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个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这方面的研究不够，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所进雇199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后，1996年7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在全国党史系统主任会议上，就毛泽东在七大讲话和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心得。199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即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经过了许多曲折。笔者在拜读有关文章之余，结合读毛泽东的有关文章，感到很有必要对毛泽东究竟如何全面认识资本主义，以及他是从战略上还是从策略上考虑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等问题做进一步考察。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延安时期是他谈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最多的时期。本文就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做一考察，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毛泽东的认识，从而全面理解毛泽东的认识。
余年先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且都是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而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且以一国之力，挫败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其干涉、颠覆活动，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中，毛泽东认识了世界资本主义。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和主办《湘江评论》时，就对资本主义有自己的认识，提出“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是人生太无价值。”他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依赖的是知识、金钱、武力三种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利益；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智愚、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而“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在20世纪上半期，从1914年到1945年的30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因此必须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为此，他呼吁民众必须联合，进行反抗。联合的民众，“天不要怕，鬼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特别警告“文明狠富足”的美国，在“炸弹暴举”时，统治者应为自己前途着想。“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总之，当前“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且废除与自由恋爱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婚姻,从而使“人类真得解放”。很明显，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是憎恨的，要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革命。
自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投身到十分紧张的革命斗争后，他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为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两起两落后才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再次遭受重大挫折后才被多数共产党人推上领袖地位。到抗曰战争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扩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战争的进行，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深化了。
第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既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分解作用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多年。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销售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购买市场。”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残余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与此相反，他们是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一切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他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
第二，“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中国为了打败法西斯资本主义侵略和战后发展经济，需要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反法西斯联盟并从这些国家引进资本。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尤其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所以中国除了同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反日同盟外，“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将十分有利于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141。在回答斯诺提出的对外国投资如何对待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 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而“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1937年3月，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谈话时指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同各和平阵线国家英、美、法等进一步地靠拢，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争取国际的援助，加强抗战的力量[M。1938年7月，他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中国将来抗战获胜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1941年7月6日致周恩来电说：“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误。”“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20毛泽东在此所提到的“批评”，是指中共批评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美、英所执行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成了一种放任政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利己主义政策，必须予以揭露：“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表示愿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中国与美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有现实可能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盟国关系建立。主张对华政策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史迪威将军来华。在他的促进之下，1944年6、7月间，中外记者考察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到延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等领导者8次会晤他们。毛泽东在同他们交谈中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建设，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战后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的设想。毛泽东向美国人阐明中共对战后中国的看法，指出战后中国必须在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的道路，将大规模地争取外援，发展与外资的合作，促使工业化的到来。他认为由于苏联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在与外资的合作中，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将占首要的地位。“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22。他声明，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中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中美在经济上的合作，不会造成剧烈的竞争，相反会造成彼此互为补充。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的东西，它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在这方面中国能够满足它。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还不在重工业而在轻工业，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能向其他远东国家提供轻工产品。它可以用原料和农产品帮助偿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债和投资。总之，战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实行亲密合作将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促成与美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4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曾写信建议访问华盛顿，直接与罗斯福总统面谈：“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正式团体去美国，向对中国当前局势感兴趣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官员进行解释和说明，下面是该政府严格限制不加公布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希望将他们作为中国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毛和周即愿立即单独或一同去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议。”，24]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美国已确定扶蒋反共政策，毛泽东的建议无法实行，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原来希望与美国的合作，利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
第三，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所以毛泽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从整体来看已残废了，走下坡路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现在的国际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25。各国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人民中失去信任。现在是世界大震动大变化时代，不是什么“和平”与“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早已完结，以后也永远不能建立[2q。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报告时指出：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彳艮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M针对英、美舆论界出现的一些反苏议论，反人民的言论，毛泽东指出：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帐’。第一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了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
毛泽东还指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但是，美国的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至I」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总之，“第一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十年八年来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所以说，美国将不会是世界上的领袖，“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到1947年，毛泽东仍指出：“苏联的强大，各国人民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仍旧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将迫使英、美和苏联进行贸易，给苏联以建设的机会，给中国革命和各国人民加强团结的机会”。“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换言之，中国只有跟苏联走，才会有前途。
二、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
如果说毛泽东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否定多于肯定，那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则是随着中国革命实践发展而有过重大变化。大致可分为生长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
在1921年到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处于生长期。他在1923年7月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说：“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321。他所说的商人包括了本来意义上的商人（买卖人）包括了制造商，认为“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并指出商人是“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 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33]。毛泽东在此时把资本家认同为实现革命成功必须联合的力量。
1925年12月至1926年初，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中，一方面明确地肯定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其原因为现在的中国革命，“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指国民党一引者）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上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34],这显然就行不通。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在这两大联合战线进行斗争时，“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一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一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去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此时毛泽东所指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但“买办阶级与非买办阶级，有一部分是未能截然划分清楚的。以商业论，固然许多商人是洋货商、土货商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有些商店的店内，是一部分摆设着土货，一部分又摆设着洋货”，“这类人并不是纯粹民族的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乃是中产阶级右翼”。“中产阶级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如国货商等即在此列。“中产阶以及“许多高等知识分了一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各革命阶级之所以要提防中产阶级，是因为“那些站在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丨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即大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为中国共产党后来从事民主主义革命而制订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不过，毛泽东的分析也有缺陷，如他所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拿都市说，大银行家、大商业家、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还包括有“官僚（如孙宝琦、颜愿庆等)”、“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39]。在此，毛泽东简单地根据财富的多少就将地主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并将军阀、官僚、政客、大律师、一部分教授和留学生等也简单地列入大资产阶级的范畴，这样的分析显然很不成熟。
大革命失败后，究竟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这个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此时斯大林宣布说，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像俄国1905年革命那样要等12年的时间，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经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使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兴奋，以致从大革命失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党内三次“左”倾错误，把中间势力作为最危险的敌人来对待。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客 九O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应该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认为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是“反革命”，主张“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对“资产阶级”实行“工农民主专政”。
但是毛泽东在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通过深入调查，认识到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认识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因而他提出共产党现时对于乡镇的中小商人要保护，“鼓励中小商人放心做生意”[44,对于城市商人采取“保护贸易，“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的政策，主张“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4(6。并且他坚决反对在土地改革中，侵犯资本主义商业或实行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以及其它打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左”的冒险政策。他认为苏区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对于私人经济，只要私人经济不出政府法律范围之外，是加以提倡和奖励的。尽可能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只有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才能“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471。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正确认识虽然遭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反对，但为他后来认识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自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党中央奠基西北，到解放战争时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渡过黄河前这十多年，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由弱小转向强大时期，是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认识进一步深化和成熟时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复论证中国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向中外、党内外人士指出这一点。1937年6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指出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首先，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是部分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还有国际条件，其中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中要求大家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山统统挖掉。5月3日,他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作关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的讲话时指出，中共愿同国民党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49。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在回答关于中国是不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才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时指出：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在回答关于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50。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在回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时，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上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下篇。我们现在正在做上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下篇文章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至一定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要变为现实性的。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充分说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弱点，也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而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到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论证中国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必然性，并且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衔接，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2完善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即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 把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对大资产阶级的认识，毛泽东在1936年底认为：
“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带买办性与封建性的大资产阶级，虽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这个革命战争，然而由于他们的自私自利与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认为大资产阶级可以在某种历史时机“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到抗日相持阶段，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掀起反共高潮时，毛泽东在1940年3月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大资产阶级历来……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又将“大资产阶级”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并进一步指出，官僚资产阶级，“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毛泽东在1935年底认为它“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到1939年毛泽东指出：
民族资产阶级是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残余的束缚，所以，它们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它们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它们也曾经表现过这种反帝国主义与反官僚军阀政府（反官僚军阀政府只在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它们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并未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它们又要依赖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这种情形，特别是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国革命史上，资产阶级曾经演过帝国主义走狗与地主阶级帮凶的角色。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们在它们就不能是革命的力量，反而是革命的敌人了。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或两面性)，虽然同时存在于一身之中，但其表现是有时间性的。在同一时间内，或者以发挥其革命性为主，而以发挥其反动性为辅，或者以发挥其反动性为主，但并未完全消失其革命可能性。这是由于摆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的敌人（它们所认为的敌人)，在同一时间只能以一个为主的原故。但是如果历史行程已经把这个价级的革命可能性完全使用枯竭之时，到了那时，它们所有的就只剩下反动的可能性了。
毛泽东在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是估计严重了，这是由于此时他把大资产阶级也算在民族资产阶级内的缘故，正如他所说：“同时还应明白，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极大的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份”，51到1940年由于把大资产阶级从民族资产阶级中挑出，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再具有“反动性”，而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有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同时也“是动摇的”，并提出“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它说它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
3.多层次地认识中国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时指出：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即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民党第一欠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 。
它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但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与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包含几层含义：一是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不能办而又操纵国民生计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必须没收为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管理；二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或者说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不被禁止，而是要加以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了；三是通过“平均地权”或者“耕者有其田”，在中国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认识进一步深化。
第一，认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是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指出：“官僚资本主义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此时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到1947年底，中国革命战争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后，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官僚资本主义”,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第二，从改变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出发，中国需要发展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
由于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对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认为应让其发展，从而有利于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为了建设根据地，毛泽东提出要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的建设。1940年10月14日，在给刘少奇等人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亦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有关的各方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同时，你们应该经过韩国钧、李明扬、李长江及地方绅士、文化界等，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麿、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以联络，……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在同年12月，毛泽东要求各根据地领导注意：“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政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1941年毛泽东使用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一词，认为中国应该“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他在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指出“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要发展边区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691。
1942年1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承认资 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治权利、地权、财权。对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也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
1944年夏，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个体小农经济严重束缚着中国经济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721。“耕者有其田”，就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所以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目前为了抗日，在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和农民交租交息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要发展生产力，成为近代化的国家，“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
为了发展生产力，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删，在中国……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75“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我是在这样的条件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
所以毛泽东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大批被没收，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处于领导地位毛泽东只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已改变。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否定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现在应该讲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了，尽管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应看到，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他特别提醒党的领导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此时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既然点明了资产阶级就是下一个对手和敌人，对容忍自然就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策略手 段了。
第三，必须处理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保持共产党员的思想纯洁的关系。毛泽东在强调发展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时，在党内多次强调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思想纯洁。1940年9月毛泽东提出在边区的党内要消灭资本主义思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但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1941年4月，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时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
由以上叙述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过程中可以看出，作为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从内心深处是不喜欢资本主义的，无论是世界资本主义还是中国资本主义。他从两次世界大战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并给人类造成空前的灾难，同时也给资本主义本身也造成巨大损失的事实中得出世界资本主义残废了，走下坡路了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力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又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种种因素考虑，认为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从资本主义相对封建主义先进，对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落后的生产力有促进作用出发，从策略上提出要让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大发展，并在具体政策上提出发展措施。这对团结各阶层抗日，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有巨大作用。随着中国革命节节胜利，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军事上的不断胜利，经济上没收大批国民党官僚资本而使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时，毛泽东不谈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容忍只是一种纯粹的手段，就考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