需求和自由意志的互联网一代，可能很难理解和接受。同时，在股价一路涨至超发行价60%的时间里，拼多多未来战略的制定者黄峥，隐身于在公众视野中。 能做到低调，也就做好了不被理解的准备——不仅是员工，甚至业内、投资人。一篇外媒写道：“如果你能解释拼多多，股票价格按账面价值计价能到同行的7倍，现金流到970倍，我请你吃饭，再给你开一瓶香槟。” 但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渴望被理解，选择相信“言多必失”的常识，就选择避开表达的代价、放弃被理解的机会。黄峥是一个世界观极致的人。他相信未来、世界不可知，现实不可测，因此要胸无大志，但又相信永恒的变化，相信可以看到局部，局部再导向不可知的未来，因此他极其实用主义。对于外部世界，黄峥的实用主义体现在，相信理性，相信常识——事实背后、极度简单的客观规律，即最基本的理性规律。同时，对内，黄峥是一个追求接近真理、追求内心平静的人。 这是一个内外都要求极致、甚至是偏执的世界观。这样的人行事上会体现无数冲突：看似泰然自若、但又紧逼结果；看似平常心，但又显得野心蓬勃；看似真诚开放，但又难以打开。因此也就塑造了他人眼里割裂的黄峥——一个有远见的、但又专断、极端、过分现实的企业家形象。 每个人都经历过内外斗争，但多数人很难做到两者统一。黄峥的统一体现在，目标和幸福是两码事，前者是内心所求，后者是对客观世界的映射。"所有的不快乐都是由某种分裂或不一致造成的。意识和无意识不协调就会造成自我分裂。不能靠客观兴趣和爱的力量将自己和社会连在一起，就会造成两者不一致。"黄峥写道。这同时又是黄峥理解的常识。 黄峥就处在两端的偏执之间，带拼多多向前走。在一个充满侥幸和机缘的时代，任何一个极致带来的成功都值得被探讨。 - 1 -本分不过是最大的实用主义 在拼多多B轮融资前后，DST创始人Yuri、晨兴资本创始人刘芹都先后跟黄峥聊过。此时拼好货刚和拼多多合并，看起来从消费升级变成了消费降级，而背后的原理黄峥没有多说，也没有提供更多的数据。对于投资人来说，错过拼多多或许是遗憾，对于黄峥而言，这或许是一场不必要的说服——只要业绩能持续涨，解释就是多余，包括对媒体，除非涉及监管的底线。 如同黄峥所说，每一个创业决策看可看作投资决策，要去分辨用时间和钱换来的东西哪些是资产（asset）哪些是费用（cost）——随着时间流逝、对加深生意的护城河有利的往往是“资产”，时间越久对自己越不利的可以看成是费用。 这主要体现在其实用主义管理方法上。 比如，拼多多期权上市将面临三到五年的期权解禁期。2019年年初，当几乎同一时间上市的小米、美团期权解禁时，拼多多员工的套现路才刚刚开始。这难免在内外引起争议。黄峥对内将其解释为，拼多多三年超京东、十年战阿里，第一阶段征程还没走完。 但同时这也避免了期权解禁的问题——骨干流失、信息泄露，以及更少的期权池。 在互联网盛传“战略”“打法”的今天，这家公司从下往上看不到这两者——每个员工能接触到的内部信息权限有限。因为，“信任”往往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难题。当下得力和长期放权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需要用结果，而非仅仅时间去填。一个典型例子是，执行战略，高管主动请命，他会给很大的资源空间，但代价就是go big or go home。 因此拼多多成立至今，构建出了一个相对密封的架构。拼多多高层稳固。黄峥身边都是他最亲近的战友，从2011年开始一起创业。拼多多业务主要负责人Dora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强执行力的女性领导人，与黄峥的高战略性完美互补。黄峥负责GR、PR、HR、IR和战投，Dora向其汇报产品，其下分管拼多多技术、B端C端产品、运营、招商、行政等超过六位高管。 拼多多中层项目组多实现轮岗制度——避免抱团，也避免更多的信息沉淀。任何一个破坏其密封性的人，都可能受到惩罚——重则开除，轻则失去了信任基础。多数顶层架构式、占大股的创始人，都会对业务事无巨细，甚至亲手上阵自己熟悉的业务。而黄峥的信任更加极致，他不碰任何执行。事实上，这是一家黄峥说了算的公司——其是拼多多最大股东，占股46.8%。他有足够的权利来制定他想要的信任漏斗——如果保证战略意志100%地传达到基层，唯有砍掉多余层级，强调执行，减少信息耗损——对于不可测的现实，“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变量。 这样的管理风格延续至今，一是因为相信黄峥都没有错过，二是基于常识的逻辑，黄峥的战略都极其平白易懂好执行。 但这在强调使命、强调开放、强调归属感的互联网行业里也是罕见的。你很难想象一个创始人，毕业就在以开放文化著称的Google耳濡目染，会带来相对紧张的公司氛围。 事实上，拼多多有着很明确的公司文化——诚信，本分，说到做到，拿结果说话。非常简单明了——他眼里商业和公司的运行基础。 提得最多的“本分”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词，不是朴实善良，谨慎守己。本分不过是最大的实用主义——各司其职。与其说是基因论，不如说是一种对人的要求：你是什么人，在什么位置上，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对人和公司都是如此。员工的眼里应该只有目标，也应考虑此时拼多多最应该做什么。而人的欲望和情绪纷繁复杂，可以用远高出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来解决—— 这也是对人性需求理解的常识。并且，就业双边市场，留下来的都是接受的人，也是最适合的人。 黄峥曾说，CEO首先要找到一条雪程很长的坡道，然后在雪球从雪道上滚下来时，看雪道上有没有大的障碍物，如果有就把它挪开。雪球滚起来的时候，尽量少地干预雪球本身。 拼多多管理上的极端，是黄峥性格和思考方式的集中体现——他希望整个公司和他的基本价值观保持高度统一，他想好目标，其他人实现目标；他不碰执行，给与充分空间；形成一家速度、执行力和效率为上的公司。这种管理方式坚决、高效，但对他人和自己而言，难说留有余地。- 2 -新加坡式公司，拼多多式经济体 公司价值观可以说是创始人价值观的一部分。马云的武侠风、马化腾的柔和开放、李彦宏的技术优先、刘强东的接地气，都是例子。一些是无心表露，一些是有意为之。无论如何，选择价值观考验了一个企业家的取舍，即什么是“同”什么是“异”。 感染力不是他的特长，用价值观去感染别人也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作风。因此黄峥定下的价值观都非常简单朴实，并且没有形成具有群体特征的文化。与强价值观相比，没有对错之分。 他说，看到什么取决于怎么看问题。黄峥是一个对自我与外部边界认知非常清晰的人。这样的人会对“同”和“异”格外敏感，会形成强烈的认同和坚决的放弃，会迸发激烈的竞争欲和强烈的无视。 黄峥曾多次在采访中拒绝“第二个阿里”的类比，但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敬仰和学习，他更是请到了前新加坡部长杨荣文作为董事会成员。李光耀作为著名实用主义政治家，在小国寡民、落后地缘环境中实现了国民富裕。理解黄峥极度认同的新加坡模式，也就理解了其带领拼多多的基底。 李光耀“柔和独裁主义”统治下的新加坡，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特殊的国家——既不东方、也不西方——一个人口不足200万、资源匮乏，连淡水都是引自邻居的岛国，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却能因地制宜地在国际资本、贸易和工业上破局经济发展，建立开放又专制的政权——美国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激进的自由市场和保姆国家的复杂而精细的混合。 拼多多管理与新加坡政治有一定共性。政治上，李光耀政府的主要特点是“威权社会”，既强势人物领导强势政府的政治模式。新加坡并不是一个专制政府——威权下的人民行动党是一个“精英政党”，也是一个向全社会开放的政党。新加坡也不是一党专政，同时议政的还有反对党。 这种独特的民主制度，被学术界成为“柔性独裁主义”。而国家只需要保障普通人过好每天的生活，即“保姆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 1988年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将这一现象总结为 “李光耀命题”，即自由和权利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新加坡公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工会特权以及工人工资的上涨被限制，以保证资本回报率；没有新闻自由。 但在李光耀时代的2012年，美国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在调查全球148个国家后发现，新加坡人的正面情绪最低。后李光耀时代，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加坡的发展呼唤更为柔性和温和的领导人出现，同时国会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崛起势头已不容忽视。这或是李光耀实用主义治国，不近人情的弊端，也能从中看到黄峥目前管理的影子和问题。 经济上，鉴于薄弱的国内技术和产业基础，新加坡开放市场、招商引资。李光耀说，“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外资基本上贡献了新加坡一半的经济产出。同时，经济发展局通过中新苏州工业园、等合作项目，在国外借地赚钱。新加坡创造了一个模式——在本国存放的资产只占它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资产分布在中国、美国。新加坡既是一个小国，但它又是一个融合于其他所有大国里的存在。这显然对黄峥构成了极大的启发，也是拼多多的市场切入点。 带入美国腾飞的语境，拼多多式经济体可能更好理解——比新加坡建国更加原始和蛮荒。美国工业化五大要素：铁路、石油、钢铁、金融和汽车，对应到本质是运力、燃力、材料、资本和动力，再对应到互联网世界，就是场景（人和网络世界的连接，比产品更底层）、流量、信息、数据和云计算。任何一个元素与现实空间的异构重组，都会有巨大的商业机会，都能带领工业化进程螺旋上升。 而在拼多多成立时，破局点在流量的异构上——在微信上和其他可以接触的渠道上挖流量，以最高效的模式重组流量，并带入新的电商场景——所谓社交购物、游戏化购物都只是高效的实现方式，踩到了一个洼地。像所有划时代的商业大亨一样，资本主义式的扩张方式是残酷甚至野蛮的，这也是拼多多诞生至今，因诱导分享屡次被微信封杀，被外界质疑的主要原因。 2018年拼多多买家平均订单量26.56笔，意味着大量流量和数据沉淀在拼多多内部还未有效利用。黄峥在2019年年会上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拼多多就像是美国——遍地石油和黄金，但要先考虑，如何借用本国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先用好别国的资源——学完新加坡，拼多多或许还会学美国。 新加坡经济上的成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李光耀命题”——这同样是一场极端实用主义者的胜利。李光耀表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是软弱无能的领导——对“同”的认可，对“异”的无视。 但话说回来，黄峥相信，人的思维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出身，年幼时受的教育以及当前自身的利益角色。即使新加坡模式是权威模式，也需要辩证思考，必然没有全然照搬。黄峥的公众号里曾预告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从We deliver result 到 In love we trust  -- 关于事实与结果  -- 关于爱与信任。”这或许是学习新加坡模式后，拼多多迭代的答案。3 -可知与不可知 世界观是一个人如何衡量自己与世界、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相信当下不可知，但未来可知，就很容易受突如其来的挫败现实，与美好未来之间的落差影响，甚至动作变形、无所适从。 而黄峥相反。物理世界里，两个粒子以上的体系不能精确求解，即三体问题。黄峥受到量子力学的影响，相信世界人生整体是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精确度量的，是测不准的，是不确定的。事情是不完美、不完备的。 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变化本身，以及变化中不变的常识。虽然整体不可知，但可以从当下的局部，去看整体。所谓的平常心，即坦然对待变化，对待不可知的未来，就不会被人性的某些部分，如嫉妒等情绪反噬。“普通人性中最令人遗憾的一种人性就是嫉妒，因为嫉妒的人不会从自己拥有的东西中寻找快乐，而会从其他人拥有的东西中找寻痛苦。”黄峥写道。同时，人性中的贪婪、自私等特点，也能更好地在一个长时间语境下去认知。 在他看来，拼多多的价值远大于人工智能公司——一万个人工智能公司，都不如让人们买到质量好的手纸。这或许是所谓的“胸无大志”。 这是令我启发巨大的价值观。我曾试图用“信其有不信则无”来面对现实和未来，寻求平静，但现在发现“相信变化、相信不确定性”更需要勇气和定力。 事实上，量子力学所说的微观世界不确定性、不可测，是用来描述宏观世界的物理量在微观世界中不存在确定值。宏观世界里能确定的只是常识——有着反应现象基本规律的力量，以及活着本身——观察、拥抱变化，本就是生命力的象征。活着不仅是人、还是公司、社会。 黄峥的终极追求必然不是商业本身。多数商人会认可“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而黄峥身为商人，却在时刻对这个身份思辨。黄峥曾在上市后写信给董事会说，企业是个有机体，不是企家的装甲，他自己也不是钢铁侠。这或许意味着企业不能武装自己，穷尽真理才能。 他并不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商人。商人的本分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他会对其负责。公司的本分是创造社会价值，他会对社会责任负责。 但商业是一场没有太多趣味的游戏——市场竞争过于残酷、甚至恶劣，需处理复杂的公司外交和员工感受——对于一个追求内心平静和外部实用效率的人，这或许都是杂音。 因此也不难理解，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拥有那么多财富，而想把钱捐给艺术行业——他认为商人不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不相信商人能改变世界，但是媒体可以，艺术可以——这些充满丰沛情感的事业。 他写过，“激发情感不是理性该干的事，尽管理性的一部分作用就是找出可以阻止会危害福祉的情感的方法”。同时，“理性是不希望减少任何炙热的情感的。有理性的人在干到了全部或部分的这些情感是，会为自己能感受到它们而高兴，并不会加以节制”。 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黄峥希望未来能转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研人员。在读书期间，他曾在顶级期刊上联合发表了多篇关于Data Mining的论文——显然，科学也是另一种极致的艺术。科学家的共性是，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求真，这是一种偏执，也是一种极致。 在互联网世界中，我们见过了杀伐果决与左右逢源并存的管理者，也见过慷慨激昂、吃苦耐劳的梦想家，但不是所有企业家的形象都需要丰满和充满魅力，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借用自己的势能，如何认识和改变这个时代，如何给众人启发，才是这个创业时代的Leg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