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智能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以及生命政治的批判理论都发生了极大改观，二者都依托智能数字所构架的“虚体”空间得到了极具时代性的演进。首先，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而言，资本主义已然从原初产业资本所表征的实在性增值，置换为今天数字资本所彰显的虚拟性增值。其次，资本主义背后所隐匿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术，在智能数字时代，其自身形态也更新为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术。资本主义虚拟运演联袂控制性的数字生命政治的极端治理，对现代社会进行无所不在的管控。这样的结果是，二者联袂纵然带来了现代性的繁荣，但在更深层次上造就了赤裸生命的危机。然而，反抗性的数字生命政治不同于控制性的数字生命政治，前者更加注重生命端而非权力端，目的是规训资本逻辑并超越资本主义，从而为智能数字时代中真正意义的美好生活的获得提供可能。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虚体；生命政治；赤裸生命；“共同性”财富
随着5G、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时代的来临，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从头到尾都焕然一新，以至于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要放大惊奇的瞳孔，从而去重新审视这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我们，都不得不遵循数字的游戏规则进行生存。更重要的是，人类今天已然把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寄托在了智能数字上，期待能够获得幸福的精粹。然而，被资本主义所觊觎与垄断的数字虚拟平台，是否能够带来真正的乃至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智能数字在今天不仅仅是我们游戏其中的虚拟的生活世界，毋宁说是资本逻辑以及作为资本主义治理手段的生命政治的绝佳工具。因此，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的良性筹划，绝不是不加审视地沉浸其中，透视数字时代的病态并对之进行解构和超越，构成了数字时代的当务之急。
一、从实在到“虚体”：数字资本时代的全面来临
面对数字虚拟世界的崛起和全面来临，让·鲍德里亚感慨道：“过去，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是：‘为什么是有而非无？’而今天，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无而非有？’”[1]7这不仅仅是哲学话语在数字时代的更新，它更是关系到今天这个时代的存在论范式的一个深刻转变。是故，“为什么是无而非有”，成为我们今天分析、透视数字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数字时代如何构架起一个虚拟世界，又如何褫夺实在世界吧！
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由“实在”(如身体、建筑物、语言、机器等)所构筑的“生活世界”开始被置换成了由数字所座驾的“虚体”世界。在数字时代，我们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事实是，一切对象、客体、实在乃至情境都要通过数字“虚体”的反射棱镜来运行自身。倘若脱离这一“虚体”，一切将会变得举步维艰，甚至无趣。想想我们在地铁和长途火车上的体验就可得知，如果我们缺少被智能手机、ipad等数字设备架构的虚拟空间所环绕，整个旅途将会倍感焦虑。同时，数字时代的来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智能数字的运演仿佛成为满足人类一切愿望的“阿拉丁神灯”，透过它，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幸福的精粹。由此，数字“虚体”不仅褫夺了“实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同时更新了以往的“虚体”概念的样态——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人们终于认识到“虚体”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是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娱乐、工作、休闲、社交等等所有方面必须依靠的“虚体”赛博空间。可以说，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是由肉眼可见的“实在”建构的，而是由不可见的数字“虚体”建构的。并且，智能数字所构架的“虚体”空间在今天愈来愈显示出一种普遍性、无所不能的面貌，在此毋宁说数字算法正是今天这个时代中新的“理念”“绝对精神”与“上帝”。
数字时代所构架起的虚拟空间，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上。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直到20世纪的后半期，资本逻辑增值倚仗的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就是最为具体的实在资本，比如当时大量存在的钢铁公司、石油公司、纺织业、晒盐业等，这些产业资本为当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些产业资本家继而获得了同贵族一样的身份和政治权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以大量的实体工业为其分析的主要对象。霍布斯鲍姆就此认为：“格林家族已经从海顿花园的晒盐生意上升到一个贵族地位。巴林家族已由西南部的制衣行业拓展为行将公认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巨头。这些家族的社会上升势头与其经济实力扩张同步进行，贵族身份已经获得或即将到手。”[2]74可见，产业资本在这时无论是在经济权力上还是在政治权力上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资本以其先进的生产力所构筑的空间，在当时的时代代表着资本逻辑增值的首要场所，它要求一切民族都必须进入这个空间之内，否则这些民族将会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逻辑构筑的这种产业“实在”空间，“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3]404。对于产业资本来说，它所构筑的空间和存在样态确实是一种“实在”的空间，这种“实在”空间由“实在”的产业、工厂、机器支配，人们在此时必须进驻其中并对其形成依赖。
然而，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以上的情况完全得到了改变。如果说在产业资本时代，德国的克虏伯钢铁公司、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产业、福特公司的汽车产业是资本增值的主要垄断力量的话，那么在今天，新兴的数字资本已然代替了它们，从而成为资本逻辑最为集中、最为闪亮的景观，比如苹果、谷歌、亚马逊、淘宝、京东、微软、脸书等等。在对数字资本进行揭秘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仅仅将以上的数字公司理解为销售实体产业的公司，如把微软理解为销售软件的公司，把苹果理解为贩卖手机、电脑的公司。在其实质上，它们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的网络平台，这个网络平台依靠大数据的极速运算为技术支撑，从而形成一个虚拟的赛博空间。数字虚拟空间的建筑可以让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能够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内以及更为短暂的时间中得以进行。在这个时候，传统的产业资本所代表的“实在”景观的重要性萎缩了，它必须依赖于数字虚拟平台的运行。为了更好地实现增值，传统的产业资本必须进驻到这些数字销售平台上，并支付巨额的“租金”，这是数字时代中新型“地租”的诞生。即便是微软、苹果等数字公司在数字平台上销售它们自己的软件，消费者获得的也不是所有权，而是“授权使用”(license)，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在贡献新型的数字“地租”。最为重要的是，大数据系统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的产业资本生产的盲目性，无论是在生产不足还是过剩的盲目性上，智能数字都可以做出预期的调控。因为每一个参与到智能数字平台上的消费者所进行的每一次手指点击，都会被大数据系统收集起来，最终形成购买趋势从而指导产业资本的生产。与此同时，大数据收集起来的每个消费者的购买、点击、搜索、收藏记录所形成的数据，也会在数字平台上不断推荐适合每个消费者口味的商品，从而引导消费者继续购买。正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淘宝、脸书、微博、今日头条、京东的首界面，都是不同的。
当然，传统的产业劳动仍然可以摆脱数字的虚拟平台而存在，但是从劳动体系的整体性着眼，传统的产业劳动最终所瞄准、服务的仍然是数字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刚果的矿工、东南亚富士康工厂的工人，还是美国硅谷的装配工，以及印度的码农，都可以说是从事着数字劳动”[4]。由此，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从传统的产业资本所表征的“实在”性，在今天完全被置换成了由数字资本所表征的“虚体”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特与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认为，非物质劳动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霸权地位，这种霸权地位体现在质上，而非是量上，那些传统的物质劳动生产范式不得不依赖于非物质劳动生产范式才能得以继续有效地存在下去。并且，非物质劳动的出现，也打破了传统产业资本营造的封闭的工厂空间，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走出了工厂并散布在社会的角角落落，依赖的正是智能数字设备随时随地生产的开放性特质。
在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问题的透视上，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一再强调必须要从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出发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问题做出时代性的探索，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3]385。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在前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问题的解答必须要深入到产业资本所规制的“实在”空间中，如对封闭的工厂空间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体系制度的批判，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图景的解码就必须要深入到数字虚拟空间中。因此，数字“虚体”的生产方式在今天成为透视资本主义的重要分析器。
其实，不仅仅在生产体系上我们从产业资本所建构的“实在”空间转移到数字资本所表征的“虚体”空间，在交往、休闲、娱乐、学习等各个方面，我们完全被深深地内嵌到了数字“虚体”空间中而不能自拔。我们会发现，微博、微信、脸书等社交软件中不断更新的时髦用语或者“梗”一旦不被某个个体所理解，他立即就会有一种被隔离的错落感。再比如，两个人完全会在微信上侃侃而谈，却会在面对面交流时不知所措。我们已经完全习惯并适应了整个虚拟空间，致使那个“实在”空间和我们越来越陌生了。面对于此，我们也许可以把《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改写为“数字虚拟空间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否则，他们将会被时代所抛弃。
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数字资本的时代已然全面来临了！由智能数字所构架的“虚体”空间，开始成为当今时代最为鲜明的关键词，它把所有的一切都吸纳进来了。在数字“虚体”中，资本逻辑的增值方式实现了自身的转换与更新，从而告别了传统生产模式下的“实在”性增值方式。在数字“虚体”之内，所进行的一切劳动范式，无论是数字劳动抑或非物质劳动，还是传统的实体劳动抑或物质劳动，它们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指向数字“虚体”本身的劳动，从而为数字的极速“再演进”提供动力。这无疑不表现为数字“虚体”的强大支配力的生成。并且，还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除了直接意义上的生产活动被数字“虚体”所牢牢支配，在娱乐、休闲、旅游等生活活动中，虽然也依赖数字“虚体”，但是在数字资本的时代，毋宁说生活活动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因为在数字资本时代，“虚体”是无处不在的，那么生产也就是无处不在的了。质言之，在数字资本时代，生活活动依赖数字“虚体”，产生的其实是数字劳动，而数字劳动恰恰是数字资本所需要的增值形式。可见，在数字“虚体”时代，一切都被纳入其中了。对于资本逻辑来说，这也许是它最为洋洋得意的地方。
二、虚体中的赤裸生命：数字管控的生命政治构序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不断筹划的道路上，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已然被寄予在数字“虚体”中。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所面对的“为什么是无而非有”，得到了最为现实性的解答。但是我们在欢呼数字“虚体”所带来的繁华之际，必须同时保持警惕。因为在数字“虚体”中，资本主义的管控与剥削也许会更加便捷和隐秘，这一点恐怕是鲍德里亚《完美的犯罪》一书所表达的最深切的担忧。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地透视今天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就必须进一步地揭开数字“虚体”内部隐秘的管控结构。
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构序里，装置(dispositif)概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性”术语，资本主义就是运用复杂的装置系统从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无所不能的治理。不过，在福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对整体社会的管控依靠的主要是“实在”式的装置形态。其中，监狱是最为典型的装置形态。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沿袭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想法，指出在这个建筑设计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守卫可以对被监视者达到一览无余地监测与管控。这表明的实质是装置总是嵌入一种权力的策略中，而绝非是一种纯粹、无辜的空间结构。福柯接着发现的是，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管控机制已经获得了普遍化：“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5]349-350于是资本主义的权力技术就深嵌在这些装置之中，诸如学校、医院、工厂等等，从而对整体社会进行规训、管控、监督和治理。因此，福柯发现，“权力的眼睛”通过大大小小的装置系统，几乎可以对社会的角角落落进行事无巨细、条分缕析的管控，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装置抑或资本主义的治理术又被称之为全景敞视主义的监狱式管控。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构序中，作为“实在”形态的监狱装置，构成了资本主义治理的重要策略性手段。资本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策略，去规范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有缺陷的个体，从而生产出驯服的、有用的个体。由此，资本主义正是依靠监狱的规训功能，把整个社会变为监狱式的社会，举凡学校、医院、工厂等等都分享着监狱的特征。然而，在数字时代的今天，这一切将会得到全新的解释。
在数字“虚体”时代，资本主义对整体社会的管控装置就是智能数字设备。这不仅仅是装置形态的更新，同时也表征着生命政治谱系的一个递进——现代数字生命政治的诞生。相较于福柯时代的全景敞式监狱，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数字装置具有前者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是一种更加精准化的管控。在《精神政治学》中，德国学者韩炳哲指出：“边沁的全景监狱与视觉角度有关，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死角……数字化视觉对每一个死角都能进行全方位监控，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死角了。”[6]63因此，真正、彻底实现全景敞视主义的管控机制，不是在福柯那个时代的圆形环绕监狱装置中，而是在今天的智能数字装置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智能数字公司Acxiom才敢自信地以“我们保证您可以360度全方位了解顾客”作为广告用语。更甚的是，智能数字的超级演算和分析能力能够及时捕捉、把握、管控并且塑造用户精神层面的趋向。例如，在2018年Facebook的泄密案中，Facebook可根据一个用户简单的五个点赞记录，就能分析出此用户的大致政治态度。还有，智能数字装置通过捕捉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浏览痕迹，可以不断地向用户推送符合其价值审美的信息和图像。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拿出手机想刷五分钟“抖音”短视频的时候，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花费了半个小时甚至更久。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会自责地认为，这完全是出于我们自身的主观意愿所做出的选择——“手指停不下来的屏幕点击”。但在其实质上，被资本主义所利用的数字“虚体”，通过精妙的计算法则，一直在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推送符合我们个人喜好的数字产品，从而源源不断地把这种数字劳动占为己有。于是，我们就深陷其中并乐此不疲了。这种情况，不消说我们已然沦落为数字“虚体”的“提线木偶”罢了。当然，这种通过精心算计过的推送，也可以起到有目的地塑造用户价值观念的治理上。可见，数字“虚体”在今天绝不是一种我们游戏于其中的纯粹、无辜的空间，在它内部隐藏的其实是权力的精准治理机制——数字装置。
于是，今天的生命政治谱系在数字“虚体”的空间中得到了形式上的更新，即数字生命政治。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构境中，生命政治中的规训权力包括全景敞视监狱所面对的对象主要是犯罪嫌疑人、非理性的人、有缺陷的人等可能会给整体人口的健康、安全带来威胁的部分群体，然而在今天的数字生命政治治理体系中，数字生命政治所规训与管控的结果是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陷入一种危险的境遇。由此，今天的数字生命政治在面对整体的社会进行治理之际，无论是在治理对象上还是在治理技术上，早已远远超过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构境。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构境，正是在智能数字设备对生命本身僭越的处境中所作的批判。在阿甘本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利用生命政治的治理术，依托智能数字无所不能的特性，把每一个个体都变为赤裸生命，从而更加易于统治的稳固。这绝不仅仅是福柯语境中的犯罪嫌疑人、疯癫患者、流浪汉、非理性的人等一小部分生命赤裸化，而是所有生命都概莫能外的一个处境。是故，在现代社会，“赤裸生命不再限定于一个特定的场所或一个明确的范畴，它现在寓居于每一个活的存在的生命身体中”[7]234。那么赤裸生命是如何在数字“虚体”中被制造出来的？这是我们揭开数字管控的隐秘面纱至关重要的切入口。
赤裸生命在阿甘本那里被指认为一种生物性人格意义上的生命，这种生物性的生命之所以以“赤裸”冠名，就在于他被权力剥夺了原本的生命形式(bios)，而正是生命形式本身让生命变得有意义。在《神圣人》一书中，阿甘本指认：“古希腊人有不止一个词用来表达我们用“生命”一词所指称的东西。他们使用两个在语义与词形上截然不同的词：zoē，表达的是一切生物(动物、人或神)共享的生命这一直接事实，bios，则指某单一个体或群体所特有的生命形式或方式。”[8]3其中，zoē一词意指人与动物的自然生命，即简单地活着；bios一词意指人超越于动物的生存方式，即如何更好地活。如果zoē代表着所有生命体的同质性的话，bios则表征着人的异质性生存方式。赤裸生命的诞生，就是权力机制把原本附着在自然生命(zoē)上的丰富的异质的生命形式(bios)分隔出去了。因此，赤裸生命的真实意蕴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自然生命(zoē)，而是通过权力的介入性操作把原本的生命形式(bios)排除的一种后果。这样一来，赤裸生命就无时无刻不与权力管控连接在一起。
我们已经看到，在数字“虚体”的背后隐匿的正是资本主义的权力治理，现代赤裸生命就在此处诞生了。通过智能数字对生命的操控，阿甘本看到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关系型与认同型人格的破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主奴辩证法来说明一个真正的同一性人格的获得，是建立在他者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同样地，马克思也是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指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5。不过，在数字“虚体”时代，这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型人格与认同型人格都被基因检测系统、虹膜识别系统、数以万计的摄像头所构架的生物性人格代替了。“我的认同不再由‘他者’、我的同伴、朋友或敌人来确认，甚至也不由我的伦理能力来确认……赤裸生命，一组纯粹的生物学数据。”[9]94-95在这种情况下，阿甘本提醒我们必须要警惕的是，冰冷的生物性人格肆无忌惮地介入生活中时，伦理原则、道德原则将在生命政治的场境中失效。在数字“虚体”中，我们俨然成了生物性的生命，丰富性的生命形式(bios)所塑造的人格完全被打碎了。与其说数字“虚体”带来了方便快捷，毋宁说是对生命的一种过分简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揭示了为何新近以来人工智能的伦理界限一再遭到触碰。
可见，数字“虚体”的装置实然是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主体，但只不过是冰冷的生物性主体——赤裸生命。因此，其本质的结果不是真正的主体化，而是去主体化。去主体化同时就意味着生命形式(bios)的剥夺与排除。于是，阿甘本愤怒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权力治理使得大写人民所在处，必有赤裸生命。这正是现代数字生命政治学的真实意图：生命“越是丧失了各种身份和各种真实的拥有，就越是满足于大机器的无限而细微的各种变体所识别”[9]99，只有如此，才越是被资本主义更加方便地治理与管控。而数字“虚体”，无疑成为今天这个时代资本主义治理装置的绝佳工具。
三、穿越“虚体”的迷雾：数字生命政治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
作为最优化技术的数字“虚体”，本身是中立性的存在，它在推动现代性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智能数字时代，数字“虚体”实质上是充当了资本的马刺，被资本所裹挟和剥夺，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数字意义上的赤裸生命的诞生。面对如此危险的境遇，现代性迫切地需要我们给予它良性的筹划。在这个意义上，穿越“虚体”的迷雾，就是要清晰地揭开资本逻辑的真实面相，最终驯服并超越资本主义，从而让数字“虚体”作为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良性筹划的有力工具，这是我们今天面对智能数字所要完成的时代任务。
我们已经看到，在福柯和阿甘本那里，数字生命政治俨然是资本主义管控现代社会的治理术。可见，作为治理术而存在的数字生命政治，所表征的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性、支配性、策略性的话语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生命政治与资本主义联袂合一，并无二致。于是，本身作为中立性存在的数字“虚体”，注定会被饕餮的资本所吞噬，从而导致困境和危机。阿甘本正是在这个结果之下指认智能数字，即“这些登记、识别赤裸生命的技术设备，使我们一度称为政治的那个空间变得更加浓缩而狭小”[10]。其实，福柯和阿甘本所勾勒的生命政治图景，就是资本主义治理的具体现实。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治理现实的数字生命政治，并没有规训资本的可能，反而会成为资本逻辑无节制增值的同谋。
然而，在生命政治的发展谱系中，生命政治并不仅仅是作为控制性的消极话语而存在的。在哈特、奈格里等人那里，生命政治同时也可以以反抗性、生成性、解放性的话语体系表征自身，从而打破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异化局面。这是一种新的生命政治，它完全异质于资本主义的权力管控，而是致力于主体自身积极、主动的生产。在此，我们可以把福柯和阿甘本所勾勒的生命政治称之为消极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把哈特和奈格里意指的生命政治称之为积极的、反抗性的生命政治。消极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重点在权力端，目的是资本逻辑的增值；积极的、反抗性的生命政治，重点是生命端，目的是生命潜能的释放。所以，哈特与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指出：“为了区别两种‘生命的权力’，我们根据福柯本人的著作，采纳了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这一对概念——虽然福柯本人并没有坚持这种用法，前者可以(粗略)定义为掌控生命的权力，后者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11]36可见，哈特与奈格里把注重权力端而非生命端的生命政治概括为生命权力，以此重新定义了生命政治的内涵，即积极的、反抗的生命本身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二者之间紧密的联袂被割断了。不仅如此，新的生命政治转而在相反的道路上成为可以反抗并驯服资本逻辑的有效武器。
在数字“虚体”时代，哈特与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同样也依托数字“虚体”进行自身的建构。哈特与奈格里认为，今天的生产范式已经借由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手段“越过了工厂的高墙，渗透到整个大都市”[11]176，这是从传统的工业生产范式到非物质劳动生产范式的全新转型。所谓非物质的劳动生产范式，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就是包含情感、道德、图像、语言、影音、文化、信息、符码、科学、交往形式的生产。同时，非物质劳动生产抑或生命政治生产出来的产品，又被称之为“共同性”财富，原因就在于它们指向的是公共共享，而非资本私有。否则，原初被生产出来的“共同性”财富，就很难成为下一轮“共同性”财富再生产的基础。因此，为了保障生命政治生产的良性循环，“共同性”财富所力争的正是挣脱资本逻辑的藩篱，从而被所有生命所享用。显而易见的是，“共同性”财富在今天得以生成的基础就是数字智能平台。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微博、抖音、微信、Instagram等智能软件生产着如此这般的“共同性”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生产借助数字“虚体”逾越了工厂的高墙，渗透在整个社会之中。
进一步地，哈特与奈格里的数字生命政治要想保障“共同性”财富不被资本逻辑所剥夺，必须将数字虚拟平台重新导向公共目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共同性”财富才是循着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所作的建构。马克思对现代技术的态度不是技术生产力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垄断所造成的异化的剥削关系。因此，将数字虚拟平台重新导向公共目的，而非被资本逻辑所单向度的执掌，不仅对于“共同性”的循环扩大至关重要，更是决定着哈特与奈格里的数字生命政治在反抗资本殖民以及解放生命的维度上是否有效。在对智能数字平台的使用上，齐泽克正是看到了今天资本主义对它的垄断，才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沦为数字时代的新型佃农。齐泽克因此认为：“比尔·盖茨的财富绝不是他低价售卖更好的软件的成功，也不是他更无情地剥削他雇佣的知识工人。如果是这样，微软早就要倒闭了。……因为微软将自己当作一个普世性标准，并垄断着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就是普遍智能的直接体现。”[12]14
可见，在数字时代，如果仅仅是批判数字虚拟平台所造成的剥削、异化关系，只能呈现为描述性的批判，这是无济于事的批判。问题的关键是数字虚拟平台的使用造成了剥削、异化以及赤裸生命。因此，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体现了社会物质的超越性：它们让行动、关系、权力的设置成为可能”[13]357。只有取得了对数字“虚体”的公共领导权，数字“虚体”空间中的行动、关系、权力才能向着超越资本主义、驯服资本逻辑的目标进行重组和建构。
只有在数字虚拟平台导向公共使用基础上，“共同性”财富才会形成螺旋上升并不断扩大良性循环。并且，在此循环中，“生产者和产品都是主体：人既生产，也被生产”[11]102。生命在此循环中，不断获得更加丰富的形式生命(bios)，“让劳动更具自主性，同时为解放的筹划提供工具或武器”[11]102。是故，必须立足在数字虚拟平台作为公共使用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坦言生命形式(bios)不会被资本主义褫夺，我们才能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自主性的劳动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而非虚假的自主性。唯有如此，才能在根本意义上解决数字“虚体”中的剥削与异化现象。
我们知道，资本要获得自身的增值，就得保证G-W-G′的公式保持持续运动。其中，作为劳动力或者生命的W就成为资本逻辑管控的目标，他既不能被毁灭，也不能随意发展，而是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治理理性中，成为资本逻辑稳定的输出者。因此，W在控制性、消极的数字生命政治中，只能是最低限度的、赤裸的生命。因此，阿甘本认为政治的对象本应是政治性的生活，但是在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视域中，政治的对象却被置换为生物性的生命。“现代生命政治的新颖之处在于，生物性的事实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而政治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生物性事实。”[7]241这真实地构成了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治理的辩证法。尤为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消极的、控制的生命政治所营造的美好幻象中，从而产生出虚假的认同。我们从未意识到我们在不断地向资本贡献自己的数字劳动，也从未意识到自身已经被异化和剥夺得赤身裸体了。这正是资本主义治理的隐秘因素，制造美好的虚假幻象，从而让生命沉溺其中并浑然不知。
相反，在哈特与奈格里所主张的生命政治构境中，数字虚拟平台在导向公共使用之后，生命不再无时无刻受到资本逻辑的剥削、管控与塑形，并且生命本身的自由发展还会助益财富的进一步增加，资本主义治理的恶性辩证法就被解构了。此外，在数字虚拟平台导向公共使用之后，不仅生命本身不再受资本主义的新型数字剥削，同时，面对数字“虚体”本身的一切权力、关系、生命等因素，还会向着驯服资本逻辑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向做出重组和努力。另外，在消极的、控制的生命政治话语中，权力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压抑性的治理，赤裸生命的诞生不消说就是权力殖民下的结果；而在积极的、反抗的生命政治话语中，权力的特性不再是压抑性，而是组织性。权力组织生命生产的良性发展，保证“共同性”财富不是负面的“共同性”，而是正面的“共同性”。可见，要想驯服资本逻辑并超越资本主义，必须要认识到控制性的数字生命政治的真实目的，并弘扬一种基于生命立场的反抗性的、解放性的数字生命政治。于是，对后者的重视，就构成了数字时代的当务之急。因此，只有一种积极的、反抗的数字生命政治在今天被建构起来，我们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享受数字时代的美好。只有数字“虚体”被每个人所自由地享用，“打破由大数据公司占有数字网络平台并借此牟利的现状”[14]，我们才能期待智能数字“虚体”成为新时代“阿戈尔号”上的英雄，为我们带来传说中的金羊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