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康德拉季耶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着名的经济学家及统计学家，享誉世界的“长波理论之父”。他在20世纪初期运用历史、经济理论与统计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长达1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统计数列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材料的整体把握，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的理论假设，将人们的视野引导到更广阔的层面，为进行长期经济预测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研究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观点，准确判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世界性经济衰退和危机尽早作出预报，及早进行事先防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 康德拉季耶夫 长波理论 资本主义 新趋势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开始呈现一种胶着状态。“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标志着美国以和平的纯经济手段推进资本跨国渗透的发展战略已经走到极限；西方发达国家在各种借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美国的新经济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突然破灭、美元大幅度贬值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表明，美国经济的衰退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于美国金融体系以及以美国金融霸权为基础的世界金融体系的信任发生动摇。全球生态环境、石油能源、粮食等都显露出危机。人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是否正在面临一场周期性的大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否会被打断?是否会出现逆转?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想起了在以往繁荣年代久被遗忘的康德拉季耶夫，想到他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
尼古拉·季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是苏联着名学者、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周期性的长期波动，创立了长波理论。从而享誉国际经济学界，被尊称为“长波理论之父”。在他的理论创新基础上，国际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长波理论经济学派。1939年，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议，世界经济学界正式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普遍用它指称经济成长过程中的长时段波动。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贡献因此被载入世界经济学发展历史。
一、长波理论的提出
长波又叫长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波假说最早形成于1919－1920年，他的这个观点最初“未加特别分析地”写入《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一书中，该书草稿在1921年被苏联出版社告知“稿件遗失”，他又根据笔记重新写作并在1922年出版。康德拉季耶夫书中的结论完全来源于对于价格趋势的实证分析，而这个结论在当时还是很不明确的，他只是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长周期仅仅是一种可能。”他在1923年发表的《关于世界经济和经济危机若干问题的争论》一文中也提到了长波假说。1924年，他前往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并参观了几所大学，当年返回俄罗斯。1924年冬和1925年春，他在行情研究所的《经济波动问题》论文集中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波》的专论(在译成外文时，这篇论文的标题被译为《经济生活中的长周期》或《经济生活中的大循环》)。在论文中，康德拉季耶夫系统深入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波动问题，较完整地提出了长波理论。后来，他又对该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并在1926年以德文发表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献》(第56卷)上。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周期对经济长波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持续不断地研究长波问题，一直到1930年被捕。最初相信长波理论的人并不多，在国内甚至遭到严厉批判。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康德拉季耶夫对20年代长波下降的预测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国际经济学界开始关注他的理论。国外期刊关于他所领导的行情研究所的工作报道以及在国外出版的康德拉季耶夫的着作，引起了研究经济和市场情况的各国专家的注意。行情研究所收到了菲舍尔、W.米切尔、凯恩斯等着名学者提出的合作出版一系列书刊的建议。康德拉季耶夫有关大周期的着作被收入权威性的百科全书《社会科学简明词典》。1935年，《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经济统计评论》第17卷上。康德拉季耶夫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学者。
二、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各国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史上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存在着某种周期性循环的规律性，并各自提出一些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贡献在于用大量经济统计数据证实了长周期的设想，从而使这种设想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详细考察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140年)的一系列行情指标(商品价格的平均水平，贷款利率，工业工人的工资，对外贸易额，煤、生铁、铅、黄金的生产和消费)按时间序列排列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既包括“具有纯价值特性”的商品价格、利率和工资，或者“至少具有混合特性”的外贸等“对经济情况变动敏感的数量”，也包括煤炭、生铁、铅等“纯实物量数列的变动”。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除了存在通常所说的7年到11年的商业周期和3年半左右的“更短变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一个完整的长波的“持续时间在47年到60年之间”。他将人们的视野引导到更广阔的层面，为进行长期经济预测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康德拉季耶夫把1780年至1920年这140年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归结为两个半长周期波动：
第一个长波上升期是从18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1810－1817年，下降期从1810－1817年开始，持续到1844－1851年；
第二次长波上升期从1844－1851年持续到1870－1875年，下降期从1870－1875年开始直到1890－1896年；
第三次长波上升期从1890－1896年持续到1915－1920年，而下降期大约从1914－1920年开始。
康德拉季耶夫利用大量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材料证明长期波动的设想，虽然他没有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也从中证实了长期波动的存在，证明了这种长波的某些重要的经验性特点：
(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在长波推动下多种经济周期综合运动的演进过程，“在长期波动的上升期繁荣年份较多，而在下降期则以萧条年份为主”。
(2)在长期波动的衰退阶段，农业通常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长期萧条；与此同时，在生产和交通运输领域会完成非常多的重要发现和发明。
(3)在长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开始时，前一阶段的重要发现和发明开始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新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会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世界市场的扩大。
(4)长期波动的上升期，即在经济力量的扩张高度紧张的时期，一般会发生灾难性的广泛战争或革命。
康德拉季耶夫着书之时正处于第三次长波的衰落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危机频频发作，尤其是1929年起连续数年的“大萧条”，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康德拉季耶夫预测的准确性，进一步增强了“长波理论”的吸引力。因此，从20年代中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是西方研究长波理论的活跃时期，研究重点主要是对长波现象的统计证明和对长波根源的定性分析。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在肯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对扩大长波理论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康德拉季耶夫关于长波理论的阐释说明
在进行理论论证的时候，康德拉季耶夫进一步作出了以下说明：
1、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都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其长度在40余年到60年的区间变化，人们不可能确切地把转折点固定在某一年份，可以有5－7年的误差。从康德拉季耶夫对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长波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个长波周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折点都有5－7年的交叉转折期。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长波转折点划分持谨慎态度。因为“长期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各种中小周期的波动和长期大波动交织在一起进行，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内外因交错，因而，“对长波周期的划分应有较大的允差范围”。否则，人类就没有进行经济预测的必要了。
2、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长期波动具有“国际性”，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都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康德拉季耶夫所掌握的统计数据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部门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都受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虽然个别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他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周期波动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或减慢，而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受国际经济形势制约，在世界经济进入长波衰落期的时候，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反对不现实的“高速度”。
3、长波具有规则性的发展周期，它的存在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康德拉季耶夫承认“长波”理论主要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之上，尽管目前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无法描述它的产生机制。但他确信，与中期波动一样，“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固有的那些原因”，而否认它们是由偶然因素(如技术变革、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黄金生产的波动等)造成的。他认为偶然因素论者颠倒了因果关系，并通过实例说明：(1)尽管不能否认科学发现和发明具有创造性因素，但决定技术变革“方向和强度的很可能是客观生活的需要和以往技术的发展状况”，“科学发明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给生产技术带来实际变化，如果有利于采用新发明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用处”；(2)战争和革命并非完全是由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图造成的，而是“起源于经济生活步伐的加速和紧张程度的加强，起源于争夺市场和原料斗争的加剧，而社会动荡则在新的经济力量的压力下最容易爆发”；(3)至于新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是由于世界经济“新的高涨使得有必要和可能去开发新的国家、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世界经济的扩展限度取决于老牌国家对新市场和新原料来源要求的迫切程度；(4)黄金产量的增加，是由于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而这种改善和勘查则是因为在长波下降过程中黄金价值与它的成本之比与过去相比，变得更加不利了。采金技术的改进和新金矿的勘察促使在衰落期降到谷底的黄金产量开始微弱上升。在黄金达到它的最大购买力之后，高涨才真正开始，等等。康德拉季耶夫对外因论的反驳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无论是技术的变化和应用、战争和革命、新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还是黄金产量的增加都服从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和经济条件的具备等内生的经济进程。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没有对导致周期性波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固有的那些原因展开分析，但1928年，他强调了固定资本再投资的周期性对“长波”的影响。他认为：“长周期的物质基础是基本资本货物储备的耗损、毁坏，替换和增加，它的生产需要有巨额投资，因而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而这些基本资本货物是指“大型厂房、重要的铁路、水道，以及大型的土地改良计划等等……事实上，对熟练劳动力的训练也属于这一类”。
至于转折点的动力，康德拉季耶夫指出，在下降波的发展进程中会逐渐形成新的经济长期上升的前提。这种上升当然不是必然的。国民经济制度的变革一般能改变经济动力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革，那么在下降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经济上升。新的周期不会完全重复前一次周期，因为国民经济在先前周期末尾就已处于其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新周期的一般机制基本上是原先保留下来的。在这里，他既提到了制度的作用，又指明了下一轮上升的动力是在前一个周期的下降期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内生变化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不够明确，他关于“内生性原因”的观点也并没有成为后来大多数西方学者对长波分析的主要论据，但其中一些闪光的思想还是启发了后人的探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70年代初，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长波理论研究比较沉寂的时期。此时，否定长波存在的学者处于主导地位。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随着科技革命作用的不断消退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副作用的不断积累，第四次长波以危机和滞胀再现下降波，又一次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正确性。西方经济学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了熊彼特学派、福雷斯特的动态系统模型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门施的基础创新变形长波论、弗利曼的劳工就业长波论、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以及筱原三代平的多元因素长波论等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长波理论；比利时经济学教授、第四国际领导人欧内斯特·曼德尔则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长波，他把长波归因于平均利润率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变动，试图实现长波分析史上的重大突破。
尽管如此，长波理论至今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很多没有搞清楚的领域，也就是说，还是有很多空白点。英国经济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年代》这本书中说：“从康氏长周期理论出发，往往可以作出极为正确的预测，这在经济学上倒是少有的情况。这种准确预测的现象，使得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包括经济学家，均深信其中必定有一定的道理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其所以然罢了。”尽管许多学者对长波的原因和长度以及起止点的划分至今仍有不同的见解，但大量研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事实却不断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客观存在以及据此进行经济长波预测的准确性，而且时至今日屡试不爽。现在基本达成共识的是，大约从18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个50年左右的经济长波。
历史发展到21世纪，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作为本轮经济长波核心国的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的拐点即将到来。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波中的下降波，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正像康德拉季耶夫当初警告苏维埃经济不能不受国际经济长波的制约一样，尽管中国在这次长波中被许多人确认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又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但能否把握好世界经济长波的节奏和运行轨迹，规避其负面影响，适时地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避免重蹈阿根廷和日本等国的覆辙，防患于未然，对我国政府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深入研究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观点，如何准确判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世界性经济衰退和危机尽早作出预报，及早进行事先防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