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三个阶段。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下行发展，或称为体制性危机。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延迟性特征。但是，列宁的著作中包含了两个具有启示性的因素：一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二是非经济的和官僚主义的关系在垄断里的产生。因此，为了说明现代资本主义，根本不一定要驳斥马克思和列宁，只需要将其社会学视角换成更加详尽的视角。
关键词：列宁；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6.003
列宁的研究始于对当时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所报告的两个事实的分析：（1）产业的整合和集中；（2）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从在自由竞争中彼此相邻的中小型私营企业转变为垄断企业。垄断也是私营企业，但它是由于某些企业被其他企业兼并而产生的，因此，它排除了所有竞争，换句话说，排除了“自由市场”。
列宁认为，“新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银行扮演的新角色。如果之前讨论的是关于生产领域中的资本集中和垄断的问题，现在讨论的则是关于金融组织和货币流通领域中的垄断、排挤自由竞争的问题。在社会中和政治上，这表现为特殊社会阶层的形成——金融寡头和工业精英，他们将生产和资本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列宁的“新资本主义”的其余特征源于它的新垄断组织。该特征的事实是，来自国内市场领域的无限竞争被挤出到国际关系领域去：（1）“与货物出口相反，资本出口变得更加重要”；（2）“资本家的国际垄断联盟正在形成，他们将世界分裂”；（3）“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领土划分”。列宁认为，垄断者对“自由市场”的抢夺足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会上，已经从“旧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了“新的”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其组织形式范围里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或转变。
所有这些变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从总体上影响着整个社会并使其发生变化。垄断在公共关系领域的统治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表达的“自由、平等、博爱”，代替了“自由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垂直联系代替了原本按其社会地位、政治和法律能力对等的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垄断不仅极力遮蔽“自由”商业，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形式遮蔽自发形成社会关系的公民社会。他们是否能够在这方面成功以及它们采用哪种政治形式都取决于公民抵抗。当然，以前在商业领域也存在过不平等，但是现在它已经根深蒂固地深入到社会的深层次结构中，垄断不再像封建制度或国家官僚制那样从外部笼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果，“自由主义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被正式化。20世纪20年代，霍克海默首次将这种制度描述为“受控民主”。这似乎在思想领域回到了早期资产阶级时代——贝尔和伏尔泰时代的“话语”，当时“自由主义的自由”是资产阶级与“专制”国家斗争的理想目标。但自由主义的宣传已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在垄断者手中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政治操纵的手段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竞争者具有制约作用的因素。
因此，垄断是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被剥夺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形式，仍然保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未完成的自我否认和它自身的革命转变。而且，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这只不过是历史上第一次将资本主义转化为正式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的主要属性”，但却被排除了自由竞争的帝国主义所取代，列宁得出结论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夕”，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出现的前夕。资本主义正在失去进步的、创造性的社会角色。这意味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寄生主义”，垄断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已形成“国家资本”，它只对金融投机、资本输出和控制殖民地感兴趣。
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腐朽”“衰落”“狂热”的批判通常在苏联时代只会引起公众的怀疑，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苏维埃体系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新闻看起来像是列宁著作的视觉教学材料。此外，应该指出的是，不像自由主义者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在谈到资本主义的“衰败”时，列宁不仅考虑到了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且他将资本主义的“衰变”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称为“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北约国家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的轰炸都会让我们想到列宁提到的事实。“寄生性”和“衰落性”并非总是“死亡性”。
列宁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解释为一种特定的状态，在此之前，他谈到了不同的资本主义。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做了区分，并注意到了其不同发展阶段模式之间的差异。在那个时代揭示出这个重要的问题被认为是创新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只有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最接近于资本主义的内部分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然而，只有改变探索社会过程的视角，才能看到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差异。如果从远处看，你将不会看到对象内部的任何差异：它只会在外部物体的背景下遮蔽其功能和特性，并显示为同质的抽象整体。对象的同质完整性是抽象的结果，是从外部多样性中抽离无关紧要的内部差异而获得的结果。抽象的结果是对象的一般概念。为了看到它的内部结构及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必须执行相反的操作：对对象外部进行抽象，仅将注意力集中在此对象本身上。这样你才有机会分析其内部联系和要素。在第一种情况下，从事物外部的特定多样性到事物的抽象统一，这样获得有关该事物的一般概念。在第二种情况下，扩展其概念，将其作为整体多样性的各种内部元素的统一。
《资本论》里马克思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纯粹”形式。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一个同质的整体（这里指的是其外部形式的统一而不是其内部结构）。列宁在新的历史资料上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身转变的思想，并再现了他的逻辑。摘自《资本论》第一卷的一段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此之前是对新时代的资产阶级转变的分析：“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列宁说的是垄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来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随着这些掠夺和垄断，促使因这一转化过程而获得利益的资本巨头数量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以最普遍的形式抓住了这一趋势。他没有质疑它，这并不是巧合。在他那个时代，仍然没有在列宁所处时代——20世纪初世界革命时代大规模出现的新历史条件。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他们无法看到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的所有结果。他们从现存的事实出发，但是这些事实的矛盾性质尚未从经验上揭示出来。
审视某个对象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状态，其特性的展现。在它不成熟的状态下，它将自己与“另一个”区分开来，仍然是“在自己”中的“固态晶体”，仅以“纯粹”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内在差异和矛盾，而没有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因实际表现而产生任何畸变和杂质。因此，在这一阶段里对其内部特性和矛盾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它们本身尚未发展，还没有向世界展示其真实性。在此可以做的最多也就是确定其发展中最可能的趋势。但是，当这个对象完全成熟并在其复杂性上蓬勃发展时，并向世界展示其内在的具体多样性时，一切都会有所不同。只有这样，对它的分析才能成为最多元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即唯物辩证法，使我们诉诸一种不同的社会学视角，将其换成比“资本主义一社会主义”概念的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分法更为详尽的视角。后者在原则上仍然适用于较长的历史时期和全球性的社会进程，但由于其抽象性，它不适用于评论已完成转型的现代资本主义新统治形式下的社会发展。根据列宁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具有过渡性（也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征。但是，如果这种转变还没有完全完成（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已变成资本主义不同模式之间的过渡，这些模式自身就有过渡性的特征，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念的对立并不能反映出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所有细微差别，及其过渡模式的所有变化、所有形式的瓦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弃这种观念上明确的反对意见并接受意义上较小的反对意见，就等于放弃教条主义而赞成对有关新社会过程和新社会关系的知识分析和综合。这种拒绝从外面看就像伯恩斯坦的公式：“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第一，这种方法论手段没有政治意义；第二，合理使用它的社会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20世纪初期的革命运动部分地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提供了条件以实现工人运动的实际目标。
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似乎都被历史发展所驳斥：苏联的解体、整个后苏联空间资本主义的“恢复”和西方福利国家的缩减。换句话说，列宁所提到的“衰败”的资本主义模式特有的社会实践几乎是普遍地胜利返回。即使是目前的危机也不会产生革命性的替代方案，当前危机仅限于抗议活动，这些运动的要求与“资本主义掘墓人”的目标使命相去甚远。
但是，重点是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对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驳斥，如果仅从非历史的抽象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二分法的视角出发，并且不对其历史进行具体化的观察，就会得出以上错误的悲观结论。这种概念上的理解就像双色魔方，它在左还是右观念的支持者的手中都无所谓：尽管他们世界观有所不同，但他们将会组合起同样的图案来描绘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
但这是选择错误的社会学视角导致的错误理解。根据列宁的观点，自由资本主义摆脱垄断、官僚主义的过程，在19世纪下半叶以发展为垄断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结束。在这一点上列宁是对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永远结束了。时代在呼唤革命性生产力的出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无法应付带有革命性的生产力了。在持续不断的世界军事冲突中它服从了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改良主义运动，适应了工业工人的需要。这是由于下一个结构调整或下一个转型而发生的，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变成了世界社会革命。其社会结果是“福利国家”（“Sozialstaat”“welfarestate”），而后者不仅仅是为了“贿赂”工人阶级而制定的社会政策。由于其自身特殊的社会演变，这项政策从其内部自发产生。原因在于，在社会中自发性市场关系已部分地被社会关系的有意识调解机制所取代。换句话说，市场已受到经济、政治和行政法律手段的驱动。这意味着社会被等级制的联系所渗透，在其顶端的是官僚机构，或者说是最高的官僚机构或“技术结构”，它与各种大资本，有时与工业资本，有时与金融资本共生。但它经常是独立运作的，根本不考虑资本，而是吸收资本，就像苏联及与之相同的国家发生的那样，或者像现在的俄罗斯那样与资本保持距离。它体现了“波拿巴主义”精神对公民社会政治治理的垄断，但已经变成系统性的，并在普通公司之间的关系中起着“法官”的作用。与资产阶级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对市场元素的依赖性最小。它的福祉不直接取决于剩余价值，而取决于与政治垄断相关的官僚租金。因此，它来自于管理的任务和利益，而不是利润。与资产阶级相比，这就是更大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灵活性和可操纵性的原因，甚至进行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政策。
在有意识调解社会关系机制的基础上，在最高官僚机构的作用日益增长和其管理垄断地位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产品的再分配体系。它包括以社会方案和“免费”社会服务的形式对总劳动力进行各种非经济形式的支付。工人的生活水平几乎普遍提高的原因不仅是殖民地的抢劫（列宁强调这一点）。资产阶级可以抢劫他们，而不必与无产阶级分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直接原因和举措效果都是限的，即以公共行政形式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的不完全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公益的再分配机构。所有这些机构工作的结果就是工业无产阶级融入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公共关系系统，成为“资本积累的中心”（马克思）。大部分工业工人从内心深处放弃了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最终目标：摆脱资本统治和建立无阶级社会。但是，我們不会进行道德化的谴责。这种阶级间的妥协策略虽然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大规模贫困消失了，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国家的历史上这都是首次发生的。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是作为抽象口号的实现来看，而是从创造满足工人阶级需求的社会条件来看，那么这个目标就实现了。工业无产阶级放弃了进一步的斗争，不是因为它被击败了，而是因为它赢得了胜利，但是是以它唯一在工业生产的框架中能获胜的方式获得了胜利：迫使资产阶级和最高官僚不仅建立社会公益的再分配系统，而且将其转向工人的利益。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变得如此广泛（侵蚀了“社会主义”国家），以至于列宁试图用“暂时的衰败”“贿赂”和资产阶级宣传的成功来解释它，这一解释显然并不令人信服。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质与分配的私人性质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社会中仍然保留着它的意义，仍是阶级矛盾的根源。但是，由于劳动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稳定的满足，其矛盾表现的严重性被淬灭。此外，总劳动力的非经济支付意味着它在行政法律上依赖于国家。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受控公民与垄断管理的最高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而产生。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冲突不是直接表达的，已不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模式中那样表现出来，它使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得到补充和引导。稳定运行的社会公共再分配体制的这种双重矛盾给了这种社会模式以稳定性。“福利国家”的脆弱性在于资源的可获得性。社会公共再分配体制实践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西方，恰好是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那时自然资源仍然相对便宜。但是由于20世纪中叶殖民地制度的崩溃以及随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形成，资源的价格变得更加昂贵，第三世界的每个国家都行使其权利以自己的利益为导向来处理资源，同时世界大众对资源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20世纪70年代生产过剩的几次危机浪潮最终导致质“福利国家”被质疑。他们认为，解决新危机的方法是新自由主义。
那些在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国家上台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是金融资本和最高官僚的共生体，而前者起主导作用。他们宣布重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但他们根据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机会、目标来实施这些口号。“自由市场”的学说提议利润优先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新的条件下，这意味着需要最大规模地减少国家劳动力的成本。但是，要在不引起巨大社会爆乱的情况下立即降低其成本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国家补充了商品和资本的出口，增加了工业和技术向劳动力廉价国家的出口。这导致了民族行业中一些分支行业的消失、民族工业无产阶级的减少。基于工人阶级数量的急剧减少、组织混乱和意识形态的迷失，他们对资本已经没有任何危险，资本对他们的依赖性也有所减弱。那些掌权和拥有财产的人有机会减少重新分配给劳动人民的社会产品的数量。这项工作是以“定向援助”“反对社会依赖”“与社会依赖的斗争”等好听话为幌子完成的，从而结束了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
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好像在复兴中幸存下来并回到了自由主义模式，而其讣告列宁已在他1916年的小册子中写好。但是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政府保留了规范市场的机制，只是把它们从满足社会需求转向满足金融资本和国家高层官僚的利益。同时，政治和行政关系继续在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俄罗斯，体现在以“回扣经济”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官僚租金）。平民资产阶级无法再获得主导地位。至于“福利国家”，在制度上和形式上都保留下来了。革命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收益几乎到处都存在：八小时的工作日、失业救济、病假、假期、至少部分“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只有总劳动成本降低了。因此，从新自由主义自身任务的角度来看，它仍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一贯的、复兴自由主义模式的实践。它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它本身不希望回到自由市场和公民资产阶级具有绝对权力的时代。在这种社会经济模式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复制，但只是作为官僚公司管理的一种方式。我们再次强调：列宁将他的帝国主义概念作为资本主义崛起的终结，这是绝对正确的。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不可避免的条件和前提，这些经典著作的论断是众所周知的。不难看出，该论点对沃勒斯坦关于“外围”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的教义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习惯上将整个后苏联空间视为资本主义的“外围”，而将旧资产阶级大国视为资本主义的“中心”，甚至不提出它们社会关系差异的问题。人们认为，由于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有资本主义，所以在这些概念的框架内，它们之间的整体差异仅影响地缘政治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将“外围”改变为“中心”似乎只是“外围”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广泛增长的问题。这就是俄罗斯自由派和左翼反对派的想法。这是不正确的。
2008年的危机以及随后的三波危机（2008—2009年、2013—2016年和2020年）是全球经济中最高官僚机构管理的逻辑结果，该官僚机构与金融寡头、贸易和投机资本共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型的框架内，在华盛顿共识规则的框架内，无法摆脱危机的道路。在危机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局势的可能性。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和“混合”战争的气氛中，俄国开始追求自己作为新资本主义的“中心”的目标，试图复兴后苏联空间的融合，至少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内，但有进一步扩张的欲望。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和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前提是主导社会角色的转变。最高官僚与工业资本的共生成为新的社会变革的社会引擎，这里最高官僚起着主导作用。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拒绝全球自由贸易政策是为了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显然，鼓励国民生产更有利可图，扩大商品出口并在本国市场上替换进口更有利可图。这种政治实践可以称为新的重商主义。民族工业的发展获得了前景，因此，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资产阶级和官僚对它的依赖性增加，并为阶级斗争中的胜利打开了新的机会。
因此，我们能看到，列宁之后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但以“被抑制”或转变的形式存在。这些转变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变形并作为它的系统性危机而存在的整体，必须将其与结构性危机区分开来。后者是其正常发育和繁殖；前者是它的向下发展的过程，在它自己内部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它們包含在社会化的过程内，但是在工业生产的框架内这些社会化的过程本质上仍然是形式化的。
行星在轨道上运行有其运动定律。如果其中一个天体偏离其路径，天文学家很清楚它被某种强大的天体而吸引，但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强大的望远镜让他们看到这个天体。这里也如此。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和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框架内，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颇具说服力。但是很久以后，资本主义的轨道发生了变化，似乎他们所描述的社会法律受到了侵犯。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资本主义长期的系统性危机？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框架内回答这个问题，但必须使用一种技术，该技术因为出现了新的分析材料允许我们辨别以前不可见的现象。
首先，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通过该过程工人阶级整合到资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体系中，但是却以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化”为代价。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身体上像阑尾一样生长的垄断萌芽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权力的、政治和行政的、官僚主义等的公共关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革命和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形成了“大官僚主义”或系统性波拿巴主义的统治体系。列宁在著作的结束处使用双引号，他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冯·舒尔茨-格弗尼茨（Г.фонШулъде-Геверниц）的话，后者又引用了圣西蒙的话：“当前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关系没有统一规定地盲目发展这一事实相对应，应让位给生产组织。指導生产的是彼此独立且不了解人们的经济需求的企业家；此事将交给一家知名的社会机构处理。能够从更高的角度调查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以一种对整个社会有用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并将生产资料转移到适合的主体手中，特别是会照顾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持续和谐。”列宁谴责舒尔茨-戈弗尼茨（Г.фонШулъде-Геверниц）偏爱圣西蒙而不是马克思，但并不质疑这位法国思想家所描述的趋势，称其思想为“辉煌的猜想”。圣西蒙写到的中央管理委员会是由列宁所描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框架内进行的正式社会化进程产生的最高官僚机构。列宁揭示了20世纪直到现在为止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因素的萌芽。他看不到它们的后果，但一百年后我们看到了。
结语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通俗的随笔”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呈现为在新历史材料基础上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表述过的那些观念的展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和垄断意味着“剥夺剥夺者”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熟，标志着社会革命的前夜已经到来，这个前夜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建制开辟了道路。列宁注意到这一过程中的新趋势，并得出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的终结，或者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纯粹”资本主义形式的终结。他的思想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前言中所表述的思想相互呼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时代开始了。本文简要回顾了战后的历史，考察其三个阶段：“福利国家”（包括苏联）、新自由主义和新重商主义，把它们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形式，这种转变的基础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结束的否定。我们把这个过程解释为资本主义的下行发展或者是体制性危机。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预见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延迟性特征。但是，在我们所考察的列宁的研究著作中包含了两个具有启示性的因素，如下是对两个因素的说明：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机会主义”）、非经济的和官僚主义的关系在垄断里的产生。因此，为了说明现代资本主义，根本不一定要驳斥马克思和列宁。但是，这里要求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视角，将其换成更加详尽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