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着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着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由此可见，合法化危机实质上是由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所决定的，即由“动机危机”决定的。“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义和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这两个动机模式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无法产生，由此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危机。
三、合法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如何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治疗这种合法化危机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钱、权力侵入文化领域的现象，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互主体性或普适主义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在交往行为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范。互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要在对话中，首先语言具有可领会性，也就是合乎语法；其次，语言要具有真实性，所作陈述合乎实际情况，或具备实现的前提条件；再次，语言要具有正当性，指的是所说的话要遵循正当的社会规范；最后，语言要具有真诚性，也就是指说话要言出心声。
第三个方面是要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这种围攻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权力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压力来实现的。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通过自主交往培养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学习，唤醒社会的团结意识，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切政治权威的基础，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四、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笔者认为，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来抵制合法化危机和政治领域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民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具体确定，民主的实现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照搬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民主模式。
语言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地建构起来的”，哈贝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伟大使命交付给了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的建立。语言取代上帝成了人类解放的保证。
但是事实上，语言如何能够承担起如此的“重负”呢?对于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语言的作用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起源于物质性的生产实践的需要，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
哈贝马斯试图创造一种取消一切差异(权力、财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话语状态，以实现交往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改良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竞争，要想实现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没有强制和压迫的对话是不现实的。只要资源稀缺存在，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真实、真诚、正当地说话。而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灭贫穷并不是通过提倡交往理性，进行对话就可以完成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语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会进化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认为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交往理性的发展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方式的完善和发展而空谈交往理性的发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为社会进化的决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幻想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构造出一个理想的言谈情境，并促使人们在这种理想的言谈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缚，通过自由的商谈达到理性的共识。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谈情境的建立、社会进化、社会病态根源的克服以及社会理想的实现统统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无疑是天方夜谭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着，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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