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众所周知，是8月1号是我国的建军节，这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在今年我国也是建军节成立了第95周年，那么建军节的来历究竟是什么呢？下面就让小编来介绍一下吧。
首先，建军节与南昌起义这个历史事件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看到，就历史事件来讲，在第1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切的认识到了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于是在南昌起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拥有自己的军队，为了挽救革命，对旧中国进行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是决定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一系列决策，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南昌起义。我们看到在南昌起义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才正式开始建立取得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实力也空前得到了提升，虽然此后也经历了失败，但是在历经磨难之后也都坚持了下来，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可以说8月1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军节时再合适不过了，这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现在国泰民安，但是对于军队的建设仍然不能够放松，8月1号是建军节，这个节日的到来也是告诉了全体公民军队的重要性，正是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也正是因为强大军队的存在，才能够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社会安全，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才能更加稳定，繁荣昌盛，可以说，拥有强大的军队是维护我国国防，保证人民幸福安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
相信在8月1号这一天，只要是有着爱国心的中国国民，都感觉到非常感动与振奋，这一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的第1天，相信也正是因为这一天的存在，能够激励着今后所有中国人永远奋发向前。
精心举办的活动已经告了一段落了，随着活动的结束，我们得做一份活动总结了。通过写活动总结可以更好的积累活动经验，为下一次活动做准备。所以，我们应当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应该怎么写好总结！怎么写活动总结才不会千篇一律呢？我收集并整理了“2022年八一建军节95周年活动总结（精选6篇）”，希望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xx周年，进一步深化“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履行职责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继承和发扬消防部队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扎实开展好拥政爱民工作，树立“人民消防为人民”的良好形象。上城大队结合实际，专门制定了方案，成立了系列活动领导小组，对“八一”建军节期间的各项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确保“八一”期间的拥政爱民和走访慰问活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一、重结合，紧抓传统，认真组织。在“八一”期间集中开展一次以拥政爱民为主要内容的光荣传统教育，并做到“四结合”，即把拥政爱民教育与“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履行职责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与部队基层基础建设相结合，与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经常性管理工作相结合，与执勤岗位练兵工作相结合。通过教育，使大队官兵充分认识到新时期做好拥政爱民工作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进一步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增强官兵服务人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意识，引导官兵切实做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
二、重实践，积极走访，倾听呼声。大队在“八一”期间，通过登门走访纳谏，举行警政、警民沟通会，廉政建设座谈会，邀请地方先进人物来队授课报告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争取县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消防工作和消防部队建设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同时，还要组织官兵广泛开展部队内外的走访慰问活动，一方面走访驻地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并利用消防站开放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展示消防部队的风貌，增进消防官兵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三、重本职，爱民实践，排忧解难。大队要求全体官兵要立足本职工作，发挥消防部队的装备优势，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应群众之所需，广泛开展各种便民利民服务活动，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四、重载体，活跃警营，优化环境。结合大队实际，合理安排好“八一”期间的基层部队警营文化生活。机动灵活的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组织警民联欢会、书法比赛、歌咏比赛等官兵喜闻乐见的活动，陶冶官兵情操，鼓舞部队士气，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五、重宣传，扬消防风貌、树官兵形象。节日期间，要重视和支持拥政爱民活动中的宣传报道工作，善于挖掘部队在抢险救灾、警民共建、执法为民、执勤训练、爱岗奉献等方面先进事迹，并充分调动和发挥有写作特长的官兵积极写稿、投稿，扩大社会影响。同时，要主动向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介通报情况，积极争取媒体的支持，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不失时机、限度地弘扬宣传，树立典型，努力做到报纸上有文字，广播里有声音，电视里有图像，网络上有信息，树立消防部队赴汤蹈火，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
双拥工作在县委、政府得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指示精神。立足基层，服务大局，注重建设，全镇出现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大好局面，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的社会氛围，为国家和部队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增强国防意识，开展国防教育
一年来，做好新形式下双拥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基本目标，以促进生产力发展那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为根本任务，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注重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和拥政爱民教育。在元旦、春节、“八一”等节假日和国防教育月开展双拥活动和国防教育。镇委、政府每年都组织召开拥军优属座谈会，领导带队走访慰问重点优抚对象。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拥军服务组织，就近就地走访慰问烈军属。
二、做好拥军优传工作，认真落实优抚政策
优抚工作是“双拥”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民政部门的一项经常相的职能工作，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传统性、政治性，做好优抚工作，有利于依法维护和保障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国防建设和部队建设，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年来，政府和广大群众发扬拥军优传的传统，把支援部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己任，不择不扣地认真落实政策，限度地使优抚对象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
1、抓实义务兵优待金的筹集兑现工作。
2、做好义务兵立功的奖金发放工作。
3、做好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和抚恤工作。我镇历年对优抚对象的定期补助和抚恤定额发放。全镇享受定补抚恤金的优抚对象196人，其中在乡伤残军人15人，领取在职伤残保健金4人，老复员军人38，带病回乡退伍军人143人。
4、切实开展好“爱心献功臣“工作，努力委重点优抚对象解决”三难“问题。今年切实解决住房困难的重点优抚对象9户，建行面积750平方米，补助资金5.3万元，解决治病困难的20户，1万元，生活困难的200户，2万元，切实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组织22名居民参加街道召开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_周年军民联欢暨优秀士兵表彰大会。军民联欢，共创文明。居委会开展“八个一”活动：对每户优抚对象进行一次走访慰问、赠送一份慰问品、为现役军人写一封慰问信、拉一条宣传横幅、搞一次宣传活动(黑板报、广播)、召开一次座谈会、办一件实事、给本小区内服役士兵打一个问候电话。
在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日子里，为了让学生们牢记和继承党的光荣传统，于7月28日上午在村居委活动室邀请本小区复员军人张爷爷讲故事，讲了当兵时参加自卫反击战的经历，听从指挥，严守纪律，英勇顽强，奋勇杀敌，取得自卫反击战胜利。同学们听了津津有味，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表示为将来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一定要好好读书。这次报告会共有15位学生参加。
活动进行中，管理处负责人向在座的所有退伍军人致以了节日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并带来了公司、管理处对各位退伍军人的期盼，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军人的带头作用，人虽然已经不在部队，但每个退伍军人的心仍在部队，仍要以部队的纪律来严格要求自已，敢于拼搏，服从指挥，要把雷锋般的奉现精神和团队精神充分发挥出来。
在座的各位退伍军人深受鼓舞、倍感振奋，齐声响应，首先感谢了公司对他们的关心，并各自谈了自已的感受，他们纷纷表达了自已的决心，要把军人的作风，在日常的工作中体现出来，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尽职尽责，做好自已的本职工作，为光华物业的宏伟前程铺平道路。
本次活动虽然形式较简单，但意义重大，大家欢聚一堂，同庆建军佳节，共叙鱼水深情，把公司对退伍军人的关怀传送到了每一个人心里，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增加了公司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度和凝聚力，充分体现了光华物业企业文化的精髓所在，为光华物业的优质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国防教育和双拥工作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多年来市第二中学非常重视国防教育,并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健全组织，科学规划
学校每学年都建立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双拥工作的领导。本学年建立了以校长、党支部书记_同志为组长，党支部副书记_同志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安排双拥工作、定期检查双拥工作。每学年学校工作、支部工作都把双拥工作作为重要的内容，明确责任，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切实把双拥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
二、规范运作，活动促进
双拥工作是加强军民团结的根本大计，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国防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中学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并把双拥工作贯彻落实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
1、学校在师生中开展了一系列国防教育活动,在校内形成了浓厚的国防教育的氛围。如定期举办国防知识竞赛、军训、参观部队、体验军营生活、学习消防知识、每周一举行升国旗仪式等。
2、重视军地情谊,我校同驻地32团榴炮二连是共建单位，长期以来互相支持军地建立了鱼水深情。每年建军节、老兵退伍,校领导都要与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校文艺队前往慰问。经常派教师去连队进行文艺、板报等活动指导，与部队开展各种联谊活动，互相交流工作经验。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全体党员与部队官兵在活跃气氛中交流活动经验心得，共温入党誓词，实现共促共学。同时,学校认真组织学习上级民政部门下发的各种有关双拥工作的文件,将文件精神贯彻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3、组织学生干部到消防中队参观学习。近年来，学校先后派出400多名学生前往消防中队参观学习，他们在消防中队领导的带领下，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中队的营房设施、内务设置、学习室、荣誉室和消防器材库等地。中队官兵分组将中队的消防车辆和装备器材为学生们作了一一讲解，让他们了解各种消防车辆以及所配备的各种消防装备器材的名称和用途，如什么样水枪用来扑救什么样的火灾，泡沫、干粉的不同用途和作用等。消防中队官兵为师生们表演着装操、灭火器灭火、消防百米障碍等项目，官兵们的精彩表演获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和一致好评。通过开展现场参观、知识问答、项目表演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技能，培育了他们认真学习消防知识、关心支持消防事业的责任性和积极性，并表示做一个合格的义务消防宣传员。
4、学校尽可能的解决共建部队实际困难。当我校听说共建部队驻地32团榴炮二连需要修缮营房时，学校二话不说从学校紧张的资金中拿出钱为共建部队购买了20吨水泥。同时，榴炮二连每年捐助我校2名贫困学生。另外,每年招生时,在同等条件下,学校对当地驻军子女优先考虑,解决了这些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国防建设,为国家做出了较大贡献。
我们坚信在上级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我们将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勤奋工作，开拓进取，在双拥工作中争取更大的成绩。
为了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加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根据《中共县委办公室关于开展“八一”建军节系列活动的通知》，我局扎实开展双拥工作，现将“八一”期间双拥工作总结如下：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
我局高度重视“八一”期间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八一”期间活动安排。为了确保“八一”各项活动开展顺利，我局召开会议，统一认识，制定了详细的《县司法局“法律服务进军营拥军拥属促和谐”活动方案》，将具体活动层层落实，确保各项活动开展顺利。
二、开展活动，形式丰富
1、学好政策理论。利用周一周五政治理论学习日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学习双拥相关政策，提高新形势下对双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做好双拥工作的自觉性和能力水平。
2、开展法治讲座。在“八一”建军节当天，司法局联合宁夏永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深入县消防中队开展“法律进军营”专题讲座，围绕法律援助及婚姻法的相关内容为消防官兵答疑释惑，增强消防官兵学法用法意识。
3、赠书法治文化书籍。司法局通过结合自身实际编写法治文化系列书籍，包括《县人民调解案例选编》、《县法律援助案例选编》、《公民法律实用宝典》等百余本赠送给消防中队官兵，将进一步丰富消防官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满足消防战士学习法律知识的需求。对增强官兵法治意识、提高官兵法律素质起到积极作用。
4、加强载体宣传。局机关及各基层司法所通过电子屏和悬挂宣传双拥标语，切实营造良好宣传氛围;积极收集整理资料，制作展板，充分展示司法行政开展双拥工作的具体情况;通过消息、微博等新媒体及时推送双拥政策、以案释法等具体内容，切实为“八一”建军节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_年期间，我校根据《关于加强拥军优属工作的若干规定》及区教育局关于建军节拥军拥属活动的要求，结合本校的实际，切实加强我校拥军拥属工作，强化全校师生的国防法律意识，推进了我校双拥工作的发展。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精心组织，措施落实，保证双拥工作的顺利进行。
1.学校党政十分重视对“双拥工作”的领导。
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加强教育，宣传加强“双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全体教职工进行拥军共建、双拥工作的思想动员，使每一个教职工都认清“双拥工作”的重要性，都乐意接受“双拥工作”任务，切实保证“双拥工作”任务的完成。
2.学校总体部署，积极发挥各班主任的作用，以班级为单位，利用暑假期间开展丰富多彩的双拥活动。
二、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广泛宣传，营造浓厚的双拥氛围。
1.学校张贴大幅的标语，创设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双拥活动中的氛围。
2.在7月24日的学生回校日，通过广播向学生介绍了建军节的来历及拥军拥属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开展双拥活动是加强民族精神教育的有效形式，使学生们自觉地投入到这项活动中。
3.布置学生在暑假中利用多途径寻找有关建军节的知识，并通过雏鹰假日小队活动在同学中广泛宣传。
三、寓双拥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提升学校双拥工作的层次。
1.我校结合“雏鹰假日小队”活动，组织全体学生在假日中广泛开展为军人、军属做好事。并要求每位学生在建军节期间至少为军人、军属做一件好事，8月8日的返校日进行统计总结，并对典型的事例在校会上予以表扬。
2.组织了部分学生到我校的德育基地—区消防中队参观慰问。请消防队的领导讲了消防的基本知识，并参观了军人宿舍。让学生在参观中感受到军人的辛苦，从而自觉为双拥活动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烈日炎炎，军人的战士们严明的军纪、一丝不苟的作风感染着同学们，同时他们也学到了好多消防知识，这真是一次特别的活动。
3.结合团员青年下居委志愿者服务队活动，利用学生到居委活动的机会，定期为学校优抚的军人子女进行包教包学服务，为军人家庭解后顾之忧。
4.组织三至五年级学生开展双拥征文活动，把在双拥活动中自己的所做、所见、所闻、所感真实地表现出来。
总之，通过这次建军节双拥工作的系列活动，在广大师生中牢固地树立了依法开展双拥工作的意识，从而使我校的双拥工作推向更高的层次。
建军节的来历是，在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带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论文写上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会被查重。因为论文里的数据是应该通过实验获得的，如果和别人的文献当中的数据一模一样，那就是抄袭。所以论文写上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会被查重。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
其实看到题主的问题描述我想到的首先是塔读，他们平台对历史文扶持是出了名的，最近还开了个收高质量文的”文创阁“频道，就包括军事，入了就是无间隔推荐，扶持力度真的不小。 题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塔读投个稿试试，他们家门槛不高，但流量和读者还是很多的。 给到作者的待遇也是非常丰厚，三七分的分成比例，作者七平台三，每个月日更5000字的话全勤会有600，当然如果你能更日更万字，全勤翻倍。 还有完结奖续签奖这些，达到要求都可以申请，就作者福利来说已经是比较突出的了。
去微博去百度贴吧去起点文学写都是可以的可以写出比较好的。文字的话也有人打赏有人观看有人转发。
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网文题材种类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盛景象，形成现代都市、玄幻仙侠、脑洞创意、历史军事、科幻竞技、悬疑奇幻等六大类型，题材种类越来越多样，而网文作者选择开书题材却越来越单一，众多作者扎推玄幻题材，少数优秀题材被迫成为冷门，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就是历史军事题材。
新人写历史军事文的话，建议大家先往一般的公众号上去投稿，如果通过的话，再往杂志上去投稿，比如说像我们是春秋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粗略算来，从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起，到1949年国民党仓皇逃离大陆，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成为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一段历史沧桑，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兴衰每每令人慨然兴叹，但感叹之后的深思，恐更有意义。 “革命党”与“执政党” 1894 年深秋，年仅二十八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当时，这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会认真看待。其实，这却是中国历史舞台上一出全新之剧的序曲，当然也是剧中主角国民党登上历史舞台的开端。 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毋宁说是由于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兴中会成立的时候，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蕞尔小国”日本。不久，希望在体制内变法图强的维新派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拒不变革，使清王朝丧失了最后“一线生机”。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国内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的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 1912 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第二年3月，选举初步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国会竞选的胜利。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无疑是袁世凯独裁的一大障碍。因此，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从而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组织涣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败，也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历史的裂缝从“起朱楼”到“楼塌了”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向掌握政权后的“执政党”的转变的深刻意义，却不能完全忽视。 一党治国 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组革命党时便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人格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局面，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党员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之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此时恐无人料及。 但如何带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革命党”前进，孙中山毕竟毫无经验，因此中华革命党不仅无法夺取政权，本身亦渐式微。从1916年到1922年，中国陷入军阀割据之中，政治一片混乱。孙中山两度联络部分军阀“护法”，却都因军阀背叛而惨遭失败。在极度困难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将越来越不景气的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虽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作了一些修改，但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仍与中华革命党一样，规定：“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设。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正在乘胜前进，两党矛盾却空前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开始了血雨腥风的“十年内战”。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专制政体。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五权分立”，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颁布的各种条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是“非法党 ”。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 从1929年到1931年，国民党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总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监察等全部权力都归国民党独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产生、形成，以后发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负责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收缴各种苛捐杂税，组织军事训练。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一直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 “胜利的灾难” 虽然国民党一直采取种种办法镇压异党，但以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他党一直未被其消灭。而且，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求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要求、呼声越来越强烈。1936年年末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再次合作，也为中国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停止了对异党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党派实现了局部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些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因反对蒋介石而被捕的民主进步人士，允许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物的查禁，《新华日报》等共产党报刊可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发行。特别是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更表明国民党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响和冲击，已开始做一些调整。 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掉。 1945 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何以至此，的确令人深思。 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按说，对敌产的接收，应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接管沦陷区敌伪政权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一些敌伪所拥有的公、私产过程。具体说，要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查封清点，查清财产有多少、属谁、来源等，该没收的没收，该还原主的归还原主。接收应有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头齐下、互相争夺乃至发生冲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如 1945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 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工作。各机构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许多地方只能靠日、伪军维持秩序，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幌子，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健全的有关规章，实际上完全无人执行。如1945年8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全都无效，但迟至一个月后才公布“清理敌有土地专门条例”。这一个月的空白期使许多“接收者”鲸吞大量土地，后来者自然也不甘心，致使这个专门条例只是一纸空文。 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而其“身价” 自然大为贬值。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有关利益集团居然故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更是便利。湖南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质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全部变卖一空，每天黄昏宣布戒严，将各种变卖物资转运到外地。安徽芜湖警察局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张，属专卖物资，上海闸北警察局局长伙同他人将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卖掉。据统计，北平被接收的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五分之一。全国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都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他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此种情况，国民党最高层当然完全清楚。在1946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当时是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因此“不能辞其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新”的要点，第一项即“多年以来，官商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破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 此决议列举的几十条“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即“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 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 提出要“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内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稍后，《中央日报》又发表题为《向官僚资本主义宣战!》的文章，主张甚至要用调查、告密、陈报、清查等方法尽快查明“谁是战时暴利者”、“谁是不法的接收人员”。 这些决议、文章的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言”，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它在党内坚持领袖独裁，对外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会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有关2战什么论文啊？ 战役 人物 武器 还是经济？
国民党衰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国民党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人民大众特别是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对，把人民搞得死去活来，谁还会去帮他？二，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其中包括军队的腐败。众所周知，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直到蒋介石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始终是由几个派系组成的，各部队之间互相争宠，勾心斗角，以保存实力为根本目标，根本不会很好地执行上级的作战方案。三，蒋介石个人的自身缺陷，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他犯了一个许多领导人都会犯的错误：越级指挥，一生兼职无数。造成指挥系统的混乱；四，国民党间谍系统的瘫痪，国民党虽然有着令人闻风丧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机构。但他们更多时候只是把枪口对准人民大众和蒋介石的异己。对于共产党他们完全失去了左右，从而他们不仅对敌人的动向毫无所知，就连自己的作战方案也时时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彻底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性，这样的话就算有百万雄兵和精良的全美械装备，也不过是给共产党当运输队而已。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必败无疑，它的失败是自身的原因，只是时间问题。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正说明朝十六帝》（许文继）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资源链接：
链接：
书名：正说明朝十六帝
作者：许文继
豆瓣评分：6.7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2005-1-1
页数：283
内容简介：《正说明朝十六帝》(图文本)凸现了可贵的平民视角，以明朝十六帝为经、以历史事件(重大政治事件和个人命运)为纬、以“正说”历史为号召、以解说疑案为重点。《正说明朝十六帝》是阎崇年先生著《正说清朝十二帝》的姊妹篇，由中国社科院明史青年学者精心撰写，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天有审订。
作者简介：陈时龙，男，江西永新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在《史学月刊》、《军事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从首善书院之禁毁看晚明政治与讲学的冲突》、《论明初大都督府之创设》等多篇论文。目前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史研究所明史室，从事明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许文继，男，辽宁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院。目前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从事徽学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论文多篇，著有《中国通史图说（第六卷）》，译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杨凤安，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副军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49年在第一野战军总部任作战参谋。1950年4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彭德怀参谋、秘书。1950年10月入朝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彭德怀军事秘书，紧随彭德怀日夜纵横驰骋朝鲜战场。参加编写《司令部工作条例》、《三防教令》、《共同条令》等，发表军史论文10余篇。王天成，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文职二级研究员。1950年至1958年主要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总部任参谋。回国后长期从事世界战争史研究，参加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多卷本），获国家图书奖（1995）、军科科研一等奖（1996）、全军科研特等奖（1997）、国家社科一等奖（1999）。主编兼撰稿《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五卷（图志）、合译《朝鲜战场上的美国陆军》等军事史著、图志与译著共12部。获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1、评中级职称，一般需要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发表三篇建筑类论文；2、建筑类论文发表的相关期刊有《建设科技》、《城市建设》《中华民居》《山西建筑》《建筑节能》等等，这些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一些，注意是相对于核心期刊；3、建筑类论文发表，可以自己写论文之后联系杂志社，进行审稿等事宜；也可以委托代理发表，现在很多期刊网站都可以代理发表论文，根据我和同事评职称发表论文的一些经历，建议联系专业、权威的网站，比如论文时代、文曲星论文网等。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史发展中，这种思想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从而使中国建筑有一种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宛若天成的气质，建设者们主要从善择基址，因地制宜，整治环境，心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