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也正是如此。1999年11月末，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在美国的西雅图召开。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被称为“千年回合”的全球谈判竟然无果而终，会场外的反全球化人士聚集在一起，高呼反全球化的口号。他们砸毁了作为全球化表征的麦当劳快餐连锁店，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与反全球化思潮汇合，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反全球化运动随即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世界跨入2000年不到半个月，以《世界经济论坛》闻名于世的达沃斯会议中心发生炸弹爆炸，肇事者称其目的是反对经济全球化；2000年2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各国的反全球化人士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声音；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举行的同时，世界各国的反全球化人士组织了“人民峰会”(People‘sSummit)；2000年9月下旬，在布拉格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会场外，来自各国的反全球化人士举行示威，要求解散作为全球化工具的这两大全球性经济组织；2000年10月下旬，来自全世界的约两万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第三次亚欧会议门外聚集，并组织了“亚欧会议人民论坛”(theAsianPeople‘sForum)；2001年3月，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召开的旨在推进全球化的环境部长会议，遭到了反全球化人士的抗议，他们在戒备森严的会议大厅外部燃放了一枚“火箭”；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了第三届美洲高峰会议，与会议同时举行的是会外大批反对组建自由贸易区的示威群众的抗议运动；2001年5月，全球多国都有“五·一”劳动者大示威，部分演变成骚乱；2001年6月，在瑞典歌斯堡举行的欧洲联盟峰会，引来几万名示威者，骚乱持续多日，最后演变为严重的暴力冲突。2001年7月，八国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期间，来自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十多万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并同意大利宪兵、警察和安全部门人员发生严重流血冲突。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当今的反全球化思潮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
“反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何时提出已无从考证。如同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一样，反全球化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确切地说，应当把反全球化与抵制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严格区分开来。反全球化不应包括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质疑和批评，而仅指对全球化的极端否定态度。但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反全球化，包含了对全球化的一切质疑和批评。反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思潮针锋相对，体现了后冷战时代愈来愈清晰的意识形态分野。可以说，反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矛盾深刻性的体现。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这股反全球化思潮还在发展中。就目前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思潮，是一种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大潮、显潮，反全球化思潮还是一股小潮、潜潮。但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二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就不同。人们一般认为，由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启动的，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占尽先机，取得了最大利益，所以他们赞成全球化的呼声最高。而发展中的国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上是被全球化的，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更大。事实上，反全球化的力量构成比较复杂。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同样不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却要承担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他们反全球化的情绪和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反资本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虽然都各有其反全球化的观点，而且观点庞杂，歧义迭出。但概括起来，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相同的，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了危险性的进程，是一种“意识形态陷阱”。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价值术语。其意蕴是：其一，借全球化之名自由地推销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维护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由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他们希冀在全球化过程中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分得最大分量的“蛋糕”，占尽最大利益；其二，自由地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形成巨大冲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融入量的增加，这种冲击将愈加激烈。这种情况极易产生模仿效应，导致本民族文化传统失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解体，直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本应执着的精神根基。
因而，在一些反全球化者看来，全球化等于“新帝国主义”。目前的Internet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所以，全球化即“西化”、“资本主义化”。驰名世界的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Amin)认为，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帝国主义“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体制的全球性扩散，也就是西化的全球性普及。“西雅图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新经济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只是在形式上有新花样，实质上不过是否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它们建立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之上：一是金融的逻辑控制社会的一切；二是给市场以最大的自由。推行这两个原则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原则是不对的、不合理的。它们激励的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这种什么都由市场来控制的经济逻辑，不会产生人们所希望的和平，而是冲突。这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表现出资本要控制一切的倾向。这就是今天的全球化。”(注：李崇富、罗文东：《西方左翼学者论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2)。)
其次，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将世界的生产和交换连为一体，但从世界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却没有在全球呈现正态分布。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注：房宁、王小东、宋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据有关统计资料，全世界有六万多家跨国公司，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主体力量。这是一种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多次谴责过的“新经济殖民主义”。“……如果新经济殖民主义的威胁被真实地感觉到了，那么人民走上街头抗击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外国对当地产业的控制被认为是过分了，人民将争取获得控制权，示威、大规模游行可能升级，也有可能转化为暴力和破坏。”(注：庞中英：《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2)。)
反全球化者对全球化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深表忧虑：一端是高工资、高消费所导引的享乐主义盛行的发达世界，一端是发展明显滞后的不发达世界。整个世界关系在零和博弈之中，这一零和博弈继续产生“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据有关统计资料，拥有世界1/5人口的高收入国家掌握着全世界86%的国民生产总值和82%的出口市场，而占全世界人口1/5的最贫困国家仅占每一项的1%。人类20%的富有者消费着8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的贫困者只消费着世界财富的1.3%。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今已上升到74∶1。20年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最不发达国家仅二十有余，而今却增加到48个。3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天的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13亿人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这巨大的贫富悬殊用活生生的数字宣布了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普遍福祉的神话的破产。拉美一位前总统说，西方得到蛋糕，我们只有面包屑。我们在全球化的中心，看到的是财富、权利和温文尔雅的享乐，但在全球化的边缘，我们看到的却是贫穷、饥饿和危机四伏的动乱。这种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必将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世界和平；而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不仅使不发达国家不能摆脱贫穷和困顿，也会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受阻，归根结底只会有碍于整个人类的持续发展。
再次，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导致“涡轮资本主义”，将绞杀民主。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爱得华·勒特韦克在其名着《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中认为，所谓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超越地理的界限、技术和通讯的发展、由于产品的非物质化而导致的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消费的同质化等等现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国际化。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经济试图超越政治和法律的限制。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相结合，产生了今天的“涡轮资本主义”。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使“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造成“社会的失效”。勒特韦克强调，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使资本主义成为一部绞杀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义”。
德国《明镜》杂志两位着名记者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图景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最后，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一系列不可治愈的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那些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对全球范围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需要在全球范围的共同合作中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和折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性问题以更尖锐、更鲜明的方式冲击着人类。英国经济学家克利夫·克鲁克认为：“对于态度最激烈的批评者而言，全球化(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大进军)是压迫、剥削和非正义的驱动力。他们认为驱使恐怖主义者施以令人发指暴行的愤怒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说，恐怖主义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抗议者们认为，国际资本主义也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注：克利夫·克鲁克：《全球化及其批评者》，《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1)。)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反全球化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利益分配方面也是不均等的，也出现了相对贫困和边缘化现象(虽然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边缘化不可同日而语)，即所谓的“第三世界化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竞争不仅仅限于低技能工人，而且也波及到其工作可能通过遥感信息手段而处于‘网络’状态的所有劳动者”。(注：F.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吸引外资的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追求高额利润，正在不断地向具有资源禀赋而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在那里生根开花。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在这同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国内工人的就业机会也受到威胁。同时，失业工人的增加，给在业工人也带来压力，资本家趁机在在业工人工资、劳动保护、退休金等方面进行削减或克扣，从而恶化了在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因此，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凡是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重大国际会议，都成为反全球化示威的目标。虽然反全球化参与者鱼龙混杂，除了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会力量外，还有新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贸易保护论者，还包括一批另类激进分子。但他们却由于反全球化而走到一起。值得警惕的是，他们有时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把失业的痛苦和对全球化的仇恨转移到外来移民身上。如此这般反全球化，有可能改变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从中也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非理性特质和局限性。
另外，反全球化其实是在反对某种同他们本身信念、价值观相背离的全球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千年报告》也曾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三
全球化绝不会因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而停止其进程。因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鼓与呼还是反与讽，你都得融入全球化过程，否则你将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危险。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造成全球范围内利益分化严重不均、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凸现，影响到整个人类发展的程度，再奢谈什么全球化的美丽憧憬，就太不顾及起码的现实了。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反全球化者的看法是片面的，有些行为与情绪是显然错误、过激、非法和非理性的，但它在全球化负面效应越来越凸现的背景下，登高疾呼，严肃地提醒世界舆论注意全球化的许多负面影响，具有警示作用。它昭示：全球化并非是一种毫无限制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它要受到它自身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的制约。如果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得不到有效的规避和矫正，那么，全球化进程不是不存在陷入停滞、断裂甚至逆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倾听反全球化的声音，并直面反全球化中的合理成分，是全球化顺利推进的基础和前提。
事实上，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是全球化自身带来的，而是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换言之，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资本就其本性来讲，是天生的国际派。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这正是反全球化运动和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昭示将更鲜明地体现出来。
从目前情况看，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处在体系性扩张与转型的时刻，资本的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很快地在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面临空前的危机。这一点，已经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中暴露无遗。全球金融界的大亨乔治·索罗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明确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市场的不稳定，二是非市场部门也即国家层次和国际政治的失败。市场的不稳定将导致国际资本体系的瓦解，而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则会形成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带的非均衡化，由此产生的巨大政治压力最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体系。目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特性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的各种资源都是靠资本的洪流被整合在一起的，而支持这一巨大的循环系统的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只要资本主义挂帅一天，对金钱的追求就会凌驾于其他的社会考量之上，经济和政治的安排就会出现偏差。”(注：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远方出版社，1999年。)在目前被普遍看好的全球化机遇面前，索氏悲观地认为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
索罗斯的言论或许有其片面性，但它至少表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是像表面所展现的那般茂盛，而是孕育着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的发展趋势如何，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资本主义不是各种体制竞争的最后胜利者。全球化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冲突的，只是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充分的条件让它寿终正寝。目前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完全成熟的标志。作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形态，它在不断地对自身进行修正、完善的同时，也为另一种更优越、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对它的全面的、辩证的否定，不自觉地构筑着未来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基础。这是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给予我们的昭示。
从反全球化思潮的视角看，未来的全球化乃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它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是由科技的进步所导引、由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世界各国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和科技成就的全球化；是不同国家的人民和睦相处、取长补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全球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历史活动的客体(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转变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实现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交流融合、和而不同、实现共存共荣的全球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揭示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全球化。这样的全球化，显然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积极扬弃。从马克思主义视域来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事业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是全球性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