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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铖（1938-2003），中国共产党党员，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俄国史研究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学会理事。 王钺生于1938年，1947-1958年，在陕西咸阳、蔡家坡等地读小学、中学；1958年8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次年随系并入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1963年10月大学毕业；1963年-1978年，任教于兰州四中、三十四中；1978年10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读研究生，1981年11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年后，一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工作，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198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钺是我国世界史、俄国史研究领域有成就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出版有《罗斯法典译注》、《往年纪事译注》、《沧海逐鹿枣简明海战史》、《亚欧大陆交流史》等著作；参加了《俄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撰写并发表了《俄国和日本争夺库页岛的斗争》、《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基辅和莫斯科两城市形成的基础》等许多论文。他还发表有日本史、中亚史、敦煌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版了《周易解析》一书。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奖。王钺在教学工作中主讲世界通史主干课和研究生基础课、专业课，并分别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多次开选修课。他知识渊博，学兼中外，不仅熟悉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世界历史、特别是俄国史的学养，还掌握俄、日两种文字，更由于他备课认真、讲授得法，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教学效果，深受学生好评，曾获学校教学优秀奖、主干课程奖，甘肃省教学优秀奖等多次奖励。王钺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他的选修课“欧亚大陆交流史”等，是极富开创性的工作；他与其他同志一起编著出版的《世界通史》教材（主编中古部分），成为兰州大学对外交流教材之一。王钺师德高尚、学风严谨，诲人不倦，无论是对本科生、研究生或是学位课程进修班学员，他都备极关怀，精心指导。对青年教师和其他同志，他有求必应，竭诚帮助。他的优秀品质和为广大师生所深深敬佩，被评为兰州大学首届师德标兵。论著目录《亚欧大陆交流史 》（合著）1 基辅和莫斯科两城市形成的基础 兰州大学学报 1994-10-282 斯维雅托斯拉夫东征的历史意义 兰州大学学报 1987-07-023 俄美公司与日本 学习与探索 1988-06-294 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 兰州大学学报 1989-04-025 日本战国时期经济迅速发展探源 兰州大学学报 1992-04-016 巴米扬大佛与中印交通路线的变迁 桑山正进 ; 王钺 敦煌学辑刊 1991-07-027 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 岩崎力 ; 王钺 ; 汤开建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09-30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日本作家井上靖写了一本《敦煌》，你可以看看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荣新江（1960年—），北大历史系教授他的学生马雍、李学勤、陈高华、刘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讲座,一到过春节，就会去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虽然我在北京过年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时候都会去拜年。拜年主要是听老先生们聊天，见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最多的可能要数邓恭三(“必记本”注：即邓广铭，字恭三)先生给我们讲的事了，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问什么讲什么，从学习方法、治学做人，到学人掌故，听得我们总是不忍离去，直到下一拨拜年的人把我们“赶走”。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荣新江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他的学生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计算机科学、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以下是部分荣新江教授的学生名单：1. 陈志强：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2. 李卫东：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3. 张宏伟：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4. 王宁：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5. 陈文斌：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6. 赵鹏飞：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7. 王琪：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8. 郭峰：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9. 刘宏伟：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10. 刘峰：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以上是部分荣新江教授的学生名单，还有其他优秀的学生未在此列出。
省级期刊：普通论文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要提前做好准备。国家级期刊：需要六个月左右，核心期刊难度会更高，六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不同类型的论文，发表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医学类论文，难度会更高，时间也更长。如果自己选择期刊投稿的话，审核时间不稳定或无限延长，加上中间修改时间，成功发表的周期更长。
1、想要拿到杂志，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投稿、审稿、录用/被退稿、修改润色、终审、定稿、校对、排版、印刷、出刊、邮寄。正常周期是1-3个月左右。 下面再讲一下其他的发表注意事项，更多发表细节可加我而已贰贰叁期叁叁久。2、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期刊品质的审核愈发严格，杂志社对稿件的要求也对应提高，在审稿及修改等流程上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3、外部出版环境变化剧烈，一批品质差的杂志相继倒闭，原本已经定稿的一批文章无法正常见刊，可发表期刊的减少，大批量稿件的转投，导致发表竞争更加激烈。 4、为了评审核心期刊，应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各类审核，多数想要寻求发展的期刊，不断压缩版面，稿件质量精益求精，这导致论文被退稿或返修的几率大幅增加。 5、面对年审等突发时间，杂志的刊期会出现突发变动，可能原本已经计划出刊的文章会有推迟见刊，作者应为各种因素预留时间，避免因意外情况导致的延期出刊。 6、在整体出版环境变化的的过程中，期刊的版面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这是不可扭转的大趋势，提前准备发表，不仅更放心，也更加省钱！提早发表论文的优点 发的越早您的文章在网上的点击率越高，引用率越高，对您评职更有利，还能加印象分。再说还能提升您的知名度. 这边写作需要较长的周期时间 现在发表需要一个月以上见刊 上网时间需要90个工作日后 网上才能显示您的论文 提前发表的好处 1丶提前一年发表更有说服力。 2丶评职时会加2-3分的印象分。 3丶出刊后上期刊网，网站上点击率高也会加分。 4丶发表完文章后可安心去考计算机和英语。 5丶每年都有高峰期，赶上高峰期会拖延发表时间，耽误评职。 6丶例如中高级工程师至少要发表2--3篇文章，提早发表可放在不同期的期刊上，更有说服力，同一期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有的地区会无效。所以分期发表是有好处的。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希望能够帮到你
当高大的祁连山脉渐渐没入荒野，河西走廊也很快失去了生机和颜色，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却让人越来越疲倦。
忽然，一片金色的沙丘接棒乌黑的山峦向远方延展，沙丘之下绿意隐现，我们知道，敦煌到了。
沙山掩映下的敦煌 （摄影 孤城）
敦煌，古时又叫 沙洲 ，这个称呼很应景，它的确就像一叶被搁浅在茫茫沙海上的小舟，等待被发现、被书写，等待开启一次非比寻常的远航。
公元前121年，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这年春天，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忙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
这是汉王朝全面反击匈奴的标志，也是这片沙海绿洲传奇航程的起点。十年之后，它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盛大辉煌 ，这就是 敦煌 。
敦煌的地理位置 (制图 孤城)
驱逐了匈奴，汉武帝开始迅速重建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修筑长城，设置关隘，部署兵力，移民屯垦……当战火初平，民心稍定，张骞和他的使团又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
这是张骞第二次以使者的身份远赴西域，这一次他带来了大汉王朝的威严，并以丰厚的礼品传达了和平通商的意愿。
一条穿越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与中原的贸易通道开始形成，既是分岔点又是交汇点的敦煌也从此活跃了起来。
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 (制图 孤城)
西域的商旅和使团带着骏马、玉石、香料，经由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返回时他们又满载丝绸、茶叶和陶瓷，自敦煌步入大漠。
繁盛不息的贸易往来，让敦煌声名远播，到了东汉时期这里已俨然是一座 “华戎所交” 的大都会了。
敦煌壁画中的商旅 （莫高窟296窟）
在所有输往西域的商品中，丝绸是最热门的抢手货。当这种色泽艳丽、顺滑柔软的布料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时，一路都在引发尖叫。
公元前47年的一天，罗马共和国的终身独裁官 凯撒 披着一身华丽丽的长袍出现在一座新修的戏院里，顿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凯撒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所吸引。见多识广的长老告诉大家，这是丝绸，来自遥远的东方。
丝绸，一夜之间成为罗马贵族的新宠，甚至被视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人的口口相传中，丝是一种从树上长出来的材料，而这种神奇的树只有在一个叫 “赛里斯” （意为丝国）的东方国度里才有。
贵族们的狂热，让丝绸的价格一路飙升。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要花费12两黄金才能购得1磅丝绸（1磅 9两）。丰厚的利润促使一波波商队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们从世界不同的角落走来，最终都一一汇聚在敦煌。
行走在沙漠中的驼队 （来自摄图网）
中国的丝绸制作技术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才逐渐传入西方国家，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丝绸的渴望与需求都只能在中国得到满足。
而除丝绸以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深受追捧的“硬通货”。逐利的商人们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他们越过雪山，穿过沙漠，跨过草原，漂过大海，一切困难与艰险都无法阻拦他们的脚步。于是一条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被一代代商旅踩了出来，这些商贸通道被统一地称为 丝绸之路 。
古时候，无论是东来还是西去，起程前往敦煌都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西行的人将离开祁连山的庇护和滋润，东进的人也将告别天山和昆仑山下一连串首尾相接的绿洲。
所以当人们历尽辛苦抵达敦煌，势必要在此停靠好些时日，补充饮水和给养，为接下来的行程做足准备。
孤立无援的敦煌 (制图 孤城)
当滞留在敦煌的商人和货物越来越多，一部分人便干脆不再前进，直接在敦煌的集市上做起了生意。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敦煌，也进一步担起了贸易重镇的角色。
伴随着贸易而来的，除了各色各样的商品，还有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生产技术，敦煌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乐土。
技艺精湛的画师们把当年的生活场面以佛教故事的形式描绘在了敦煌石窟的墙壁上。今天，透过色彩斑斓的壁画，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遥远时代的繁华盛景。
胡旋舞 （莫高窟220窟）
1986年3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文中写到“世界上 历史 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羡林先生的结论后来也成为人们述说敦煌时反复引用的名言，敦煌作为四大文明汇流中心的 历史 地位也已被普遍接受。然而，只有亲自来走过一遭，才会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顽强又多么脆弱的文化中心。
敦煌绿洲 (摄影 孤城)
虽然敦煌从古至今都名声在外，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小片被沙漠戈壁包围的绿洲，没有丝毫向外拓展的纵深。
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但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中国最为干旱的地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敦煌，依托着径流量并不大的 党河 ，走过了数千年薪火不灭的岁月。
敦煌的生态环境 (制图 孤城)
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原本是疏勒河的第一大支流，两河汇聚的地方也曾经是面阔70多平方公里的哈拉诺尔湖。
然而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人们大规模开垦湿地，引水灌溉，党河的水量急剧减少。到1970年代，人们又在鸣沙山的西侧筑坝蓄水，党河下游基本断流。而疏勒河的境遇与党河如出一辙，这直接导致了哈拉诺尔湖的彻底干涸……
玉门关外的疏勒河 (摄影 孤城)
在远古时代，党河和疏勒河将哈拉诺尔湖灌满后，还要向西溢出，最终注入罗布泊。
如海一般宽广的 罗布泊 ，在湖水充盈时，成就了神秘的楼兰古国。但其枯竭速度也一定是在朝夕之间，楼兰才会又一声不响地湮没得如此干脆。
我们在敦煌的戈壁上驱车穿梭，路边的指示牌时常跳出“南湖”、“西湖”的字样，可以想象，这片干渴的土地上一定也曾湖沼连天，水波荡漾。
我瞪大了眼睛，以为马上就会有湖泊惊现。然而，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一排硕大的标语： 不要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
在敦煌的鸣山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如瓷塑般光洁硬朗的巨大沙丘横卧在路的尽头，虎视眈眈地望着脚下的这片绿洲。
强劲的西风裹挟着库木塔格的黄沙一路东进，直到遇见三危山和黑石峰的阻拦，沙子才一粒粒沉降下来，日久天长，聚以成山，这就是敦煌的地标—— 鸣沙山 。
敦煌鸣山路 （摄影 孤城）
来到敦煌，你一定会惊叹，城市和沙漠会如此亲近，在沙山下生活的人会如此坦然。
方圆近800平方公里的鸣沙山也只被看成了一座大型游乐场，在这里，沙漠并不让人恐惧，你可以放下一切顾虑，跳进温柔的沙海，恣意狂欢。
鸣沙山 (摄影 孤城)
自古就盛传鸣沙山会发出呜呜的轰响，有人说如气势恢宏的钟鼓管弦齐奏，也有人说像是战场拼杀时的人喧马嘶。可惜我们在鸣沙山用尽跌打滚滑种种招数，就是什么都没有听到。
在沙漠里行走，若是平地还好，如果上坡则是走三退二，看起来并不高耸的沙丘也能让人觉得大概要爬到地老天荒。
踩着刀片向上爬 (摄影 孤城)
鸣沙山真正神奇的地方也在这里，按理说每天有上万名游客在沙山的斜坡上踩来踩去，流沙不断向下滚落，经年累月，沙山就会往前推移，并渐渐矮下去。
可鸣沙山却可以岿然不动，并“经宿吹风，辄复如旧”，每天都能亮出如利刃般的山脊线。
鸣沙山的山脊线 (摄影 孤城)
事实上，鸣沙山并非一直固定不动，只不过它移动的速度太缓慢，让人难以觉察。
地质工作者经过地层探查后推断，鸣沙山的扩展曾迫使党河向北改道，奇妙的是，沙山在吞没党河故道时，特意留了一小截出来，这一小截就是现在的月牙泉。
月牙泉 (摄影 孤城)
虽然月牙泉已与党河隔离，但两者依然通过地下水系紧密相连，所以党河水位的下降，也使得月牙泉的水面萎缩大半。为了避免月牙泉彻底干枯，如今人们每年都要花费巨资，通过各种手段为其补水。
很多人都喜欢坐在鸣沙山东侧的山脊上，静静地等着太阳落下，看日月辉映的瞬间。年复一年，太阳每天都按时赴约，可如果有一天地上的月牙突然不见了，这个画面该有多伤感……
日落时分的月牙泉 (摄影 孤城)
如果说金色的沙漠尚可亲近，那么真正让人胆寒是黑色的戈壁。
离开敦煌市区，往西北方向行车约100公里，不知不觉间大地已被一层黑色的砂石笼罩，继续向前深入，有一片绵延十几公里的神秘“古城”，城中古堡林立，街道井然，但却没有丝毫生气。每当风起，飞沙走石，狼嚎虎啸，令人闻之而心悸。
黑戈壁上的魔鬼城 (摄影 孤城)
风蚀古堡 (摄影 孤城)
这片号称“魔鬼城”的地质景观，其实是一种 雅丹地貌 ，整齐排列的古堡实际上是远古湖盆或河床上的沉积层。
地壳运动使这些固结程度并不高的岩层露出地表，强烈而持久的定向风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吹蚀，最终形成了这种与风向大致平行的垄岗状残丘。
雅丹地貌的形成机理 (制图 孤城)
在风蚀作用较为强烈的地方，还会形成一座座孤立的雕塑，它们形态各异，飞禽走兽无所不含，就连世界上的好多著名建筑也能一一找到对应。
“狮身人面像” (摄影 孤城)
“比萨斜塔” (摄影 孤城)
当我们即将进入魔鬼城核心“城区”时候，道路前方突然显现两扇巨大的“城门”，讲解员说，这座门叫英雄门，因为在景区修建之前，途径魔鬼城的路凶险莫测，进入此门便意味着生死未卜，能从门中进去，又成功走出来的人都是英雄。
“英雄门” (摄影 孤城)
黑戈壁与魔鬼城，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组合呀，它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一切生机，也极尽所能地恫吓着过往的行人。
然而这一带却是丝绸之路西出 玉门关 ，进入吐鲁番的必经之地，古时候的商旅要拿出多少勇气来抵抗这廓然无边的萧瑟。
从魔鬼城归来，再次路过玉门关时，才真正切肤地体会到什么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座在汉武帝时期就已设置的关城，虽然早已湮灭无形，但考古工作者还是凭着汉简上的蛛丝马迹在西湖湿地旁的 小方盘城 一带找到了一些相关的遗存。
玉门关小方盘城 (摄影 孤城)
从玉门关往南50公里，是纤细的南湖绿洲，绿洲西侧的古董滩上，高高耸立着一座残破的烽燧，学者们推断，烽燧的附近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 阳关 。
阳关烽燧 (摄影 孤城)
在戈壁大漠上，守住了水源，就守住了生命通道。所以无论是阳关还是玉门关，它们都扼守在敦煌以西最重要的水源补给点上。
进出敦煌的商人、邮驿、使者，无论是走昆仑北麓，还是走天山南麓，都必须经过两关。它们不仅护卫着河西走廊西大门的安危，同时也要负责为过往人员签发“护照”。汉唐时期，这两座在荒野上对峙而立的雄关一度热闹了数百年。
然而，所有的繁华都在公元八世纪中叶，戛然而止。
唐王朝爆发了 安史之乱 ，皇帝征调边塞的守军回中原勤王平叛，整个西北地区防务空虚，吐蕃[bō]势力趁机而入，河西走廊就这样从大唐的手中滑落。
阳关和玉门关，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一天起，那些送出去的书信再也没有得到回复，遥远的地平线上也不再有驼队与人群出现，那些能歌善舞的女人、叮当作响的玉石，香气四溢的葡萄酒也都消失了踪影……
而此时，远在关外的士兵，因河西走廊的失陷，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当他们孤悬于西域，苦苦等待援助的时候，也只有阳关与玉门关在苍黄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静静地遥望着他们，是最后的呼应，也是最深的绝望。
库木塔格沙漠 (来自摄图网)
公元766年，吐蕃已先后攻陷了凉州、甘州和肃州（即武威、张掖和酒泉），敦煌（沙洲）沦为孤城。守城的军民在苦苦支撑了20年后，也终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议和请降。
786年，河西与陇右一带的州县已尽数被吐蕃攻占，吐蕃统帅在占领区强制推行 “蕃化” ，要求汉人说蕃语，习蕃俗，“左衽[rèn]而服，辫发文身”。
然而，高压政策并不能驯服民心，敦煌在陷落后，州人虽“胡服臣虏”，但每到祭祀祖先的时候，都要 “衣中国之服” ，东向而拜，号啕大哭一场后，再把汉服脱下，偷偷藏起来。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蕃占区的百姓无一日不在翘首等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浩瀚如海的思念最终在敦煌掀起巨浪。公元848年，由张议潮率领的一支起义军高举 “回归大唐” 的旗帜，趁吐蕃内乱，夺回了敦煌，随后又以敦煌为大本营，一步步收复河西走廊。
他们管自己叫 “归义军” ，以“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的主张，恢复秩序，抚慰人心，并派出十路信使，将敦煌光复的喜讯告知朝廷。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莫高窟156窟）
851年，张议潮委托兄长奔赴长安，将河陇十一州地图进献给唐宣宗，以重新确立与唐朝的隶属关系。
然而，从巅峰跌落的唐王朝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荣光，河西走廊虽然在名义上重新归属大唐，但中原皇帝已无力为经营河西提供实际的支撑，归义军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困境中夹缝求生。
从848年赶走吐蕃，到1036年被西夏攻灭，敦煌归义军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同中原建立联系的努力。
着中原官服的归义军后期领袖曹议金 （榆林窟16窟）
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 节点型城市 ，路通则盛，路阻则衰，这似乎是它躲不过去的宿命。
两宋时期，由于西域和中原之间又隔了一个 西夏 ，河西走廊通行不畅，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当版图大无边的 蒙元帝国 到来时，北方又兴起了草原丝绸之路；而终于等到可以比肩汉唐的 大明王朝 时，中原政权已基本失去了经略西域的兴趣，嘉靖皇帝甚至主动将国界东移，在300公里外的嘉峪关闭门自守；敦煌就这样一步步沦为弃城……
嘉峪关，明朝中后期的西部边界 （摄影 孤城）
无人戍守的阳关和玉门关都相继崩塌了。它们倒向大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过程，没有人知道是发生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没有人听到砂砾随风吹散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天的风是往哪边吹。
所有的华章都被封存在了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而当它们再一次为世界所知，推开序幕的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提及敦煌，很多人会马上想到 莫高窟 ，而提及莫高窟也免不了说起那段伤心史。
从366年， 乐樽和尚 凿开第一掊黄土，到1897年， 王圆箓道士 住持莫高窟，1600的多年时光里，莫高窟的兴衰一直和敦煌保持同步。
转折发生在1900年的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正在清扫流沙的王道士无意间透过洞窟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打开了一座装满了经卷的秘洞。
藏经洞中的写经
学问不多的王道士也许无从知道这些已经封存了近900年的文物古籍有何等价值，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件自己处理不了的大事。于是，他先是请来了本地的乡绅征询意见，然后又一路步行到敦煌县衙上报给县令，最后又赶着毛驴走了800多里路，去肃州拜见道台大人。但所有的奔走呼告最终只得来甘肃省府的一纸命令： 检点经卷，就地保护 。
四处碰壁的王道士，无奈间竟斗胆给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奏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苦苦等待。
饱受争议的王圆箓道士
他哪里知道，就在他推倒藏经洞秘门的那一刻， 八国联军 正在天津集结，准备进攻北京；两个月后慈禧将扮作农妇逃往山西；一年以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而重掌大权的太后，也将在罪己诏上高呼：“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整整七年，没有人理会王道士呈交的秘密，面对藏经洞里的文化宝藏，孤立无援的王圆箓也一定感到过一种说不清的沉重与困惑。
但他毕竟已经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面对三危山下历代住持的圆寂塔，他可以略略感到心安了。
三危山下的僧塔 （摄影 孤城）
敦煌有古经书现世的消息已经散布了出去，王道士为筹措经费连送带卖而散佚的少量卷子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循着线索来到莫高窟，次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一前一后，莫高窟的大量经书文物被 连哄带 地以极低的价格卷走。除此之外，美国、日本和俄国的考察队也闻风而至……
保罗·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经卷
四万多件藏经洞遗书，大量精美的塑像，甚至连墙上的壁画都被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割下来打包装箱，大摇大摆地用马车拉走。
对于莫高窟，这无疑是一次惨不忍睹的掠夺，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这不过是无数掠夺中最为平静、也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窃取的唐代塑像
因为文物是在王道士手中遗失的，他自然要为此承担骂名。但，在整个国家都要对西方人奴颜婢膝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底气对他倾注愤怒？
我们只能去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只能把这种恨化作奋发图强的内力，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不会再遭受同样的欺辱。
敦煌，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共荣共生的前沿阵地，始凿于魏晋时期的敦煌石窟更是秉承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从王公权贵到平民百姓，不论民族，不论阶层，都可以成为石窟的开凿者和供养人，所以石窟所展现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释迦牟尼涅槃像 （莫高窟158窟）
石窟的造像和壁画除美学和宗教价值外，还囊括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歌舞、杂技、耕作、狩猎、营商、出行等 历史 事件和生活场景。而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也更加翔实。
这些宝贵的 历史 遗赠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 历史 学、宗教学、人类学、 社会 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史、艺术史、 科技 史、民族史最难得、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乐舞反弹琵琶 （莫高窟112窟）
其实敦煌不只有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它们大都地处偏远，抵达不易，所以从明代后期就基本处于乏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
直到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西方引起轰动，北京的学者们才后知后觉地把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甚久的土地。
1944年，国民政府在 社会 各界的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石窟群第一次被置于国家机构的庇护下。至此，数万件敦煌遗书已经流落国外30余年，世界各地的学者早已展开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 探索 。
固然，文化遗产被窃取令人痛心，但也许正是这样， 敦煌学 的崛起和发展才会如此地苍劲有力。
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不远万里赶到敦煌，面对残破不堪的石窟，他们没有沉浸在悲伤中止步不前，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紧迫的使命感在黄土崖壁上埋头苦干。
他们知道，与其去恨，不如努力不再落后于人，与其去争，不如让那份瑰宝折射出更绚烂的光彩。
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临摹） （莫高窟130窟）
关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让我们欣慰的是它们至少得到了细致的保管，国外的学者和机构也在努力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它们所蕴藏的信息，并以共享的形式打开了全世界共同研究敦煌的局面。
曾经，敦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四大古文明的汇流地，所以今天敦煌学也更需要全世界的人们来参与探讨。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穿越河西走廊》系列连载
一般的省级、国家级论文审稿需要1～2天，出刊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0.5个月，还有个别慢的需要4～7个月。质量水平高一些的期刊，还有一些大学学报，投稿的出刊需要6个月左右，快一些的3～4个月。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出刊另需要6～10个月左右，总的算起来大约是1年～1年半。北核、南核审稿需要3～4个月，出刊另需6～15个月左右，跨度较大总的算起来1年～2年。SCI、EI等与北核南核周期相仿。综上所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对各不同级别论文的发表周期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以免时间上赶不及白白错过评审多等一年。尤其是核心论文，一定要提前。不少客户联系到我们，想三五个月内出刊，那真是太难了，这种急单子我们要么不接，要么提前跟客户说好发不成全额退款，但不担任何责任
普刊（省级国家级）一般安排周期是1到3个月，比如现在是3月，现在基本都是征收四月的稿件，本科学报的安排周期一般在2到4个月，现在大部分本科学报基本都是安排的六七月的版面。北大核心以上级别期刊的安排周期一般在6到8个月，审稿周期一个月。三月安排的话，基本上要十月十一月的版面了。更高端的一些期刊已经在征收13年版面了，如SCI EI等。 ————中国期刊库
省级期刊：普通论文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要提前做好准备。国家级期刊：需要六个月左右，核心期刊难度会更高，六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不同类型的论文，发表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医学类论文，难度会更高，时间也更长。如果自己选择期刊投稿的话，审核时间不稳定或无限延长，加上中间修改时间，成功发表的周期更长。
敦煌文化起源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它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敦煌文化艺术又称莫高窟文化艺术，被称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它保存了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洞窟735个，彩塑三千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唐宋木构建筑五座。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就在此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更名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是中国文物保护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体系而且不曾间断的保护、研究工作。
1.“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 1996年4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2.“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 2001年4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3.“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2010年1月发表于《文学遗产》第1期；4.“敦煌写本重文号研究” 2010年2月发表于《文史》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1.《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旧学新知》1999年12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3.《汉语俗字丛考》2000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4.《校勘学概论》2007年4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5.《敦煌经部文献合集》2008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6.《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2010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