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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期刊：普通论文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要提前做好准备。国家级期刊：需要六个月左右，核心期刊难度会更高，六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不同类型的论文，发表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医学类论文，难度会更高，时间也更长。如果自己选择期刊投稿的话，审核时间不稳定或无限延长，加上中间修改时间，成功发表的周期更长。
1、想要拿到杂志，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投稿、审稿、录用/被退稿、修改润色、终审、定稿、校对、排版、印刷、出刊、邮寄。正常周期是1-3个月左右。 下面再讲一下其他的发表注意事项，更多发表细节可加我而已贰贰叁期叁叁久。2、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合并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期刊品质的审核愈发严格，杂志社对稿件的要求也对应提高，在审稿及修改等流程上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3、外部出版环境变化剧烈，一批品质差的杂志相继倒闭，原本已经定稿的一批文章无法正常见刊，可发表期刊的减少，大批量稿件的转投，导致发表竞争更加激烈。 4、为了评审核心期刊，应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各类审核，多数想要寻求发展的期刊，不断压缩版面，稿件质量精益求精，这导致论文被退稿或返修的几率大幅增加。 5、面对年审等突发时间，杂志的刊期会出现突发变动，可能原本已经计划出刊的文章会有推迟见刊，作者应为各种因素预留时间，避免因意外情况导致的延期出刊。 6、在整体出版环境变化的的过程中，期刊的版面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高，这是不可扭转的大趋势，提前准备发表，不仅更放心，也更加省钱！提早发表论文的优点 发的越早您的文章在网上的点击率越高，引用率越高，对您评职更有利，还能加印象分。再说还能提升您的知名度. 这边写作需要较长的周期时间 现在发表需要一个月以上见刊 上网时间需要90个工作日后 网上才能显示您的论文 提前发表的好处 1丶提前一年发表更有说服力。 2丶评职时会加2-3分的印象分。 3丶出刊后上期刊网，网站上点击率高也会加分。 4丶发表完文章后可安心去考计算机和英语。 5丶每年都有高峰期，赶上高峰期会拖延发表时间，耽误评职。 6丶例如中高级工程师至少要发表2--3篇文章，提早发表可放在不同期的期刊上，更有说服力，同一期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有的地区会无效。所以分期发表是有好处的。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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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敦煌舞的审美性在于它所标志的特殊形态美，体态中体现出的S形三道弯，是敦煌舞自身表演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符号，与之相交流互通的是手姿语言的形态美，敦煌舞在受佛教文化影响和历史舞台的渲染下，展现出它的神秘色彩。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走来，对敦煌舞所传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一步步走进人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中，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就使这样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更具有真实性和审美性，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在不断的被发现和创造。
关键词:
敦煌舞;文化;姿语言:形式美；
引言：
敦煌，如遗落在西部大漠中的一颗明珠，依揽着它弯弯的月牙泉，矗立在中国的西部，沙漠、莫高窟、壁画、戈壁，都在映射着它千年的文化沧桑。在莫高窟中，一幅幅走过了千年历史的壁画，“反弹琵琶”、“飞天”“六臂观音”“金刚力士”等画像被刻画在了天花板以及每一处可见的墙壁上。现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和风吹，从最初的金色到现在泛着深深的砖红色，让它更加富有神圣感，因为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正是这莫高窟中的壁画，传承发展出当今一门醇厚多彩的舞蹈文化，那就是敦煌舞。敦煌舞在舞台表演中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和舞蹈语言在莫高窟壁画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性。在舞蹈中展现出的体态、手姿以及气息，是属于敦煌舞的语言，它带有自己的舞蹈风格和韵律呼吸，尤其是手姿的形式美，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古典舞蹈的文化语言。
一、敦煌舞手姿语言的丰富性
在敦煌舞的语言中，手姿能够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和表现，在手姿的展示下，可以发现其内蕴和外像所透露出来的佛教文化色彩。从延伸和发展来看，从最初的佛教文化和信仰祈求被一位法名乐僔的和尚开凿刻在了墙上，后经过十个朝代的民间艺人绘画，形成了一幅幅带有神灵气息的壁画。后在壁画的画像中，提炼出敦煌舞的体态和手姿，敦煌舞的体态是S型三道弯，是从壁画中提炼出来的舞姿体态特征，敦煌舞的手姿包含了“佛手”、“魔鬼持杖手”“菩萨手”“持花手”“伎乐手”等一系列不同人物形象所持有的手型，手姿受壁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佛手”、“菩萨手”一类的命名。在敦煌壁画中不难看出，这些佛像的神态和体态，都是一种祥和、包容、大爱，也是其潜在的精神。敦煌舞的语言就是在壁画中被提炼和挖掘出来的，呈现在舞台上的舞蹈表演，是将在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再现到舞台中，在舞蹈剧目的文字介绍中，也常常会标写出自于哪一个石窟来自第几号的画像，这样更能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深入人物形象，审美性在表演中逐渐被认可和提高。
在敦煌舞手姿中的“佛手”，就是在这样的画像中被刻画出来的，手姿中“佛手”的塑造，是由拇指和中指相对捏，其他手指立起来，在两指相捏形成的手型轮廓来看。非常像凤眼，与壁画中相对应，在舞蹈手姿中，呈现出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蕴含了一定的佛教语言。在手姿语言的形式美的阐释中，在手姿不同的变化和演变中，可以看到自敦煌舞发展以来，从最初到至今呈现在世观中的原始生态的佛教文化形态。佛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和敦煌壁画佛像的审美，对敦煌舞中手姿形成真实性、再现性，如“礼拜手”、“飞天手”，以及在壁画中佛像“飞天”、“菩萨伎乐”。在舞蹈创作中来讲，敦煌的手姿语言是在舞蹈表演中最大的表情符号，手姿的运用和表达，在一定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上，形成独立的美学价值，在形式美的外在来看，人物形象映射出的手姿，在一定的范围内，推动了舞蹈表演的内在情感和思想。如舞蹈《千手观音》，[1]千手观音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千眼千臂观世音等，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之一。千手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合称为“西方三圣”。千手观音的人物形象取自于佛教文化中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人物形象，舞蹈动作多以手臂及手姿来表达内在的形式美，在舞蹈的队形上加以创作，犹如孔雀开屏一样，将手上的舞蹈文化展现的栩栩如生，在手姿的变化中，感受着“千手”带给观众的视觉上的冲击。由于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千手观音的形式美得以审美和敬畏。在敦煌舞的不同手姿语言中，还有一种是持有乐器，如“长绸舞”“反弹琵琶”“鼓与琵琶”等，手中持有“鼓”“琵琶”“长绸”等道具。这与舞蹈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当舞蹈人物形象手中持有道具时，舞蹈形式感在特定的塑造下会更加生动，依然在手姿语言的语境中再现出佛教文化的底蕴，它代表了祈福、信仰等内在的形式美以及唯美、古典的外在美。
二、敦煌舞审美视野下的手姿语言立于佛教文化中的人物塑造
敦煌舞的审美视野正是漫步在大漠敦煌的神秘里和内在气息中的大爱、包容及“飞天”的乐舞精神。支撑审美文化元素不可缺的部分正是“手姿”表达和展现的内蕴，在舞蹈《飞天伎乐》中，同样以手姿命名的是“飞天伎乐手”，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手姿上的舞蹈语言形象与“飞天”众多菩萨的画像相辅相成，是经过提炼和加以美化的手姿。从最初佛像化身中的合掌式礼拜手（双手合十），发展到多样化的手姿，在塑造人物形象与精神的进程中，手姿的语言是无声的但是有力的，如敦煌舞中的人物形象“金刚力士”，其舞蹈动作康健有力，质感奔放，手姿呈“魔鬼手”形态或以“拳”状展现，在手姿上体现的形态来看，这种有力和震慑，对人物形象产生了有效的塑造且具有一定审美性的推进。“金刚力士”取材于壁画的画像，也同时在佛教文化中的历史上做过详细的人物介绍：[2]佛教的护法神金刚密迹，亦称金刚力士，是一些手执金刚杵在佛国从事护法的卫士，法意则誓愿成为亲近佛陀、扞卫佛法的金刚力士。后世所传的金刚力士，就是秉承这位法意的誓愿而来世间的护法神。后来，他成为五百金刚的队长，被称“密迹金刚”或“夜叉王”，再后他又一分为二，分化为两个金刚力士，专门把守山门，被称为“哼哈二将”。
保卫佛国与佛法永远不受侵害。由此可见，“金刚力士”在舞蹈的塑造过程中，佛教文化彩色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明朗立体，真实清晰。带有“魔鬼手”的手姿与金刚体态，更加提升了舞蹈人物的审美性，舞蹈中呈现的金刚力士手姿为五指张开的力量型，身为护法，在手掌上的力度能够彰显出人物的特定性和护法的震慑性。再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人物形象，在定义下为飞天或飞仙，也可以说是敦煌壁画中和敦煌舞中的专用名词代表。在飞天形象的塑造上，由于飞天形象的多样性，人物的手姿可谓多样化，常见的“莲花手”、“佛手”、“鹿指”、“散花掌”以及手持琵琶、丝绸、萧笛等一系列语言手姿。在敦煌舞蹈作品创作中，敦煌舞手姿的使用性用来塑造人物时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刚才所提到的“金刚力士”和“飞天”，两者存在明显的手姿差异。在敦煌舞中还有莲花童子形象，莲花童子，也成为“持莲童子”，在佛经中记载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民间出现过一种儿童生活习俗，七夕节摘莲花扮成莲花童子样以来祈福。在舞蹈中多呈现的手姿为“兰花指”、“鹿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能够显现出童子的俏皮可爱，在区分度上也是非常清晰的。手姿在舞蹈的传承和发展中借鉴文化的滋养做出创作。敦煌舞中人物舞蹈形象的确立，在莫高窟中的壁画上几乎全部呈现，他们带着自己特定的舞蹈形象和动态手姿，从画中走出，形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舞台上的人，也可以说是舞者。在舞台表演中的造型上看，手姿在定格中说着不一样的话，带着对人物不同的阐释，在音乐和服装背景的融合中，像带着一层历史的面纱，等人们去揭开，去观赏，去探索。
三、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语言的相融相合
敦煌舞带着自己特殊的文化符号，讲述着一带一路下沧海遗珠的故事，从壁画中走出来，在舞台中呈现时，常常使人感动流泪。由于在敦煌舞中承载了历史的信仰和精神，对人视觉冲击的力量是强烈的。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的.融合，正是基于在对莫高窟壁画的研究和描摹。敦煌舞手姿语言的表达与佛教手印的表达相通，在查阅敦煌舞手印的过程中，能够探究到两者相同的气息，那就是———精神文化。莫高窟壁画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舞蹈与文化相结合，将这样的历史语境通过身体的语言讲述出来。在舞台之上，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促成了《千手观音》、《妙音反弹》、《步步生莲》等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作品中的包含的手姿语言，又是整个舞蹈的画龙点睛之笔。佛教手印在书中对手势的描绘与敦煌舞中手姿的刻画，意象中的交融，是在另一个方面通过一种身体的语言表达内蕴和外象。我们在欣赏的同时，能够触摸到文化之下的精神所在，我们站在了莫高窟壁画中，我们站在敦煌舞表演的舞台上，我们揭开了佛教文化晕染下敦煌舞神秘的面纱，最终，我们懂得了手姿语言讲述的话语和情感。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相合，仿佛是与莫高窟壁画跨时代的对话，手姿语言的延伸与传承，就是对话中积淀的元素符号，这样的元素符号能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情感认知。看到舞蹈中“礼拜手”或是“佛手”等不同的手姿表现时，已把象征性的外象内化了，形成了敦煌舞意蕴的传递。由此看来，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像一首意蕴深长的诗，又像一个历久弥新不灭的神话。
敦煌舞的语境色彩，承载了千年的历史，站在滚滚的年轮中，不停的传递与构建，在莫高窟的壁画中走出来。敦煌舞在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一种相同的文化气息与内蕴，被人所捕捉和创作，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敦煌舞表演形式之下，手姿语言的元素支撑了其整体的精气神，正是这样迥殊的艺术元素，使得人物形象自然而立体，是结构的本身决定了要素的产生，也是佛教文化与敦煌舞的融合，促进了手姿语言的构成。我们站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回望历史，发掘与创造着不同的美，当我们再次站在沧海遗珠敦煌莫高窟壁画前，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熟悉的气息，我们应像历经千年一代代画匠一样，怀有尊崇之心，感受着大爱所带来的大美。
敦煌莫高窟，将佛教在各个历史时期（从凉至元代）的“面貌”都立体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让这个时代的出家人、文化人、修行人，乃至普通的观光客，都能与古人们进行超越时间的对话，而反观当下的我们“处在哪里”。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日本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英国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苏联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美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
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敦煌舞的审美性在于它所标志的特殊形态美，体态中体现出的S形三道弯，是敦煌舞自身表演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符号，与之相交流互通的是手姿语言的形态美，敦煌舞在受佛教文化影响和历史舞台的渲染下，展现出它的神秘色彩。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走来，对敦煌舞所传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一步步走进人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中，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就使这样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更具有真实性和审美性，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在不断的被发现和创造。
关键词:
敦煌舞;文化;姿语言:形式美；
引言：
敦煌，如遗落在西部大漠中的一颗明珠，依揽着它弯弯的月牙泉，矗立在中国的西部，沙漠、莫高窟、壁画、戈壁，都在映射着它千年的文化沧桑。在莫高窟中，一幅幅走过了千年历史的壁画，“反弹琵琶”、“飞天”“六臂观音”“金刚力士”等画像被刻画在了天花板以及每一处可见的墙壁上。现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和风吹，从最初的金色到现在泛着深深的砖红色，让它更加富有神圣感，因为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正是这莫高窟中的壁画，传承发展出当今一门醇厚多彩的舞蹈文化，那就是敦煌舞。敦煌舞在舞台表演中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和舞蹈语言在莫高窟壁画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性。在舞蹈中展现出的体态、手姿以及气息，是属于敦煌舞的语言，它带有自己的舞蹈风格和韵律呼吸，尤其是手姿的形式美，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古典舞蹈的文化语言。
一、敦煌舞手姿语言的丰富性
在敦煌舞的语言中，手姿能够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和表现，在手姿的展示下，可以发现其内蕴和外像所透露出来的佛教文化色彩。从延伸和发展来看，从最初的佛教文化和信仰祈求被一位法名乐僔的和尚开凿刻在了墙上，后经过十个朝代的民间艺人绘画，形成了一幅幅带有神灵气息的壁画。后在壁画的画像中，提炼出敦煌舞的体态和手姿，敦煌舞的体态是S型三道弯，是从壁画中提炼出来的舞姿体态特征，敦煌舞的手姿包含了“佛手”、“魔鬼持杖手”“菩萨手”“持花手”“伎乐手”等一系列不同人物形象所持有的手型，手姿受壁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佛手”、“菩萨手”一类的命名。在敦煌壁画中不难看出，这些佛像的神态和体态，都是一种祥和、包容、大爱，也是其潜在的精神。敦煌舞的语言就是在壁画中被提炼和挖掘出来的，呈现在舞台上的舞蹈表演，是将在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再现到舞台中，在舞蹈剧目的文字介绍中，也常常会标写出自于哪一个石窟来自第几号的画像，这样更能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深入人物形象，审美性在表演中逐渐被认可和提高。
在敦煌舞手姿中的“佛手”，就是在这样的画像中被刻画出来的，手姿中“佛手”的塑造，是由拇指和中指相对捏，其他手指立起来，在两指相捏形成的手型轮廓来看。非常像凤眼，与壁画中相对应，在舞蹈手姿中，呈现出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蕴含了一定的佛教语言。在手姿语言的形式美的阐释中，在手姿不同的变化和演变中，可以看到自敦煌舞发展以来，从最初到至今呈现在世观中的原始生态的佛教文化形态。佛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和敦煌壁画佛像的审美，对敦煌舞中手姿形成真实性、再现性，如“礼拜手”、“飞天手”，以及在壁画中佛像“飞天”、“菩萨伎乐”。在舞蹈创作中来讲，敦煌的手姿语言是在舞蹈表演中最大的表情符号，手姿的运用和表达，在一定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上，形成独立的美学价值，在形式美的外在来看，人物形象映射出的手姿，在一定的范围内，推动了舞蹈表演的内在情感和思想。如舞蹈《千手观音》，[1]千手观音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千眼千臂观世音等，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之一。千手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合称为“西方三圣”。千手观音的人物形象取自于佛教文化中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人物形象，舞蹈动作多以手臂及手姿来表达内在的形式美，在舞蹈的队形上加以创作，犹如孔雀开屏一样，将手上的舞蹈文化展现的栩栩如生，在手姿的变化中，感受着“千手”带给观众的视觉上的冲击。由于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千手观音的形式美得以审美和敬畏。在敦煌舞的不同手姿语言中，还有一种是持有乐器，如“长绸舞”“反弹琵琶”“鼓与琵琶”等，手中持有“鼓”“琵琶”“长绸”等道具。这与舞蹈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当舞蹈人物形象手中持有道具时，舞蹈形式感在特定的塑造下会更加生动，依然在手姿语言的语境中再现出佛教文化的底蕴，它代表了祈福、信仰等内在的形式美以及唯美、古典的外在美。
二、敦煌舞审美视野下的手姿语言立于佛教文化中的人物塑造
敦煌舞的审美视野正是漫步在大漠敦煌的神秘里和内在气息中的大爱、包容及“飞天”的乐舞精神。支撑审美文化元素不可缺的部分正是“手姿”表达和展现的内蕴，在舞蹈《飞天伎乐》中，同样以手姿命名的是“飞天伎乐手”，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手姿上的舞蹈语言形象与“飞天”众多菩萨的画像相辅相成，是经过提炼和加以美化的手姿。从最初佛像化身中的合掌式礼拜手（双手合十），发展到多样化的手姿，在塑造人物形象与精神的进程中，手姿的语言是无声的但是有力的，如敦煌舞中的人物形象“金刚力士”，其舞蹈动作康健有力，质感奔放，手姿呈“魔鬼手”形态或以“拳”状展现，在手姿上体现的形态来看，这种有力和震慑，对人物形象产生了有效的塑造且具有一定审美性的推进。“金刚力士”取材于壁画的画像，也同时在佛教文化中的历史上做过详细的人物介绍：[2]佛教的护法神金刚密迹，亦称金刚力士，是一些手执金刚杵在佛国从事护法的卫士，法意则誓愿成为亲近佛陀、扞卫佛法的金刚力士。后世所传的金刚力士，就是秉承这位法意的誓愿而来世间的护法神。后来，他成为五百金刚的队长，被称“密迹金刚”或“夜叉王”，再后他又一分为二，分化为两个金刚力士，专门把守山门，被称为“哼哈二将”。
保卫佛国与佛法永远不受侵害。由此可见，“金刚力士”在舞蹈的塑造过程中，佛教文化彩色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明朗立体，真实清晰。带有“魔鬼手”的手姿与金刚体态，更加提升了舞蹈人物的审美性，舞蹈中呈现的金刚力士手姿为五指张开的力量型，身为护法，在手掌上的力度能够彰显出人物的特定性和护法的震慑性。再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人物形象，在定义下为飞天或飞仙，也可以说是敦煌壁画中和敦煌舞中的专用名词代表。在飞天形象的塑造上，由于飞天形象的多样性，人物的手姿可谓多样化，常见的“莲花手”、“佛手”、“鹿指”、“散花掌”以及手持琵琶、丝绸、萧笛等一系列语言手姿。在敦煌舞蹈作品创作中，敦煌舞手姿的使用性用来塑造人物时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刚才所提到的“金刚力士”和“飞天”，两者存在明显的手姿差异。在敦煌舞中还有莲花童子形象，莲花童子，也成为“持莲童子”，在佛经中记载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民间出现过一种儿童生活习俗，七夕节摘莲花扮成莲花童子样以来祈福。在舞蹈中多呈现的手姿为“兰花指”、“鹿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能够显现出童子的俏皮可爱，在区分度上也是非常清晰的。手姿在舞蹈的传承和发展中借鉴文化的滋养做出创作。敦煌舞中人物舞蹈形象的确立，在莫高窟中的壁画上几乎全部呈现，他们带着自己特定的舞蹈形象和动态手姿，从画中走出，形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舞台上的人，也可以说是舞者。在舞台表演中的造型上看，手姿在定格中说着不一样的话，带着对人物不同的阐释，在音乐和服装背景的融合中，像带着一层历史的面纱，等人们去揭开，去观赏，去探索。
三、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语言的相融相合
敦煌舞带着自己特殊的文化符号，讲述着一带一路下沧海遗珠的故事，从壁画中走出来，在舞台中呈现时，常常使人感动流泪。由于在敦煌舞中承载了历史的信仰和精神，对人视觉冲击的力量是强烈的。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的.融合，正是基于在对莫高窟壁画的研究和描摹。敦煌舞手姿语言的表达与佛教手印的表达相通，在查阅敦煌舞手印的过程中，能够探究到两者相同的气息，那就是———精神文化。莫高窟壁画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舞蹈与文化相结合，将这样的历史语境通过身体的语言讲述出来。在舞台之上，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促成了《千手观音》、《妙音反弹》、《步步生莲》等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作品中的包含的手姿语言，又是整个舞蹈的画龙点睛之笔。佛教手印在书中对手势的描绘与敦煌舞中手姿的刻画，意象中的交融，是在另一个方面通过一种身体的语言表达内蕴和外象。我们在欣赏的同时，能够触摸到文化之下的精神所在，我们站在了莫高窟壁画中，我们站在敦煌舞表演的舞台上，我们揭开了佛教文化晕染下敦煌舞神秘的面纱，最终，我们懂得了手姿语言讲述的话语和情感。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相合，仿佛是与莫高窟壁画跨时代的对话，手姿语言的延伸与传承，就是对话中积淀的元素符号，这样的元素符号能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情感认知。看到舞蹈中“礼拜手”或是“佛手”等不同的手姿表现时，已把象征性的外象内化了，形成了敦煌舞意蕴的传递。由此看来，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像一首意蕴深长的诗，又像一个历久弥新不灭的神话。
敦煌舞的语境色彩，承载了千年的历史，站在滚滚的年轮中，不停的传递与构建，在莫高窟的壁画中走出来。敦煌舞在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一种相同的文化气息与内蕴，被人所捕捉和创作，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敦煌舞表演形式之下，手姿语言的元素支撑了其整体的精气神，正是这样迥殊的艺术元素，使得人物形象自然而立体，是结构的本身决定了要素的产生，也是佛教文化与敦煌舞的融合，促进了手姿语言的构成。我们站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回望历史，发掘与创造着不同的美，当我们再次站在沧海遗珠敦煌莫高窟壁画前，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熟悉的气息，我们应像历经千年一代代画匠一样，怀有尊崇之心，感受着大爱所带来的大美。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today.The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people.The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men.Ke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004.06[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2005.06[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2005.06
当高大的祁连山脉渐渐没入荒野，河西走廊也很快失去了生机和颜色，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却让人越来越疲倦。
忽然，一片金色的沙丘接棒乌黑的山峦向远方延展，沙丘之下绿意隐现，我们知道，敦煌到了。
沙山掩映下的敦煌 （摄影 孤城）
敦煌，古时又叫 沙洲 ，这个称呼很应景，它的确就像一叶被搁浅在茫茫沙海上的小舟，等待被发现、被书写，等待开启一次非比寻常的远航。
公元前121年，这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应。这年春天，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的匈奴人仓忙西撤，意气风发的霍去病一路追击到敦煌才勒住马缰。
这是汉王朝全面反击匈奴的标志，也是这片沙海绿洲传奇航程的起点。十年之后，它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盛大辉煌 ，这就是 敦煌 。
敦煌的地理位置 (制图 孤城)
驱逐了匈奴，汉武帝开始迅速重建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修筑长城，设置关隘，部署兵力，移民屯垦……当战火初平，民心稍定，张骞和他的使团又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
这是张骞第二次以使者的身份远赴西域，这一次他带来了大汉王朝的威严，并以丰厚的礼品传达了和平通商的意愿。
一条穿越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与中原的贸易通道开始形成，既是分岔点又是交汇点的敦煌也从此活跃了起来。
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 (制图 孤城)
西域的商旅和使团带着骏马、玉石、香料，经由敦煌进入河西走廊，返回时他们又满载丝绸、茶叶和陶瓷，自敦煌步入大漠。
繁盛不息的贸易往来，让敦煌声名远播，到了东汉时期这里已俨然是一座 “华戎所交” 的大都会了。
敦煌壁画中的商旅 （莫高窟296窟）
在所有输往西域的商品中，丝绸是最热门的抢手货。当这种色泽艳丽、顺滑柔软的布料越过帕米尔高原传入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时，一路都在引发尖叫。
公元前47年的一天，罗马共和国的终身独裁官 凯撒 披着一身华丽丽的长袍出现在一座新修的戏院里，顿时，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凯撒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所吸引。见多识广的长老告诉大家，这是丝绸，来自遥远的东方。
丝绸，一夜之间成为罗马贵族的新宠，甚至被视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罗马人的口口相传中，丝是一种从树上长出来的材料，而这种神奇的树只有在一个叫 “赛里斯” （意为丝国）的东方国度里才有。
贵族们的狂热，让丝绸的价格一路飙升。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要花费12两黄金才能购得1磅丝绸（1磅 9两）。丰厚的利润促使一波波商队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们从世界不同的角落走来，最终都一一汇聚在敦煌。
行走在沙漠中的驼队 （来自摄图网）
中国的丝绸制作技术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才逐渐传入西方国家，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丝绸的渴望与需求都只能在中国得到满足。
而除丝绸以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深受追捧的“硬通货”。逐利的商人们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他们越过雪山，穿过沙漠，跨过草原，漂过大海，一切困难与艰险都无法阻拦他们的脚步。于是一条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被一代代商旅踩了出来，这些商贸通道被统一地称为 丝绸之路 。
古时候，无论是东来还是西去，起程前往敦煌都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西行的人将离开祁连山的庇护和滋润，东进的人也将告别天山和昆仑山下一连串首尾相接的绿洲。
所以当人们历尽辛苦抵达敦煌，势必要在此停靠好些时日，补充饮水和给养，为接下来的行程做足准备。
孤立无援的敦煌 (制图 孤城)
当滞留在敦煌的商人和货物越来越多，一部分人便干脆不再前进，直接在敦煌的集市上做起了生意。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敦煌，也进一步担起了贸易重镇的角色。
伴随着贸易而来的，除了各色各样的商品，还有不同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生产技术，敦煌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乐土。
技艺精湛的画师们把当年的生活场面以佛教故事的形式描绘在了敦煌石窟的墙壁上。今天，透过色彩斑斓的壁画，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遥远时代的繁华盛景。
胡旋舞 （莫高窟220窟）
1986年3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论文，文中写到“世界上 历史 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羡林先生的结论后来也成为人们述说敦煌时反复引用的名言，敦煌作为四大文明汇流中心的 历史 地位也已被普遍接受。然而，只有亲自来走过一遭，才会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顽强又多么脆弱的文化中心。
敦煌绿洲 (摄影 孤城)
虽然敦煌从古至今都名声在外，但它本质上仍然只是一小片被沙漠戈壁包围的绿洲，没有丝毫向外拓展的纵深。
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但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中国最为干旱的地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敦煌，依托着径流量并不大的 党河 ，走过了数千年薪火不灭的岁月。
敦煌的生态环境 (制图 孤城)
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原本是疏勒河的第一大支流，两河汇聚的地方也曾经是面阔70多平方公里的哈拉诺尔湖。
然而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人们大规模开垦湿地，引水灌溉，党河的水量急剧减少。到1970年代，人们又在鸣沙山的西侧筑坝蓄水，党河下游基本断流。而疏勒河的境遇与党河如出一辙，这直接导致了哈拉诺尔湖的彻底干涸……
玉门关外的疏勒河 (摄影 孤城)
在远古时代，党河和疏勒河将哈拉诺尔湖灌满后，还要向西溢出，最终注入罗布泊。
如海一般宽广的 罗布泊 ，在湖水充盈时，成就了神秘的楼兰古国。但其枯竭速度也一定是在朝夕之间，楼兰才会又一声不响地湮没得如此干脆。
我们在敦煌的戈壁上驱车穿梭，路边的指示牌时常跳出“南湖”、“西湖”的字样，可以想象，这片干渴的土地上一定也曾湖沼连天，水波荡漾。
我瞪大了眼睛，以为马上就会有湖泊惊现。然而，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一排硕大的标语： 不要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
在敦煌的鸣山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如瓷塑般光洁硬朗的巨大沙丘横卧在路的尽头，虎视眈眈地望着脚下的这片绿洲。
强劲的西风裹挟着库木塔格的黄沙一路东进，直到遇见三危山和黑石峰的阻拦，沙子才一粒粒沉降下来，日久天长，聚以成山，这就是敦煌的地标—— 鸣沙山 。
敦煌鸣山路 （摄影 孤城）
来到敦煌，你一定会惊叹，城市和沙漠会如此亲近，在沙山下生活的人会如此坦然。
方圆近800平方公里的鸣沙山也只被看成了一座大型游乐场，在这里，沙漠并不让人恐惧，你可以放下一切顾虑，跳进温柔的沙海，恣意狂欢。
鸣沙山 (摄影 孤城)
自古就盛传鸣沙山会发出呜呜的轰响，有人说如气势恢宏的钟鼓管弦齐奏，也有人说像是战场拼杀时的人喧马嘶。可惜我们在鸣沙山用尽跌打滚滑种种招数，就是什么都没有听到。
在沙漠里行走，若是平地还好，如果上坡则是走三退二，看起来并不高耸的沙丘也能让人觉得大概要爬到地老天荒。
踩着刀片向上爬 (摄影 孤城)
鸣沙山真正神奇的地方也在这里，按理说每天有上万名游客在沙山的斜坡上踩来踩去，流沙不断向下滚落，经年累月，沙山就会往前推移，并渐渐矮下去。
可鸣沙山却可以岿然不动，并“经宿吹风，辄复如旧”，每天都能亮出如利刃般的山脊线。
鸣沙山的山脊线 (摄影 孤城)
事实上，鸣沙山并非一直固定不动，只不过它移动的速度太缓慢，让人难以觉察。
地质工作者经过地层探查后推断，鸣沙山的扩展曾迫使党河向北改道，奇妙的是，沙山在吞没党河故道时，特意留了一小截出来，这一小截就是现在的月牙泉。
月牙泉 (摄影 孤城)
虽然月牙泉已与党河隔离，但两者依然通过地下水系紧密相连，所以党河水位的下降，也使得月牙泉的水面萎缩大半。为了避免月牙泉彻底干枯，如今人们每年都要花费巨资，通过各种手段为其补水。
很多人都喜欢坐在鸣沙山东侧的山脊上，静静地等着太阳落下，看日月辉映的瞬间。年复一年，太阳每天都按时赴约，可如果有一天地上的月牙突然不见了，这个画面该有多伤感……
日落时分的月牙泉 (摄影 孤城)
如果说金色的沙漠尚可亲近，那么真正让人胆寒是黑色的戈壁。
离开敦煌市区，往西北方向行车约100公里，不知不觉间大地已被一层黑色的砂石笼罩，继续向前深入，有一片绵延十几公里的神秘“古城”，城中古堡林立，街道井然，但却没有丝毫生气。每当风起，飞沙走石，狼嚎虎啸，令人闻之而心悸。
黑戈壁上的魔鬼城 (摄影 孤城)
风蚀古堡 (摄影 孤城)
这片号称“魔鬼城”的地质景观，其实是一种 雅丹地貌 ，整齐排列的古堡实际上是远古湖盆或河床上的沉积层。
地壳运动使这些固结程度并不高的岩层露出地表，强烈而持久的定向风顺着岩层的裂隙不断吹蚀，最终形成了这种与风向大致平行的垄岗状残丘。
雅丹地貌的形成机理 (制图 孤城)
在风蚀作用较为强烈的地方，还会形成一座座孤立的雕塑，它们形态各异，飞禽走兽无所不含，就连世界上的好多著名建筑也能一一找到对应。
“狮身人面像” (摄影 孤城)
“比萨斜塔” (摄影 孤城)
当我们即将进入魔鬼城核心“城区”时候，道路前方突然显现两扇巨大的“城门”，讲解员说，这座门叫英雄门，因为在景区修建之前，途径魔鬼城的路凶险莫测，进入此门便意味着生死未卜，能从门中进去，又成功走出来的人都是英雄。
“英雄门” (摄影 孤城)
黑戈壁与魔鬼城，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组合呀，它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一切生机，也极尽所能地恫吓着过往的行人。
然而这一带却是丝绸之路西出 玉门关 ，进入吐鲁番的必经之地，古时候的商旅要拿出多少勇气来抵抗这廓然无边的萧瑟。
从魔鬼城归来，再次路过玉门关时，才真正切肤地体会到什么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座在汉武帝时期就已设置的关城，虽然早已湮灭无形，但考古工作者还是凭着汉简上的蛛丝马迹在西湖湿地旁的 小方盘城 一带找到了一些相关的遗存。
玉门关小方盘城 (摄影 孤城)
从玉门关往南50公里，是纤细的南湖绿洲，绿洲西侧的古董滩上，高高耸立着一座残破的烽燧，学者们推断，烽燧的附近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 阳关 。
阳关烽燧 (摄影 孤城)
在戈壁大漠上，守住了水源，就守住了生命通道。所以无论是阳关还是玉门关，它们都扼守在敦煌以西最重要的水源补给点上。
进出敦煌的商人、邮驿、使者，无论是走昆仑北麓，还是走天山南麓，都必须经过两关。它们不仅护卫着河西走廊西大门的安危，同时也要负责为过往人员签发“护照”。汉唐时期，这两座在荒野上对峙而立的雄关一度热闹了数百年。
然而，所有的繁华都在公元八世纪中叶，戛然而止。
唐王朝爆发了 安史之乱 ，皇帝征调边塞的守军回中原勤王平叛，整个西北地区防务空虚，吐蕃[bō]势力趁机而入，河西走廊就这样从大唐的手中滑落。
阳关和玉门关，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一天起，那些送出去的书信再也没有得到回复，遥远的地平线上也不再有驼队与人群出现，那些能歌善舞的女人、叮当作响的玉石，香气四溢的葡萄酒也都消失了踪影……
而此时，远在关外的士兵，因河西走廊的失陷，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当他们孤悬于西域，苦苦等待援助的时候，也只有阳关与玉门关在苍黄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静静地遥望着他们，是最后的呼应，也是最深的绝望。
库木塔格沙漠 (来自摄图网)
公元766年，吐蕃已先后攻陷了凉州、甘州和肃州（即武威、张掖和酒泉），敦煌（沙洲）沦为孤城。守城的军民在苦苦支撑了20年后，也终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议和请降。
786年，河西与陇右一带的州县已尽数被吐蕃攻占，吐蕃统帅在占领区强制推行 “蕃化” ，要求汉人说蕃语，习蕃俗，“左衽[rèn]而服，辫发文身”。
然而，高压政策并不能驯服民心，敦煌在陷落后，州人虽“胡服臣虏”，但每到祭祀祖先的时候，都要 “衣中国之服” ，东向而拜，号啕大哭一场后，再把汉服脱下，偷偷藏起来。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蕃占区的百姓无一日不在翘首等待，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浩瀚如海的思念最终在敦煌掀起巨浪。公元848年，由张议潮率领的一支起义军高举 “回归大唐” 的旗帜，趁吐蕃内乱，夺回了敦煌，随后又以敦煌为大本营，一步步收复河西走廊。
他们管自己叫 “归义军” ，以“人物风华，一同内地”的主张，恢复秩序，抚慰人心，并派出十路信使，将敦煌光复的喜讯告知朝廷。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莫高窟156窟）
851年，张议潮委托兄长奔赴长安，将河陇十一州地图进献给唐宣宗，以重新确立与唐朝的隶属关系。
然而，从巅峰跌落的唐王朝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荣光，河西走廊虽然在名义上重新归属大唐，但中原皇帝已无力为经营河西提供实际的支撑，归义军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在强敌环伺的困境中夹缝求生。
从848年赶走吐蕃，到1036年被西夏攻灭，敦煌归义军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同中原建立联系的努力。
着中原官服的归义军后期领袖曹议金 （榆林窟16窟）
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 节点型城市 ，路通则盛，路阻则衰，这似乎是它躲不过去的宿命。
两宋时期，由于西域和中原之间又隔了一个 西夏 ，河西走廊通行不畅，海上丝绸之路便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当版图大无边的 蒙元帝国 到来时，北方又兴起了草原丝绸之路；而终于等到可以比肩汉唐的 大明王朝 时，中原政权已基本失去了经略西域的兴趣，嘉靖皇帝甚至主动将国界东移，在300公里外的嘉峪关闭门自守；敦煌就这样一步步沦为弃城……
嘉峪关，明朝中后期的西部边界 （摄影 孤城）
无人戍守的阳关和玉门关都相继崩塌了。它们倒向大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那个过程，没有人知道是发生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没有人听到砂砾随风吹散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天的风是往哪边吹。
所有的华章都被封存在了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而当它们再一次为世界所知，推开序幕的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提及敦煌，很多人会马上想到 莫高窟 ，而提及莫高窟也免不了说起那段伤心史。
从366年， 乐樽和尚 凿开第一掊黄土，到1897年， 王圆箓道士 住持莫高窟，1600的多年时光里，莫高窟的兴衰一直和敦煌保持同步。
转折发生在1900年的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正在清扫流沙的王道士无意间透过洞窟墙壁上的一条裂缝，打开了一座装满了经卷的秘洞。
藏经洞中的写经
学问不多的王道士也许无从知道这些已经封存了近900年的文物古籍有何等价值，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件自己处理不了的大事。于是，他先是请来了本地的乡绅征询意见，然后又一路步行到敦煌县衙上报给县令，最后又赶着毛驴走了800多里路，去肃州拜见道台大人。但所有的奔走呼告最终只得来甘肃省府的一纸命令： 检点经卷，就地保护 。
四处碰壁的王道士，无奈间竟斗胆给远在京城的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奏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苦苦等待。
饱受争议的王圆箓道士
他哪里知道，就在他推倒藏经洞秘门的那一刻， 八国联军 正在天津集结，准备进攻北京；两个月后慈禧将扮作农妇逃往山西；一年以后李鸿章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而重掌大权的太后，也将在罪己诏上高呼：“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整整七年，没有人理会王道士呈交的秘密，面对藏经洞里的文化宝藏，孤立无援的王圆箓也一定感到过一种说不清的沉重与困惑。
但他毕竟已经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一切，面对三危山下历代住持的圆寂塔，他可以略略感到心安了。
三危山下的僧塔 （摄影 孤城）
敦煌有古经书现世的消息已经散布了出去，王道士为筹措经费连送带卖而散佚的少量卷子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循着线索来到莫高窟，次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一前一后，莫高窟的大量经书文物被 连哄带 地以极低的价格卷走。除此之外，美国、日本和俄国的考察队也闻风而至……
保罗·伯希和在藏经洞翻检经卷
四万多件藏经洞遗书，大量精美的塑像，甚至连墙上的壁画都被这些所谓的探险家割下来打包装箱，大摇大摆地用马车拉走。
对于莫高窟，这无疑是一次惨不忍睹的掠夺，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这不过是无数掠夺中最为平静、也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窃取的唐代塑像
因为文物是在王道士手中遗失的，他自然要为此承担骂名。但，在整个国家都要对西方人奴颜婢膝的时代，我们又有什么底气对他倾注愤怒？
我们只能去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只能把这种恨化作奋发图强的内力，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不会再遭受同样的欺辱。
敦煌，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共荣共生的前沿阵地，始凿于魏晋时期的敦煌石窟更是秉承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
从王公权贵到平民百姓，不论民族，不论阶层，都可以成为石窟的开凿者和供养人，所以石窟所展现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释迦牟尼涅槃像 （莫高窟158窟）
石窟的造像和壁画除美学和宗教价值外，还囊括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歌舞、杂技、耕作、狩猎、营商、出行等 历史 事件和生活场景。而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也更加翔实。
这些宝贵的 历史 遗赠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 历史 学、宗教学、人类学、 社会 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史、艺术史、 科技 史、民族史最难得、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乐舞反弹琵琶 （莫高窟112窟）
其实敦煌不只有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它们大都地处偏远，抵达不易，所以从明代后期就基本处于乏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
直到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西方引起轰动，北京的学者们才后知后觉地把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甚久的土地。
1944年，国民政府在 社会 各界的呼吁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石窟群第一次被置于国家机构的庇护下。至此，数万件敦煌遗书已经流落国外30余年，世界各地的学者早已展开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 探索 。
固然，文化遗产被窃取令人痛心，但也许正是这样， 敦煌学 的崛起和发展才会如此地苍劲有力。
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不远万里赶到敦煌，面对残破不堪的石窟，他们没有沉浸在悲伤中止步不前，而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和紧迫的使命感在黄土崖壁上埋头苦干。
他们知道，与其去恨，不如努力不再落后于人，与其去争，不如让那份瑰宝折射出更绚烂的光彩。
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临摹） （莫高窟130窟）
关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让我们欣慰的是它们至少得到了细致的保管，国外的学者和机构也在努力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它们所蕴藏的信息，并以共享的形式打开了全世界共同研究敦煌的局面。
曾经，敦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成为四大古文明的汇流地，所以今天敦煌学也更需要全世界的人们来参与探讨。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穿越河西走廊》系列连载
一般的省级、国家级论文审稿需要1～2天，出刊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0.5个月，还有个别慢的需要4～7个月。质量水平高一些的期刊，还有一些大学学报，投稿的出刊需要6个月左右，快一些的3～4个月。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出刊另需要6～10个月左右，总的算起来大约是1年～1年半。北核、南核审稿需要3～4个月，出刊另需6～15个月左右，跨度较大总的算起来1年～2年。SCI、EI等与北核南核周期相仿。综上所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对各不同级别论文的发表周期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以免时间上赶不及白白错过评审多等一年。尤其是核心论文，一定要提前。不少客户联系到我们，想三五个月内出刊，那真是太难了，这种急单子我们要么不接，要么提前跟客户说好发不成全额退款，但不担任何责任
普刊（省级国家级）一般安排周期是1到3个月，比如现在是3月，现在基本都是征收四月的稿件，本科学报的安排周期一般在2到4个月，现在大部分本科学报基本都是安排的六七月的版面。北大核心以上级别期刊的安排周期一般在6到8个月，审稿周期一个月。三月安排的话，基本上要十月十一月的版面了。更高端的一些期刊已经在征收13年版面了，如SCI EI等。 ————中国期刊库
省级期刊：普通论文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要提前做好准备。国家级期刊：需要六个月左右，核心期刊难度会更高，六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不同类型的论文，发表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医学类论文，难度会更高，时间也更长。如果自己选择期刊投稿的话，审核时间不稳定或无限延长，加上中间修改时间，成功发表的周期更长。
敦煌文化起源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它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敦煌文化艺术又称莫高窟文化艺术，被称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它保存了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洞窟735个，彩塑三千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唐宋木构建筑五座。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就在此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更名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是中国文物保护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体系而且不曾间断的保护、研究工作。
1.“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 1996年4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2.“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 2001年4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3.“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2010年1月发表于《文学遗产》第1期；4.“敦煌写本重文号研究” 2010年2月发表于《文史》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1.《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12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旧学新知》1999年12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3.《汉语俗字丛考》2000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4.《校勘学概论》2007年4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5.《敦煌经部文献合集》2008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6.《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2010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