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要强化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通过监管转型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国有资本效率问题作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专门研究国有资本效率的学者并不多，对国有资本效率的研究仍多以国有企业的相关研究代替。这可能是考虑到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有效载体，其效率的高低一般可以用于国有资本效率的初步判断。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对国有资本效率的主要经验研究、理论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我国国有资本的效率进行着重考察。微观层面，是从企业或行业出发，研究国有企业的直接效率和效率低下的原因。宏观层面，则是研究国有企业整体的间接效率及其增长拖累效应。
1.基本范畴的界定
为了更好地分析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研究现状和方便后文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首先对以下几个基本概念予以界定和区分。
1.1 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
国有资产是指国家所有的，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能够以货币计量的，并能为所有者或占有者带来未来经济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国有资产包括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即指经营性国有资产，是经营性国有资产最为活跃部分的价值化形态。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对国有资本的定义在改革开放前后是有差异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体制下，国有资本等同于国有资产，即国家所有财产的财产权利的总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外资，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原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受到了冲击，为了扭转国有企业亏损的现状，我国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在股份制的背景下，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控制从原来的全资拥有改为将国有资产以出资入股的方式投入企业，从而体现为一定份额的国有股权。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企业中的财产成为了经营性的国有资产，也就是国有资本。
1.2 资本效率和国有资本效率
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效率的问题上，更多使用的是帕累托效率，认为资本的帕累托配置即是资本效率。资本效率一般可分为资本产出效率、资本积累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三个子概念。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资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效率高的部门，最终达到均衡的资本效率。国有资本效率一般就是指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它通常用来描述国家投入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资本所带来的收益。国有资本效率的衡量一般较多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用国有企业的各项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衡量。
2.微观层面国有资本效率研究：直接效率
这类文献，从企业或行业层面出发，探讨国有企业的直接效率和效率低下的原因。虽然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却大致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私营个体企业效率最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最低，且改制能够提高企业绩效。
2.1 国企的技术与创新效率视角
关于国有企业的技术与创新效率，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了研究。姚洋（1998）对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中的十二大行业一万多个企业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而后得出的结论显示，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比集体企业低22%，比私营企业低57%，比港澳台三资企业低33%，比国外三资企业低39%。刘小玄（2000）、章奇（2001）等的研究也认为国有企业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效率是最低的，从而验证了姚洋的结论。之后，王国顺（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的国有企业经营缺乏技术和制度效率。马荣（2011）同样证明了国有企业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为低下。吴延兵（2012）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使其存在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双重损失。温军等（2012）等的研究则发现在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就会越低。
2.2 国企的代理成本视角
代理成本也是从微观层面考察国有资本效率的重要视角。张维迎（1999）提出企业高昂的代理成本使得企业效率大大降低，复杂繁冗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代理成本产生的原因。Zhou等（2000）的研究则把高昂代理成本的产生归因于国有企业绝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平新乔（2003）估算了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规模，指出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了60%〜70%。李寿喜（2007）对竞争较充分、政府管制少的电子电器行业进行研究，得出了企业产权制度与代理成本的关系，即从代理成本的角度考虑，国有产权企业最高，混合产权企业次之，个人产权企业最低。
2.3 全要素生产率（TFP）视角
另外一个微观层面视角，重在考虑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类文献试图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来研究国有资本的效率，并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其他所有制结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差距，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是各类所有制企业中最低的。如Peltzman（1971）对电力行业进行研究，得到了电力行业的国企生产效率低于私有企业的结论。孔翔等（1999）利用1990〜1994年的数据分析了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情况，得出了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且某些行业的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呈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结论。周黎安等（2007）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在对1998〜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国有企业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其他所有制企业要低。Brandt等（2008）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二十余年的非农业部门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虽然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但与非国有部门相比仍然差距明显。
3.宏观层面国有资本效率研究：间接效率
这类文献，从宏观和间接的层面出发，分析国有企业整体的间接效率和增长拖累效应。对于国有企业是否具有宏观效率的研究，其争论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正、负外部性孰大孰小的问题上。若国企的正外部性大于其他部门，则国有经济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反之，若国企的负外部性大于其他部门，国有经济与经济增长就变成负相关。
3.1 国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较多文献对国企及国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多表明国企对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例如，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指出国企部门规模可以用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他们对1978〜199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国企部门规模给经济增长了带来了明显的负效应。董先安（2004）、刘瑞明等（2010）的研究同样得出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的结论，从而证明了上述观点。
3.2 国企对经济的间接作用机制
从这个视角出发的文献，分析了除国有企业自身效率损失之外的另一种效率损失，他们探讨了国有企业对经济的间接作用机制，指出国有企业存在自身效率损失，且会引发拖累效应。例如，王志刚（2006）的研究发现，国有化程度即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生产的不确定性越高，就越可能造成经济拖累。石磊等（2010）进一步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包含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和由这种效率损失带来的其他效率损失两种。也即，国有企业不仅自身存在效率损失，还会由于软预算约束等原因拖累民营企业的整体发展进度，进而给整个经济体以“增长拖累”。
通过对以上国有资本间接效率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可知，大量的研究都证实国有资本的间接效率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不但会通过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直接体现出来；还可能通过经济波动、软预算约束和所有制歧视等间接途径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为此，詹新宇和方福前（2012）对国有经济改革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探索分析，指出国企双重经营目标的相对权重会因国有企业的改革而变化，故而推进国企改革有利于经济波动的平稳化，这也是我国一直积极进行国企改革的重要原因。
4.总结与展望
通过已有文献的梳理，可知以往对国有资本效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研究多将国有资本的效率转化为国有企业效率来进行分析，且多集中于国有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问题，很少有对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本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量化研究。另外，虽然理论界对国有资本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大致相同，但受样本大小、指标筛选和实证方法等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一些争议。其次，从实际来看，国有资本的效率问题涉及国有资本的宏观功能以及国有企业的微观运营。现有文献或者通过构建微观模型来分析技术、创新效率或代理人成本带来的效率损失；或者通过宏观模型来分析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没能提供一个包含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模型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探讨。最后，现有文献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国有企业对公平、就业、员工福利等社会效应方面影响的研究。
综上，本文对未来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研究方向作出如下展望。
第一，明确研究的对象。国有资本运营效率这一新课题应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而非笼统地研究国有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
第二，控制内生性问题。在搜集数据和选取样本时，应选用大样本数据，以克服使用传统小样本数据可能造成的种种问题，并要对指标进行科学的筛选，考虑相互对比的验证性分析。如此，才能严格地控制好内生性问题，排除由于内生原因所导致的研究结果差异。
第三，完善理论模型。未来的研究应尝试构建一个包含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模型，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科学性和解释力。
第四，关注社会效应。充分认识国有企业的社会效益与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关系也应该成为未来探索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者：曾章备（北京工商大学）
