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
9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我国史坛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曾数度掀起全国性的讨论热潮［注解：讨论的主要结果形成了1957、1960、1981年和1983年出版的4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然而到了90年代，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热情逐渐减退，有新意、有创见的论着越来越少见，以往全国性讨论的盛况更已成为明日黄花。
造成这种降温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存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内部的原因，同时也有发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之外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整个理论构架在80年代中期已完全定型［注解：这种定型，以傅衣凌、吴承明先生于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理论着作为代表。］，以后不见再有发展；同时在史料的发掘方面也未出现突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项研究已到达了其顶点。从外部原因来说，在最近10年中，我国学者对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的看法有了颇大变化［注解：关于这种变化的最新表述，可见于《历史研究》2000年2期刊载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及《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五种生产方式论，现在变成了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而只有先弄清了这些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也才有可能继续进行。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出现降温是必然的。然而，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我国经济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注解：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2期。］。这种特殊的重要性，令我们不能眼看着它就这样逐渐“淡出”史坛而无动于衷。即使是对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持否定看法的学者，也应对此说做出认真的分析，然后陈述其否定的理由，而不能持一种不屑谈论的态度。
对资本主义萌芽说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对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而构成这个理论基础的关键，就是英国模式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性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对象进行探讨。同时，由于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经济状况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也将主要以江南为中心，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英国模式：重要性、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过去的世界近代史研究中，西欧的发展道路一向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但是这种公认的普遍意义近年来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因此对这条道路及其普遍性问题做一扼要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国模式及其重要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欧道路”，实际上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因此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化模式，也被称为英国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
英国工业革命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够发生？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一直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学者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版本的“工业革命”说。这些版本随着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被修正，因此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看法也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目前为较多学者所接受的是迪安（PhilisDean）和诺斯（DouglasNorth）的观点。迪安说：“工业革命一词，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他接着指出：“这一转变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革来说明：（1）经济组织变革，（2）技术变革，（3）工业结构变革。这些变革和（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人口、总产值及人均产量（即使不是立即、但是最终将实现的）持续增长有着一定的联系。”［注解：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迪安执笔），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131页。］诺斯则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步相互影响的过程”［注解：Douglas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History，W。W。Norton ＆ Company（NewYork），1981年，158－159页。］。简言之，工业革命近代工业化的实际开端，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成功地体现这种转折的经验模式，就是英国模式。
英国模式之所以在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因为在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中，只有英国是“自发”地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近代工业社会的惟一事例。虽然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离不开一定的外部影响，但是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注解：〔日〕大河入晓南：《英国的工业革命》，中译本，收于周宪文编《西洋经济史论集》，
台湾银行1984年印行。］。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则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甚至是紧随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法、德等国也不例外［注解：在研究工业革命发生的特定条件时，法国经济史学家克劳德·福伦说：“法国不是这一革命的原发地，按照一个普遍发生于西欧的过程，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输入并向英国仿效的结果。”德国经济史学家克纳特·博查特也说：“不列颠的经济发展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引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4卷上册第1章《1700－1914年法国的工业革命》（福伦执笔）和第2章《1700－1914年德国的工业革命》（博查特执笔），2、66页。］。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其近代工业化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史上的这种特殊地位，其经验对于研究近代工业化的产生和成功的历史，当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
其次，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变的经验，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相一致。根据这些规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再生产的扩大。虽然再生产存在于一切社会生产之中，但是在近代工业化以前，社会再生产主要是简单再生产。只有到了近代工业化时代，扩大再生产才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特征。因此由工业化以前的经济向近代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的社会再生产向以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社会再生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也就是工业革命。
社会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生产（主要即重工业）和生活资料生产（主要即农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简单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基本上保持稳定。但在扩大再生产中，这种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资料生产所占的比重较前有明显提高。因此在社会再生产迅速扩大的时候，生产资料生产扩大的速度往往比生活资料生产扩大的速度更快。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一般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以纺织业为先导，但实际上在这场革命中起更大作用的却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即所谓煤铁革命。如果没有这个煤铁革命，工业革命是不能想象的。
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关系的变化，存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传统农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但只有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清楚。因此英国经验在近代工业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当然也自不待言。从此意义上可以说，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模式，正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出来的那些普遍规律的具体化。如果我们在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问题进行研究时，不用英国模式作为体现这些普遍规律的具体参照，那么我们又能用别的什么模式作为参照呢？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并不可能背离上述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则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不完全是一种外源性发展，换言之，在近代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与近代之前西欧相类似的发展，而这些发展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对于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使用英国模式作为最主要的参照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英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英国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适用于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换言之，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一两个重要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的发展就可以导致近代工业化。这种看法因违反了这些规律，因此不能成立。因为英国经验最完满地体现了这些规律，因此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成长模式（即英国模式）也就是这些规律最好的具体化。在此意义上而言，英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研究，确实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研究方面也同样适用。中国真正的近代工业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后期，在江南最为成功。这个进程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里不拟全面分析。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西方对江南等地工业发展最重要的积极影响是，江南因此获得远比过去充足的煤铁供应，从而突破了能源、材料的制约。同时西方还在江南建立了一个近代机器制造业，使江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这样一来，有力地改变了江南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比重过小的状况，从而使江南经济得以按照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发展，逐渐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因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再生产扩大的基本内容，在江南的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然而，虽然以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研究具有上述的普遍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英国经验又有其特殊性。特别是由于只有英国是“自发地”发展到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其经验本身就十分独特，不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具有。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对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的发生情况都与英国完全一样，那么我们在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就没有必要以英国模式作为主要参照了。
英国模式的特殊性，近年来已得到欧洲经济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证实。其中雷格莱（EdwardAnthonyWrigley）表述得最为清楚，而且也最具深意。他指出：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organiceconomy）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mineral－basedenergyeconomy）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注解：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8年，115页。］。欧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不具备后一条件，因此也难以自行出现工业革命。近代早期西欧先进国家荷兰和法国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注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19页。］。荷兰在17世纪曾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本国不产煤，其他燃料也很少，必须从邻国输入。约翰·奈夫（JohnNef）指出：从国外进口煤，不仅使荷兰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使本国经济置于外国商业政策支配之下。这与荷兰工业长期停滞不前，以至丧失其原来的领先地位有重大关系［注解：John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GordgeRoutledge and Sons Ltd（London），1932年，234页。］。法国在1763年以前，商业并不落后于英国（甚至还略为领先），1780年时铁产量3倍于英国。然而法国本身所产煤不能自给，需要从国外大量输入，这为法国工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英国年产煤约1000万吨，而法国却只产70万吨。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铁工业。1780年英国铁产量仅为法国的1／3，而到1840年却为法国的3倍以上。因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煤不足是法国工业向需求有限并波动不定的奢侈品生产发展，而不能向英国那样在有着大量而固定需求的大规模消费品生产方面大步前进，从而成为引起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注解：前引Nef书，126、234－237页；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282－283页。］。转也正因为英国模式在欧洲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查尔斯·蒂里（CharlesTilly）认为从18世纪中期的情况来看，完全无法预见到19世纪的近代工业化：“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政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注解：CharlesTilly，Flows of Capital and Forms of Industry inEurope，1500－1900，转引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42页。］这种前景与其说与我们想象中的18世纪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的情况相像，倒不如说与明清江南的情况相像。
许多欧洲经济史学家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模式对欧洲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他们所指出的主要原因却与马克思理论所表明的情况相一致。例如雷格莱认为以“有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和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是以不同的内在逻辑而运作的。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的经济成长道路，若用一种成功的经济来描画，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它决不表现为幂的形式，因为幂的形式已成为那些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经济的标志。”［注解：E。A。Wrigley，TheLimits to Growth：Malthus and the ClassicalEconomists，收于Michael S。Teitelbaum and JayM。Winter，eds。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Intellectual Tradi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9年。］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那种经济增长与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和以矿物能源大量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两者之间的联系最初是很偶然的，并无因果关系［注解：前引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England，115页。］。换言之，即使是在英国，如果没有煤铁工业的重大发展，亚当·斯密时代的工业发展也并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因此格雷厄姆·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等明确认为工业革命并非必然［注解：他主编出版的一本新着，书名就叫《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见GraemeDonald Snooks，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cessary？Routleoge（London and NewYork），1994年。］。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研究，如果从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普遍规律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说，它又没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对英国模式做这样的认识，就能够更好地解释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 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相符还是相悖？
依据上述对于英国模式的认识，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模式是否与明清中国的实际相符。这里我们选取江南地区为例来进行分析，原因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上，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英国与江南曾分别是欧亚两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工商业的发展方面）。因此把英国模式与江南现实进行比较，自然很有意义。
（一）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
如前所述，近代工业化发生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即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表现为重工业的快速成长），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近代早期英国的情况正是这种社会生产结构转变的最好例证。以煤铁工业为主干的重工业急剧发展，使得重工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6世纪后期与17世纪初期，煤已与谷物、羊毛并列成为英国三大主要产品。而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据当时人说，英国铁生产按其重要性在各工业部门中已名列第二位［注解：前引Nef书，171页。应当强调的是，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半个世纪的1805年，英国钢铁工业的年净产值也仅与棉工业相同而略低于毛工业（见PhilisDean与W。A。Cole，British Economic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69年，223页）。因此18世纪前期的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法国人梯奎（Ticquet）于工业革命前夕（1738年）对英国经济进行了考察，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并说：“人们（特别是熟悉英国商业的人们）使我确信：铁工业以及铁、铜制品所雇用的工人和所产生的利润，同羊毛业同样多”［注解：前引Nef书，171、187、222页。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10章，中国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煤铁生产的发展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础［注解：诺拉斯干脆把工业革命定义为“所谓工业革命，其中包括六个相互关联的大变化和发展，即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铸铁业的革命、纺织机械的运用、化学工业的创造、煤炭工业的发达和交通手段的进步”（诺拉斯：《英国产业革命史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15页）。而在这六大变化与发展中，煤炭生产就占了两个，其余几个也以煤炭生产的发展为前提。］。维贝尔一再强调煤和铁在工业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甚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如果没有煤铁生产的发展，“这个制度会遭到什么，欧洲又会遭到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注解：M。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编标题及258－259页。］。煤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工业革命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所以罗斯托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棉纺织技术、采煤和炼铁技术、蒸汽机以及巨额的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使自己走上发动阶段的国家”，从而出现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工业化［注解：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62年，41－42页。］。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轻畸重的情况还日益加剧［注解：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10章。］。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注解：这里所说的“外部因素”并非“外国”的同义词，而是指江南之外的经济发展对江南带来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并不适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现实。
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的结论，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明清江南经济是否能够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事实上是并没有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与对明清江南经济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完全无关，正如近代早期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荷兰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并不影响我们对荷兰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做出充分肯定一样。相反，说江南必定会像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看上去似乎充分肯定了江南的历史地位，然而实际上却是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规律处于对立的地位。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那么由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规律也就丧失了其普遍意义，不再是普遍规律了。因此，明清江南的现实并不符合英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