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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高哲 黄高良 黄高轩 黄高泽 黄高旭 黄高杰 黄高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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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好罗嗦啊。 古人都是有名有字的，现代人也有，我就有一个，家乡祠堂给取的，毛泽东也有，叫润之，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入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你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名字，只不过名一般在正式场合用，字一般在关系比较亲切的人之间用。比如宣读圣旨或者关系一般的人之间喊诸葛亮就会说“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而他的兄弟喊他时就会说“孔明来了啊”
象小名（乳名）一样！
国学“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 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于1935年）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到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文化转型,关于"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现在,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目前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国学”概念,他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我的国学观（千秋悠客）首先，我认为国学乃是一种社会科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他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在中国文化方面，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版块。 他跟文学艺术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学不是国学、历史也不是国学，艺术也不是国学。所以单纯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历史作品，他们本身并不是国学。国学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东西。就像文学理论是理论，而文学作品并非理论一样，文学家是文学的创作者，理论家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解剖分析的研究人员，他们从事的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一个重在创造，在想象，而一者重在科学的分析、研究。他们互为素材与主题的关系。文学、艺术、历史等，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乃是国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本身不叫做国学著作。而对他们研究而写出的著作才叫做国学著作。 接着看国学的研究对象。 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外，他还包括由此延伸出来的朴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图书版本及辩伪学、文物鉴定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学体系。那么这算是古典国学吧。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也可以称为国学。可以是现代国学。比如把现代文学、现代历史、佛学、宗教、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存在主义等等思想融入到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文化现象，都可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围，当然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严格的区分。我这里也就不深谈了。 再看国学成就的评价标准。 国学强调的乃是科学性、逻辑合理性、学术严谨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不是判断国学成就的主要标准。 艺术性与思想性乃是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不适用于国学范畴。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国学著作里面感受出他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比如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艺术色彩，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从形式上看，都具有艺术性的特点。但是，艺术性不是判断国学著作优劣的主要标准。就像钱穆，是典型缺乏文采的一位国学家，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国学成就，因为他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提供的材料，都属于非常成熟的。比较准确的表达了他的意思。 那么思想性是不是判断国学水平的标准呢？同样不是重要标准。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们强调的是论点、论证、论据的相关性，如果论据不能成立，那么再冠冕堂皇的论点，都是低劣的。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蔡元培的《红楼梦索引》刘心武的“秦学”，都只是一场场学术闹剧。我们不能说康有为的改良、蔡元培的革命不对，但是他们妄改事实、牵强附会，对于学术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才有后来的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辩伪，才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也因此被认为是踩着蔡元培成了红学家，但学术强调的是严谨，就是这样六亲不认的。认理不认人。）假如我们因为钱穆辩伪而影响康有为改良学说的传播，胡适考证而影响了蔡元培革命学说的传播，那么那只是他们在社会效应上产生的结果。但是在学术方面，并不能因为他们产生的社会效应而颠倒黑白。比如说刘心武的“秦学”引起了红学的普及，这是他的社会效应，但这社会效应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呢？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成就呢？不是的。也许有的结论或理论根本不能成立，但他在一个时期因为手段的创新性和思想的先进性而引起了大众的追捧，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对的。正如花费数年研发的产品，会毁于一句并没认真论证的谣言一样。你能说明这句谣言比数年的研究实践，他们写出的学术论文，更有价值吗？更正确吗？显然不是的。
字一般是和名字有联系的,一般是成年以后起,标志已成年,一般是士大夫或知识分子才有,平民一般没有相近的就像李白,字太白杜甫,字子美(甫就是美的意思)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相反的就像韩愈,字退之(愈和退是反义)还有有联系的苏轼,字子瞻(轼,就是车前扶手的横木，全车最高处,曹刿论战中就有登轼而望之,而瞻就是望的意思,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号一般是自己起的,表达自己的志向或情趣,也有别人起的,就像水浒传里108将的外号以上是个人见解下面是引用（一）什么是名、字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_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四）别号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1．号的来历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2．“号”是怎样形成的“号”的形成有两种情况：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_号“雪松道人”。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丙，深刻的寓意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丁，特定名词的运用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_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_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_（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_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以上讲的是“别号”。（五）富爵、地望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如称“地望”：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六）少见的数字姓名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1．姓是数字的，如：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2．名是数字的，如：秦七：秦少游黄八：黄庭坚柳八：柳宗元元九：元镇崔九：崔兴宗李十一：李构直张十二：张贾李十二：李白韩十八：韩愈李二十：李绅白二十二：白居易3．姓、名都是数字，如：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在中国古代，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一为姓是数字的，如：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二为名是数字的，如上文中提到的秦少游秦七，黄庭坚黄八，李白李十二等；三为姓、名都是数字的，如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等。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已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是热衷于数字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名字即数字，有时候会很有意思。倘若碰上一些均取数字姓名的人，说起来如同绕口令。比如：如齐千五同齐万四打齐万念五、魏四六告高四八杨百三偷牛事、杨五六欠钱十九钱六十九贯。仅仅是听这一堆名字估计就晕了，再要判断什么是非可真不是容易的事。古时，是些什么人在以数字作名字呢？不识字、没有文化的乡下百姓占多数，还有的人虽已有较雅之名，但因为祖辈一直有数字姓氏沿用，随习俗也便有了数字之名。百姓用数字取名，简单易行，不必求助于他人。虽无多的意义，但简单好记，而且还可以明了其排行，一举两得。如兄弟两人之间，一看便可知王七要比王六小，王七是弟王六为兄。女子也不例外，也会用到数字姓氏。例如唐宋时，女子一般不取名，而是论排行，叫作“某某娘”。于是，在杜甫的《观以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的“孙大娘”，韩愈在《祭周氏二十娘子文》里有“周氏二十娘子”，唐小说中有黄四娘、荆十三娘等。但大户人家的小姐，或者有文化内涵的女知识分子，当时却是有名有姓的，如蜀中薛涛、唐中宗昭容上官婉儿等等。数字取名的习俗一直保持到晚清，现今仍有极少数人在用，比如“周一飞”等。
黄高哲 黄高良 黄高轩 黄高泽 黄高旭 黄高杰 黄高艺
怎么说呢，我是旭哥的学弟。一个学校的，北京周边一个野鸡大学里跳街舞的，因为圈子共通和他接触不少。刚接触他的时候就感觉，扎实，一个老大哥的样子，爱音乐，爱篮球，注重身体，标准的新疆汉子。学校里搞说唱的很少，但是他一直很坚持，他们可以聊音乐一起听歌到通宵，也能为了给女朋友写歌准备很久，很nice的人。那时候也告诉我说唱不只是脏话，还有生活还有家。说唱和街舞这些文化传入以后更多的是peace and love and respect。更多的rapper还有dancer们都是像旭哥这样批判继承，也不能说传播正能量，他们的生活就一直很正能量。我还清楚的记得，在《中国有嘻哈》的前几集中，黄旭的表演镜头只出现了短短的0.8秒。甚至他当观众的时间，都要比他表演的时间多，有人统计过，是36秒。这就是黄旭在《中国有嘻哈》前半部分的全部戏份了，而当他杀出重围，获得有嘻哈6强后，人们又重新谈论起了那短短的0.8秒。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黄旭又是靠着什么用了短短的0.8秒完成逆袭的呢？其实在这个转瞬而过的镜头背后，在黄旭的身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黄旭来自新疆阿克苏，大学时期才开始接触说唱，便着迷于此。他大学时的好兄弟，Trouble X则是他的说唱领路人，在看了2010年马俊夺冠的视频，黄旭对说唱的热爱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加入了室友Trouble X组建的团体Side开始他的Freestyle Battle征途。关于黄旭的Battle故事，我们不再详述，过去我们曾专门做过推文，有兴趣的朋友点进去看看。黄旭，在IronMic决赛求婚的硬汉，Battle中越挫越勇的说唱狂人黄旭说他特别感激Side，Side教会他什么是Hip-Hop什么是Flow。黄旭在《中国有嘻哈》里面，最后阶段演唱的《Round 4》前说道，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第一个团队Side。Trouble X与黄旭是亦师亦友，在今年《中国新说唱》的海选中，黄旭也现身为Trouble X助阵，足以看出他们深厚的兄弟情。关于黄旭与Trouble X的故事，我们过去同样出过推文讲过，这里也不再展开。【江湖情】苟富贵，勿相忘——献给黄旭和他的兄弟！
就是你自己 别人
下面是《外国语学院2015招生年度学术型研究生报考指南》中的资料（原文：）。如果是看招生方向可以看第一大点。如果是要看俄语学院的老师都有什么研究方向，可以看第三大点“导师介绍”，里面非常详细。俄语语言文学专业一、硕士招生考试说明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是北大最早设立的几个外语系之一。现有教师19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0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6人。硕士招生包括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以及俄汉翻译四个方向，学制均为3年。硕士招生分为推荐免试和应试两种。推荐免试考生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由各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毕业生，经由俄语系统一组织笔试和面试。应试考生需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所有方向考生考试科目和内容相同。招生考试科目除英语和政治外，还包括“俄语语言、文学及文化”、“综合考试”两个科目，具体情况如下： 1、 俄语语言、文学及文化，试卷总计150分。其中：（1）俄语（100分）：（不设参考书目），主要考察考生的俄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试题内容包括词汇语法（30分）、阅读理解（20分）、俄汉互译（30分，分俄译汉和汉译俄两部分）以及俄语写作（20分）；（2）文化国情知识（20分）：参考书目包括《苏联概况》、《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等，试题类型为客观题和简答题；（3）文学（30分）：参考书目包括曹靖华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修订版•上卷）[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等，试题类型以简答题为主。2、综合考试科目：“综合考试”由外国语学院统一命题。有关综合考试的内容请详见“综合考试说明”。 二、博士招生考试说明1、学习年限和培养目标学习年限：4年。提前毕业和延长学习年限参照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有关规定。培养目标：应具有坚实、宽广的俄语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具有严谨、求实的学风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立见解。熟练掌握所学语言，第二外语应具有一定的口、笔译能力及阅读与本专业有关书刊及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能力。2、 学习安排和论文撰写：3、 博士生入学的第一、第二学年按照导师制订的培养计划完成必修课、选修课、写读书报告等一系列学习内容。课程阶段完成后进行学业综合考试。综合考试合格后，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分以下几个步骤完成论文的写作与答辩工作：1）开题报告；2）预答辩；3）毕业答辩。4、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之前，一般应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篇。5、 对考生的基本要求：1）具有硕士学位；2）具有扎实的俄语基本功及第二外语阅读能力；3）具有所报考研究方向及相关学科的扎实基础知识；4）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5）具有初步研究计划；6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博士入学考试分初试（笔试）和复试（口试）两个阶段进行。初试成绩合格者与硕博连读候选人（即硕士生中已被接受为预备博士生者）一起参加复试。（另见当年的招生简章及招生专业目录。）俄罗斯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有三门，一门公共课“英语”，执行北京大学的统一要求；两门专业课“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史”：前者主要考察考生的俄语语言应用能力，考试类型包括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双语互译和作文；后者考察考生对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的深层理解，运用文艺理论剖析文学现象。题型为三或四道论述题。俄语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有三门：一门公共课“英语”，两门专业课为俄语语言学理论、俄语（考试内容同文学方向）。俄罗斯文化国情学方向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有三门：一门公共课“英语”（非俄语专业考生可选择统考俄语），两门专业课为“俄罗斯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理论”。题型为论述题。 三、博士生导师介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李玮（2015年停招），女，1964年生，教授。1983年云南大学俄语系本科毕业，1989年武汉大学俄语系硕士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俄语系任教。1999年获北京大学俄语系语言学博士学位。2005年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学位。1999-2000年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访学。2005年7-10月，2010年10-12月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访学。主要讲授课程有：本科实践俄语、俄语视听说、 俄语报刊阅读、俄语文化背景知识阅读、俄罗斯文化国情以及硕士研究生课程现代俄语话语语言学，博士研究生俄语传媒语言学等。主要研究方向如下：1）俄语话语语言学，2）俄语传媒语言研究，3）俄罗斯社会政治与传媒文化。主要著作：专著《从超句体到片段》、合著《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俄语感叹词教学辞典》，专著《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合著《俄文版中国文化背景知识》。在研课题：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涉及俄语语言及俄罗斯文化的论文近三十篇。近年来在北大俄语系和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同时指导俄语语言和俄罗斯新闻文化两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正在指导一名俄语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15年停招。 宁琦，1969年3月出生，教授。1987年9月至1997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先后获得学士学位（1991）、硕士学位（1994）和博士学位（1997）。1997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始终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俄语理论语言学、传统句法学、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以及配价语法等领域。在教学岗位上，先后承担本科生、研究生课程：基础俄语、俄语语法、俄语视听说、俄语功能语法、俄语报刊阅读、俄语语法学（句法）、俄语句法研究动态、俄语语言学理论研究等，已指导俄语语言学方向研究生4名并全部如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学术成果：独立译著2部——《俄语新论：语法. 词汇. 意义》（上、下）、合译著作1部——《形象诗学原理》；合作著作1部——《俄语模型句法学》（吴贻翼、宁琦），该著作于2002年底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先后在国内外核心和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与研究方向契合的学术论文30余篇。独立承担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流变与走向》、《现代俄语述体配价的研究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参与完成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项目——“俄语学理论研究与交流”之“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理论译库”；参加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并担任子课题负责人。现担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俄教育合作分委会之中俄语言教学学生、学者交流和科技合作联合工作组语言教学合作领域中方专家等。 彭甄（2015年停招），1963年10月出生。教授。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教授俄语专业语言、翻译和文学等方面的课程。讲授的主要课程包括《俄国文论史》、《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学翻译》和《中外翻译思想史》等。已完成指导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和俄罗斯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0余名。参编教材有《俄罗斯文学简史》（任光宣主编）和《俄汉—汉俄高级口译教程》（与王立刚合编）两部。在科研工作方面，学术研究方向包括“现代翻译理论”、“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论”三个领域，具体论域有“翻译基本原理”、“文学翻译理论”、“契诃夫文学创作”以及“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文论”等。主编有《20世纪俄国经典文论译丛》（包括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心理学》和佩列维尔泽夫的《形象诗学原理》），翻译学术著作有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出版学术专著有《跨语言的书写——翻译文本的“异”性结构》。另外在各级学术刊物和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若干篇。 王辛夷（2015年停招），1961年出生，教授。198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先后获得学士学位（1984）、硕士学位（1991）。2004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始终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2002年起曾担任俄语主干课主持人，先后承担本科生基础课7门、研究生课2门，包括：基础俄语、高级俄语、俄语视听说、汉译俄教程、俄语口译课、俄译汉教程、俄语词汇修辞、汉俄结构比较、俄语语篇修辞学。编写教材《俄语报刊阅读――技巧与实践》（2007），《俄语词汇修辞》（2013年），主编《俄语阅读教程》1－4册，本人编写第三册，《俄语学习背景知识》（合著，本人为第一作者）。合译并审校斯坦尼斯拉夫《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俄语语言学，语篇语言学、语篇修辞学、汉俄比较与翻译等领域。主要成果包括专著一部：《俄语政论语篇研究》，合著两部：《俄汉对比与俄语学习》，《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先后在国内外核心和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独立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项：《俄罗斯语篇语言学研究综论》；参加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承担北京大学教材建设项目一项：《现代俄语修辞》，北京大学985规划教材项目3项（已完成）。1999年12月至2002年7月曾担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系主任；现担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系主任，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编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与应用语言所（虚体）所长。指导硕士研究生若干名，目前指导两名博士生，曾指导一名博士后，该博士后已于2013年10月顺利出站。 查晓燕1965年生，教授。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硕士学位，硕士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与中俄比较文学（为俄语系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并于同年留系任教；1996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成为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培养的第一位博士。曾两度前往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作高级访问学者（1994-1995，1999-2000）。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其他学术兼职如：外国文学年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普希金研究会副会长。讲授过本科生的基础必修课：俄罗斯文学史、实践俄语、俄语视听说、俄语阅读——文化背景知识、俄苏文学史（中文系、原图书馆系）；全校性的本科生通选课“中俄文化交流史”。讲授过的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俄罗斯文学史、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中俄文化交流史、俄国小说史。已指导俄罗斯文学方向硕士生六名（1998年起）、俄罗斯文化国情方向硕士生六名（1999年起）。已培养出两位俄罗斯文学方向的博士，正在指导一名俄罗斯文化方向的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发展史、普希金研究、中俄比较文学与文化、俄罗斯文化。已出版的专著有：《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海南出版社，1993年）《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主编有《曹靖华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发表译文（论文、俄罗斯当代小说）近十篇。 赵桂莲，1965年生，教授。198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0年以公派形式赴俄罗斯学习，1994年获得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副博士学位，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7年正式进入该校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该系系主任。除教学以外，主要从事古代俄罗斯文学、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传统文化研究，已出版专著两部：《生命是爱——〈战争与和平〉》，《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独立完成的译著一部：梅烈日科夫斯基的文集《先知》；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博士后基金项目“白银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辨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19-20世纪之交的文学评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外国神话史诗研究”之子课题“俄罗斯神话、英雄史诗和壮士歌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文学特征研究”。正在指导三名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