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陈子昂
满江红·汉水东流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江间作四首·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